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陕北插队故事】— 北京知青郭文敏文集摘录

【陕北插队故事】

（71）

北京支延干部毕庶斌的故事

2012-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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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我们到大队后住的窑洞，那个中间蹲着的就是老毕）

    70年夏季，在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的亲切关怀和指示下，上级派来北京干部协助当地政府管理我们北京知青和帮助各级组织搞好延安经济文化建设。延安地区一共来了1200名北京干部。被派到我们公社来的全是北京市公安局的。听说个个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全是德才兼备的好干部。

    分到我们大队的北京干部毕庶斌当年都四十七岁了，身体显得很结实，个子不高，脸膛黑黑的，抬头纹很深很深，爱说爱笑，最令我记忆深刻的是那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里显得充满智慧，说的是一口地道的山东话。为人非常热情，动作也非常敏捷。我们都亲切地称他老毕。

因北京干部不够一个生产队一个人，所以要求我们知青开始并队。这一年赶上第一批招工，大队被招走三个男生和两个女生（去的汉中兵工厂），我们南沟队正好三男两女就决定被合并到瓦石头大队。消息传来，我的心里七上八下说不上什么滋味。

    到南沟插队一年多了，我们和大娘一家及全村男女老少都已产生了很深厚的感情，真舍不得离开他们。老乡也舍不得让我们走，三个男生都是队里的好劳力，我和秀琴也给他们小山村带来不少欢乐和故事。

    我们五名知青之间彼此也都熟悉了，都属于比较忠厚老实会过日子的那种人，性格也还算合得来，在当时大多数知青因各种矛盾分灶的情况下，我们五人始终在一个锅里吃饭，互相照应，已经习惯了五人一灶的生活，如果重新面对一个集体，还得要从头适应。

    大队当时女生还有五人，其中四人是我们学校高中的，还有CSX也比我和秀琴稍大一点儿，其实我和秀琴也喜欢和那些大姐姐在一起，一年多的偶尔接触，感觉她们个个都很会关心人，脾气都很好，就像亲姐姐一样。只是听说大队男知青不爱出工，有的曾出去打群架，还有抽烟的，稍微有点儿犯怵。

    我最舍不得的是我正在教的南沟、于家沟的那些学生及房东的那些孩子们，我和他们已建立了很深厚的友谊。我也很喜欢教书那样的工作。那职业也很适合我，（因我那时血压很高，一干弯腰的活就头晕，心跳过速。）

    并队便于北京干部的管理，这是上级统一决定的，无法更改。我提出留下来到那学期结束后再去大队，但队里和北京干部都不同意我一人继续住在那里，最后只答应我暂时每天还回南沟去给学生上课，早上去，晚上回，自带午饭和于家沟的老师、学生一起吃。（我和张老师坡下休息的窑里有一口锅。）

    队里帮着把我们的箱子和行李都搬运到大队了，剩下一些锅碗瓢盆零碎的生活用品。分装在十个筐子里，准备我们五人每人一付担子挑着走。

    那天北京干部老毕亲自到南沟接我们，当时我的脚还没好，脚面肿的连鞋都提不上去，每天趿拉着鞋走路。

    我清楚地记得当时老毕一把抢过我的担子，冲着那几个男生说：“她脚肿得那么厉害，你们怎么还给她准备一副担子，能空手跟着走就很不错了，哪里还能挑担子？”一位男生连忙解释说：“四副担子装不完，也是没办法。”

    老毕抢过我那副的担子，健步如飞地向前奔去。我心里非常感动，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在那个远离亲人的小山村，望着他的背影，那一刻感觉他就象我的亲人一样，老毕和我的父母年纪差不多，只比父亲小一岁。

    我一时语塞，不知说什么好，只有默默地跟在他后面，一瘸一拐地走着，虽是徒步而行，竟却追不上他。南沟的几个学生一路送我到的瓦石头，我是最后一个进的知青院子。

    大队五个姐姐热情地欢迎了我们，她们五人加上我和秀琴七人睡在一个大炕上，一个人紧挨着另一个人，连翻身都不方便，我和秀琴的箱子不能放到炕上了，被放在窑洞后边一个简易的木架子上，趴着写东西是做不到了了，只能站着写了。

    从那天起，每到白天大家干着不同的活，李岳恒还回南沟粉坊做豆腐，我去南沟教书，叔洲姐在磨房，CSX在林业队，其他人也分工不一样，有的和男劳力干活，有的和老头队出工，还有修水利的，养蚕的，但晚上都回来在一起吃饭，吃饭时男生上炕坐在我们女生的被子上，女生坐在下边的长凳子上，来晚了的就站在窑门口或台阶上吃，大家说说笑笑非常热闹。

    晚上大队年轻人多，搞活动也多，于是我几乎放弃了坚持写日记的习惯，现在想想很后悔，后来在瓦石头的故事记得不如南沟的多，就是因没好好写日记。连社员、队干部名字有的都想不起来了。

    大队离南沟学校有三里多路，正常情况要走20多分钟，我每天一个人一路唱着歌去南沟给学生上课，还能见到那里的老乡和孩子们，又过了一段快乐的日子，后来天冷了，天黑的也早了，队里怕我晚上放学后一人走那段夜路不安全，让我回大队，虽然我一再强调自己不怕走夜路，可队干部坚持说：“你个女娃，万一出点啥事不好向你家里人交代。”。我想坚持到那学期结束的想法彻底破灭了，非常遗憾。

    回到大队不久，XCM大姐本来在瓦石头教四、五年级，临时被抽到文艺宣传队演出去了，于是我接替她教完了那个学期。

    老毕一直和我们知青一个灶吃饭，也帮我们挑水、喂猪、喂鸡、做饭，大队那么多人也是只留一个人做饭，也是大家轮流。

    老毕经常和队里协商，为我们知青解决一些实际问题，他就象家长一样处处为我们着想，首先他为我们争来了10天一个休息日，一个月可以休息三天，开始队里不同意，经过他再三劝说，队里才答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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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我们洗头、洗衣服的小溪边。前右一是秀琴、右二是我、右三是老毕

 

