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古道游侠“上山下乡运动”的社会心理动因与历史必然性辨析

关键词：上山下乡运动、知识青年、知青一代、悲情持续态、民粹主义、乌托邦、试错
历史进程是各种势力博弈并不断接受“机会”选择的结果。博弈各方的政治主张都有其相对的合理性与局限性，而博弈与选择本身就蕴含偶然与必然的辩证。一旦选择确定，我们就不能说它“该不该”发生，而只可问“为什么”会发生？
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不同气质的时势造就不同性格的英雄，不同性格的英雄亦造就不同气质的时势。气质也好性格也罢，都离不开时代背景的“前因后果”及所造成的历史惯性，离不开参与历史进程的社会群体的心理能量与心理动因。
本文试从社会心理学动因与历史必然性方面就“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成因与终结做一哲学和逻辑辨析，并揭示这场社会实验的民粹主义倾向、乌托邦烙印与悲剧色彩。
一、“知识青年”的前生今世
“知识青年”，1968年后10年间国内报章杂志上出现频率最高的名词之一。而这个时期正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阶段。“知识青年”，若仅从字面理解，只是受过一定正规教育的年轻人。但实际含义并非如此。农村里“受过一定正规教育的年轻人”不被视为“知识青年”；留在城里工作生活的“受过一定正规教育的年轻人”也不被视作“知识青年”。人们总是习惯于把它和“上山下乡”联系在一起。但是，如果我们放眼历史，就会发现，“知识青年”的内涵更丰富，外延更宽泛。只有深入搞清了“知识青年”的内涵外延，我们才能真正认清“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真实的社会心理动因和历史成因。
1939年5月，毛泽东在《五四运动》中写道：“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分。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都明显地表现了这一点，而五四运动时期的知识分子则比辛亥革命时期的知识分子更广大和更觉悟。然而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他又在《青年运动的方向》这篇演讲中说到：“‘五四’以来，中国青年们起了什么作用呢？起了某种先锋队的作用，这是全国除开顽固分子以外，一切的人都承认的。什么叫做先锋队的作用？就是带头作用，就是站在革命队伍的前头。中国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队伍中，有由中国知识青年们和学生青年们组成的一支军队。……但是光靠这个方面军是不够的，光靠了它是不能打胜敌人的，因为它还不是主力军。主力军是谁呢？就是工农大众。中国的知识青年们和学生青年们，一定要到工农群众中去，把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没有工农这个主力军，单靠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这支军队，要达到反帝反封建的胜利，是做不到的。”这里出现了三个名词：知识分子、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他们有其共性，但年龄层次、知识层次和社会层次又不尽相同。知识分子，靠掌握的专业知识技能谋生的社会阶层。学生青年，主要靠家庭供养的大、中学在校生。而知识青年的含义到底是什么？似乎是应介于知识分子和学生青年之间，又似乎与社会变革有关。
在中国数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学而优则仕一直是读书人的终极目标，“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一直是他们的人生信条。考完乡试考会试，考上会试考殿试；举人、贡士、进士，一级一级往上爬；这就是中国读书人的生活轨迹。清朝末年，废除科举。辛亥革命后，在全国实行西式新学，做官不再是读书人的唯一出路。但升学、考名校，毕业后找个收入丰厚的稳定工作，仍然是青年学子的主流价值。然而，进入近代以来，中国社会、中国文化遇到了空前的生存危机，一部分青年学子和知识分子最早觉悟出来。他们反叛传统，不再为科举而苦读，不再为仕途而钻营，不再为发财而巴结，而是为救国救民出生入死、奔走呼号。于是就有了戊戌六君子的“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壮志未酬；有了邹容《革命军》的石破天惊；有了陈天华的投海殉国；有了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赤胆忠心；有了周恩来 “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 的少年壮志；更有了毛泽东“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的气吞山河……他们中的许多就是近代中国“知识青年”的雏形。戊戌维新、辛亥革命、五四运动，虽然目标远近不同，思想武器各异，但革命者忧国之深切、反叛之激烈、思想之活跃、愿望之急迫，形成一种强烈的时代精神和鲜明的人文气质，被称作“狂人精神”和“热血气质”，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几代先进青年。
