|
<!--[if gte mso 9]>
Normal
0
<![endif]-->阎崇年教授说万历“贪敛钱财。万历帝派矿监、税监到全国各地去搜刮，'明珠、异宝、文毳（cuì）、锦绮山积，赢羡亿万计'（《明史o诸王五》）。这些钱财不入户部的国库，而归入内帑（tǎnɡ），就是皇帝的私库。中央及地方大小官员，上奏百疏，拒不采纳。”
这是以矿税为例来说明万历贪财。矿税问题，会用一个部分专门说，这里只就矿税的数量以及贪财本身来谈论一下。对贪财本身的讨论其实又和上面说万历肆意挥霍有关系。贪财贪财，贪来的财做什么用的？应该还是挥霍用吧，不能为贪财而贪财。
首先，矿税的数量总共是多少，这里阎教授引用的话本身倒确实可以在《明史》里找到了，但可惜又是如上面挥霍里的“钜万计”类似的一个大而无当的描写“亿万计”，这亿万计是多少，难道说是上亿？？
幸好，对矿税的数字，现在还是有比较确切的估计，不至于让我们被这“亿万计”弄得云里雾里。
王宏钧在《中国从
先进到落后的三百年》一文中说“从万历24年到32年（1596-1605）明神宗朱翊钧派出大批宦官凭借封建专制主义的淫威，掠夺了三百万两白银。各地
的工商业者和百姓却遭到了一场少有的浩劫。这是明代封建专制主义对资本主义萌芽的一次最严重的摧残，其后果'经数十年而不休'”
还有一种说法是“从万历二十五年到万历三十四年的十年时间里，矿监税使向皇室内库共进奉白银五百六十余万两，黄金一万二千万余两，平均每年进奉白银五十余万两，黄金一千多两，这一进奉数字，大于每年关税商税的进奉”
按照前一种说法是每年掠夺接近四十万两的白银，按照后一种说法，也就是五十多万两的白银，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当时明朝大的富商，家里的资产就可以在百万两
以上，做生意一次动用的资金就是几十万两白银。如清初叶梦珠在《阅世编》中说；“前朝（指明朝）标布盛行，富商巨贾操重资而来市者，白银动以数万计，多或
数十万两，少亦以万计，以故牙行奉布商如王侯，而争布商如对垒，至本朝（清朝，编者注）而标客巨商罕至，近来多者所挟不过万金，少者或二三千金，利亦微
矣。”这还是只是布商，如果是盐商，海商的话，手里能够动用的资金当更为惊人。一个国家的统治者据说是在全国各地进行了疯狂的掠夺，如此掠夺的结果却仅仅
是每年最多五十万两白银，甚至可能还不如两三个商人做生意时一次动用的资金数量。
还是回到“贪财”本身上面，一定程度上，我并不反对阎教授给万历扣一个贪财的帽子。只是在对万历贪财的评价，尤其是对拿万历的贪财和其他朝代的皇帝做比较上，有一点商榷的意见。
首先一个皇帝被自己的大臣讥评为贪财，按照我们传统对皇帝的认识，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皇帝不是有绝对的权力么？要花钱，下个圣旨，甚至下个口谕，别人不就乖乖送上来了么？再说皇帝要消费什么东西，别人供手送上还来不及，还需要花钱么？
不是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么？不是说皇帝“以四海为家”“以六合为帑藏”吗？但正如一位日本学者所说，这些话，反过来的意思就是皇帝没有真能够完全受他支配的私人财产。
一篇名为《明朝灭亡真相》网文说“天下都是皇帝的，皇帝为什么还要囤积财产呢？皇帝拿这些钱能有什么用处呢，他要什么就有什么，钱能做什么用呢。可是神宗这个皇帝偏偏爱财如命，”
这种说法的奇怪之处在于作者自己指出了矛盾之处，但并没有因此产生必要的质疑，更没有进行更慎重的判断，而仅仅是把这种矛盾暗示为皇帝个人的病态怪癖。
田口宏二朗针对万历29年时任直隶巡按的安文壁对皇帝说的话“皇上以六合为帑藏，视此四万金奚啻太仓之一粒”评论说“安文壁颠倒传统的王土思想，警惕皇帝
过度贪婪的理论，其实是反对矿税的众多文人经常采用的说法（如'皇上以四海为家''皇上以六合为帑藏'）。不过皇帝在行使各种公共和私人行为的时候，果真
如此将王土思想反过来说的话，就意味着他自己没有特定的家产。”
如田口宏二朗所说：“当然明代财政体系当中帝室也有某'收入'和'经费'，从内库的收入来讲，确有金花银（折粮银）和慈宁宫籽粒等重要的帝室经费来源。不
过这些收入并不能算做帝室专用的项目。例如金花银原来是江南等地区的田赋，是属于户部管理的部分。嘉靖年间以后，这个项目虽然逐渐变成内库的收入来源，但
到明末户部也一直干预金花银的收取和开销。……可以说除了若干庄田收入等等以外，帝室原来没有专项财源”
所以所谓万历贪财，其根源在于明朝中晚期，大部分的财政开支，皇帝没有权力任意支配，皇室费用的花销，动辄受到牵掣，以至于皇帝常常觉得手头紧张，有时候
甚至还不如一个明代的富商来得宽裕！不得不想方设法去获得一些私房收入，以便自己有备无患挥霍消费之用，这才是所谓万历贪财的实质所在
<!--[if !supportLineBreakNewLine]-->
<!--[endif]-->
| 
加好友 
发短信
Post By：2008/11/10 10:33:00 [只看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