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青网五色土 栏延河水 → [分享]延长插队知青征文遴选稿件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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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玉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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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金荣:知青本色永不改

段君辉  宋伟


来延长33年了,魏金荣这位被群众盛赞而且当之无愧地被评为延长县“十佳校长”的北京知青,仍然痴心不改,无怨无悔地坚守在黄土地上,继续着自己终生选择的事业。

4年插队生活,定下了她终生的追求

1968年12月,北京老三届学生年方17岁的魏金荣刚刚走出校门,就报名来到陕北插队,在延长县郭旗公社徐旗村,她一干就是4年,体验了陕北乡亲的生活。

来到队里不到一年,魏金荣学会了所有的农活,样样都是走在前面,她的不甘落后的性格赢得了乡亲们的好感。冬天的雪飘飘渺渺下了几天几夜,山村奇寒,雪停后,紧张劳动了一年的人们便利用冬闲时节,上山准备过冬的柴禾。一天,魏金荣等知青和农民一起上山背柴,回来的路上,由于山路坎坷光滑,魏金荣背着一大捆柴,一不小心,穿着塑料底鞋的她脚下一滑,从山上滚下了崖畔。

然而幸运的是,她打了死肩和柴一起挂在了一棵山崖上的树叉上。她得救了。遍体鳞伤,右腿受了重伤,从此落下了终身病根。徐旗村的乡亲们都来看望她,老乡们请来了医生、送来了鸡蛋、房东老大娘炖了老母鸡给她疗伤……这使从小失去父母的魏金荣倍感温暖,她坚强地挺了过来。

从此,她把陕北当成了自己的家,她要为陕北的父老奉献自己的一切。

献身陕北教育成了她终生的事业

1972年9月,魏金荣被乡亲们推荐上了延安师范,她的命运出现了新的转机。两年的刻苦攻读,她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后,又回到了农村,在大山深处做了一名乡村教师。

刚刚分配到安沟九年制学校,魏金荣就当上了五年级的班主任,为了让农村的孩子都能上学,她四处奔走,千方百计地动员安沟的孩子们上学。在此后的10多年里,她先后在安沟、刘家河、郑庄、张义夫子这些偏远的地方教书育人。每到一处她都是挑大梁的,而且所带的班级始终保持着100%入学率,90%以上的升学率。

就在知青大返城的时候,魏金荣却和县邮电局职工艾绍玉相爱结婚。不久,大儿子魏明出生了,刚刚满月,她就走上了讲台。为了不误工作,她雇了人照看孩子,后来就把孩子放在邻居家。有一段时间因无人照看,她只好把儿子锁在窑里,等她上完课、辅导完晚自习回来,孩子已经爬在门口睡着了。她先后把自己的两个孩子送到姥姥家,直到上小学时,才接到自己身边来。

延安医院的一位大夫至今记得,知青魏金荣在张义夫子教书时得了阑尾炎,当她被送到当时的县医院时,医生告诉她需要做手术,这位知青说什么也不做,她说:“我不能做手术,我还要给毕业班的孩子们上课呢?”她把对学生的爱倾注到教学工作中,期间有好多次回城的机会,她都放弃了。她说,我已经是陕北人了,我的家在这里,我的事业在这里,我离不开陕北。

实现理想成了终生的梦想

“一个人的生命应该怎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如果你要珍惜自己的价值,就要给这个世界创造价值。”这两段人生格言几十年来一直是激励她顽强工作在贫困山区的强大动力。

1985年,县教育局把她抽调到局里搞人事工作,但是在机关工作一年多以后,她却强烈要求回到教师岗位上去。1987年,她服从组织安排调到县教研室担任幼教研究员。

然而深入幼儿园一看幼儿教育还是拦羊式和照看孩子式的,缺少科学系统的教育。魏金荣知道,幼儿时代是一个人智力、能力开发的最重要时期,如此下去,将来怎能适应激烈的社会竞争呢?她心急如焚,第二年,经过多方努力,教研室同意她组织全县4所幼儿园14名教师走出去,到西安观摩取经,学习先进经验。

经过走访老园长、听取幼儿教学课和老师们座谈交流,14名教师都学到了许多新鲜的东西。从此,延长县幼儿教育走上了正常科学的轨道。1990年,全县第一次有了幼儿老师赛讲课,赛讲和撰写论文掀起了热潮。

精益求精,以最高的标准建设幼儿教育基地

是延长幼儿教育的需要把魏金荣推到幼儿教育管理的第一线,短短几年,延长县幼儿园在她手上建成了全市一类幼儿园。

1991年,她担任了县幼儿园副园长。这所1958年建园,文革时期停办,1970年重建的幼儿园,在教学管理和教育思想上都暴露出了许多问题。上班的老师不是打毛衣,就是拉闲话,迟到早退更是家常便饭,更谈不上教育质量的提高。“这种状况必须改变。” 魏金荣雷厉风行,她在争取两位园领导的支持下,一手坚决整顿纪律,一手狠抓教学,使全园教师形成了幼儿园也要抓教育质量的共识,由她主动分管的赛讲课也如火如荼地展开了。县幼儿园从此名声大震,成为全县其他幼儿园争相学习和取经的榜样。

1993年,两位领导退休后,她主持了全盘工作。为了进一步提高全园教师的教学水平,她利用暑假时间,带领全园24名教师到北京观摩学习,开阔了视野。

1994年2月,县劳人局正式任命她为幼儿园园长。就在她事业如日中天,准备大展宏图之时,不幸向她压来:她的丈夫得了肝炎!她一方面积极为丈夫治疗,另一方面在管理上更加细致。然而,当年12月丈夫因医治无效去世了。强忍着中年丧夫的悲恸和借下几万元债务的巨大压力,魏金荣为幼儿园定出更高的目标,争取创建地区一类幼儿园。1995年,她顶住了来自工作和家庭社会多方面的压力和阻力,一方面争取县教研室的支持,带领教师到西安观摩学习;另一方面加强教师教学管理,讲普通话、抓备课审查,当年他们全园有数十篇论文和优秀教案被收进了《幼教花苑》中,并连续三年荣获县级先进集体。1996年延长县幼儿园被评为全地区首批一类幼儿园。她本人也荣获幼教先进个人光荣称号。经历了人生的悲欢离合,在大悲之中挺了过来,对于魏金荣还有什么不能战胜的呢?当记者得知她曾多次把荣誉让给别人时,她对得失表现得十分坦然:“我常对自己说: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

在陕北土地上,她升华了自己的爱

从乡村女教师到幼儿教育研究员,再到优秀幼儿园园长,魏金荣把自己的理想发挥到了极致。然而,在她的家里却很少有什么现代家具和奢侈品。她只有书,关于幼儿教育的书籍,关于幼儿研究的书籍。还有为儿子买的许多宝贵的读物。在精神世界里,她是富有的。她是一位成功的母亲,在她的言传身教下,两个儿子都成材了。她是一位成功的领导,她的许多学生和园内的教师都受到她人格力量的影响,成为当地建设中的中坚力量和领导人才。

作为北京人的魏金荣,33年后,丝毫未改的是她那一口流利标准的普通话,她是我市推广普通话最有影响的一个。延长县幼儿园有一条硬规则,就是教师无论讲课还是说话都必须使用普通话。每周的教案审查中,她要求一律用普通话汇报。她有一句名言:“不做就不做,要做就一定做好!”

敬业、爱心是她的本色。有一次,魏金荣发现幼儿园一个孩子身上出现青斑,她立即抱着孩子来到医院检查。当孩子的爸爸得知后,来到医院大吵大闹,魏园长不慌不忙,让他冷静,她说,你的心情我完全理解,让医生检查清楚再说。医生检查后说,这不是打伤的,全身都出现青斑,是一种病变,幸亏送来及时。这个孩子脱离危险后,魏园长还为孩子付了医疗费。她说,孩子到了园里,我们就要对他负责,对孩子的爱我们和家长是一样的。

当记者问她想不想回北京时魏金荣告诉记者这样一件事,1998年她利用暑假带着二儿子艾涛回到北京参加高考,并借此机会看看她的病—她跌下悬崖留下的后遗症导致了右腿变形。就在她治病和儿子高考时,一位同学把她的事迹介绍给了一所贵族学校—尚立中学,并拉她到学校应聘,学校正在物色一位后勤部长,月薪1200元。当魏园长说自己已有8年园长的经历时,董事长亲自给她打电话,希望她留下,在北京发展自己的事业。然而魏金荣最后还是坚决谢绝了老同学和董事长的好意,回到了延长。她说:“我的事业在陕北,我爱山区的孩子。”

京华名师范淑娟来到延长后,听说了她33年坚持为陕北服务的事迹和对延长幼儿教育的特殊贡献十分感动。

1999年,在全县“十佳校长”评选中,魏金荣当之无愧地名列榜首。但是她却谦虚地说:“我要实践自己的承诺,把自己的所有精力奉献给延长的孩子们。”这是这位老三届北京知青的肺腑之言。


                         此文发表于2002年《延安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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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平和他的黄古塬情结

曹谷溪 

      1940年,毛泽东在延安杨家岭那个小小的土窑洞里大笔一挥,于是“自己动手”便成了边区军民开荒种田的动员令。一片片林木被砍伐,一座座稍山被焚烧……在中国革命史册上赫赫然记下了“军民大生产”的丰功伟绩。

      披挂着满身勋章的历史老人蹒跚而去,却很少有人注意:他背负的行囊是破的,撒下一路坎坷,让后来者思考。

      从土地革命开始,那连续了几十年的革命战争对陕北的创伤,不仅是生命与鲜血的惨重代价;其实,大面积林木被毁坏的伤痛,更为巨大而久远!