上世纪30年代，东北沦陷、华北告急。继承“五四”精神的北京学子又掀起了“一二九”运动，并组织宣讲团开赴南方各地，深入到工农群众中去宣传抗日，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毛泽东曾这样评价：“至于一二九运动，它是伟大抗日战争的准备，这同五四运动是第一次大革命的准备一样。‘一二九’推动了‘七七’抗战，准备了‘七七’抗战”（毛泽东：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抗战爆发，成千上万北京、上海、南京、武汉、广州等大城市和海外的青年学生，脱离原有的生活轨迹，风餐露宿跋山涉水，奔赴延安、奔赴皖南、奔赴重庆，成为抗日队伍中的“知识青年”。而那时“从西安到延安的这一条路上，遍设关防，进步的知识青年要通过是困难的”（毛泽东，同上）。上海解放后，陈毅市长在文化广场慷慨激昂的动员报告，沸腾了成千上万青年学子的热血，与各地的青年学生一起，放弃升学、放弃就业，追随革命进军全中国，参加剿匪反霸、土改建政，成为解放大军中的“知识青年”。

“五四”之后，新文化阵营产生了分化。其中有一支叫做“平民教育”，倡导者陶行知主张劳力者劳心，劳心者劳力；主张“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的生活教育。而同为平民教育代表人物的晏阳初，则远离政治纷争，专心平民教育。1920年于美国耶鲁学成回国后，献身平民教育事业，于1923年成立著名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在各大城市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扫除文盲的识字运动，成为20年代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壮举，让几十万平民受益。由于意识到中国的文盲主要是在农村，1926年，平教会选定河北定为县级实验区，在动荡不定的中国开启了长达10年史无前例的乡村建设运动的社会实验。在实验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乡村建设的整体思路。晏阳初将中国农村的问题归为“愚、穷、弱、私”四端，主张以文艺、生计、卫生、公民“四大教育”分别医治。这一教育主张和他们所实施的工作包括：
以文艺教育救“愚”。通过学习文化、艺术教育和普及科学知识开发民智。他们编写了600余种平民读物；选编了包括鼓词、歌谣、谚语、故事、笑话等60万字的民间文艺资料；搜集民间实用绘画、乐谱等，组织歌咏比赛、农村剧社，举办各种文艺活动。以生计教育治“贫”。进行农业科学研究，举办实验农场，改良猪种和鸡种；对农民进行“生计训练”，如推广良种、防治病虫害、科学养猪、养鸡、养蜂；组织农民的自助社、合作社、合作社联合会，开展信用、购买、生产、运输方面的经济活动。以卫生教育救“弱”。实施卫生教育，创建农村医药卫生制度，村设保健员，联村设保健所，县设保健院。1934年，全县建成这一系统，农民每年人均负担不过大洋一角。在控制天花流行，治疗沙眼和皮肤病方面取得明显成绩。以公民教育救“私”。晏阳初认为平民教育的基础是识字教育，中心是公民教育，以养成人民的公共心与合作精神。他们出版多种公民教育的材料，进行农村自治的研究，指导公民活动和开展家庭教育。
他积极提倡“博士下乡”，并以身作则，举家迁往农村。他的许多“海归”同事，舍弃大学校长、教授的工作和当官升迁的机会，来到农民之中，希望能通过定县这个“社会实验室”探索农村建设、民族自强自救的道路。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也算一类与工农相结合的“知识青年”。据80年代初河北省的材料，由于平教会当年的工作，定县已成为无文盲县，已消灭天花；当年平教会引进的良种猪、优质白杨和良种苹果，现在依然享誉河北，致富于民。
五四后分化的新文化阵营各派共同参与了中国历史的进程。平民教育却一度被主流派说成改良主义，而另辟蹊径的他们其实是与主流派殊途同归。他们都看到了农村和农民是中国问题的症结所在，而且他们又都眼睛向下，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不但毛泽东、陶行知、晏阳初等有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理论和实践，就连国民党领袖蒋介石也有类似的想法。他曾在日记中曾表示过这样的打算，用3年时间培养10万干部，每个干部必须下乡3年。还表达了这样的思想：知识分子要和工农相结合，理论要和实践相结合。
