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延安颂

　　
　　　　敬仰毛泽东，学习毛泽东（十七 —— 三大运动）
　　
　　　　　　　　　　　　　　（小红柳 2006年3月16日）

　　
　　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和抗美援朝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三大运动。然而在这期间，还有三件大事引人注目，一是，关于“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二是，“三反五反”；三是，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

　　
　　电影《武训传》上映于1950年冬。它描写和歌颂了清末武训“行乞兴学”的事迹。在国内几个大城市上映后，起初好评如潮，武训是“永垂不朽值得学习的榜样”；几个月后，批评文章渐多，“武训不足为训”。1951年５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改写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毛泽东指出：“《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够容忍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就是把反动宣传认为正当的宣传。”

　　
　　也许是初映的“好评如潮”吧，才让毛泽东警觉了。武训故事正是发生在“百年耻辱”那个时期，中国根本出路不是像武训那样“行乞兴学”，中国的出路是“反帝、反封建”。所以笔者认为，在“三大运动”开始不久（镇压反革命刚开始），而《武训传》的思想性与新中国成立后唱的第一台戏的主题是格格不入的，“好评”有点“醉翁之意不在酒”。费孝通在他《克服盲从》一文中说：“《武训传》的讨论给了我一个反省机会，发现了自己正在发展着的不正确的学习态度。……当《武训传》的讨论展开的初期，我还自己私心窃喜，没有在这个问题上发表过意见，可以事不关己；心里也很知道如果发表了意见，错误的成分居多，要检讨时多不好意思。这种态度是很坏的。……非无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是应当“从”的，就是跟着无产阶级走，根据自己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来别出心裁，必然会犯错误；但是盲不得，一盲了就会跟错了人，走错了路。”当然就事论事，一部文艺作品宣传一下“义乞”，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然而融入到历史的背景中去，就不是那样简单了，也许费孝通的话还是值得深思的。这也是毛泽东建国后与部分“文人”的第一次矛盾。直到现在许多文人仍然认为，这是“文艺作品政治化”了。然而毛泽东的话：“我们的作者们也不去研究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中，中国发生了一些什么向着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等)作斗争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决定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不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仍然回荡在历史的天空上。

　　
　　在批判《武训传》稍晚几个月，在1951年10月开始的增产节约运动中，揭发出大量的贪污浪费现象，对毛泽东在西北坡提出共产党领导干部的“警示”不以为然的现象，毛泽东雷厉风行，对在各级政府机关、学校、团体、军队、党派中进行“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先从党和政府内“开刀”，最为著名的就是天津地委前后两位书记“刘青山和张子善”贪污案的公审并执行死刑，引起了极大震动。毛泽东在1951年11月一份电报指示：“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一样的发动广大群众包括民主党派及社会各界人士去进行，一样的大张旗鼓去进行，一样的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号召坦白和检举，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劳动改造)，直至枪毙一批最严重的贪污犯，才能解决问题。”随后在私营工商业者中进行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原因是不法资本家为了牟取暴利进行违法活动，许多已经影响了抗美援朝战场物资供给。毛泽东指出：“在“五反”运动中对工商户处理的基本原则是：过去从宽，今后从严；多数从宽，少数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工业从宽，商业从严；普通商业从宽，投机商业从严。望各级党委在‘五反’中掌握这几条原则。”并且强调“必须认真负责，实事求是，不怕麻烦，坚持到底，是者定之，错者改之，应降者降之，应升者升之，嫌疑难定者暂不处理，总之，必须做到如实地解决问题，主观主义的思想和怕麻烦的情绪，必须克服。”一年后三反五反运动的胜利结束，打退了不法资本家的进攻，巩固了工人阶级和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在私营企业中建立了工人监督，并实行民主改革，对工商业者普遍进行了守法经营教育，创造了对私营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有利条件；同时也挽救了一批国家干部，起了清除旧社会污毒和移风易俗的作用。

　　
　　1951年12月，中共中央颁发《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规定党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全国各地开始普遍发展互助组和试办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至1952年底，互助组已发展到810万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3600多个。毛泽东的农业互助合作思想，早在革命根据地、抗日边区和解放区，人民民主政府就在利用、改造中国农民旧式“换工”习惯的基础上，积极倡导、组织多种形式的农业生产互助组。由于互助组符合农民的习惯，易于农民接受，并能帮助克服农民家庭经营中遇到的劳动力、畜力、工具不足的困难，因此得到广泛发展。然而在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问题上党内存在一些分歧。毛泽东认为新中国成立为“农村改革”创造极好的条件，加上苏联在战后发展还是及其快速的，也包括苏联的农村集体经济及其发展模式，总想把“边区”、“解放区”互助组模式加以推广，甚至得以提高。毛泽东批评了互助组不能直接成长为更高形式的集体经济形式和现阶段不能动摇农民个体私有制的意见，他提出在中国的合作社，依靠统一经营形成新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制基础，也是可行的，明确试办集体农庄的意见，指示王震：“新疆因为是将军队垦出的一部分土地、军队修好的一部分水利和房屋让给农民，如果又能给以机器援助，农民可能很乐意干。”军队除担负警备任务外，集中屯垦经营大农场。这也是新疆建设兵团的来历。然而“农村改革”的问题就在党内长期尖锐存在。

　　
　　　　敬仰毛泽东，学习毛泽东（十八 —— 合作社）
　　
　　　　　　　　　　　　　（小红柳 2006年3月25日）

　　
　　关于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毛泽东指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周恩来说：“这条总路线，应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周恩来解释了“所谓相当长的时期，究竟多少年，不可能说得那么准。毛主席说，要经过几个五年计划。过渡时期的长短，决定于是否基本上完成了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要看我们的努力。 ” 他还强调“离开了总路线，就要犯大错误。我们在工作中犯一些小错误，发生一些偏差，是难免的。但如果犯了大错误，离开了这条总路线，那就很危险，就会走上另外一条道路，即资本主义的道路。犯这种错误不仅不应该，而且是不容许的。”