      延安的革命与贫困,同样闻名于全世界。

      六十年代末,这块伤痕累累的土地,像当年慷慨接纳长征而来的红军战士一样,又慷慨接纳了27818名毛泽东身边的“红卫兵”,来这里插队落户。

      本文的主人公——许平,就是他们之中的一名极为普通的北京知青。

      一.这就是教科书上所讲的革命圣地吗?这就是他们将要生活的地方吗? 许平和他的战友们都始料未及……      当时,只有一个信念:这就是革命!

        许平,是北京四中高68届的学生。1969年元月,他随大部队从北京来到延长县安沟公社黄古塬插队落户。和他一起来这里插队的10名知青,都是他北京四中的男同学,“铁哥们”。

      几年之后,许平和他的战友们,都带着这块土地大山般的纯朴,黄河般的气魄和追求,又离开了这块土地。他的朋友们,有的当了大学教授,有的做了名记者,有的在海外创建了很大的业绩……我们的许平,先做地质勘探队队员,后调回北京,现为中国电信总局的一名处长。

     许平说:不管他们在哪里,也不管他们在怎样的岗位上,没有一个人会忘记那一段刻骨铭心的知青生活!

        那是一个大雪封山的严冬季节。

       一辆辆军用大卡车,将他们拖进陕北黄土高原的群山之中。

     这里的山,奇形怪状。有的像佩戴着冰盔雪甲的古代将士列队而来;有的则像受惊的兽群,闻声而逃……对这些北京生北京长的京都学生来说,这无疑是一个陌生的世界。在感到新奇的同时,不时有缕缕悲凉和疑惑从心底泛起。

      我们要去的黄古塬在哪里呢?

      这是他们离开北京之后的第三天的早晨,他们乘坐的大卡车又从延安出发,过去在画报上,电影里见过的宝塔从眼前闪过,汽车顺着延河向东,几乎一直在弯弯曲曲的山路上行进,很难想象有许多路段是在悬崖峭壁上开出来的,过了县城,通往公社的路更窄更险,大起大落的颠簸,简直能将你的五脏六腑抛在体外。从延安到安沟公社只不过一百多公里的路程,他们竟整整走了一天,太阳落山时才赶到。

      黄古塬大队党支部书记高海珍带着六七个社员,早已在那里迎候。从公社到村里,别说汽车、拖拉机,就连毛驴车也不能通行。许平他们10个知青的10只大木箱,分别驮在5头毛驴的背上。出公社不远,他们从一个叫高家川的地方开始爬山,先是祁家塬,紧接着又要翻过姚家塬。这塬与塬之间,有4条细若羊肠的“崾岘”,这些“崾岘”的两侧都是刀切般陡峭的山崖,别说是夜间,就是白天从这样的“崾岘”上通过,也会使人提心吊胆。为了防止意外,高海珍支书让社员们拖着知青的手缓缓挪步。每通过一道“崾岘”,许平他们便用手电筒四处晃动:望着残雪覆盖着的重山秃岭,险峻狭窄的山路,喘着粗气的毛驴,他们谁也不说一句话。

      这就是教科书上所讲的革命圣地延安吗?这就是他们将“扎根”一辈子的地方吗?这些,都是他们始未料及的。从公社到他们要去的黄古塬大队寨子河村,只不过20来华里山路,这支奇特的小分队竟走了整整三个小时。

      晚上九点多钟,黄古塬大队的百十名乡亲敲锣打鼓地将许平他们迎进村来,一餐他们从未品尝过的“羊肉臊子压饸饹”之后,便是上面规定的“欢迎大会”。

     在那个时代,许平他们纯得像山泉水,他们只有一个信念:就是革命。假若面前有一个大海,有人大喊一声:跳下去就是革命!

      也许,第一个跳海者就是许平。

      二. 回顾三年的插队生活,许平不无感慨地说:在那些蓬头垢面的庄稼汉的心中,涌动着一个博大的充满爱的情感世界!

      这一年,阳历的元月,正是农历的腊月。腊月的陕北,地冻如铁,除过进沟砍些柴禾,一般不干农活,家家都忙着打扫窑院,办置年货,准备过春节。

      知青们的口粮、食油当年都由国家定量供应。十个人一个灶,队上派单身汉高建升老汉给他们做饭,带他们到沟里砍柴,教他们拧腰子,捆柴禾。一场陕北少有的大雪之后,他们不能进山打柴了,知青组长罗庆朴和许平他们商议给老乡写春联。于是,他们有的裁红纸,有的编对联,有的挥毫泼墨,不到两天时间就为全大队的89户社员,家家都写好了春联。

      黄古塬大队由黄古塬和寨子河两个自然村组成,两村之间是近乎五华里陡峭的山路,由于大雪封山,上下更为艰难。他们要到塬上去送春联,这可使生产队长张国民犯了难。

     “看你们穿球些甚鞋,塑料底底光溜溜的,一滑一个球朝天!”

     许平他们听不懂张国民的陕北方言。问他:“你说啥呀?”张国民用手比划着说“摔跤呀,危险哩!”他们用地道的北京腔回答说:“没事儿,没事儿!”张国民没法儿,就拄根棍子,拿了大绳,走在前面为他们开路,像“猴子捞月”似的让他们拉着绳索,一步一步将他们拉到塬上。

      就这样,许平他们一家一家地给群众送春联,群众一家一家地请知青们吃年饭。

      这个队的大部分社员是从榆林、绥德、米脂、佳县等地逃荒来的。本地人称他们是“上头人”。大队革委会主任常维元,祖籍米脂,1940年秋天,在他还不足一岁的时候,父亲就领着他们一家五口人从米脂折家圪崂逃荒到延安临镇高家塬,四岁时死了母亲,47年胡匪进犯延安,又被迫回到老家。他们村子紧挨沙家店,这个八岁的孩子,目睹了著名的“沙家店战役”,其父常在仁,也就在这一年支前抬担架时,牺牲在瓦子街战役的枪林弹雨之中……1949年,他大哥常维英又领着他到寨子河“安伙子”。他11岁开始给人家揽长工,一直到55年,常家弟兄入了农业社,才真正拥有属于自己的土地和耕畜。

      由于太多的流离失所,经历了太多的灾难与痛苦,这个村的老乡都待人厚道,最富有同情心。别说是待知青,就是来一个讨饭的乞丐,也要把他请到家里,与家人同餐,临走还要给他带一块“干粮”,让其路上充饥。许平在回顾他3年插队生活时不无感慨地说:在那些蓬头垢面的庄稼汉的心中有着一个博大的充满爱的情感世界!

      有一回,知青小组一起出动到野鹿子沟砍柴。过去,每人一天只能砍两捆柴,这一天他们决定每人砍4捆,10个小伙子没一个示弱。他们忘记了疲劳,忘记了饥饿,直到太阳落了山,他们才开始打捆自己砍的柴禾。

      眼看到了掌灯时分,还不见知青们回来。“这些憨松,有个闪失咋办呀!”生产队长张国民着急了,一声吆喝,全村十几户人家的男人、婆姨,正做饭的灭了柴火,正吃饭的撂下碗筷,打上灯笼、火把寻出了村……折腾大半夜,直到把他们连人带柴全都安顿在知青院,社员们才各回了各家。

      端午节吃粽子。知青姚远的手搬石头砸伤了,张国民的娘就像抚育自己的孩子一样,帮他把粽叶剥了,一勺一勺喂着吃……也就是这位老人,在病逝前还抚摸着知青们离京前在“红都”照相馆拍照的那张照片,念叨许平、门中和姚远……老泪潸然地说“那几年,知青娃娃们可受了罪!”

      毋须讳言,有那么多北京知青一下撒到延安农村。知青工作搞得好的,搞得不好的,哪种情况都有。知青的年龄层次,文化素养,思想品行也更是千差万别,捣什么“鼓”的也有。不好好在队上劳动打群架,偷鸡杀狗,侵犯老乡利益的事儿,也时有发生。然而,黄古塬的知青确实都好。一冬一春农田基建大会战,知青和社员们一样吃住在工地,双手裂开了一道又一道的血口子,他们用胶布一粘,继续干活,没有人叫苦喊累。不到一年功夫,他们把锄草、纳粪、扶犁等农活技术都很快学会。

      1970年春天,马茹子花正开得灿烂。解放军总后医疗队在县城举办“赤脚医生”培训班。大队要抽许平去学习。队长说“他走了,‘蒋介石’谁能有办法?”

     “什么‘将介石’”?

