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陕北插队故事】— 北京知青郭文敏文集摘录

2012-1-11

    我和秀琴住的窑洞，最里边是两个粮食囤。记得第一年麦收结束后，我们把分到的麦子放进粮食囤里，那时做饭都是在这孔窑洞，窑洞里通风不好，做罢饭窑里温度高，窗户打不开，蒸锅里的热气出不去，所以还有点潮湿。

    到了暑期三伏天的时候发现麦子长小虫了，那种有犄角的小牛牛虫，并且繁殖很快，麦子被它吃过只剩下空壳，好容易分到的、一年的细粮哪能这样糟蹋了，况且那时我们还吃不饱，岂能让虫子和我们分享这来之不易的劳动果实，但一时拿不出好办法来对付这些虫子，怎么办？

    李岳恒提出：“我去县里跑一趟，看能否买点儿杀虫的药来试试。”那时因我们从村里分了小麦，县里的细粮供应就取消了，剩下粗粮那部分供应到秋收。所以还去县城买粮食。

    李岳恒从县城买回了杀虫剂，掏出来我立即闻到一股熟悉呛人的味，说：“这不是六六粉吗？，这味我太熟悉了，小的时候，公共厕所里到了夏天都是往地下撒这六六粉，对付那些蚊蝇和蛆的。”

    李岳恒说：“药店说的是XX杀虫剂，不是六六粉。”

    秀琴也说是六六粉味，但李岳恒还是把它拌进麦子里搅合均匀了。

    从那天起，窑洞里就弥漫着六六粉味，后来男生查书查出它确实是六六粉。李岳恒找到县城，对方回答这个剂量吃不死人。

    可能这药也掺了假了，虫子虽然繁殖的比以前慢了一点儿，可还有活的。

    后来这些麦子也没舍得丢掉，磨面的时候，也和以前磨普通麦子一样，头天用湿抹布擦擦闷一夜，第二天磨成面。

    六六粉浸泡的麦子照样磨面蒸馒头吃了。可是和面之前都要再仔细挑挑，面里经常还会有碾碎的小死虫子。

    那带有六六粉味道的馒头实在不好吃，第一次吃的时候我们也害怕，那天馒头端上来后，我和秀琴闻了闻，有点儿不敢吃。

    李岳恒说：“要不我先吃，吃了明天没事大家再吃。”

    不吃那天吃啥呀，那时顿顿没剩余的饭，也没有零食，我和秀琴面面相望，干了一天活了，肚子饿得咕咕叫，也就顾不了那些了，我俩同时苦笑着咬了一口馒头，那天我们五个都吃了六六粉馒头，但谁都没敢吃多一点儿。

    吃完饭，李岳恒说：“今天大家睡觉别睡太死了，谁夜里肚子不舒服别挺着，都赶紧说，咱们好及时上医院。”

    上医院，哪那么容易呀，真中毒了，25里外的公社小卫生院根本也治不了，县城四十多里山路，真要上医院就和那《秋菊打官司》里演的一样，还要临时绑担架抬，中毒厉害等抬到了那里也差不多了，所以当天晚上大家都提心吊胆的，拿命赌一把的感觉。

    第二天大家起来互相一看都没出事，才放心了，后来所有六六粉麦子也大胆照吃不误了，毕竟那是白面，而且那时肚子吃不饱，饿呀！现在想想真是后怕，那六六粉通过虫咬的洞洞都灌进了麦子里，带水的湿抹布擦完闷一夜，六六粉更渗透进麦子里了，可能那六六粉不都是真的，否则我们还不中毒了？

    好在我们五人现在还都活着，哈哈！朋友们听了有何感觉？这个故事还是我队杨林和秀琴去年听说我写插队故事给我打电话提起的，感谢他们俩，帮我增加了插队故事的素材，没你俩的提醒，我都忘了。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neo_img_35.jpg：

（照片来自网络）

2012-1-13

    麦收结束后，开始集中给玉米、谷子、糜子锄草，玉米一般都种在沟里或山坡上，锄草时每人负责几行，斜着一字排开，陕北坡上的土地特别松软，一脚一个坑，不一会儿鞋里就灌满了土，涨得非常难受，于是我们就学老乡的样子，在地头脱掉鞋子光着脚丫子学锄地。

    夏季锄地很是辛苦，头顶炎炎烈日，脚踏滚烫的黄土，土里经常有夹杂的草根和往年留下的庄稼根根，非常扎脚，当地的老乡们都有一双黑黑的和手一样颜色的、经过长期磨练的、布满老茧的脚。

    而我们知青的脚白生生的，细皮嫩肉，刚脱掉鞋子时和村民的脚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开始光着脚干活真的很不适应。为了省鞋也照做了，不然几天鞋就会被土撑崩了。

    (那时干一个月的活也挣不了一双鞋钱，我们从家只带了两双单鞋，第一年没有旧衣服抿袼褙，没有麻绳，第二年我们就会自己做鞋了。）

    慢慢地，我们也就逐渐适应了光脚锄地。

    汗水顺着脸颊滴落在黄土地上，恐怕那时所有知青都和我一样，自然而然想起了学生时代背的那首唐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不由的感叹：不亲身体验，哪知粮食的来之不易啊！

     (下边延平评那一大段评论写的真好，引用加到这里：说到锄地，我就会想起盛夏在玉米地锄地。盛夏时节玉米就长到一人多高了，山坡上、沟洼里一片片玉米长得绿油油的，这些玉米是当地农民一年的主粮。黄土高原雨水少，农民就依赖“锄头底下三分水”了。记得那时在玉米地锄草的确是一项艰难的农活。烈日当头，一行行的玉米杆间密不透风，我们赤脚踩在热烘烘的黄土上，顺着两行玉米间的土拢，一边除着杂草，一边挤过茂密的玉米叶一步一步向前移动。头上脸上的汗水一滴一滴滴在黄土地上，湿漉漉的衣服贴着背，身边长长宽宽的玉米叶子像一片片薄薄的刀片，在身上划过，胳膊还要不时地抬起遮挡一下横在脸颊上的玉米叶。一天下来，我的胳膊、手上，甚至脸颊上留下被玉米叶划拉的一条条横竖交错的血印子。往往过后不久划伤的裂口就肿起，变成一条条红肿的棱和包块。难忘啊！那时真是深刻地体会到农民的艰辛和粮食来之不易。草后，我的胳膊、手上被划拉的一条条的血印子。）

    记得那时天特热，我们都不愿意穿短袖，避免胳膊伤痕累累，我还有点儿过敏，玉米叶子揦过后，一愣一愣地鼓起来，又痒又痛。

    难忘春天我们刚开始学锄地的时侯，还把野草和庄稼苗分不清，尤其是谷子和稗子更不好分，锄地象割麦子一样，每人负责三垅，一开始锄地之前，队长已经给我们辨认了苗和草的区别，讲了苗与苗的间距，但一时记不住，需要实践。判断是要时间的，一边锄一边辨认，锄的速度就很慢，一会儿就都落在队伍后头。

