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陕北插队故事】— 北京知青郭文敏文集摘录

    延安长途汽车的候车室同样聚集了大批知青，比临镇公社多多了，也说是零点开始售票，还有人按排队秩序发号。我们拿到号天快黑了，陆民说：“咱们还是轮流去吃饭吧，你俩先去，我看行李。”

    我说：“我还有贴饼子不想动了，尤其我的脚还疼呢，不想多走路。”

    秀琴包里也还有饼子，剩下的车票钱不富裕，尽量不敢动，谁知后边还会有啥事呢，她说陪我不去吃了。

    陆民一走，在临镇闹事的那几个人凑过来和我俩搭话了，一个说：“都是北京的，帮帮忙吧，我们排在你们前头，把你们的探亲证明给我们用用吧？买完票还给你们。”

    他的问话让我俩始料不及，我说：“你们没证明？那刚才在临镇怎么买的票呀？”

    他说：“放心，我们不是坏人，我们刚才不闹，他们能卖给我们票吗？我们一闹就巴不得让我们赶紧滚呢，那卖票的还气哼哼地说我们到了延安也走不了呢，这里确实警察多，不好办。”

    我想了一下说：“我们的证明是大队的，刚才在临镇窗口就废了半天口舌，你看谁拿着公社正规证明的去借吧。”

    另一个人凑上来说：“用完就还给你们，不耽误你们用。”

    我一想：说的容易，我们排的队离他们那么近，万一警察和窗口发现，我们买不成票走不了了怎么办呀。

    秀琴说：“证明不在我们手里，男生装着它吃饭去了。”

    他们一听这句话只好找别人说去了。我想别人也不一定敢借给他们。

    陆民回来我俩赶紧告诉他经过，陆民说：“证明可不能借，他们再来说，我会对付他们。”那几个人也没再过来。可能还是有点儿怵男生吧。

    晚上车站上夜班的来了，还带来一些警察，说头天有排到窗口没有证明闹事的，影响秩序和售票的速度，所以要按发的号排队检查一下证明，不允许给人带票，每人都要亲自排队。

查到那几个人因为没证明和工作人员吵了起来，警察把他们几个要带走。

    只听他们其中一个喊道：“我XX是响应毛主席他老人家号召来接受再教育的，又不是劳改犯、逃犯，我他XX农闲时间回自己家，老老实实排队买票，犯XX哪门子法了！”

    他一口一句脏字，我虽然对那几人没好感，但听了这话也觉得有点儿道理，也觉得他们是委屈，比那些扒车或逃票的是不是他们还算好一点儿呢?我一时也闹不清了。只觉得他们花钱又吃苦的好容易都到延安了是有些可怜了。

    重新排队我站着站着困了，咕咚一下倒在地上了，别人以为我晕倒了，都围了过来，我觉得很丢人，不好意思赶快站了起来，过了一会儿又睡着了，又摔倒一次。引得大家哈哈大笑，从那以后再不困了。直到买完票都还很精神。

    知青只售卡车票，延安到铜川的票价五元五角，老乡可以买公交客车的票，票价六元。才差五角钱。我们从临镇买票卡车也售的客车票价。（好像是二元七角).

    清晨小雪还在下，天刚蒙蒙亮就发车了，我和秀琴这次终于抢到车边的位置上了，但是边上也有缺点，风大，拐弯时许多人压在身上，身体搁在车帮子上也很难受，雪不大不影响车的前行，并且有个好处雪把土盖住了，不象来陕北时这条路上那样尘土飞扬了。

    车上很挤，开始大家都站着，后来都站累了，陆陆续续都挤着坐在车厢里了，我插队时家里给买的长大衣，出门还暖和些，多数都是短大衣，坐卡车就更冷了。（但我的长大衣在队里打柴干活没办法穿着。）

    这一路的路况很差，有时把人颠起来又重重地落下，每到那时，车厢里一片惊呼声，互相挤撞，个个摔得屁股生疼，车上还不时有晕车呕吐的，脸色焦黄一幅病态，看着真是遭罪。

    中午汽车才到达洛川，这里是司机和售票员集中休息、吃饭、上厕所的地方，长途车都要在这里停留，我和秀琴都冻得站不起来了，好容易下了车都不会走路了，发现周围的人跌跌撞撞都是一个摸样。

    我俩带的饼子也吃完了，正考虑怎么去吃饭，发现车站准备了包子，每人发两个，不记得是否让交钱了。可能那时各地也怕知青到处跑闹事，赶紧打发走离开此地少惹事了。

    休息过后汽车又接着出发了，崎岖不平的路颠得象要把五脏六腑都抛出体外似的，不一会儿车上就有人把刚刚吃的那两个包子颠的全吐了，有的一直没敢吃饭的这时吐的全是绿水，可能是胆汁吧？好在我们三人不晕车。

    下雪车速不快，又是傍晚才到达铜川，整整坐了一天的大卡车。冻透了，中午两个小包子根本没吃饱，肚子饿得咕咕叫，我和秀琴说好了，下车看见什么都吃，结果下车首先看见冻柿子，我和秀琴居然买了两个冻柿子吃了，吃了更冷了。

    这次晚饭追随陆民去吃了一碗热面条，出门后第一次吃上热饭，吃得好舒服呀，特意多要了一碗热面汤。喝得出汗了，当时那一刻觉得那叫一个爽呀！终于结束了长途汽车的旅行，想着离家又近了一大步，坐上火车就不怕了。

2012-2-6

    吃完晚饭后到达铜川火车站，看到那里同样聚集了大批的人，有旅客也有不少是知青，我们就挤在候车室里蹲了一夜，轮流去排买票的队，那时熬了两天了，打瞌睡摔倒的就大有人在了，人们看到都互相搀扶不再发笑了。

2012-2-7

    终于等到70次列车放行了，外边大批的旅客涌进站台了，我们苦苦等待的标有《乌鲁木齐—北京》的快车进站了，我和秀琴互相招呼着与那批旅客争先恐后挤上了车，却发现不见了陆民，车快开了还看不见他，从窗口望去，站台上都没人了。

    秀琴说：“怎么办呀，是不是陆民生气躲开咱俩了，要听他的坐快车都走了一半路了，都赖咱俩非要坐慢车。”

    我说：“没关系，他一定也上了这趟车，咱们开车后慢慢找他，找不到没关系，反正这次再不倒车了，终点站是北京站，谁出了站也丢不了，都能找到家。到家就见了”（我们三家住一个住宅区）。

    列车终于缓缓启动了，我俩挤在车门口，正准备腾出一人找陆民，突然看见他挤过来了，冲我俩说：“一上车我就连忙给你们抢座位去了，车尾不靠站台，所以比较空，倒数第二节找到两个座位，走吧。”

    秀琴悄悄向我吐了下舌头，小声说：“冤枉人家了。”我俩拿着包跟着他，确实越走车厢越空。陆民给我和秀琴找的是同一车厢两个座，在车厢各两头，相距较远，（后来我俩跑来跑去的互相聊天，最后挪到一起了。），一车厢几乎都是男乘客，看得出比慢车那些人显得素质高雅。陆民对周围几个人说：“求大家一路帮忙照顾一下啊，我在那节车厢，有事叫我，谢了！”并嘱咐我们：“查票别和人家废话，补上就是了，我旁边车厢找了个座，我上那节车厢去了。”

    火车是从乌鲁木齐开出，已经行驶了两天两夜了，旅客个个看上去很疲劳，我们车厢大都是青海勘探队的，看上去都很有文化修养，讲话听得出都是积极向上的那种人，对我俩一路很照顾，帮我们打开水、买饭，给我们讲了许多他们野外工作的艰苦经历，我们也给他们讲了插队故事，他们听得很有兴趣。

