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之殇——韩小顺之死 - 延河水 - 中国知青网

山之殇──韩小顺之死

如果一个人肩扛百斤，那就是担负了一百斤的重量。但如果四个人抬一百斤，每个人可不是分担二十五斤，承受的还是一百斤。这不是什么科学论断，而是我的切身感受。而且我抬的不是物，是人。

为什么抬人，要解释这件事，必须先说说我们插队时生产生活的环境——黄土高原。

黄土高原，经雨水冲刷，水土流失，形成了无数的沟壑。出门就见“对坝坝，圪梁梁”，走路就要“上一道坡坡下一道沟”。我们的村庄、田地，就在这沟壑之间。每日的出行、劳作，要紧的一件事，就是注意别挨摔。说起来好象简单，可知青们适应山地生活，却是付出了血的代价。

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我认为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渐变，陕北因干旱，农业广种薄收，人们将能耕种的山坡全部开垦出来，造成植被严重破坏，每一场雨都会冲掉地上的一层熟土，变成了稠稠的泥浆，被黄河带到下游。所以人们说，“陕北开荒，河南遭殃”。这种流失，一时半会儿还不大能看得出来。还有一种是剧变，就是塌方。常常是大雨过后，会有一处山坡整齐地塌下来，成百上千方的土被水冲走，塌的地方就变成陡峭的悬崖。陕北的表层是黄土，内核却是一种红胶土。这土因万年的挤压，变得坚硬无比，一镐上去，常常只落下一个白印儿，老百姓称之为“立土”。窑洞打在红土上，才结实耐用。红胶土形成的山梁，奇峰林立，壁如刀削，千年不倒。若作景观，倒是好看。只是生活于此，危险便处处存在。

上工途中，经常要过崾崄。崾崄是指两山之间一道窄窄的山梁，路窄处不过一尺来宽，两边就是峭壁深谷，毫无攀附之处。刚插队时，每次经过，我都会两腿发抖，胆战心惊。

劳动中，还要注意避开可怕的“哨眼”。“哨眼”通常直径有两三丈，直上直下，黑洞洞的，深不见底。听老乡说，这是因为地上有鼠洞，经雨水多年冲刷而成。坑边多有茅草掩着，不到近前还发现不了。

我们的地在坡上，地畔即是崖边，每日里窜上窜下，耕作打柴，稍不留神，就会出事。偏偏崖上柴草最盛，常常引得人去冒险。陕北虽然产煤，但当时的农民，很少有买得起煤烧的。每日上工，必须捎回几把柴来，晒干备用。高原植被不旺，平地的柴草还没长成，就已经被人砍光了，陡坡崖畔仅存的植物，就成了人们最后的争夺。所以在陕北地区，每年都有人畜摔死摔伤的记录，成为当地一害。知青们脚嫩，免不了磕磕绊绊，摔伤之事常有发生。

我们队就有两个知青摔伤，一个男的叫李兴，胆大率意，不肯服输，打柴专往险地方去，终于有一天从崖上掉下来，折断了手臂。还有一个女知青王昕，收工从崖边走，一脚踩到浮土上，人随着土块一同坠到崖下，摔得浑身青肿，昏迷不醒。

人命关天，情况紧急，不容耽搁。老乡们砍了椽子，绑成担架，急忙往县医院送。这两次抬人，我都参加了。

县城离我们队近三十里，山路崎岖，为了抢时间，我们几乎是一路小跑着从山上冲下来。上坡下沟，坡度很大，为保持担架平稳，有时一方必须将担架高举过头，而另一方则要猫腰前行。窄的地方，人们还得侧身而过，身子歪到路外。担架压在肩上，死沉死沉的，我想不到一个人躺着会有这么重。人们喘着粗气，脚步砸在路上山响，急行了两个多小时，虽然抬的人不时更换，等走到县城，几乎所有的人都累垮了。所以我才说出开头的话，道抬人之艰辛。

我的师哥黄新亚，身单力薄，却敢在“哨眼”边搂柴，一不留神栽了进去，好在坑底是厚厚的浮土，才没有粉身碎骨。昏迷了许久醒来，发现坑底有一个洞，爬将出来，被人救起。他回忆道，醒来时，只觉得坑口的天格外的蓝，白日里居然能够看见星星。我想这绝不是臆造，又有谁能在那个地方望星空呢！

我也摔过。有一次在坡田上犁地，行至崖畔回牛，我使劲拉着犁把儿，大声吆喝着，迫使牛掉头。不想犁把儿突然断了，我失去了重心，一个后滚翻就栽了下去。好在崖并不高，下边是耕过的虚土。我肩部重重地砸在地上，人折了一个滚儿，躺在那里，半天没明白，怎么就下来了。虽然侥幸没受硬伤，但突然的惊吓，还是让我在窑里躺了两天，才缓过劲儿来。

然而比起韩小顺来，我们都是幸运者。我们今天能坐在北京回忆往事，而韩小顺，却永远地留在了那里。

韩小顺的死，是我们公社知青心中永远的痛。他是我们北京十三中的同学，插队在延长县刘家河公社刘党家沟大队。在学校时，他是体操队的成员，在双杠上练就了一幅好身材。如果用今天的标准来衡量，就是女孩子们说的“帅哥”。仗着强健的体魄，在生活中也显出强者的姿态，胆大敢为，不输人后。却不想，偏偏是他，成了最早的牺牲者。他死的时候，我们到达陕北还不足两个月。