    每到休息日我们一起上小溪边洗头、洗衣服、写家信、去公社买东西，学习。还经常男女生在一起包一顿饺子，边开玩笑边干，那时大家全聚到一起很是热闹、开心。

    老毕可能出生在农村，会很多农活，他还教会了我们做豆腐，榨麻油。有时老毕还借交庆爷爷的猎枪到山里给我们打点儿野味改善生活。

    北京干部定期到公社开碰头会，交流经验。记得有一次，老毕和其它队的北京干部从公社开会回来路上还抓住了一只野鸡。他说那只野鸡见到他们时吓得飞起来不小心撞倒高高的崖壁上，滚落下来，几人中只有他反应最快，一瞬间没等鸡站稳，他就百米冲刺的速度上前去抓住了那只野鸡，他的头脑反映极快，动作异常迅速，不愧是搞公安出身的。

    还有一次，当一个男生上炕吃饭，抬腿的一霎那，脚不小心碰倒了一个刚灌满水放在炕头的暖瓶，我们好几个人看到后都被吓呆了，那暖瓶口正冲着我们坐着的一排女生，三个人一个长凳，共两个长凳，六个人腿前都顶着炕沿，想跑都来不及了。有人发出惊叫声，有人吓得侧过身去，我看见老毕在暖瓶倒下那一瞬间就用他那一只布满老茧的手把暖瓶立起，动作神速，眼见瓶塞都滚落了，水居然就洒出一点点儿，如果稍晚一点儿说不定谁就会被烫伤了。当时我们都楞在那里了，老毕却象没事人一样什么都没说，接着吃他的饭。

    我还记得他反应迅速的一件事，也是发生在吃饭时，那天炕边上放了一个盆，盆上是一大盖帘切好的发糕，就放在在老毕的右侧，大家你一块、他一块的拿着吃，不料正当有人拿起一块发糕后，剩余的发糕因摆放不均引得重心偏了，那盖帘眼看朝地倾斜了，如果翻了，发糕就掉到土地上了，谁是迟那时快，只见老毕一巴掌按住盖帘的中心点，才保住剩下的发糕没掉落，那动作太快太准了，我佩服得五体投地。我甚至都觉得老毕眼睛根本看不到那屉发糕的位置，就被他挽救了，事后好几个人都说看到了那一幕但一时不知所措，大家全都对老毕的出手神速赞叹不已。

    有一年，我们队男生窑洞被偷窃了，这可是老毕他们公安干部大显身手的时候，他叫来附近队的北京干部，一起分析案情，最后怀疑是来村走亲戚的一个人干的，他们断定那人偷了东西可能不敢在我们延长县城卖，一定会在下个集日去临镇公社，于是他们等到那一天赶往临镇公社，果然发现那人正用偷来的男生床单铺到地下，吆喝着卖偷来的大枣，身上还穿着偷男生的棉毛裤。人赃俱获，当场抓住了那个人。

    他们原准备把那人押解回来交给队上处理此事，没想到那人半路跳崖了。这小偷可能也是个好吃懒做的，他可能不知回队交到知青手里会有啥后果害怕了，其实就偷了一个手电，一条棉毛裤，一条床单和一些大枣，为此丢了性命，太不可思议了。

    老毕和当地老乡关系处的也非常好，他很直爽，有啥说啥，也很能干。他给村里出了不少生产上的好点子，老乡和队干部都很尊敬他，他挑水。锄地、割麦子、挑担都是一把好手，乡亲们称他是毛主席派来的好干部。

    老毕最让我感动的是72年底的招工，那次是大批招工。因铁路是工务段工人，考虑劳动强度大，所以人家招工师傅说只要男生，不要女生，北京干部力争一男一女搭配招，几番争执后，招工师傅最终还是妥协了。

    （我七一年夏天曾被延长县电信局招走，培训期间被查出高血压、心脏病，一周后退回队里。后来曾回北京看过一段病，稍好一点儿就回陕北继续过插队生活了，而且最后一年全是在队里干的农活，割麦子在山上还曾经晕倒过。）

    老毕对72年铁路招工的师傅介绍了我的情况说：“你们把她招走吧，她是你们铁路子女，就照顾一下吧，如果她当不了工人，继续留在这里连病都看不起。”

    招工师傅看了我的档案，确认我是铁路子女，才答应说：“你只要能让她体检过关，我们就招她走。”

    那时已经有北京知青在县医院当了医生的，在那个医生的同情、帮助下，我才被勉强体检过关。这件事是后来招工师傅在西安运输学校时对我说的，老毕一点儿没向我透露，我得知后非常感动。

    妈妈听说后也特意到他家表示感谢。如果那次招工我出不来，队里就只剩下我一个女生了。日子得多难过呀。

    我回京后去过他家好几次，插队时我和秀琴也去过他家，那时他女儿还小，后来长成了一个漂亮的大姑娘。他的爱人很热情，每次都非留我吃饭。

    老毕放弃了北京那么舒适的生活，把那么小的女儿和家都留给妻子一人照顾，自愿来到陕北，为知青、为延安的发展做贡献，很让人感动。他在陕北生活了五年多，为我们知青和村里百姓生活进步付出了太多太多，他在陕北比我插队呆的时间还长，他是北京干部里撤离比较晚的，75年以后才离开陕北，后来得了脑血管病，很多年前就去世了。

    记得听说他病了，我曾去看过他一次，后来听说他糊涂了，不认人了就没有再去看他，他住德胜门，离我家太远，那时我孩子小，自己工作忙也身体多病，听说他走了也很后悔，想想那时真应该再多看看他。

    老毕可称得上是个尽职尽责的毛主席领导下的好干部，我们会永远怀念他，愿他在天堂快乐、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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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毕和我队女生在小学校院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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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排左一是老毕的女儿，后来成了一个漂亮的大姑娘。后排中间是老毕，前排右一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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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冬天，队里七个女知青和北京干部毕庶斌的女儿小燕在天安门广场的照片。 

前排左一是我。左三是小燕。

 

    （哪里写的不对的，希望队里知青给我纠正。）

【陕北插队故事】

（72）

荨麻疹带来的烦恼

2012-5-4

    因为有了上次回家往返路上的艰辛及给家里带来的麻烦负担，71年我们大队好多知青都没有回家过年。

    那年春节大队准备搞庆祝晚会，要求各村都要准备文艺节目，南沟几个女子找到了我和秀琴，让我俩帮她们准备一个节目，我和秀琴考虑再三，准备排演一个六个老婆学毛选。

    那一阵子，不知是对啥过敏，我起了一身荨麻疹，每天浑身奇痒无比，一个一个蚕豆大小的疙瘩经手一挠越变越大，最后能连成一个拳头大小的大疙瘩，那疙瘩全身任何一个部位都会起，凸出皮肤，边是红色的，中间发青，每天会自动消失，第二天还会重新起，如果起在脸颊或者嘴唇上，脸部就都变形的了，吃饭时我都不好意思抬头，起在胳膊、腿上、后背还能挠痒，起在脚上，也不好随时脱了鞋子抓痒，就使劲跺脚止痒，起在前胸就只能忍着，心里和身体都备受摧残。