    间苗要把好苗留下，把草和发育不好的小苗锄掉，还要照顾好间距。一时间觉得手和眼都不够使换，记得往往一着急，一犹豫，就把大庄稼苗锄掉把小苗或者草留下了，队长发现了着急得直嘬牙花子，免不了会唠叨我们几句，我们那时心里也很着急。

    其实我小时候在山西太原也和姥姥种过菜园子，草和苗姥姥教过我辨认，多数还能分得清，只是判断得慢，所以跟不上他们锄地的速度，经常有时一不小心就象栓宝说银环那样把好苗“判了死刑”。每逢这时可能虚荣心作怪吧：赶紧用脚踩住，偷偷用脚或者锄头埋进土里，只怕挨队长说也怕遭老乡笑话。

    乡亲们锄到地头返回来接我们，手把手地、一遍遍不厌其烦地教我们握锄的架势：“前腿蹦、后腿弓，紧握锄把不放松。”。使我们很快掌握了锄草技术，不久就能跟随队伍前进了。就和豫剧《朝阳沟》里演的银环学锄草那个过程一样一样的。

    麦收后玉米长得很高了，一次在山上锄草中间休息的时候，我突然发现风平浪静的玉米地里，一棵玉米忽然单独晃动起来，我感到很神奇，马上指给村里的女子和婆姨看，他们说那是瞎獩在吃玉米根根呢，（当地的叫法，其实就是动画片里的小鼹鼠）。

    鼹鼠吃了玉米根，这棵玉米就会死掉，为了拯救这棵玉米，大家赶紧去挖小鼹鼠.村民说小鼹鼠很狡猾，它的眼睛虽然看不见，但它的耳朵特尖，一有动静，它就会迅速逃跑，它的洞四通八达，很不容易捉住它，

    按照有经验的村民指挥，大家全都闭住嘴，不许嚷嚷说话，我们十来个人围城一圈，从两三米远的地方一起用锄头刨地包抄过去，一直挖到那棵玉米，也没见到它的影子，有人拿起了那棵玉米，发现玉米根已被吃掉，这棵玉米肯定活不了了。

    这一次挖的过程中，我第一次真正见识了小鼹鼠的洞非常复杂，纵横交错。我们锄地只带锄头不带铁锨，锄头挖地可想而知根本不好使，并且挖的时候还得顾忌一排排的玉米需要躲开不能伤及，所以这次最终让它逃脱掉了。

    之后锄地的时候，这样的事也碰到过好几次，记得曾经有一次包抄的时候，我看到过一个黑黑的带毛的东西一晃就钻进洞洞里不见了。老乡找来了草用烟袋点燃塞进那个洞洞，想把鼹鼠熏出来，也没见结果。恐怕早从别的洞跑掉了。

    锄地过程中经常发现被咬断根死掉的庄稼。我们心里那时就埋下了痛恨这古怪精灵的种子。(后边写秋收会写到我们遭遇的小鼹鼠灾害和对它的残酷惩罚。）

    锄地时如果离队近到了饭点儿就回家吃饭，离队里远的也是象前面描叙的春耕时一样派人回去取饭或带饭在山上吃。

    干活中间最爱听队长喊：“歇哈啦------。”就是统一休息了。

    一休息，女子们就忙着找杏树捋杏叶好回家喂猪，还带我们采野果，挖草药。捡柴禾。我们的房东郭大娘50多岁了，真是能干，还能和年轻人一样爬树摞树叶，令我们佩服。

    多数年龄大的社员由于体力不支，则找个阴凉地方歇一会儿。男的开始抽烟袋，女的开始纳鞋底、鞋垫。

    只要队长一喊：“搂造了-----。”就是重新开始干活了，一切副业、休息立即停止，抓紧正规锄地。

    天黑了，队长一喊：“收工了-----。”大家就收起东西往家跑，赶上那块地锄完早，下一块地离得又远，就会早收工。

    每天锄地收工回来路上都会忘记了一天的疲劳，脚步都很快，大家都是兴冲冲地、背着收获的各自副业说说笑笑、哼着小曲、满载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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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画来自网络，这是平原上锄地）

2012-1-15

    记得插队第一年和队长要来了那块自留地以后，为了今后能吃饱饭，我们一直精心照料着我们那一片儿地。我们种的玉米占地最多，其次种了豆角、土豆、白薯、西红柿，长势都很好。

    李岳恒家里寄来的豆角种子，说40天就能成熟，是不爬蔓子的芸豆角，真的四十天就吃上了，当地村民听说后都来参观，都夸这种豆角成熟快，好采摘，他们以前没见过这品种，纷纷让留点种子给他们明年也种。

    自留地离泉水很近，轮倒谁做饭就抽空给地浇水、施肥、锄草。我们没有担粪的工具，每次都是借郭大娘家的，用粪勺子一勺一勺从厕所掏出来灌到粪桶里，然后用挑粪担子挑到地里，在庄稼旁边挖个沟沟，把粪浇在里面后再用土埋上。厕所里沤过的粪很臭，那刺鼻的味道直钻脑仁的感觉，夏季还有一层蛆涌动着浮在上边，看了就恶心。

    可那个年代，化肥还很少，公社也进过货，老百姓和队里也买不起。也不相信那东西能增产，直到第二年，上级领导为了让大家体验化肥的好处，鼓励用化肥，实行了优惠，奖励，才有人开始尝试这化学东西。

    那时总说的一句话：“没有大粪臭，哪来五谷香。”（现在全是用化肥了，这句话不适合用了。）为了不饿肚子，累和臭都忍了。我记着有一次，我一人挑着粪担都到地里了，没注意地不平，撂担子时桶倒了，粪撒到鞋上，鞋也不舍得扔，找了个河沟，用肥皂洗刷了好多遍，还觉得很味。直到太阳把它晒干了才好多了。那双鞋接着一直穿，每次穿它都觉得别扭，直到破的不能补了才扔掉。

    那时老乡告诉我们，浇完粪之后几天地更要常浇水，否则庄稼会烧死。我们都虚心地按照老乡的指点去做了。

    平时男生谁收工回来早一些，也都主动抢着往地里跑。为防止动物糟蹋，砍来树枝，围起栅栏，还做了一个门，用不断和老乡们学来的经验，精心打理着那些庄稼和蔬菜。要说起来，三个男生在自留地上下的功夫要比我和秀琴多。

    夏天时种的西红柿也结果实了，只是在路边，难免村子里散养的鸡糟蹋，那些鸡就像野鸡一样，都能飞很高很高的，栅栏根本挡不住它们，西红柿刚一红还没等我们去摘，就经常会被啄的一个洞一个洞的。

    转眼到了秋天，玉米快熟了，一些老乡开始煮嫩玉米吃，一天晚饭后，男生回窑洞了。房东郭大娘送给我和秀琴每人一个煮熟的玉米，那香甜的嫩玉米真好吃。吃完一个把馋虫都逗出来了，还想吃。

