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傅莹女士究竟想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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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春二月，既是春潮涌动、万物滋生的时节，又是乍暖还寒、倒春寒会出现的日子。眼下在北京召开的“两代会”上，中国的政治气候也宛如这自然气候一样，既给人以改革将会继续深入、市场经济与民主宪政并行不悖的烂漫鲜花盛开不再遥遥无期的希望，也给人带来既得利益者不会主动放弃已得利益、经长政短的跛足改革依然故我的阵阵担忧。坦率地说，两会对外发言人傅莹女士在记者招待会上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高论，就印证了人们的这种担忧并非多余。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各界有智之士已经基本形成了这样一个共识：中国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大量问题，已然证明了这个看法的客观性和洞察力。可是，代表一个人口众多又是负责任的大国的最高会议发言人，却持有与众不同的极不负责的看法。3月4日傅莹女士在回答美国记者的相关提问中这样说：“关于政治体制改革，我简单介绍一下。在中共十八大报告当中有一个专门的章节论述， ‘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支持和保证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推进依法治国，加强对宪法和法律实施的监督，这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也就是你关心的问责方面的重点。”

    如果她的回答仅仅至此，对于一直面目不清的中国特色道路及没有方案没有时间表没有路线图的“政治体制改革”，一直以忍耐著称的中国人民也许仍会对此满怀善意地翘首以待，继续朦胧继续盼望继续纠结下去。但傅莹女士接下来的一段归纳却犹如一瓢冷水泼向电视机前的观众：“中国已经找到了自己的正确道路，而且正在取得成功，我们没有理由不坚持下去。我们有我们有13亿人民，13亿人的智慧和勇气足以使我们能够克服困难、能够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能够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老实说，傅女士的回答蹩脚得可以。从她宣布这是最后一个提问机会、又不无自信地有把握回答一切疑难问题的表情中，她可能会觉得她的这个答案多么滴水不漏，多么简洁明快，多么政治正确，又多么符合中国近百年来的历史行进轨迹。而在笔者看来，这段话实在是漏洞百出，强词无理，既暴露了顽固势力阻挠破坏改革的真实意图，也显示了傅莹本人对近现代中国革命对政治体制探索的实践较为浅薄甚至愚昧无知。这个评价，傅女士如果具有“容忍批评、尖锐批评”的雅量，那就给我一个抗辩的机会吧！

    这段话的一个大漏洞，是说这条正确道路是“找”来的。这我就有些不懂了。“五、四”运动后，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们，一直宣布他们接受的理论指导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还更生动地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行事的方式则是 “以俄为师”。直到新政权建立前后，毛泽东还为斯大林对中共性质的怀疑而有委屈有牢骚。为了彻底打消斯大林的顾虑，为了证明中国党像苏联党一样是正牌，毛按斯大林指示不计代价地让“中国人民志愿军”和联合国军在朝鲜干了一仗。至于以后，“阶级斗争”的治国模式，“路线斗争”的党内整肃，对工业的国有化，对农业的“集体化”，对国民经济的行政管制，由“宣传部”主宰思想文化教育，甚至对最高领导人活着时喊“万岁”死了后睡水晶棺，等等，无不亦步亦趋惟妙惟肖。“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简直像如今的垃圾广告一样充斥在官方文件、讲话、媒体、文艺作品和矗立交通要道的宣传画中。就是供人们观赏的电影也充满了这种理念，如歌颂毛泽东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里有这样一组画面，当悲哀的“江河水”作伴奏演员们用舞蹈表演了一大段中国人民如何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后，男解说员不失时机地高亢激越地总结说：“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以上种种，足可证明，中国近现代走的“路”，分明是现成的，是别人“送”的。要说是“找”的，一于人不公，二岂不又贬低了这条“路”的价值并不具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灵通？