　　
　　关于我国工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1949年，机器工业占百分之十七点四，工场手工业占百分之七，个体手工业占百分之六点八，农业及副业占百分之六十八点八。1952年，机器工业占百分之二十七点八，工场手工业占百分之六，个体手工业占百分之六，农业及副业约占百分之六十。
　　 
　　工业生产方面，总产值如以1949年为一百，1952年则为二百四十五；农业生产方面，总产值如以1949年为一百，1952年则为一百四十八。然而我国又要支付抗美援朝战争主要费用。中国消耗各种作战物资560余万吨，用于战争的经费为62亿元人民币，欠苏债务13.4亿美元（近40亿元人民币，主要用于武器及物资）。这些多得益于工农业的发展与提高，尤其是占总量70%的农业。在这期间，日本和台湾都得益于“朝鲜战争”所带来的经济发展机遇。

　　
　　新中国的农业和农村，自互助组开始，社会上和党内矛盾不断。在毛泽东面前摆着，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同样得益于解放区土改后的互助组对农村生产力的解放（井冈山时期就有劳动互助社、耕田队，延安时期有变工队、互助组、甚至陕北的安塞还有生产合作社）。所以毛泽东力主向互助组、合作社发展；而主管农业的党内领导，并不赞成互助组与合作社。事实上，都有一定道理，因为各地的农村发展不平衡（好与差之分），历史背景也不尽相同（党领导的时间长和短），就是同一个村，还有富裕和贫困的。然而关键还在于农村富裕农民的声调比较高一点（也算是财大气粗吧），当时富裕类中有家境不错的中农和富裕中农（包括富农），还有此时家中劳力充足的农民，力主“各自为政”，不希望互助合作，只管自家三亩地，一线的领导自然听到这样的“群众呼声”，主张“确保私有财产”，“四大自由”，其实明眼人都清楚这些都有利于富农和富裕中农的。

　　
　　毛泽东之所以是毛泽东，正因为在他没有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后停滞不前，所以他在党内外进行尖锐批评。首先在1953年六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党内右倾三句话进行批判。一曰“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二曰“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三曰“确保私有财产”。指出要害是“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个总任务，偏离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这也是毛泽东与刘少奇建国以后第一次关于在过渡时期总路线上的矛盾。然而当高岗、饶漱石等借机反对刘少奇、周恩来所做工作，尤其是刘少奇的工作。此时的毛泽东却认为这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高岗是一个反党联盟（不仅仅是对过度时期工作不满，更是另立山头，专横跋扈），严重地威胁着党的团结和统一，毛泽东首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向高岗、饶漱石发出警告，提出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建议，此后高饶联盟受到揭露与批判，直至瓦解，高岗自杀身亡（1954年8月17日）。1955年3月，中央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但是作为农业发展之矛盾并未解决。

　　
　　毛泽东力挺农业合作化道路。在党外有从“雅量之争”到“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粱漱溟在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会发言中说：“今建设重点在工业。……工人九天，农民九地，过去农民，与共产党亲如一家人，今日已不存在此形势”，等等。次日在政协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说：“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以为农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顾农民。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仁政的意思吧。然须知有大仁政小仁政者，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便是帮助了美国人。有人竟班门弄斧，似乎我们共产党搞了几十年农民运动，还不了解农民。笑话！我们今天的政权基础，工人农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这一基础是不容分裂、不容破坏的！”叶圣陶参加会议，他在事后的日记中写道：“即使此次梁（指梁漱溟）之发言别无坏意，而客观上确有反对总路线、挑拨离间工农联盟之嫌。”几日后，周恩来在中央政府委员会上作了批驳梁漱溟言论的长篇发言，毛泽东插话，这个插话便是在毛选五卷中的《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一文，最后一天，梁漱溟发言而被轰下台。以后便是批判梁漱溟反动思想，可是梁漱溟的政协委员照当不误，待遇不变。然而二十年后的国庆招待会之后，周恩来写了一份简报，反映出席国庆招待会的知名学者的雀跃之情。毛主席阅后很高兴，在这份简报上批示：“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名单上的人参加招待会甚好，可惜没有周扬、梁漱溟。”可以看出毛泽东与周恩来心中仍然装着梁漱溟这位特殊的老朋友。毛泽东逝世后，许多国内外来访友人，带着好奇的心态询问梁漱溟先生，他是怎样评价毛泽东的？梁漱溟说：“无论从一个领袖人物还是从一个老朋友的角度看，毛泽东都是了不起的人物，可以说他不仅是本世纪中国的伟人之一，而且也是本世纪世界的伟人之一”。诚然那些思想分歧依旧成为新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一个是中国革命的领导者，一个是中国孔孟之道的宣传者，思想分歧和矛盾是不可避免的。

　　
　　笔者以为，当时梁漱溟的观点有问题。往大的说，那时的农民是近代最好的时期，梁漱溟不该如此刻薄挑起批评，社会需要和谐，在“仁政”面前，毛泽东所做一切是“前所未有”的。历代君主和圣人都没有这样做过，而且这三年农业发展是有目共睹的。就在这时期国家（抗美援朝期间）还拿出大量资金投入到水利建设，掀起了新中国农田水利建设的第一页。然而此时的中国社会治安是最好时期的开端，工业和农业恢复最快的时期。这样也许才能够理解周恩来在会议上即时、公开批驳一位党外的朋友（这是极其罕见的）。毛泽东与周恩来心中的农民与梁漱溟（儒学专家）心中的农民不会相同。毛与周心中的农民是占农民百分之七十的贫下中农，这才是问题的根本区别。同样也是党内在农民问题上分化的区别所在。读一读毛泽东在这个时期关于农民问题的著作就可以了。它们是《把农业互助合作当作一件大事去做》、《解决“五多”问题》、《批判离开总路线的右倾观点》、《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两次谈话》、《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农业合作化必须依靠党团员和贫农下中农》、《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序言》、《<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按语》、《征询对农业十七条的意见》、《论十大关系》等。在笔者概念里，毛泽东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医生。在工业、农业乃至全国所有的实际问题，毛泽东他仍然是个战略家，然而毛泽东又是一个最尖锐的社会批评家（也是他自己常说的“虎气”），经他批评的党内外人士不少，在这一点上必须以“革命之名义”来解读毛泽东才行，毛泽东是不会停止社会变革的脚步，一个新型的国家，在这内外矛盾的环境中，需要毛泽东这样坚定不移的主心骨，这也是过渡时期和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胜利的政治、思想保证。然而这段时期是普遍公认的新中国成立后最好的时期。笔者的父辈们总是夸奖这个时期，把它称为“五十年代”，是在世界各地华人普遍受到尊重年代，同时也是归国华侨最多的时期，他们为了建设一个充满希望的国家，自己的祖国。笔者重读毛泽东这些著作时，坚信毛泽东是正确的、无私的、伟大的。然而在当时一些领导人的讲话和文章在他们的文选中就是找不到了，包括之后的“反右斗争”时期的他们的讲话和文章，“相比较而鉴别”不是吗？现在能见到只是他们在回忆录中的说法，而不是当时他们原汁原味的观点。