知识分子、青年学生与工农相结合有三层意思。一是发动民众，唤起他们的政治觉悟，团结起来打到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改变社会的宏观环境；一是教育民众，启迪民智，接受现代文明，从关乎他们切身利益的具体事做起，改善自身的微观环境；第三，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是一项伟大的社会工程，在这种结合的过程中，检验、修订和完善社会政治理想，探索社会未来的发展方向。知识分子、青年学生与工农相结合的理论与实践，形成一股历史潮流，为推动中国的历史进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并对历史的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建国后，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不断深入，五十年代出现了上山下乡，到60年代末又发展为“上山下乡运动”，产生了现在意义的“知识青年”。
写到这，我们似乎可以给“知识青年”下这样一个初步的定义：本该在城镇升学、就业、生活，却由于某种特殊的历史原因，而脱离原有的生活轨迹，以一种逆向流动的状态参与到社会变革中的青年学生；当社会变革一旦终止，且生活状态恢复到正常，其“知识青年”的现实身份也就自然消失。
二、“知青一代”的社会心理特质
要厘清“上山下乡运动”的成因，“知青一代”的社会心理特质是不可缺或的重要因素。知青一代，指1968年后10年间有过下乡经历的知青群体，出生于抗战结束至建国初期约十年间，又被称作共和国同龄人。据统计，他们约有1700万之众，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群体。要考察和描述他们的心理特质，首先要解决的是参照系。本文在考察“知青一代”心理特质的共性时，不可避免会遇到其离散性，这时，主要以主旋律群体为参照，再参照其他群体。这个群体从人数而言并不是正态分布的中间，但他们的心理特质却与时代主旋律与领袖人格产生共振，决定了知青一代的初始命运。而要弄清“知青一代”的群体心理特质，又离不开他们所处社会结构和主流意识的分析，离不开对建国初头20年国际环境的考察，离不开现代中国国民性和领袖人格的探讨，离不开对近代中国历史惯性的认识。这些都是形成 “知青一代”心理特质的源流和塑造“知青一代”性格特质的条件。
自1840年以来，从两次鸦片战争到中法战争，到甲午战争，到八国联军，到日本侵华，中国一次又一次地遭受外国列强的凌辱，如梦初醒的有识之士探索着救亡图存之路。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教育救国、文化救国……那些温和的、理性的改良主张与实践，在残酷的现实面前碰得粉碎。历史无情地沿着这样的轨迹发展：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国共对抗……直至最后的社会主义，每一次失败的变革总要带来一次更加激进的革命，且形式一次比一次惨烈。这绝非是当事者的初衷。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中国人尽了“渐进”和“改良”的最大努力，而历史却一次次选择了“激进”与“革命”（这恐怕与反动派的顽固和帝国主义的强大不无关系），因而也改变了中国以往的历史惯性，使之有了激进的趋势。历史博弈的残酷与复杂，也改变了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温良恭俭让，造就了激进与麻木的国民性。鲁迅先生创作于1926年的《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一文，高度概括了中国人复杂的国民性：主人—统治者的残忍和顽固；奴才—被统治者的愚昧和麻木；聪明人—无聊文人的虚伪和帮闲；傻子—叛逆者的反抗与激进。这种多重的国民性使中国的历史进程更具复杂性和悲剧性，造成了社会心理能量的悲情化。产生于1935年救亡时代由田汉词聂耳曲的《义勇军进行曲》就是几代中国人“悲情情结”的总爆发。14年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将它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国歌。这很重要，标志着萌于“戊戌”兴于“五四”的中国社会的“悲情持续态”，在建国之际仍方兴未艾，将使中国的历史车轮仍以激进的方式继续前行。