    当然，从傅女士头发黑白相间、脸部红润白晢的肤色看，她大约比我很年轻几岁，我经见过的，不能要求她也全知道。那我就谈几件依她这个年令的人应当知道的事吧。政治体制改革一词曾在1957年被几个后来打为“右派”的人叽叽喳喳地说过几次，“文革”中议论过几声的极少数先知先觉者也被当着“反革命”无情镇压了。它首次以褒义词出现在公众政治文化生活面前，乃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发表了一篇关于国家政治制度改革的重要讲话。邓公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就是因为毛时代的政治制度存在着权力高度集中、封建专制犹存、民主监督不易、人们普遍贫穷、人权难以保护、上层建筑不能适应经济基础等严重缺陷。他的名言“制度好坏人难以办坏事，制度不好好人难以办好事（大意）”之所以成为脍炙人口的经典，就是因为我们“走的路”或政治体制不仅会导致“大跃进”“人民公社”“反右”那样的严重失误，也会酿成十年“文革”这种大罪大恶。从这份讲话发表之日到如今，时间过去了三十多年，虽然我国政治体制必须改革的理念日益深入人心，修修补补的纠正措施出台过不少，但政改的关键步伐仍然没有迈出。比如，保障 “依法治国”的“法律至上”原则和“司法独立”举措至今仍被人漠视或否定，保障人民言论自由民主监督的“新闻法”仍是空中楼阁，官员家庭财产公示制被官员普遍抵制，社会在官员的示范作用下走向全面的体制性腐败，穷富差距进一步拉大，自然环境严重破坏，连吸口清新空气喝杯干净水吃上放心的食品都成了越来越多的人的奢望……如果傅莹女士真有那些什么“自信”，应当不会自已蒙住眼睛看不见这些事实。人们之所以称邓公为“总设计师”，就是因他提出了改革而没来得及和全国人民共同去实现这个蓝图，他的未竟事业照说还要依靠后人尤其是执政党的高级干部们继往开来地做下去。

    可傅女士倒好，不说对胡赵、江朱、胡温故往的努力与遗憾心中无数，就是对习李新班子锐意带领人民深化改革的雄心壮志也视而不见，就匆匆忙忙地宣布这条“路”“找到了”。请问傅莹：习近平同志前不久谈到“把权力关到笼子里”，这个“笼子”谁在造？造好了没有？他说要高度重视反腐，“既打老虎，又打苍蝇”，我们有了根治腐败的过硬的“打”的制度吗？打“老虎”、拍“苍蝇”的人会不会受到打击报复？习近平同志2月初在中共政治局会议上提议制定关于中央党政、国家领导干部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监督、做人民合格公职人员的若干纪律准则，这当然是十分必要的十分紧迫的，我们只是
担心，这种准则会不会又碰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困局，沦为官员们讥讽江总书记要求“吃四菜一汤”式的笑谈？还有，习总书记在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纪念大会上庄严指出，“保证宪法实施，就是保证人民根本利益的实现”。我国的宪法制定有年颁布有年执行有年了，如果它能得到切实实施、人民根本利益能得到顺利实现，总书记还会在上任伊始就高度关注吗？不说旁的，仅此数例，足已说明这条“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直到现在，我们都还在“找”，并没有形成完善的法律和制度保障。用小平的话说，是“摸着石头过河”。傅莹女士怎可断言已经“找到了”呢？若如此容易，十八大报告何必再用一个章节专门论述政改、去阐述含有二十个字的政改奋斗目标？傅女士是否太过于轻率了？

    傅莹女士那样兴奋地宣称他们“找到的路”是什么样的呢？打开闷葫芦一看，原来是“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听到这里，我不禁哑然失笑。“人民代表大会”，1954年我国就召开了，还用你傅莹们去“找”？这不是贪天之功嘛！不要说这种会议名称会议形式与傅莹们毫不相关，其“推进依法治国”和“监督”的功能发挥亦令人一言难尽。中国的人代会，一直有“橡皮图章”的美誉，对有些国家大事，可以选择性地让它在会上议一议，可以让代表们走过场举个手，对有些大政方针，它连与予问闻的资格都没有。比如，文革的发动及国家主席和一大批官员倒台民众受害，对学潮及“动乱”的处理。省以下的人代会官员，从前大多是前实力派领导退下来后担任，现在虽然不少地方由第一书记兼任，但那只是为了“加强党对人大工作的领导”，只是权力更往一个人手上集中，并不表示人大地位有了实质性提高。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委员长，首任是刘少奇，后在国家主席任职上不通过人代会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直至被整死。继任朱德委员长在“文革”初期就被中央大员们批判为“反对毛主席”的“野心家”，此后污蔑他批判他的大字报一直不断，尚须毛表态“保护”方能过关，以后基本不干预政事。八十年代彭真委员长在面对外国记者“是党大还是法大？”的提问时尴尬以对。万里委员长在那年“动乱”的关键时刻被阻于外地十多天之久，随后从政坛消失……“最高权力机构”领导人有时连自己都保护不了，焉能监督握有强权实权者？至于人大代表，像申纪兰式的“只举手”“只投赞成票”并引以为荣者比比皆是，像开封市姚秀荣这样合格的全国人大代表很快被撤销，有参政议政能力的人连竞选地方代表的合法性都不给。由这种规则这样的人组成的机构是“最高权力机构”，还具有傅女士描绘的超强功能，真是神了！傅莹女士声言“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支持和保证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问题是谁来提供这个“支持和保证”？现实中有能力提供这种“支持和保证”的只能是法律监督的对象。傅女士的意思岂不是，人民依靠法律监督对象的“支持和保证” 来加强对法律监督对象的法律监督。听听，这像不像梦呓？

