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插队故事】— 北京知青郭文敏文集摘录 - 延河水 - 中国知青网

《我和爱爱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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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相片是1970年我在南沟小学和【张金成】老师及全校40多个学生的合影，是在我们窑背上打麦场照的，当时县里来了一个摄像师，我当时正好要并队到瓦石头大队了，于是张老师提议照张合影留做纪念，于是有了这张珍贵的合影照。

二排右三是爱爱，前排左三是不溜，左四是红娃，后排和我隔一个是不溜的姐姐三娃。第三排第六个是房东大妈的小女儿、爱爱的小姑姑猴链。

后排第六个拿毛主席语录的是李树明的大儿子【赖子】。第三排第三个拿毛主席语录的是大队党支部书记李树昇的独生子【润润】。（这两个孩子已不在了，一个是在榆林，一个是在延安临镇公社，都是遭遇的车祸）。

后排左五、一排左一、右一、二排左一、都是田细的娃。（二排左一大女儿【海平】生孩子难产大出血和肚子里的孩子一同走了）

后排我旁边的是闫贵明的小女儿【润子】也心脏病早就没了。

二排右四叫曲曲、三排右五叫东平，第一排右三梅娃，都是姚贵万的娃。

三排左一是刘原明的大女儿手掰。二排左三是赵厢轩的女儿杏叶。别的是于家沟的孩子了。

爱爱今年五十岁了，不溜今年应该四十六岁了。猴链今年四十八岁了。

这张相片于家沟的孩子比较多，听说有的也没了，但我都记不清他们村孩子的姓名了。当时写到相片上就好了。

郭志清家的老五那时是家里唯一的男孩。脸圆圆的，皮肤很白很细嫩，眼睛不大但透着聪明，眉毛细长，很爱干净，头发总是梳的光溜溜的，从小就像个书生。他是不溜的哥哥，小名叫爱爱。

70年上半年南沟小学一开学，为能让大多数妇女多出工，村里准备开办学前班，可是学校那时只有一个张金诚老师，他提出一个人带这么多的班太困难，要求增加一个人，队长决定从我们知青中找一个，当找到我的时侯，我欣然接受了这份工作。

这里的上课方式不同于正规学校，没有正规的桌、椅、都是用五花八样的破木板钉成的桌子，学生自带家长钉的各式各样的板凳，书包就放在腿上，一个年级上课时，其他年级的就做作业。因为在同一间房里相互干扰，有时二、三年级的课文一年级的也能跟着背。

第一天上课我就遇到了难题。当张老师把我介绍给同学们时，他们显得还挺乖的，但当我单独一个人上课时，他们就开始欺负我了。念课文故意拖长声，怪腔怪调的。尤其是房东家老要糖的“不溜”，那年才五岁，新入学前班。我来队里一年多了，她几乎天天到我窑洞里玩，和我太熟了，她像个男孩子，非常淘气，那天可能也是想在于家沟的孩子面前显示她和我很熟，所以她最不听话。随便说话，下座位乱跑，和我顶嘴。口口声声喊着说：“我不怕你！”可把我气坏了。

于是我就想来个“杀一儆百”震慑他们一下。我把不溜拽到教室的前面，狠狠批评她，可能我当时太生气了，动作有点儿生硬，一下激怒了她那三年级的哥哥爱爱。

为了妹妹，爱爱冲到我跟前，大喊：“滚出去，这是我们家的房子。”一边喊，一边还拿头顶我，往外推我。不溜也扑上来狠狠咬了我的手一下，嘴里喊着：“三娃、红娃、快来呀！”（她的姐姐叫三娃，当时上二年级，妹妹红娃刚三岁，也是刚上学前班）。

我记得当时三娃和红娃都没动，还坐在凳子上吃惊地看着眼前突然发生的一切。

房东家的孩子多，光在这里上学的就有爱爱、三娃、不留，红娃、还有他们的姑姑猴链五个。我当时才十九岁，突如其来的情况让我始料不及，不知所措，只是觉得平时对他们那么好，心里感到非常委屈，我哭着要去找队长说不干了。

张老师在坡下休息室听到爱爱的喊叫声赶到教室，把他们狠狠批评了一通，又找来孩子的家长，让爱爱给我认错，爱爱很不情愿地向我认了错。第一天当老师就这么一波三折地熬过去了。

这之后就顺当多了，在房东和队长及张老师的关怀和支持下，我和学生渐渐建立了感情，工作也越来越有兴趣。我除了下边努力备课，尽量把文化课讲得生动一些外，还经常在课间时间给他们讲故事，教他们唱歌、跳舞，给他们缝包，做毽子，和他们一起跳房子、抓羊拐、跳绳。

那时经常给他们讲北京，讲天安门……他们都很喜欢听。尤其是爱爱，每天放学后还经常缠着我讲北京的故事，有的听了多少遍都不腻，他经常盘着腿，坐在我们窑洞前的磨盘上，每次都左手托着右胳膊的肘关节，右手托着腮，一动不动、听得聚精会神，还不时提问。

我说：“北京的柏油路很平、很平。”

他就问：“有磨盘这么平吗？”

我说“从天安门广场走出二十五里都看不到山。”（因为他知道公社到我村是二十五里）

他就问：“那你们一定是住在一个很大很大的垣上吧？”

（陕北管山顶上叫垣，只有山顶上才能看到较大的所谓平地。）

记得六月的一天，我的脚腕子忽然钻心的疼，之后长出一个大毒疥子，慢慢地感染了，发起烧，连脚和腿都红肿起来了。吃着家里带来的消炎药也不管用。

有一天，我趿拉着鞋，一瘸一拐的来到学校，脸烧得通红，副队长姚贵万正好到学校送报纸，张老师指着我肿得穿不上鞋的脚和烧的通红的脸让队长看。队长说：“这不看哪儿行呢？”

可是我们队离公社卫生院来回有近五十里路，我自己根本无法走着去看病。

队长找到喉唠，给我派了一头老毛驴儿，说这头驴最老实，保证摔不了我。

我一看是那头平时推磨打都不肯走、连毛和牙齿都快掉光的老毛驴，说这么远的路它顶不下来。队长说别的驴都派出去干活了，只剩它了。知青那天都上山割麦子去了，离村子很远，一时找不回来。张老师说派一个学生陪我去，为的是帮我牵驴。

爱爱自告奋勇，非要陪我一起去，他当时只有九岁，我说太小，来回那么远的路，吃不消的，找个大点儿年龄的（那时学校有上学晚的，十多岁的女孩）。

但爱爱一再坚持，他说：“我前一年就和大人到公社接过知青，没觉得累。今年又大了一岁多，到公社走一个来回肯定没问题。”张老师一听，也只好同意了。

爱爱的四姐跳娃正在院子里吆喝驴推磨，听说后回窑里给我们拿了几个玉米面饼子用屉布包上。

我连水壶都忘了带，只慌慌忙忙带了钱，拿出军用挎包装上干粮，然后骑上毛驴。爱爱牵着驴缰绳，拿着鞭子，就这样上路了。

去的时候一路上给爱爱讲着故事，他听得也津津有味。经过了瓦石头大队、林瓦大队、二圪台、三圪台大队、高家川大队，但那头老毛驴见路边有草就去吃，牙不行嚼得很慢很费劲，六月天也热，见水就去喝，走的很慢。