三元里抗英、黄花岗72烈士、二七风暴、平江怒潮、周文雍陈铁军的爱情绝唱、瞿秋白方志敏的狱中绝笔、红军的万水千山、狼牙山的壮士英灵、解放军的南征北战……历史的苦难，历史的悲壮，历史的责任，通过教科书、文学作品、舞台银幕艺术形象和大众传媒融入知青一代的血液之中。新中国创建，共和国缔造者的思想理念成为了新社会的主流意识，并与广大人民群众朴素的翻身感和自发的首创精神形成合力，为医治战争创伤、土地改革、抗美援朝、恢复国民经济、奠定工业化基础、建设现代科技与国防提供强大的社会心理动力。毛泽东曾语重心长地对共和国同龄人说过这样的话：“我们这一代青年人，将亲手把我们一穷二白的祖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将亲手参加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任重而道远。有志气有抱负的中国青年一定要为完成我们伟大的历史使命而奋斗终身，我们这一代要下决心一辈子艰苦奋斗。”共和国缔造者的理想通过他们波澜壮阔的伟大实践，深刻地改变着中国的面貌。领袖的人格，也深刻地影响着知青一代的思想和性格，涌现出“英雄小八路”、刘文学、龙梅、玉荣、金训华、张勇等新的时代人物。
建国初期的朝鲜战争和美国的麦卡锡主义，导致西方主流国家对新中国的全面封锁，造成了当时意识形态领域的半封闭状态，造成了知青一代与当时西方思潮的隔绝，造成了西方和中国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互相妖魔化。但是，百十年来受尽了外国列强欺辱的中国人民面对这种高压非但不会屈服，反而更强化了他们的民族主义情绪和民粹主义倾向。麦卡锡主义者在妖魔化红色中国的同时，却把“自由民主”美国的丑陋之最暴露在世人面前，而妖魔化了自己。如果说，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战争加速了中国革命的进程，美国麦卡锡主义的反华反共则帮助红色中国培养了红色的下一代。60年代的中苏论战，又使中国腹背受敌。这种压迫的国际环境，增强了中国人民的凝聚力，对“知青一代”的精神层面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也成为“上山下乡运动”的动因之一。
意识形态的冷战，却并没有关闭介绍国外文学和学术经典的窗口。大量欧美、日本、俄罗斯和前苏联的自然主义、批判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人道主义、民粹主义与革命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被翻译介绍到新中国（有些还被改编成连环画）。为知青一代提供了丰富的域外精神食粮。文革开始，上述书籍虽在图书馆和书店遭封禁，却仍在坊间流传，尤其是在青少年中广泛传阅，上山下乡后更是成为知青一代的精神食粮。在知青点，《牛氓》、《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普希金诗选》等书籍几乎被翻烂。这些人类先进文化的结晶，为知青一代竖立了终身的人文标杆，支撑他们度过一道又一道人生坎坷，并且至今仍在影响着他们。
1959至1962年，中国经历了极其严重的经济困难。知青一代的绝大多数都亲身感受到了饥饿的滋味，一些年纪稍大者还为父母承担了部分家庭责任。为了帮国家度过难关，那时在校的大、中学生农忙时都要下乡参加力所能及的生产劳动，让他们感受到了生活的艰辛。
校外，知青一代的亚社会。由于建国前后的第一个人口出生高峰，不少学校实行“二部复读”制，半天在校上课，半天在家“开小组”。又由于五、六十年代住房普遍紧张，“知青一代”的课外时光大多在户外打发：成群结队地嬉戏、打闹，把战争影片的情节演绎在弄堂和街头。在制作航模、舰模的过程中憧憬强国梦。喜欢扎堆和群体认同是他们的特点。而凡是人群扎堆的地方总要有说了算的“头”，所以，独立和服从又是他们的另一特点。在文革中，他们的这种群体认同、组织能力和服从性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光大”。
建国后17年的国际环境、社会结构、意识形态和共和国缔造者的性格对知青一代心理特质的形成至关重要。那个时期家庭、学校、社会的教化对知青一代的思维、气质、理念、价值观的形成，打下了基础。以后的文革、上山下乡等对他们的影响是在已经初步形成的世界观、价值观上的延伸、发展和变异。
领袖人格也对“知青一代”的心理产生着潜移默化。大跃进、除四害、社教、声援古巴、抗美援越、中苏论战、声援美国黑人，一桩桩一件件，领袖反叛传统、挑战权威的气质，耳濡目染地影响着“知青一代”。1964年，北京铁路二中校长给中央办公厅写信，提出学生负担过重的问题。1965年7月3日，毛泽东亲自批示：现在学校课程太多，对学生压力太大。教授又甚不得法。考试方法以学生为敌人，举行突然袭击。这三项都是不利于培养青年们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1966年6月6日革命小将开始向高考制度开炮，北京市第一女子中学高三（四班）学生为废除旧的升学制度给党中央、毛主席的一封信中说：现行的升学制度就是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来的旧科举制度的延续，是一种很落后的、很反动的教育制度……6月11日，《北京市第四中学高三（五）班革命学生给毛主席的一封信》，以及《北京市第四中学全体革命师生为废除旧的升学制度给全市师生的倡议书》说：立即废除高等学校入学考试制度！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决定1966年高校招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以彻底改革招生考试制度。该通知在青年学子中引起轩然大波，有茫然的，有如释重负的，有幸灾乐祸的，可表现在主流层面却是欢欣鼓舞。“知青一代”的民粹主义倾向被煽动了起来，并在其后的文革中被“四人帮”一步步引向极端。这是极其令人反思的。