    中午陆民那个车厢开始售盒饭，他给我们每人买了一盒送过来了，大米饭，白菜，还有肉片，每盒三角钱。好久没吃肉了，陕北也没大米，我们三口两口就吃完了，感觉都没吃饱。

    刚吃完，我们所在车厢也开始售饭了，那几个勘探队的每人都吃两盒饭，看我们刚才每人只吃了一盒，又给我和秀琴每人买了一盒。说：“年轻人正当年，干那么重的活，一盒哪能吃饱呀，吃了吧，我们都吃饱了，要不就浪费了。”我和秀琴听了也就都吃了。

     一直到下车，给了几次钱他们都坚决不要，临下车我又给了一次，他们把钱放到火车的小桌子上，就匆匆走了。记得其中一个回头说：“小妹妹，别推来推去了，我们勘探队工资挣得多，一盒饭算什么，要是非给钱，就是瞧不起我们了啊。”另一个人说：“感谢你们这俩小妹妹的插队故事，让我们了解了知青生活，也让我们一路不寂寞。”

    至今我俩都忘不了那些把我们称为小妹妹的大哥哥们。前几天秀琴电话里提起此事还说：“当初没留个地址，不然真该谢谢人家！”那次以后的日子里。不知坐了多少次火车，还当过西安-北京的列车员，跑过保定—北京的铁路通勤，但唯一记住的同行旅客就是这一次的几位大哥哥。

    火车继续晚点，又经过了一天一夜才进入北京，还没到丰台，我和秀琴就激动起来了。我赶紧从行李架上取下提包，一个肩膀斜跨上背包，另一个肩膀跨上水壶准备下车。旁边的几个人都笑了，我俩趴在窗户的玻璃上，看着窗外的一棵棵树都感到特亲，抑制不住那激动的心情，我和秀琴说了好几遍：“北京！我们又回来了。”

    火车终于到达北京站了，我们激动的心砰砰直跳，早早站到车门口，车一停，迫不及待跳下火车，恨不得一步到家，快到检票口了，才想起我们拿的还是慢车票，那些检票员对普通旅客检票似乎并不认真，有的甚至连看都不看一眼，只盯着我们这些一看就脏兮兮的年轻人。

    我们被一个个拦住了，一路没查票，也没补加快票。被带到补票室，我们一再申辩解释是从孟源上的车，但补票室说没有证据、证明人，非让我们从西安补快车票。

    陆民可能觉的挺丢人说：“赶紧交钱走人吧。”

    认识的那几个人都出站了，哪里去找，我们只好从始发站补的快车票。我和秀琴掏光了身上所有省吃俭用那点儿的钱才凑够补票款，如果那个勘探队员收下那两盒饭钱，我们就连回家的汽车票钱都没有了。

    花了全程的快车票，却慢了好多个小时，真是冤枉透了。我还奇怪检票员眼睛怎么那么尖，那么多人就能看到慢车俩字，过后才知到快车车票中间有那样明显的一个红杠杠，而慢车票上没有。

    一出北京站，我们惊讶的发现北京人的皮肤都出奇的白嫩，相比之下，我们灰头土脸真象是逃难的难民。

    (下一篇，全家大团圆，爸爸姐姐回家过年）

2012-2-8

    我记得特别清楚，当我走到家门口的时候，秀琴拐弯上楼，我用手一拧门把，门居然没锁，我不用敲门就直接进家了，我进了过道，一边往屋里走，一边喊了一声：“姥姥！妈！我回来了！”

    那天是星期天，妈妈没上班，弟弟妹妹也都在家，她们先后从各自屋中奔出，一个个皆是惊喜万分，一年的窑洞生活令突然回家的我觉得家似乎变大了许多，房子是那样的高（我家房子室内净高三米三五）。墙壁又是那样白，暖气散发出的热气扑面而来，每说一句话，都好像有回音在响。真是恍如隔世。

    妹妹一看见我赶紧跑到北屋扶着姥姥出来，边走边说：“你看谁回来了？”

    姥姥扭着小脚，一边走，一边说：“谁来了？难道能是小敏吗？”

    我跑上前去拉着姥姥的手喊了一声：“是我，姥姥！我回来了！”

    姥姥激动得嘴唇发抖，说：“俺天天趴窗户看，人家的孩子早就都扛着提包回来了，你怎么回来的这么晚呢？”

    我长这么大第一次看见姥姥这么激动，姥姥拉着我的手，眼泪掉到了我的手上，我以前从没见姥姥掉过眼泪，这是唯一的一次。我鼻子一酸，眼泪也忍不住掉下来。

    我说：“姥姥，知青里我回来算早的，好多都没回来呢，您老眼花了，您看见的准都是出差的人。”

    回到客厅里，妈妈说：“你和谁回来的？不是冬天不让回家吗？不是跑回来的吧？哪里来的车钱？大队批准了吗？开证明了吗？路上走了几天？怎么没事先来个信？-----”问了我一连串的问题，我一一回答，赶紧掏出证明给妈妈看，妈妈一看才放心了。

    家里人向我问这问那，好像多少年没有见面说话似的。

    弟弟说：“姥姥每天干完活没事的时候，就跪在床上，望着屋外的小路上，嘴里总念叨着一句话：怎么还不回来呀？怎么还不回来呀？”

    妹妹也说：“每次看到妈妈给你写信，姥姥都凑过来说：‘问问她啥时侯回来呀？’妈妈怕你分心，知道你回不来，所以一直都没有写。”

    妹妹说完要去打洗脸水。我说：“不用了，我必须得先洗个澡，因为我身上有虱子呢。”

    弟弟妹妹开始没听懂，我一解释妹妹吓得瞪大眼睛耸耸肩说：“我们不会被传染吧？”

    弟弟伸出舌头，发出一声恶心要吐的声音。

    姥姥听了扭着小脚要去厨房，说：“我去摸摸锅炉热不热。”

    妈妈说：“我去吧，烧壶水，把火往下扎扎，水烧开了锅炉就热了，开水正好留着烫换下的脏衣服。”

    （我家厨房那时是盘的大灶，烧煤，煤灶和一个锅炉相通，做饭烧水的同时锅炉就热了，卫生间有个漂亮的紫白相间花色的水磨石大浴盆，锅炉的水直通卫生间浴盆水龙头，随时可以洗澡，文革中，锅炉如果坏了，负责维修的建筑段一律不给修，说不许干部搞特殊，只要一坏就拆除，我家锅炉很争气，比其他人家多用了好久都没坏。）

    因为是星期天，洗澡盆里泡着衣服，妹妹抢着去捞了出来，用洗衣粉把澡盆刷得干干净净。一件小事我就看出妹妹这一年成长多了。

    我拿出陕北大枣给他们吃，他们很惊讶这枣比姐姐和老家带来的都大。我让妹妹把枣都挑出来，剩下的就是黄米了。

    在陕北一年都没洗澡，今天躺在浴盆里，真是舒服极了，坐了四天车，一下都没躺，腿肿得硬邦邦的，尤其是那受伤的脚，象个发面馒头，卫生间暖气烧得很足，洗着洗着我居然睡着了。姥姥看我半天没出来，让妹妹过来听听，也听不见洗澡动静，怕出事赶紧使劲敲卫生间的门，才把我从睡梦中叫醒。

    穿好衣服迷迷糊糊出来，妈妈把我的脏衣服放到大盆里用开水烫（洗了三次澡后虱子才没有了，但也没有传染给别人。）

    我坐到椅子上，姥姥发出了一连串问话，兴奋劲过去了，我不停地打瞌睡，所答非所问，妈妈说：“你去睡一会儿去吧。”

    我嘴里回答：“先不睡呢，头发还没干呢。”但躺在妹妹床上就呼呼睡去，直到被叫醒吃晚饭。我记得当时一睁眼，强烈的日光灯觉得很刺眼，照的屋里比白天还亮堂，猛一下还不适应（窑洞点的都是墨水瓶做的煤油灯）。