我和爱爱饿了停下来坐在路边啃口玉米饼子，渴了找点儿山泉水跪下一条腿用手捧着喝。我以前只在窑洞前试着骑过驴玩，没骑过它上路，第一次骑着上路还是这么远的路，一颠一颠时间长了我的腰感到酸痛，加上还发着烧，浑身关节都很疼。

我和爱爱都没怎么来过公社，也不认识路，每到岔路口，都是任这头驴带路，好在这头老毛驴可能来过不少次，很识路，一点儿没走错，过了中午才终于到了公社卫生院。

公社医院就一个医生，中午回家吃饭了，我们只好等到下午医生上班才能看病。时间还早呢，我们只好先到了供销社。我原想给爱爱买点儿糖块和饼干，结果什么吃的东西都没有。

售货员说：一个月才从县城进一次货，以前糖和饼干根本卖不动，自从北京知青来了，每次没几天就都被住在公社附近的知青买光了，说下次再多进点货吧。

真是令人失望，我们平时哪有时间跑这么远来公社。

我一看有卫生纸（一张一张的，黄色的，没有包装，有的纸上还有没粉碎的麦秆呢）那也赶紧多买了点儿，平时来了也很难买到。

终于等到医生来了，（还是一位好心的公社工作人员帮我把她从家里找来的。因早已超过了上班时间了她还没有来。）

那位医生看了我的腿肿的那么厉害很吃惊。

问我：“怎么这么严重才来看？”

我说：“我们村子离这里太远了，来一趟太难了。”

她给我试了表，说：“烧的挺高的，先打一针退烧的吧。”

然后又说：“这么厉害，还需要打青霉素才能消炎。”

她先给我做了皮试，还好没有过敏，先开了六针。

医生又说：“建议你先住到高家川知青点儿，离公社近，每天好来打针，打完三天估计好不了还得继续打。”

我回答：“我不认识那里的知青。”

医生说：“我可以给你写个条子帮你联系，说明一下情况。”

我说：“那我的学生还有毛驴呢？吃住怎么办？而且也没法通知队里呀，”。

大夫说：“那就是你和他们商量的事了。”

我记得听队里老乡说过队长刘原明的爸爸刘生武会打针，就在公社打了一针，剩下的五针就都带回来了

（以后续写回来打针的可笑又可怕的故事、相信很多人都闻所未闻）。

回来走到半路上，爱爱累了，渐渐地落到了后头，我让他骑上毛驴，我陪他走。

他说：“不行，你的脚根本走不了路！”

我下来走了几步让他看，说：“老师打了针了，不疼了，也不发烧了，能走。”

可他心疼我，跑到远远地喊：“你不骑上去我就不过去！”

僵持了一会儿，我只好再次骑上毛驴，爱爱远远地跟着，手拿着鞭子，我要也不给，我只好捡了一根树枝自己牵着驴缰绳、赶着驴走。

六月的天，骄阳似火，那头驴也累了，不打不走，走走停停，一到水边就热的一劲儿喝水，后来那驴打也不走了，还直打哆嗦，我下来一检查，发现驴的两个肩膀都被鞍子磨破了，露着肉，渗着血，看得我直肉麻，我也很心疼。

我那时不怎么会骑驴，死死地压在它身上，不会一颠一颠地配合，一百斤的体重、这么远的路确实够它受的，我的身体也觉得颠的快要散架了，我只好给它两边肩膀垫上刚买来的卫生纸，一瘸一拐地赶着它走，好在我退烧了，浑身不那么较劲了，我们就这么一前一后在山间崎岖不平的小路上默默地走着。

我想给爱爱逗开心一点儿，但讲什么他都是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了，连平时最爱听的北京的故事也没兴趣听了。他那年才九岁呀，这么远的路真是够难为他的，我的心里也很难受，路上一个人也没碰到，没人能帮我们，我们只有鼓足力量坚持再坚持。

天黑前我们终于回到了队里，爱爱的妈妈在村头等着接我们呢，爱爱那时是家里唯一的男孩子。我们是早上第一节课走的，这么晚了，她的妈妈也很不放心。

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把毛驴还给了饲养员喉唠。

（请看10月24的《半夜惊魂》和25日的《神秘的饲养员喉唠》就了解喉唠了）

喉唠检查完驴肩膀，心疼得唉声叹气、直嘬牙花子，但他知道我俩也不容易，看看没有我抽打驴的痕迹，再看看我垫的卫生纸，知道我也心疼驴，没像平时那样哇啦哇啦发脾气。

我把爱爱带回我住的窑洞，给他一些那年回家带回的动物饼干和五颜六色包装的杂拌糖，他用衣襟兜着，顿时忘了疲劳，兴高采烈地跑着去跟妹妹们分享了。

若干年后，爱爱考上了延安师范大学，给我来了一封信，信里其中提到说：“他至今都不能忘记那些花花绿绿的糖果和奇形怪状的饼干-------。”

（那时的玻璃糖纸五颜六色非常好看，我还喜欢收藏糖纸，在北京时，经常去卖糖的柜台，看见自己没有的糖纸就买两块回来，给弟弟、妹妹吃糖、我留糖纸，回来夹在红旗杂志里，夹了好几本，有时还和同学互相交换没有的，）

爱爱是南沟村里唯一一个考上大学的人。

后来，听回瓦石头队的知青讲，他已是从县职高学校的老师提拔成副校长了。我就觉得距离他更远了。但我一直惦记着他。

二零零三年国庆节的一天，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那头传来一个熟悉而激动的声音：“你是郭老师吗？我是爱爱。”

我一听也很激动。连忙答：“我是，你在哪里呀。”

他说：“我现在是站着北京的土地上给你打电话，心情特别激动，我来北京好几天了，一直在找你，今天终于找到你了，我特想见见你，没有你，就没有我的今天，因为我小时你对我说：你那么爱听北京的故事，将来好好学习，考上大学，就能有出息，就一定能上北京，我牢牢记住这句话了，就拼命克服一切困难努力学习，高中毕业后，我报考了延安师范学校，第一年只差几分没考上，我没有后门，所以没被录取上，我不气馁，接着复习第二年重新考，我终于凭自己的实力考上了，我最应感谢的是你。”

他那次是随旅行社来的，是第一次来北京，马上要离开北京了，正在军博参观。汽车就停在军事博物馆的院子里，一会儿别的人参观玉渊潭公园，他能有时间和我们说一会儿话。我们约在军博西侧，面冲长安街的座椅上见面。