    在傅莹女士神乎其技地炫耀 “找到了”、欢呼“正取得成功”的同时，又含着脸说什么“不能一说改革就要求照搬外国模式”。其实，宪政、民主、人权、监督、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是人类政治文明的共同结晶，非为某一个“外国”所独有。如果傅莹女士能够谦虚一点的话，不妨补学一点中共历史文献，领会一下上世纪四十年代我党领袖及中共报纸对我党建政模式或目标的论述，以后再莫大搞“历史虚务主义”，说这种数典忘祖的浑话。毛泽东1944年6月12日答中外记者团时说：“民主必须是各方面的，是政治上的，军事上的，经济上的，文化上的，党务上的以及国际关系上的。”“政治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对于现在某些人时时作为“敌对势力”攻击的美国，毛泽东1944年对担任蒋介石参谋长的史迪威将军的政治顾问谢伟思（美国人）说过：“每一个在中国的美国士兵都应当成为民主的活广告，他应当对他遇到的每一个中国人谈论民主。美国官员应当对中国官员谈论民主。总之，中国人尊重你们美国人民主的理想。”“我们并不害怕民主的美国影响，我们欢迎它”。这样深刻生动阐明为何要学习“外国”“西方”政治制度的文字，怕是连现在积极推进政改的民主派们的论述也难以媲美！莫非我党的先知们早就料到异化的普遍性，因而预留下这厚重的一沓教育不肖子孙的政治遗言？把时隔六十多年的三份答记者问略作比较，谁有理，谁无理？谁进步，谁反动？谁代表大多数人利益，谁代表少数人利益？傅发言人还知道“羞愧”二字否？

    当然，我也知道傅莹并非一个人在战斗，站在她背后的有一个强大的利益集团。一年多前，有人在党报上撰文，胡说什么政治民主化不是不搞，而是“理论准备不足”。估计此人要么对党史文献像傅莹女士一样无知，不知道延安时期实行的“三三制”而不是一党制，不知道“素质”更差的选民用豆子当选票而不是上面任命政府官员；要么是以此为借口为权势者赢得更多的捞油水的时间和空间，以便他们投奔外国时腰包更鼓。更早几年前，有个位高权重者就针对人民大众急切强烈的政改呼声冷冰冰地抛出“五个绝不”的荒谬应答。正像此君热扑扑地远赴重庆为野心家阴谋家薄熙来站台捧角难以得逞一样，他的“五个绝不”论必将淹没在亿万人民的唾沫中，成为后人的笑柄！既然傅莹女士又信心满满地宣称“这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也就是你关心的问责方面的重点。”那我就依一个选民的资格，建议代表们对这位即将卸任的委员长，仅就“政治正确”的朝鲜大搞核开发对我国造成核污染和重庆薄熙来案履行一下“问责”的权力吧，看看这位大人在这两件事上的言行有无失当之处，是否维护了中国人民的利益？

    总之，傅莹女士关于政治改革一问的回答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她内心究竟想说什么呢？我的解读是，既然这条路“找到了”，那就不用再探索了，你们该安心安意了！既然“正取得成功”，如果谁要再妄议政治再乱改制度，就是“破坏”和“颠覆”现有的政治体制，否则，就要“打击”“严惩”！傅莹女士今年“两代会”上的回答只是陈述了逻辑推理“三段论”的第一段，如果此前提成立，第二段第三段逻辑推理将会在明年后年回答记者提问时次第而来。当然，如果那时的她依然充当“发言人”的话。

    写到这里，我不由想到一则笑话：一个家财富有的吝啬鬼外出时叮嘱儿子在家一定要看好门，不要让财物有任何损失。他回来后问儿子执行得如何，儿子答到家中来过一个客人，管了一顿饭。他问吃的什么？儿子喜孜孜地说，我用手给他比划了一个饼子，说着伸出双手在空中比划了一下。不料他老子劈面给他一巴掌，训斥道，谁叫你比得那么大？

    如果说，制造“中国民众素质低”、“理论准备不足”的专家们对我们在空中比划了一个政治体制改革的“饼子”的话，傅莹们的“找到论”及“五个绝不论”则是连这样的“画饼”也不愿给我们一个。既然人家公开表示不“逗你玩”了，我也就不客气地回一声：“算你狠！”

    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态度，并不代表有“智慧和勇气”、“足以能够克服困难、能够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的13亿中国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