    我只好向队长请假到公社看病，公社卫生院的大夫让我打静脉葡萄糖酸钙，静脉注射大队赤脚医生不敢打，只好去公社打，来回40多里路，每天耽误半天工，连打了三针，我记得每次针管推药的时候嗓子眼儿热乎乎，三针打完有些好转，医生说要继续打，但我实在不想天天跑那么远去打针，就开了点苯海拉明药片吃，可针一停疙瘩就又起来了，那药片不太管用。我想找些比较对症的药吃，又不敢告诉妈妈，怕她着急，只好给姐姐写信让她帮我问问医生，买些特效药寄来。

    姐姐接到信，就立即给我寻医问药，一封信往返最快也得十二天，十多天后给我收到姐姐寄来的包裹单，连忙请假到公社取回来，是一个精致小木盒包装（至今我还保留着这个盒子，上边有姐夫很帅的钢笔字和一个保价标记）。里边装着一个褐色的小玻璃药瓶，瓶内是100片扑尔敏。

    那年冬天最冷的时候，外边滴水成冰，队里安排我们干搓玉米的活，大家做成一圈，把干玉米棒子上的粒搓下来，这个活在窑洞里进行，风吹不着、雪淋不到，因此冻不着，也不太费体力，就是累手，也很单调，于是大家围坐在一起轮流讲故事提神儿，我吃了扑尔敏，浑身瘙痒倒是好些了，但就是特别犯困，我有时手里搓着玉米眼皮却抬不起来，直打盹，平时我讲故事绘声绘色大家都爱听，但那些日子轮到我讲故事时，讲着讲着就感到神志模糊了，前言不搭后语。直到引得大家哄堂大笑我才清醒。

    晚上排节目也困得睁不开眼，上眼皮和下眼皮直打架，有时扭着都能打盹，和别人撞在一起才清醒，南沟的四个女子每天收工后跑好几里地来大队部找我学习舞蹈，因此我还被批评不严肃认真，真是委屈。只好宁肯忍受痒的折磨也不敢吃药了。

    那几个女子们没怎么演过节目，身板很硬，动作也不协调，我和秀琴一点儿一点儿地给她们纠正动作，手把手地教，南沟玲玲的二姐辨很聪明，嗓子也好，不光唱的好，演出也很有天赋，表情丰富，身子很灵活，动作学得最快最好，杏叶和矮子也还可以，只有玲玲平时干活很麻利，跳舞动作却很不协调，动作出来逗得人直想笑，好几次她都想不演了，我只好连哄带劝。经过一段时间的排练，终于有了进步，表演起来，自如整齐多了。

    队里为照顾大家年三十吃饺子，把联欢会定在了腊月二十七。

    那天小学校院子里点起了火把和许多盏马灯，我们那个节目动作都是大家一起商量、反复修改完成的，没有服装，就商量好那天都穿自己的花棉袄，我的棉袄是绿花的，秀琴是古铜色加黄花的，玲玲和辨是红白花的，杏叶和矮子是紫花的，五颜六色也很好看，每人都围个白毛巾，象电影偷地雷的那样子。

    那些女子多数都是第一次演出，大队从县城买了简单的化妆品，我们在队部窑洞画完妆，六个人面面相望都忍不住捧腹大笑，有的女子生怕口红掉了，说话上嘴唇都不敢碰下嘴唇，字都咬不清楚了，对着小镜子左照右照，玲玲临上场了却紧张得不想演了，我再三劝说才上场，由于节目短，我接受大队姐姐们的建议，决定反复表演两遍。

    之前就把歌词给了几个姐姐，让她们帮着伴唱，后来几个姐姐反映第一遍演得还显得很拘谨，不整齐有点儿乱，玲玲紧张的忘了变换队形，被我推了一把才想起来，结果和姐姐辨撞到了一起，引得全场哄堂大笑，第二遍就好多了，我们六人个子高矮悬殊很大，那些弯腰弓背、摇头晃脑、夸张的动作引来村民阵阵叫好声和掌声，最后普遍反映我们节目演的还不错，没有白辛苦。

    那些女子下来后也兴奋了好久，后来见面长谈起这次演出，我和秀琴回到窑里就把脸洗了，南沟的几个女子后来说她们好几天都没洗脸，只把黑黑的抬头纹擦了，脸上的粉和口红舍不得卸妆，以前从来没画过妆。

    我为此也付出了代价，因吃药不连续，急性荨麻疹后来转成慢性的了，过了好久好久都不好，每天都很难受、很痛苦，不光是痒得难受，头也昏昏沉沉的，起在嗓子里连呼吸都感到吃力，起在肠胃里还会拉肚子。

    记得到春天种土豆的时候，我的荨麻疹还没好，我们几个婆姨被派去准备土豆种子，任务是把一个个土豆按照发芽的窝窝用刀破成几瓣种，我在切土豆时因吃治过敏的药物犯困好几次切不准位置，甚至打盹差点切到手指头，引得一同干活的几个婆姨们哈哈大笑，我真是羞愧得不得了。

    这个皮肤病足足折腾了我半年多才自愈。但除了上医院打针、取药，没影响出工，可能觉得这病没啥危险吧，一直也没想过回北京治治病。

    回京后也曾犯过这病，医生讲这病如引起喉头水肿，必要时还需切开气管，有时甚至能危及生命。

    我当时在陕北还真不懂这病会有那么严重的，否则当时一定会害怕，毕竟那里离医院远呀。

【陕北插队故事】

（73）

在二圪台任教师的日子

2012-5-13

    一九七一年三月至七月我在二圪台学校当了一学期的代课老师。

    二圪台学校是一所公社办的七年制学校，小学五个年级，中学两个年级。这一行正是我喜欢的工作，接到通知我立刻在几个姐姐们的帮助下收拾行李，玉纹姐看我的被子脏了，把她刚拆洗干净的被子给了我。