我只来的及通知了秀琴和玉纹姐，我和秀琴一块到达军博车站，我俩都很激动，想象着他会是什么样子了，还能认出他吗？我们离开陕北时，他才十一岁，如今四十二岁了，变化一定很大，快到约定地点，我们还是同时认出了对方。玉纹姐也赶到了，匆匆忙忙我连相机都没带，幸好秀琴带了，留了几张相片。

我记得爱爱当时说：“北京真大呀！颐和园太美了，我一定还要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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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四年十一月，爱爱已是县教育局的一名副局级的领导干部了，到中央电视台做节目，特约我们南沟队的知青到西直门旅馆聊天。那次我和秀琴、陆民、杨林都去和他见面了，只是没找到李岳恒。

那次聊天时，爱爱曾问我：“还记得我家不溜，老追着你要糖的事吗？”这样，才使我回忆起了前边讲的杂拌糖的故事。

（我们在陕北的那些年，县城只出售一种黑黒的水果糖，很普通的包装纸，一种长方形好像带有粗粮的饼干。但老百姓很少到县城，去了也买不起，有的婆姨一辈子都没到过县城。）

那次我们还一起吃了饭，了解了一些队里的情况。

他说队里老乡常常念叨我们，清楚地记着我们每个人的名字。

他还说：“当地老乡都把你们知青当神话一样地传说。”

那次我想到陕北缺医少药，送他一套刮痧药水和刮痧工具，告诉他怎样拿这个治疗一些常见病。

二零零九年（前年）爱爱又一次到北京来时，给我们五人每人带来一个陕北的西瓜。他约我们村五个知青到西客站一个宾馆见面，可惜那次他时间紧，我也正在生病没能见他，只好让我爱人代替我给他捎去一本《吕教授刮痧大辞典》和北京电视台二次专门送来的光盘。那次我俩在电话里聊了好久。爱爱说陕北退耕还林了，村民都不种地改种果树了。瓦石头大队有的村民家里还打了井，不用到山下打水了。

我爱人把那个陕北的西瓜拿回来了，我们一家三口分享了，吃到嘴里很甜很甜，心里更甜。

（现在网络很发达，我在网上就能和侯链及爱爱聊天了，我们经常视频。）

【陕北插队故事】

（17）

学推磨闹出的笑话

2011-11-8

《想起那头老毛驴，笑得我眼泪流》

我还在修改我和爱爱的故事那篇博文，一边改一边笑。

我想:如果杨秀琴或者那三个男生看了我这篇博文，不一定记着我那年久治不愈的脚，但相信他们都会记着那头老毛驴。

那头掉了牙的老毛驴，脱了毛的老毛驴，那头推磨打都不肯走的老毛驴，让我们每个人都没少着急的老毛驴!!!

相信他们这辈子都不会忘记，我想他们每个人看到我描写的那头驴，那头灰色的老毛驴的影子就会栩栩如生地从脑子里蹦出来，每人都会开心地笑出声的。

反正我这一年了，只有这次写这头驴的时候，第一次笑的这么开心，笑的眼泪都出来了。

其实细想想，又觉得辛酸，那头驴也很可怜，那么老了，吃都吃不动了，人们还逼着它干那么重的活，不干还要挨皮鞭，真是生命不息。劳做不止。

陕北的驴可能吃的料不足吧，个子很小，双腿一蹦一翘腿就上去了，上山时还要把腿抬高点儿，不然就蹭到地了。前些天电视上看到退役的军犬都有养老的地方，直到死。当然，这头毛驴不能和军犬比。

其实我插队时，没有使劲抽打过一头牲口。因为它们不累时是不会偷懒的。

《第一次推磨闹出的笑话》

我刚到陕北时，学套驴推磨的时候，开始不会套驴，第一次就闹出笑话。

首先我就怕驴，第一次小心翼翼地靠近它，生怕它认生踢我，给它戴眼罩时，面对面的，它呼出的热气喷到我脸上，我吓得连大气都不敢出，它摇晃着脑袋，左躲右躲，还不时后退。

我好不容易才给它戴好眼罩，然后又去戴驴肩膀，这时紧贴它的前腿，我生怕它尥蹶子，尽量把我的腿离远点，摆出随时准备逃跑的架势，伸长胳膊费劲地给它系上，终于又完成了一道程序，再去捆连接磨盘的杠子，手忙脚乱了半天，还是忘了把驴缰绳捆到磨盘上，也没把驴肩膀与杠子的绳子系好。

自以为准备就绪了，然后学着老乡的样子，轻轻拍打一下驴的屁股，“得球”一声吆喝，这头驴倒是不认生，猛一使劲就往前走了，驴以为套着沉沉的磨盘，结果一使劲，连接杠子的那些绳子掉了。

戴着眼罩驴看不见路，拖着缰绳和驴肩膀上挂的带子径直朝柴禾垛走去，柴垛旁边就是深沟了，我也慌了，忘了怎么喊它停，大喊了好几声：“站住-----、停-----、驴----，”叫什么也不管用。

驴肩膀上拖着那一堆长长的带子还把驴的后腿绊了一下，它打个趔趄接着走，眼看撞倒柴禾垛了，我也不敢抱住它，爱爱的四姐跳娃正从坡上走来，嘴里只发出：“啧啧”轻轻的一声，驴就停住了，

跳娃把驴给我牵回来，笑的直不起腰来，我惊吓之余也跟着苦笑起来。笑罢后跳娃过来帮我套驴。这下我仔细观察才学会推磨怎样套驴捆缰绳。

那次多亏跳娃的帮忙，套上磨盘，一边吆喝驴，一边还要往磨盘顶上的孔里倒粮食。我开始连磨盘眼都找不到，后来粮食倒进去塞得太满太实了又不往下走。跳娃教我往磨盘眼里放个粗细合适的柴棍就好多了。

另外还要把磨出的粮食盛到簸箩里，要反复磨好几次才能磨成面呢，要是我一个人，手忙脚乱都不知怎么办了。

后来知道喉唠那次给我派的是最好的那头驴，想想直后怕。万一那次把驴绊倒摔伤了，对全生产队都是个损失。

【陕北插队故事】

（18）

学烧火燎了我的眉

2011-11-11

《第一次烧火做饭的故事》

刚到陕北时，我们做饭遇到的最大难题是不会烧柴，几乎所有的陕西插友说到此都有感受。记得第一次我们知青灶单独做饭，时间是我队男生为我和秀琴争到的，和当地婆姨一起干活，早收工一小时回家做饭。

那天，我和秀琴干的活就是在坡下捣粪，离家很近，在路上就商量好，回到窑里我烧火，她和面，吃贴饼子熟的快，一个锅，还要熬粥呢。

可是到了窑里，我怎么都点不着那个柴禾，我俩那时连写信的废纸都不舍得扔，费信纸一烧就没了，柴还是没点着，可能我们刚打回的柴太湿了，那时找张引火的废纸都很难，全村只有学校有报纸，可那时学校放假了。

