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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一首歌

高曼做梦也没想到，她的举动会激起那么大的波澜。其实也不奇怪，虽然我没有做过调查，但可以认定，高曼的事，恐怕在全国的知青中，也是独一无二的。

知青们下乡，行李是少不了的，通常是一个铺盖卷，一只箱子。箱子有大有小，大的，叫驴驮着，小的，人背上走。我们从县城出发，老乡们加上知青，赶着牲口挑着担，那队伍浩浩荡荡，绵延几里地长。老乡们过去没有接触过城里的学生，在他们心目中，城里人都有钱。碰到个箱子重的，他们就在猜，里面装了多少票子。

但看到高曼的箱子，几乎所有的人都惊异了，那是一个高宽有两米、厚约一米的庞然大物。死沉死沉的，八个人抬它还觉得费力。从县城到高曼插队的村子，要翻越周家屹崂的大塬，只见抬箱子的老乡，喊着号子，满脸通红，大汗淋漓，一步一步地向前趟，走不了多远就得停下来歇息一阵。遇到坡陡的地方，就需要更多的人来帮忙，前拉后推，喊成一片，直闹得黄土飞扬，人声鼎沸。

谁也闹不明白，高曼的箱子里到底放了什么东西，衣服被褥，不会有这般沉重，要是票子，那得把银行搬家才行，想必也不可能。到了村里，卸下箱子，人们顾不上揉搓红肿的肩膀，急着要解开心中的谜团，全村的男女老少也围了一圈儿，大家怀着好奇的心情，来看知青到底带来什么宝物。箱子终于打开了，里边的东西老乡们并不认识，知青们看了，也不禁吃惊，原来那箱子里别无他物，竟是一架钢琴。

这事像风一样的传开了，成为大大小小的会议和文件报告必谈的话题。钢琴是什么，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代表，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用得着钢琴吗，居然把钢琴带到陕北来，明摆着就没想好好干活，说明这些洋学生受资产阶级思想毒害有多么深，从这一点来看，就证明伟大领袖关于“再教育”的指示多么英明和必要。

老乡们可没这么高的觉悟，他们很快就忘记了搬运钢琴时所付出的艰辛，只觉得这个形状有点像扬谷机的东西，还能发出一种美妙的叮叮咚咚的声音，和他们听惯了的唢呐与四胡不同，唢呐和四胡奏出的声音就像是本地人的秦腔，而钢琴声则像是从空里传来的，而且音量如此之大，能把窗户纸都震得直抖。他们看到高曼这样瘦弱的女子，双手在白色的片片上灵巧地跳动，那声音就像流水一般地往出淌。他们觉得高曼不是个一般的人，手上就能说话呢。

老乡们尊重有本事的人，他们认为让高曼这样的女子跟自己去受苦太可惜，便安排她到村里的小学校去教书，让她教娃儿们唱歌，

好在那时有了钢琴伴唱《红灯记》，资产阶级的乐器也能为样板戏服务，再加上高曼还会弹些《东方红》《南泥湾》之类的革命歌曲，那些挑眼的人也不好再说什么。革命的口号一个接一个地传下来，头头们忙着去落实新的任务，顾不上搭理高曼，风波慢慢地平息了下来，并被逐渐淡忘了。就这样，高曼带着自己的钢琴，在这个小山村里安顿了下来。

从这时起，小山村就经常会响起钢琴的声音，除了给孩子们伴奏，高曼在闲时还会弹奏自己喜欢的乐曲，比如《牧童短笛》和贝多芬的《致爱丽丝》《月光奏鸣曲》。虽然还在文革期间，弹奏这些被称作封资修的作品，在城里是要冒风险的，但在乡下，天高皇帝远，没人管你弹了什么，更没人去汇报。可以想象得到，这是一种多么奇特的感觉，在黄土高原的腹地，连公路都不通的偏僻山村，在近乎原始的农耕环境里，从磨盘羊圈谷场老槐树的中间，会飞出带有浓厚西洋色彩的乐声。尤其到了夜晚，高原上漆黑一团，万籁俱静，那琴声缓缓的，轻轻的，像雾一样的慢慢笼罩了全村，听得人像喝醉了酒，身上软软的，半天都不想动。

人们常说音乐不分国界，其实，音乐也不分城乡。对于没有接触过的东西，人们开始时会表现出疏远，但慢慢的，大家发现，高曼的手像是有魔力似的，无形中给这个村庄输入了一种看不见的东西，是什么，谁也说不清。反正如果哪天晚上高曼没有弹琴，第二天肯定会有人关切地问她，是不是病了。因为钢琴，这个不知名的小村庄也有了名，人们偶尔提到它，一时想不起它叫什么，便会脱口而出，就是有钢琴的那个村。

