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公社祭

　　二 “五风”的出现

　　一直有一个想法，毛泽东的胸怀、智慧、严谨及担当与同僚相去太远，无人能望其项背，这就注定了要一生劳苦——又要指方向、找道路，又要驾长车、训牲口，这样才能一帆风顺、遇难成祥。否则，一个招呼不到，就要出问题，甚至出大问题。从井冈山到中央苏区，再到长征、到延安，一路走来，无不如此。

　　毛泽东一贯的工作方法是路线确定以后，先搞试点，取得经验，然后再宣传造势，全面铺开，并在工作中密切观察，随时纠正缺点和失误。而在本阶段工作将要结束时，目光和主要精力已转移到下一阶段的工作上，如此循环往复。如今，国际局势使他不能不投入大量精力，同时，也可能有锻炼一线(一九五六年八大以后，中央分一线、二线，一线的领导主持日常工作，而毛泽东则想腾出时间研究一些哲学问题和国际问题)的意思，这辆车就交给了他们。

　　这不，现在又出问题了。

　　每个人思想的不同，调查研究的着眼点不同，得出的结果、处理的方法也不同。七至十月间，刘少奇在山东省寿张县、河北省徐水县以及河南、江苏视察时,提出了很多不切合实际的口号和主张。在山东寿张，称赞浮夸的干部“打倒了科学家”，出笼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神话”;在河北徐水听到狗肉汤浇出一百二十万斤山药时，就鼓励群众“你们可以养狗啊!狗很容易繁殖嘛”;在江苏常熟，听到亩产一万斤的汇报后，指示他们“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同时主张拆散家庭，老幼男女分别军事化管理，遭到毛泽东的批评：那种搞法不是给国民党对我们的诬蔑帮了忙吗?......怎么共产党不要家庭呢?要禁止拆散家庭，还是一家人大、中、小结合为好。

　　更不可思议的是，主抓宣传的邓小平，十月八日在天津霸县参观号称亩产十一万斤的稻田时，竟让社员群众把他及杨尚昆、刘澜涛、林铁等搀扶上稻堆，留影纪念，在历史上留下重重的一笔。

　　而对此，毛泽东则多次明确给予否定，十一月十四日，毛泽东在专列上听取湖北王任重等省、地、县、公社领导和农民代表的汇报，当听到了亩产万斤稻谷时，毛泽东果断地说：我不相信。人们解释是经过农村工作部长亲自验收的，他回道：靠不住，谁验收也靠不住。对着《人民日报》上五个小女孩站在稻堆上的照片，风趣地说：娃娃，下来吧，站得越高，跌得越重呢。可惜，这种声音压不住前面的声音。

　　就是在这个时期，在这种气候下，上行下效，我们当地和全国各省一样，也刮起了“五风”，吃食堂也开始了。

　　八十六岁的老同志张殿刚回忆说，五八年九月，我从DT乡调入HC乡，当时，苹果还没发虚(注：不熟)，乡长给我摘了两个苹果送行。到HC的第二天，HC、QB、城关三乡合并，成立城关人民公社，公社以下按营(大队)、连(队)、排(分队)建制实行军管。“坏就坏在浮夸、瞎指挥”，“一亩地下四、五百斤种子(注：当时收成好的地块不过八斗——三百余斤，正常亩产也就四斗左右)，耩不过来，就用锄搂成沟壕往里撒”。

　　吃食堂、共产风也盛行起来了。城关的周长发说：那年我六、七岁，公社成立后，搞共产主义吃食堂。我们是城关营十连，一连一个伙，开始都是桌上桌下，每桌摆几个盘子，院子里摆不下就摆到大街上，吃完饭都去炼钢铁，红薯烂在地里没人收。时间不长，就开始喝稀饭了。

　　就这样，一个多月时间，吃完、败(注：挥霍)光了半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口粮，加上此后的自然灾害，形成了以后人们常常挂在嘴边、随意褒贬的三年困难时期。

　　关于大跃进、人民公社初期的刮“五风”，在毛泽东去世后，后死者总是或明或暗地把风源指向毛泽东，明言或暗示后人是毛泽东的“极左”路线，给中国造成什么了“浩劫”、“灾难”。这次查阅这些历史资料，可以清晰地看到，毛泽东始终是在同“左”右错误思想的斗争中，以清晰的思路，把握着中国这艘巨轮前进的方向。毛泽东正是“五风”最早的和最坚决的纠正者，正是他遏制了“五风”的蔓延，限制了官僚的权力和利益，保护了人民(社员)的权力和利益，保证了国家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飞速发展，依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二十余年走过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二百余年的历程。

　　改开以后，重新刮起的“五风”甚至“七风”、“八风”，把国家这艘巨轮刮的风雨飘摇，百姓生存日渐艰难，又有谁能够迅速、有力地予以遏制?

　　而就在一九五八年十月中旬，“五风”刚刚刮起一个多月，毛泽东就已警觉，开始了

　　三 第一次纠“左”

　　毛泽东的又一大特点，是与一般人的“贪功诿过”不同，总是在工作出现过失，人们相互指责，且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时候“让功揽过” 。对人们在工作中的失误不是严厉喝斥、横加指责，而是主动承担责任，积极寻找原因，探讨解决的方案。他曾说过：“决策错了，领导人要承担责任，不能片面地责备下面，领导者替被领导者承担责任，这是取得下级信任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

　　之所以他的身边总是群星璀璨，人才济济，除了人们对他智慧的折服、信赖外，他这恢弘的气度，不能不说是又一重要的因素。但这也给他身后心底阴暗或人云亦云、不明就里者的恶意中伤、造谣诽谤，行下了方便、埋下了伏笔，这是后话。

　　这期间，毛泽东在炮击金门的同时，仍然关注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进展，不断地发一些纠“左”的指示，他派人到河北省徐水县(刘少奇的试点)，对急于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和一县一社的情况给予了否定。从十月中旬到第一次郑州会议前，毛泽东做了大量调查，认真研读了《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一书，着手对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进行纠正。

　　十月底，炮击金门刚结束，他的主要精力又回到了国内，先行派出吴冷西、田家英等到河南摸底，继而从十一月初开始到一九五九年三月，连续召开郑州会议、武昌会议、第二次郑州会议，解决大跃进及人民公社筹建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第一次郑州会议于十一月七日召开，会议通过毛泽东两次修改的《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初稿。在会上，他明确指出，我们没有宣布土地国有，而是宣布土地、种子、牲畜、大小农具社有。肯定了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的性质。八月二十九日的《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并没有对公社以下的单位名称做明确规定，到了九、十月间，农村营、连、排军事建制风行全国。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提出生产队的概念，指出“公社......的主要作用是生产和生活的组织者。”绝口不提——实际上是否定了营、连、排军事建制。又经过几个月的思考，于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在给六级干部的信上，更是明确提出了省、地、县、社、队、小队的概念。

　　九日，毛泽东在谈到纠“左”时，对折散家庭及其他一些“极左”做法表示反对，他说：不是不要家庭，是“废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不合理的家长制。”“一是扩大调拨，一是扩大商品生产。不如此，就不能发工资;不能提高生活。”资产阶级法权“一部分必须废除，如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不平等待人，不是靠工作能力吃饭，而是靠资格，靠权力。”“我们要恢复供给制，但要保留适当的工资制，保留一部分多劳多得还是必要的。”“工作方法中心是要解决实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不要捆人、打人、骂人、辩论人、罚苦工。《人民日报》最好冷一点。”

　　会议期间，他给各级干部写了《关于读书的建议》一信，提议“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现在有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乱思想。”“将来有时间，可以再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他愉快地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时期，读这类书最有兴趣。”

　　他不仅仅只是号召别人读书，而是率先垂范。这个时期，就像七大及七届二中全会上，向全党推荐政治类书籍一样，各种经济类书籍，都是他读过以后，有选择地向全党推荐。这年年底到第二年年初，两个月时间，他用批判地学习的方法，读完了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并留下了十余万字的读书笔记。经大家要求，征得毛泽东同意，这些笔记经过整理，成为高级干部读书的范本。

　　那些自称比毛泽东懂经济的人，实际上是在毛泽东的引导下，读着毛泽东的笔记来探索社会主义经济的，并且，实践证明，他们学的很不好。就是他们顶礼膜拜、亦步亦趋的资本主义经济，他们也学的很不好，学成了一个殖民地经济，学成了一个被掠夺经济，学成了一个“四不像”。

　　十一月二十八日到十二月十日，毛泽东在湖北武昌主持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史称武昌会议，重点修改《决议(草案)》。这两次会议都注重压缩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过于膨胀的空气，纠正了一些负面效应，会议开的比较顺利。

　　而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却很难被大家接受。

　　一九五八年农业大丰收，到一九五九年一、二月间，全国却闹起了春荒，广东赵紫阳率先向中央汇报：原因是由于群众瞒产私分。二月二十二日，根据赵紫阳的意见，中央发文反瞒产私分。