秀琴面都快和好了，于是我急了，往柴禾上浇了些点灯用的煤油，用火柴一点，“砰”的一声火着了，但我的眉毛也燎着了，火辣辣地疼，还喷了一脸黑灰都不知道，本能地跑开了。

秀琴一看火着了生怕再灭了，学着老乡的样子，趴到灶火前，她吹了一会儿，柴终于着起来了，我说眉毛和脸都疼，她望我一眼，指着我的脸，突然大笑起来了，我同时也看见她那个平时红扑扑的脸也满是灶灰，于是我也指着她傻笑了起来。

我俩赶紧去照镜子，我从镜子里看到：自己那两道浓眉毛都快烧没了，黑白相间的脸像个挖煤的煤炭工人，用手一摸眉毛都焦了，耳朵两边和头发帘也燎焦了，用手把烧焦的头发一捻，就成了碎沫沫，还一股烧糊的味道。

我赶紧打了盆水，用水洗了洗脸，火辣辣地疼，洗完再一照镜子，脸又成了红色的了，显然构成轻微烧伤了。

虽然来时从家里带了些常用药，但没有治烫伤的药，翻来翻去找出家里带的清凉油，抹上不那么火辣辣地疼了，可是辣眼睛，弄得眼泪直流，就像哭了一样。

秀琴往火里添了柴后，一会儿火又灭了，她也学我用煤油点儿火，我连忙说：“躲远点儿！小心点儿！”

结果她的头发帘也被火燎了一下，还好，有我的教训，躲得远点儿，不太严重。

可火着了一会儿，一填柴，又灭了。无奈，也不敢再用煤油了，（那时煤油得到二十多里外的公社去买，一次就卖二斤，质量很差，有时还没货。）煤油还要点灯用呢，男生都快回来了，我队男生可会过日子呢，看见我俩用煤油点火肯定心疼。

我俩商量一下，还是找房东郭大娘帮忙吧。

郭大娘很热情，放下家里正在做的饭，让猴链看着火。就在灶旁抓了两把麦草跟我们过来了。（人家七岁娃娃都会烧火。）

大娘把灶火里的柴掏出来重新架好，大娘说：“你俩柴不能平平地码放，空气流通不进去，所以柴禾才把火压灭了。”

大娘在灶膛最下面放了点儿麦草，把麦草先点燃，又掘一把柴尖尖握在手里伸进燃烧的麦草上点燃，然后把柴尖尖冲下，火苗就呼呼地往上窜，火苗着大了，再把这燃烧的细柴塞到架起的大柴下，火就呼呼地着起来了。

刚来时队长给我们做饭，每天拿来些干玉米杆或玉米根引火用，后来他做饭，我们就到队里干活去了，收工回来就吃饭，所以没学会烧火做饭。到队里的第二天下雪没出工，队长做贴饼子给我们上过一课。

大娘看见火着起来了，嘱咐我们说：“柴要架空烧，我先回家把饭蒸到锅里再回来帮你们啊。”说完就急急忙忙回去做饭了。

锅快开了，秀琴打开锅盖学着那天队长的样子贴饼子，第一个饼子手离锅不够近就甩出去了，结果没贴住，掉到锅里了，第二个离锅近才出手，饼子倒是贴上了，烫到了手指头，我赶紧让她去抹点清凉油。

我往火里加了两个粗柴好耐烧点儿，洗了手接着去贴饼子，也是手离锅远了贴不上，离近了也烫了一下手指。

大娘回来了，看到锅里的饼子，忙用小铲往外捞，有的化了，捞不出来了。

大娘连连说：“着剩（啥）急吗，哦（我）说好来帮你们贴。不会慢慢学，么（没）啥难的”饼子终于在大娘帮助下贴到锅里了，大娘放心回窑看她的锅去了。

男生收工回来了，每人用镢头挑着一小捆柴，（干活休息时砍的）。

我俩感到很内疚，忙说：“对不起！饭还早呢！”

怕他们看见我俩的狼狈像，我俩都挤到灶火前，那里比较黑，煤油灯在一进门炕上的箱子顶上。

他们看到我俩急得在灶前忙碌添柴的样子，连声说不着急。

我俩东躲西闪、吃饭时虽然窑洞的煤油灯不亮、还是被他们看到了烧焦的、短了一截子的头发帘、和我的快被秃的眉毛，以及闻到了烧糊头发的味道（那时我们在南沟吃饭，三个男生上炕坐在我俩的被垛子上吃，我和秀琴坐在炕下的一条长板凳上，饭就摆在炕中间，所以吃饭时面对面）。他们再三询问，我俩说出了实情。

听了我俩的叙述。一位男生说：“那煤油有问题吧？干活休息时，听老乡聊天说：怀疑公社卖的这批根本不是煤油，是柴油兑的汽油，下次还是小心点儿吧。”

我说：“你们明天就挖点儿玉米根回来引火吧，队长做饭时就是用那个引火，好像还不错，咱们再找队长要些麦草，大娘就用的麦草，还说麦场上堆得多着呢，找队长打个招呼就可以拿。”

饼子熟了，粥也不用熬了，掉到锅里的捞不出来的饼子就成粥了。

男生吃罢饭，陆民和杨林主动抢着去挑水了。

李岳恒找到队长家打了招呼，抱回一些麦草。

第二天男生收工回来，每人都背了一背玉米根根，够烧好多天的，人多心齐力量大。

后来我们不管男女生，全都学会了做饭。

但那第一天的烧火做饭经历、我想这辈子是忘不了的了。

【陕北插队故事】

（19）

陕北饺子叫扁食

2011-11-13

我记得在陕北插队时，每户村民自己家养的猪，都没权利自己杀，全是交队里统一批准宰杀，全大队分。大队养猪也有分配任务，有的村民粮食紧张，没有多余的剩饭和时间不想养，队长还各家各户做动员。

喂猪夏天好说，有树叶、野菜可喂，冬季饲料就紧张了。每家每月还要交五斤麸子给队里喂大牲口。陕北几大怪那句老太太上树比猴快，我们那里指的就是老太太上树摞树叶喂猪。

全队一共养了多少头猪，都有登记，要确保完成上级征购任务后才能决定自己队里一年内能杀几只，只有过年、过节大队才会杀猪。分到的猪肉后，除了养猪户，其他户还要付钱给养猪户。当地村民不爱吃下水，那时一斤猪肉六角钱，一只猪的心、肝、肺加起来算一斤肉钱，我们知青都喜欢要这三样，加起来多少斤呀，只六角钱。

第一个春节，大队杀了猪，让我们领回按户分到的肉，男生听说后，立刻端着盆飞一样跑去领。去了两个人，来回六里地好换手。

那时村里平时根本吃不到肉，我记着到队里吃完第一顿饭后，整整三周好像就没吃过肉，我们常常念叨；当天到队里那顿羊肉臊子面怎么就没多吃点儿。

领回肉，我们准备包顿饺子，房东大娘听说后，怕我们不会包，过来给我们帮忙。她们管饺子叫扁食，不是擀皮是捏皮，捏成一个窝窝后再往里填馅，我在北京家里也常常包饺子，但家里都不是我调馅，擀饺子皮和包饺子我都会。