      原来寨子河生产队有一头顽皮牛,群众就把这头不听使唤的牛叫作“蒋介石”。许平力气大,手劲重,只有他能驯服了这头叫“蒋介石”的大黄牛。

      这个村的知青深受群众爱戴,不仅是他们劳动好,干活能吃得下苦,更重要的是他们自觉不自觉地将都市文化,现代文明悄悄地带到了这个偏僻闭塞的小山村里。

      这里的后生女子们也开始用牙刷、牙膏洁净自己的牙齿,又肥又笨的大裆裤,渐渐地在消失,在许平、任敏等知青的帮助下,连一天学校都没上过的常维元,也可以读书看报写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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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是初恋吗,许平说:“不是的,不是的,那时候还不敢异想天开!”他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早已引起了黄清的注意。

      其实,许平他们的插队生活,有苦也有乐。许平说,他的青春在这里,他的初恋也在这里。

      1970年秋底,安沟公社搞王良沟水库大会战,强调要“扛硬”的基干民兵。大队支书高海珍和常维元一合计:“许平是基干民兵连的连长,能吃苦,又实诚,肯定能验上”。许平刚从地里拉回一板车谷子放到场里,听队长一说,就收拾铺盖出发,常维元婆姨说:“许平,王良沟不远,你吃了饭再喀!”许平说:“早去好接头”。说着便用锨把挑了行李,去了王良沟水库工地。

      会战工地几百号人马,分住在林坬周围的几个队里。与他一起的还有林坬的北京知青马季青。这个村的北京知青大部分都回京探亲去了,只有他和另外两个女生。小马说:“我一个人占一眼大窑洞,住我那儿,吃饭,上工都方便”。

      对实行“初级共产主义”的知青来说,这些事只不过是鸡毛蒜皮。可是,对许平来说,这次出民工,特别是与小马同住一室,在他今后的人生旅程上,起到了非同一般的重要作用。

      是初恋吗?

      许平说:“不是的,不是的。那时候还不敢异想天开!”

      与小马一起的那两位女生,一个叫“黄清”,就是许平今天的夫人,另一个叫赵军,现在香港做事。

      每天,下午饭在男生窑洞做,炕头热,发面盆就放在男生的炕头上。早饭都在女生窑里做。所以,每天早上得把发面盆从男生窑端到女生窑。赵军说:“瞧那些男生懒懒散散的德行,我才不伺候他们哩!”

     黄清一句话也不说,每天早上总是她“咚咚”地敲门,许平去开门,把发面盆递给她。黄清的脸定得很平。

      那时候,拉硪、打夯苦活很重。许平的饭量猛大,就着酸白菜炒洋芋,早饭能吃10块玉米面发糕,足有一公斤吧,还要喝一罐子米汤。

      许平在王良沟水库出了3个月民工,就在林坬知青小组生活了3个月,简单而平静,他根本没意识到自己早已引起黄清对他的注意。临别只撂了一句话:“得空到黄古塬来玩”,说完,又用锨把子挑了自己的铺盖卷上塬了。

      1971年春天,许平在黄古塬小学当了教师;组织上批准黄清随父母到河南干校。离开林坬时,本来,经安沟出去就是一条大路,她绕道上塬与许平告别。不巧的是,那天许平领学生娃们到后塬上挖玉米茬子去了。几天后,送黄清的小杜将这件事告诉了许平。

      这件事,使许平似乎意识到了什么。他琢磨了六年,遗憾了六年。

      在这六年里,他和黄清没有通过一封信。一个偶然的机会知道了对方的地址,他们打通了电话,并在北京见了面,一说就成。他俩婚后的20多年里,从来没有吵过一次嘴,红过一次脸。

      有一回,许平的岳母当笑话说起他和黄清的那次北京约会。临行前,岳母问黄清男朋友的年龄,黄清说:“比我大”。大多少?黄清说:“不知道”。再问个头,家庭情况和确定婚姻关系的其它问题,黄清都说不清楚。

      岳母说她是否有点草率?

      黄清说“我相信自己的直觉,他很好!”

      也许,世界上真的有“缘份”这种东西存在,1981年2月17日,他们的儿子许彤出生了。这一天,是农历的2月12日,也正是许平和黄清的生日!一家三口,同一个生日。“同”与“彤”谐音,这也许是他俩给儿子起名为“许彤”的原由。

      现在,许平的儿子已是高中三年级的学生。然而,对许平来说,黄古塬下的林坬村还清晰地留着他初恋的足迹!

       四、面对山河依旧的黄古塬,许平说:作为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员,他为此脸烧心跳,作为一个曾在这里插过队的北京知青,他体验了“负疚”的巨大压力。

      由于工作的关系,许平先后到过美国、日本和西欧诸国考察。在异国他乡花园般美丽的都市里,他振奋,感慨。可是,偏偏在这个时候,他却更思念他为之哭过,笑过,爱过的黄古塬,更思念那些曾与他朝朝暮暮厮守,摸爬滚打在一起的黄古塬父老!

      许平是河北邢台人。1976年只因姨娘病逝回去过一次。可是,从他1975离开陕北回京的22年里,就五回黄古塬。 

      黄古塬的群众说:许平这个人实诚,真讲良心。1988年冬天,是他离开陕北13年之后的第一次回延安。车到宜君的哭泉,他就感到又置身于陕北的大山之中,他真的在哭泉就激动得泪如泉涌。这次与他同行的还有北阳插队的北京女知青张莉。他先把张莉送到北阳。天色已晚,可是,要到寨子河还要翻过一架15里山路的驴尾巴圪梁,不巧又飘起雪花,张莉劝他第二天再走,他摇头未语。

     第二天,怎么能等到第二天呢?

     1971年11月28日,黄古塬人欢送他招工离别的情景,又浮现在眼前。头一天晚上,大队支书高海珍,革委会主任常维元,生产队长张国民等队干为许平他们喝“壮行酒”,整整闹腾了一个通宵,第二天,天气很冷,黄古塬的男女老少倾村出动,为他送行。寨子河的张玉、李志玉两个老汉,年迈患病,还硬要儿女们搀扶着爬上塬来;年近八旬的冯秀英老大娘,拄着拐杖挤过人群,颤微微地将一捧红枣塞进许平的衣兜里……她牵衣顿足:许平,你多会才能再回咱黄古塬?

      许平伏在老人的肩头哭了,全村送行的人们都哭了,拉行李的拖拉机走远了,几百口人还呆呆地站在塬畔上。

      一想起黄古塬的老老少少,许平归心似箭。他从柴垛上抽了一根棍子拄上,走进高塬风雪的夜幕之中。

      许平当晚就回到村里。他在寨子河住了两天,黄古塬住了三天。人们都争先恐后地请许平到自己家中作客吃饭。常常给知青小组送柴的那位老羊倌张存义,因脑溢血而死了。当年,他从几里外挑一捆柴,往知青院一撂,连一句话也不说就走了,告别这个世界时,他依然是一句话也没说,就甩手走了!

     几十个学生娃娃,还像当年一样挤在两孔破旧的窑洞里上学,每家每户的炕头上依旧置放着五六十年代的煤油灯……可是,每家每户告诉他的却是:“尔格的光景好了,不缺吃喝了!”“许平,给你回家装上些小米、绿豆,这东西你们北京人保险喜欢!”


               这一句句本来想要许平宽心的话,却像芒针似的刺痛了许平的心。只讲给予而不求回报故然是一种美德。但是,憨厚到仅限于“粮食够吃”便近乎是一种愚昧!

     当年,这块土地为中国革命献出了该奉献的和不该奉献的一切,可是革命给他们究竟带来了什么呢?

     作为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员,他为此脸烧心跳;作为一个曾在黄古塬插过队的北京知青,他感到这种“无言”的爱心,不求回报的奉献,使他有了一种负疚的巨大压力!

      我该为他们做些什么呢?许平铁了心,要想办法把电拉进黄古塬每一户群众家里,给村上的娃娃们创办一所“希望”小学!

      1998年国庆节前夕,许平作为中国电信总局的代表,又一次回到了他称之为第二故乡的黄古塬了,专程为“黄古塬中国电信希望小学”落成典礼剪彩。

      这是他十年前的梦想。

      为了通电和建希望小学,在过去的10年里,许平曾三次回延长县和有关部门咨询协商;四处奔波为这两项工程落实经费。1996年中国电信总局发行100万希望工程磁卡,在他的努力下,全国的十多所希望工程中,黄古塬中国电信希望小学终于列在其中。在此同时,许平又多方筹措资金8万元,在延长县供电局的协助下,使通在村头的高压电引进了全村一百多户人家的窑洞里,使现代文明大踏步走进了古老的黄古塬!