　　二十三日，毛泽东南下调查，二十六日即发现不是群众瞒产而是缺粮。但就是这短短的几天，给群众造成了极大的伤害。曾听姨婆谈起此事，她的哥哥当时是农村基层干部，由于不满一平二调，在这次反瞒产中，受到错误的对待，在开会时差一点被打死。所幸毛泽东及时纠正反瞒产，才没有对农村和农民造成进一步的伤害。

　　二月二十七日晚到三月五日下午，毛泽东在专列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第二次郑州会议。会议上，关于人民公社的体制问题，在各级干部都热衷于集权、主张越大越好之时，毛泽东力排众议，坚决主张放权，主张公社以下各级为集体所有制，并需责权分明，指出“下面的同志也就把公社、生产大队(管理区)、生产队三级所有制之间的区别模糊了，实际上否认了目前还存在于公社中并且具有极大重要性的生产队(注：大约原高级社的规模)的所有制，而这就不可避免要引起广大农民的坚决抵抗。”提出，在人民公社内，由队的小集体所有制到社的大集体所有制，需要逐步过度，这期间，要逐步壮大公社经济，过渡时，应是队共社的产，而不是社共队的产，并且应承认各个生产队和各个个人的收入应当有所差别的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原则。

　　在二十八日的会议上，毛泽东说：“去年九月起，十月、十一月、十二月，我们的手伸得太长了，我们有个很大的冒进主义。”“我现在是支持保守主义，我站在‘右派’这一方面，我反对平均主义同‘左’倾冒险主义。”讲到反对本位主义问题时说：“我没有出北京以前，也赞成反本位主义，但我走了三个省就基本上不赞成反本位主义了。不是本位主义，而是他维护正当权利。产品是他生产的，是他所有，他是以瞒产私分的方式来抵抗你。幸得有此一举，如果不瞒产私分，那多危险，那不就拿走了?”

　　即便如此，中央和各省大部分人仍不同意毛泽东提出的这些主张。

　　为了统一认识，毛泽东仍然谦虚地、耐心细致地做说服工作：我可以这样说，同志们的思想有些是正确的，但是我觉得我的观察和根本思想是不错的，但是还不完善。有些观点需要同志们给我以帮助，加以补充、修正及发展。

　　三月一日的会议上，他还说：“我的这一套思想，是一月二月两个月内逐步形成的。到天津、济南、郑州，跟三省同志们交换意见，对我有极大的启发。因此到郑州，就下定了决心，形成了一套，虽然还有些不完善，还有些不准确，还有些需要发展和展开，需待今后再观察、再交换意见，再思再想。”他总是用温和的语言来启发和引导大家。

　　二至五日，他说：“现在有一个矛盾，相当严重的矛盾，”“目前我们跟农民的关系在一些事情上存在着一种相当紧张的状态，这究竟是什麽一回事呢?主要矛盾在什麽地方，我以为主要的应当从我们对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的认识和我们所采取的政策方面去寻找答案。”“他们(注：指干部)误认人民公社一成立，各生产队的生产资料、人力、产品，就都可由公社领导机关直接支配。他们误认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误认按劳分配为按需分配，误认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他们在许多地方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因此他们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对生产队的一些财产无代价地上调，银行方面也把许多农村中的贷款一律收回。一平、二调、三收款，引起广大农民的很大恐慌，这就是我们与农民关系中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公社体制最基本的是要承认“除了公社直接所有的部分外，还有生产大队所有制和生产队所有制。”“六中全会的决议写明了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和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经过的发展阶段。但是没有写明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也需要有一个发展过程，这是个缺点(后来，毛泽东就此事多次做自我批评)。因为那时还不认识，下面的同志也就把三级所有制之间的区别模糊了，实际上否认了，这就引起了农民的坚决抵抗。”

　　第一次郑州会议上，他指出，从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需要一个过程，第二次郑州会议又进一步指出，公社内部，由队的小集体所有制到社的大集体所有制，也需要一个过程。

　　在原则问题上，则是决不退让，这期间，他首先提出“共产风”这个词，批评道：“公社在一九五八年秋季成立之后，刮起了一阵‘共产风’。主要内容有三条：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义务劳动太多。三是‘共’各种‘产’。”“造成了一部分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的情况。”他坚决强调：“瞒产私分不是本位主义，瞒产私分极其正确，那股风一来，他幸得瞒产”，“要恢复农民的名誉。”还“谢谢五亿农民瞒产私分，坚决抵抗”。

　　毛泽东既坚持原则，又循循善诱，并主动作了自我批评，对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承担了责任，使大家减轻了负担，打通了思想，终于化解了抵触情绪。说到动情处，他说：“六中全会决议就是缺三级管理、队为基础这一部分。这是个缺点，这个责任我担当起来。”

　　在他的主张下，会议通过了《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修正草案)》，形成了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方针的十四句话：“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成为制止“共产风”、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基本政策，其中最重要是队(注：相当原高级社)为基础，等价交换，按劳分配。取消一县一社，初步纠正了“一大二公”的体制。明确规定“三级核算”、“队为基础”指的是生产队，否定了基本核算单位集中在生产大队(管理区)的意见，并且又承认了大体相当于原初级社规模的生产小队(注：即最后定型的农村最基层组织——生产队)的部分所有制，稍后，把生产小队的半核算单位问题也提了出来。这虽然还未臻完善，但在人民公社的探索过程中又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后来，在大家的一致要求下，会议记录中删去了毛泽东自我批评的那些话。

　　关于这些情况，王任重的日记略有记载：“主席的谈话像丢了一个炸弹，使人一惊，思想一时转不过弯来......大家还有相当大的抵触情绪......就在这一天的午饭后，我睡了一觉起来，思想就开朗了，觉悟到主席抓住了根本问题、关键问题，而我们是直线，抓的是枝节问题，是改良主义的修修补补的办法，不能彻底解决问题。”“这次主席谈话，我们几个人跟他唱反调，再一次证明我们自己的思想水平低，相差太远。”“二号晚上主席又找大家去，当面宣布几项结论，征求大家意见。大家都同意了，是真同意了。”从这些记载中，不但可以感悟到毛泽东的高人一筹，还可以管窥到毛泽东工作中的民主作风之一斑，对于后世谣传的毛泽东“家长制”作风不攻自破。

　　后来薄一波也回忆说：“如果不是毛主席从纷繁的事物中，找出人民公社问题的症结所在，我们的事业就可能被‘共产风’所葬送。”

　　期间，他再次致信刘少奇、邓小平：“这次公社化，仍然必须讲步骤，避免破坏。”他要求把郑州会议精神一下子捅到最基层，敦促各省尽快召开六级干部会议，“以便又深又透地解释人民公社当前遇到的主要矛盾和诸项政策问题”。

　　对于在公社成立初期，刮共产风、一平二调对群众造成的损失，毛泽东坚决要求退赔。在三月二十五日至四月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海会议)期间，他指示道：“旧账一般不算这句话......应改为旧账一般要算,否则对群众不能解怨气。对干部，他们将被我们毁坏掉。有百害而无一利。”“不要‘善财难舍’。须知这是劫财，不是善财。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是不许可的。”对于小队(注：相当于初级社)的重要性，他说：“小队搞不好，公社也不行，因为事情都要通过小队去办。”“小队的部分所有制问题是有道理的。食堂在那里，土地在那里，耕牛在那里，小队不负责任，没有积极性怎麽行!”

　　这时，灾情也凸显了出来，情况报到中央，有十五个省闹春荒，其中包括山东、江苏、河南、河北、安徽五个产粮大省，四月十七日，毛泽东发了一个题目醒目的文件：《十五省二千五百一十七万人无饭吃大问题》，要求“在三日内，用飞机送到十五省委第一书记手收，请他们迅即处理，以救二千五百一十七万人的暂时(两个月)紧急危机”。

　　四月二十九日，一贯行文高雅、大气、诙谐、辛辣的毛泽东，用不识字的人也能听得懂的通俗生动的语言，饱蘸着深情，在《党内通信》上，给六级干部写了一封公开信。信的开头是这样说的：“ 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我想和同志商量几个问题，都是关于农业的。”信中说了六个问题：包产问题，密植问题，节约粮食问题，播种面积要多少的问题，机械化问题，讲真话问题。指出要辩证看待长远规划和当前计划;种植和包产要和老农商量，要讲真话，不要听上面的“一吹，二压，三许愿”;大灾之年，甚至把群众的饭桌也做了妥善的安排：“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闲时半干半稀，杂以蕃薯、青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每年一定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按人定量”给“干部特殊化风”安了一个栅栏。

　　不久，他又提出了一个“把富日子当穷日子过”的主张。

　　这封特殊的信切中时弊，冲破某些领导人或领导机关的封锁，立刻在全国农村中引起强烈反响。对当时的农业生产也起了明显的积极作用。

　　随后，中央出台了两项重要政策：明确家畜家禽实行公养私养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恢复了社员的自留地，规定“仍然按照原高级合作社章程的规定，自留地不超过也不少于每人平均占有土地的百分之五”。毛泽东强调：“没有自留地不能大量发展私人喂养的猪鸡鹅鸭，不能实行公养私养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从而发挥了集体和社员个人的积极性。

　　“大跃进”、人民公社的车头开始往正确的方向上回归。

　　然而这时，却出现了

　　四 庐山的干扰(第一次反右)