我一看郭大娘虽然手很快，但也没擀的皮快，而且皮也厚（陕北包饺子，锅烧开以后才开始包，包一个往锅里丢一个，最后一锅捞，第一个下过的饺子都能保证不破，可见皮有多厚）。于是我就擀皮让大娘看，杨林也会擀，大家基本都会包，

大娘看了说：“看把这些娃能的，还会包饺子，确实擀皮就是快嗷。”说完放心回窑了。

中午我们五人吃上了来陕北后的第一顿饺子。因为缺少调味品，连酱和酱油都没有，就别提香油、味精了。加上没掌握好盐，很淡，所以没什么味，但是肉很鲜，而且毕竟开荤了，那我们蘸着当地的米醋，吃的也很香。

当地有猪绦虫病，我们在县集市上也买过被感染的猪肉，当地称痘肉，也叫米猪肉，但我们那时舍不得丢掉，也都吃了。（我们知青自己养的猪也被感染过）万幸的是，我们知青懂一点儿常识，不用这种肉包饺子，怕时间短煮不熟，杀不死虫卵，我们都是煮透了再吃，没发现被感染过。

（那时姐姐曾给我寄过一本《农村医生手册》很厚一本，基本常见病都能查到症状、诊断、和治疗方法，那里也有猪绦虫病的介绍）

【陕北插队故事】

（20）

和男生PK擀面条

2011-11-16

《第一个大年初二，和杨林PK擀面条》

记得六九年的大年初二，第一个月的粮食快没了，但是过年了，男生吃过早饭临走时我们商量，准备把仅有的一点儿白面中午做顿面条吃。晚上还有老乡给的摊馍馍和白馒头。

中午杨林很早就来到我们窑洞了，那时做饭都在我们女生窑洞。

他说：“我在家就会擀面，今天要露一手给你们看看。”

我说：“我也会，我爸爸从小爱吃面，很小的时侯姥姥就教会我擀面条了。”

他说：“那你和个面看看。”

杨秀琴说：“你俩争吧，面板就那么大，你俩一人一块轮着来，看谁擀的、切的好，我当裁判，我一会就负责煮面条，不和你们争。”

我一会就和好了。姥姥那时教我:“和面要做到盆光、面光、手光。”这些我都做到了。

杨林一看说：“面和的真利索，那你先擀一块面我来切面，我能切得和挂面一样均匀。”

我说：“擀面有啥难的，擀就擀。”

很快我叮叮当当就把面擀好了，叠好让他切。

杨林一看我操作那么熟练，连忙说：“和面、擀面这么好，切得也错不了，你切吧，我擀下一块。”杨秀琴非要让他切，他就是不切，非要让我切第一块，我只好切了.

我平时爱吃宽面条，但那天为了显示我的刀工好，特意切得细细的，和细挂面一样，切好抖开码放好。杨林看了夸我切得不错，我还挺得意的。

接着我们让杨林做第二块面，我那时觉得他是男生，在家肯定不经常做饭。

但我想错了，他擀得面和我一样好，切得时候用左手，让我吃一惊。

左撇子切得面和我切的一样细，但我切的有断丝，他切的没有，PK结果，我认为还是他赢了。但杨林谦虚地说：“我切的比你好一点儿，没你擀得快。和面没你利落。还是你赢了。”

杨秀琴在一边说：“你俩打平局吧，一比一。”我们都笑了。

那天，我们用头天留下的猪肉和郭大娘给的酸菜做的卤，吃了一顿香喷喷的面条。

【陕北插队故事】

（21）

借粮、下象棋的那些事

2011-11-16

许多知青写到六九年春节都很凄惨，我们那年从大年三十到初三感觉过的还满不错的。队里杀猪、宰羊，老乡送吃的，那几天吃的饱还吃的好，不出工干活了，我和秀琴还很快乐，没觉得想家。

我把从家里带来的跳棋、扑克牌、象棋都拿出来了，秀琴不会象棋，我俩就玩扑克和跳棋，有时还教房东的孩子们一起玩。人多玩的热闹。

我记得那几天我还和杨林、陆民玩下象棋呢。

（我在家时和爸爸学的下象棋，学的时间不长，棋术并不高，爸爸棋下的很好，每次爸爸都得让我几个关键棋子我才肯下。）

我记得那年过年的时侯，有一次吃罢饭，男生先提出想下象棋，我先和杨林下的第一盘。

他一开始过于低估了我，也不了解我的棋术，他的轻敌让我趁机赢了一盘。

陆民和我下的第二盘棋，也是没摸透我的棋路，稀里糊涂就败给我了。

他俩都说：“看不出、棋下的可以呀。”

但接下来他们就看出我棋艺其实并不高，就会爸爸交给我的那几招，他们破了我那几招，我就无计可施了，由于下棋技术的差距较大，玩着就没多大意思了。那年春节，也和男生玩过扑克牌。

后来的几年中我好像再没和男生玩过下象棋。连扑克也不记得再和他们玩过。只是记得我和秀琴下雨、下大雪出不了工的时侯玩玩扑克牌和跳棋。那时我还带着弟弟给的一副军棋，但不会玩，离开南沟时把这些都送给学生了。

记得那年的大年初四，我们节还没过完，粮食就剩一点儿了，眼看就要断顿了，因为缺少副食，又缺菜，肚里没油水，胃越吃越大，总觉得吃不饱。加上没有称，不知一顿到底吃了多少，所以计划不周，尽管后来发现粮食少了省着吃，但还是没到月底就吃空了。

李岳恒召集我们五个知青开了个会。

他说：“我们三个男生计划趁着队里春节期间不出工，去一趟县里。一是准备再置办一些生活必需品，比如秤，是急需的，有了秤每顿吃多少就能有数了。二是如果能把下月粮食提前买回来就更好了，如果买不回来，就只好借了，借队里的还是个人的大家商量。三是我们三人进城吃一顿，吃饱点儿，晚上回来不吃了，能省两顿，剩下那点儿粮食够你们俩女生吃一天了。”

最后问：“大家看还需要点什么？县城那么远，去一趟不容易，尽量买齐点儿”

我说：“买个闹钟吧？”做饭没有表不行，我们五人就李岳恒带了一个闹钟，放在我们窑了，他们没表吃饭不好掌握时间，住的也远，每次饭熟了叫着不方便。

杨林提议：“买个喉唠那样的马灯吧，出门提着不怕风吹，留着还能应急用。”

秀琴提出:“盆不够用，再买俩盆吧，现在光盛粥的盆就得四个，咱们是肚子越来越大了。”