      这一回许平没有哭。他舒心地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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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妮 子

刘蕴秋

香妮子是我插队的第二个村的一个女娃。有十六七岁。长相一般,特点是头发又黑又密,还有点自来卷。她不太爱说话,人很能干。香妮子的大会木匠活,从不在队里受苦,常年累月在外揽工挣钱,因此她家家境较好。她上有两个姐姐已出嫁,老两口跟前就这一个宝贝闺女。

香妮子与我关系尤其好,可能是脾气投缘。71年初的那个春节,我没回京,是在农村过的。香妮子特意请我去她家喝米酒,我去了。因为过年,她大也回来了,在炕上盘腿坐着,招呼我也上炕去坐,我推脱地坐在了炕边。她娘热情地端上一大盆热腾腾的黄米酒,还有油糕、米黄等农村过年吃的东西。她娘酿造的米酒实在太好喝了,我不断夸奖酒的味道好,喝了好几碗。她娘见我爱喝,非常高兴。那米酒浓浓的,酸甜适度、味道极醇美,满窑洞都弥漫着酒香。香妮子更是一再劝我多喝些。

同年夏天,我们女知青和本队的六个女子,相约去县城照相馆照相,我忘记了是谁先提议的,总之,提议后,大家一致赞成。我们一行九个人,一路上叽叽喳喳好不热闹。到了县城后,我们直奔照相馆。照相馆坐南朝北,进去后,我愣住了,只见照相馆屋内北边有房顶,南边竟是露天的。摄影师让我们站在迎着阳光的一面,并给我们分别排好了位置。此时将近晌午,光线正足,阳光从屋顶的上方斜射进来,洒在我们的身上。几经安排摆弄后,摄影师按下了快门。我第一次见到这种条件的照相馆,以阳光代替射灯,眼界大开。

回村后的几天,女子们天天揣测着照相的结果,有空就说起这事。到了取相片的日子,正好一个婆姨进城去买东西,我们托她帮忙把照片取回。那天下工后,几个女子到她家去寻照片,都扑了空。天黑了,女子们算计着那婆姨怎么也该回来了,就去村口迎她。那个婆姨很晚才回来,没等她走上坡顶,女子们就把相片截走了。相片传到我手中时,已是第二天。我看到大家照得都很好,只有香妮子照坏了。她的脸部照虚了,虽能看出照片经过修整,然而她的脸完全走了形,不仅难看,还有些吓人。女子们说,香妮子一看到照片就哭了,谁劝也止不住。后来好几天,香妮子都不愿说话,眼睛总是红红的。我劝她别太在意这事,说不就是一张照片嘛?她却说,一辈子也没照过几回像,大伙能凑齐一块照张像多不容易,那个照相的太可恨了!过了很长时间,香妮子才平复了难过的心情。直到现在,我的相夹里还保存着这张珍贵的照片,每次看到它,我都会想起这段往事。

71年底我被招工去了工厂,临走前,香妮子买了双袜子送给我,还给我做了一双鞋,说是让我留个念想。

72年五一,我们队两个尚未分配工作的女知青,带着香妮子来延安工厂找我玩,我热情地接待了她们。她们参观了延安的名胜古迹,我们几个人还在宝塔山下、延河畔旁合了影。这回的照片照得很成功,几个人都很高兴。这张照片现在我也珍藏着。那回她们在我这玩了几天,玩罢返村时,我送她们上了汽车。香妮子趴在汽车窗口,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我,似乎要把我牢牢印在心底。我走到她跟前,说,以后闲了再来玩,这一句话竟让她热泪盈眶。她哽咽着说,放假时你也回村来玩。后来的两个春节,我都是回村过的,第一次回去时,女知青们还都在,香妮子得知我回村,抽空就来女知青窑洞玩。她总是看着我笑,话却依然很少,从笑眼中我能读懂她的深深的友情。我第二次回村过年时,知青们多数已经分配走了,女知青一个也不在了,香妮子也出嫁了。她娘说她嫁得不算远,离村有几十里,男人和婆家对她都还好,我深深地祝福她!

 

作者简介:刘蕴秋,女,19 69年2月至1971年12月分别在延长县刘家河公社下吕家塬和郭家塬大队插队, 1971年12月至1977年12月在延安大修厂当工人, 1978年1月至1980年10月在河北省束鹿县农业机械厂当工人, 1980年10月至1989年3月在北京电扇厂当工人, 1989年3月至1990年12月在北京市体委劳服公司下属木器厂任会计, 1990年12月至2002年9月在北京市体委下属第二体育运动学校任会计,2002年9月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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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蕴秋


我插队的第一个村有一家姓李,他家有一个女孩,十五六岁,因排行最小,家人都称她为小女子。小女子模样长得非常俊,白皙的脸庞上眉清目秀。乌黑的头发,洁白整齐的牙齿,就是身材较瘦小,可能是年龄小,没长成的缘故。从模样举止上看,她没有一点农村人的土气。常穿一件粉红色的小袄,干活热了时脱去袄,是一件白底碎花洋布衫。不管什么衣服穿在她身上,都显得那么合身好看。她生性活泼,爱说爱笑,身上充满了朝气。

69年夏初的一天,队里的妇女在一起锄地,小女子边锄地边大声唱歌,一点不害羞。她的嗓音甜甜的,沙沙的,旁人听了,立刻会联想到颜色鲜红、味道甘美的沙果。她平时干活歇歇时从不闲着,总是和身边的女孩打闹。比如,她会突然抢走你的一样东西,目的是让你追她。她在田梗上跑啊,笑啊,老远就能听到她的笑声、看到她追逐打闹的身影。妇女们背后说她疯,有的还当面逗她说:“就你这疯劲,要是寻了婆家,还不得天天挨男人骂、把婆婆气得半死?”她嘻嘻笑着说:“那我就不嫁!”那天她与同伴开玩笑,二人又追逐起来。我朝她奔跑的田埂望去,只见在碧绿的田间,她咯咯咯的边笑边跑,齐耳的短发随风向后飞扬,笑声在田间荡漾,那花布衫在油绿的庄稼间飞舞,那场景就像一幅生动的山水画,那幅画长久地定格在了我的记忆中。

又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妇女到较远的一块地去锄棉花,那块地附近住着我队的一户姓付的人家。这付家不知为什么,住得离村子较远。歇歇时,我们全体去付家寻水喝。一条长长的小路通向付家的院子,我们看到,付家的院落周围栽了不少树,其中有不少果树,全都结满了果实,不过多是青绿色,且个头小小的,没长成熟。快走到院子时,路旁一棵结满了果的樱桃树,引起了我们的注意。那满树的樱桃像一颗颗珍珠,白里透粉,即将熟透,把树枝都压弯了,煞是诱人。付家的女主人正在家,是个50多岁的老婆婆,因为她女儿小名叫莲儿,所以人人都称她为莲儿妈妈。她见我们这么多人到她家,恐有人摘吃她家的果子,就拿着针线活走出窑门,招呼大家在院里坐下。这样一来,她可以边拉话边照看那些果实。她边纳鞋底边说:“果木们还没成熟,现在吃就糟蹋了,等果子熟透了,都到我家来吃。”我们在付家歇了一气,其间有喝水的,有解手的。小女子走近我,偷偷塞给我一把樱桃,小声说,万不要让莲儿妈妈看见。我瞅准莲儿妈妈没注意的当,一会一个地吃完了手里的樱桃。等我们歇罢,站起身离开时,莲儿妈妈客气地送我们到院边路口。刚才她一直在窑门口坐着,这起身一走,无意间看到了一个板凳旁的樱桃核。再仔细一巡视,见刚才每个人坐过的板凳旁都有核。她气急败坏,连声呼喊:“可惜呀!糟蹋了!不是不让你们吃,还没长熟呢!”我们一个个掩着嘴笑着,离开了付家。又路过樱桃树时,我看到刚才还挂满果的树枝,有好几枝变成光秃秃的了。过后才知,是小女子假借解手时干的,她摘下樱桃后,将果实藏在脱下的衣服中,并偷着分给了每个人一把。

秋天摘花椒,花椒树长满了刺,边上的还好摘,中间的就够不着了。老乡们在树杈的中间横上放几根粗圆木,人站在上边就可以摘到各个枝杈上的果实了。但是中间的还是很不好摘,毕竟周围都是刺,人稍不注意就会挨扎。那天队长让我们妇女摘花椒,小女子抢先登高钻到了树中间去摘。中间歇歇时,她走到我面前,笑着说:“文燃,让我看看你的牙白不白?”我不经意地张开了嘴。她说:“再张大些,里边的牙我看不到。”我就又往大张了张。她瞬间将藏在手中的一把花椒塞入我口中,没等我反映过来,早已跑开了。我吐出花椒,嘴里麻得像打了麻药。要知道,她塞进的是刚从树上摘下的新花椒,且不止10粒8粒,气得我忍着口中的麻木去追打她,她见我追来,哈哈哈地笑着,围着花椒树边转边跑,还隔着树笑着问我:“滋味美不美?”真让我哭笑不得。

70年夏,知青搞五七大军合并,小女子得知我们要去其他村落户,将永远离开这个村,伤心地哭了。我们临走前,她请我和女友们去她家吃饭。她大多年前就去世了,娘也在两年前去世,她上有4个哥哥都已成婚,最近她刚与最小的哥哥分了家。因此自己单独支一个灶。那天她请我们吃的是压饸饹。她事先和好了一块白面,我们聊了一会后,到了吃饭的点。她烧开了锅里的水,让我们帮她把饸饹床架在锅台上。说到饸饹床,是用胳膊粗的方木做的、外形像板凳,结构像铡刀和舂米器,用于压面条用的简易工具。小女子上了灶台,坐到饸饹床上的一端压起来。白花花的面条慢慢地落入热锅中,我们有帮她烧火的,有帮她和拢面的,一会就吃上了。她自己却不吃,光笑着看我们吃,还不停地给我们往碗里添加佐料。我们让她也一同吃,她说我吃过了,我们不信,说这刚到吃饭的点,你怎么就吃过了呢?她怔了一下,立刻机敏地说,我刚才在阿嫂家吃的,我哥吃罢饭后要去公社打灯油,她家今日的饭就早了些。我们似信非信,还要追问她,她用别的话岔开了。那顿饸饹是我吃过的饸饹中,最好的吃的一顿,那筋道的面条、那经过料包煮过的、散发着浓浓的花椒香味的面汤,还有那自制的酱香,辣椒油香,葱花香,都留在了我的记忆里。

在陕北,当地老乡平时吃的面条,多是7分豆子3分麦子,混合磨成的豆面,即使在新麦下来后,家里也不舍得吃一顿净白面,只有在过年或家里来了贵客,才做一两顿净白面吃。小女子把我们当贵客送行,这顿白面压饸饹中,凝聚了她多少深情厚意,只有我们知道。