　　七月初，为继续解决人民公社及大跃进中存在的问题，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纠“左”。不料，半路杀出个彭元帅，扰乱了纠“左”的进程。

　　这个彭元帅指挥战役是一员虎将，但在战略问题上却屡屡出错：一九三零年，毛泽东率主力红四军进军赣南开辟新的根据地时，彭元帅率红五军坐守井冈山，偏听永新县委的一面之词，任其屈杀王佐、袁文才，导致当地民心丧失，井冈山根据地失守，直到建国前夕方才收回;一九三三年，为迎合博古等人的临时中央，不听毛泽东的苦口劝说，率主力攻打国民党重兵把守的赣州城，三十三天未果，致使数千将士殒命城下，最后，还是在毛泽东的解救下，方才撤出险境;一九四零年，未经请示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擅自发动百团大战，在战役上取得了可观的战果，但在战略上却过早地暴露了共产党的力量，使国民党和日寇达成默契，先后抽出力量对付共产党：间接诱发了一九四一年的皖南事变，损失了新四军军部及九千将士;直接导致日寇一九四二年的“五一”大扫荡，使经营多年的八路军主力三折其二。

　　这次又是这样，本来，会议采取温和的、说服的办法进行，就在大家欣然接受批评，纠“左.”已成定局的情况下，彭元帅虎性又起，坚决要求追究个人责任，并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骂娘，引起公愤，加上他们一群人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非议，“讲什么’人民公社办早了’，’得不偿失’”等等，受到大会的批判。在随后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上，停止了纠“左”，提出了反右的主张。为一九六零年“左”倾复燃，“五风”回潮，农村受灾埋下了隐患。

　　毛泽东在一九六一年三月曾感慨道：从(注：一九五九年)三月到六月，只反了四个月的‘左’，如果继续反下去，那就好了。谁知道彭德怀在中间插了一手，我们就反右......反‘左’中间插了一个反右，在群众中间一反，结果就反出一个浮夸风。庐山会议反右这股风把我们原来的反‘左’割断了。

　　当然，这只是原因之一，但是是一个很重要的人为因素。

　　农村各地开始整社后，十一月三日，毛泽东说：“现在是怕‘左’，积极分子劲一来了，就批评那个有右倾思想的人太凶。还是要细致，批评要彻底，但是方法要真正讲道理，以理服人，不要人多一股气势，过于紧张。”提醒人们警惕反右又必出‘左’的现象。

　　但提醒收效甚微，最终导致了

　　五 灾难的形成

　　一九五九年，中国是个大旱年，特别是河南比周边各省更甚，十一月三日，周恩来在杭州向毛泽东汇报灾情时说：“河南有一千多万亩重新种了，种上出来又干死了。”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就是在这样的自然灾害中，入冬以后，初步组织起来的各地农村，都依靠公社的力量，开始大搞水利，周恩来说：“河北算最大头。河南也算个重点。现在冀、鲁、豫、苏、皖是一个重点区，然后黄河的水土保持就是晋、陕、甘、宁夏，然后就是旱区四川、湖北，还有……”大家都信心百倍，意欲三个冬春变水害为水利。

　　面对群众的热情，毛泽东支持中带着冷静，更有对民力的珍惜，主张：此仗三个冬春是不能解决的，来个十个冬春能基本解决水利就很好。由此，到一九七六年毛泽东去世，十八年间，全国共建大中型水库八万六千余座，小型水库及塘坝更是星罗密布，难以计数。

　　毛泽东去世后，人民公社解体，在个体经济的农村，大部分水库只是常年使用，荒于维护。即使维护，也只是做些“面子工程”，不能真正解决问题。三十年后，相当一部分已成险库，有的因城乡住房建设，库容回填，有的只有百分之四十的库容，且主要用于私人承包养鱼，开发旅游，搞经济收入，很少用于抗旱浇地。即使浇地，集几亿公社社员创建的这些库坝，却要向那些极少数的“好猫”付费，才能得到点滴的“恩赐”。

　　一九六零年二月底，针对人民公社工作中复燃的一平二调、刮“共产风”的“左”倾现象的抬头，毛泽东特意批示全国“地、县、公社三级党委，请公社党委的同志们，切实讨论几次，开动脑筋，仔细地冷静地想一想，谈一谈，议一议，纠正缺点错误。”但并未引起重视，到三月下旬，各省的情况相继报来，各级干部的虚报浮夸，贪污浪费，重刮“共产风”有增无减，毛泽东非常愤怒，语气开始严厉：“一些公社工作人员很狂妄，毫无纪律观点，敢于不得上级批准，一平二调。另外还有三风：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又大发作，危害人民。”“对于那些最胡闹的，坚决撤掉，换上新人。”“平调方面的处理，一定要算账，全部退还，不许不退。对于大贪污犯，一定要法办。一些县委为什么没有注意这些问题呢?他们严重地丧失了职守，以后务要注意改正。”但是，“对于犯错误而不严重、自己又愿意改正的同志，应当采用教育方法，帮助他们改正错误，照样做工作。”

　　三月至五月，又多次提及农村人民公社的问题：“相当严重。一平二调，不守纪律，根本不问县委，自己就平、调。县委也不管，省委更不管。”“三反问题。今年要搞三反，就是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已经六七年没有反了，现在大发作。”他对于反瞒产私分尤为反感，特别强调“哪个要反瞒产私分?......这种书记就不要让他当了，要他吃饭完了。”旗帜鲜明地支持“瞒产私分”：我现在代表五亿农民和一千多万基层干部说话，搞“右倾机会主义”，坚持“右倾机会主义”，非贯彻不可。你们如果不一齐同我“右倾”，那么我一个人“右倾”到底，一直到开除党籍。

　　五月六日，毛泽东在郑州详细地询问河南的旱情。吴芝圃说：“全省有四分之一地区一直旱到现在，今年浮肿病多，主要是信阳专区，说病了十来万人。正常死亡与浮肿病死亡也很难分，死亡率是增加的，信阳专区可能增加好几万人。”

　　其实，在信阳，由于基层干部强行征购粮食，反瞒产私分，已大量出现浮肿病，非正常死亡已达几十万人，又层层封锁消息，一直到十月底，这些材料才送到毛泽东手里，毛泽东紧急处理以后，心情极为沉重，常常睡不着觉。作为对自己的惩罚，“富有天下，却依然清贫”的毛泽东，定下了“三不”协议：不吃肉，不吃蛋，吃粮不超定量。他对护士长说：“国家有困难了，我应该以身作则，带头节约，跟老百姓共同渡过难关，不要给肉吃，省下来换外汇。吃素不要紧”。此前不久的八月间，由于国际、国内工作的压力，毛泽东体力大耗，对生活一向没有什么要求的他，曾对值班人员说过，他很忙，文件多，生活上对他多照顾一下(看到此，忍不住鼻头发酸，用了很大的努力，才控制着了眼眶里打转的泪水)。

　　此协议一直执行到七个月后的夏收时，期间，周恩来多次劝说无效，以至于长期腿脚浮肿。

　　与封建君主虚伪的“罪己诏”相比，毛泽东此举真情所系，更具垂范作用，周恩来、朱德以下大都节衣缩食，“跟老百姓共同渡过难关”。在这期间，YX地区成立生活检查团，家父当年是检查团成员之一，随同巡查了YX各县，生活虽然清苦，各级干部却与社员群众同锅吃饭，不敢有丝毫特殊，共同度过了三年来最困难的时期。

　　六 整风整社(第二次纠“左”)

　　面对信阳事件这种严峻的形势，中央迅速做出在农村中开展整风整社工作的决定，以肃清“五风”。毛泽东强调指出：“纠正一平二调的‘共产风’，纠正强迫命令、浮夸和某些干部特殊化的作风，坚持以生产队为基础的公社三级所有制，是彻底调整当前农村中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关键问题，是在公社中贯彻实现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的关键问题。”

　　十一月二日，周恩来主持起草《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的紧急指示信》，毛泽东修改后，三日下午“用电报发出”。

　　在毛泽东对指示信原稿修改的用词和语气中，可以看出他当年的心情：“以生产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从一九六一年算起，至少五年不变”是他在八月北戴河会议上提出的，这次他将五年改为七年，并加了一句“在一九六七年我国第三个五年计划最后完成的一年以前，坚决不变”;原稿中说“以生产队为基础的公社三级所有制……必须在一定时期内稳定下来”;他将“一定时期”改为“一个长时期”;原稿中说，各生产小队之间在分配上的差别“对于发展生产是有利的”，他将“有利的”改为“极为有利的”;将原稿中的“社员户养猪也不可偏废”改为“应该鼓励”;原稿中说，“在现阶段，人民公社分配原则还是按劳分配”，他在“在现阶段”之后加上“在很长的时期内，至少在今后二十年内”。

　　中共中央的紧急指示信共规定了十二条政策：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现阶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坚决反对和彻底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加强生产队的基本所有制;坚持生产小队的小部分所有制;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小规模的家庭副业;少扣多分，尽力做到百分之九十的社员增加收入;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供给部分和工资部分三七开;从各方面节约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安排好粮食，办好公共食堂;有领导有计划地恢复农村集市，活跃农村经济;认真实行劳逸结合;放手发动群众，整风整社。