我和秀琴还提出：能否向队里恳求一下，把男生住的地方换的离我们近一点。这样就方便多了。

李岳恒找到队长请假拿钱（安家费在队长手里，先打借条，回来报销）并说了我们的困难和要求。队长说他们几个队干部开会商量一下，回来报销时给我们答复。

第二天正月初五一大早，三个男生就直奔县城去了。很晚他们才回来，没有买回粮食，因为不到一个月，说按规定不能提前卖给我们。他们三个又买回一些生活用品。

李岳恒还自己掏钱买回饼干请我和秀琴吃。那黄黄的饼干象是含有粗粮，酥酥的、不太甜，倒很适合我的口味，觉得比北京的动物饼干吃着爽口，不粘牙、挺好吃的。

他们几个叙说着到县城的经历，走之前就想到县城一定吃个饱饱的饭，开始他们是想吃炒饼，但是没有，只好每人吃了一斤半面（三大碗)，吃完面，看见有人吃炒饼了、每人又买了一斤炒饼吃，这下可吃饱了，这两样都是涨肚的食物，吃完肚子撑得直难受。走了四十五里路，肚子还涨着呢。我和秀琴一听吃了一惊，每人二斤半，吃坏了胃还了得。劝他们下次可别这么玩命了。

李岳恒找到队长家里报销，队长说：“我和大队书记等干部商量了，同意由生产队里先借给你们粮食。你们几个娃娃表现都不错，一定帮你们度过这个难关。啥时还粮你们自己商量后再说吧。”

队长还说：“大家经过商量决定让喉唠和男知青换换窑，和喉唠说过了，喉唠也同意了，这两天就搬吧，这样你们离得近了，也好互相照顾、帮忙。”

我们听了都很高兴，这样我们好多事办着就方便多了。

那时我们经常晚上开会、学习，学习《毛泽东选集》，搞斗私批修，找自己白天的缺点、表今后决心。有时念念报纸和下发的中央文件精神等等，念完还讨论、谈心得体会。

粮食借回来了，李岳恒又召集我们五个开会。

他很严肃地说：“咱们刚来这里第一个月就借粮食，以后这样下去，越欠越多怎么还？所以大家做好饿的思想准备，下月决不能再借粮，还要争取节食还粮，每天按计划做饭，每顿要用秤称，不能超一点儿，否则，积少成多，债越积越多，就还不清了。大家同意吗？”

我队知青全是老老实实过日子的人，所以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同意。”一致通过了他的建议和意见。

【陕北插队故事】

（22）

邮递员、信、煤油灯

2011-11-22

我们那时到达陕北后，和家里、亲戚、同学唯一的联系方式就是靠信的来往了。那时除了劳动，晚上没有什么娱乐活动，我们只要不开会、学习，我就每天写日记外、写信。

信写好了，发信却很难，刚到队里第二天我就给家里写了信，象父母汇报一路详细情况和南沟生产队的简况，还画了村里村民、我们知青、泉眼位置、牲口圈等详细分布地图。

结果信写好了却发不出去，一天天有新的内容，就重新写，但邮递员一直见不着，那时只有到近二十五里外的公社或者四十五里的县里才能把信寄出去。幸好那时让送我们到陕北的老师带回过一封简单的信，要不家里得多着急呀，毕竟走了那么远又是那么危险的路。

后来队长说：“公社的邮递员一周到大队一次，送信和报纸，邮递员一般不愿意来我们南沟队，因为从瓦石头到我们村这段路窄、自行车没法骑，就把信和报纸放到大队了。没人去大队，信和报纸就拿不回来。”

队长还说：“你们把写好的信都交给我，我去取报纸时放到大队部，邮递员来了就能取走。”那时报纸拿到手里新闻已经不新了，村里家家有公社统一安装的有线喇叭，每天能定点儿收听到公社广播站播放的新闻和公社通知。

我特别爱写信，为的是想多收到信，收到信时的心情是喜悦的，我那时每周给家里一封信、而且还给姐姐、老家亲戚、同学（有回老家的、内蒙兵团的、云南兵团的、留北京的---）都写信，邮票是我那时的最大一笔开销。

一封信来回最快半个月，我开始写的信都是厚厚一摞，什么都写，连村里孩子的趣事、看见只野鸡、捡个鸟蛋什么的都写，（只是不说苦、饿、不好的事），妈妈接到信因超重还要补交邮递员邮费。后来我就把信纸反正面都写，就不用妈妈补交邮费了。

如果有时间到公社，我就寄杂志（杂志也是同学寄来的，那时都没钱，按印刷品比平信便宜2分钱，还不怕超重，把信偷偷夹里面、这在当时是不允许杂志夹信的，每次等人家检查完、称完重量、自己封口时偷偷塞进去，每次都紧张得心砰砰乱跳，生怕被人发现。不是每次都能成功、邮局工作人员知道知青都这样后，不忙时他替你封口，不给你那个机会，发现了把信拿出来，你还得重新单寄信，反倒赔了,后来我只好老老实实发信，不敢投机取巧了）。

姐姐那时说，他们同事也都爱看我的信，每次都当小小说传着看，没经历过的，看着新鲜吧。兵团的同学也把我的信当公开信，回到集体宿舍没别的书看，了解我们插队生活，也可解解闷吧。

我们队几个知青都很孝顺、怕家里着急写信都是报喜不报忧，吃不饱、饿肚子的事从不和家里说。

陆民、杨秀琴、李岳恒我们四家离得近，家长们经常见面。一见面就互相打听孩子们的情况。

妈妈那时写信说：‘听说别家有陕北插队的孩子家长说，陕北特别苦，你们几个分的地方看来真不错。’

有一年，陆民的父亲作为北京市慰问团知青家长代表来到队里（慰问团由工宣队、学校老师、知青家长、西城区领导、医疗队组成）陆叔叔还体验挑水、烧柴--。

回京后见到我妈妈说：“咱们的孩子都很懂事，那里很艰苦，远不像孩子们说的那样好。”

我们几个知青确实那时从不和家里要钱，后来连男生都自己搓麻绳、纳鞋底、利用旧衣服粘袼褙，找老乡借鞋样，做鞋面、最后做成鞋穿，都是自己缝补衣服，拆洗被子。

我们只是第一个月，没有计划好、没有称、所以向生产队里借了粮食，后来宁肯饿肚子都没向队里借过粮。

我那时除了邮票、手电池、卫生纸、肥皂、别的都不舍得买，好几次想：如果到县里后一定买些吃的，但是真正有机会去了却舍不得花钱。觉得自己出来了，就要自立，不好伸手向家里要钱，家里带来的那点儿钱（妈妈当时离开北京才给了我二十多元钱，说怕路上丢了，花完再寄），我觉得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动（比如看病）。

妈妈经常写信问我要钱吗？说有的知青经常和家里要钱。我都回信说钱在这里花不出去，取钱还要到公社，没有时间去，所以没让妈妈寄。

（我后来利用干活休息时挖草药，当地叫燕子草（中药名叫远志）还有柴胡，到县里送公粮时卖到药店，买上述那几样必需品。）

为了节省灯油，别说用马灯了，我们连煤油灯都是吃饭时才点着，平时就是用墨水瓶倒点儿煤油、放个棉花条当灯捻用，萤火虫似地小亮光，一笑、一咳嗽都能吹得灯苗乱跳，打个喷嚏或一开门，风就能把它吹灭。第二天早上起来鼻子眼里都是黑的，衣服上都是煤油味。