 

作者简介:刘蕴秋,女,19 69年2月至1971年12月分别在延长县刘家河公社下吕家塬和郭家塬大队插队, 1971年12月至1977年12月在延安大修厂当工人, 1978年1月至1980年10月在河北省束鹿县农业机械厂当工人, 1980年10月至1989年3月在北京电扇厂当工人, 1989年3月至1990年12月在北京市体委劳服公司下属木器厂任会计, 1990年12月至2002年9月在北京市体委下属第二体育运动学校任会计,2002年9月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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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纸婆姨

                      陈幼民

老郭元的母亲去世了,她是村里辈份最大的女人。

她在半年前就病了,刚开始时,还能在窑洞前的太阳地里坐坐,后来就不见了踪影。询问病情,家里人说是胃里难活,吃不下东西。农村里无医无药,就那么抗着,直到把人给抗没了。

她去世的那天夜里,我们几个知青还在熟睡,身边的同伴突然把我捅醒,他说,幼民,你听!我于是听到了我一生中感觉最恐怖的声音。

像一阵阴风呼啸着掠过山顶,在村庄上空盘绕;像群狼一样的哀鸣,尖利得撕裂了夜空,那是从人的喉咙里发出的不似人声的嚎叫,随着风,清楚地送进了每一个窑洞的窗户,听得我心惊胆颤,不禁用被子蒙上了头。

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当地的风俗,在人咽气的那一刻,家里人要走出窑门,沿着山路,走到村里最高的地方,呼喊他的名字,将他的灵魂送往遥远的西天。

老太太儿孙满堂,直系的旁系的加起来近百十口子人,一同放声,在寂静的夜晚,蓦地响起这凄厉的哭喊,直叫人毛骨悚然,仿佛冥间和尘世在此刻重合了,茫茫的夜色变成了地狱之门。

第二天一早起来,这村庄好像变了个模样,没有了人们上工的吆喝,没有了牲口出圈的嘈杂,甚至连鸡狗都不曾发出声响,冷清得就像被冻结了一样。

老太太的儿子们头系孝带,在村口向每一个过往的人跪拜磕头,这也是葬俗中的一项,孝子们代表亡者,这一拜,便了结了世间所有的恩怨,让远行者无所挂牵。虽然我们也知道这个规矩,但看到白发苍苍的老汉在我们晚辈面前下跪,还是被弄得手足无措。

知青是外来人,可我同样感到了悲伤,这不仅缘于和老乡的情份,还因为老太太对我有很大的恩惠。

陕北的女人在村里多半没有名字,郭元的爹叫长茂,老太太嫁到村里来时,就被叫作长茂婆姨,后来变成了郭元妈,再后来就被叫成了奶。我从她孙女那儿打听到,其实,老太太曾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杏儿。

杏儿不是本地人,很久以前,她是随着家人逃荒到这个地方的。陕北这个地方,称北边叫上头,往南,叫下头。杏儿的老家,听说是在上头的黄河边,具体地点,已经无人知道,反正很远就是了。杏儿的家人把她留在了这里,又继续南下了,杏儿就成了一个没有娘家的女人。

那是一个蓝花花的年代,女人们的命运大都很悲苦。杏儿独自在陌生的土地上生活,一定有许多不为人知的难处。但杏儿还是幸运的,她并没有因为失去娘家人的庇护而受到欺负,这一是因为长茂为人忠厚老实,二是因为杏儿能干。

我们村位于延河北岸,闹红的时候,是根据地的边儿,对面当时是白区,这儿就成了来回拉据的地方。长茂在区上工作,敌人一过来就撤到北边去了,家里的事儿就全都丢给了杏儿。杏儿上有公婆,下有几个小叔子,再加上自己生的孩子,一大家子人的吃喝穿用,全靠杏儿一个人来张罗。

杏儿麻利,再多的活儿也难不倒她,洗衣做饭,推碾子磨面,带孩子伺候老人,里里外外一把手。我听秀儿说,她奶背着小娃,领着大娃,照样吆喝牲口拉磨,一会儿簸,一会儿扫,抽空还能给娃娃喂口奶,干完了收拾回窑,磨盘上干净得连个谷碴都剩不下。

那时陕北人穿衣,全得靠婆姨们纺线织布,杏儿一家人口多,棉花少,远远不够用,杏儿就想出了换工的办法。她向宽裕的人家借来棉花,织成布,自家留一半,还给人家一半。杏儿织布又快又好,平整紧实,所以,许多人家都乐意与她换工,每年棉花收获的时节,杏儿都要忙碌一阵子。虽然是土布衣衫,可经杏儿手一缝连,全家人在村里,也是体体面面,整整齐齐。村里其他家的婆婆如果嫌儿媳妇手笨,总会说,你看看人家杏儿的针脚!知道老戏的人都夸长茂是董永,把个七仙女弄回家来做婆姨。

杏儿一共生了五个儿子,长大后个个是劳动好手,人也都忠厚老实,在村里颇有威望。他们家虽不算富裕,但有了杏儿的勤俭持家,倒也吃穿不缺,平安度日。到了土改的时候,就给定了个中农。不像村里的另一家,贩牲口把家底都输光了,倒落了个贫农。长茂和杏儿并不在乎这些,靠自己双手挣饭吃,心安理得,管它成份是什么。

我插队到村里的时候,老太太已经不太干活了,只是看着媳妇们忙里忙外,顶多说上两句,就不再言语。她虽然年近七旬,可腰板还是直直的,面庞清瘦,皱纹细细的,爬满了全脸。但从眉眼的结构可以隐约看出,她年轻时,应该是个俊俏的婆姨。

有一天我到郭元家去吃饭,家常饭也没有什么好说的,我却一眼就看上了他窑洞窗子上贴的窗花。春节时贴的窗纸,过了大半年的时间,早让烟熏得黑乎乎的,满是窟窿,窗花也被风雨褪掉了颜色,淡淡的只显出些影子。但这模模糊糊的窗花,却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我问郭元,这窗花是谁剪的,郭元说,是俄妈冒铰下的,你还能看下?

陕北虽然剪纸出名,但并不是人人都会剪,我们村那么多户,就没有一家贴窗花的。所以在郭元家里看到,多少让我感到意外。陕北民歌里唱道:“生女子要巧的,石榴牡丹冒铰的。”会剪窗花的女子,个个是人尖尖,看来郭元妈也不是个等闲人物。我喝着小米粥,心里却在盘算着把这些窗花弄到手,谁叫咱自小学画,就喜欢这东西呢。

第二天,我就跑到公社的供销社,买了几十张麻纸,拿到郭元家,要给他们换窗纸。老郭元一定认为我脑子有毛病了,不年不节的,竟然自己掏钱给他家糊窗户。陕北人一年才换一次窗户纸,这下提前过年了,只是不知为什么,当看到我把烂窗纸卷起来拿走时才恍然大悟。老郭元骂我道,你这娃,想要窗花揭走就是了,还破费买什么纸!老太太很高兴,可能从来也没有人这么看重她的剪纸。

回到自家窑里,我小心翼翼地揭下已经有些残破的窗花,一共十六枚,这些窗花的纸很薄,也很软,不少地方已经折损,我把它们一点点展平,夹在笔记本里,放进了箱子,这是我的第一笔收藏。

又过了些日子,老太太的孙女秀儿找到我,她红着脸吭吭哧哧说了半天我才明白,老太太前几年跟人借了二十张报纸,却总也还不上,近日人家又来催,秀儿怕老太太急出病来,就让我给想想办法。

陕北地方穷,那时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要说生活中的其它物品可以自己生产,但报纸却是造不来的。庄户人要是得了几张报纸,也金贵得什么似的,除了婆姨们铰鞋样子,就是糊在墙上,当炕围子。你若到农民家里,有时能发现十几年前的报纸,还好端端地贴在墙上,恍如隔世。这二十张报纸,等于老太太欠了人家一笔不小的债,难怪她着急。

老太太难,咱知青可不难,我满口把这事给应承下来。正好几天以后,我被抽调到县上参加农业学大寨宣讲团,利用这个机会,我把县办公室搜了一个遍,攒了几十张报纸,藏在行李里。活动结束那天,我又在县供销社买了几张红纸,一起带回了村。

秀儿见我拿回这么多纸,高兴得脸上放光,替老太太还债不说,还能把窑洞好好地装饰一下,可陕北人不白拿人家东西,秀儿问我要多少钱。这报纸也不是我买来的,怎能要人家钱,我和秀儿商量道,这几张红纸请你奶铰成窗花,你留一半,给我一半,行不?也别让你奶着急,有空就剪上几张,别当个事儿,甭累着。秀儿满口答应,夹了纸,一溜烟儿地跑了。

我不知道我的做法是否太过心计,有点“乘人之危”的味道,其实,这也是从杏儿当年“换工”学来的。只不过,在秀儿她们眼里,这办法很是公平合理,而我,却用一堆不值钱的旧报纸换得了无价之宝,心里总有一点歉疚的感觉。

有了这种感觉,我便不敢到郭元家去了,见了秀儿也躲着走,免得再说起这事。其实我特别想亲眼看着老太太铰,可要是上门,不就成了讨债的了吗。

过了几个月,秀儿把一大摞剪纸交给了我。我到今天还记得,捧着这一大摞剪纸,我兴奋得手直发抖。我趴在炕上,把剪纸一张张地铺开,仔细地端详。这些用好红纸剪成的窗花,比我从她家窗户上揭下的要大,也复杂得多。虽然我当时只是一个在少年宫学过画的知青,但仅有的美术知识已经让我意识到,这是一批难得的好东西。