村上的孩子们喜欢高曼，这个北京来的女老师教会了他们许多外边人唱的歌，而且，有了那个叫钢琴的东西伴奏，他们的歌声变得好听起来，不再乱糟糟的。还有那帮女子，她们经常跑到高曼的窑洞里来，听她弹琴。这群平日里叽叽喳喳的疯丫头，一坐在钢琴边，就变得安静起来。有一次，高曼给她们弹《北风吹》，听着听着，一个叫四丫的女孩子，眼里淌出了泪水，继而突然嚎啕大哭，奔出门去，弄得高曼不知所措。问过之后高曼才知道，四丫的父母给她定了亲，不久就要出嫁了。四丫若按阳历算，刚满十三岁，城里的女孩子在这个年龄，还花骨朵儿似的被人捧着，而四丫，则被早早地结束童年，去和一个陌生的男人过日子。

高曼从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北风吹》还能把人给听哭了，过去弹这首曲子，常常沉醉于它动听的旋律和浓郁的民歌风，可为什么四丫听了会如此的伤心，后来高曼又反复地弹这首曲子，渐渐明白，脱胎于《小白菜》的《北风吹》，尽管词和曲调有了变化，但骨子里那种凄凉哀怨的情调却是一脉相承的，况且，这本来就是一个没娘的女孩子在心底唱出的悲歌。四丫没有文化，也没看过《白毛女》，可四丫有伤心事，她若会唱歌，哼出的也许就是和小白菜一样的曲调。别人从《北风吹》中听出了欢快，四丫却听出了悲伤，谁能说她的感觉不对呢。高曼通过四丫知道，好的音乐能够触动人的心弦，并不需要额外的解释。

文革和插队，使高曼远离了成为音乐家的梦想，她时常哀叹自己的命运，此刻她才感觉到，四丫们的命运，要比自己悲惨得多。四丫哭着出了嫁，以后高曼再弹《北风吹》，脑子里想的喜儿，就成了四丫的样子。

后来，高曼又多了一个支持者，那就是下放干部老金。老金在司法部门工作，却是出身于京剧世家，除了她之外，家里所有的人都吃梨园行的饭，其中还有名角，经常在大戏里露面的。老金虽不登台，可身浸世家，耳濡目染，自然唱得不错，而且还是地道的老旦。她下放到这个村子，碰到高曼和她的钢琴，真是喜出望外。老金几乎每天都要到高曼那里，用钢琴吊嗓，于是，《红灯记》里的李奶奶，《沙家浜》里的沙奶奶，就都跑到了这个小山村。

老乡们没有听过京剧，觉得新鲜，老金一唱，就围过来看。见高曼能用钢琴给戏伴奏，也动了试试的念头。他们不会唱外边的戏，只会道情，高曼便学着弹，慢慢的，竟也合了拍。这下更热闹了，钢琴曲，样板戏，民歌，道情，再加上课堂教学歌曲，高曼什么都弹，她的琴房，成了村里的娱乐站。高曼没有厌烦，只要能弹琴，不管弹什么，她都是高兴的。

我到高曼的琴房，就是老金引着去的。有一次在公社开会，休息时，大家哄着演节目。我唱了一段“提篮小卖拾煤渣”，老金听了说还行，但要帮我“抠抠”，会后，她便拉着我回了村。

高曼住在小学校边上的两间窑洞里，这窑洞不是打在土崖上，而是用石块垒起来的，一间是高曼的卧室兼备课室，另一间，就是她的琴房。

一般窑洞里光线都比较暗，可高曼的琴房却很明亮，窗棂上贴着雪白的麻纸，墙壁和拱顶都用细泥抹得光光的，还刷上了白灰。地面虽是土的，但扫得干干净净，没有一点浮尘。那架著名的钢琴就在窗前摆着，上面盖着绣了花边的台布。

这是一架德国产的立式钢琴，看起来已有些年头了，深褐色的琴身，边角的漆已经磨掉了，打开琴盖，键盘的颜色也有点发黄，脚下的踏板，却被磨得锃亮。旧虽旧，但从它一尘不染的样子，就可以看出主人对它的保养与呵护。