    这所学校比起大队里办的小学正规多了，学生上完七年课就初中毕业了。

    学校在沟里，离通往公社的大路不远，路边有小河水，挑水洗衣都很方便，离公社大约才十里地，学校有住校生，有食堂。

    校长、主任、炊事员、管总务的老师都住校，女老师住校的就我一个人，二圪台知青侯文薇是在这个学校教初中班的，她是我们北京母校铁二中高中班毕业的，那个学期她象大姐姐一样处处照顾我，我每天晚上就睡在办公室。

    二圪台村有一个神经病人，据说是他是在战场上被厮杀血淋淋的场面吓疯的，我住的那个窑洞外的院子是学生上体育课的小操场，有一个乒乓球的案子，离我的窑洞门很近，那个神经病经常半夜站在那个球案子上喊：“一连向左，二连向右，冲啊！杀呀！---”我常常被闹得半夜惊醒，睡不着觉，听说他经常是一丝不挂，手里还拿着刀，但我从来没敢从门缝往外看过。

    侯文薇怕我一人住害怕，经常晚上从知青点儿抱着被子过来陪我睡觉，她说：“我和你们队的高中女生都很好，她们交代过让我照顾好你，我答应了就要兑现。”她有时在知青点晚上还要学习，我说：“我胆子大，一个人住不害怕，你不要来回跑了。”她说：“没事，我正好也批改作业、备备课。”我知道其实她这样主要还是为了陪我做伴，人家知青点儿人多也热闹啊！

    学校的学生和在职员工都是自带加工好的粮食交给总务老师登记后库存的，那时大多数家庭都没有秤，每次带来的粮食分量都不一样，总务老师要过秤记账，还负责采购和发放办公用品，每天买菜最少还要到十里外的公社，很辛苦，还负责协助炊事员一起做饭。

    我周末回队约10里路，每次返回要带够一周的粮食。

    我教的是四年级一个班的语文和算术，这个班是学校很头疼的一个班，我那年整20岁，那时班里学生的年龄参差不齐，年龄最大的一个男生叫金郎子，比我才小三岁，那年17岁了，喉结很明显，说话已经瓮声瓮气变声了，象个青年人了，他比初二学生年龄还大，他说话态度很蛮横，在学校称王称霸，据说学校原来没人能管得了他，被称为不可救药、品德败坏的学生，他是住校生，我刚开始接这个班，他看我是个年轻老师，也想给我捣捣乱，给我一个下马威，上课一点儿规矩都没有，随便下座位，接话茬，打骂同学，抢东西，自己不完成作业，还撕好同学的作业本叠飞机，下课后还欺负其他年级的同学，学校里所有同学都怕他，校长主任他都不怕。

    我接管这个班后，开始没有和他强硬对着干，而是慢慢观察他，了解他是吃软不吃硬，于是放学后多次主动找他谈心，生活上关心他。有一次他生病了没吃晚饭，我经过校领导批准，向炊事员要了食堂钥匙，亲自给他做了一碗鸡蛋面条送到宿舍，他那次吃了很感动。给我讲了家里的一些实际困难和不幸，我听了也感到很同情他。

    后来他开始主动配合我的工作，帮我收作业本，带头早起搞卫生，还帮助给办公室打水，于是我让他担任了班里干部，负责班里的一些日常工作，他有一点点进步就在全班表扬他，放学后我帮助他补习功课，慢慢地靠近他，使他一点点开始转变，有心里话也开始和我说了，虽然他脾气很坏，开始表现也时有反复，但总归看到他在一点点地进步，学校的老师和领导看到他的变化都很惊讶，对我的工作也很满意。

    二圪台学校的炊事员显得很精明能干，年龄象是50多岁了，一人要做那么多学生和老师的饭，当然我们老师和领导也经常去给他帮忙摘菜，烧火，这个炊事员可不一般，身材不胖不瘦，头发总是梳理的光溜溜的，很讲卫生，白色的工作服和围裙总洗的干干净净，清晨再忙，他也要坚持到小溪边锻炼一下身体，下班后也总喜欢穿一件干净的白衬衫，很有风度，说话中透着有文化，举手投足都和普通村子里的老百姓不一样，感觉他绝对是个见过世面的人，听说他身上有许多伤疤，言语中曾透露出他当过兵，打过仗，但从不肯和人细讲。

    我教的班里后来转来一名女生，她的爸爸是延长县武装部的副部长，有一次来学校开家长会，无意中看到了我们的炊事员，追来追去的看，一脸的惊讶，最后还是忍不住问：“你叫XXX吧？你是我的老团长吧？”炊事员开始还躲躲闪闪说：“我不是，你认错人了。”那位家长说：“我看看你身上有没有伤疤就能确定，老团长身上哪里有伤疤，我可都记得清清楚楚。”

炊事员一听，知道这次躲不过去了，犹豫片刻，只好承认了。

    那位家长说：“我是你的警卫员XXX呀，那天夜里都怪我睡着了，醒了怎么也找不到你，我找了你好久，不知哭了多少回，你后来到哪里去了？怎么不和我说一声呀，那阵子真是快急死我了，我一觉把首长丢了真不好交代，为此受了不少批评、甚至还给了一个小小的处分。”

    那天这位家长会后和他的老团长喝酒叙旧到很晚，晚上我望着在煤油灯跳动下印在窗户上晃动的两个身影，听着他们的阵阵笑声，非常感动。

    我后来了解到：这个炊事员原来是解放军的一个团长，部队南下的时候，他负了伤，在后方养伤期间，他想老婆、儿子，偷跑回家，结果回到家才知道老婆和儿子都被敌人杀死了，他就一直在外隐姓埋名务农了，直到这所学校成立他来应聘成功，他后来没再结婚，一直独身一人一辈子。

    他后来对我说：“我当初养伤时想到如果南下牺牲了，就见不到老婆孩子了，只想回家看他们一眼，那晚趁警卫员睡着就溜走了，我后来没有脸再回部队，因为我没和任何人请假，开小差就算是逃兵了，但如果南下我可能早已光荣了，很多南下的人都牺牲了。”

    我说：“那你要真活下来，肯定也是个大干部了，你的警卫员都当了县武装部长了，你后悔吗？”

    他说：“已经这样做了，也谈不上后悔不后悔，但如果我事先知道老婆孩子被杀了我就不会逃跑了。”

    我至今有个疑问，县武装部长本不是我们那里的，孩子在我们那里也是住校，为什么没到县里去上学呢，县里条件比我们那里好啊，隐约记着他还是朝鲜族的，解放后为了继续找老团长才留到县里的，难道为了找老团长才让女儿来这个学校？