    妈妈和姥姥做了一桌的饭，做的啥饭忘记了，虽然没有爸爸做得好吃，但对我来说肯定很香了。

    饭桌上妈妈交代我说：“明天就拿大队证明去报个临时户口，现在管的挺严，没有证明跑回来的报不上户口都得动员回去。你给你姐、你爸都写封信，要是他俩也能回来，咱家就能过个团圆年了。”

    晚上，我终于又和姥姥睡在一个屋了。我俩躺在一张双人床上。姥姥说：“你走了以后，我就一直一个人睡这间房子，我天天想着你，盼着你早点回来，你那里干活很苦吧？听说都是山呀---”

    姥姥不停地给我念叨着我走后家里发生的事情，听着听着我就又睡着了。

    第二天，姥姥拿篦子给我篦头上的虱子，妈妈看我脚肿没让我出门，给我去派出所上了户口，下班回来把大队证明和临时户口一起压在玻璃板底下，（后来谁来串门都赶紧指给人家看，生怕说我是跑回来的。）

    妈妈还给我从药店买回了艾卷熏脚，还有治虱子的杀虫剂。

    妈妈那时是铁路人民公社主任兼党委书记，管理许多家属委员会和一些街道工厂，天天下基层，办这些事很方便。

    我姐那时毕业留校当老师了，刚结婚一年，接到我的信放寒假就马上回来了，还给我们拿来许多好吃的，有柿饼，山西的大红枣，黑枣、核桃。

    春节时爸爸也请假回来了。那时不是都让回家，因全国号召支持上山下乡，因我回家探亲所以才受到照顾。

    记得爸爸进门拿出一个缝好的小布口袋给妹妹说：“这是你姐让捎给你的薄皮核桃。一直没机会回来，放了好久，结果你姐到先回来了。”

    姐姐看见了说：“不是给您一大口袋吗？”

    爸爸笑了，对姐姐说：“我们那里也挺缺嘴吃，我在食堂还好一点，大家伙谁从家里带来吃的都互相抢，我原来不吃零食，现在也跟着吃了，我那天去太原看你，他们都知道准有吃的东西拿回来，都等着呢，回来还没进屋，在院子里就把我包围了，直抢的就剩这一点儿了，我赶紧说这是大女儿捎给小女儿的，他们才罢手，我回屋用针把大口袋缝成了一个小口袋，别人再拿不方便了，不然早就抢光了。”

    姐姐一听笑着说：“没关系，我这次又托人买了一口袋核桃，够他们吃一阵了。”

    如果不是姐姐看见，这件事还真穿帮不了，爸爸口袋还缝得挺好的，我们会以为姐姐就给家里捎了那几个核桃。

    我听了爸爸这段解释觉得挺难过：这些老干部们如今也到了这步田地。

    爸爸还给我讲了许多他们农场的有趣故事。例如铁路局长放羊的故事，让人听得既好笑又心酸。

    我们全家终于一起过了一个团圆年，爸爸最会做饭，在农场食堂又受了一段锻炼，手艺更好了，过年了供应的肉蛋都比平时多，爸爸大显身手，让我们天天吃到满意的饭菜。

    家里正好有头年的干粽叶，姐姐还用郭大娘给的黄米和栆包成了粽子。弟弟最爱吃粘的，吃的最多。

    这个年过的其乐融融。

    这一次，还到照相馆照了一张全家福。就是姥姥怎么说也不肯去，后来我后悔许多年，当时应该再坚持坚持拽她去照，现在想想真遗憾。

（家里只有一张在太原照的全家福有姥姥）

2012-2-10

    不记得是哪一天了，杨林突然出现在我和秀琴的面前。我俩都颇感意外，我问他：“你怎么也回来了？”

    他可怜兮兮地对我们说：“你们走后，我一个人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也想回北京，可是队里不批假。队长说：‘你不能走，你走了，你们的鸡谁喂呀？鸡窝谁堵呀？队里工分谁记呀？窑洞谁看管呀？等他们有人回来了你再走吧。’

    但我一天比一天更想家，最后我听说瓦石头大队的陈志德也准备回家，就到大队找他商量，准备半夜悄悄地出发到临镇。

    我把一摞工分本放到了窑洞外边的窗台上，给队长留了一张请假条，说让队里会计郭志清代记工分。我怕你们先回来没有钥匙打不开门，琢磨了好久想出一个办法。

    在你们女生窑洞离门一米远的地上挖了一个坑，把铁锹放在坑里边，铁锹把顶在门栓下，铁锹中间栓了一根绳子，绳子另一头放在窑洞里边的窗台上，我出来后把两扇门猛一拉，铁锹把就死死卡在门栓下边把门顶住了，这样一来，不管你们谁先回去，只要把窗户纸捅破，找到那根绳子使劲一拉，铁锹就会倒下，门自然就会开了。”

    接着他给我们讲他俩一是为了省钱，二是听说山西买火车票不要探亲证明想从山西走，先乘汽车到黄河边，想坐船过黄河，路上碰到一群北京知青，看到就他们两个人，想抢劫他俩，其中一个要抢陈志德的皮帽子，凑到陈志德跟前伸手要摘他的帽子，并说：“哥们这帽子不错哎，借给老弟戴戴。”当时幸好他俩拿着棍子，陈志德反应也快，只见他后退一步，那人没抢着，然后他仗着个子大，体格健壮，举起棍子要和那些人拼命，吓退了那些人。有一人说：“算了算了，这哥们不好惹。”谁能知道他们抢了帽子会不会抢钱，反正皮帽子保住了，他俩赶紧跑，一路紧张的要命，一边跑一边回头看，生怕人家再追上来，因为那些人多，真打起来他俩恐怕还真打不过人家。

    到了黄河边，一看坐船俩人不合算太贵，人家不论人数，是出一趟船多少钱，钱少只能做羊皮筏子，每人两元钱，但黄河水波涛凶涌，里面还不时有漂浮的冰凌，大的冰块有几米长，漂到眼前没看清楚瞬间就漂走了，他俩迎着刺骨的寒风站在岸边看得毛骨悚然，那羊皮筏子就是几张羊皮吹足气以后拼起来的，那么急的水流，如果撞上冰凌，肯定会翻到河里，这么冷的天，掉到水里恐怕凶多吉少。站在那里犹豫好久，最后他们又觉得到了这里了只能拼一把，俩人商量后决定每人两元钱就坐羊皮筏子了。

    坐上去以后才感到更加心惊胆战，快速的激流冲得皮筏子很难直着行走，到河中央的时候，看到有一个羊皮筏子翻了，那些人一下就被激流冲走了，所幸最后被救起来了，他们都被吓出了一身冷汗，那时真后悔了，但已没有退路了，羊皮筏子左躲右闪那些冰凌，看着并不远的距离半天才好不容易靠岸了，好在他俩最终闯过了这关，安全靠岸，看到全身溅满的水花，冷风一吹不一会儿就结了一层冰，一走冰裂了，嘎吧嘎吧直响，冻得直打哆嗦。

    （听说有北京知青当年就是这样在回家路上淹死的。这么冷的天，也不知那些被捞起的人后来怎么样了也是个悬念。）

    他们从山西乘火车回到北京，没想到好不容易回到家一进门，父亲却埋怨他说：“你有钱回来，我可没钱送你回去。”听到这里，我和秀琴眼睛都湿润了。觉得历尽千辛万苦好不容易回到家，父亲却这样说，我俩都替他觉得委屈。

    杨林说：“没事的，后来爸妈对我挺好的，还说好容易回来一趟，多住些天，我家里男孩子多，两个弟弟和哥哥都在上学，俗话说半大小子吃死老子，都正能吃，粮食本来就紧张，我擅自回家，粮票都没有带，父母还要为我筹集回陕西的路费是挺不容易的。爸爸主要生气我没和他们商量就自己跑回家来了。”