 真是不能小看黄土高原上的女人,别以为她们平日里只会做饭奶娃,女人们在男人面前不多说话,却能把世间种种,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一旦剪刀在手,她们丰富多彩的内心世界就会化作鲜活的艺术形象源源不断地涌出来。

摘棉花,纺线线,挖苦菜,赶牲灵,担水,喂猪,推磨,拦羊,这些受苦人家普普通通的生活,在老太太的剪刀下,就变成了一幅幅动人的图画。说来惭愧,我也是学画的出身,这些生活场景是每天见惯的,我就从未想到它们可入画,而且还能被描绘得如此生动有趣。

女人的剪纸,带着她们特有的母性,老太太剪了很多的娃娃,有抓髻娃娃,莲花娃娃,石榴娃娃,蝴蝶娃娃。不仅如此,就连狮子老虎,也是胖乎乎的,摇头摆尾,憨态可鞠,没了百兽之王的凶猛,倒也像个娃娃。其中有一幅“小牛吃奶”我特别喜欢,那个大牛回过头来,望着拱在它身下的小牛,虽然只有简约的几根线条,却能把“舔犊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还有的剪纸,把小牛就刻在母牛的肚子里,我想,也许只有女人,才能把孕育生命的渴望,附着在万物之上,使剪纸成为了母亲的艺术。

女人爱美,想象力也是无边的,现实贫苦的生活,可能抑制了她们的许多欲望,但在剪纸中,她们却能为所欲为,想怎么剪就怎么剪。不管是猪马牛羊,身上都用花来做装饰。尤其是一幅“鸡戏牡丹”,老太太干脆把鸡的尾巴,剪成了一朵盛开的牡丹花,花和鸡巧妙的融为一体,如此大胆的处理,真叫我赞叹不已。

老太太穿针引线能缝出细密针脚的手,在铰花的时候,却显得大气古拙,能够看出,她下剪时,没有犹豫,有些线条并不圆润,如石刻般的有力度,那些动物的外轮廓简洁整体,大起大落,而眉眼鼻口,廖廖数剪,却能传神,疏密有度,收放自如,显出大家手笔。

剪纸里还蕴涵着我至今也弄不明白的秘密,那个坐着莲花的抓髻娃娃,竟然与商周时代的佩饰造型如出一辙,有专家说,这是黄帝氏族部落图腾的演变。那条穿梭在莲叶间的鱼,与半坡陶器上的鱼纹极其相似。那浑厚天真的造型风格,又酷似汉代的画像石。当然,这都是日后我对秀儿奶剪纸的再认识。可问题是,她没有读过书,身边也没有传给她技艺的人,那些远古文化的象征符号,怎么就会跑到了她的剪纸里,是偶然的巧合,还是她的血脉里就藏着一种神秘的基因呢。

 大约半年之后,杏儿,长茂婆姨,郭元妈,秀儿奶,这个有着多种称呼的女人去世了,从此,我们村里再没有了会剪纸的婆姨。

不久,我也带着老太太的绝笔,离开了这个村子。

对于她的记忆,我总觉得被一种神秘的色彩笼罩着。人们说不清她来自何方,遥远的黄河边也许只是一种象征。她就像是神话中偶落凡间的天女,为牛郎纺纱织布,生儿育女,情缘尽了,又返回了云天。要不然,怎么能解释,从不识字的她,在周围没有一个人会剪纸的环境下,竟然能创作出那么多奇特的作品,从中还传递出远古的信息,莫非她的心灵中,始终在与什么地方相通吗。

那些剪纸,我一直在珍藏着,虽然仍不能破解它的密码,但我知道,这是陕北生活给予我最珍贵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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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头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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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主任好敬业!收集了这么多知青的回忆文章!真心感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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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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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五宁在【延河水】这哒儿叫个“覆盆子”;

  刘蕴秋在这哒儿叫个“天凉好个秋”,也叫“二女子”。

  陈幼民这哒儿使用的是真名实姓。



越江:北京知青陕北老插  坛子里打酱油的。惟愿: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朋友们的欢乐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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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黄土地的时候--“忠字台” 

 刘予生

 

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年代,“忠字台”是这段难忘的历史时代的遗物,它体现了一代中国人朴素、忠诚、炽热的感情,并凝聚了特定社会历史时代的狂热的个人崇拜,从而构成亘古未见的一种文化现象。

 

      19 69年5月的一天,为庆祝“九大”的胜利召开,为宣传学习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活动,大队党支部书记组织知青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会议传达了公社的指示精神,要求知青们积极配合这次宣传教育活动,强调村里一定要搭建“忠字台”。由于经费很少,决定由知青完成“忠字台”的绘画工作。我与同学HY欣然接受了这一艰巨的任务。

   

      一共几元钱的颜料费只够买广告粉与墨汁的钱,我和HY商量了一下决定用套色版画的形式来画,成本低,速度又快。几天下来我们画完了第一小队的二十幅(每户一幅)“忠字台”画,就差场院上大幅的了。我们队的场院建在高坡上,大约有一个多篮球场那么大,场院的东面有一座约三米多高的标志性建筑,是我们村唯一的一座石、砖、瓦混合建筑,位置很突出,在很远的地方就能看到。这座台子有两面墙可利用,向西面的正好面对着场院。在这面墙上我画了马、恩、列、斯、毛五位伟人的头像,画像的下面是林彪语录的摘录:“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当代无产阶级最杰出的领袖,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和“毛主席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高得多,现在世界上没有哪个比得上毛主席的水平。”两边是毛主席的诗句:“喜看稻菽千重浪 遍地英雄下夕烟”。恰巧相机在手,留下了这历史的瞬间。

 

 

这就是我当时画画时拍的工作照。林彪语录还没写完,两边毛主席的诗句没有拍进去,只留了一点边边。

 

        朝南的一面墙要大的多,我在那面墙上画了一幅毛主席特写头像(可惜照片没有保存下来)。记得完工揭幕时正是下午下工的时间,在对面东山锄地的社员们隔着沟远远看见巨幅主席画像出现在他们面前时都激动的欢呼起来......

      几十年过去了,据回村的同学讲“忠字台"已经被拆除,但风雨飘摇,历尽沧桑,追忆着一代人对伟人的无限忠于和崇拜,诉说着那段难忘的历史,可谓凝聚了一个民族的心理积淀,一个时代的共同心态,一个几亿人共同创造的梦。“忠字台”打上了特殊时代的烙印,既是政治产物,又是见证那段历史实物的珍贵资料。

   

    作者简介:刘予生,男,北京第七中学高68届毕业生,1969年1月到延长县郑庄公社兰家尧科大队插队;1971年当兵离开延长;1976年回到北京在北京科技大学工作;1995年在北京医科大学工作;2010年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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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缤纷四季郑庄情

                           刘五宁

(一)插队

    退休后,我们有了属于自己的时间,可以轻松从容地生活。网络技术的普及和发展使得我们可以在互联网上回忆和寻找自己青春的痕迹。与那些正直、睿智、成功、高尚、多才的朋友们和校友们多种形式交流,心中一次次地充满青春的激动。在青春回忆的徜徉里,郑庄是最有亮点的一段生命记忆。

    原生态的山村美景,自然景观,陕北的鸣唱鸟类和不屈植物,淳朴的乡亲,五官生动漂亮的汉子、婆姨、青年和女子,远离发达文明的山野生活,陕北的乡间的吃食,那里的艰苦劳作和特有习俗,当年乡下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知青无拘无束的生活,……。很多现在已经成为过去,渐渐失去,这些就越发显得珍贵,令人怀念。

    一点点的记忆片段,是挥之不去的情感宝贝。思维跳跃着。就以离京和陕北的四季为单位,把那些记忆中的大大小小的事情串联起来吧。

离开北京

    我们到陕西插队之前,正是文革火火辣辣的时候。揪党内走资派,批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北京正搞得如火如荼。我们家庭被抄,父母都进了学习改造班。哥哥姐姐已分别去了西北、东北和内蒙兵团。在家只有我和小学的妹妹相依为命,居委会和父母单位的人不再恭敬,他们对我和妹妹高声叫喊。一夜之间,全变样了。我和妹妹躲在卫生间里;流着眼泪,小声地哭,互相安慰。20年后,一家人团聚。饱经世面,胸怀广阔的母亲说,还好,家里没有死人。一家人不禁唏嘘不已。

当时,我们学校里社会名流、高级干部子女很多。他们受到各种各样的磨难。我们当时还住校。在学校里,很多同学家难深重。有些更小的孩子,家没有了,就住在我们学校,由当时也很年少的哥哥姐姐,或是别人的哥哥姐姐带着生活,参加大批判,大辩论、武斗、串联……。他们虽年少,却比我们更早地成长成熟起来。因为处境相近,我们在学校没有感到更多的压力,而是理解和缓解。这时的插队,离开北京,这个大革命的中心,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是那时同类家庭情况的青少年的一次解放。

家里没有人了。插队的行李,箱包,棉裤,衣物,及其他一切东西,都是我自己拿着学校革委会的插队证明排队去买的。我成熟较晚,什么也没有经历过。妈妈姐姐都不在身边。大哥从外地出差来京,提醒我准备,认真告诉我女孩子应该注意的问题。