    后来这位武装部长给他的老团长在县里多次找了轻松的工作，但他的老团长一直没有接受，他说已熟悉喜爱这项工作了，不愿意离开这里了，到我离开陕北时他还继续默默无闻地干着学校炊事员的工作。

    我到二圪台学校后，用总务老师买东西剩的包装纸盒做了不少数学教具，好让学生们上课时容易理解小数和分数，我上课还喜欢画图，并教给班里的学生也画，这样对算术题中的多多少和少多少容易理解，一目了然。

    县教育专干听了我的课评价很好，他鼓励我报考延安师范，给了我一张报名表，还说只要我报了名，就一定保证我能考上。

    我周末拿着表回到队里，听说玉纹姐要去县里送公粮，就托她帮我把延安师范学校的报名表交上去。

    第二周回队才得知玉纹姐没有给我交那份报名表，当时已过了报名时间，再去报已晚了，她开始对我说她忘了，我还直埋怨她，其实后来我才知道她是听说上完学必须回当地教书，玉纹姐看我那时身体不好，怕以后知青招工都走远了，我一人留在当地没人照顾，孤独。

    我得知这一切后非常感激她。到底姐姐比我大几岁，考虑比我全面，我只考虑自己当时的身体不适合干农活，就想深造一下，拿个文凭长期当农村老师了。没想到后来还会有机会离开陕北。

    我那时在学校和学生一起出操、上体育课，一起和他们玩游戏，给他们讲故事，教他们唱歌、跳舞，和学生关系处的很好，我班学生在学校文体比赛成绩都是最棒的，文化课的统考成绩在公社也算是好的。

    我记得班里有个特聪明的学生，数学一点就通，每次黑板上的题刚一出来他就算出来了，做作业速度比别人快出好些，成绩始终保持第一。

    记得那时有一次在公社开教师会我说这个学生头大，可能天生脑子容量比别人也大，所以聪明，当时还引起大家哄堂大笑，把我都笑毛了。好久我都觉得那句话形容他很合适，没啥可笑的呀？只是时间久了忘记了他的名字，不知后来是否有所作为？他现在也该有50岁了。

    我在二圪台教书那四个半月，是我在陕北度过的一段最快乐时光。

【陕北插队故事】

（74）

烈士张大力和妹妹张莉的故事

2012-5-15

    七一年五月端午节那几天，学生给我送来了好多粽子，说他们这里有个传统，年年端午节家家都给老师送粽子，有的一人就送十二个，我们班里近40人，几乎个个都送了，黄米大枣的，一时间每个老师办公桌子的粽子都堆得象小山一样。

    那时天气热了放不住，我只好上课先动员每个同学吃粽子，还打来一桶凉水把粽子泡上，每天换三次水，晚上连忙送回队里知青灶一些，队里夏姐在村上当老师，也收到不少粽子。

一位男生幽默地说：“告诉那些学生明年别送了，我挑着担子各家各户去收就行了。”

    一天，我上完课刚回到办公室，院子里来了一位和我年级差不多的陌生人，一眼我就看出她是知青，她说要找玉纹姐。玉纹姐上个学期曾在这里任教。

    我说：“玉纹姐这学期回队里了，有什么事吗？”

    她说：“没事，以前路过这儿常在这里歇脚，和玉纹姐聊天。”

    我连忙把她让进办公室，给她倒了一缸子开水，拿了几个粽子请她帮忙吃，然后问她：“你是知青吧？哪个大队的？”

    她回答：“我是王良沟的，去公社路过这里。”

    我听了一下楞到那里了，盯着她看了足有好几秒钟。

    我吃惊地问：“你是张莉？”

    她说：“是啊，你认识我？”

    我回答：“我没见过你，但我知道你哥哥张大力的事迹，早就听说你们队就你一个女生，你哥哥所做的事很令我感动，但队里没同意我们去参加追悼会，我很同情你，也敬佩你，听说招工你哪里都不去。”

    她说：“哥哥在这里，我舍不得离开他，我要陪着他。”

    那天张莉从公社办事回来还给我带回了家信。当时学校已经放学了，侯文薇也回知青灶了，办公室就我一人，我和她聊了许久，她向我讲述了她哥哥的故事，我深深地被大力的事迹所感动。临走，我让她带些粽子回去，她说什么都不肯，可能还是觉得不太熟吧，我把她送到大路上，分别时说：“以后你路过这里，就来这儿休息一下喝点儿水，就和以前玉纹姐在这儿一样，千万别客气，知青都是一家人。”

    但我一个月后就离开了那里，后来再没见到过她。

    大力在陕北插队仅10个月，但他生前为老乡看病感人的故事很多，我感觉他之所以被追认为烈士，不止是因为他的死，而是他活着时所做的那些事使他可以当之无愧地被称为烈士。从大力的日记里边可以看出大力生前为老乡们所做的那些故事的记载。

    我队的赤脚医生，知青朱大春那天对我讲：大力牺牲的那个时间，本该正在301医院学习呢，但他惦记着陕北的乡亲们，就提前回去了，他牺牲时，和他一起学习的大春等知青还都在北京解放军总医院呢，出事的时候还没学完呢，大力说后边的东西他提前学完了，就着急回陕北了。

    大力是北京男四中的，那是北京市最好的学校，考进男四中的个个成绩都是相当棒的，后来他们队的知青工作后都大有成就，也给过陕北不少帮助，大力要是活着，一定也会很有作为的。

    1997年著名摄影师黒明在西单华威大厦为他的《走过青春》一书签名售书，我买了六本，三本是送人，两本是给人带的，人家委托我让黑明给签上字，正好中午人少，黑明听说我是陕北插队知青，边给我签字边问起我是哪个县插队的，当听说我是延长县安沟公社的，他焦急地指着一束鲜花对我说：“那束花是送给张大力妹妹张莉的，可到现在还没找到她，再找不到那花就凋谢了。”

    我说：“我可以打电话帮你联系试试。”可那年我还没有手机。

    黑明连忙把他的手机借给我，我打了好几个电话，联系了我队朱大春和玉纹姐，得知张莉去陕北拍纪录片了，马上就回来。

    当天下午，张莉就在我队姐姐们的陪同下到西单见到了黑明，收到了黑明送她的那束花。

我写了好久张大力牺牲时的故事，都是听来的，有他的妹妹张莉亲口对我讲的，也有听其他知青和老乡传说的，总觉得写的不满意，今天看到了和他一起插队的朱晓明写的很细致，特转载过来了。