　　
　　笔者也有许多的疑问，这么好的社会发展期，怎么会有“右派”的进攻？谁之过？难道是毛泽东为了“引蛇出洞”的战略意图？用毛泽东对斯诺说地一句话：“这不以我们这些人的意志为转移。”因为阶级斗争是客观的存在着，我们不能对当时的国际形势和国内的现状视而不见。然而毛泽东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坚定不移的，他始终站在工人和贫下中农的立场上对形形色色的思潮进行斗争和教育。可以看得出他所遇到的某些问题比延安时期更困难些，过去的同路人正在成为自己的对手。毛泽东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文中指出：“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我们的某些同志却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过多的评头品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尽的清规和戒律，以为这是指导农村中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正确方针。否，这不是正确的方针，这是错误的方针。” 他又说：“目前农村中合作化的社会改革的高潮，有些地方已经到来，全国也即将到来。这是五亿多农村人口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带有极其伟大的世界意义。我们应当积极地热情地有计划地去领导这个运动，而不是用各种办法去拉它向后退。运动中免不了要出些偏差，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不难纠正的。干部中和农民中存在的缺点或错误，只要我们积极地去帮助他们，就会克服或纠正。干部和农民是在党的领导之下前进的，运动基本上是健康的。在有些地方，他们在工作中犯了一些错误，例如：一方面排斥贫农入社，不照顾贫农的困难；另一方面又强迫富裕中农入社，侵犯他们的利益。这些都应该向他们去进行教育，加以纠正，而不是简单地去进行斥责。”看看这段话，现在鼓吹毛泽东是“独裁”的那些人不知有何感想？毛泽东重视的是政治和思想教育。毛泽东对一些领导“砍杀”合作社极为不满：“总之，领导不应当落在群众运动的后头。而现在的情况，正是群众运动走在领导的前头，领导赶不上运动。这种情况必须改变。”农业合作化运动是中央集体所做的决定，毛泽东更深刻指出：“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

　　
　　毛泽东注重调查研究，为农业摆脱旧社会的枷锁想尽办法，毛泽东说：“为了要增加农作物的产量，就必须：(1)坚持自愿、互利原则；(2)改善经营管理（生产计划、生产管理、劳动组织等）；(3)提高耕作技术（深耕细作、小株密植、增加复种面积、采用良种、推广新式农具、同病虫害作斗争等）；(4)增加生产资料（土地、肥料、水利、牲畜、农具等）。这是巩固合作社和保证增产的几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同时还说：“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建设和它的成就，正在日益促进他们的这种积极性。对于他们说来，除了社会主义，再无别的出路。这种状况的农民，占全国农村人口的百分之六十到七十。这就是说，全国大多数农民，为了摆脱贫困，改善生活，为了抵御灾荒，只有联合起来，向社会主义大道前进，才能达到目的。这种感觉，已经在广大的贫农和非富裕的农民中间迅速地发展起来。富裕的或比较富裕的农民，只占全国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到三十，他们是动摇的，有些人是在力求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前面说过，贫农和非富裕的农民中间也有许多人，因为觉悟不高，暂时还是观望的，他们也有摇摆；但是同富裕农民比较，他们是容易接受社会主义的。这是实际存在的情况。……这是看见了较小量的富裕农民，忘记了最大量的贫农和非富裕农民。这是第一种错误思想。”在毛泽东的“天平”上，为多数的底层工农谋利益是最重的，甚至为了他们或者“小人物”（如1954年对“新红学”的那场批判，毛泽东站在小人物的观点上，用李希凡的话来说，“说句老实话，迄今为止，我仍没有看到，给《红楼梦》以崇高、正确而深刻的评价，有谁超过鲁迅和毛泽东。”）毛泽东经常不惜“得罪”朋友或高贵者，因为毛泽东肩负着这个国家的历史使命，而不是单纯的“君子之交”如此轻松，这就是毛泽东。

　　　
　　　敬仰毛泽东，学习毛泽东（十九 —— 工商业改造）
　　
　　　　　　　　　　　　　（小红柳 2006年3月28日）

　　
　　先对建国初中国经济状态有个粗略的了解，1950年时人均GDP（美元），中国大陆29.2、中国台湾95.0，印度56.0，日本332.4，美国2412.0，世界平均为1487.0。也就是说，中国大陆是印度近1/2，台湾的1/3，日本的1/11，美国的1/83，世界平均1/51。可有人总说那时日本与中国一样穷，其实不是，那是对共产党领导不满的人才会这样说。此时人均寿命大陆仅是35岁，日本为55岁，文化教育更是不能比，工业基础和工业技术也没法比。然而经济环境更是两极发展，新中国虽有数量有限的苏联援助，但由于大量“清匪”的小规模战争和蒋介石沿海骚扰战的耗费，尤其是抗美援朝战争的耗巨资，加上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新中国是极度的困难；然而朝鲜战争与后来的越南战争，都给日本（包括台湾）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日本成为世界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从50年至70年间，日本年增长率平均为17%，然而毛泽东领导的新中国27年间年增长率平均为8.1%，印度为5.1%，美国为5.5%，世界平均为1.6%。谁说毛泽东不会搞建设，其实毛泽东时期许多建设不是用GDP来计算的，比如“农田水利建设”、“环境治理”（治理黄河、淮河、海河等）、“植树造林”、“垦荒”等，同样说到毛泽东逝世时，国家经济到了“崩溃边缘”是不符合实际的，因为那时的人均GDP，相当于日本1950年的水平，递增了10.5倍，不比后一半时间（后28年）来得逊色。前面进步与后面的进步，作为中华儿女都应该高兴才对，为了说明改革开放进步来自不易，硬要说毛泽东时期没有进步，甚至是倒退，只能说明这些人心态有问题（手心手背都是肉）。毛泽东时期有荒唐事，改革开放时期同样也有荒唐的事（林子大了什么鸟没有？），关键看问题不能以点盖面，要看其总体效果（毛泽东说的是九个手指头与一个手指头的关系）。国内有些人连西方国家的主流经济学家都不如，违背事实说话。