    我俩赶紧跑到我们自留地里去看我们自己种的玉米，结果轻轻拨开几棵玉米的穗穗尖尖，都看到玉米还太嫩，队里分给我们自留地晚，我们比老乡种的时间自然也晚，还没成熟是正常的，我俩想吃嫩玉米的心太迫切了，那天晚上只好失望地回到了窑里。

    终于有一天轮到我做饭，到自留地浇水时看到我们种的玉米也能吃了特兴奋，秀琴那天收工回来早，我一说，她也显得很高兴，我俩一起跑到自留地掰了五个嫩玉米煮到锅里，秀琴还帮着我做了贴饼子。

    那无公害玉米煮到锅里香甜味溢满整个窑洞，盖过了六六粉麦子呛人的味道，我俩幻想着吃饭的时候，男生见了一定会很兴奋，这完全是我们利用业余时间精心照料得到的果实呀，为它付出了太多的辛苦，肯定他们见了都高兴，个个会吃的特香。

    终于盼到三个男生收工回来了，我俩高兴地抢着去揭锅，没想到当那诱人的嫩玉米和贴饼子一起端到炕上时，三个男生一脸严肃。吃得并不高兴。我俩虽然心里很纳闷，但傻乎乎依旧吃的很香，特满足。

    晚上，组长李岳恒特意给我们五人开了个会，对我俩进行了严肃批评，说：“这样吃玉米是浪费粮食，忘了饿肚子的滋味啦？现在五个嫩玉米吃了就和零食一样，根本不顶饱，留到秋后能蒸多少窝头呀。”

    其他两个男生也发表看法觉得组长说得对。都对我俩进行了批评。

    我俩连连点头，嘴上说：是是是！对对对！承认错了，心里却不服气。

    秀琴小声嘟囔；“人家老乡都可以吃，我们为什么不能。”

    我也说：“就是，好不容易等熟了，享受自己的劳动果实还错了？”

    李岳恒说；“队里分粮是按人头分，老乡家孩子多，刚出生的吃奶不吃粮的也分一份当然粮食够吃了，而我们是五个劳力、个个年轻都是吃将，粮食当然就紧张了，秋收一过，国家供应我们的粮食就取消了，今后必须得靠我们精打细算过日子才不至于饿肚子。”

    我俩听了也就无话可说了。就从那天开始，我们那一年再没吃到自己自留地的嫩玉米。

    （前些日子，秀琴来我家还提起这事，我俩一直对这件事挨批评感到很委屈，觉得男生小题大做。）

    我和秀琴那时都把房东郭大娘当成了亲人，第二天锄地休息时，和大娘诉说了吃嫩玉米的风波，大娘听了说：“看把娃娃委屈的，好兮荒呀，吃个自家的玉米还要受批评，咱队里几个男生太仔细了，没那么严重的事呦，以后看大娘给你们煮吃玉米。”

    那一段，老乡们往山上送饭，有时家里带的煮玉米每次都分给我和秀琴一起吃。老乡们都是诚心诚意的，如果不吃还会不高兴，尤其是杏叶和郭大娘、玲玲家，每次煮玉米都喊我俩去吃-----。

    在这里真心地再说一句：“谢谢你们，帮我们度过了那个饥饿的年代，我们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你们当年的帮助。”

2012-1-16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也是一年中最忙的季节，玉米、谷子、糜子、芝麻、棉花、土豆、白菜、白薯、萝卜以及各种豆类农作物都熟了。所有庄稼都要靠人背肩扛运回村来。

    玉米先用镰刀割下来在地里支成一簇一簇的，等干透以后再把玉米簇放倒，把玉米掰下来放在筐里用扁担挑回来交到队里统一分配。

    玉米秆儿和玉米根队里就不要了，空闲时大家可以随便拿回家，做饭时当柴禾烧。

    我们下乡时每人都只带有两、三身外衣。基本插队前就已经穿旧了，布都不结实了，经常背东西连摩擦带刮蹭，个个衣服早就都破了，尤其是肩膀和膝盖，那时我们大多数都让家从北京买了垫肩给寄过来，后来不管男女知青全学会了缝补衣服。

    记得那时知青穿的衣服都比老乡还破，老乡衣服稍一破，就留着抿袼褙做鞋了，他们年年用分得的棉花纺线，老乡家家都有纺车和织布机，婆姨们都会织布、染布、做新衣服，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我经常听见隔壁郭大娘纺线或者织布的声音。

    我清楚地记得那时只要有机会去公社，路上如果碰上男知青，尽管他们也已晒黑了，头上也扎着羊肚肚手巾，但一看那补丁摞补丁的好几种颜色的中山装，一眼就能认出是知青。

    有一天，我们一拨女社员挑着担子有说有笑地到一条沟里去掰玉米，刚放倒了一簇玉米，突然从里边窜出一只小白鼠，只见它雪白的身子，红红的眼睛。大家立刻把它团团围住，有人想抓住它，我却害怕的直躲，没想到它却慌不择路地直冲我窜过来，一下子钻进我的右裤腿管里了，我吓得又跳又叫，右手不停地使劲抖擞裤子，就是不见它出来。

    忙乱之中我周围一起干活的人谁都没看清这一幕，也不相信那么巧它会钻进我的裤管里，看我连蹦带跳那个样子象是滑稽表演，婆姨、女子们个个哈哈大笑。

    我生气地说：“笑什么笑，它真的钻进我裤腿里了，还没掉出来呢，怎么办呀？”

    玲玲说：“你蹦了这老大一气儿，要是钻进裤子里也早就该掉哈（下）来了。”

    说着大家都开始干活了，谁都不理我了。

    我蹦累了，还依旧站在那里直跺右脚，我当时真真切切地感觉到了它从我腿上窜上去的，不但没有掉下来而且它依旧在我腿里边涌动。

    我冷静下来，大着胆子仔细寻找，终于摸到它了，在北京时，家里有缝纫机，衣服破了我都是用机器补补丁，那条裤子是我第一次手工打的补丁，当时里边那圈还差一点儿没线了，我觉得也不影响穿，没想到这次就那么巧，让小白鼠钻了这个空子，它正好从这个缝隙钻进了补丁的夹层中。

    我咬着牙，瞪着眼，咧着嘴用手捏住它，浑身都起了鸡皮疙瘩，大声呼救：“它在这里呢！快点儿！谁能过来帮帮我———。”

    一块儿干活的婆姨、女子们听见都跑过来了。

    想象的出我那姿势和样子有多狼狈。那时穿的裤子都很肥，杏叶和玲玲蹲在地上，帮我一点点卷起裤子，一直卷到膝盖上边，露出了一条小白鼠的白尾巴，那个补丁夹层和小白鼠一样大，它死死卡在了里面，玲玲捏住尾巴用力把它拽了出来，终于抓住了这个把我吓了一大跳的小东西。