离京时,家里没有人送我。在火车站上我比较平静。但是看着火车车窗边的同学挥泪与朋友和家人告别,心中也是酸楚楚的。

火车上的好奇,热闹很快结束了。我们从北京到村里一路有3天。火车、大卡车、步行……。到了陕西,真正开始了艰难的人生行程。从铜川到延安,当时只有山路,通行汽车,大约有6、7个小时的路途,中间有几次小息。敞篷大卡车在山间路上疾驰,陕北的数九寒冬,寒气逼人。我们穿上一切可以避风寒的衣物、围巾。开始我们还在取笑打闹,时间长了,冷饿困乏一起袭来。一再裹紧了大衣围巾,我们蜷缩在卡车上,不住地磕头、打盹。卡车在山间路上飞奔。呼呼的风刺痛我们的脸颊。

卡车停在延长县杨家沟,应该过河拐进郑庄沟了。但是河面上的冰不结实。只能下车步行。队里的老乡来接我们啦。大家很高兴,以为马上就可以喝上热乎乎的汤,驱赶疲劳和刺骨风寒。谁知,只有两个毛驴小车,几个扛着背绳的青年小伙,有的年龄比我们还小。我们50个人的大箱子、行李,大多被呼噜噜地装上驴车,一些甩到脊背上,他们抬脚就走。其他小物件我们还得自己扛。走啊,走。问路过的老乡,还有多远?说,不远嘞。又走,走,走。再问,还有多远?答,十多里。又走,走,走。再问,还有多远?他们说,还有20里。大家都傻了,又累又饿,怎么还这么远啊。原来,延长……,延长……,越走越长……啊。

前些天,雪下得挺大。因此山路湿滑。我们一路跌跌撞撞,摔跤不止,笑声不断。是这个艰苦跋涉的轻松插曲吧。从公社所在地到对面的郑庄,平时几分钟的路,在老乡的帮助下,我们足足用了40多分钟。提心吊胆,小心翼翼,连滚带爬,我们才下了坡,过了结冰的小溪,爬上大队部。北京城里穿的那塑料底棉鞋,让我们出足了洋相。对面来迎接的村上的男女老少站在那里,大声指点着:这里下,那里迈步……。知青们狼狈不堪。我们自己笑。老乡也笑。寂静的山乡欢腾起来了。

初到郑庄

我们住进窑洞,很好奇。村里的娃娃们更好奇。他们叽叽喳喳,腼腆地笑,小声地说,你推我搡地围站在窑门口。窗纸有洞眼的地方被一只只明亮的小眼睛都堵住了。娃娃们争相打量、观察北京来的我们。

队里为欢迎我们,组织了晚会。

来参加晚会的老乡们,老老少少个个都是毛蓝土布对襟袄,勉档大棉裤。就跟全村都穿统一的戏装似的。那时候城里的布也都是凭票证分配供应的。山村很穷,老乡们的衣服布匹,全是婆姨们用咕噜噜的纺车,一条条纱地纺线,再用二尺宽的土织机,一根根纬线织成坯布,最后用山上的草染成那种蓝色。能穿上细花布衣服的,只有待嫁的新媳妇。一辈子只有一次呀。我们队里的俞沅,现在还保留了当时许多珍贵照片,反映了当时山区里的单一、艰苦的生活。

团支书、民兵队长刘刘带一群年轻人敲着腰鼓,扭起秧歌。那就是现在迷倒全国亿万观众的安塞腰鼓。我印象中,那时我们队上小伙子们扭的秧歌,比现在的安塞腰鼓还要活泼,震撼,感染力强多了。刘刘的舞姿真叫人开眼。他跳得很高,很轻松。鼓点越打越快,青年们越跳越欢。刘刘带着喜悦满足、青春自信的笑容,随着欢快的鼓点,转身,扭腰,高踢腿,大翻身,不停地击鼓、空中翻腾、跳跃,头不住地随节拍大幅晃动。我们的目光都集中到他的身上,刘刘跳的更欢了。岁月残酷。去年见到刘刘,他已是满面沧桑,咳喘着。不能跳啦。

踢踏的舞步,扬起一团团翻卷飘动的黄砂尘土。点着大气灯的队部小院里,一片欢声笑语。我们曾经在这个小院住过几个月。在那张大土炕上,我们睡觉前曾痴痴地回忆过北京各种小吃,有过丰富的精神大会餐。那里有我们最初的集体大灶房。我们在这里吃饭、开会。我们初来时,还在这里认真分析过大队里的“阶级斗争新形势”。这里有大队部和会计室,后来有我们宣传形势、农业学大寨的墙报。还记得自己照着报刊上的图画,在院里黑板上画中国少数民族载歌载舞的整幅五彩粉笔图画。就在这个小院,每天早上敲钟,队长呐喊出工,布置活路。夏天夜晚,大队干部照公社的要求和布置,在这里组织各种会议和路线教育活动。不来开会要扣工分的。因此虽是一院子的人,或蹲或站,汉子们叼着旱烟袋聊天,小声地和知青争论。妇女纳着鞋底子谝酣传。队干部常常自顾自地讲。秋天的时候,这个小院里堆积着山上背回的玉米、谷子。然后大家热热闹闹地在这过称,计分,分粮。喧闹、喜气洋洋。

就在这个小院,我们自己编排节目,在队里、在公社演出。我们演出过京剧清唱样板戏片段《智取威虎山》,《红灯记》,还演过几出陕北眉户剧和反帝反修的舞蹈。

在这里,我们教给娃娃们写字认数,给他们排练舞蹈,组织晚会。前年回陕北,在延安聚会上,延安市宗教局局长,当年还是队上一个小小女孩,笑着回忆那时的排练和演出。孩子们从家里拿来的柠条编的小小提篮,我们自己买来红红绿绿的彩纸、粉笔、广告色颜料。这些就是孩子们的彩妆和道具。山里孩子的舞蹈和歌唱天分在这里有了充分展示。


(舞蹈《东风吹,战鼓擂》)


去年又回到郑庄,已经物是人非。院子分隔了一半,出售给了个人(见下图),很凌乱。院子里静悄悄的,当年的生气、人气、集体的痕迹一点都都不见了。不由生出惋惜怀念惆怅之情。  


(二)郑庄

在插队时年纪很轻。我们郑庄的,很多都不到17岁。艰难困苦经历过。但是插队那些年的印象最深的还是那些好看的好玩的好吃的热闹的和可爱的东西。

当年陕北还多是满目黄土丘陵,柴草惜贵。但是乡亲们在苍凉艰苦的岁月中,还对自然环境、家居地点有意地保护和美化。一般,各个村庄对面的山峁植被、绿树,大家都认真维护。再苦再穷,没有人去砍伐、拾柴草。老乡都叫它“风景山”。小小村庄对面的“风景山”四季景色变换,给穷乡僻壤带来不尽生机和希望。

绿春

春天,对面的“风景山”泛起一片鹅黄色,淡绿色,娇嫩柔弱。躲避一冬的人出来啦,动物植物出来啦。空气里不再是寒冬的冷酷。沁人肺腑的清新空气,潺潺流水的小溪,明朗无云的蓝天,嬉笑打闹的孩子。婆姨在山间吆唤猪儿回家的声音清亮悠长……。我们试着学着,像婆姨们那样拉长声音吆唤,却从没有她们那样的高远,动听,持久。

金黄色的苦菜花开的时候,我们和老乡一样,在工歇儿的时候,把一棵棵鲜嫩的苦菜从松松的黄土中拔起,收在篮子里。下工后,在大灶上开水中焯过,凉水里拔一、两个小时,放点盐、辣子面,就是一道美食。农历二、八月地里有许多小蒜。小蒜看起来更像葱,只是根部有点膨大。放在锅里干煸,或拌菜,都很香。我们去郑庄的前一年,大旱。庄家歉收。我们去时正是春荒。几个月没有油腥。正在发育成长的我们胃口很大。每天都饿狼似的盼吃的。下工回来,闻着大锅里干煸小蒜煮土豆的味道,看着碧绿的拌苦菜,我们口水都流出来了。

下午,头扎白毛巾花结(现在叫英雄结了)的拦羊老汉回家时,胸前羊皮袄中揣着湿漉漉的新生羊羔。有白的,黑的,也有花的。一只,两只,有时是3只。老汉腰间别着羊铲,一手挥动着鞭子,指挥着前面的羊群,一手轻轻拥抱着可爱的小生灵。早几小时先出生的小羊羔,已经可以站立行走,摇摇晃晃地跟在老汉身旁。每当老汉领着这一群羊,从我们打坝工地走过,都引得知青一片叫声和感叹。满面沧桑老汉的爱抚的神态,娇声咩咩叫着的小羊羔,抽条发绿的柳枝,明媚西斜的阳光……,真是一曲动人的生命颂歌,一幅写意的山区画卷。

清明节,婆姨们忙着做花馍馍。山里人没有读过书,没有看过展览,没有人教授。他们的美感是心中的,骨子里的,是祖祖辈辈上遗传下来的。婆姨们的巧手几转,几扭,几捏,几下子做出好多漂亮的馍馍。花草、动物,吉祥图腾,都那么生动,民间乡土情浓浓的。在动物的身上、翅膀和尾巴上,婆姨们用剪刀挑出分支、羽毛和鳞片,用梳子,扎上图案和花纹,用草染,硫磺熏,有了五颜六色的欢快。上笼蒸熟,,或供坟,或给娃娃们吃。还有许多扎在圪针枝上,挂在墙上晾干,作为装饰,作为干馍存放。在艰苦的山村生活里,贫穷的乡亲们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把这样一个个的民间节日装扮得绚丽多姿,让人叫绝。