下边这篇文发表于《回首黄土地》

    原在延长县安沟公社王良沟插队落户的知青朱晓明写的。为了让大家了解张大力烈士的故事，特转载过来了：

    1969年12月4日，黄土高原上一个平常的冬日。那是一个多雪的冬天，满山满沟，都覆盖着一层厚厚的积雪。

    我们的知识青年小组，是一个六口之家，五男一女。五位男生张大力、小青、向东、世弘和我，是北京四中高一的同班同学。唯一的女生小莉是大力的妹妹，北京一O一中初一的学生，跟哥哥一起来到陕北延长县安沟公社王良沟生产队。

    这些日子，小青回北京探亲，向东在公社开会，我到县里参加通迅员学习班。家里只剩三个人，大力兄妹和世弘。

    我们的家是一溜排开三孔朝南的新窑。男生住东头最大的一孔窑。这窑很深，大约有三丈二三，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洞。当地有“两丈为窑，三丈为洞”之说。打这么深，是我们的主张，以便作为集体活动的场所。中间的一孔小窑是小莉住的，又兼作村里的小学校，小莉是唯一的老师。西边的一孔窑是仓库。

    小莉记忆里最后一幕是头天晚上，与哥哥俩人凑在一盏煤油灯下看书。大力在读一本针灸书，小莉在看报。

    这天一早。勤快的世弘早早起来去挑水。许是头天夜里看书看得太晚了，小莉起来后看见哥哥还睡着。她的脚步声把大力惊醒了。大力马上起来，一边说：“晚了，晚了”，一边穿衣服。小莉对哥哥说，到上院把昨天没推完的黑麦推下来。大力应了一声，就到上院去了。我们所在的王良沟是个穷村，推磨没有驴，人抱着磨杆转。

    吃罢早饭，像往日一样，大力、世弘、小莉跟队里的老汉、娃娃、婆姨、女子们一起，到对面的罗家山上修水利。其实，那山上并没有水，修水利是修梯田的代名词。水利队是全大队三个生产队（也是三个自然村：王良沟、罗家山、蔡家塬）的劳力组成的。各生产队很少派青壮年来修水利，他们总在做一些更需要技术和经验的活。于是，几个知青就成了水利队的壮劳力。掏土、装车、推车，满头是汗，满身是土。

    大力是全大队仅有的一名“赤脚医生“，不看病的时候，他也尽量地参加各种劳动。我们都相信劳动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必要途径，过度的体力消耗正是在”劳其筋骨，增益其所不能“。到了工地不久，大力背上从不离身的药箱，向罗家山走去，不知又给谁看病去了。水利队上，婆姨、女子们凑到一起，总有说不完的家长里短。劳动的场面不大，通常也就二十来人，但也热气腾腾。至少，几个知青的头上是热气腾腾的。

    突然，从罗家山顶上传来一个娃娃的呐喊，冬日的睛空中回响着一声凄厉、尖细的呼号：“快去呀！大力掉崖了！”

    世弘本能地抄起小镢和水利队的男劳力们一起往罗家山上跑。小莉没有反应过来，怔怔地，还在铲土。婆姨、女子们急忙喊叫：“小莉，还不快看看你哥哥去！”小莉这才回过神来，把铁锹一扔，向山上跑去，后面跟着水利队的婆姨、女子们。

    跑到罗家山郭景达家的窑背上，往下一看，人们不由得倒抽一口冷气，全傻眼了。从大力摔下去的地方，到崖底有一、二十丈深。下去七八丈，有一个台台，再下面是一个大约七八丈深的崖，四周都是直上直下的陡壁。

    从人们的诉说中得知，大力在水利工地上听说罗家山郭景功的儿子得了病，当即放下工具，背了药箱就往他家跑。就在刚拐过弯要进院子时，看家的狗向他扑来。大力毫无准备，手里连个棒棒也没拿，郭家的大人又都不在家，没人拦着狗。大力只好用药箱挡，用脚踢，边挡边退。他穿着一双大头鞋，雪厚鞋滑，不知不觉退到了崖边，不慎失去重心，摔了下去。人掉下去时在那个台台上担了一下。他披着的一件棉军服，被干枯的树枝挂在半山上，而人却重重地跌入崖底。

    顾不上多说，社员们个个奋不顾身地从陡崖上滑下去。几个年轻力壮的社员，挥着小镢，在冻得梆硬的陡崖上掏出一个个脚窝。民兵连长史汉成，全大队三个村里最精壮的小伙子，背着大力，踩着脚窝，一步一步向上攀。汗水顺着他棱角分明的脸往下淌。背到台台上时，史汉成已经累得不行了，世弘又继续背，一直背到窑背上。

    社员们围着大力，一遍一遍地叫着他的名字。不知是谁已打发人到安沟叫医生去了。几个社员忙着绑担架。小莉站在哥哥身边，眼中含着热泪。社员们让小莉叫他，小莉蹲下来，带着哭声叫了几声“哥哥、哥哥！”大力没有答应，只是发出一阵阵很大的哼哼声。只见他的额头破了一条寸半长的口子，额骨也有血，眼半睁着，嘴半张着，眼皮是青的、肿着，整个脸有点歪。小莉再也不敢看，站起来，哭了。大队长郭景达让大小子端来一碗小孩子尿，给大力强灌了半口，不往下咽。人们一个个干着急没輒。

    郭景达张罗着要把担架抬到安沟去，叫小莉和水英先回去把大力的被子拿上。小莉刚进窑门，就听见有人在罗家山半山上呐喊，叫小莉不要拿被子了，赶快到后沟去。小莉心里一下子糊涂了，拿上钱就往后沟跑。半路上，水英追上小莉。她俩经过来福家硷畔底下，来福妈一面擦着泪，一面摇着头走过来。只见前面不远，担架在地上放着，大力在担架上躺着，听不见他的哼哼声。周围蹲着一圈人，都低着头。小莉放慢了脚步，心里不知是咋回事，有点害怕。忽然看见人有把世弘从担架旁抱了起来。小莉的心往下一沉，身子一软，倒在旁边的地畔上，手拼命地抓着地，脚一蹬一蹬的，十几秒钟没有哭出声来。一会儿，好像才明白过来，放声大哭。众人劝她回去，她不回，心里只有一个主意。要守在哥哥身边。这时，听见张明义大叔跟谁说“没气了”。小莉的心急得要炸了，问世弘怎么办？世弘说只有抬到安沟抢救，还有一线希望。