高曼高而瘦，梳一头齐耳根的短发，她言语不多，只会腼腆的笑。听了老金的介绍，坐下来，便弹起了唱腔的前奏。看来窑洞作琴房是合适的，拱顶拢音，显得饱满充盈。在钢琴的伴奏下，我觉得自己的音色好了许多，有些高音的地方没费力就上去了。那一天，老金教会了我这段唱的几个关键点，而我，也对高曼和她的钢琴有了更多的了解。

这架老钢琴，比高曼的岁数要大得多，听父母讲，那是他们家的邻居，在四九年离开大陆的时候，以极低的价格卖给他们的。高曼的父母都在大学里教书，虽然不是从事音乐专业，但还会弹一些简单的乐曲。高曼却有着比父母更多的音乐细胞，听得多了，竟能用小手，在琴键上敲出自己会唱的曲子。父母惊异她的天份，在她三岁的时候，就请来老师，对她进行正规的训练。

多数孩子在学琴的时候，都会感到单调与枯燥，而高曼却从未厌烦过，因为她自小体弱，好像心脏先天就有点什么毛病，不能和同龄的孩子们在外边瞎跑，因而少了很多的朋友，性格变得怯弱和孤僻。她只有经常呆在家里，把情感倾诉在钢琴上。她的渴望，她的忧伤，都化作了音符流淌出来。她甚至觉得，那乐声并不是自己弹出来的，而是钢琴在与她说话。渐渐的，钢琴在高曼心里，已不是冷冰冰的乐器，而是一个有生命的伙伴。

在文革中，高曼同样没能摆脱插队的命运，虽然她身体有病。她执意要把钢琴带走，谁劝都不听。父母了解她的心，便请了运输社的师傅，把钢琴装了箱，捆扎得结结实实，运到了车站。

插队的第四年，老金调回北京了。她没有忘记高曼，回京之后，她多方疏通关系，终于为高曼办理了病退的手续。

高曼临走之前，公社的中学找到她商量，看能不能把钢琴留下来，给孩子们上音乐课用，还说学校没有多少钱，只能意思一下。

高曼起初感到很为难，她并没有想到钱的问题，这架老钢琴，伴随了她二十几年的风风雨雨，已经成为她生命的组成部分。小的时候，钢琴就像她的保姆，任凭高曼在它身上爬上爬下，在琴键上和它对话，把她引入音乐之门。插队了，钢琴又陪着她远涉千里，在艰苦寂寞的环境中，慰藉她的心灵，使她的插队生涯，变得不那么单调苦涩。高曼怎么舍得离开它，更不要说把它卖掉。

但在思来想去之后，高曼还是决定，把钢琴送给公社中学。因为她教的许多小学生，已经升入了这所学校，虽然她即将离开农村，但还想让这些孩子继续在钢琴的伴奏下唱歌。那些孩子，个个长得漂亮，聪明可爱，唱起歌来嗓音纯净透亮，如果有条件培养，出几个歌手还真不一定，高曼希望四丫的命运不要在他们身上重演。

那天，中学找了一辆手扶拖拉机来拉琴。在此之前，高曼已经把琴细细地擦了一遍，又把炕上铺的棉毯取出来，裁成了几块，把钢琴的边边角角都裹了起来，用绳子扎结实了，才让人们小心地抬上了拖拉机。那个小小的拖斗放下个钢琴就坐不下人了，高曼和几个教师就站在边上，用手扶住钢琴。拖拉机在颠簸的山路上慢慢地开着，高曼面无表情，只是用手死死地拉住绳子，

学校早就安排了一间窑洞，专门放置钢琴，高曼仔细地查看了地面，指挥老师们把钢琴放好，打开琴盖，试了试音，向接手的音乐老师叮嘱了一番，便起身告辞。

校长提出用拖拉机把高曼送回去，她借口还要到公社买东西拒绝了。她在老师们的感谢声中走出了学校，一个人登上了对面的山坡。她悄悄地在这里坐了很久，看着脚下的学校，看着放钢琴的那间窑洞，禁不住眼里流下泪来。她不知道这一走，今生今世还有没有机会回来，而她的钢琴，则要永远地留在这里。她有点后悔和内疚，就像自己背叛了一位好友。当年她固执地要把钢琴带来，陪着自己渡过了艰难的岁月，却没有让它一同返回北京。

高曼走了，再也没回来，那架钢琴用了几年，也渐渐的坏了，山里没人修，只能扔在那里，时间一长，竟然找不到了。只有高曼教过的学生们还记得，在他们小的时候，曾在钢琴的伴奏下唱过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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