如果说，“英雄小八路”、刘文学、龙梅、玉荣等还只是个别典型的话，那1966年底至1967年初，百万“红卫兵”小将举着红旗、背着背包，从全国各地步行到韶山、步行到井冈山、步行到延安、步行到北京等革命圣地的行动，则是以一代人的身份向全世界展示了他们“英雄崇拜”的群体性格。另外，通过“步行串联”，初步认识了中国社会最底层农民群众的生存状况，亲身感受了城乡差别，为他们从“红卫兵”小将转变为“知识青年”，做了历史的铺垫。
理想主义、英雄崇拜、群体认同、既反叛又服从，政治上的狂热与天真，这就是时代赋予“知青一代”的群体性格和心理特质。

     楼主辛苦，谢谢细致的回顾历史，历史——时事，造就了、影响了那时年轻共和国的几代人。
    楼主提到：
      上海解放后，陈毅市长在文化广场慷慨激昂的动员报告，沸腾了成千上万青年学子的热血，与各地的青年学生一起，放弃升学、放弃就业，追随革命进军全中国，参加剿匪反霸、土改建政，成为解放大军中的“知识青年”。
    这让我想到：在解放初期的抗美援朝战争，1951年光我的母校就有四十多位在校初高中学生投笔从戎离开学校参军保家卫国。那时我的哥哥才16岁初三刚毕业，堂哥还在上高二，他们俩就都穿上军装离家奔赴祖国需要的岗位。作为“知识青年”他们都被送进军干校进一步深造，哥哥进卫生学校后来当了军医，堂哥进了航校后来做了军机机械师。
    看来各个时期的“知青”都为祖国的进步、发展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楼主这个转帖高屋建瓴,很有眼界和胸怀.特别是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个看似孤立的事件从历史,哲学,教育改革,中国革命,冷战对抗等多重角度在一个宏大的背景下进行了分析概括总结.美中不足是对1968年爆发的"震撼二十世纪"的这个共和国历史上牵动十亿人的大事件(顾老语)没有深入的探讨当时的原因.

转帖中提到了陶行知先生的教育理念.抗战中陶先生在重庆办了育才学校.对此我也倍感亲切.这所学校的"后台"是周恩来和党组织,家母有幸也被派去当教员.那所学校后来遍及全国.抗战中育才的学生都是难民和烈士子弟,校风和教学水平在当时都是引领风气之先的.下面是该校简介:

1939年陶先生来到重庆，7月20日在合川草街镇凤凰山上创办了育才学校。他从各个保育院收留的十五省流亡到后方的难童中，择优录取了具有特殊才能的六至十五岁的孩子150多人入学，培养抗战建国人才。他因材施教，既重视普修课又重视特休课，他尤其注重给学生以特殊才能的教育，鼓励学生创造性的学习，使学生对人生各方面的关系和宇宙人类的历史发展取得更多的知识，要求学生在集体生活中培养集体主义精神，鼓励师生共同创造健康之堡垒、艺术之环境、生活之园地、学术之气候和真善美之人格。陶先生要求育才学校的老师“要为整个民族利益来造就人才，要引导学生们团结起来做追求真理的小学生，团结起来做自觉觉人的小先生，团结起来做手脑双挥的小工人，团结起来做反抗侵略的小战士”，明确指出育才学校不是培养“人上人”，而是培养“人中人”，孩子们都从老百姓中来，还要回到老百姓中去。

陶先生在育才设立了音乐、戏剧、绘画、文学、社会、自然等6个组，并亲自选聘了当时聚在陪都的一些著名专家学者到育才任教，如著名诗人艾青、音乐家贺绿汀、历史学家翦伯赞、戏剧家章泯、美术家陈烟桥、张望、舞蹈家戴爱莲等。学校的创办得到了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重视和支持。周恩来同志曾亲自到育才看望全校师生，并题词“一代胜似一代”。育才成为重庆当时最具活力的学校。

几十年来，学校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原全国人大委员长李鹏、中央音乐学院陈贻鑫教授、著名指挥家杜鸣心教授（《红色娘子军》作曲）、中央芭蕾舞团交响乐团首席指挥家卞祖善、著名版画家伍必端、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张晓兰、兰州大学校长李发伸教授、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院长石应康教授、美国 key safey system 公司全球总裁罗冠宏、隆鑫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涂建华（全国民营企业50强）等都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又是一篇非常有震撼力的转帖!
谢谢欣舞老师了!