我还记得，那是一九六九年三月底的一天傍晚，我到公社大院去取信，推开一间窑洞的门，只见屋中停放着一具担架，上边用被子严严实实地蒙着，几个人垂头丧气地呆坐在炕边。我认出是刘党家沟的知青杨家樯、向泽等人，我以为是有人病了，要往县上送。还没等我开口问，杨家樯看见我，指着担架道：“陈幼民，你来了，这是咱们小顺兄弟，他，摔死了！”他声音不大，却似晴天霹雳，惊得我汗毛倒立，张口结舌，不由得打起冷战。陕北生活虽然苦，我想到过累，想到过穷，想到过病，可就是没想到有人会死。而且死在我面前的还是坐一辆车来的同学。

隔了一会儿，杨家樯慢慢讲起事情的经过。上午大家都在山上掏地，休息过后，却不见了韩小顺的踪影，时间一长，众人觉得不妙，四处喊叫寻找，最后，在一处悬崖下发现了他。他头朝下趴在山坡上，口吐白沫，已经昏迷不醒。周围有一些散落的土块。众人急忙抬着他往县城赶，送去医院抢救。可生产队离县城有几十里，山高路远，刚走到半路，韩小顺就没了气。杨家樯说，韩小顺摔下去的山崖顶上，有几棵较粗的梢柴，大家猜想，他一定是想够到那柴禾，却不想脚下的土塌了，才掉了下去。那处悬崖有几十丈高，直上直下，一般人看了都眼晕，谁敢虎嘴拔毛，否则，那几根梢柴也不会留到今日。

韩小顺静静地躺在担架上，周围是一群伤心惊恐的弟兄。我无话可说，不知是该安慰他们还是安慰我自己。我没敢掀开被子，看看韩小顺的脸，因为我惧怕死亡。我甚至都不记得，我是怎样离开的那间窑洞。回村的路上，天已擦黑，我一路狂奔，漫长的上山道，我竟一口气都没歇。回到家，浑身透湿，人都瘫了。我们队的知青听了此事，个个变色，唏嘘良久，彻夜不安。

兔死狐悲，要知道，我们当时还只是一群十几岁的孩子，响应号召，告别父母，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城乡生活的转变，已经使我们精疲力竭，哪曾想到，还会面临死亡的威胁。这种威胁，并不只对韩小顺一个人，我们谁都有可能遇得到。那时人们虽然还没有安全感的概念，但已有了丧失安全感的恐惧。我只觉得，自己就像一个人孤零零被撂在山顶上，四周没有依靠，生死存亡，全得靠自己了。

这件事，给全公社的知青和乡亲们带来了极大的恐慌，有的生产队开始禁止知青自己打柴，让各家各户给知青送柴烧。时间长了，知青们也过意不去，人家打柴，难道就没有危险吗，还是得自己动手，只不过，危险的地方是再也不敢去了。后来，知青们也学会了山地劳作的安全常识，行至崖边，先用镢头探一探，土是否结实，在坡度大的地方，先掏好了脚窝，站稳了再动作，山路陡的地方，脚要撇成八字，才走得稳。要说再教育，这恐怕是最深刻的第一课。

过了几天，就是清明节，公社为韩小顺举行了隆重的葬礼。韩小顺的父亲和姐姐特地从北京赶来。这时我们才知道，韩小顺母亲已经去世，他是家里惟一的男孩。葬礼我没有参加，以下的情况都是听同学说的：小顺的父亲是一位电影演员，很能控制自己的感情，整个葬礼过程，他表情严肃，没掉一滴眼泪。他只说了一句感谢为韩小顺举行葬礼的话，就再没有出声。韩小顺的姐姐则泣不成声，悲痛欲绝，不能自持。葬礼过后，父女俩回到窑洞歇息，几个同学不放心，悄悄跟了去。又不敢打扰，在门口偷看，只见韩小顺的父亲抡起拳头一下砸到炕沿上，仰天长啸：“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说罢，父女二人抱头放声大哭。我的同学讲到此处，已是满眼泪水。听者皆戚戚，无不动容。相别方两月，阴阳天地分。再通达的人，也承受不了。

小顺的坟，就在公社院外的公路边。来往的人们，都可以看得到。虽然那时，我们常用“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这样的话来安慰自己，但看到小顺的墓，我们还是觉得，死人的事最好还是不要发生。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宝贵的。不管环境多么艰苦，都要好好活下去，不仅为自己，也为了关心你的人。

后来，知青伤亡的事仍有发生。延河对岸安沟公社的张大力，是队里的赤脚医生，同年底，在出诊途中不幸坠崖牺牲。还有两位女知青，在塬上秋收时遇雷击身亡。至于摔伤者就无法统计了。

“山之上，国有殇，”这些年轻的生命，长眠在这片他们为之流过汗水的土地上。就像刚出土的庄稼苗，远没有等到收获的季节，就夭折了，令人惋惜。我们不应该忘记他们，因为这段历史，是生者和死者共同创造的。不管人们对这段历史如何评价，它总能为我们的现在和未来，提供有价值的线索。也许会有人认为，我不该再写这些伤心的事，遗忘或许是医治心灵创伤最好的方法。我们已经遗忘了太多的事情，却不能求得心里的平衡。起码我们应该从这些事中知道，生命的价值，无论多与少，无论何时何地，都应该受到尊重。

主题：山之殇——韩小顺之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