    连吓带气我真想打死它，但一看到它那惊慌失措的眼神，不知是刚才缺氧还是吓得，它在玲玲手里索索发抖，看到它那哆哆嗦嗦的样子，我的怜悯之心油然而生，只见它雪白的身子、红红的眼睛看起来也挺可爱，陕北大灰老鼠很多，这种小白鼠还是第一次见到。

    当时想留下它带回窑里养起来，可是还要干活，一时没有找到地方放，玲玲拿着它也很害怕，万一它缓过劲来没准还会咬人呢，最终我还是让玲玲把它放生了。这件事整个过程至今使我记忆犹新。

    当初我自认为自己胆子挺大的，十二岁时就敢杀鸡，中学在西城区生物小组也做小动物解剖，插队一个人走夜路都不怕，那次真不知一只小白鼠怎么会把我吓成那副样子。

    前些天，秀琴打电话还提到此事，问我还记得吗？我说：“我吓成那样，哪能忘了！”

    这是我插队生涯中很狼狈的一件事。后来我学会了手工打补丁，破边都剪掉，布边折过去缝得密密的，补丁打得都很结实，再也不会遇到这样的尴尬事了。

2012-1-17

    我们自留地里种的白薯不多，只有几垅，秋收开始挖白薯了，看到那茂密的白薯秧子，我们都幻想着下面肯定结满了大个的白薯。

    一天队里让我们女子、婆姨队去挖白薯，有的白薯看着秧子长得不是很好，下面却结满了白薯，有的秧子很茂盛，白薯一个都没挖到，还有的是白薯被什么动物啃的半拉半拉的。

    老乡说；“那是瞎獴干的。”一句话使我想起了锄玉米时遇到的那个长黑毛的小精灵。

    我对秀琴说：“咱们自留地里的白薯不会遭殃吧？那可是费了我们多少的心血呀。”

    秀琴说：“今晚告诉男生，赶紧早挖了吧。”

    当天晚上吃饭时谈到此事，男生一听就急了，急匆匆吃罢饭，我们五人提着马灯、打着手电、拿着铁锹、镢头、镰刀，挑着担子直奔自留地去挖白薯。

    先把茂密的白薯秧子用镰刀割去，然后开始挖，结果越挖越生气，白薯几乎都被吃光了。看到的只是许多的瞎獩洞洞，原想着能挖不少，挑了两幅担子去的，结果只挖回多半筐，还尽是被咬过的。我们那个气呀----！

    一个男生说：“别让我逮住它，看我怎么整治这小东西。”

    另一个男生说：“我一次都没见过这东西长啥样，下次谁能抓住拿来我一定仔细观赏一下。听说个不大，怎么这么可恶。”

    房东郭大爷说：“一只瞎獩就能吃掉一亩地的庄稼，它们尤其爱吃白薯，大都搬进洞穴里储存起来了。我们也非常痛恨它们。没有好的办法整治它。”

    队长听说后，决定全村所有劳动力放下别的活，第二天都去挖白薯。

    结果第二天一位老乡在挖的过程中发现了刚刚被咬的白薯，还流着白浆呢，马上断定瞎獩就在附近，白薯地反正都是要刨完的，所以不象上次锄玉米那样顾忌什么了。

    但老乡说瞎獩的嗅觉和听觉十分灵敏，人坐在地上的呼吸声它都能听得一清二楚，它的洞和地道一样纵横交错，只要听见有人走近，它立即逃之夭夭，所以要逮住它十分困难。

    大家又象上次一样围成一圈，这次人多圈围得大，拿的都是铁锨和镢头挖起来快多了，男的壮劳力挖的快而且深，随时发现洞口都迅速堵住。

    终于有一只小瞎獩窜了出来，它个子并不大，说时迟那时快，队长迅速用铁锨把它一下子拍住了，只露出一只爪子，队长喊他婆姨拿来纳鞋底的细麻绳，把那只瞎獩爪子捆得结结实实地交到了我队男生手中。

    队长说：“一只瞎獩有时能让一整块地颗粒无收，村民们对它也是深恶痛绝，怎么惩治都不过分，交给你们处理吧。”

    我们这下第一次看清了瞎獩的面目，它的全身都是黑毛，只有爪子粉乎乎的一点儿毛都没有，五个手指，就想婴儿的小手，眼睛非常小还睁不开。

    晚上男生收工回来提着那只瞎獩，想着它带给我们损失，所有的恨都爆发出来了，全都想发泄在眼前这小动物身上，他们在院子里往瞎獩身上浇满了煤油要点燃，我和秀琴吓得跑开了，只听见瞎獩的惨叫声，那只瞎獩拖着那根麻绳跑了，不知是死是活。

    不要怪我们残忍，我们是最大的受害者，我们为那块白薯地付出了太多太多的辛苦，却只收回那么一点点儿果实能不气吗？

    记得三伏天的一个下午，有一次队里锄地，瓢泼大雨给我们从山上浇回窑里，本可以放松休息一下了，天突然晴了，太阳暴晒，我和秀琴看见三个男生顶着炎炎烈日在自留地锄草，赶紧去帮忙。

    汗水湿透我们的衣服贴在身上------。

    想想我们挑着那臭气熏天的粪担子去施肥------。

    想想我们收工后拖着疲惫的身体去给自留地浇水------。

    就会理解我们了吧？

    （其实我们遭遇的更大鼠害还在后头呢。第二年山鼠把洞穴直接和我们的粮食囤打通了，天天晚上和闹鬼一样可怕，偷走了我们大量的粮食和舍不得吃的鸡蛋，还拖着我和秀琴的鞋到处跑。）

2012-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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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来自网络：延长县的大枣）

    女儿单位发了大红枣，秀秀那天也拿来了一袋大红枣，枣的质量都很不错，分给两个邻居一些。看着这些大枣，使我想起了陕北插队时我们村里关于栆的故事。

    记得我们大队的三个生产队路边都种了许多枣树，老乡说：七月十五红眼圈儿，八月十五打一杆儿。果然，到阴历八月的时候，漫山遍野的枣全红透了。队里规定不能拿口袋去装枣，只可以装在衣兜里带回家吃。

    于是有的老乡做的裤兜大得一直到膝盖上，每天收工回来路上，都摘枣往兜里装，两个兜装的栆回到窑里掏出来能装满一个针线簸箩，足足有好几斤。这真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有一次大队开会，是在瓦石头大队学校的院子里，村民从村里走的时候，全都一边走一边摘路边的栆往兜里装，每人都把兜装得满满的。

    开会时全都带着孩子，不管大人、孩子、男人、女人、普通社员还是队干部，几乎每个人的嘴都没闲着，散会以后满地都是吃剩的枣核。回村的路上，发现地上有许多小孩和狗的排泄物里都是没消化的枣。