　　这些，过去基本上都作过规定，现在集中而系统地强调必须坚决贯彻这些政策，在广大党员干部中引起十分强烈的反响，普遍感到这是党中央采取的一项非同寻常的重大步骤。

　　十一月中旬，为加强人民公社的领导力量，决定抽调万名党性强、有能力的干部下放基层。毛泽东还专门为中央起草了《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他指出：“在讲大好形势、学习政策的过程中，要有一段时间大讲三分之一地区的不好形势，坏人当权，打人死人，粮食减产，吃不饱饭(注：毛泽东从来不回避、不隐瞒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封建势力大大作怪，对社会主义更加仇限，破坏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农村工作极为艰苦，要有坚强意志决不怕苦的精神才能去，否则不能去。”“全国大好形势，占三分之二地区;又有大不好形势，占三分之一的地区。五个月内，一定要把全部形势都转变过来。共产党要有这样一种本领，五个月工作的转变，一定争取一九六一年的农业大丰收，一切坏人坏事都改过来，邪气下降，正气上升。”

　　十一月二十八日，毛泽东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批语中，有这样一段话值得探讨这段历史的人深思：“毛泽东自己说，他是同一切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同命运、共呼吸的。他说，他自己也曾犯了错误，一定要改正。例如，错误之一，在北戴河决议中写上了公社所有制转变过程的时间，设想得过快了。在那个文件中有一段是他写的，那一段在原则上是正确的，规定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原则和条件，是马列主义的。但是在那一段的开头几句规定过程的时间是太快了。那一段开头说：‘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三四年内就可以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者更长的时间。’这种想法是不现实的。现在更正了，改为从现在起，至少(同志们注意，说的是至少)七年时间公社现行所有制不变。即使将来变的时候，也是队共社的产，而不是社共队的产。又规定从现在起至少二十年内社会主义制度(各尽所能，按劳付酬)坚决不变，二十年后是否能变，要看那时情况才能决定。所以说‘至少’二十年不变。至于人民公社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规定至少七年不变，也是这样。一九六七年以后是否能变，要看那时情况才能决定，也许再加七年，成为十四年后才能改变。总之，无论何时，队的产业永远归队所有或使用，永远不许一平二调。公共积累一定不能多，公共工程也一定不能过多。不是死规定几年改变农村面貌，而是依情况一步一步地改变农村面貌。”

　　经过十五年的奋斗，公社、大队的集体经济逐步壮大。一九七五年七月，经过调查研究，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正式向毛泽东建议，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从小队向大队核算过渡。可惜，因毛泽东的去世人而成为中国人民心中永远的痛......

　　在立足长远，坚持走集体化道路的同时，毛泽东也始终在关心着农民眼前的利益，在寻找着二者之间的平衡点。一九六零年底到一九六一年初，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关于自留地，他总是希望多留一点：“百分之五是否少了?百分之七怎么样?”要大家议一下。养猪问题，毛泽东重申要实行公私并举、私养为主的方针。关于粮食价格，毛泽东提出，只提收购价，不提销售价。他说：“这样，可以解决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工农业产品不等价的问题。我们很大一部分积累是来自农民，是不等价拿来的。”至于这之间每年十亿元的差价，则由国家来负担。这样既稳定了社会，又照顾了农民的利益。这就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优越性之一。

　　讲到退赔问题，毛泽东这一次讲得更严厉，更坚决。他强调：一定要坚决退赔。县、社宁可把家业统统赔进去，破产也要赔。因为我们剥夺了农民，这是马列主义完全不许可的。一定要坚决退赔，赔到什么东西都没有。不要怕公社没有东西，公社原来就没有东西，他不是白手起家，是黑手起家。只有退赔光了，才能白手起家......县、社干部不满意不要紧，我们得到了农民群众的满意。不痛一下就得不到教训。痛一下，才能懂得马克思主义的等价交换这个原则。退赔兑现了，干部作风才能转变。

　　毛泽东赞成退赔要有政策界限，在大办水利、大办交通、大办副食品基地等情况下平调的，属于政策失误，要由国家退赔一部分;由国家退赔的，不能让县、社退赔。

　　关于整风整社，重庆市长寿区有这样的描述(长寿新闻网二〇一一年十一月十四日)：

　　长寿县开展的整风整社运动，大致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一九六〇年十一月至一九六一年三月，主要是贯彻“十二条”，重点是整顿落后队，全面开展退赔工作纠正干部“五风”，解决农村各级领导核心问题，确立和巩固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三级集体所有制。第二阶段，一九六一年四月至九月，主要是贯彻“六十条”的规定，组织退赔兑现。同时，贯彻落实按劳分配政策，承认差别，克服生产队之间、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第三阶段，一九六一年十月至一九六二年一月，主要是贯彻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搞好生产和收益分配，作好组织处理工作。

　　通过上述三个阶段的整风整社工作：

　　一是纠正了“共产风”，并实现初步退赔兑现。中共长寿县委制定了《关于清理一平二调，坚决退赔兑现的意见》。各公社、管区和县属各部门、单位，根据县委的意见，对平调的物资、钱粮和劳动力等，进行逐队、逐户清理、登记、造册。根据清理出的平调物资和资金，组织退赔。

　　二是调整了社队规模，确立和巩固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长寿县在整风整社中，撤销了原来以区为单位的大公社，调整为四十三个人民公社;将原来的三百七十二个管区，调整为五百八十八个大队、六千一百四十三个生产队。恢复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生产经营管理权归生产队，劳力、土地、耕牛、农具固定在生产队使用(即“四固定”)。

　　三是整顿了各级组织，落后社、队的面貌开始发生变化。调整、撤销或处理一批“五风”严重，特别是打骂群众，违法乱纪，群众意见大的干部，重新选举或配备新的干部，建立新的领导班子。

　　四是贯彻了党在农村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和“大集体、小自由”的经济政策，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得到有效调动。五是教育、挽救了大批农村基层干部，使干部作风发生大的转变，干部队伍得到加强，党群关系得到了改善。

　　七 调查研究年

　　时间刚跨入一九六一年，毛泽东就以商量的口吻和大家说：今年搞一个实事求是年好不好?希望同志们回去之后，要搞调查研究，把小事撇开，用一部分时间，带几个助手，去调查研究一两个生产队、一两个公社。希望今年这一年，一九六一年，成为一个调查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调查，要在实际中去调查，在实践中才能认识客观事物。

　　一月二十日，毛泽东指示田家英、陈伯达、胡乔木各带一个由六个组员组成的、高级水平的调查组，分别到浙江、湖南、广东的农村，用十天至十五天时间。调查一个最坏的生产队和一个最好的生产队。再用一个月调查工业，而后到广东与毛泽东会合。这是毛泽东直接领导的调查组，到实践的第一线，到最基层，去作系统的历史的调查研究，重点是农村。毛泽东带头作调查，在全党起了表率作用。三个调查组向毛泽东提供了许多具体的、生动的、有重要价值的第一手材料，成为毛泽东调整农村政策的重要依据。

　　二月中旬，调查组出发不久，毛泽东即蹬车南下，在专列上先听了浙江和湖南的汇报，针对基层的体制，他说道：“县、社规模太大，大了管不好，管不过来。生产队的规模也大了。生产队管的小队太多。小队就是过去的初级社，我看把小队改成生产队，把生产队改成大队，原来的小队变成生产单位和消费单位。”并要浙江省委研究一下，把基本核算单位放在过去的初级社好，还是放在过去的高级社好。“我看是群众的要求。你们既然叫大队，底下就不要叫小队，就叫队。因为一讲小队，这个‘小’字就有个缺点，它职权小。其实这个小队有很多工作，有人计算有十五项工作。就叫生产队，上面叫生产大队，是基本核算单位，再上面是公社。公社、大队、队，不要这个‘小’字。”“不要叫小队，叫生产队。”一再强调：“等价交换，不能剥夺农民。”“还是要给农民留自留地。”

　　从能查到的文献来看，到这时为止，从中央到地方，只有毛泽东这样重视生产小队(注：相当原来的初级社)的地位和权力。他的目光，他的注意力，总是盯在生产小队这一级，盯在农业生产的最基层，他的想法，已经接近最后定型的生产队的权力和规模，基本接近客观现实。

　　毛泽东多次提出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问题，希望引起大家的注意，但不直说是他的意见，而是说有人提出的疑问，似乎在有意地启发大家，可惜，总是没人响应。

　　当听到一些县、社、队的领导已经烂掉了。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是为人民服务，否则是国民党作风。对群众没有感情，对贫农下中农没有感情，不顾群众死活，不了解情况，不听群众的话，也不听上边的话，这种人不能做领导工作。”他说浙江省只有一个县委书记称职，反复强调要开办训练班，对干部进行教育。

　　二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在汇总了广州调查组的意见后，又明确而完整地提出了两个平均主义即小队与小队之间的平均主义，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