　　
　　将我国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从50年的51分之一缩小到78年的8分之一，再到2004年的4.6分之一，毛泽东不但没有愧对中华民族，而且是中华民族最大的功臣。毛泽东接手的是一个牛拉木犁的国度，当他离开时已是“两弹一星”的初步工业化的大国，经济总量也列为世界第七（当时还有苏联）。1949年我国工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为：机器工业占百分之十七点四，工场手工业占百分之七，个体手工业占百分之六点八，农业及副业占百分之六十八点八。而到1975年，这个比率颠倒过来了，工业占国家经济生产的72％，农业则仅占28％了。用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的话说：“其实毛泽东的那个时代远非是现在普遍传闻中所谓的经济停滞时代。而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与德国、日本和俄国等几个现代工业舞台上的主要的后起之秀的工业化过程中最剧烈时期相比毫不逊色。”这位美国学者还指出：“在毛泽东身后的时代里，对毛泽东时代的历史记录的污点吹毛求疵，而缄口号不提当时的成就已然成为一种风尚——深恐提及后者便会被视为对前者的辩护。然而，对一个基本事实的承认，即毛泽东时代在促进中国现代工业改造——而且是在极为不利的国际国内条件下做的——过程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并不就等于是为历史作非分的辩护。如果没有毛泽东时代发生的工业革命，80年代将找不到要改革的对象。”一个“局外人”能对毛泽东领导的建设成就，能有如此坦诚和深刻直白，笔者真不知如何感激他才是？然而从历史的长河中看，毛泽东领导所取得的成就来之不易，看看蒋介石“反攻大陆”和利用大陆内反共势力搞破坏，镇压反革命就是这个目的；国际上美国与西方对新中国的敌视政策，然而第三世界“穷兄弟”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抬进联合国，欧洲几个工业国先后见毛泽东、周恩来建立外交关系，美国总统尼克松、国务卿基辛格来华讨论建立外交关系事宜，这一切正是说明了毛泽东的智慧、骨气，同时是非曲直都在其中了。有人却说毛泽东闭关自守，简直是颠倒是非，是毛泽东带领站起来的中国人民顶住了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重重压力，从困境中走了出来还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然而，这些建设成就，就是从“雅量之争”的“大仁与小仁”开始的，农业哺育工业，改造工商业。笔者认为，靠的就是“运动”，如同现在大家说“改革”一样。“运动”与“改革”都是达到目的的“手段”。毛泽东就是用“运动”作为“手段”来达到建设成就的，这才是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发展乃至人类社会发展的“特色”与“亮点”。譬如抗美援朝、经济恢复和社会治安，是由土地改革、互助组、三反五反和镇压反革命来保证的。建国开始时的“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大运动，其中还套着“互助组、三反五反、批《武训传》”的三小运动。然而混乱的旧貌变新颜。“铁人”王进喜说过：“人无压力轻飘飘，井无压力不喷油。”这话说到点子上了。谁会不满，只有过去欺压百姓的剥削阶级不满，那些达贵的文人不满，说要惠及农民，拯救农民，农民太苦，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多年，有谁惠及农民、拯救农民？然而是谁让贫困的农民获得了赖以生存的土地？有是谁要互助组、合作化，使获得土地的困难农民不再失去（变卖）土地？如同毛泽东所说：“有人竟班门弄斧，似乎我们共产党搞了几十年农民运动，还不了解农民。笑话！”没有互助组和合作化运动，农村走过平田地形式后，很快进入两极分化的状态，必须有强有力贫下中农与整个农民阶级的联盟，才能保证土改的成果再次土崩瓦解。这才是农民的领袖毛泽东。然而“一穷二白”中国，也只能向农民要取利润，来哺育中国工业的发展，同时，农民的实际生活水平还要提高。毛泽东的创举，那就是“组织起来”！建国头三年，农业递增了近50%，极大的提高了农业生产率，一改农民的自私和狭隘，历史上谁见过？毛泽东才是中国社会发展的设计大师！

　　
　　有了农业的效益，采用战时的“统购统销”办法，运用“剪刀差”来哺育中国工业的成长。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剩余价值”不是来哺育一个什么特权阶级或阶层，而是用于新中国长远建设，尤其是机械工业和重工业的建设。最近沸沸扬扬说起那公务员的“三公”（车用、招待、考察）9000亿一事，笔者只问一句：“良心哪里去了”？这与毛泽东的建国之路怎么比？毛泽东时期是“勒紧裤腰带”搞建设，为什么非要“勒紧裤腰带”呢？是帝国主义列强企图压垮新的政权，是毛泽东要中国人长志气，“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在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期间，农民的生活得到应有的保障（毛泽东说还有10%的缺粮户，李敖说饿肚子不是共产党的问题，是旧中国遗留问题），而且逐步提高，这是有目共睹的。

　　
　　建国头三年时间，就彻底铲除了根深蒂固的封建土地制度；建立了强大的国营经济和覆盖面很广的供销合作经济，实现了“节制资本”和“统制贸易”，即国家通过对私营经济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使其符合国家的宏观经济计划和社会发展目标，并且将对外贸易控制在政府手中。恢复时期的三年，虽然实行的仍然是国营经济领导下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计划管理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但是由于国家掌握了国民经济命脉，控制了金融、市场和重工业，党和人民政府的行政力量空前强大，实际上为1953年以后大陆迅速平稳地向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过渡奠定了基础。毛泽东指出：“我们现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际上就是运用从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提出过的赎买政策。它不是国家用一笔钱或者发行公债来购买资本家的私有财产(不是生活资料，是生产资料，即机器、厂房这些东西)，也不是用突然的方法，而是逐步地进行，……全国资本家的固定资产的估价，有这么一笔账：工业方面有二十五亿元，商业方面有八亿元，合计是三十三亿元。”毛泽东还说：“我国是个大国，但不是富国，也不是强国。飞机也不能造，大炮也不能造，坦克也不能造，汽车也不能造，精密机器也不能造，许多东西我们都不能造，现在才开始学习制造。我们还是一个农业国。在农业国的基础上，是谈不上什么强的，也谈不上什么富的。但是，现在我们实行这么一种制度，这么一种计划，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强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强些。而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也包括地主阶级。”在毛泽东的新中国蓝图中，地主阶级变成为农民，资本家变成为工人。毛泽东指出：“这种共同富裕，是有把握的，不是什么今天不晓得明天的事。那种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情况，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应该逐步结束。……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总是要有秩序有步骤地进行，这样看起来慢，实际上反而快。早两天我跟朋友们说过，就是要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这样的话是好话。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就比较自然。这不是‘听其自然’的那个‘自然’，而是讲，经过说服，经过教育，经过批评，克服许多困难而达到的‘自然’。”