    收枣的时候，一些男劳力爬到树上用竹竿打枣。我们和一些当地的婆姨、女子把布单子铺到树下，负责收捡打下来的枣，装进筐里，交到队上。经常有一些娃娃跟在后头，拿着筐子，捡剩在草丛中落下的枣。

    陕北的枣又大又红，没有虫子。第一年，我们就分到好几百斤鲜枣。几乎每年分到栆以后，就总是连阴天，大枣晒干非常难，窑洞又摊不开，记得我和秀琴自从分到栆后，每天早上起床，赶紧把被褥叠起来，把栆摊到炕席上，一次摊不了多少斤。

    早饭或午饭如果都在家里吃饭，就只好得有人站着或坐在门槛上吃，吃晚饭前再把栆收起来，第二天再换一拨栆重新摊上，连阴天好多天栆都不干，每年一多半栆都会烂掉。

    记得到瓦石头大队以后，三个队的知青合在一起人口多了，分得的枣更多，一九七二年分到枣以后，一连半个多月的雨天和阴天，没有见到太阳。上千斤的枣陆续烂掉不少，一筐一筐地倒进了猪圈，现在想想真是可惜。

    如果是晴天，就会在我们知青住的院子里铺满塑料布，把枣摊在上边晾晒。谁留下做饭，谁就负责看管，不时要翻动，还要防止鸡跑到上面糟蹋。枣可能含糖量高吧？堆在一起特别不好干。

    老乡家里有空的窑洞，摊在炕上边不动，虽然不见太阳，但阴干的枣特好看，没有皱褶，亮光光的。估计现在有烘干技术，这些问题就好解决了。

    前几天秀琴打电话，还问我：“你还记得往猪圈倒枣的事吗？”

    我说；“隐约记得，你一提醒我就全想起来了。”

    我还记得大家那时都说：“我们养的猪保证不会得贫血。”

    忘了是哪一年，有知青提议，与其这么浪费掉，还不如拿到县城去卖卖试试，如果打开销路，还能给村里增加点儿收入。队长说从来没卖过，同意试试，正好大队部想购置点儿东西需要钱，于是找了一个赶集的日子，队长带着几个年轻人（好象也有知青）用毛驴驮着鲜枣到40多里外的县城去卖。

    从队里出发，四个多小时后到达县里，五分钱一斤，开始卖的很好，队长正高兴这个点子出的不错时，却被说成是贩卖资本主义尾巴。勒令立即停止。（现在想想，那个年代的许多事是多么可悲、可笑。）

    县里干部责令把剩下的枣全都分给路人白吃了。仅卖出的一点儿钱和秤杆子、羊毛口袋也被没收了，队长当即气得嚎啕大哭。搭工又搭力，全白费了，堂堂一个男子汉，这样痛哭失声，可见气得不轻呀！路人看见后都被感动了，大家纷纷上前给帮着说好话，县干部才还给了秤杆子和羊毛口袋，钱不退了。从那以后队里就再没敢进城卖过枣。

    人说身体内缺什么，就喜欢吃什么。我信。我那时肚子虽吃不饱，但血色素还超标，所以我一点儿不喜欢吃栆，守着那么多栆，一点儿不馋。前些年肾结石血色素低了时就想吃枣。直到现在只要一想吃枣时还就是血色素低了。

    很多年以前，我就偏爱吃香蕉、土豆、油菜。天天吃都不腻，后来知道这些都含钾，我先天的肾上腺瘤排钾，血钾低。查出原因后，钾不低了也就不偏爱那些食品了，每当特想吃那些的时候就是钾又出问题了。

    （我从小不喜欢吃甜的。那时队里第二年没有安家费以后，知青灶大家摊钱成立一个公积金，买日常用品。夏天从别队买回好些西瓜，那时我是唯一不吃西瓜的。男生还开玩笑说：“那你可亏大发了啊！”我回答：“我觉得那不吃羊肉的才亏了呢。”队里每年都宰羊，我队有男生不吃羊肉，我也觉得不理解。我爱吃肉，直到现在依旧爱吃。）

    插了四年队，回了两次家，第一次往家带的枣是房东给的，人家是阴干的好看。觉得我们窑里那是大家的东西没好意思拿。第二次匆忙之中没来得及，也没拿。招工出来时，因队里还有好几个剩下没走的知青，也没好意思拿。而且我那时不吃枣，所以也没觉得那是什么好东西。

    在西安跑临时客车时，住在西安铁路局运输学校，发现我县黑家堡的知青关再华用床单缝制的口袋里装着许多红枣，还给大家分着吃。

    我说：“我队也有好多枣，可我走时一点儿也没带。”

    关再华说：“招工出来国家掏运费，又不用你掏钱，干嘛不拿。”

    我说：“队里还有几个知青这批没招出来，留下继续插队就够惨了，所以我没好意思拿。”

    她说：“哦，原来是这样，我理解。我们队知青这次都招出来了，没人了，不拿白不拿。”

    我们那时跑西安到北京的列车，六天能回家一趟，我后悔当时没带些枣出来给家里，关再华一听我说，赶紧分给我一点，拿回家里正好赶上春节蒸枣馒头，很受欢迎，家人都夸陕北的枣个大、很甜、还没有虫子。

    插队时山上的野酸枣也很多，有甜的、酸的、大的、小的，我们窑洞顶上有一棵酸枣树，结出枣长长的，大大的，是暗红色的，又脆又甜。那棵树的栆我爱吃，就是结的很少，两年后我们搬到瓦石头就吃不上了。

    当地的老乡好像对酸枣的味道并不感兴趣，他们只是打来一筐筐的酸枣后，直接把筐放进小河沟里，等到枣抠烂以后，用手把皮肉搓掉，只留下枣核，待晾干以后，拿到县城当药材出售给国家。酸枣仁是安神的一味中药。

2012-2-1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四日，我延长县安沟公社王良沟大队的北京知识青年、原北京男四中六八届高中毕业生、赤脚医生张大力在给社员看病的途中，意外遭遇狗的袭击，不幸坠崖牺牲，年仅二十岁。

    （已被追认为中共党员、烈士、网上有多家报道此事的，他的事迹很感人，黑明两本报道陕北知青的书《走过青春》和《记忆青春》都有关于他的故事）。

    消息传来，令我们非常震惊，刚到队里两个月时，就听到我县刘家河大队一名知青打柴坠崖身亡的，就受到一次震动，但这一次毕竟是一个公社的，虽不记得长啥模样，但肯定是一起在公社开过知青大会的，他自掏腰包为贫下中农治病的事迹也早有耳闻，所以他的离开对我们触动很大。

    同是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从北京来老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小小年纪从来没想过有一天插队时会离开这个世界，从来没想过有人会从此再也见不到养育自己的亲生父母。

    悲痛、惋惜也笼罩着我们这个知青小组，大家都想去参加大力的追悼会，可是我们队长不同意，说上边指示不让去，这件事当时对我们情绪影响很大。（听说后来其它队还是去了不少知青，我们就更不满意了。）