    听了他的叙述，我和秀琴心里都酸酸的。其实杨林挺能干的，也很勤快，过日子也很节俭，衣服补丁打得很好，还会做鞋，尤其很会做饭。

    （前几天刚电话又问了一遍杨林，看到后哪里写得不对再给我纠正啊，前一篇刚修改完，又增加了不少内容，欢迎亲戚朋友回看。）

2012-2-11

    杨林回来我们生产队在京的五人就齐了，李岳恒还召集我们五人开了个会，我家屋子大，就在我家开的。李岳恒总结了前一年的插队生活，还说妈妈批评他对我们俩女生关心不够。

    （在第一年插队时，谁留窑里做饭要负责挑水，我俩谁做饭赶上每月特殊的那几天，另一人就主动帮忙去挑，有一次我俩同时一块儿碰上了，都肚子疼没劲儿，就让知青组长帮着挑担水，李岳恒不懂，还说：“你俩怎么会一块有病，能吃能喝也没看出有啥病呀。”这次回来探亲，李岳恒的妈妈给他讲了女性有生理期让他多照顾我俩，这他才懂，会上向我俩道歉，弄得我俩大红脸）。

    会上李岳恒批评了杨林这次擅自回家的行动，杨林还做了检讨，说出来时太匆忙，把我们养鸡的事忘了，鸡窝没关，肯定得让黄鼠狼袭击了，其实真要关了鸡窝，这么多天鸡还不憋死、饿死呀，一群大家辛辛苦苦、挤出口粮养大的小鸡刚长大，今年应该下蛋最多，是收获的年头，难怪知青组长发火，应该给房东留些粮食帮着照看就好了，这时只能听天由命了。

    李岳恒还让杨林赶紧给队里写信检讨，尽快让队里把证明补上寄来，报个临时户口，省得给大人找麻烦，那时没有临时户口，就算黑户，小脚侦缉队（家属委员会）会天天上门动员你回去。还会通知家长单位，父母都要在单位斗私批修做检查说没教育好子女。临时户口还能给供应一些食品。

    （我记得有些供应好像是正式户口的一半，如粉条、麻酱、豆腐、过年的花生、瓜子，肉和蛋不给。）

    那时铁路局也经常组织我们知青开会，在路局小礼堂，还找一些知青代表发言讲插队心得体会，中间台上还有人带领高呼口号：“打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一人台上振臂喊，底下所有人一起挥臂呼应呐喊，现在想想很可笑。

    主要是每次会后都放映一场电影，还有点儿吸引力。否则没人愿意参加。春节过后动员大会一再动员知青返乡，妈妈又是领导，而且北京没了户口，没有口粮，也不可能总呆下去。（那时亲戚朋友上门给点儿粮票是最实惠的，每次都特感激，连连致谢！）。

    有一天，开会回来我对妈妈说：“我准备回陕北了。”

    妈妈说：“是该回去了，你带个头，我也好说人家，但必须要找两个伴，必须得有个男生，我才放心。”

    我说：“那我就找找看吧。”

    说实在还真舍不得离开家，尤其是姥姥，我真不放心，我走后她又该忙了，而且还寂寞。

    我这次回家时姥姥还很能干，76岁了还能做饭，蒸馒头端很大的大铁蒸锅都没问题，我在家做饭就不用姥姥干了，但她一直跟着帮忙，我到哪屋姥姥就跟到哪屋，还总想插手，她真是个闲不住的人，眼里老有活。

    在家这段日子过得真快，每天帮着家里买菜、做饭、洗衣、搞卫生，屋子大，每天搞一遍卫生就要一个多小时，有时还要买粮食、买煤，觉得忙忙碌碌，真不知我不在家时，爸爸姐姐在山西，妈妈每天上班，弟弟妹妹上学，平时白天就姥姥一人在家，这日子怎么过的。

    姥姥不止一次和我讲：“你走了，他们都各忙各的事，不爱理我，我一个人特闷得慌。”

    其实我家的人除了我都不爱讲话，那年回家也一样，弟弟只要在家，就忙他爱好的那些事，和我也不讲话，他酷爱电器，小学就能花5元钱买些处理晶体管做一个很漂亮的半导体收音机，外壳都是他自己做，刻得花很漂亮，做了好多都送给老家的人了，文革时他还在小学，用废塑料鞋底刻的毛主席在延安、遵义、井冈山的头像图章很棒，我拿到班里大家都抢着往本上盖，他还会绣花，插队走时给我的军用挎包绣的毛主席像和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我这次回家他刚上中学，正忙着钻研组装电视机。

    （我第二次回家就看到他组装成功的电视了，只花费100元，九寸黑白的。弟弟那年还给家里做了一对沙发。）

    妈妈每天上一天班累了回家也不爱多说话，姥姥耳朵聋，又爱操心，和她无关的话也不多说。妹妹那时小，还是班干部，学习成绩名列前茅，也很忙，有时放学后还要给差等生补习功课，那时讲一帮一，一对红，也没多余时间。姐姐、爸爸也都是话不多的人。

    我家只有我爱跳爱唱爱说，什么事都和姥姥叨叨，嘴不闲着，从小到大参加学校的文艺活动，回来都给姥姥表演，所以姥姥觉得和我在一起不闷得慌。从小姥姥串门都带着我，姐姐、弟弟、妹妹都不爱串门。

    （看过前边我写的童年故事就知我和姥姥的感情有多深了，就明白姥姥见到我时为啥那样激动了。）

    姥姥听说我在山区干活穿布鞋舒适不滑，还打袼褙、纳鞋底子，给我做了一双带袋的布鞋，到北京后多少年不做鞋了，连鞋样子都没有了，姥姥就自己剪了一个鞋样子，那是姥姥给我做的最后一双鞋，做得很结实，就是大了一点儿，我带回陕北后。穿了好久，比我后来自己在陕北做的鞋都结实，一直穿到招工出来。当然没太舍得总穿，后来我做的鞋早就穿破了。

    （那时经历的苦我们都没和家里说过，一直是报喜不报忧，直到现在写出来才知道。此文结束，后边是插曲。下一篇返回陕北路更难。）

    （小时候我们穿的布鞋都是姥姥做的，我的童年故事一九五五年我四岁那张相片，我和姐姐穿的黑白相间格子的布鞋就是，为了让大家明白我和姥姥的感情，特把我原来写的两篇《我的童年故事》转登过来摆几天，我是去年写的我和姥姥的故事，女儿还给我印了一本书呢。）

    一九五五年的夏天，我在幼儿园突然生病了，一向爱唱、爱跳、在班里担任领唱的我，唱歌课上，浑身无力，趴在桌子上，老师让我赶紧回家找大人上医院看病，问我一人能走吗，我勉强点了点头，幼儿园离家很远。我晕晕乎乎往家走，还没走到家，就一头晕倒在路上。是姥姥发现把我抱回了家，当时妈妈也病得很厉害，把救护车都叫来了，车刚要开，姥姥喊着；“等等，还有一个小不点儿。”就这样，姥姥把我抱上救护车，我和妈妈被紧急送到医院。

    当我醒来时，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白色世界里，雪白的屋顶、窗帘、被子、小床，周围围满了穿白大褂的医生，姐姐陪在我身边。医生们看我睁开眼，都高兴的说；“醒了！醒了！”医生们渐渐退去。

    我问姐姐；“这是哪里呀？”姐姐告诉我；这里是医院，我已经昏迷好几天了。家里正吃奶的弟弟闹的谁也哄不了（弟弟那时才八个多月，没离开过母亲），妈妈只住了一天，好一点儿就回家了，姐姐那时正放暑假（开学上四年级)，所以留下她陪伴我。

    那年姥姥六十二岁了，三寸金莲的小脚，把我从马路上抱回家，得多累呀。姥姥说我那天脸都青了，紧咬牙关、双目紧闭，怎么叫也不答应，把姥姥吓坏了。只是着急，也不知道累了。把我们送上救护车，弟弟没奶吃，给别的吃都不要，哭了一天一夜，真把姥姥累得不轻。是姥姥和医生救了我的命，妈妈说；我那次得的是中毒性痢疾，没有拉，也没有吐，症状不典型。再晚点送医院就没命了。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50.jpg：

