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张老照片 - 延河水 - 中国知青网

　何冀平：你说的那种“改革”的意念，似乎确实在我的许多剧作里存在。我比较喜欢在逆境中生存的人物，我自己也经常在生活中扮演一个在逆境中生存的角色。我从小生活在一个富裕的家庭里，但是精神上一直受到很多困扰。我父亲一直在香港，父亲是程治平父亲的同僚，在桂系李宗仁那里担任财政主管官员。我一直在北京读书，那时的北京在父母心目中就像现在的美国，比香港的教育要好得多。我跟着北京的外祖母生活，家庭环境跟普通人家比有很大的反差，我住得好，吃得也好，穿的衣服又是香港带来的，在同学眼里我跟他们不是一种人，他们从来不把我纳入到她们的圈子里去。中学读的是北京师大女附中，那是一所“贵族”学校，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的女儿都在那所学校读书，不过她们那些“贵族”跟我不同，她们是高干，刘少奇女儿穿的衣服全是打补丁的，艰苦朴素，生活上是八路军式的，所以她们也不把我融到圈子里。中学读书时，在班级里我永远是要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重点。那时，我已经能够控制自己了，不敢穿嘛，每天都穿蓝裙子。后来，我到香港，父亲还一直认为“蓝色”是我最喜欢穿的颜色，我一直生活在社会的边缘，这对我来说，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这样的心理痛苦，直到去了农村才好一些。农民把我们都当成是北京来的学生，一视同仁。那时，我突然得到一种解脱。
　　张文中：记得郭路生（食指）当年写过一首很出名的诗《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一九六八年每天都有一班四点零八分的火车把北京知青送走，火车站上生离死别，一片哭声震天……
　　何冀平：火车一开，我笑得很高兴，而且是我自己销掉户口去插队的！当时，我可以留在北京，是我自己要求走的。我受不了北京当时那种环境。别人哭得昏天黑地，我没有哭。我去的是陕北延长县，延安旁边，很苦的地方，我到了那边也从来没有掉过一滴眼泪，从来没有觉得什么苦呀，没有！我现在想起来，可能因为一种解脱，解脱一种自身的束缚。到了农村，他们从来没有把我当外人，在他们眼里我是一个跟其它人一样的从北京来的女孩子。我们天天干农活，背麦子，从山上背到山下差不多有十里路，中间是不可以卸肩的。我从来没有想过，唉，我怎么这么惨呀，要到这里来背麦子！常听人说在插队时遇到这样那样的难处，我好象从来没有遇到过，可能陕北的农民比较朴实吧。他们对我很好很好。有一次下大雨，背麦子下山。陕北的高山，都是黄土的。下山那条路很窄，要背靠山慢慢蹭过去，尤其是下雨的时候，全是黄泥，黄泥沾了水，滑得不得了，如果不小心一脚滑倒了，滑下去就是山涧，一定没有命！以前就有插队知青死在那下边。生死之际，有一个老农拦住我，他先在前面用脚踩出一条路来，然后让我走过去。他并没有表示为什么要特意救助我，而是一种非常自然的行为。还有一次延河发大水，不得了的，能把人呀，牲畜呀都冲走的，那天我必须要过河，过到一半，已经站不稳了，脚已经被水冲得悬起来了，身子也歪了，也是一个农民赶过来拉我了一把，真是好险！但是，这些农民从来没有向我要求过什么，一直没有。我觉得那块土地冥冥之中给了我很多很多东西，我很感激那段生活，是那块贫瘠的土地给了我自立谋生的能力，就是写戏。一直到现在，我一切的灵感，都是从那块土地上开始萌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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