    大力的追悼会过后，已是冬天农闲时节，我们开始想家，但上边提出要掀起农业学大寨新高潮，大干今冬明春水利建设，修大坝、造梯田，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公社喇叭天天播放：“一小撮阶级敌人妄想鼓动知识青年回京，我们千万不要上他们的当，等等-----。”

    公社还召开了全体知青大会，动员大家安心生产，说今冬明春知识青年一律不许回家，就地闹革命。有特殊情况的家庭，比如家中老人生病的，凭电报可以请假。

    于是不久有的知青家里拍来了电报，内容基本都是说：家中有重病人速归，队里也只好批准同意探亲。

    一时间电报纷纷而来，分不清是真是假，一开始回北京探亲，需要先拿着电报找大队开证明，然后再到公社换盖有公社大印的探亲证明，凭这张证明才能够驮着粮食去县城换全国粮票，买沿途的汽车票、火车票，以及一路住旅馆和回北京后上临时户口等等都要凭这张证明。

我们队李岳恒第一个接到电报回京的，当时离开北京户口注销了，回到北京那时没有粮票是绝买不到任何粮食的，包括早点油饼，还有点心、豆腐，没有粮票在北京简直无法生存，但粮食驮运到县城太远了，换成全国粮票数量也有要求，好像只允许换40斤。

    李岳恒临走时说：“我不去换粮票了，把粮食省下来留着大家吃吧。我家北京有亲戚帮帮忙，每人省一点儿就有我吃的了。”其实，李岳恒家就他一个孩子，他一米八三的个子，那年19岁，又是正能吃的时候，父母给他挤出些粮食更不容易，但他这人总是处处为大家着想。

2012-2-2

    我们的知青组长李岳恒出发回京后，更加激起了我们对回家的渴望，一个个群龙无首、无精打采的样子，干活也提不起精神来，脑子里只有家了。

    李岳恒临走委托杨林带领我们每天晚上继续学习、总结、发言。杨林倒是非常负责，可我们心里都不痛快，陆民常常拿他取乐，逗得我和秀琴哈哈乐，一点儿都不严肃、认真。

    年底队里开始分红了，那年粮食收成不错，帐已经算出来了，我生产队一个工分3分8厘，我和秀琴刚到村里才给5分，后来陆续长到7分。一年到头我们分得粮食还要自己掏钱购买，除去买粮食的钱，我这一年还剩下27元9角钱（歇了一天病假，去公社取包裹歇了半天）。秀琴一天都没歇，比我多一点儿。男生工分高，开始就7分，后来长到10分，他们每人分得38元左右。

    第一年，我们五个几乎全年都是出全勤，每人一共都没超过两天假，才分得这一点钱，一月才平均二元多。回一趟家汽车票加火车票就需要30多元，我和秀琴加上家里给的花剩下的一点儿钱刚好够回家的路费了。

    分红的钱没拿到手，但知道底了就更坚定了回家信心。我分别给爸爸妈妈写信提到了李岳恒回家的事，也说了有些人可能不是家中真有事，但假电报也起作用了，没敢说我也想回家，但父母还是猜到了我的心事。

    父母都是老党员、老革命，父亲那时正下放在山西榆次五七农场劳动，爸爸那时很乐观，他喜欢做饭，主动要求上食堂，开始人家不同意，说让走资派做饭不放心，但后来实在找不到人，没人愿意干食堂，才让他去了，爸爸还干得挺高兴。那时广播里也经常宣传给我们的听的那些话，爸爸来信鼓励我：“要听上级领导的，继续和贫下中农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吧。”

    爸爸来信尽是革命大道理，我那时经常苦笑着给知青和村民念他的信。

    母亲来信说：“我整天动员别的知青家属，要做好孩子们的工作，安心扎根农村干革命------，家属不要拉后腿-----，我是党员，不可能给你拍假电报，家里都挺好的，你就在那里好好干吧，否则我怎么去说别人呢？”

    其实我知道他们也想我，但只能这么说，姥姥肯定是最盼我回去的了。我从出生到离开北京前，就一直没离开过姥姥，一直和姥姥一张床，我插队走后，她一直一个人住一间屋子，她肯定最想我了，妈妈来信说她老念叨我。

    后来知青要求回京的人越来越多了，陆民也接到家里电报准备回家。

    杨林还很稳当，说他家里孩子多，回去后父母还要负担回来路费，怕给家增添负担，所以还没想着回家的事。

    我和秀琴却着急了，我俩找到大队书记，我说：“我姥姥从小把我带大，和我感情最深，今年七十六岁了，高血压、心脏病、身体也不好，我想回家看看姥姥，其实家里打个假电报来很容易，但干嘛非要逼着人说假话呀。”

    秀琴说：“我早就想家了，我一人留下也不敢住，我俩没分开过，两家就住一个楼，我妈几乎天天到郭文敏家串门，她如果回家我要不回去，我妈我爸啥心情呀，所以要回我俩就一块儿回去。”

    经过一年的相处，书记对我们几个各方面也很满意，我们没给队里添过一点儿麻烦，他蹲下抽了袋烟，想了想站起来说：“陆民一走，你俩将来要是回家，两个女生路上也不安全呀，你俩赶紧写个申请，我去瓦石头和大队长商量一下再说吧？”

    我俩赶紧跑回窑里写好交给书记，他拿上就走了。

    没想到书记很快从大队回来了，并带给我们一个惊喜说：大队批准我俩和陆民一起回了？怕知青闹事，上边也不再强硬阻拦知青回家。而且大队刚接到通知，大队的证明和公章可以直接生效了，不用去公社兑换证明了。”

    书记还给我们每人开好了介绍信。和队干部商量后，同意让会计把分红的钱预支给我们。这好消息来的太突然了，我和秀琴感觉象是做梦一样，愣了片刻才反应过来，高兴地又蹦又跳。连连感谢书记和队干部。

    他们说：“不用谢！你们回来时给我们带点儿北京的烟叶子尝尝，带几块你们吃的那酱油膏就行了！”我俩抢着回答：“没问题！”（我们那里没有酱和酱油。李岳恒家里给寄过酱油膏，老乡看了、闻了、尝了也都喜欢。）

    我们这一走，就留下杨林看家了，我们觉得他挺凄凉的。可他说：“没关系，我是生产队的记工员，每天晚上社员都会来找我记工分，我不寂寞。”

    我说：“反正我们知青养的鸡还需要照料，不能一块儿全走，你就算给我们看家了，我们回来你想家时再回去。这么些新分的粮食，你又很会做饭，尽管往饱了吃，别饿着。”

    秀琴说：“做饭的家伙和粮食都在我们窑洞，你搬到我们窑来住吧，我们窑洞大，还不潮湿，向阳也暖和。”

    杨林当时也同意了，笑着说：“我一个人看家住两孔窑、可以打着滚睡呀，还能吃得饱，放心吧，没问题。”