　　
　　这里毛泽东所讲的“经过说服，经过教育，经过批评”等，就是通常所说的“教育运动”。过去靠它“打天下”，今天靠它“规划和建设国家”。毛泽东深刻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农业和手工业由个体的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私营工商业由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必然使生产力大大地获得解放。这样就为大大地发展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创造了社会条件。”到1956年我国工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各占50%。在发展过程中还存在许多缺陷和不安定因素，然而进步和发展是肯定的。靠什么呢？靠党的领导，靠工农联盟。所谓“运动”，就是党和群众的“互动”。

　　　　
　　　　　敬仰毛泽东，学习毛泽东（廿 —— 思想改造）
　　
　　　　　　　　　　　　　　（唐尧 2006年3月30日）

　　
　　毛泽东的“运动”，事实上是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的“互动”。大革命时期的土地运动，共产党缺少成功的经验和缺乏有效的组织和领导，尽管群众有热情，也有盲从，显得有些乱，效果欠佳。但主要成果是对官僚、军阀和地主阶级触动太大，所以反动阶级的反扑和镇压也达到疯狂的地步，大革命的失败是惨重的。然而到了延安许多运动开展的有声有色（当然也有缺陷和不当之处），笔者已在《敬仰毛泽东，学习毛泽东》（八）中作了小结。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镇压反革命”运动后，所开展各项运动里，一个新的问题出现了，那就是在这“新形势”下的思想教育和思想改造。

　　
　　抗日战争时期，主要敌人就是侵略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解放战争时期，主要敌人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所有“运动”和“反抗斗争”是比较容易得到统一，“大敌当前”吗？然而革命成功后，主要敌人已经远离生活和建设的“视线”，许多干部（党的同路人）开始飘飘然而不知所以然了，许多文人（知识分子）开始七嘴八舌得意洋洋了，许多经济界（工商资本家）开始旧社会剥削思想也回潮了，许多农民（比较富裕的农民）的小农经济思想也开始复发了。而这一切与毛泽东的新中国理念格格不入，况且帝国主义和蒋匪残余给予新中国的压力对于这样一些群体中的社会成员不再是个问题了，新中国可以提供一个“自由”的发展空间，不需要有什么太多的“束缚”了，其实社会总有“束缚”的，这种“束缚”就是社会存在的“规则”，诚然这些“规则”就是封建社会遗留下来“规则”（主要体现在农村，如宗族制度、封建礼教等）和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规则”（主要体现在工商业，如利润驱动、控制资源和物流，甚至是投机倒把等）。所谓的“自然状态”看似平等，这种平等是旧社会体制（意义）下平等，这里丝毫没有社会主义的属性。对于一个资源短缺、生产力低下、封建的和资本主义（初期）思维混杂的社会形态，加之一盘散沙的民心，能有什么前途？“只有社会主义救中国”，只是一个耳朵进，一个耳朵出。在共产党麾下，现在不再是像延安那样的若干个“边区”，而是除台湾省、香港、澳门之外的全中国。在“边区”几十万的共产党武装力量和党的干部和组织，这样不协调的声音是极其微弱的，现在这种不协调的声音却很有“市场”。从农村的宗族制度到城市的等级观念和剥削思想，可以说出一堆存在的理由。毛泽东尖锐指出：“……发展下去，势必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离开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向资本主义发展。”
　　

　　毛泽东在53年夏季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发问道：“过渡时期，是向社会主义发展，还是向资本主义发展？”、“我们依靠谁？是依靠工人阶级，还是依靠资产阶级？”毛泽东再次提出警示：“资产阶级一定要腐蚀人，用糖衣炮弹打人。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有物质的，也有精神的。”这种“精神”的糖衣炮弹，就是资产阶级思想和封建主义思想。所以毛泽东对新中国成立后的思想改造也一直没有松懈过。毛泽东强调：“为了保证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必须实行集体领导，反对分散主义，反对主观主义。”又说：进城了，分散主义发展了。笔者理解的社会主义的思想基础，就是“集体主义”思想基础，这个“集体主义”是以党领导的“工农联盟”为主线的“集体主义”。所以一场旷日持久的“思想教育”和“思想改造”伴随新中国的成长而进行着。在党内开展“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外进行“批判《清宫秘史》、《武训传》和梁漱溟的思想，驳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等”；在民族关系上“批判大汉族主义”；在农村进行“合作化运动”的集体主义教育；在资本家中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在工厂进行“增产节约、劳动竞赛”的教育等等，可以看出毛泽东的“运动真多”。毛泽东之所以是毛泽东，他敢于向一切背离社会主义的世俗挑战。毛泽东提议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攻不破的。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克服一切艰难困苦，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1955年初夏，在批“小脚女人”的同时，另一场政治风波由胡风54年向中共中央写了《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三十万言书”）而起，《人民日报》当年初夏发表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三批材料和《人民日报》社论，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书，毛泽东写了序言和按语，这就是“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平反），并在1955年7月开展“肃反运动”。周恩来在1956年1月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在报告讲：“大家知道，在一九五五年内，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倡议，党中央曾经对于党内的右倾保守思想，进行了一系列的斗争。这一系列的斗争的最重要的结果，就是肃清反革命分子运动在机关内在社会上都有步骤地彻底展开，预计今后两年内将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完成；就是农业合作化运动在群众觉悟迅速增长的基础上突飞猛进，今年将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完成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并且正在向着社会主义的合作化发展；就是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全行业公私合营迅速发展，今年也很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完成；就是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整个地将要提前和超额完成，预计某些生产部门可以在一九五六年完成一九五七年的生产计划，其他各部门也都有可能提前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所有这些巨大的动人的成就，在一年以前还是不可想象的；如果不展开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的斗争，那么这些成就，到现在也还是不可能获得的。由此可见，右倾保守思想在我们党内的危害是多么严重。……知识分子问题，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当然胡风《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对胡风的一些理论主张，长时期内一直存在着不同意见，展开过批评，发生过论争）胡风坚持自己的观点，对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不同看法，如什么“国统区”文艺创作理论、反对“标语（口号）式和单调的客观主义”的创作倾向，提倡“主观战斗精神”和“在真实性上得到自我扩张”，揭露“精神奴役的创伤”，鼓动“作家的创作过程中进行自我改造”。笔者自然坚定不移站在毛泽东的文艺创作理论，认为胡风的理论是错误的，至于处理上问题（被捕入狱）是可以商榷的。毛泽东指出：“我们所以重视胡风事件，就是要用这个事件向广大人民群众，首先是向具有阅读能力的工作干部和知识分子进行教育，向他们推荐这个“材料”，借以提高他们的觉悟程度。”
　　