没有桌子，就盘着腿坐在炕上（刚开始不习惯盘腿，一会儿就累了，有时就跪在炕上写）墨水瓶和自制煤油灯放在箱子上，我们就趴在箱子上写字。

因为煤油灯当然好，但有罩子，有向上抽的劲，比较费油。恐怕当时有好多陕北知青都是我们这样做的。

我第一次见到邮递员是到队里一个多月后了，那时学校开学了，因以前队里没什么信，那次我们知青的信较多，所以他来送报纸和信。（另外有个原因是知青去公社反映有丢信和信被拆的）

我至今忘不了那一刻，当时我和秀琴正好在村口捣粪，（如果是去山里干活也见不到他），当自行车铃铛响起的时候，我们全都向村口望去，只见邮递员推着一辆破旧的绿色自行车向我们走来，我当时扔下镢头就朝他跑去。

同时一下收到十一封信，都是知青的，他们几人五封，剩下六封都是我的信，有家里两封，从北京发出的时间是间隔一周，结果同一天收到的，当时我高兴地给邮递员鞠了一躬，连声说：“谢谢！太谢谢了！”我把信抱到怀里原地跳着转了一圈。

邮递员一看我那兴奋样子都笑了，说：“我以后尽量把信送到村里。”

那时信到了公社，就扔在邮局的桌子上，随便拿，有时家里往信里夹的相片或者邮票就被人拆了，经常丢失，放在大队部也被拆过，有的拿走东西还给封上口，表面看不出来，看了家里信的内容才知丢失了东西。

我们当然愿意邮递员直接送来，但通我们这里的路太难走，他只能推一段、骑一段、甚至太窄的地方只能扛着车走，的确很不容易。

回到捣粪场，把秀琴的信递给她，婆姨们笑我：“看把娃想家想的，学刚才样儿，再给我们蹦一个，蹦的撩好看的，”我正在兴奋中，说：“没问题，给你们蹦两圈。”

我急着看信，正好到了休息时间，我把家里的信拆开，给婆姨们大声朗读一遍，她们听完后让我赶紧把那些信放回窑里，说：“可别丢了，那几个男生肯定也盼着家里信呢。”

那时我们在村子附近干活都不锁门，用个柴禾棍别上，到远处干活就把箱子上的锁摘下来锁上，村里平时没外人来。我跑回窑里，把信放到箱子上，吃饭时交给男生。他们见了信，也都特别高兴，饭都不吃先看信。

那时家里寄来汇款单或者包裹单，邮递员也是只把单子给你，还要拿着私人图章去公社取钱和包裹（我和秀琴临来时在北京东单特意第一次刻的名字印章，人家说一周后才能取，我们说来不及了要去插队，那人很同情，说他家也有插队的，所以照顾我们三天后就能取）。

那时的信都没什么秘密，大家也都经常传着看。尤其是我们班侯秀岩的信，文笔好，字也漂亮，而且兵团生活我们看着也新鲜，她很能干，后来当了生产建设兵团副团长，改成农场后，又成了农场副厂长。

那年月，大队都没有一部电话，公社要个报表都得人工去送，我最喜欢这个差事。

一是可以到公社发信，取信，顺便买点生活必需品。

二是走路不用弯腰，头不那么晕（几十年后才知我弯腰压迫先天的肾上腺肿瘤，刺激血压突然增高）。

三是平时在队里干活，总是那几个人，太单调了，去公社可以先去大队看望那里的校友，之后一路还可以有机会看到我们二圪台的同班同学张立敏，林瓦的同班同学江伟、赵军（她们都是在我们的后一批到达陕北的。）

几乎五里地一个村，觉得就像出来游玩一趟一样。队里还按出工给工分，但多数人宁可下地干活，不愿意跑这么远的路。

有时赶上冬季的下午送信，来回近五十里路，光路上就近五个小时，回来到半路就天黑了。那样唯一的好处是：到林瓦肯定能碰到赵军她们，天黑都收工了，平时白天她们如果上山干活很难都碰到，只能碰到留家做饭的。

但一个人回来走夜路有点紧张，我胆子大还好，那时经常从林瓦回到南沟队里，一路都碰不到人，只有我的手电筒和山风伴随着我走那近十里的路程，幸好没碰到狼等猛兽，但也碰上过黑乎乎的不知什么东西从身边不远处窜过，其实那时也想过：如果真的碰到个生人可能更害怕。

【陕北插队故事】

（23）

饱吹饿唱

2011-11-26

记得六九年三月，我们每天饥肠辘辘，刚吃完饭没一会儿就又饿得头晕眼花，一点儿劲都没有了，那是我们饿得最惨的一个月，没买到油，也没有菜、还想还上第一个月的借粮。每顿饭严格控制，用称计量。

那时野菜还没长出来。麸子和米糠都掺到粮食里吃了，男生一顿吃三个窝头，我和秀琴吃两个。每天晚上熬一大锅玉米面糊糊，盛三盆半，摆一炕，男生能喝七碗，我和秀琴也能喝三碗半。那时的碗都很大。

记得有一次我和李岳恒、杨秀琴去于家沟队修水利，中午回不来，午饭我们三人一共带了七个窝头。中间李岳恒突然胃疼回队里休息了，临走嘱咐我俩把他那份饭分吃了。结果我和秀琴那天中午每人吃了三个半窝头都没吃饱。没有粥填肚子，刚吃完，我俩都感觉和没吃一样。

我说：“不是说饱吹饿唱吗？中午咱俩都不愿意男男女女挤到一个窑休息，干脆上山顶唱歌吧？”秀琴也很赞同我的建议。于是，我俩就跑到山顶上去唱歌，山上空气清新，感觉呼吸都特别通畅。

我俩一会儿独唱，一会儿二人合唱，唱得忘了饥饿，忘了疲劳。歌声在山野里回荡，空旷的山野里歌声显得很嘹亮，还有回音，方向不同，站的位置与对面山的距离、高度不同，返回的声音效果就不一样。我俩不停地变换着方向，还在山上爬上爬下。变换高度，唱了一首又一首。

我队男生不爱唱歌，大队的文艺活动从不参加，记得刚到队里不久，有一次我们五人一起上山砍柴，我和秀琴在一面坡，三个男生在对面山坡上，有一段距离。

我俩砍了一半柴的时候，突然发现山里说话的回音很好听，就唱起了山歌，还想浪漫一回开开心，就自编山歌想和男生对对歌，当时就遭到男生的批评。

我记得有一人大声训斥我俩说：“你们是玩来了，还是干活来了。”我俩赶紧抡起镢头抓紧砍柴，不敢吱声了。

那天晚上学毛选斗私批修，一位男生严肃地对我俩进行了批评说：“我们是接受再教育来了，不是游山玩水来了---。”我俩还在五人会上分别做了检讨。从那以后，我俩在男生面前再也不敢唱歌了。