红夏

初夏,马茹子盛开着黄色的五瓣花朵。我们担粪上山。柔软的荆条上淡紫色的小花,迎春灌木丛头的点点黄花,蓬松、银白色的蒲公英,还有脚下许多不知名的小花,把小路点缀得让人心醉。我们挑粪胆子的重量似乎也减轻了许多。肩上的担子上下摇着,我们心中的歌欢唱着。

(郑庄大队知青合影。大约是在71年。有些知青已经离庄,有的因故不在场。)

马茹子单瓣或复瓣的清淡柔美的花朵,一路相随。她们虽羞涩,却大大方方地一直引着我们走上山顶。山丹丹是陕北特有的山花。她的颜色,质地,花形、枝叶,无可挑剔,完美得竟然像人工制成那样,毫无瑕疵。仔细观看山丹丹,肉质花瓣虽厚,却很灵透,细长的花瓣,修长的花尖。在细细的叶片、长径交错的叶丛中,山丹丹橘红色的,瘦百合式的花型傲然仰天,显得很醒目、高贵。这花,真有个陕北人不屈不挠的精神头。山丹丹不多,大半藏在背阴山腰里,土石中。在山路中回首或眺望,猛然见到一两只山丹丹,总是给人激动喜悦的刺激。离开土地的山丹丹不好养,很快就会枯萎、花叶凋零。有时,带回窑洞,画完山丹丹,她就不是刚才的样子了。我常常选几支花形俊美,花瓣完整的马茹枝条,带回窑洞,插在水里,养几天。看她,赏她,画她。美丽的马茹子花、山丹丹花几十年都留在心中。当年素描画的花,虽幼稚,却是心中的诗歌。可惜的是,文革动荡,几经搬家,画已不知去向。

天暖和了,出工早。干个约莫两小时,早饭就会就由婆姨家担上山来。各家不同的饭食,还冒着热气。钵钵罐罐,散发着香气,看着都馋。玉米馏子,就是发糕,有点酸,过酸了,也有用点土碱的。玉米馏子浓浓的新鲜玉米的味,用线勒成一条条的大块。拿在手上,颤颤悠悠的抖。我们常常用大灶的馍换老乡的玉米馏子吃。现在,延长县城或乡下,这样好吃的玉米馏子不易见到了。

我们庄上端午节的粽子,不是城里那般小巧。它至少有六片苇叶包成。一个少说也有半斤重。第一次见到黄米粽子,那次,我一气吃了六个。这么大胃口。现在想来怪吓人的。

夏收时节,活重。各家婆姨变着法儿,让当家的吃的好些。我们一起干活,也常沾些光。洋芋地软包子、苦茢、洋芋擦擦、搅团、压饸饹……好吃着呢。那时节,正是蛇莓子结果的时候。见过蛇莓子吗?红红的,亮晶晶的果实,酸甜的味道,一小簇一小簇地丛生在伏地的掌型叶片中。透明的红果在绿叶从中,像珍贵的宝石,闪烁着醒目的光彩。甜蜜,诱人。小学课本上在鲁迅的《百草园与三味书屋》中,有覆盆子的描述和解词。想几十年了,就想知道这个覆盆子,想看,想吃。直到2006年,到英国,我从冰激凌上才搞清了,覆盆子就是我们陕北的蛇莓子!插队麦收歇工时,我们跑到崖畔边,放眼寻找蛇莓子。看!这里!几个人跑过去,猛吃一气,往嘴里塞,往口袋里装。因此,我们夏衣的口袋部分,很多都是染变了色的。吃罢,如果附近没有树荫可避骄阳,就用2把锄头、镐把一撑,搭上外衣,躺在影子里,香香睡去。朦朦胧胧中听到婆姨女子在议论我们的眼镜:“那司作盛(为什么)了?”“乘洋了嘛(要时髦嘛)”。

队长的“动弹啦”叫声吧我们唤醒。只觉得背后、肩头有点痛。回身望望,背上、手臂上,都是大大小小的坑坑洼洼。大小土块儿把我们皮肤硌起很深的坑。年轻,睡的熟,我们浑然不知。嘴里只是蛇莓子的香甜。蛇莓子,承载了我们青少年时代探奇与美好的回忆。

我曾在庄后老沟里烧过石灰。活儿挺辛苦。夏天,要背又硬又沉的石料,背后硌得痛。在十分窄小的烧窑里,要码齐石灰石和柴火,点火,出窑……。遇到烧窑中途灭火时,还要冒很高的温度和呛人的气味,进到烧窑洞里卸料,再重新装料,我们一劲儿地咳嗽。其他印象的不深了,令我至今身难忘的是,那后沟里清脆的鸟鸣和美丽的深山景色。深沟里,只听到各种各样的小鸟的鸣唱。它们独唱,齐唱,也有合唱。那些动听的歌,音色清脆,曲调悠扬、活泼。那是百听不厌的世间最美好最动听最真情的自然之歌。我躺在草地上,嘴里嚼着鲜草叶片,仰望蔚蓝色的天空,一边听,一边笑。听,多像“同志你好”, “同志你好”!我也学着鸟儿歌唱,吹着口哨,卷着舌头,模仿小鸟的叫声。他们好像懂了,回应着我。百鸟乐团几个声部共鸣,歌声高低婉转,你唱我应,此起彼伏,美好清脆地在山沟里回荡,在我心中回荡。

清晨,我们踩着没过脚面的小溪去上山干活。清凉的溪水清澈见底。我们走在山上弯弯曲曲山路上。小溪随着我们,淙淙不停沿着崎岖山谷,向下游婉转流去。一条条闪动银光的柔软绸带,在苍劲的黄土高坡脚下轻舞。山沟里随处可见许多泛水坑。坑中心,地下水咕咕向上冒。老乡示范给我们,轻轻拂去水面飘浮的毛草,俯身在一边,侧头在那里喝水。这就是山里优质矿泉水呀。前年回庄,看到沙滩坪生产的瓶装水,一定是山里的泉水。很亲切。沙滩坪离我们庄不远。

有些沟深急弯的地方,形成一些小小的池塘。夏日骄阳,会把这里的水晒热。毛头小伙子会在这里戏水。有些胆子大的婆姨女子,也找些塘里背静没人的地方洗洗身上的泥污。山间的温暖溪水,那么体贴温柔。

但是大雨过后,山洪发作,河水猛涨。河沟里的水,不再温柔多情。山歌里唱,“哥哥你朝前走,河沟里要坡上走……。”说的就是让心上人在山里行路要在上高坡,注意躲避山雨。大雨过后,上游的溪水汇集成澎湃的河水。河水一泻千里,怒吼咆哮。我们亲眼见到过洪水,亲身感受到大水无情。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震撼的经历。那天,下雨不能出工。我们正在窑里闲散着。雨停了。孩子们走出家门,高兴地笑着叫着。不久,听到一阵阵奇怪的声响,就像从地下发出的,沉闷,巨大,由远而近。轰隆隆的声音仿佛击碎了无数的山峦,滚动着向我们这里逼近。声音渐渐加大,清晰起来。空气中有一种震慑人的威力。坡下婆姨女子惊恐地喊叫,“发洪水啦!”“洪水头下来啦!”了。我们冲出窑洞口,站在垴畔探头向沟里张望。仅几十秒的功夫,上游方向原本浅浅的溪流上,出现了数丈高的一面泛着白沫的水墙。水墙轰轰吼着,凶猛飞速地向前翻滚,重重地拍打、冲击两岸,河岸大树连根拔起。这就是洪水的水头!洪水冲破堤岸,大浪翻滚,势不可挡。水面上,我们看到旋转翻滚的成才大树,挣扎嚎叫的猪和羊,还有一些农村的家具、农具、柴捆什么的。听见女人的轻声哭泣。太惨了。都冲走了。几十分钟过后,洪水渐渐小了,但是河水依然湍急。一些身强力壮的青壮年汉子腰里绑着绳子,淌水去河里捞木头,柴草。也许还能捞到一些外快。他站立不住,身子在浪里不停摆动,还要躲闪大水冲下来的急速旋转流动的大木桩。他奋力抗争着,河岸上有人死死拽着他的绳头。人与自然的搏斗,这就是一场生存之战。             

洪水过后,我们穿着雨鞋,踏着泥泞的小路。去看自己的自留地。河里,仍然是混黄的泥水浆汤,急速向下游流去。我们的地在河岸边。每场雨后,自留地都被冲刷掉一大快。泥浆地里的菜一片狼藉。我们种的西红柿、黄瓜架,已是东倒西歪。我们一棵一棵把菜扶起,绑好。站在地头岸边,看着那冲刷掉的陡峭的边界,不断缩小的自留地,又心痛,又感到好笑。难怪老乡没人要这块地。

当年村前清清静静的小溪水,现在已经一切荡然无存。去年我们看到的是黑混的脏水,垃圾堆积在岸边,窄窄的水面上漂浮着肮脏的塑料纸,食品包装袋。真可惜。农村小城镇建设,不均衡地发展着经济,也彻底摧毁了原始自然的环境,揉痛了我们思乡念水的青春之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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