　　
　　　　敬仰毛泽东，学习毛泽东（廿一 —— 民族政策）
　　
　　　　　　　　　　　　　　（小红柳 2006年4月02日）

　　
　　党和毛泽东的民族政策是众多政策最为成功政策之一。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民族为56个民族中的54个（在开国大典上，就是54门礼炮，象征着参加开国政治协商会议的的54个民族），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有的少数民族人数极少，然而少数民族在历史上对大汉族存有戒心。建国初期（50年夏）毛泽东就说过：“团结少数民族很重要。全国少数民族大约有三千万人。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是一件重大的事情，必须谨慎对待。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急躁，急了会出毛病。条件不成熟，不能进行改革。一个条件成熟了，其他条件不成熟，也不要进行重大的改革。当然，这并不是说不要改革。按照《共同纲领》的规定，少数民族地区的风俗习惯是可以改革的。但是，这种改革必须由少数民族自己来解决。没有群众条件，没有人民武装，没有少数民族自己的干部，就不要进行任何带群众性的改革工作。我们一定要帮助少数民族训练他们自己的干部，团结少数民族的广大群众。”

　　
　　事实上，这里有两个问题，一个是民族问题，一个是阶级问题。毛泽东的思路是先民族问题，后阶级问题。即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与习惯乃至信仰，渐进创造条件进行社会主义的民族改革，而改革的核心人民当家作主。这样才能实现国家各民族的团结，做到社会稳定。这一点毛泽东的做法颇似刚进延安时期一样，比较耐心。反之要求大汉族摆出团结和谐姿态。毛泽东在1953年3月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批判大汉族主义》的党内指示：“中央认为凡有少数民族存在的地方，大都存在着尚未解决的问题，有些是很严重的问题。表面上看来平静无事，实际上问题很严重。二三年来在各地所发现的问题，都证明大汉族主义几乎到处存在。如果我们现在不抓紧时机进行教育，坚决克服党内和人民中的大汉族主义，那是很危险的。在许多地方的党内和人民中，在民族关系上存在的问题，并不是什么大汉族主义的残余的问题，而是严重的大汉族主义的问题，即资产阶级思想统治着这些同志和人民而尚未获得马克思主义教育、尚未学好中央民族政策的问题，故须进行认真的教育，以期一步一步地解决这个问题。”可以这么说，国民党时期的民族政策是极为糟糕的，还不如清朝的康熙时期的民族问题处理，北洋政府时期实际上是对少数民族的迫害，蒋介石也无改善，本质上仍然沿用了大汉族主义的治国理念，所以汉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关系紧张。在民族问题上，毛泽东将其分为两个层面解决，一个是离散的小民族（有些只是部落形式），不构成较大的地域政治与国际关系的，毛泽东要求大汉民族拿出兄长姿态，多照顾小兄弟就是了，这就是毛泽东的胸怀；另一个是构成地域政治、国际关系和历史影响的，毛泽东总是尊重、谨慎从事，但必须是团结的而不是分裂的。

　　
　　中国的民族问题可以分成五大块，即东北、西北、西南（属于政治关系比较简单的那一类）、西藏与内蒙古。东北（满洲）在辽沈战役的同时毛泽东已经将其一并解决了，东北是中国工业和能源基地，边境问题也急不得，这里存在中苏关系问题，对于原来（蒋介石时期）的有关苏联的条约还得认帐（否则国际关系便孤立了，包括蒙古国在内），然而斯大林对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还存一些不信任的因素（共产国际的历史过程，毛泽东已经得罪不少了）。要恢复康熙时期的版图要求（其实晚清已经不是这个样子了），蒋介石做不到，毛泽东更有难度，因为没有国际舆论的支持，而且“远东”地区国际利益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已经基本划定，蒋介石政府（他还有美国的支持）为了协调当时的中苏关系也只能作出以默认“维系现状”的无奈之举。苏联的“胃口”不减，毛泽东的基点是在这个现状下苏联不能“得寸进尺”（这也为以后的中苏问题留了点麻烦），在边境问题上，毛泽东也只能放到其后而定，把主要精力放在东北的经济恢复和社会的安定团结上。在政治上东北还是有优势，这就是在东北的根据地的工作在建国后起到了保证作用，包括民族政策。对待满族政策，比起国民政府时期“歧视满族”要好得多，满族用不着隐瞒其满族的身份，周恩来就说过：“现在的问题，是要恢复满族应有的地位。”他还说：“溥仪先生是皇帝，‘满洲国’我们不承认，但宣统我们是承认的。”对溥仪的“劳教”也得到了较为积极的作用。还比如著名作家老舍（作品由《茶馆》、《骆驼祥子》、《龙须沟》等）就是满族的杰出代表。