    八名社员急匆匆的抬起担架向前沟走去。小莉深一脚浅一脚地跟着，脑子昏昏的，一会儿就被拉下好远。世弘回了一趟窑，又追上来，手里拿着一张刚从《农村医生手册》上撕下的一页，对小莉说，可能是休克，还说踅梁大队的医生已经叫来了。担架停了下来，踅梁的赤脚医生给大力打了一剂强心针，一行人又继续往安沟赶。

    小莉和张明义大叔在担架后面跟着，快到沟口，远远看见担架放在地上，旁边停着两辆吉普车。大叔说，安沟的医生来了。听见呼噜呼噜的声音，小莉说，“大叔，你听，有气了！”紧跑几步，到跟前一看，见是公社的李医生正在给大力做人工呼吸。旁边的人群里多了向东和公社副书记。小莉背过脸，不敢望。过了一会儿，听见一位公社干部说，“不行了。”小莉回过头来，只见世弘蹲在大力的身边，用手理着他的头发，掉着眼泪。向东站在担架旁，脱帽肃立，眼泪不住地往下掉。小莉坐在路边的石头上痛哭。

    这个地方叫饮马石窠，有一潭碧绿的深水。担架就停在潭边。年轻的大力着一身洗得发白的军衣，盖一床深红色的棉被。一潭碧水，一袭红被，一个刚满二十岁的青年就这样突然地、默默地走了。人们肃立着，围成了圈。大队支书念起了《纪念白求恩》。一时间，似乎一切都凝固了，既悲壮，又苍凉。任潭边的寒风瑟瑟地吹。

    一行人伴着担架返回王良沟。世弘赶到安沟给小青和大力的父母打电报。乡亲们把大力安顿在学校窑里，换了衣服，擦净了脸。

    记不得我是怎么知道这个消息的，只记得那天晚上，我赶过了几十里的山路，从县里回到王良沟。一路上，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这不会是真的，不会。后半夜，回到村里，踏进学校窑门，走近大力身旁。煤油灯下，大力静静地躺在那里，那样安详、坦然，略显苍白的脸，好像是累了、倦了、睡着了一样，好像随时都能醒过来。我们还不能接受大力已经去了这样一事实。

    我们毕竟太年轻了。

    第二天一早，朱家河、踅梁的知青们闻迅赶来。小莉红肿着眼进了窑，一眼看见柜盖上端端正正地放着大力牺牲前背的药箱，禁不住抱着药箱失声痛哭。

    早饭后，向东、世弘、小莉和我同公社的干部一起去出事地点。路过水利工地，社员们正在地头开会，一个个痛哭流涕。我们一直下到崖底，找寻大力的遗物，拾回几块带血的石头。所有的人，心头都是沉甸甸的。我们唱起了《国际歌》，那低沉、悲壮的歌声，从大力倒下去的地方传出，传向远方。

    大力遇难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安沟公社、传遍了延长县，也传到了北京（我们知青小组的组长小青那时正在北京探亲）、传到了天津塘沽（大力的妈妈当时正在那里的华北局干校）、传到了湖北潜江（大力的父亲当时正在那里的中国科学院干校）……唁电、唁函从四面八方向陕北这个不知名的小山村纷至沓来。柏铮（我们公社朱家河大队的知青）从北京寄来了一篇发自肺腑的散文诗式的悼文。

    少不更事的我们，从最初的震惊和打击中恢复过来，迅速投入了我们要亲手料理的第一件后事之中，向东负责对外的联络，我负责起草、刻印大力的生平事迹，世弘和小莉负责应酬家里的事。村里专门开了社员会，讨论大力的后事。老乡们主张做全新的棉衣、棉裤、棉褥、棉被，我们主张一切从简，尽量用大力生前的衣物。双方争执不下。最后，还是给大力换了一身他喜爱的洗白了的军装，戴上了他备用的一副眼镜。

    办理后事忙碌、纷乱的过程中，也发生了一些事情。我们向公社和县里反映了三点要求：第一、根据大力生前的愿望和表现，请求组织上追认大力为中国共产党员；第二、大力在出诊途中不幸遇难，牺牲在工作岗位上，属因公殉职，希望县里和公社批准大力为革命烈士；第三、开一个隆重的追悼会，宣传大力的事迹，寄托人们的哀思，号召全公社的知青向大力学习。

    公社开始也准备宣传大力的事迹，后来，不知什么原因，态度发生了变化。据我们了解，主要原因是由于县里有关部门认为大力“出身不好”。实际上，大力出身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的父亲是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著名的昆虫学专家，为植物保护特别是棉花病虫害防治做出过重要贡献。他的母亲是当时华北局的干部。高级知识分子在那个年代是颇受怀疑的对象，“出身不好”，这道政治障碍也是县里有关部门的领导不得不考虑的因素。另一个原因是认为死人毕竟不是好事，不宜张扬，以免影响全县知青的情绪，动摇知青扎根农村的信心。因此，县里有关部门强调不宜做宣传，不开追悼会。无论当时，还是现在，我们都无意责怪县上的领导，只能归过于那个动乱的、变形的年代。虽然经过我们多次的交涉和申诉，追认党员和烈士的事仍然是不可能的，最后县里决定追悼会可以开，但规模要限制。除了王良沟的大队以外，本公社其他大队的知青和老乡，没有接到开追悼会的正式通知。这种不公正对待的后果，也许要许多年之后才能看得更清楚。

    小青赶回来了，大力的父母赶来了，华北局送了一个很大很大的花圈。

    12月里的一天，大力的追悼会在王良沟生产队的场院上召开。会场是露天的，很简陋，但气氛却分外庄严肃穆。大力的遗像，端挂在临时拉起的幕布中央，前面摆满了大大小小的花圈。台前，横幅上写着“张大力同志永垂不朽”几个大字。

    没有鲜花，没有哀乐，有的只是人们的一片真情。这就足够了。什么也买不来、换不走。

人们一传十，十传百，纷纷赶来了。全大队的乡亲们来了，全公社的知青们和社员代表们来了，大力巡回医疗曾去过的山村里的乡亲们来了。从场院到沟口，一片黑压压的人群。八百多名当地群众和知识青年，翻山越岭赶来，自发地为一个默默无闻的青年送行，为一个曾用自己的心血为人们解除病痛的赤脚医生送行。