　　这时，毛泽东在人民公社问题上的思路逐渐成熟，决定制定人民公社工作条例。

　　在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起草过程中，对划小社、队规模，仍有反对意见。毛泽东多方说服，再次强调，公社、生产大队规模要划小，过大了对生产不利。同时又提出了基本核算单位究竟是生产大队还是生产小队的问题，要人们研究。

　　三月十五日，广州会议召开，毛泽东印发了几个主张生产队改为大队，生产小队改为生产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的材料，并注明“主张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以醒目，希望引起与会者注意，但议的结果，都不赞成。

　　三月二十二日，会议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六十条)。同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农村党支部和人民公社全体社员，发出《关于讨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给全党同志的信》。

　　信中提出五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第一，在分配上，生产队和生产队之间，社员和社员之间，都还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平均主义现象。第二，公社的规模在许多地方偏大。第三，公社对生产大队一般地管得太多太死，生产大队对生产队，也一般地管得太多太死。第四，公社各级的民主制度不够健全。第五，党委包办公社各级行政的现象相当严重。这是毛泽东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第一批重要成果。

　　“六十条”统一了人民公社三级的名称，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一律叫生产大队(注：规模大体相当于原来的高级社);过去的生产小队，一律改名为生产队。

　　广州会议后，以“六十条”草案为蓝图，开展了更大规模的、更加深入的调查研究。这次，刘少奇于四月中旬到了天华大队。

　　在这轮调查中，分配问题又进入了毛泽东的视线，他对邓小平、彭真赞赏有加的“三包一奖”予以否认，指出“三包一奖制度是‘烦琐哲学’”。河北省委书记刘子厚汇报说：“三包一奖太麻烦，保定有个调查，三十七道工序，四十九个百分比，一千一百二十八笔账。”“三包一奖年年吵个一塌糊涂，一年至少吵四次，一次吵多少天。”

　　毛泽东总结道：“粮食是群众生产的，还叫什么奖呢?群众多生产的就可以多归他们，还能拿自己的东西奖自己?可以不叫奖。”“三包一奖，算账算不清，强迫命令定局，搞平均主义。三包一奖搞了六年之久，从来没有搞清楚这个问题。”

　　毛泽东把分配的着眼点还是放在工资制和供给制的结合上：“口粮按劳分配部分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太少了.....规定每人口粮三百六十斤，这不行。有了这些基本口粮，就可以不做工了。最好定一百八十斤，吃不饱就得努力。”具体如何划分这个百分比，他尚在思考之中，还需要到实践中、到群众中间去寻找真理。

　　关于以生产队(注：即后来的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问题，毛泽东在三月广州会议上提出已经半年，仍然阻力重重，他多方调查，反复思考，认为非走此路不可，不能再拖了。

　　九月二十九日，他根据河北、山东、湖北省委的报告，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及各有关同志写了一封长信，阐明他对农村基本核算单位的主张，并附有若干份材料。信中写道：“我们对农业方面的严重平均主义的问题，至今还没有完全解决，还留下一个问题。农民说，六十条就是缺了这一条。这一条是什么呢?就是生产权在小队、分配权却在大队，即所谓‘三包一奖’的问题......我的意见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即基本核算单位是队而不是大队。”“此问题，我在今年三月广州会议上，曾印发山东一个暴露这个严重矛盾的材料。又印了广东一个什么公社包死任务的材料，并在这个材料上面批了几句话：可否在全国各地推行。结果没有被通过。待你们看了湖北、山东、广东、河北这些材料，并且我们一起讨论过了之后，我建议：把这些材料，并附中央一信发下去，请各中央局，省、市、区党委，地委及县委亲身下去，并派有力调查研究组下去，作两三星期调查工作，同县、社、大队、队、社员代表开几次座谈会，看究竟哪样办好。由大队实行‘三包一奖’好，还是队为基础好?要调动群众对集体生产的积极性，......我以为非走此路不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过去过了六年之久的糊涂日子(注：这是从一九五六年高级社成立时起算起。这期间，正是八大后，中央政治局提拔新人，中央分设一线二线，毛泽东“半赋闲”，把权力交予一线领导之时，这也是他们第一次“当家”之时)，第七年应该醒过来了吧。也不知是谁地谁人发明了这个‘三包一奖’的糊涂办法，弄得大小队之间，干群之间，一年大吵几次，结果瞒产私分，并且永远闹不清。据有些同志说，从来就没有真正实行过所谓‘三包一奖’。实在是一个严重的教训。”

　　之后，胡耀邦给毛泽东写了一个《二十五天三千六百里路的农村察看》的报告，极力称赞农村“六十条”、大包干，反对“三包一奖”、分田到户或包产到户，得到毛泽东的赏识。而后，在毛泽东去世后的几年间，却以大包干的名义，完成了包产到户及分田到户。

　　为了使“队为基础的大问题十二月就可作出决定。”十月七日，中共中央关于农村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经过毛泽东审阅修改后发出。指示要求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地委、县委，在十月下半月和十一月上半月内，仔细地研究一下这个问题。各级党委的有关负责同志，都要亲自下乡，并且派得力的工作组下去，广泛征求群众意见，深入进行调查研究。又一轮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工作在全党兴起。

　　根据调查的情况，中央起草了《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在这个文件里决定下放基本核算单位的同时，也反对认为基本核算单位越小越好的意见，而主张大体相当于初级社的规模，就全国大多数地区来说，以二三十户(注：那时全国的农村户均大约四~五人)为宜。初稿关于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后不变的时间写为“例如四十年内”。邓小平主张改为二十年。毛泽东在批语中写道：“以改为‘至少三十年’为宜。苏联现在四十三年了，农业还未过关，我国也可能需要几十年，才能过关。”二十年后的一九八二年，邓小平修改宪法解散了人民公社，如期完成了他的意愿。

　　自一九六一年二月上旬起，毛泽东提出以生产队(注：当时称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问题，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响应者寥寥无几(供给制与工资制结合的分配方法在“六十条”中也是几经反复)。到一九六二年二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形成决议，发出指示，正好一年的时间，可见毛泽东在纠正“左”的思想，突破一种旧的观念束缚之难，也可以见到毛泽东工作作风的耐心、民主。

　　改变基本核算单位，是公社体制上的重大调整，也是对“六十条”的重大调整。

　　这是毛泽东发起、集全党之力、用一年时间对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状进行艰苦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之后，对中国的后续发展做出的科学决策。毛泽东每走出一步，都有不同意见的争论。但是，最后能取得基本一致的认识，靠的是他提倡并践行的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和艰苦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耐心地指导各级干部和他一起，带头到实践中去调查研究，“向群众寻求真理”。从实践中提出的问题，再到实践中去寻找答案。

　　农村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决定后，毛泽东说：贯彻要快一点，一传达下去可以调动积极性。有人认为这是倒退。这不是倒退，是前进。不是讲底子薄吗?主要是生产队底子薄，要使生产队由薄变厚，就要发展生产力，就要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要明确大队干什么，生产队干什么，不弄清楚，生产队的积极性起不来。

　　他特别强调指出：“包产到户这事，不可干。”

　　当听到山东的牲口已经停止死亡时，毛泽东说：“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牲口就不会死，农具破坏也不会那么严重。大平均主义六年没有解决，现在解决了。有人说，这是不是退步?是不是社会主义?这不是退步，按劳分配就是社会主义。照顾五保户、困难户，有共产主义因素。还有积累，还有征粮，有了前途。这是整个人民的利益。”

　　八 公社的形成(第二次反右)

　　一九六二年初，由毛泽东提议，在北京召开了著名的七千人大会——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会议期间再次讨论了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问题。这次主旨是强调集中统一、反对分散主义。但一种意见特别突出，与之前的集权主张刚好相反，认为农村集中过多，意思是主张分散、主张放权。

　　有些事情简直有点让人不可思议，六一年的十月以前，几年时间，人们坚决主张集权，经毛泽东多方说服，于十二月才统一了意见，决定权力下放生产队。一个月不到，六二年一月，生产队的权力尚未形成，他们却又要大放权，实在让人纳闷。

　　但毛泽东在不同意见面前，却没有表态，而是鼓励把不同的意见充分发表出来。

　　之后，毛泽东讲了民主与集中的辨证关系，他说：“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因为大家意见分歧，没有统一的认识，集中制就建立不起来。”“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我们的集中制，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制。无产阶级的集中，是在广泛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我们国家，如果不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不充分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集中制。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进一步阐述了“民主基础上的集中，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的组织原则。

　　尽管如此，仍有一些地方负责人反对集中，对分散、放权情有独钟。最后，集中各方面意见，多方协调，终于形成一个为统一全党思想，便于完成各项工作任务，各方面都能够接受的，比较满意的文件。

　　毛泽东的心始终牵挂着农村。农业“六十条”下发快一年了，基本核算单位下放的工作，农村和农业的情况究竟怎样?七千人大会结束的第二天，他即南下巡查，期间，修改他在大会上的讲话。二月底，他指示田家英组织一个调查组，指定了四个调查地点：湘潭韶山(毛泽东家乡)，宁乡炭子冲(刘少奇家乡)，湘乡唐家士宅(毛泽东的外祖家)和长沙天华大队(一九六一年刘少奇蹲点的地方)。他嘱咐田家英，向刘少奇请示后，尽快出发。