　　
　　蒙古族问题的历史过程比较复杂。1911年，蒙古的王公和大喇嘛在沙俄的策动下脱离清政府管辖，宣告自治，建立了政教合一的封建君主专制政权。在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1921年3月，以苏赫巴托尔和乔巴山为首的蒙古人民党（1925年改称蒙古人民革命党）成立，它领导蒙古人民革命迅速取得了胜利。同年蒙古宣布独立，建立君主立宪政府。1924年废除君主立宪制，成立人民共和国。同年召开蒙古人民党“三大”，确定了“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总路线。1940年颁布新宪法，它宣称，“蒙古人民共和国是已经消灭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制度压迫的劳动者（牧民、工人和知识分子）的独立国家，它保证向非资本主义道路发展，以便在将来过渡到社会主义”。关于中蒙关系，1924年签订的《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规定，“苏联政府承认外蒙古为完全中华民国之一部分及尊重在该领土内中国之主权”。但在1945年2月雅尔塔会议期间苏、美、英三国首脑秘密签署的《关于日本的协定》中，苏联为参加对日作战而提出的第一个条件是，“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须予维持”。随后，美国将这一协定内容通知国民党政府，并要求予以同意。在苏美两大国的压力下，蒋介石派宋子文两次去莫斯科谈判，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双方并交换了关于蒙古问题的照会。国民党政府表示，在日本战败后，“如外蒙古之公民投票证实其独立的愿望，中国政府当承认外蒙古之独立，以其现在之边界为边界”。1945年10月，外蒙古举行了全民投票。根据投票结果，1946年1月国民党政府承认了外蒙古独立，2月蒙古同苏联签订了《友好互助条约》。其实这里存在一个问题，苏联提出的“现状须予维持”，其中还包括外蒙古与中国的隶属关系，即还是认为独立后仍然属于“中国圈子”。而蒋介石把隶属“中国圈”的概念连同承认“独立”一起“送”出去，当时的苏联和蒙古政府是意想不到的收获，用李敖的话讲，叫“卖一送一”。所以现在有人将此问题归罪于毛泽东，这是对历史的歪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当月中蒙两国正式建交。内蒙古的问题建国后基本是稳定的（也出现过整“内人党”的问题，他们骑着骆驼上访到北京，周恩来处理此上访事件，总理说：“凭着你们骑着骆驼上北京不是乌兰巴托，足以说明你们信任党和政府，我还有什么理由怀疑你们呢？你们先回去，你们的事我周恩来负责到底，也请你们给我一点时间。”），在内蒙稳定和发展上乌兰夫功不可没。还有傅作义、董其武将军对绥远（当时辖区为今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盟、伊克昭盟、巴彦淖尔盟东部及呼和浩特市、包头市等地）和平解放的贡献。笔者在内蒙古巴盟生活了近六年（屯垦戍边），感受了党的民族政策。在计划经济时期，蒙族百姓的生活待遇都超过汉族百姓（如粮食供应和粗细粮的比例等），三年自然灾害时，似乎对蒙族人没有造成太多困难。一句话内蒙古的情况是好的。

　　
　　西北（新疆）的民族问题，相比内蒙的民族问题，要多一些。问题的区别就在于党在那个区域影响力比较小，少一个像“乌兰夫”这样的一个具有影响的共产党人。少数（类别）民族多一些，共产党在新疆虽没有“根据地”什么的，但自从建立陕甘宁边区后，为打通抗日的国际路线（西路），毛泽东想了不少的点子，派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三位烈士在新疆遇害）等到新疆工作，结交了一批少数民族的朋友，只是一条交通线上的政治影响，第一野战军深入大西北，毛泽东英明决策，促成新疆和平解放。然美国人在策动一个阴谋，即鼓动西北五马军阀(指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马步青、马呈祥)把部队撤退到新疆，成立一个“伊斯兰国”，与我们对抗。扫清国民党反动派残余、匪徒和民族叛逆分子斗争中，战役和地方工作的难度就比较大，单是惠民的阳光政策是不够的，军事武装解决不可少。1949年10月赛福鼎·艾则孜在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时，向中共中央写了入党申请书，并转达其他同志请求入党的坚强志愿。毛泽东在赛福鼎入党申请书上写了批语：“同意赛福鼎同志入党。此信由赛本人带交彭德怀同志即存彭处。待新疆分局成立后，由赛同志向分局履行填写入党表手续。”为维护大西北和边境（康熙时期的边境）安定，其使用的方法很多，但要改变被动局面，1954年，毛泽东一声令下，驻新疆十万部队集体就地转业，组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始了艰苦创业，以后又有更多的“知青”加盟，扩展为14个师，人数达到250万，成为新疆工农业的“中流砥柱”。现今虽然也有传闻，当年“王胡子”的铁手腕（俗话说：不用霹雳手段不显菩萨心肠。），但不可否认对于新疆稳定和发展起着关键作用。记得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将撤销兵团建制，实践证明问题多多，所以很快又恢复了兵团建制。在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我们的政策是比较稳当的，是比较得到少数民族赞成的。新疆各族人民由衷地感谢毛泽东给他们带来新的美好生活。和田地区维吾尔老人库尔班·吐鲁木决心要骑着毛驴到北京，去感谢毛泽东。疏附县帕哈太克里乡维吾尔族农民在庆祝土地改革胜利的大会上，以长诗形式给毛泽东写了一封致敬信——《献给毛泽东》，倾诉过去的苦难生活，描述土改翻身的喜悦，抒发他们对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无比热爱的深厚感情。毛泽东复信给帕哈太克里乡全体农民，鼓励他们“在爱国丰产的口号之下，更加团结，努力生产，改善自己的物质生活；并在这个基础之上，一步一步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1962年，新疆发生了伊塔事件（伊犁、塔城边境地区6万余居民逃往苏联）。伊塔事件发生的原因，主要是苏联当局长期以来有组织、有计划地策动的结果；同时工作缺点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新疆发生的问题，引起了毛泽东的深思，对新疆工作作了重要指示：“（新疆）第一，要做好经济工作，农业、畜牧业、工业要一年比一年发展，经济要一年比一年繁荣，人民生活要一年比一年改善。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要有积累，但积累不能过多；粮食要征购，但任务不能过重，征购不能过头。要减轻人民的负担，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二，要政治挂帅，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要注意搞好民族关系，增强民族团结”。

