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近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谈到改革时称，“中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一旦出现就无法挽回、无法弥补。”

习的这句“警语”看似平实，但却暗藏刀锋，所以抛出后引发舆论关注，出现了各种解读。大致说来，无论左右，一个共同的认知是，习所谓的“根本性问题”指的是中共的意识形态，也即是在意识形态问题上不能出现反马克思主义的“颠覆性错误”。

笔者认为，要理解习的这句警告的确切所指，可以从三个层面的展开分析。

第一个层面，是针对改革走回头路的现象，警告在要不要“改革”这一根本性问题上，不能不改革，也不能拖延改革，更不能走回头路，如果这样，就是颠覆性错误。这一点应该很清楚，习是在谈到中国改革时抛出这一说法的。他说，“改革是一场深刻的革命，涉及重大利益关系调整，涉及各方面体制机制完善。”在“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的时候，“要一鼓作气，瞻前顾后、畏葸不前不仅不能前进，而且可能前功尽弃”。在这样的语境下，习提出“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显然，这里的“根本性问题”，指的是“在攻坚期和深水区的改革”中，改革不能停滞不前，也不能拖泥带水，畏首畏尾，如果出现这种现象，导致改革倒退，丧失发展机会，这就是“颠覆性错误”。

习所以在国际场合强调中国不能走回头路，不会走回头路，是因为习李上台后，意识形态之争以及中共采取的言论管制措施和打压异己的行动比过去更甚，从而导致国际社会忧虑中国会不会事实上停止进一步改革开放，走回头路。习借助国际场合，高调谈论改革，为的就是打消国际社会的这个忧虑。因为习明白，解决中国的问题，必须靠改革。在习演讲中所列举的问题清单中，如基本经济制度的完善，行政体制和政府职能的转变，科技体制与技术创新，收入分配与公共服务，生态环境保护等，都是中国当前面临的紧迫问题，影响到中国下一步健康发展和提高人民福祉。解决这些问题必须通过改革。所以，习近平才会说，中国要前进，就要全面深化改革开放。面对人民群众新期待，必须坚定改革开放信心，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更有力的措施和办法推进改革开放；并呼吁，在改革坚持正确方向的前提下，要“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敢于向积存多年的顽瘴痼疾开刀，不停顿、不止步。这等于说，任何在改革问题上的犹豫不决，“走回头路”的想法和做法，都是“颠覆性错误”。从而，宣告了他将带领中国继续改革——当然不涉及政改——的决心。

第二个层面，是针对中国的发展道路问题，警告不能脱离中国实际和发展阶段，不顾中国国情，推进激进的政治改革，如果这样，也是颠覆性错误。

如前所述，在习李执掌权柄后，中国社会对发展道路的争论比过去更激烈。是走宪政民主和普世价值的道路，还是坚持中共“发明”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或者像极左所主张的那样重回毛主义的路线上去，中国社会的各种力量、各色人等，这大半年来都在进行激烈辩论，并未因薄熙来的受审而偃旗息鼓。尽管薄的极左路线在政治上受到打压，但在思想上并未遭受清算，反而和官方意识形态结成同盟，所以，中国社会的发展道路之争，实际上主要是普世价值派与中国特色派的论战。这就是今年5月以来的所谓宪政与反宪政的较量。反宪政派得到了官方支持，但在这场较量中未占到上风，因此才会有后来的借整治谣言对大V的整治，以及在习的“8.19讲话”后，官方进一步升级的亮剑举动。因为官方清楚，不把社会鼓吹自由民主宪政的风潮打下去，社会主义会更会失去信仰，从而有可能会把中国带向一条激进民主之路。

中共认为，中国革命和现代化的历史表明，必须根据自己的历史和国情，走自己的路，而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探索和实践中，只有中共带领人民找到了实现民族复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因此，中共从内心里认定，从西方贩卖过来的这套自由、民主和宪政的价值理念不适合中国，根据这套理念来改造中国，更行不通。任何想在中国实践别的道路的主张，实际上都暗含着否定中国现有的政治制度，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共产党领导的意图，否定中国以往的探索，这当然是中共所不能同意的。它已经为人民规划了一个实现中国式的自由、民主和宪政的路线图和时间表。这就是中共提出的两个“一百年”。按照两个“一百年”的规划和部署，中国人民将能享受比西方的民主和自由更高的民主和自由权利。但任何激进的政治改革，都会造成对国家基本政治制度重新进行安排，打乱这一部署，不利两个“一百年”目标的实现，有违人民的根本利益，所以一定不能往这条道路上走。有这方面的苗头，就是颠覆性错误。

第三个层面，是针对在中国的“维稳”大局这个根本性问题上，不能动摇中国的稳定局面，任何有使稳定局面瓦解的思想、言论和行动，不论来自哪方面，都是“颠覆性”错误。

稳定本身并不构成一个独立的价值，它是其他价值的结果，像上述两种情况，都会对稳定产生好或坏的影响。但在中国，稳定则变成了独立价值，是各级政府施政的重要目标。出现这种情况，与中国处于转型期，矛盾多发有关，但更多是中共错误理解了邓小平有关稳定的思想。邓小平基于苏联和中国“六四”的教训，把稳定上升为执政党的头号目标，指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然而， 邓所谓的“稳”，主要是指中国基本政治制度和政治准则的稳定，以及国家政治生活的规范化和秩序化，即国家基本政治制度和政权的安全，它被认为是中国改革开放和发展经济的前提和基础。对于这一意义上的“稳定”，不仅来自右的思想和主张会对其产生威胁，来自极左的僵化思想和主张，同样也会对它产生威胁。所以，邓小平才会提出既反右也反左。

可现在的问题在于，除了这一层次的稳定外，中共尤其中共的地方政权，机械地理解邓的维稳思想，把现实中发生的一切不利于稳定的事件和行为，即所谓“人民内部矛盾”，当作威胁政权和制度安全的敌我矛盾来处理，并施之于专政手段。这在今年表现得特别明显。当混淆两种维稳的性质时，无疑会进一步激化矛盾，使事情向坏的方向转化，导致矛盾和对抗升级。而地方政权又把这作为验证自己判断正确的依据，采取更严厉的手段进行打压甚至镇压。如此，形成恶性循环，并最终导致如今这种令现政权感觉四面楚歌的“越维越不稳”的局面出现。当“维稳”成为各级政府最重要的政治任务时，“稳定”事实上已挟持了中共，任何和官方不一致的思想言行，都可能被认为不怀好意，构成了对执政党的“颠覆性错误”。

可见，习近平关于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的警告，实际是在重复十八大有关“既不走老路，也不走邪路”的宣示。但由于这是在国际场合，习不可能用如此直白的话来表达，于是采用一种隐晦却直指问题要害但国内民众都明白的方式来表述。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作者邓聿文曾为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副编审，从事中国改革与社会转型研究。本文责编邮箱 mojing.huo@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