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引用无声在2008-11-30 21:37:29的发言：
这是我们一位北京老高三的战友写的回顾文章.值得一读和回味.
浅释“文革”前的升学与就业
现在有一种看法：
“文革”中断了学生的学业，使之不能继续升学；让学生不能就业，只能上山下乡。人数一千六百万。
我认为：我们不能用今天的眼光片面理解过去。
当时的社会情况是：即使没有“文革”，毕业的学生中进一步升学的也是少数。那时大城市还能勉强普及初中，至于广大的小城镇、农村，达到小学毕业程度就已经不错了。
至于上山下乡，当时已经是一条很明确的道路。
我们从当时的国力、社会状况分析：
1958年大跃进以后，城市人口剧增，供给矛盾突出，比例失调。不久国家接受教训，确定经济发展顺序为：农（业）、轻（工业）、重（工业）。
1960年，社会处于“三年自然灾害”。国家又出台“调整、充实、巩固、提高”政策应对。
那时，有些地区农村的生活相对比城市好些。农村可以开发“房前屋后路边地自留地”，用来种植蔬菜、粮食，可以养猪、养鸡。当然，整个社会依然实行严格的 “统购统销”政策。在有些地区，稍稍活泛一些。在这种情况下，我的一个叔伯哥哥带着全家自己选择离开北京工作单位回到河北农村老家务农。当时这样的人们很多。国家也鼓励这种行为。
1963年，国家经济好转。但是经济收入普遍低下。我周围的许多家庭，让孩子能够读完初中就已经很不简单了。
我的一个邻居，一家9口，男人整天在外走街串巷以“焗锅焊洋铁壶”为生，女人操持家务，就是这样的家庭供养了7个大大小小的孩子。别说上学，就是吃饭都成问题。虽然国家对于他家进行多种补助。
人口多，很多人归于批判马寅初的“人口论”。这里不否认国家的失误。但是反过来看，如果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就推行优生限生政策，不光当时国家决策人不能接受，社会广大阶层也不能接受。我们不能离开那时的经济、文化、传统看这件事。那时办事还不兴“强制”。这是题外话。
下面请看我的小学同学、初中同学关于1963年毕业去向的两组统计数字（由于资料短缺，不够完全）：
我小学毕业的这个班共有42人。1963年升入高中的10人，占23.8% ，升入中专的13人，占30.9%，直接选择就业的17人，占40.4% ，参军的2人，占4.8%。
再看我当时进入初中的这个班，有36人。1963年升入高中的19人，占52.8%，升入中专的3人，占8.3%，工作的12人，占33.3%，参军的2人，占5.6%。（情况不详的没有列入总数）
在这我身历其中的两个班就业的同学当中，有部分人到厂矿举办的“中技”进行技能培训，有的到了郊县国营农场，还有两个同学根本就放弃“中考”，直接选择工厂就业。其中一个到了甘肃国防工厂。这两个同学学习非常优秀，其中一个还是北京四中毕业。他们无奈家境困难，不得不选择挣钱道路，十分令人惋惜。其余同学，有到新组建宁夏农垦十三师的，也有少数同学自愿到农村插队的。在回忆杜恒昌烈士的文章中我已经有所介绍。
这样看来，当时决定了61.7%的同学初中毕业后可以找到工作（包括在中专、技校培训的同学）。但是，不能保证留在北京，其中很大成分后来也到了全国各地。
只有38.3%的同学面临1966年的高考。但是，那时国家采取计划经济，教育经费严重不足，院校偏少，升入大学、大专学校的比例很低。我们北京六中属于教学质量不错的学校，高考入学率也不足百分之四十左右。因此高中毕业后大部分还得选择就业或没有把握的“复读”（我的一个哥哥就是复读后考上大学的）。
在那个时代，大学招生名额十分有限，强调“阶级路线”，“又红又专”，招收标准并不完全取决考试成绩。
因此，当朋友说：你们老高三真亏，眼看着就高考了，又赶上了“文化大革命”。我常常笑笑，并不多言。因为我知道，大学的门槛并不一定有把握迈过。这里的因素很多。
我们初中毕业那年，选择中专上学属于时尚，竞争十分激烈。因为毕业后就业方向明确，还能确定国家干部身份，工作稳定，适合解决家庭经济困难。
从上面的分析看来，“文化大革命”只是中断了在校学生的正常学业与就业分配，因而积攒形成一个庞大的特殊群体、社会“肿块”。
但是客观说来，即使没有“文革”，进一步升学的愿望也不能保证全部得到实现。到全国各地去工作甚至“上山下乡”务农对每一个毕业生来说也不是没有可能。
试想：全国一千六百万“知青”上山下乡，即使不发生“文革”，即使分开几年按部就班有序的解决，任何一个政府当时也是一道相当的难题。
不要忘了，那时新中国刚刚成立17年，国家底子薄穷啊，升学与就业的矛盾本来就十分尖锐突出！
这是历史现象，为什么叫“一穷二白”呢？
“穷”是摆在眼前的实实在在问题。
不要忘了当时外国人的评论：中国人穷的“三个人穿一条裤子”、“大锅清水汤”。
根据当时的历史情况，因此我认为：
即使没有1966年文革以来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希望踏踏实实的升学、就业也有相当的困难。那时国家、人民经济都不富裕。
我们不能用今天教育事业的大发展衡量历史。
另外，在1966年以前，刘少奇已经提出“半工半读”道路。
大家有所不知，在我中学期间，学生要下乡参加义务劳动，由开始的每年15天增至30天，1965年12月我们学校和全市机关、学校一样在怀柔开挖“京密引水渠”，即使再有几个月我们就要参加高考也必须坚持这个制度。
另外，从历史看，毛.泽东一直认为“与工农结合”是培养无产阶级接班人的举措。早年大批知识分子参加“革命”的事情就不赘述了。（我们学校的党支部书记、13级高干，当年作为中学生就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
即使毛.泽东对他的儿子也这样要求。1946年毛岸英回国，毛安排他到陕北劳模那里进行“三同”生活。1949年进城，毛又安排儿子到北京机床厂接触了解工人，1950年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周恩来把自己的侄女送至草原牧区插队。董必武也把儿子（我的同学）送到革命老区插队锻炼。
现在可以理解，上山下乡运动的高潮不是突兀而至，这条道路已经渐渐成型。只是到了文革，各种矛盾汇集尖锐、突出，达到爆发程度，以至不得不形成“高潮”。加之中苏关系紧张，出于战备要求全国各地仓促组建生产建设兵团。
综上所述我感到还是要客观看待当时的升学与就业。离开当时的社会基础、国力、文化、传统等等看问题就难免不够客观出现“走样”。
我想补充一点:六十年代初期的"特别姑娘'侯隽大姐和"身居茅屋、胸怀天下"董加耕大哥他们的事例就是最好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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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By：2008/11/30 21:37:00 [只看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