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隆平啊,恁能不能顺其自然点?
这两天北方的几个知青网正在推销黑龙江“中国知青生态水稻五常生产基地”的“五常长粒香”,忙得几个张罗人不亦乐乎,好事!其实这大米我已经吃了近两个月了。缘由是家里原来吃得崇明大米快吃完了,那就去了“莲花超市”,崇明大米没找见,发现有促销大米,这就是“五常长粒香”,原价76元一袋(10公斤),促销价便宜10多元。吃了几日还行,所以又去买了一袋。这长粒香比较硬性些,香味不算浓烈,煮粥似乎差点。要是恢复原价,也许就卖不动了,这就是生活中比较原理了。
南方乡镇长大孩子对稻米不陌生,从小就知道“农垦58”。上了中学在“五七指示”指引下参加三个农忙假,放了暑假还有一个农忙假,那就是“双抢”,那个农忙假干活最受罪了,烈日当头,手拿镰刀,割稻如卷席。后来到了塞北割麦子,这高手的水平显现出来了。这也体现了乡镇走出来的知青特色了。
现在年老似乎一半总活在记忆里。记得儿时有篇课文说的是“米丘林的故事”,这“梨苹果”记忆犹新,念中学时,学校有个桃园,也经常在那里参加课余劳动,知道“嫁接”所展现的功效,农业技术也很神奇。58年前小镇没有中学,58年办了两所中学,其中一所就是农业中学,旁边就是公社的农研所。这关系犹如今日的医科大学。68年两所学校合并,还成立了高中部。现在去了高中也只有初中部了,也算是30年河东,30年河西吧?
想起来也挺逗,这育人与育种是一个道理。说现代中国“四大发明”,其中“杂交水稻”就是一个。对这事,我的理解与主流宣传有些不同。一个是我对公社农科所的了解,另一个是七十年代中期我是一个放映员,从反复放映的新闻片子中所了解的。总觉这是一个“集体成果”,过于夸大个人作用不好。没有那个海南某农科所,哪有那个“野生的雄性不育株”?那怎么又有湖南到海南这支农科链呢?还是那年代的新闻纪录片实在!记得让笑声充满田间的那群人……
现在时常回老家,有时也特意住上几天,少不了到乡下去转转,也时常问这稻子是杂交水稻吗?回答有几种,一种回答是“不知道”;还有一种回答是“不是”;令人吃惊的回答是,那稻米不好吃,这里都不种。那么,在中国到底有多少种杂交水稻呢?
也因为我除了数学教学之外,对质量计量与计量院有些合作,他们的砝码比较仪就是一起合作搞起来的,这一晃也有20多年了,也接触些关于水分仪的研制事宜(谷类水份含量),用升温中质量递减速率来检测,还与山东农大探讨过种子计量包装等,知道杂交小麦种子可以留种,而杂交水稻的种子是不能留种,留了也没用。
“人以食为天”,留种的符合天理,不能留种的不符合天理。这个“私有化”的危害,哪天会把天捅个窟窿的,那就是天大的事!此后,我脑子里对水稻杂交并不看好,这类垄断乃违背天理!国家有责任去斧正!研究方国家有责任给予重奖,但不能放权让他们去垄断。因为这是公共的、公益的,更是人类的善事!
回顾一下杂交水稻发展过程,正确评价所发挥的作用,这个还是有必要的。也纠正些过度宣传的误区。杂交水稻研制到1975年的十来年间称为研究阶段。1976年开始杂交水稻推广生产,种植面积扩大到了14万公顷(1公顷=15亩)不过这个数只占总耕地数千分之一左右,说“两平”让国人吃饱,这个宣传过度了。中国过联合国粮食人均300公斤温饱线那是1974年。此后,在杂交水稻种植占主导地位的不是湖南袁隆平团队,而是福建三明农科所的谢华安团队,是他们培育的三系杂交稻“汕优63”引领杂交水稻十多年,用著名水稻育种专家杨守仁的话说,“汕优63救了杂交水稻的命”。
也就说,那年代的杂交水稻还没有什么优势,能不“自身自灭”已经算不错了,“汕优63”可占居杂交水稻种植中的近半壁江山(45%)。到了1997年来自江苏农科院的邹江石培育出了“两优培九”,并表现出优异的品质,在2002年后接替“汕优63”成为全国种植面积最大的杂交水稻品种。直到2004年和2010年时,袁隆平团队的“金优207”及“Y两优1号”才分别崭露头角。老袁可是几十年“磨一剑”,不容易!正如袁隆平所说,“比起个人成败得失,他更关心杂交稻以及超级稻在中国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