看来。“知识青年”应当就是已经从学校走了出来、但还没有成为某一领域专门人才的那么一批人吧。前者叫“青年学生”，后者则成了“知识分子”。哈哈!随便说的。各位继续!

谢谢也祝欣舞老师新年快乐!

以下是引用欣舞在2008-12-8 21:34:00的发言：
“五四”之后，新文化阵营产生了分化。其中有一支叫做“平民教育”，倡导者陶行知主张劳力者劳心，劳心者劳力；主张“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的生活教育。而同为平民教育代表人物的晏阳初，则远离政治纷争，专心平民教育。1920年于美国耶鲁学成回国后，献身平民教育事业，于1923年成立著名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在各大城市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扫除文盲的识字运动，成为20年代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壮举，让几十万平民受益。由于意识到中国的文盲主要是在农村，1926年，平教会选定河北定为县级实验区，在动荡不定的中国开启了长达10年史无前例的乡村建设运动的社会实验。在实验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乡村建设的整体思路。晏阳初将中国农村的问题归为“愚、穷、弱、私”四端，主张以文艺、生计、卫生、公民“四大教育”分别医治。这一教育主张和他们所实施的工作包括：
以文艺教育救“愚”。通过学习文化、艺术教育和普及科学知识开发民智。他们编写了600余种平民读物；选编了包括鼓词、歌谣、谚语、故事、笑话等60万字的民间文艺资料；搜集民间实用绘画、乐谱等，组织歌咏比赛、农村剧社，举办各种文艺活动。以生计教育治“贫”。进行农业科学研究，举办实验农场，改良猪种和鸡种；对农民进行“生计训练”，如推广良种、防治病虫害、科学养猪、养鸡、养蜂；组织农民的自助社、合作社、合作社联合会，开展信用、购买、生产、运输方面的经济活动。以卫生教育救“弱”。实施卫生教育，创建农村医药卫生制度，村设保健员，联村设保健所，县设保健院。1934年，全县建成这一系统，农民每年人均负担不过大洋一角。在控制天花流行，治疗沙眼和皮肤病方面取得明显成绩。以公民教育救“私”。晏阳初认为平民教育的基础是识字教育，中心是公民教育，以养成人民的公共心与合作精神。他们出版多种公民教育的材料，进行农村自治的研究，指导公民活动和开展家庭教育。
他积极提倡“博士下乡”，并以身作则，举家迁往农村。他的许多“海归”同事，舍弃大学校长、教授的工作和当官升迁的机会，来到农民之中，希望能通过定县这个“社会实验室”探索农村建设、民族自强自救的道路。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也算一类与工农相结合的“知识青年”。据80年代初河北省的材料，由于平教会当年的工作，定县已成为无文盲县，已消灭天花；当年平教会引进的良种猪、优质白杨和良种苹果，现在依然享誉河北，致富于民。
五四后分化的新文化阵营各派共同参与了中国历史的进程。平民教育却一度被主流派说成改良主义，而另辟蹊径的他们其实是与主流派殊途同归。他们都看到了农村和农民是中国问题的症结所在，而且他们又都眼睛向下，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不但毛泽东、陶行知、晏阳初等有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理论和实践，就连国民党领袖蒋介石也有类似的想法。他曾在日记中曾表示过这样的打算，用3年时间培养10万干部，每个干部必须下乡3年。还表达了这样的思想：知识分子要和工农相结合，理论要和实践相结合。
知识分子、青年学生与工农相结合有三层意思。一是发动民众，唤起他们的政治觉悟，团结起来打到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改变社会的宏观环境；一是教育民众，启迪民智，接受现代文明，从关乎他们切身利益的具体事做起，改善自身的微观环境；第三，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是一项伟大的社会工程，在这种结合的过程中，检验、修订和完善社会政治理想，探索社会未来的发展方向。知识分子、青年学生与工农相结合的理论与实践，形成一股历史潮流，为推动中国的历史进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并对历史的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建国后，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不断深入，五十年代出现了上山下乡，到60年代末又发展为“上山下乡运动”，产生了现在意义的“知识青年”。