 

    四岁那年生病在医院里的许多事，我还一直记得。

    姥姥说我小时候很活泼，爱唱、爱跳、嘴巴很甜，皮肤很白，大大的眼睛、圆圆的脸。所以走到哪里都很受喜欢。姥姥和妈妈手很巧，为我们做的衣服和鞋都非常好看，更增添光彩。

    那次生病住院，医院里的医生护士也都很喜欢我，我住在儿科，别的小朋友都是四人一桌自己吃饭，我没有桌子，坐在小椅子上，两个护士喂我吃。

    我记得有一次，早饭吃鸡蛋羹，我就是不吃，非要闹着吃整个的鸡蛋。（因那时在家天天吃弟弟剩下的鸡蛋羹，邻居家条件好，天天早上都看见人家拿着整个鸡蛋吃，可我在家根本吃不到，所以看见护士宠着我，就想趁机撒撒娇，满足在家得不到的东西。）两个护士怎么喂我都不张口，劝也没用。

    护士长来了，问那两个护士：“她闹啥呢？”一个护士说：“今早吃鸡蛋羹，她非要吃整个的鸡蛋，哪找去呀？”护士长说：“那你们去个人，到食堂和大师傅好好说说，给她煮两个。”一个护士真的到食堂为我煮了两个鸡蛋拿来，别的小朋友都很羡慕我的特殊待遇。

    因为我歌唱得好，又很会表演。护士经常领着我去其它病区给病人和医生护士唱歌，甚至到化验室送标本也拉着我去唱歌，跳舞。深受欢迎。那时抗美援朝胜利了，唱得最多的是志愿军战歌,还有那个嘿啦啦啦啦，我每次扭着秧歌唱,有时还要找个老人的拐杖当道具。引得他们哈哈大笑。早上医生护士来上班，经常给我带好吃的、好玩的。

    我住院是夏天，医院后院种了很多向日葵，花开的非常好看，那些飞来飞去的小蜜蜂吸引了我，有一次，姐姐和一个她很要好的同学叫郭常荣一起来看我，她带我去后花园里玩，看我那么喜欢小蜜蜂，就用我手里玩的青霉素小药瓶去捉蜜蜂，不慎被蛰了手，顿时手指就肿了起来。

    我想起姥姥说；手被蛰了用红线系上就好了，于是就带她去找护士要红线，护士笑了，给她消毒，挤出刺，上了药，包扎好了，嘱咐我们不要再去抓小蜜蜂，说那是益虫。否则再被蛰了就不管我们了。

    前几年和姐姐讲起这件事，她很感叹我小时记忆那么好，说是有这回事，连她同学的名都没记错。

    我记得出院那天，妈妈为我穿上了她给我做的新连衣裙，紫白相间的花，特别漂亮。爸爸单位的一辆吉普车来接的我，好多医生、护士来送我，给我不少礼物，我印象最深的是三个竹子编的小花篮，染着红黄蓝三种颜色，里面装的全是我喜欢的青霉素小药瓶。

    后来姥姥让爸爸帮忙用那些橡胶瓶盖订了一个洗衣板。瓶盖一排排倒扣在木板上，用小钉鞋钉固定住。姥姥说很好使。有弹性，洗衣时衣服不易被磨损。

    医院离我家很远，我记得那辆吉普车颠簸了好久才到家。

    姥姥早就等候在家里，拿出亲手为我做的新布鞋，黑白相间的花格，很好看。姥姥把我抱到床上，亲自给我穿上，她说她早就想去看我，医院太远了，她走不动。还说听妈妈讲；其实我早就好了，只是那些医生护士太喜欢我，不愿意让我出院，才多住了许多天。

    可是我记得妈妈多次找医生，要求让我出院，医生对妈妈讲；说不让我出院的原因是；中毒性痢疾没最后确诊，我昏迷的原因还没找到。我还记得妈妈还把给我做的新裙子挂到病房，说我出院时才能穿新裙子，让我和医生护士闹回家。

    上边那张照片就是五十六年前我出院后，爸妈带我们去城里照相馆留的影，左边是四岁的我，中间是九个月的弟弟，右边是10岁的姐姐，我和姐姐穿的就是妈妈做的新裙子，脚上穿的是姥姥做的新鞋。妈妈当时蹲在椅子后边扶着弟弟。弟弟胳膊旁边还露着妈妈的头发呢。

    旁边有个等着照相的人夸我知道扶着弟弟、懂事，我往那边看了一眼，正赶上摄像师按下快门。给我照成了斜眼。

    今年有一次回家，我和妈妈聊起这次住院的事，妈妈说；家里原来是有几个我说的那种小筐筐，记不清怎么来的，后来又哪里去了。

    妈妈说：当年我都病好了，医生不让出院的事她还记得。她说住院还要花钱，好了不出院，也心疼钱，况且妈妈工作特忙，弟弟还小，抽不出时间总去医院看我，所以想让我出院。妈妈还说姥姥那时也特想我，老闹着要来看我。总说：“好了怎么还不出院呀？”不相信我真好了。

2012-2-15

    家里最舍不得我走的就属姥姥了，看我收拾东西就说：“能不走吗？”我逗她说：“姥姥，不行！我的户口在陕北，我不属于北京人了，这里没有我的口粮了，我总在这里住着吃啥呀？”姥姥说：“我少吃点儿，你妈你妹妹也少吃点儿，不是小红姥姥（一个亲戚）每次来都给留点儿粮票吗？再给点儿就够了。你姐不是也给你拿回全国粮票了吗？”

    这个姥姥呀啥都知道。姥姥那年身体还不错，我洗完澡泡好衣服，有时出去买菜，回来姥姥都洗完衣服晾上了，怎么说不让她干，跟她急都不管用。

    我一个一个联系看谁打算回陕北，秀琴当时睡眠不好想治病暂时回不去，陆民和杨林家里也想让再住些日子，我就到了李岳恒家，他正在吃饭。作为知青组长，一心惦念那些鸡是否活着，埋到地里的土豆会不会冻了，窑洞的白薯、南瓜会不会坏了，想立刻回去看看。（我又看到了陕西插队故事（25）《知青组长购粮记》里的那一幕）他的爸爸、妈妈都是南方人，年龄都很大了，妈妈也是家委会干部，虽然舍不得这个唯一的孩子离开，但很尊重孩子的想法，坚决支持儿子尽快回去。

    李岳恒告诉我：大队的叔洲姐春节也回来了，妈妈也是家属干部，和他家住的很近，指给了我地点，让我去看看，我于是找到了叔洲姐家，叔洲妈妈是个很有风度的南方大妈，看得出年轻时一定是个大美女，那年看着仍然象个电影明星，爸爸学识渊博，也很健谈，讲了很多鼓励我们的话，叔洲姐正好也想回去。伯父、伯母也坚决支持女儿早日重返陕北，伯母主动提出他负责购买回西安的火车票。

    我回到李岳恒家告诉了他消息后赶快回到家里和妈妈说，妈妈听了很高兴，让我赶紧把票款送去（那时车票很难买。）妈妈和两位母亲都认识，知道李岳恒很懂事，叔洲姐又比我大两岁，所以我和他俩一块走妈妈很放心。

    我开始去买给老乡带的烟叶子和酱油膏，没想到附近商店根本没有卖酱油膏的，还得进城去买，到了西单的天源酱园还限量卖，每人只售两块，我买完两块，转了一圈，回来又去买，那个售货员还记着我买过了，好话说了一大车也不售给我，没办法我只好发动邻居和弟弟妹妹给我代买。