　　这里需要说明一个情况：一九六一年二月初，胡乔木受毛泽东委托，带领三个高级水平的队员，到天华大队调查，中旬，以好生产队的典型上报毛泽东。

　　广州会议后，四月十二日起，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在中南局、湖南省的主要头面人物陶铸、王任重、张平化等的陪同下，在天华大队做了为期十八天的调查，湖南省公安厅厅长李强带领几十个人的武装队带枪保卫。期间，刘与天华大队女书记彭梅秀发生激烈冲突后，又写信调来一个由长沙县长带队的工作组，最后，得出一个与胡乔木完全相反的结论。不久，三十一岁的彭梅秀病逝。

　　这次，从三月下旬起，田家英带领调查组分别去了韶山、炭子冲和唐家士宅，不知什么原因，直到六月底调查结束(据毛泽东后来的讲话得知，此次长时间的调查，虽然时间宽裕，但工作却做得简单粗糙)，三个月时间，田家英一直没有踏入天华大队半步。四十九年后的二零一零年，刘少奇故里管理局党组书记罗雄在党媒发文，纪念刘少奇的这次天华调查，却只字不提彭梅秀。

　　在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的书面报告估计(他的口头报告被后来别有用心的人恶意篡改、歪曲，用以攻击共产党)：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几天后，却发现一九六一年实际上存在着三十多亿的财政赤字，一时间，愁云又笼罩在高级干部的头顶，有人就开始打算“人愁生急门(注：办法)”。

　　毛泽东在视察途中，了解到湖南、河南、山东的农业增产有望。七月六日晨，带着愉快的心情回到了北京，而北京等待他的却是一盆冷水。

　　五月初，田家英到上海向毛泽东汇报时，曾反映过农民有要求包产到户的情况。毛泽东说：“我们是要走群众路线的，但有的时候，也不能完全听群众的，比如要搞包产到户就不能听。”

　　六月底，陈云就分田到户同刘少奇、周恩来、林彪、.邓小平等人交换过意见，大家的看法大体一致或者没有表示不同的意见。

　　七月二日，中央书记处召开了一次会议。会上谈到几个中央局主要负责人对这一段时间老是讲错误、讲困难，有意见。还谈到据陶铸、柯庆施讲，毛泽东也表示恐怕讲错误差不多了，讲困难是否也差不多了，以后要讲克服困难。

　　邓小平在会上说：“恢复农业，相当多的群众提出分田。陈云同志作了调查，讲了些道理。意见提出是好的。”还说：“不管是黄猫黑猫，在过渡时期，哪一种方法有利于恢复，就用哪一种方法。我赞成认真研究一下。分田或者包产到户，究竟存在什么问题。你说不好，总要有答复。对于分田到户要认真调查研究一下，群众要求，总有道理。不要一口否定，不要在否定的前提下去搞。过渡时期要多种多样。现在是退的时期，退够才能进。总之，要实事求是，不要千篇一律。这几年就是千篇一律。”

　　七月六日，毛泽东刚下车，陈云请求约见，约见时，陈云陈述了分田到户的理由。他还说，分田到户不会产生两极分化，不会影响征购，恢复只要四年，否则需要八年。陈云后来回忆说：“谈话以后，毛泽东同志很生气。”

　　刚刚回到北京的毛泽东，深深地感受到了包产到户、分田单干主张所形成的强烈冲击，而且来自党内高层的相当一部分人。这可能是他没有想到的。这些意见，同他在外地看到的、听到的以及他自己所想的竟是那样的不同。他觉得这个问题非解决不可。

　　七月八日，毛泽东在他的住处召开由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伯达、田家英等人参加的会议。会上，毛泽东介绍了河南、山东两省的夏收情况，说形势并不那么坏，建议刘少奇等找河南、山东、江西的同志谈谈，了解一下农村的形势。毛泽东表明了他对包产到户的反对态度，批评田家英回到北京不修改“六十条”，却热心搞什么包产到户、分田单干。他指定陈伯达为中央起草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九日和十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先后同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谈话了解情况。

　　十七日，邓子恢再次向毛泽东陈说，“责任田”不是单干，是一种联产计酬的生产责任制，有强大的生命力，广大农民不愿改变。而且不回答毛泽东提出的问题，使毛泽东“受了一个半钟头的训。”并且到处宣扬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使毛泽东极为不满。

　　这时，中央常委的同志都已经清楚毛泽东对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的明确态度。七月十八日，中央紧急下发了《关于不要在报纸上宣传“包产到户”等问题的通知》。下午，毛泽东问杨尚昆：“走集体道路呢?还是走个人经济道路?”杨尚昆在日记里写道：“我觉得事态很严重!!十分不安!”

　　第二天，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重提这两个问题。

　　二十日，毛泽东同前来参加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的各中央局第一书记谈话。他批评了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的意见。他说：“你们赞成社会主义，还是赞成资本主义?当然不会主张搞资本主义，但有人搞包产到户。现在有人主张在全国范围内搞包产到户，甚至分田到户。共产党来分田?对农民，要让他自愿，如果有的人非包产到户不可，也不要采取粗暴态度。问题是要分析农民的基本要求是什么，我们如何领导。有人似乎认为我们和农民搞了几十年，现在好像不行了，难道我们就这样脱离群众?有人说恢复农业要八年时间，如果实行包产到户，有四年就够了，你们看怎么样?难道说恢复就那么困难?这些话都是在北京的人说的。下边的同志说还是有希望的。目前的经济形势究竟是一片黑暗，还是有点光明?”

　　二十二日，毛泽东看了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和第二书记王任重在广西桂林专区龙胜县主持召开的关于巩固生产队集体经济问题座谈会的记录，当即批示印发即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这个文件提出，要划清集体经济和单干的界限，并提出目前巩固集体经济的方针和必须做好的工作。为了引起与会者的重视，毛泽东写了一段批语：“这个文件所作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之后所提出的意见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是否还有可议之处，请各同志研究。并且可以发给省、地两级去讨论。

　　二十三日，毛泽东审阅印发了《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草案)》。

　　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从七月二十五日至八月二十四日，整整开了一个月，形成的文件有二十个之多，关于农村工作的就有十五个，毛泽东最看重的，是《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

　　八月二日晚，毛泽东同华北地区负责人谈话。他先问目前的生产情况，得知山西、内蒙古和北京的单干情况并不严重，河北有少数生产队有这个问题。毛泽东说：看来你们那里单干问题还不严重。从全国看，今年的收成比去年好，去年比前年好，错误在纠正嘛。有少数人把形势看得很黑暗，也有少数人说一片光明。从整个形势看，前途一片光明，也有些问题。问题主要是反映在国内的阶级斗争方面，也就是究竟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这个斗争的时间相当长，一百年后还有这个问题，这种形势要看到。

　　谈到生产队的规模和管理问题时，毛泽东说：生产队以二十户左右为宜，太大了不好。他的思路仍然萦绕在最基层的组织规模上，可见这个问题在他的整个经济思想及社会组织结构上的重要性。至今人们仍然没有做好这个课题，或者说，至今仍然没有一个比五十多年前毛泽东倾注心血创建的生产队更好的、更科学的中国基层组织结构，而基层组织结构正是一个国家的基石。

　　中华民族是一个勤劳善良的民族，但宽厚中又带着懦性。旧中国之所以屡遭欺凌，就是一盘散沙的国家基础加上这种民族懦性，在西方狼性民族的眼里，就是砧板上的鱼肉。毛泽东毕生的精力就是要改变松散的国家基础和懦弱的民族性格。使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然后才能言及其他。

　　在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和起草文件的这段时间里，毛泽东分别找各中央局及其所属的省市区负责人谈话，八月五日，他说：我“周游”了全国一遍，找各大区的同志都谈了一下。昨天下午，西南区云南、贵州、四川各省的同志谈到这样的问题：一搞包产到户，一搞单干，半年的时间就看出农村阶级分化很厉害。有的人很穷，没法生活。有卖地的，有买地的。有放高利贷的，有讨小老婆的。他们说，贫困户、中间户、富裕户各占三分之一。你们有没有这种调查?