写到这，我们似乎可以给“知识青年”下这样一个初步的定义：本该在城镇升学、就业、生活，却由于某种特殊的历史原因，而脱离原有的生活轨迹，以一种逆向流动的状态参与到社会变革中的青年学生；当社会变革一旦终止，且生活状态恢复到正常，其“知识青年”的现实身份也就自然消失。
二、“知青一代”的社会心理特质
要厘清“上山下乡运动”的成因，“知青一代”的社会心理特质是不可缺或的重要因素。知青一代，指1968年后10年间有过下乡经历的知青群体，出生于抗战结束至建国初期约十年间，又被称作共和国同龄人。据统计，他们约有1700万之众，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群体。要考察和描述他们的心理特质，首先要解决的是参照系。本文在考察“知青一代”心理特质的共性时，不可避免会遇到其离散性，这时，主要以主旋律群体为参照，再参照其他群体。这个群体从人数而言并不是正态分布的中间，但他们的心理特质却与时代主旋律与领袖人格产生共振，决定了知青一代的初始命运。而要弄清“知青一代”的群体心理特质，又离不开他们所处社会结构和主流意识的分析，离不开对建国初头20年国际环境的考察，离不开现代中国国民性和领袖人格的探讨，离不开对近代中国历史惯性的认识。这些都是形成 “知青一代”心理特质的源流和塑造“知青一代”性格特质的条件。
自1840年以来，从两次鸦片战争到中法战争，到甲午战争，到八国联军，到日本侵华，中国一次又一次地遭受外国列强的凌辱，如梦初醒的有识之士探索着救亡图存之路。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教育救国、文化救国……那些温和的、理性的改良主张与实践，在残酷的现实面前碰得粉碎。历史无情地沿着这样的轨迹发展：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国共对抗……直至最后的社会主义，每一次失败的变革总要带来一次更加激进的革命，且形式一次比一次惨烈。这绝非是当事者的初衷。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中国人尽了“渐进”和“改良”的最大努力，而历史却一次次选择了“激进”与“革命”（这恐怕与反动派的顽固和帝国主义的强大不无关系），因而也改变了中国以往的历史惯性，使之有了激进的趋势。历史博弈的残酷与复杂，也改变了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温良恭俭让，造就了激进与麻木的国民性。鲁迅先生创作于1926年的《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一文，高度概括了中国人复杂的国民性：主人—统治者的残忍和顽固；奴才—被统治者的愚昧和麻木；聪明人—无聊文人的虚伪和帮闲；傻子—叛逆者的反抗与激进。这种多重的国民性使中国的历史进程更具复杂性和悲剧性，造成了社会心理能量的悲情化。产生于1935年救亡时代由田汉词聂耳曲的《义勇军进行曲》就是几代中国人“悲情情结”的总爆发。14年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将它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国歌。这很重要，标志着萌于“戊戌”兴于“五四”的中国社会的“悲情持续态”，在建国之际仍方兴未艾，将使中国的历史车轮仍以激进的方式继续前行。
三元里抗英、黄花岗72烈士、二七风暴、平江怒潮、周文雍陈铁军的爱情绝唱、瞿秋白方志敏的狱中绝笔、红军的万水千山、狼牙山的壮士英灵、解放军的南征北战……历史的苦难，历史的悲壮，历史的责任，通过教科书、文学作品、舞台银幕艺术形象和大众传媒融入知青一代的血液之中。新中国创建，共和国缔造者的思想理念成为了新社会的主流意识，并与广大人民群众朴素的翻身感和自发的首创精神形成合力，为医治战争创伤、土地改革、抗美援朝、恢复国民经济、奠定工业化基础、建设现代科技与国防提供强大的社会心理动力。毛泽东曾语重心长地对共和国同龄人说过这样的话：“我们这一代青年人，将亲手把我们一穷二白的祖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将亲手参加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任重而道远。有志气有抱负的中国青年一定要为完成我们伟大的历史使命而奋斗终身，我们这一代要下决心一辈子艰苦奋斗。”共和国缔造者的理想通过他们波澜壮阔的伟大实践，深刻地改变着中国的面貌。领袖的人格，也深刻地影响着知青一代的思想和性格，涌现出“英雄小八路”、刘文学、龙梅、玉荣、金训华、张勇等新的时代人物。