    （第二次回家大小商店就都有了，本地人不吃，都是知青往外地带的）。

    那时还没有自由市场，老乡要的那种散装烟叶子也很难买到，只买到带包装的小袋的，价格较高，没敢多买。

    姐姐回来时给我赶织了一件毛背心。回去时正好穿在里边暖和。

    妈妈春节时给我和妹妹各做了一件枣红色的条绒上衣，买的是处理布（因颜色浅不好卖才处理的，妈妈又买了染料，姥姥用铁锅把它染成了枣红色）。

    妈妈把弟弟一条短了不能穿的蓝条绒裤改成女士的给了我，弟弟那年都比我高十五公分了。裤子还新呢就不能穿了。我刚到家那天总觉得不适应，比我高出半头多，站在他面前和他说话要仰着头，总觉得他象站在板凳上。

    爸爸春节前回来时带我和弟弟、妹妹上王府井买过年的新衣服，给我买了一身军绿色的涤卡衣服（我自己选的，男士的，因我喜欢上边那四个兜，尤其上面的兜可以插钢笔，而且涤卡布结实，回来姐姐、妈妈都不理解我怎么会选一身这样的衣服。）。（我选了一幅油画摆上了这期博客。）

    收拾衣物时，妈妈让我把旧衣服就扔到家里，留着做鞋垫。我这次回来还自己用缝纫机做了好几双鞋垫，还到城里买了一些彩色的线（后来在农村和老乡学的纳出漂亮的各种图案的鞋垫，第二次回家还给妈妈、姥姥、妹妹带回来，她们好久都没舍得穿。）

    我没把旧衣服留下，那年我们分了麻了，也会搓麻绳、纳鞋底了，我拿回去旧衣服接着穿，破的厉害正好就抿袼褙做鞋和鞋垫了。

    弟弟听我说棉鞋底磨光了特滑，悄悄找了一双他的旧鞋，小了不能穿了，但底子还没怎么磨呢，条纹都在，（那时他的脚长得特快，15岁个子就长到一米八三）他把鞋底子拆下来，取下前半截和后跟，学着爸爸的样子把铁片烧红，烧化塑料，把他的鞋底就粘在我的鞋底上了，鞋底厚了还保暖，有条纹也不滑了。

    妹妹把她得奖的日记本送给了我。

    母亲忙着给我准备吃的。买了路上吃的蛋糕，桃酥，苹果、桔子，还给老乡买了动物饼干，杂拌儿糖。

    妈妈听说我们在陕北一年都没吃到大米，就把当时家里按粮本每人只供应二斤的好大米给我装进了一个小布口袋，足有六、七斤。回家时，一个手提包都空空的，返回时光衣服、姥姥做的鞋、酱油膏、大米就把提包塞得鼓鼓的，那些点心等吃的只好就放在一个大网兜和背包里了。

    出发前那个晚上，我和姥姥躺在一张床上，缠着姥姥讲小时候的苦难故事，说越苦越好，我回去忆苦思甜时好发言，姥姥给我讲了她在地主家被逼跳井的故事，我听着听着仿佛看到那一幕，久久不能入睡，想到了她原来给我讲的许多故事。（姥姥六岁时父亲生病，她妈妈为了给她的父亲抓药，把她卖到地主家，当天父母为此生气打架一同故去了，我童年故事里写有。）

    第二天一早我醒来时，发现姥姥已煮了六个鸡蛋正往我书包里放呢。

    妈妈坚持要送我，我说：“您要是保证不哭，我就让您送，否则我就不让您送。”妈妈说：“我不哭。”

    姥姥把我送大门口，依依不舍、声音颤抖地说：“下次早点儿回来啊！”

    我嘴里答应着，却不敢再回头看姥姥一眼，眼泪在眼眶里打转转。

    （第二次回家时姥姥病得失去记忆连我和妈妈都不认识了，但不论何时何地谁问她最想谁，她都马上回答：“小敏。”只有我在她脑子里印象最深。）

    妈妈和弟弟一直把我送到了北京站。买了站台票，和李岳恒，叔洲及送行的家人集合后一块儿进了站，弟弟上车帮我把提包放到行李架上才下车。妈妈要给我多带些钱，我说不用了，那些烟叶子、酱油膏捎回去老乡给我钱就不少，那都是家里钱买的。

    妈妈嘱咐我：“那些烟叶子就送给老乡了，别要钱，房东的酱油膏也别要钱。人家还给你们栆和黄米了，要人家钱就不合适了，就说我送的。别家困难的也别要人家钱了，都帮过你们。”我回答：“放心吧，我知道了。”

    车开的时候，我和妈妈、弟弟挥手告别，我看到这一次妈妈强忍着没让眼泪流下来。

2012-2-15

    火车驶出了北京站，送别的亲人离我们越来越远，直到看不见了我才坐下来，可能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心事，半天谁都没说话。

    我当时心里想的是：刚开始插队时，想着自己就算自立了，能养活自己了，但没想到回这一趟家，连吃带拿的，加上火车票、妈妈给的路上和回去后的零花钱、做衣服、买衣服、给老乡带的东西，用去家里不积蓄，看来以后不可能常回来了，不能总给家人增加负担。

    又想着回去后我就一个人住一孔窑洞了，更寂寞了，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了，临行前本来弟弟要把他组装的半导体给我，我知道李岳恒带去的那个半导体，山区由于信号不好声音断断续续，他和陆民到陕北第二天跑到山顶去试信号都不行，而且需要四节电池很费电，买电池需要到公社或县城才能买到，又得一笔开支，后来正好提包也放不下了所以就放弃了。

    还想着姥姥白天又是一人在家了，少了我这个帮手，她还要忙碌做饭洗衣，夜晚一人睡觉也很孤单。我刚走她暂时不会再跪床上望着窗外等我了吧？-----。

    叔洲因为晕车，多数时间闭着眼打瞌睡，吃饭也不敢多吃，一盒饭每次还分给我和李岳恒一半，在火车上我们都吃的餐车送来的饭，带的东西只吃了一点儿水果，开饭时我拿出点心请他俩吃。说帮我减轻点儿分量，他俩都说还是想吃饭，都带着点心呢不想吃。让我留着汽车路上吃。

    出发时北京是晴天，一天一夜后到了西安就阴天了。换乘到铜川的火车还算顺利，但铜川-延安的汽车候车室已经人满为患，我们三人就在车站排了一夜的队。叔洲姐很要强，火车上就吐了好几次，我俩说照顾她别排了，但她就是不肯，趴在售票窗口，两次睡着跌倒爬起来接着排。别看她个子瘦小劲可不小，我拽她歇会还拽不动。她简直太坚强了。

    我们排在前边，第二天顺利买到军用卡车票，早上六点半天刚蒙蒙亮，我们乘坐的卡车就从铜川出发了，天上下起了大雪，卡车缓慢地行驶在白雪皑皑地盘山道上，车轱辘上沾的雪越来越厚，渐渐结成了冰，开始打滑。上坡经常是司机虽然猛踩油门，但只听到汽车发动机的轰鸣声，车轱辘就在原地打转转不肯前进一公分。有时甚至往后退，有一次几乎退到了悬崖边上。幸亏开车的都是有经验的老司机，才躲过了一次又一次的危险。

    车开的速度特别慢，司机不停地刹车、启动，使原本就晕车的叔洲姐不停地呕吐，脸色煞白，我和李岳恒都很着急，却帮不上她，叔洲姐很坚强，一点儿没表示出难过的样子，每次吐完都笑着说：“好了，没事了。”

    汽车走走停停，到达洛川时天色渐黑，司机不敢再开了，我们就在洛川汽车站候车室休息下来。（没想到一困就是三天三夜。）

2012-2-17

    我们到达洛川时，候车室的人还不算多，但一卡车一卡车的知青陆续到达，把个候车室挤得满满当当。那一天在汽车上我们就吃的点心，喝着水壶里的凉水过来的，真想喝点热水，但是车站都没有，坐在地上熬过一夜。那一夜我坐在手提包上，抱着网兜和书包，虽然咯得很不舒服，但至少不太凉。许第二天雪还在下，不光我们的车不发，铜川方面的卡车还在陆续开来，也许是铜川到洛川的路比洛川到延安的路好走一点儿，也许铜川的雪下得没这边大，还有可能铜川汽车站也积压的人太多怕出事，总之洛川这里是人越聚越多，售票窗口不时传来工作人员在电话中的抱怨声，要求铜川不要再发车过来了。