    我们三个也不准备去县里用粮食换粮票了，分的粮食也不多，留着慢慢回来吃吧，先回家再说。我和秀琴贴了一锅饼子，准备带着路上吃。

    房东郭大娘说：“想想回家给亲人带点啥吃的？我家大红枣阴干的好看，别的也没啥稀罕的。”大娘给我和秀琴拿来一些，我们就用家里给寄包裹的布口袋每人装了一点儿，可能每人有一斤多。

    秀琴说：“咱们要是有碾好的黄米就好了，带回去可能受欢迎。”郭大娘一听说：“我家还有点儿，就是太少了。”于是大娘回家拿来了，那时没有塑料袋，我俩就和枣放一起了，反正回家拣出枣来也容易。

    我把水壶灌满水，把换洗的衣服装进手提包（那时家里也没多余的衣服）。

    两个男生心很细，陆民和杨林从院子里柴垛上找了三根直点儿的粗柴，精心制作成三根棍子，我们每人一根，准备路上碰上狗和野兽时防身用，也可扛手提包用，上山拄着它也省力。

    我们商量后决定从延安临镇公社上车，因为到临镇和到县城一样也是翻两座山，但这两座山没有到延长的那么陡，不用过那条延河（我最怕过那河）。临镇、延长到延安的距离都差不多。我们准备凌晨二点半出发，因为临镇一天就一趟到延安的车，是早上七点发车。

    多少天的梦想要实现了，晚上我和秀琴简单收拾了东西后，激动地睡不着觉，一直聊天，原想给家里写信，一想信最快六天才能到，我们顺利三、四天就到家了，信没人走得快呀，因此不写了。

    我俩一会儿就用手电看看表，一直到凌晨一点还没睡着，迷迷糊糊刚睡了一会儿，就听陆民叫我俩走，我用手电一照表两点半了，也就睡了一个多小时。赶紧起床穿衣，拿起东西出了门。秀琴把门锁好，那时锁都是将军不下马的，不锁门拔不出来钥匙。钥匙按头天晚上和杨林说好的放到窑洞窗台上，陆民早就急了，嫌我俩太慢了，我们三人就这样急匆匆上路了。

2012-2-3

    我们出发那天是12月24日（阴历十一月十六）应该是月亮正圆的日子，但因为是阴天，天很黑，星星月亮一点儿也看不见，可以说几乎是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我们每人打着一个手电照亮，用棍子把手提包扛在肩膀后头。

    出村时首先遇到了本村狗的叫声，我们村的狗都拴着呢，所以一点儿也不害怕，感觉象是在寂静的夜里欢送我们一样，村里白天都知道了我们几个要回家探亲。许多老乡们晚上都还来窑洞看我们呢，多数让我们往回带酱油膏。听到狗叫都明白是知青出发上路了。

    沿着山沟沟走五里地，到达于家沟村，那是上临镇公社的必经之路。

    快到村口时，陆民让我们把手电关了，不许说话，悄悄摸黑前进，因为桃花家住在村口，只要她家那只大黄狗一叫，全村十来条大狗就会迅速包围过来，那可是最可怕的。

    我们个个当时连大气都不敢出，放慢了脚步，尽管这样小心翼翼，走到桃花家坡下时，不记得是谁脚下绊了一下还是惊动了那条大黄狗。

    那黄狗狂叫着扑下坡来，在离我们一米多远的地方，冲着我们大声吼叫，我们三个紧张坏了，那时绝对不能跑，否则它会追着咬，我们都扔掉提包，把棍子攥在手里，那狗也害怕我们手里的棍子，躲在一边继续大叫，反正我们是三个人在一起，胆子还稍微大一点儿。

    但当村里其它的狗听到黄狗的叫声陆续飞奔而来的时候，我真忍不住想跑了，陆民看出来了，喊了一声：“别动，不要怕！”我们三个挤在一块儿，背靠背站成一个三角形，一群狗把我们围在一起，他们轮流站起身摆出要随时扑过来的动作，虽然天黑看不见它们那凶恶的眼神，只是看见一团团晃动的身影，但那阵势足够吓人的了，许多条狗一起狂叫，那声音响彻寂静的山谷，我的心怦怦乱跳。象要从嗓子眼儿蹦出来的感觉。

    我和秀琴一起声嘶力竭地呼唤：“桃花！桃花——！快来把狗抱住！”我使得劲很大，可能是吓的，喊出的声音却不大，那声音象是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一样。

    桃花的妈妈终于听见答应了，也许是狗的叫声惊醒她的：“这半夜三更的是谁呀？”

    我喊道：“我们是南沟的知青，我们回家路过这里的，对不起，打扰你们了。”

    桃花家的煤油灯亮了，桃花爸爸披上衣服出来，把他家大狗招呼回去了，并呵退了其它的狗，我吓出了一身冷汗。我以前路过这里曾被狗撕破过衣服、裤子。今天幸好我们都拿着棍子，狗还是怕棍子的。

    好几家的窑洞都亮起了煤油灯，他们村全是从山东逃荒过来的，非常团结，酷爱打猎，几乎家家有猎枪，经常一起围捕猎物，半夜三更如果把我们当成坏人和猎物还了得吗？我们缓过劲来，拿着提包赶紧逃离这里，生怕那些狗再追上来。

    直到离开村庄，狗才陆续停止了叫声，我吓出了一身冷汗，风一吹后背透心凉。

    在翻越第一座山时，我们要路过一片坟地，突然间我和秀琴看到一座坟上一团蓝火飘来飘去，秀琴喊了一声；“鬼火。”陆民说；“别喊，那是磷火。”我们吓得不敢再出声，以前只是听说过鬼火，今天第一次见到，心里很恐惧，赶紧低着头急匆匆赶路。

    紧接着走了不远，我们看到半山腰有一个很大的坑，里面有两孔窑洞，窑洞里很亮，就象是有电灯一样，有一群穿白衣服的人来来往往地往窑里抱柴草，半夜三更他们在干什么？我们很纳闷。我们记得这附近平时根本没有人家，而且我们后来路过这里也没看见这里有人烟，至今我们也搞不明白那天看到的是怎么回事。

    （秀琴一定让我写上这段，看有人能解释清楚吗？难道是集体产生的幻觉吗。包括后边写的我掉进去的那个和战壕一样的沟，后来路过这里多次，再没见到过。）

    走到塬上我的手电开始发暗，路也看不清了，只能摸索前进。路很窄，只能排成一字行走，陆民在前边带路，秀琴在中间，我在最后，深一脚、浅一脚渐渐落在后头，我那时还有点儿夜盲症。看不清路，只是追着他俩的影子走，一不小心我掉进了一个沟里。

    （记得那时队里搞夜战，我经常摔跟头，回到北京还有过夜盲症状，骑车带女儿去单位洗澡，女儿坐在车的大梁上给我指路，我都看不见，一次摔得很惨，吃维生素A1管用，我爱吃肝，医生说因为肝里含A1。）