　　讲到分田到户，毛泽东说：有的人主张百分之六十分田到户，有的人主张全部分田到户。这就是说，基本上单干或者全部单干。也就是说，把五亿多农民都变成小资产阶级，让小资产阶级当权，让小资产阶级专政。可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他接着说：看来允许百分之几到百分之十几闹单干是可以的，还有百分之九十是集体的嘛!如果全部闹单干，或大部分闹单干，我是不赞成的。如果那样搞，党内势必分裂。为什么要搞这么一个文件(注：《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草案)》)，讲巩固集体经济呢?就是因为现在这股闹单干的风，越到上层风越大。

　　八月九日的中心小组会议上，毛泽东认为各组讨论的情况，是不抓大量的普遍的问题，只抓具体问题，主要观点和分析不够，这样不能展开。他提出，现在需要务虚，要从阶级分析入手，要认真注意，遇到困难和波折时，这方面容易被忽视。

　　李井泉分析说，单干以后，两极分化很厉害，只要两年就很明显。

　　毛泽东接着说：两年都不要，一年多就会出现阶级分化，其中有的还是共产党的支部书记，贪污多占，讨小老婆，放高利贷，买地;另一方面是贫苦农民破产，其中有四属户、五保户，这恰恰是我们的社会基础，是我们的依靠。我们要代表贫下中农，也代表一部分富裕的农民，所以要按劳分配，平均分配的不能太多。他还说：集体化的巩固，必须经过几个回合。我们的集体化已经经过了考验，将来还会继续经受考验的。

　　在谈到对形势的看法时，毛泽东和刘少奇分别做了分析。

　　毛泽东说：应当有分析，有比较，不能是一片黑暗。过去讲一片光明，现在又说是一片黑暗。一片光明，现在没人讲了。从一九六〇年下半年以来，大家只说黑暗，不讲光明，已经有两年了。现在有两种人，一种是只讲黑暗，一种是讲大部黑暗，略有光明。任务是从分析形势提出来的。既然是一片黑暗，就证明社会主义不行，因而就要全部单干。认为大部是黑暗，略有光明，采取的办法就是大部单干，小部集体。然后又必然反映到方针、措施和世界观上。

　　刘少奇说：“一月会议我们做过一个估计，当时说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五月会议又有一个估计。现在看，五月会议对困难有两点估计过分了。第一是认为夏收减产已成定局。现在看没有减产还增了产。第二是那时估计单干在全国已占百分之二十。现在看全国最多也不过百分之十。因此五月会议上说，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是指全国讲的，有些地方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

　　毛泽东说：“夏收还没有定局。今年整个讲是增产了。山东增产了八亿斤，全国都增产。”“那时河南、安徽外逃的人减少了，社会秩序很好。夏收秩序空前好嘛，全国如此。这说明基本核算单位下放起了很大作用。”

　　刘少奇说：“五月会议下了决心，减轻征购任务。当时对困难估计有三种设想：一是估计够了;二是估计不够;三是估计过头。当时认为把困难估计得充分一点，即使出现出乎意料之外的事，也会有思想准备。但是有些丧失信心。”

　　毛泽东说：“恐怕还是一月会议估计得对。过去打仗，军队有两种情况。一种伤亡大，一个连损失一半，但他们不叫困难，把几个连合并起来。另一种是伤亡小，一个连只损失百分之二十到三十，就大叫困难。你们有这样的经验没有?有人估计，恢复需要五年到八年。讲农业恢复，不要说需要那么多年，什么五年、八年，要有点希望。讲得那样长，就没有希望了。不要把困难不适当地夸大。如果那样讲，就是说我们的政策如‘六十条’、‘七十条’、减人两千万(注：为缓解经济困难，中央决定一九六零年起，三年内减少新增的城镇人口二千万以上)、改变高征购等都不灵，或者说我们的政策要长期才能见效，那就需要另搞一套。事实上已经起了作用。单干风越到上面越大，下面就好一些，尤其是灾区越好。”

　　在八月十三日的中心小组会议上，有人提出不按他的办法搞包产到户，农业就不能恢复。毛泽东接着说：“为什么江西没有按他的办法，就搞得好呢?山东破坏得厉害，为什么恢复得很快呢?河南也有起色嘛。搞得好的，每个省都有。北京十个县今年就可以恢复到一九五七年。有的地方就没有恢复的问题。”

　　罗瑞卿谈到，军队一些高级干部，对于把形势讲得很坏有意见。毛泽东说：“军人能看到光明，地方干部讲的是一片黑暗。华东局在上海开会，有的省委书记，如山东的周兴，都是讲一片黑暗。但同一个周兴，只过了两个月，我到了山东找他和裴孟飞谈话，他就眉飞色舞，说形势很好，估计今年山东小麦可增产八亿到十亿斤。”

　　邓子恢作检讨时表示，自己把情况看的太黑暗了，毛泽东说：“你记得不记得，红军长征由原来的三十万人只留下二万八千人，当时中央是怎样估计的?当时中央估计，我们不是弱了，而是更强了。因为过去不巩固，方针、战略、战术不对头。后来一总结就清楚了，有了经验了。”他接着说：“田家英在湖南韶山作调查，只调查了一个公社的一个队，在湘乡、宁乡也只调查了一个队，连一个公社也没有调查。大概这气候适宜于你，你敢讲了。”

　　从这些资料可以断言，一九六二年七、八月间，毛泽东如果稍有松手放权，人民公社极有可能被扼杀在摇篮，或在纷争中延期，全国人民四年的探索努力也将付与流水(文革初期，毛泽东在大字报上，与五十多天的“白色恐怖”一起点名批判的“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前者即指此事，后者则是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残酷打击农村基层干部的事情，即使誉满全国的劳动模范陈永贵也“在四清运动中受气”)。

　　就像对待一个刚诞生的婴儿，是看到希望，满腔热情，精心呵护，关怀引导，使她健康成长;还是只看到缺点，看到困难，冷眼旁观，吹毛求疵，简单粗暴，横挑鼻子竖挑眼，为免麻烦总想舍而弃之。对农村人民公社，当时的中央高层正是后一种态度，初期，他们热情盲目，急于邀功，以至于纰漏百出，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造成了很大的损失，之后，却又消极畏难，像小脚女人一样裹足不前，自甘缩在老祖宗的桎梏下苟延度日。

　　其实，这是芸芸大众的普遍心理，许多事情之所以功败垂成，正是这种心理在作祟，现实生活中，这种例子俯拾即是，可以信手拈来。就说您现在看到的这些文字，在构思初期，想法简单，信心十足;整理中间，材料搜集阶段头绪纷乱，眼花心烦，几欲收手。如果当时畏难收手，此文则不可能与您见面，前期工作也将纯属徒劳。以后再看到的则是不知何时、何人、何种角度、何种立场来述说的这段历史了。

　　毛泽东的坚韧、负责和远见异于常人，他顾虑到了这些，预见到了如果稍有懈怠，他的战友们将如何“演绎”这段历史。有鉴于一九五八年九、十月间他放手后的混乱局面，扰乱了基层组织的建设，造成了不好的影响。这次，他决定把主要精力放在国内，放在人民公社问题上。

　　一九六二年的国际局势比一九五八年更为复杂，东南蒋介石骚扰沿海，西南印度越界挑衅，西北苏联挑起民族纠纷，东北黑龙江暗潮涌动。对此，他说：“这一次，不管国内修正主义，国际修正主义，国际帝国主义，国际反动的民族主义，一切都不受它干扰，什么金门打炮也好，沿海要进攻也好，U—2飞机也好，中印边界也好，新疆事件也好，东北黑龙江的事情也好，准备今年下半年要闹风潮的，我们要‘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从而稳定住了局势，使人民公社的体制问题得以顺利解决。后来的历史也证明了毛泽东决策的正确英明。

　　而对诡谲的国际风云，毛泽东抓住主要矛盾，四两拨千斤，以一篇《全国军民要提高警惕准备粉碎蒋匪帮军事冒险》的檄文，便使周边险情烟消云散。

　　关于农业恢复时间问题，针对陈云等党内著名经济学家预测的包产到户需要四年，否则八年的说法，毛泽东果断地说：“瞎指挥我们不干了，高征购改正了，农业恢复的时间会快一些，恐怕再有两年差不多了，主要是今明两年，六四年扫尾。”实践的结果，证实了毛泽东的预言，到一九六四年底，中国的国民经济就全面好转了。从而也证实了集体经济强大的活力。

　　对此，阴谋史学家、无良公知却集体失语。

　　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正式召开，毛泽东主持大会并讲话。他说：“国内形势过去几年是不好的。一九五九年、一九六〇年，这两年是低潮，因为我们办错了许多事，主要是高征购、瞎指挥这两件大错误......一九六〇年下半年，我们就开始改变了。有一段强调得不够，因为修正主义来了，修正主义压我们。”“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反党集团扰乱了我们，我们那个时候不觉悟。本来是搞工作的，后头来了一个风暴，就把工作丢了。这一回，可不要这样。”

　　二十七日，八届十中全会闭幕，至此，历时四年之久，浸透着毛泽东的心血、经全党努力、全国人民参与、多次反复修改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通过，并在一九七五年一月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政社合一的农村人民公社组织形式被正式载入宪法。

　　无论褒贬与否，农村人民公社是毛泽东继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第二、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并立的三大历史杰作之一。对这三大历史杰作，他的战友们分别做出了前后迥异的选择：第一件，他们主动参与;第二件，他们被动跟随;第三件，他们本能抗拒。这三种不同的态度，凸显出了毛泽东的冠绝群伦、卓尔不凡，凸显出了他历史巨人的眼光和情怀。同时，也注定了他的事业要出现不可避免的反复和曲折。

　　农村人民公社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农村集体经济臻于成熟，标志着一九四九年三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许诺——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的兑现，标志着一个崭新的、以公有制为基础的人民共和国经济基础的巩固。农村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与先她出现的全民所有制的国营工业企业、以流通为目的社会主义商业以及作为社会主义经济补充的个体经济，共同筑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厦。

　　而此时，毛泽东的目光，已掠过喜悦的人群，关注着那更深髓的远方......