    一间小小的候车室挤得水泄不通，上一次厕所要挤好半天才能出去。连个下脚的缝都很难找到，出去一次嘴里得不停地说：“谢谢、劳驾、对不起、让一下。”否则人家不配合根本出不去，就那样手还不时得扶一下人家的肩膀找个支撑点，不然随时可能有点儿阻力就倒了，看见有人出去，外边就有人挤进来，本来是坐在地上的，但回来后只能站着了。等着周围谁再出去，才能再重新坐下。

    这一天就把随身带的军用水壶中仅有的一点水都喝光了，我们三个从家里带出的蛋糕、桃酥、鸡蛋也都快吃光了，每顿不敢吃饱，饿得不行了，才吃一点儿，因不知还会困几天，起码还有到延安、延长、和回村的路上呢。

    有几个男知青看上去有点不讲理，一看有人吃东西就挤过来要，先背一条毛主席语录，弄的人哭笑不得，只得分他们一点儿。

    旁边有个男知青嫌我的手提包占地方，让我抱起来想多坐一个人，我只能听从了，抱起东西就只能坐在冰冷的地下。其实我抱着提包也挤不下一个人，只是周围稍稍松快了一点儿。

    因为没吃没喝，人的心情也变得特别坏，有抽烟的、骂人的，还有打群架的。室内烟雾缭绕，到处是嘈杂声，空气异常恶劣。

    在大家伙的强烈不满下，长途车站的负责人才给送来了一些开水和食物。但每次供应的水很有限，都不够喝，记得一听说水来了，李岳恒都会挤出去帮我俩抢一点儿，也不敢多喝，怕上厕所，我们每个人嘴上都干的裂了口子，象刚发过高烧一样。

    这一天夜里，连伸伸腿都做不到了，我和叔洲姐谁的腿抽筋了就放到对方怀里让帮着揉一揉，我抱着手提包，上边摞着网兜和书包，压得腿又麻又疼，困得厉害就趴在上边打个盹。

    院子里的雪地上也坐满了知青，淋着大雪，看着比我们可怜多了。

    到了第三天，大雪还在下，有很多感冒的人开始发烧，屋内外咳嗽声不断，还有冻伤脚和手的，我的脚后跟也冻了一个大包，红肿、痛痒都有，好在我自己带着冻伤药膏，还借给周围人用了呢。

    应知青们几次三番的要求，来了几位自称是领导的人，并带来了两位医生，拿来了一些简单的药品和体温表、听诊器、血压表。一时间屋里七嘴八舌象炸了锅，听不清每个人都在说什么。待安静下来后，有位领导人发言说：“我太官僚了，也没人向我汇报，刚刚听说你们的情况就赶过来了，对不起大家了，让大家受苦了，我们一定想办法尽量帮助你们解决眼前的困难，天一晴，保证让大家安全上路------。”

    他诚恳的话赢得了大家的掌声，暂时安抚住情绪，随后他还提出让知青选出代表负责汇报、协商、解决一些具体事宜。

    第一次商议决定知青成立一个临时组织，协助站上搞好秩序：候车室不许抽烟、不许随地吐痰，不许打架斗殴，还要做好心理辅导工作，为大家提供生活服务，及时向上边反映意见和建议，李岳恒自告奋勇加入了服务小分队，负责烧水，送水。

    第二次商议决定让体格健壮的撤到外边，照顾院子里体弱有病的女生进来。这一决定宣布前，首先号召大家在关键时刻要牢记毛主席的伟大教导，领导带领我们全体一起齐声朗诵毛主席语录：“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

    朗诵完后一经动员，令人感动的一幕出现了，许多男知青争先报名。也有女知青说自己身体好报名的。

    我那次正好赶上每月特殊的那几天，加上疲劳头晕，心慌，也有点儿感冒没有报名，但感觉自己个子大，虽没人说什么，也有些不好意思。（后来医生检查我心率过速把名字写到黑板上属于重点照顾对象，还稍稍心安了一点儿。但后来还是让女知青都留在屋里了。）

    叔洲姐那时不吐了精神好一点儿还想报名被我阻止了，天晴后上路她还晕车必须保存体力。李岳恒报了名，但他服务时行李还要我俩保管，我和人家说，我们小组就他一个男生，所以没被批准，留下晚上保护、照顾我俩。

    因为头天就有几个看上去有点痞的人要求打开包找吃的，被李岳恒制止了。我的糖和动物饼干是给村里老乡买的，那些孩子等了一年了，多饿我都没舍得动，除非紧急时刻。

    那几个闹事闹得挺带劲，看着身强力壮到处讨吃食的男知青被挨个动员后却死活不肯去院子里，但有了临时领导小组，他们的蛮横也似乎收敛了许多。

    知青全部名字都做了登记，自愿分了小组。基本是认识的人一组，所以我们组就我们三人。

    屋子一角腾出一小块地方，放了一张桌子还两把椅子白天供临时看病使用。还放了一块小黑板，有粉笔，浆糊。黑板上记录了身体不好的重点保护人员名单，也供发布消息使用，晚上医生不在有病也可以往上边留言。知青发现好人好事也可以写稿子往上贴，车站值夜班的工作人员也随时从这里了解情况，白天用喇叭做宣传。

    晚上，那几个称王称霸的知青就抢睡在医生的办公桌和椅子上。

    记得就是那天下午，有一人从女厕所跑出来回来慌慌张张大喊：“不好了，厕所里到处是血，茅坑里有个血疙瘩。”医生马上去看了回来以后问道：“谁流产了，赶快站出来想办法上医院，不然就危险了。”但问了好久，没人吭气，我后来上厕所也看到了，很恐怖，好多的血呀，坑里坑外到处都是。但始终没有人站出来。候车的也有老乡，不知是否有家人陪同，早就找医院去了。不然流那么多血早该晕倒了。后来有的女生害怕不敢上厕所，有人提议用土把那些吓人的血和东西盖上了。

    这一夜，屋里人少些了，坐下感到松快点儿了，我周围基本都是女知青，都很通情达理，让我把提包放到地下，坐在上边不那么凉了。整个候车室女的居多，抽烟的少了，空气也好些了。

    半夜我出去上厕所，走到门口发现天晴了，星星月亮都出来了，望着银色月光下那些在雪地上熟睡的知青们，我心里说不上是啥滋味。

    有怜悯？因为那么冷的天，我在屋里脚上还起了冻疮，外边是滴水成冰的天气啊。

    更有感动？因为他们全都坐在或躺在门板上，身上还盖着花被子，肯定有当地老乡们前来鼎力相助了。当年在陕北许多的老乡都是家里好几个人才盖一床被子，他们能抽出被子给知青送来是多么的不容易啊！后来听说有的老乡是把自己家唯一睡觉的一孔窑洞门板都卸下来了。用柴草堵家门，这么冷的天，山里还有野兽出没，又冷又不安全，所以能让人不感动吗？

    还有感激？如果没有他们睡在院子里，我们还要继续拥挤地蜷缩着腿，我也不可能坐在手提包上过夜了。

    感觉眼前这一幕真的很壮观，一辈子都会印在脑海里的，永远挥之不去。

    我回屋后看叔洲姐被我惊醒了，小声对她说：“天晴了，我们明天肯定可以出发离开这里了！”她高兴地说：“是吗？太好了！”旁边醒着的人听见了也兴奋地问：“真的？谢天谢地呀！总算快熬出头了！”

        （如果有和我一样困在那里的朋友欢迎回复）

2012-2-20

    天刚蒙蒙亮的时候我来到院子里，看到了温馨的一幕，一位老乡和一个知青在一块门板上披着一床花被子促膝聊天，聊得满亲切，老乡叼着大烟袋吸着烟。其他人也都起来了。

    我不好意思地说：“谢谢你们！这一夜够冷的吧！”