可是那天，山上就我们俩人，又是休息时间，压抑已久的心情终于得到了释放，想怎么唱就怎么唱，无拘无束、亮开嗓门，大声高歌，互相叫好，开心极了。爱唱歌的我们真是过足了瘾。这么多年过去，我俩至今都对这件事记忆犹新。

【陕北插队故事】

（24）

县干部微服私访到我队

2011-11-27

我们从一九六九年二月下旬到同年六月下旬度过了插队最艰苦的四个月。

原本上级供应给我们知青每人每月四两食用豆油，但我们只是第一个月买到一次，之后连续几个月都没买到。我们只能每月去县里粮站买一次粮，粮站的人总是说：“油没有了，卖完了，过两天再来看看吧。”

但我们离县城那么远，不可能经常去看看，就是来了油那时连个电话也没有，他们也根本没法通知我们。（后来听说当时知青供应的豆油一半都被贪污了，只有住在县城附近的知青盯得紧才能买到，所以我们离县城远的不可能买得到。）那时连按比例供应的麦子也经常买不到，只能买到玉米、谷子、糜子。

由于吃不到油，也买不到肉，甚至连菜都很难吃到，三十八斤原粮总也吃不饱。我们那时经常只能吃窝头蘸咸盐，吃发糕有时老乡给个大葱就觉得很不错了,如果能给点儿咸菜就更美得不得了了。

当时生产队里有规定，要求每户每月交五斤麸子喂驴，麸子我们都蒸窝头吃了。别说麸子相对还算好吃点儿，我们当时连米糠都吃了（谷子和糜子的壳、特别扎嗓子）该交的牲口饲料全被我们人吃了。

副队长姚贵万多次到我们窑洞，催我们交牲口饲料，但我们实在交不出来。

有一天我们准备磨玉米面，玉米都准备好了（磨面头天要把玉米用湿布反复擦，闷一个晚上）。我去找副队长姚贵万要求派驴，他说：“你们不交驴饲料，驴没得吃，拉不动磨。”我说了许多好话，他也不肯答应给我们派驴，回来后，我们就只好自己人工推磨。

磨又大又沉，我们一个个又是饿得前胸贴后背，饥肠辘辘，陕北的石磨很大，很沉很沉，推磨的感觉可想而知。狭小的空间不停地转圈，没转上几圈，人就又累又晕，满头大汗，所以只好大家轮流推，一个累了，一个接上去，就像接力赛一样。玉米磨成面，得磨好几遍，我们一般每次要磨出三十多斤，要磨好几个小时。

但就那种情况下，我们都还很乐观。陆民准备起步时，杨林就在他后背拍一下，“得球”吆喝一声。引得围观的娃子们都哈哈大笑。看他累得快坚持不住时，杨林就像吆喝驴站住一样，发出“啧啧。”一声。杨林推的时候，陆民也拍他一下肩膀，像赶马车一样，喊：“驾！”看到他累了，就喊：“驭------。”

替换下来的人负责用簸箕往磨眼里倒玉米、把磨盘上磨出的粮食往笸箩里收、摞面。

我和秀琴不时被男生的幽默逗得和其他娃娃们一样哈哈乐。

那天，我们大家嘻嘻哈哈，象做游戏一样，并没觉得有多委屈。还感觉没交队里驴饲料不给派驴好像是顺理成章的事。

忽然间，有个娃娃往坡下一指，说：“来人了。”

那时村里很少有外人来。偶尔有也是走亲戚的，只要来个外人，大家不管在干什么，都会停下来看。

只见坡下走上来一个穿制服的人，他看到我们人工推磨，露出十分惊讶的表情。他上下打量我们一番，问：“你们是北京知识青年吗？”我们回答：“是呀。”

他吃惊地问：“怎么人推磨，为什么不让队里派驴推呀？”

我们说：“因为麸子都被我们吃了，交不出牲口饲料来。副队长不给派驴”

那人问：“副队长叫啥？马上把他给我找的来。”

一个娃娃说：“叫姚贵万，我认识他家，我去找。”

那人说：“叫他快一点儿，跑步来，说有急事。”

那孩子答应一声，就飞快地向坡下跑去。

那个人接着向我们询问了队里对待我们的态度怎么样？有没有打新窑洞的计划？农具买齐了没有？安家费由谁掌握？等一系列问题。

我们如实回答了，也提到刚来时副队长给我们做饭，他的工分从我们工分扣的事（别的队都是队里给记的工分。）和刚来时开荒的事。

那人说一会儿队长来了吓唬吓唬他，让他今后对待我们好一些。

很快，副队长姚贵万气喘吁吁地和那个孩子跑来了。

穿制服的人问：“你叫姚贵万？你家吃的粮食都是人推着磨盘磨出来的吗？”

副队长回答：“不是，是驴磨下的。”

那人接着问：“村里还有谁家是人工推磨？”

副队长回答：“没有谁家是人推磨的。”

那人气愤地说：“我是从县里来的，专门调查各地安置知识青年的情况，我走了许多队，也没有见象你们队这样虐待知青的，人工推磨？告诉你：上边有文件，对于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只要一经查出，就要严厉打击，你这是在风口浪尖上找死呀，你有几个脑袋，敢和上级精神对着干，是不是想蹲县大狱吃牢饭呀？”

队长一听吓坏了，连连回答：“队里的牲口缺饲料，我也是没办法，我知道错了！一会儿就给他们派驴来。”

我们知青也替队长说好话：“春天草还没出来，队里存的干草吃光了，副队长收不上来饲料着急才这样做，我们交不上饲料也不对，都是缺粮闹的，原谅队长吧！可别绑他，他家还有个刚出生不久的孩子呢！副队长和村里人对我们不错，队里也借给过我们粮食，只是我们怕今后越积越多还不起，所以不敢借了。”

县里干部冲着姚副队长说：“看在知青替你说话的份上，这次放过你，如果再有这种事情发生，我们知道了，可是不客气，到时五花大绑带你走，你后悔、哭都来不及了！”

副队长连连说：“不会有下次了，一定改，一定改！”

我们要求那个干部回去替我们反映反映，粮食不够吃，国家给的细粮和食用油也买不到。

他说：“这次调查，反映最多的都是这个问题，每个队都存在这个事，回去把意见带到，尽量做到大家满意一点儿。粮食不够可以暂时向队里借。坚持到麦收就会有改善了。”

姚副队长留那人吃饭，那人说时间还早，还要去别的队，下次再说吧。

副队长把县里干部送走后，脑门上的汗都下来了，他惊魂未定地说：“公社干部都没到过我们这个偏僻的小山村，这次县里干部突然光临，事先一点儿没想到，打个挫手不及。吓死个人了。”

副队长连连感谢我们还替他说好话，后来推磨、买粮，每次要驴，他都尽量给我们派能干的驴。

之后队里没再来过干部，来的真是太巧了，那时通讯不行，要是现在，肯定以为谁打电话告的密呢。

后来知青的粮食供应改成加工好的粮食，定量也增加了一些。

主题：【陕北插队故事】— 北京知青郭文敏文集摘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