    那个沟有两米多深，就象打仗的战壕一样，开始觉得很露怯不好意思，想自己慢慢爬上来，但怎么也爬不上去，手一往上够，大片的土就会塌下来，象要把我活埋住一样，秀琴在和陆民说话，一点儿没发觉我掉下去了，听他俩走远了，听不到声音了，我害怕了，想大声呼喊，但象是被人掐住喉咙了，使了很大劲却喊不出来，后来直到他俩走了一段发现我不见了才找了回来，我听到他俩的说话声和秀琴喊我的声音，拼尽全力终于喊出了声音，他俩闻声跑过来，开始看不见我，后来顺着声音才慢慢找到我。

    陆民把他的棍子递过来，我拽着棍子爬了上去。发现提包和棍子不见了，周围没有，秀琴用手电一照，在坑里被土埋住了，还露出一点儿，我只好又跳进去，挖出提包和棍子，先使劲把提包扔上去，再把棍子递给陆民把我又拽了上去。幸好沟不深土又松，我没受到太大伤害。但是脚崴了一下，上来后秀琴帮我拍打了好一会的土，后来陆民让我们互相拉着棍子走就好多了。山上还陆续见到好几次的磷火，很瘆人。

    在准备翻越第二座山的时侯天开始朦朦发亮，我们互相能看见对方的脸了，我们每个人头发上、眉毛上都挂满了白霜，看到对方的样子都笑了起来。路过一户村庄，听见了鸡的叫声，似乎有了生气，和刚才相比，阴阳两重天的感觉，又走了一会儿，天更亮了，可以看到早起的人家了，胆也大了不再害怕。路也清晰可见，天空飘起了小雪花。

    我和秀琴又累又饿，实在走不动了，想歇一会儿，吃点儿东西，陆民说：“再坚持一会儿，到了临镇再说吧。赶不上车就糟了，还得耽误一天。”可我俩说啥也不想走了，我的右脚也肿了，就找了个背风的地方，坐在路上，拿出贴饼子三人吃了起来。

    水壶的水早就凉了，一个过路村民听见了，约我们到他家院子里，他的婆姨正准备套驴推磨，非常热情地给了我们一碗热水喝，谢过她之后，片刻的休息和吃饱喝足的肚子使我们体力得到了恢复，想着每迈进一步就离家近了一点儿，于是我们的脚步也放大了。

    幸好有那个棍子，我忍着痛坚持前进，陆民要帮着我拿手提包，我坚持要自己拿，要了几次我都没给他。路上又捡了一个粗点儿的树枝，我用它左肩挑着提包，右手柱着棍子紧跟他俩前进。

    雪还在下，路越走越滑，但我们顺利地翻过了第二座大山，六点半多就赶到了临镇公社。

2012-2-4

    临镇公社的长途汽车站挤满了人，听说夜间零点一过就开始售第二天的票，那里已经聚集了很多知青，有人头天就到了这里也没买上车票，到延安的汽车票这么难买是我们没有想到的，白白起了个大早，白白走了那样胆战心惊的夜路，顿时我们感到冤枉透了，一下子就象泄了气的皮球瘫坐在地上，谁都不说话，心里拔凉拔凉的，回家的路这么难吗？

    还不断有知青涌来，秩序越来越乱，看来我们只能等第二天的车票了。我们还听说公共汽车票只售给当地人，知青只售给卡车票，知青越聚越多，吵吵嚷嚷的牢骚和骂声不断，车站值夜班的人神情紧张，害怕出事，送来了热水和玻璃杯子想安抚一下大家那激动的情绪。

    有俩知青喝完水就把杯子狠狠地摔到地上，发泄不满，那玻璃杯落地的破碎声和飞溅起的碎玻璃伴随着他们嘴里的叫骂声，整个候车大厅乱糟糟的，并且乌烟瘴气，有抽纸烟的，也有叼着农民那样大烟袋的，但一看就是知青。

    我和秀琴目睹这一切都很害怕，我队男生个个都不会抽烟，也不会骂人，没想到知青还有这样素质的，看到我们那紧张的样子，陆民提示我们把头低下，别看那些人，免得找事。

    八点整，维持秩序的警察来了，秩序稍好些了，大家纷纷提意见，来了一个干部摸样的人，说是负责的，告知已打电话请求上级派车增援，上边正在调集军车，估计下午借用其它单位的临时卡车也能到，让大家安心排队等待，保证今天都让大家走，听到这话候车室才渐渐平息下来。

    中午、陆民想去吃碗热面条，我和秀琴身上的钱只够路费的，不敢乱花，没跟他去，我俩轮流排队吃饭，继续吃带的凉贴饼子，喝车站提供的开水。

    下午天上还在飘雪花，军车陆续开来了，我们终于在14点多买到了卡车票，争先恐后挤上了车，车很拥挤，没有座位，只能站着，我和秀琴没抢到边上的位置（边上可以扶着车帮子，觉得有点儿安全感，中间颠起来没着没落的似乎随时有被抛出去的感觉）。

    那些闹事的也和我们一起上了同一辆车，有的车有篷布，我们赶上那辆车没有，视野好，但飘落的雪花不断打在身上，陆民看我和秀琴那紧张害怕的神情，知道我们是怕那几个人，趁他们说话的时候小声告诉我俩：“戴上帽子、口罩，别搭理那些人装睡觉。”我那时戴的是有帽檐的军绿色的棉帽子，坐下可以遮挡那些人的视线。

    后来那些看上去好象很不正经的人还是开始向我俩提问了：“你们是哪个大队的，一共多少人呀？”

    或许人家就是随便问问，可我和秀琴想着陆民的嘱托，谁都没敢吭声，只露着两只眼，互相看了一眼。可能他们以为我们是临镇公社的。

    陆民主动搭话了，他很机敏地说：“我们是安沟公社的，离临镇很近，所以就到这里坐车了，出门在外都不容易，互相多照应吧！”然后想了一下，随便用一只手往车里一挥，接着说：“我们队有男有女不少人呢。”

    那几个一看有男生跟着，还拿着棍子，一路再没敢和我俩说话。

    过后我和秀琴都夸他心眼多，会说话，要我俩回答，准说实话了。

    他说：“也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听说知青也有抢劫知青的，哪能透漏底细呢。”

    汽车在崎岖不平的山间行驶着，天还下着小雪，但没结冰，所以没有影响车的速度，我和秀琴站累了，就挤着坐下了，后来在车的剧烈颠簸中居然还打起瞌睡了，是呀，头天晚上兴奋的只睡了一个小时，这一路折腾的够累了。

    接近傍晚的时候，我们终于又看见了宝塔山，知道顺利到达延安了。抖抖身上的雪花，跺跺发麻的冻僵的脚，我们拿着随身携带的东西高兴地跳下了汽车，结束了一天的行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