    一位知青说：“没关系，外边空气好，想怎么伸腿就怎么伸腿自由多了。”

    有一位老乡摸样的也用陕西话幽默地说：“屋个不让吸烟，这达不受管制，躺哈还能看星星、月亮，听北京娃篇函传（讲故事）长见识，上个茅厕也方便，美的很呢。”

    他们乐观的态度让我扫去了心中的阴云。吃罢早饭，大约八点领导来了，宣布今天开始发车，按照到达洛川的先后时间我们第一批上车，每个车轱辘都套上了防滑链。

    迎着初升的太阳，在众多人羡慕的眼光中，我们的车终于第一个重新上路了。车带有帆布篷，两边和顶上都罩着，只有后边露着，叔洲怕晕车呕吐不方便，我们就坐在了车厢尾部。

    大雪虽然停了，但三天三夜的鹅毛大雪，路上积雪的厚度可想而知，白茫茫一片，一开始行驶感觉没有了尘土飞扬，空气很好，后来发现平时那些小石头和坑坑，司机可以绕着走，那天都被厚厚的白雪覆盖了看不出来。只能一直前行，碰到障碍就会把人颠簸地跳起来。

    渐渐地防滑链上沾的雪越来越厚，成了一个厚厚的壳，根本起不到防滑作用了，感觉车辆有时不受司机控制似的，在一次平地拐弯的时候车似乎碰到了障碍，车厢剧烈地颠簸了一下，车上的人都一起惊呼了一声，车慢慢停了下来，司机跳下车查看，我们在车尾，清楚地看到，刚刚经过的象是一座没有栏杆的小桥，下边是深不见底的大沟，靠沟边的一个车轱辘印只有半个，说明刚才有半个轱辘是悬空过去的。

    司机是个四十来岁的人，看后说了一句：“好悬呀，我要车速慢一点儿，或刹车快一点儿就完了。”远处开来一辆车想从我们车旁超过去，那个司机探出头问了一句：“有事吗？需要帮助吗？”我们这个车司机回答：“走你的吧，没事。”那车小心翼翼地绕过我们的车开走了。我们车的司机在外边站了好一会，抽了一支烟，可能也吓怕了，稳定一下情绪，车上有人不断催促，他才重新回到驾驶室。车终于又行驶起来，我以为司机有意让后几辆车开道，开的很慢，又一辆车都超过去了，原想路都压出来了，可能就好走了，但没想到前边的车把雪压得一个辙一个辙的，结果车更难行驶了。

    在一次盘上道上坡的时候，车不但没往上爬，反而后退，司机大喊：“车刹不住了！”声音传到车厢里，大家都慌了，一时间感觉大难临头，车马上要掉下山崖似的，司机很有经验，依然牢牢控制着方向盘顺着山路倒退，车厢里乱成一片，如果没有帆布篷，我估计会有人跳下去。直退到一个坡度平缓的地方车才停了下来，后边又一辆车超过我们，我们车上的司机下车后直抱怨他这台车太老了，马力没那些开过去的车大。

    链子上沾的雪太厚了。司机返回车上找了根撬棍，铲除车链子上的雪和冰，几个男知青跳下去轮流帮忙。李岳恒是第一个主动跳下去帮忙的，一番忙碌后，链子上的雪被清理干净了，司机试试刹车没问题，才重新上路。

    那天太阳很好，中午时分，雪开始融化，汽车又开始行驶在泥泞的道路上，颠簸的厉害，叔洲姐又开始新一轮的呕吐，一次一次把胃都吐空了，后来都吐绿水了，原来听说过那是胆汁，我除了在她吐得时候帮她捶捶背，别的什么忙都一点儿帮不上。看着真难受，但她依然微笑着说：“没事。”

    车子在陡峭的山路上摇摇晃晃地行驶着，偶尔还会看到沟里有以前掉下山报废的汽车残骸很是瘆人。忽然车子一晃，右后轱辘陷进一个坑里，司机猛踩油门想冲出来，不料轱辘越陷越深，车身都倾斜了，司机又一次下车查看情况后，让我们都下车，帮着推车，大多数人都下来了，有几个象娇小姐一样，颠簸时最能尖叫的死活不下来，说晕车没劲跳上跳下的（也没见她们吐过。）

    司机上车发动，有人拿着撬棍撬后车轱辘，我们一起用力推，推了半天推不动，李岳恒急了，说那些车上的人：“你们不推车可以，但起码下来减轻点儿重量总可以吧?不然大家谁也走不了。”司机也冲那几个人说：“车子现在倾斜，你们在上边也不舒服，轱辘不整出来，一会加大马力重新启动往外冲，有翻车的可能。为了你们自身的安全还是下来吧。”

    这句话很管事，那几人刷地就起来了，无可奈何、很不情愿地下车了，跑得远远地看着也不肯帮忙，叔洲姐吐成那样还争着要帮着推车呢。都是知青，差距怎么那么大呢！

    反复折腾几次，车还是退不出那个坑，司机下车找了些东西往坑里添，最后又把自己棉大衣脱下垫在轱辘下，正在这时，后边来了一辆卡车停在我们后边，山路狭窄，我们停在中间路上，没法超越。

    司机看到我们这种情况，赶紧也拿了根他车上的撬棍，跳下车前来帮忙，车上还许多男知青也纷纷跳下，但插不下那多只手，后边司机让我们女生让开靠边，选身强力壮的男青年上，我车司机重新发动汽车时，后车司机和李岳恒各拿一根撬棍死死顶在那个陷进去的车轱辘底下，后车有一青年主动过来担当指挥，告诉大家一起喊：“一、二、三！”三字喊出来的同时一起猛用力。我在一边急的直攥拳头，也和他们一起喊，好像也感觉能助他们一把力似的，大家齐心协力听指挥，就这样反复配合三次后，车子猛地一个前行，终于跳出了那个坑坑。

    我们当时真感觉象遇到了救星一样，连连向后边车上的司机和乘客道谢，他们摆摆手说：“应该的，应该的，不光为你们，也为我们自己，不然大家谁都走不了。”

    这些似曾相识的人关键时刻帮了我们（可能大多数是在洛川候车室遇到的知青，因看着有的面孔较熟悉）我们是发自内心地感谢他们。

    司机从车下捡起沾满泥水的大衣，有的地方都被车轮辗压崩了，露着棉花，看得我们都很感动。有人问：“回去领导会赔你一件新大衣吗？”司机反问：“不会吧？要那样敢情好了。”这样的情况后来路上又遇到一次，第二次司机又是把大衣铺到车轮下，自救成功的。

同样方法还救了另一辆抛锚的卡车。本来平时洛川到延安只有四个小时的路程，那天我们又行驶了一天，傍晚才到达延安长途客车站。

    我们和司机挥手说：“一路辛苦了！感谢！再见！”我后来得知那天的司机都是上级精心挑选的，要求是党员、有责任心、有二十年驾龄，都是转业军人。

    又一次望到宝塔山，百感交集、说不上是啥心情。这一天真是吓坏、饿坏、冻坏了。

    李岳恒说：“咱们出去吃点儿饭吧？”

    叔洲姐脸色蜡黄地说：“我不想吃，留在候车室休息给你们看行李吧。”

    我对李岳恒说：“你先去吃吧，吃完换我俩，拿着行李太不方便了。”

    李岳恒走后，我劝叔洲姐：“今晚不坐车了，吃一点儿吧，不然体力更不行了，明天除了坐汽车还要步行四十多里的山路呢。”

    叔洲姐想想也是，等李岳恒回来，勉强和我在延安街上吃了一碗热面，好舒服，我记得饭馆人很多，都是知青，等了好久。

    记得还碰到有几个男知青吃完饭不给钱就走了，气的老板直发脾气。

    （我不懂汽车的事，而且年代久了，关于车的方面肯定有地方写的不对出笑话的，关于事情经过可能也有记得不对的地方，都请指正，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