建国初期的朝鲜战争和美国的麦卡锡主义，导致西方主流国家对新中国的全面封锁，造成了当时意识形态领域的半封闭状态，造成了知青一代与当时西方思潮的隔绝，造成了西方和中国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互相妖魔化。但是，百十年来受尽了外国列强欺辱的中国人民面对这种高压非但不会屈服，反而更强化了他们的民族主义情绪和民粹主义倾向。麦卡锡主义者在妖魔化红色中国的同时，却把“自由民主”美国的丑陋之最暴露在世人面前，而妖魔化了自己。如果说，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战争加速了中国革命的进程，美国麦卡锡主义的反华反共则帮助红色中国培养了红色的下一代。60年代的中苏论战，又使中国腹背受敌。这种压迫的国际环境，增强了中国人民的凝聚力，对“知青一代”的精神层面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也成为“上山下乡运动”的动因之一。
意识形态的冷战，却并没有关闭介绍国外文学和学术经典的窗口。大量欧美、日本、俄罗斯和前苏联的自然主义、批判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人道主义、民粹主义与革命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被翻译介绍到新中国（有些还被改编成连环画）。为知青一代提供了丰富的域外精神食粮。文革开始，上述书籍虽在图书馆和书店遭封禁，却仍在坊间流传，尤其是在青少年中广泛传阅，上山下乡后更是成为知青一代的精神食粮。在知青点，《牛氓》、《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普希金诗选》等书籍几乎被翻烂。这些人类先进文化的结晶，为知青一代竖立了终身的人文标杆，支撑他们度过一道又一道人生坎坷，并且至今仍在影响着他们。
1959至1962年，中国经历了极其严重的经济困难。知青一代的绝大多数都亲身感受到了饥饿的滋味，一些年纪稍大者还为父母承担了部分家庭责任。为了帮国家度过难关，那时在校的大、中学生农忙时都要下乡参加力所能及的生产劳动，让他们感受到了生活的艰辛。
校外，知青一代的亚社会。由于建国前后的第一个人口出生高峰，不少学校实行“二部复读”制，半天在校上课，半天在家“开小组”。又由于五、六十年代住房普遍紧张，“知青一代”的课外时光大多在户外打发：成群结队地嬉戏、打闹，把战争影片的情节演绎在弄堂和街头。在制作航模、舰模的过程中憧憬强国梦。喜欢扎堆和群体认同是他们的特点。而凡是人群扎堆的地方总要有说了算的“头”，所以，独立和服从又是他们的另一特点。在文革中，他们的这种群体认同、组织能力和服从性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光大”。
建国后17年的国际环境、社会结构、意识形态和共和国缔造者的性格对知青一代心理特质的形成至关重要。那个时期家庭、学校、社会的教化对知青一代的思维、气质、理念、价值观的形成，打下了基础。以后的文革、上山下乡等对他们的影响是在已经初步形成的世界观、价值观上的延伸、发展和变异。
领袖人格也对“知青一代”的心理产生着潜移默化。大跃进、除四害、社教、声援古巴、抗美援越、中苏论战、声援美国黑人，一桩桩一件件，领袖反叛传统、挑战权威的气质，耳濡目染地影响着“知青一代”。1964年，北京铁路二中校长给中央办公厅写信，提出学生负担过重的问题。1965年7月3日，毛泽东亲自批示：现在学校课程太多，对学生压力太大。教授又甚不得法。考试方法以学生为敌人，举行突然袭击。这三项都是不利于培养青年们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1966年6月6日革命小将开始向高考制度开炮，北京市第一女子中学高三（四班）学生为废除旧的升学制度给党中央、毛主席的一封信中说：现行的升学制度就是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来的旧科举制度的延续，是一种很落后的、很反动的教育制度……6月11日，《北京市第四中学高三（五）班革命学生给毛主席的一封信》，以及《北京市第四中学全体革命师生为废除旧的升学制度给全市师生的倡议书》说：立即废除高等学校入学考试制度！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决定1966年高校招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以彻底改革招生考试制度。该通知在青年学子中引起轩然大波，有茫然的，有如释重负的，有幸灾乐祸的，可表现在主流层面却是欢欣鼓舞。“知青一代”的民粹主义倾向被煽动了起来，并在其后的文革中被“四人帮”一步步引向极端。这是极其令人反思的。
如果说，“英雄小八路”、刘文学、龙梅、玉荣等还只是个别典型的话，那1966年底至1967年初，百万“红卫兵”小将举着红旗、背着背包，从全国各地步行到韶山、步行到井冈山、步行到延安、步行到北京等革命圣地的行动，则是以一代人的身份向全世界展示了他们“英雄崇拜”的群体性格。

理想主义、英雄崇拜、群体认同、既反叛又服从，政治上的狂热与天真，这就是时代赋予“知青一代”的群体性格和心理特质。

主题：（转）古道游侠“上山下乡运动”的社会心理动因与历史必然性辨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