　　九 缺失文献的记忆

　　在八大刚结束后的一九五六、一九五七年，从国际和国内出现的一系列事件中，毛泽东敏锐地察觉到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已严重关乎着新生政权的存续，五七年即在思想领域开展了整风和反右运动。

　　一九五八年八月底，在北戴河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的同时，也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今冬明春在农村中普遍展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只是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千头万绪，复杂多变，每一个事件都在消耗着毛泽东的时间和精力，党内高层的其他人又不堪胜任，后一个指示就被迫搁置了起来。

　　现在，人民公社的体制刚刚就绪，毛泽东的思想重新回到了意识形态领域，希望形成一个与新的公有制经济基础相适应的大公无私的上层建筑，在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提阶级斗争，决定在全国城乡发动一场普遍的由上而下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途，由于高层的不理解，层层设卡，处处掣肘，导致毛泽东最终被迫发动了由下而上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两件事至今仍垢议不断，有待时间的评判。

　　那个时代流行这样一句话：“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深谙此道的毛泽东在建国前后，在各行各业，都树立了使人们敬仰的大公无私的典范，带动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这是他之所以成功的又一大要素。

　　一九六四年，他综合各方面的情况，慎重调研，先后提出了“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在工农业战线上竖起了两面鲜艳的旗帜，使社会主义建设有范可依，有迹可循。

　　大寨是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的一个大队，原本是一个贫穷的小山村，七百多亩土地，分成四千七百多块散布在“七沟八梁一面坡”上，亩产不到二百斤。一九五三年，陈永贵一班人响应毛泽东“组织起来”的号召， 开始走合作化道路，凭着人们的公心和组织起来的力量，艰苦奋斗，治山治水，在七沟八梁一面坡上垒砌了层层梯田，并凿山架桥，引水浇地，改变了靠天吃饭的状况。十年后，亩产就增至七百多斤。

　　一九六三年八月，一场百年不遇的特大暴雨把大寨变成一片泽国，房倒屋倾，梯田坍塌，庄稼被毁。就是在这样的困境下，他们不要国家一分钱，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不但保证了自给，当年还足额上缴爱国粮。次年三月，毛泽东看到了大寨的事迹报告，立即组织调查核实，后半年即发出了“农业学大寨”的号召。

　　家父回忆起在那个年代到大寨参观时的见闻，颇有感慨地说：那时正是护青时节(注：庄稼即将成熟，社员着意看护)，远看层层梯田，满山葱绿。来到近前，从山下往上看，只见石头不见庄稼，从山上往下看，只见庄稼不见石头。参观的人都表现出了钦羡和神往，赞叹称奇。由此，大寨人创造的奇迹可见一斑。

　　农业学大寨的号召一经发出，体制初成、蓄劲待发的人民公社便显示出集体的、强大的创造力和生命力，公社社员们战天斗地，修建梯田，平整土地，筑水库，引水渠，短短的几年间，创造出了几千年的个体经济想都不敢想的业绩。

　　林县红旗渠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被誉为“人工天河”。林县人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凿山架桥，从太行山腰修建了引漳入林工程，使几千年水贵如油、靠天吃饭的林县人用水不用愁，清泉遍地流。如果把这些水利工程的土石方筑成高两米，宽三米的防护墙，可纵贯祖国南北。

　　一九六九年四月，中共九大闭幕后，为了“吸收新鲜血液”，保持党的活力，决定“吐故纳新”，从最基层的农村人民公社、大队、生产队开始了为期三年的、逐级往上的整党建党工作，把在走集体化道路以来涌现出来的大批大公无私、敢想敢干的年轻人、基层干部逐级锤炼，提到领导岗位，与先期解放出来的老干部(以后逐批解放)一起，担当起各项工作的重任。

　　陈永贵、吴桂贤、李素文、尉凤英、姚连蔚等是他们中间的杰出代表，都是在实际工作中，从基层，从工业、农业生产第一线一步一步提拔上来的，他们在中共一九六九年的九大和一九七三年的十大上分别当选中央委员或政治局委员。在一九七五年一月的全国四届人大上(朱德当选委员长)，或当选人大代表并被选为副委员长，或进入周恩来组阁的政府并出任副总理。四届人大的工农兵代表达到百分之六十七(现在，几亿农民工只占代表总数的百分之四)。一九七六年，十月惊雷后，他们虽未与各级干部一样被作为“三种人(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和“双突干部(突击入党，突击提干)”处理，但也被迫在几年之内逐渐匿迹隐退。

　　三十多年后，我们当地，这批人已年过花甲、古稀，有的甚至已到耄耋之年，我与他们谈及此事，他们或曰“心有余悸”，或曰“不提那事”，或者干脆“顾左右而言他”，即使略有提及，也是“欲说还休”。可见当时迫害之烈，对他们造成的心理伤害之深。

　　现在再来接触、研究、反思他们，他们的绝大多数都像陈、吴、李、尉、姚等一样,是具有“贫下中农好品质”和工人阶级献身精神的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却都被描述成青面獠牙、红头发蓝眼睛的怪物，“三种人”、“双突干部”都是对他们污蔑的“不实之词”。轻轻地以一句“文化大革命期间”模棱两可、难以考究的混沌之词，就把所有的造谣、污蔑、歪曲、诅咒泼向文革，然后却以“文革宜粗不宜细”的说辞，并冠以蛮横的“不争论”，把他们的真相掩盖在历史的迷雾中，以达到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欺世盗名、趁火打劫之目的。

　　其实，打砸抢分子确有其人，但不是他们，而是他们的反对者。从艰难搜集到的资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时震惊全县、令人发指的几期血案、命案，没有一期是他们所为。相反，正是由于他们有了一些武装(当时叫“文攻武卫”)，遏制了更多的血案、命案的发生。Y在回忆起往事时，像是自语、又像是倾诉地说道：“那次我如果下令开枪，至少是十年的徒刑。”事过几十年，饱经沧桑他，考虑的仍然是对自己的约束和对社会的责任，不以制止了一期血案的发生而为自己邀功摆好。由此，他们的品质窥一斑而知全貌。

　　在全国，正是他们上千万人的集体“遇难”，重创了毛泽东倡导的社会主义道德：为人民服务，大公无私，爱祖国，爱人民，爱集体，爱劳动，斗私批修等等，同时也重伤了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天地君亲师，仁义礼智信，上慈下孝，三省吾身云云。自此，一开中华民族道德滑坡、风气糜烂、社会腐败、民众迷茫之滥觞......

　　整党建党工作告一段落后，在一班崭新的、朝气蓬勃的新的领导班子的带领下，一九七三年到一九七五年，全国的农业学大寨运动被推向高潮。

　　一个偏远小县，也卷入了这翻天覆地的大变化。七五年，恢复各级党委时(六八年成立各级党的核心小组，行使党委职责)，根据原行政区域及境内地理地貌，为便于生产管理，划分出HC、DP、FP、JX四个新的人民公社，前三个公社的地理、地貌属于荒土丘陵，地上无树林，地下无矿藏，水源奇缺，典型的靠天吃饭，亩产只有三、四斗(合一百六十斤)。历史上，每到春荒之时，他们就到情况稍好一点的山里面求亲告友，借贷度荒，夏收时再如数奉还，如此年复一年。如果遇到旱灾，则更是苦不堪言。

　　这几个公社的划分，为几地的专项治理创造了条件，使他们可以根据各自辖区的特点，统筹规划，全力以赴做好农田水利的建设工作。

　　已退休的WSC回忆，我们DP乡(前公社)吃粮的解决，都是七三年到七五年WFJ书记打下的底子。那时，一到冬春农闲时，W书记就领着学大寨，修梯田，大搞农田水利建设。我当时十八、九岁，是学校团支部书记，负责把工地上的好人好事编写成宣传材料，组织学生到工地宣传。没有高音喇叭，我们就把学生五米一人，一字散开，一段一段地往前接力宣读传递。经过三个冬春，平整了土地，修起灌溉网，把QG水库(大跃进时修建)的水引入了千年缺水的土地，再加上种子、化肥的使用，七九年、八零年亩产就有小千把斤。

　　FP乡(前公社)的WMX清楚地描述当年修梯田时分配任务的情况：那时，根据个人劳动力的强弱，在生产队的社员大会上公开评议每个人的劳动日工分值，简单的说就叫“评工”，评出的有十分、八分、七分等不同的分值(大队干部也不例外，只有民办教师可以照顾为十分工)。在修梯田分任务时，如果一百个土方的任务需要一百个工分值，就按每人的分值安排十到十几个人，凑足一百分领取这段任务。所以，劳动力的搭配和任务的大小安排的极为科学、合理，社员在劳动中都主动协作、干劲十足，争先恐后。

　　包产到户后，放弃了这种方法，又采取最原始的按人头分任务的办法，强势欺弱的情况开始出现，导致民怨鼎沸。JX乡的LWY说，七九年、八零年，我还在上学，家里就几个姐姐，缺劳力，修梯田时，按人头分任务，姐姐们使足了劲，结果也总是落在最后。星期天我去帮工，发现两边被人留下很多活尾巴，上面是一米宽的任务，到下面能成一米二。我很生气，也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