　　
　　西藏解放是新中国成立后（除台湾外）解放最晚的自治区。它地域辽阔，交通运输极为不便，自然环境异常，社会历史情况特殊，民族宗教问题突出，内有封建农奴制度的桎梏，外有帝国主义的羁绊，又有较深的民族隔阂和西藏内部的不团结，各种矛盾错综复杂。西藏工作不仅艰苦，而且“斗争最复杂、最尖锐”。因而毛泽东关于西藏工作的指示最多，在这些指示中提出了解决西藏问题的重大方针和政策，如“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和平解放西藏”，“西藏现行政治制度不予变更”，“进军西藏，不吃地方”，一面进军，一面修路，“慎重稳进”，搞好上层统战工作，“六年不改”，“边平叛边改革”，“对农奴主及其代理人实行赎买政策”，“稳定发展个体所有制和个体经济”等。毛泽东解决西藏问题的构想和布局，都是从全局着眼，以广阔的国际国内政治舞台和深远的社会历史背景作为观察和处理问题的出发点。他的众多指示涉及西藏革命、建设的诸方面，既丰富又具体，并根据不同的时空条件，采取灵活机动的多种政策和策略。有些看来好像仅仅是一些细枝末节，但都同他那宏伟壮阔的战略相联系。毛泽东成功地解决了西藏由封建农奴制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这一重大课题，从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宝库，为中国的繁荣和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笔者想起小时候就喜欢听具有革命浪漫主义，高亢抒情的歌曲“二郎山”和才旦卓玛的“翻身农奴得解放”等歌曲，上中学时学跳“洗衣舞”和藏族舞蹈。喜欢围着家里的酒桌聆听父亲与早期援藏的邻居漫谈着西藏那神奇的风土人情和西藏发生所有变化的“酒话”（那顿酒可是喝了八九个小时）。以后逐渐懂得毛泽东坚持党的宗旨，尊重西藏民族和全心全意为西藏人民服务的诚意。毛泽东所制定的政策既不是羁縻政策，也不是压迫政策，而是完全新型的民族平等、团结政策。1955年，达赖喇嘛准备从北京返回西藏时，毛泽东同志亲自赶往达赖下榻的宾馆送行，使达赖及其随行人员感动得不知所措。达赖喇嘛当即对毛泽东同志说：“主席突然到这里来，我像在做梦，经过和主席的几次见面谈话，使我的内心起了极大的变化，我回去后，一定把这些指示变成实际行动。”毛泽东对达赖、班禅说，释迦牟尼“当时主张普渡众生，为了免除众生的痛苦，他不当王子，创立了佛教，为众生免除痛苦”。毛泽东作为一代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中，处处都显示出他那气吞八荒、囊括四海、只争朝夕的伟大胆识和气魄。特别是在中国革命一些生死攸关的问题上，他常常以历史的大手笔，大刀阔斧地推进中国革命的进程。然而，唯独在西藏问题上，他显得慎之又慎，正像他说的“我对西藏的事情非常谨慎”。他在处理西藏的各种问题时，还表现得特别温和、特别宽容，特别耐心。许多事情宁可不做，也不强求，只要不是根本问题，都可让步，能妥协的尽量妥协。毛泽东明确指出“在西藏考虑任何问题，首先要想到民族和宗教这两件大事，一切工作必须慎重稳进。”1956年毛泽东发现改革条件不成熟，指示立即刹车，果断地确定至少“六年不改”，并说：“欲速则不达”。

　　
　　对于毛泽东“慎重稳进”，达赖集团认为软弱可欺（其实他那里晓得毛泽东是最伟大的战略家），企图达到永远不改，终于在1959年3月发动全面的武装叛乱。其实西藏问题毛泽东早已了如指掌，他早在1956年11月说过：“这里再讲个达赖的问题。佛菩萨死了二千五百年，现在达赖他们想去印度朝佛。让他去，还是不让他去？中央认为，还是让他去好，不让他去不好。过几天他就要动身了。劝他坐飞机，他不坐，要坐汽车，通过噶伦堡，而噶伦堡有各国的侦探，有国民党的特务。要估计到达赖可能不回来，不仅不回来，而且天天骂娘，说‘共产党侵略西藏’等等，甚至在印度宣布‘西藏独立’；他也可能指使西藏上层反动分子来一个号召，大闹起事，要把我们轰走，而他自己却说他不在那里，不负责任。这种可能，是从坏的方面着想。出现这种坏的情况，我也高兴。我们的西藏工委和军队要准备着，把堡垒修起来，把粮食、水多搞一点。我们就是那几个兵，横直各有各的自由，你要打，我就防，你要攻，我就守。我们总是不要先攻，先让他们攻，然后来它一个反攻，把那些进攻者狠狠打垮。”还说：“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毛泽东作为战略家，他有过人的“大肚”和博大的胸怀，但底线也十分清晰，可谓爱憎分明。然而两年多一点时间后武装叛乱爆发了，毛泽东却认为西藏劳动人民翻身的时间提前来到了。他即刻指出：“边平叛边民主改革”。然而在一个极短的时间内，一个在封建农奴制统治下的旧西藏，一跃而为人民民主的新西藏，翻身农奴当家做了主人。“平叛”后，一些地方急于在西藏搞合作社，毛泽东知道后，立即予以纠正，他指出，西藏社会制度经过改革，生产资料从农奴主所有制变成了农牧民个体所有制，要安定一个时期。印度在此事件上没办好事，以后在中印边界以麦克马洪线（英国殖民者1914年非法所划）为由，蓄意搞摩擦，得寸进尺，为自己（势力范围），也为达赖（归根结底为自己），想“出口气”，但中印反击战中国获全胜，从此中印边境安定至今，可谓是“不用霹雳手段不显菩萨心肠”。历史作证，雪域作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对西藏所做得贡献。真是“巍巍的喜马拉雅山，滔滔的雅鲁藏布江将永远铭记毛泽东不朽功绩”。

　　
　　综上所述，历史上有谁像毛泽东那样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为中民族和谐与民族团结做得更多，做得更好？改革开放以来，对毛泽东亲自制定的党的“民族政策”继续贯彻执行（没有进行重大调整），做好民族工作，巩固和发展社会稳定、民族和睦的局面，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提供强有力的保证。历史发展表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则政通人和、百业兴旺；国家分裂、民族纷争，则丧权辱国、人民遭殃。中国是这样，外国也是这样。毛泽东早就指出：“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