    大队支部书记主持了追悼会。县里和公社的干部参加了追悼会。会上宣读了公社作出的向张大力同志学习并追认他为模范共青团员的决定。在陕北寒冷的冬季里，给我们带来了一些暖意，接着，我受知青小组之托宣读悼词，刚念了一句，就念不下去了，泪水模糊了视线。当我哽咽着勉强念下去时，在场的婆姨女子们压抑着发出一阵阵低低的饮泣，刚强的老汉后生们也不时地发出一声声叹息，一个个红了眼圈。

    后生小伙和知青一起，轮换着抬起沉重的棺木向罗家山梁走去，

    后面跟着一支头扎白羊肚手巾，身着黑土布棉袄，手抬一个个花圈的队伍，再后面是老汉们、婆姨女子们和全村的娃娃。茂胜婆姨身孕已重，人们劝她不要去，她不干，非要去。

    我们把大力安葬在罗家山峁最高处一块比较平坦的地方，面向着东方，向着太阳升起的地方，向着我们所来的地方，向着我们的家——北京的家和陕北的家。这块坟地是我们知青选的，因为它是大力离开我们的地方。尽管大家都没有说，但心里的确常常回响起《洪湖赤卫队》里的歌声：“娘啊，儿死后，你要把儿埋在那高山上，让儿的坟墓向东方……”

    下葬、封土、上坟，坟上堆满了花圈。按照当地的风俗，人们绕着大力的墓地走了三圈，以示这是大力的长眠之地，以后任何人不能来占，不能来耕这块地。

    高高的罗家山，你无情地夺走了一个年轻的生命，你又默默地收留了一个年轻的身躯。

一切料理完毕，天已渐渐黑了下来。下山的路上，茂胜婆姨的孩子出生了，一个男孩，生在为大力送葬回来的路上。后来，向东给这孩子取了个名字，叫“记力”，让人们永远记着大力。

    第二年清明，我们和其他队的知青们又来到了大力的坟前。从山里挖来了十棵柏树苗，从山下挑来了几桶清泉水。我们把经过一个冬春日晒雨淋的花圈集中起来烧掉，清除了坟前的杂草，种下了柏树苗，也种下了我们的期望。我们希冀着这一棵棵常青的柏树，长大以后，能连成一片树荫，陪伴着大力，守护着大力，直到永远。

    下面是小莉珍藏的哥哥的日记。也是来自朱晓明的文章。里面记着我们从1969年2月2日离开北京，到12月4日大力牺牲之前十个月插队生活的艰难岁月。这是我们到陕北最初的十个月，也是大力生命中最后的十个月。

    大力的日记记得很勤，也记得很细。它是那么真实、那么朴素，因为它本来只是私人的备忘录，并没有打算，当时也不可能想到会拿去发表。它又是那么丰富、那么生动，令人不忍删节，更不忍把它与死亡联系在一起。我曾打算用自己的笔去写一个大力，看了他的日记之后，我放弃了这个想法。还是让他自己来对你们说吧。

一、立志学医

3月23日星期日农历二月初六睛

    夜里三点钟，郭景达和双喜来敲门讨药。郭景达二哥的小孩病了，还不到一岁，真不敢给药。向东给了八片土霉素。早上起来，听说向东给了药，很胆颤。匆忙吃过早饭，准备去罗家山上看看去。路上碰到郭景达和他二哥二嫂抱着孩子去安沟看病。看着贫下中农焦急的面孔，深切感到医药卫生对于五亿农民是多么重要。稍微重点的病就要到几十里路以外去看，误工不说，病人的危险很大。我们这些知识青年里一定要有一个人下决心学医。

3月29日星期六农历二月十二阴

    和向东、晓明议论了一下卫生员的事儿。贫下中农用血汗把我们养大，我们一家要用文化知识好好为贫下中农服务。我们应当去当卫生员。

3月30日星期日农历二月十三多云有时睛

    决定让本人去学卫生员。

3月31日星期一农历二十四晴

    卫生员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为了彻底改变农村缺医少药的现象，我应该学好卫生员。咱学医，一不为名，二不为利，就是要以白求恩为榜样，好好为贫下中农服务。一想到贫下中农由于缺医少药而产生的种种痛苦，浑身就有用不完的力量。下定决心从自己身上开始练，一定要学出个名堂来。

二、参加卫生员培训班

4月1日星期二农历二月十五晴转阴，有小雨

    十二点半，从家里出发，去安沟报到，参加卫生员培训班，准备好好学一番。对这个新的生活有一种好奇。虽然也感到和我们的集体分开十五天，真是相当长、相当难受。一种复杂的心情。

    到了安沟一看，真是出乎意料，本人虽然已经迟到一天，但仍然是第一名，上一批的还没有走。据说学习和生活安排得很松，没有专人负责。安沟卫生所给组织的，解放军医疗队管培训，之间并不联系。而且柴米油盐菜完全要自己解决，看来处境够困难的。

4月4日星期五农历二月十八晴有时多云，西北风

    卫生所却又把集训的时间推迟到三天以后了，说是过清明，真是涮人不眨眼。而且又说：上级规定，知识青年一年之内不许担任任何职务。卫生员似乎也要算一种职务。本人当即去找公社。我以为，知识青年一方面要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一方面要用所学到的知识好好为贫下中农服务。在这个服务过程中可以建立更深的感情，可以更好地接受教育。我坚决要求继续派我学习卫生员。

4月9日星期三农历二月二十三晴

    到安沟去学卫生员，凭大队革委会的介绍信，很快就征得了公社的同意。卫生所只得把我收下。

4月10日星期四农历二月二十四晴

    学医的第一天。

    通过与解放军接触，感到她们的政治思想工作抓得很紧。她们坚持三同，到老乡家吃派饭，每天有一个人参加生产队的劳动，跟贫下中农可亲了。对我们这些卫生员也是认真培养，不厌其烦地解答我们的问题。

4月12日星期六农历二月二十六晴

    下午，和老骆一起，练习注射。老骆让我往她三角肌和臀大肌上注射了两针。第一次注射，心慌意乱，不是刺斜了，就是没刺进去深度，拔针时还把针斜着拔了，肯定够老骆疼的。但老骆面无俱色，很认真地纠正我的注射动作。为了培养我们这些赤脚医生，解放军花费了多少心血。

    出诊时被狗在大腿上咬了一口，左腿上被咬了两个鲜红的牙印，真气我。

4月17日星期四农历三月初一阴

    到蔡家塬去看病，受到极热情的接待，学了不少东西，也产生了一个问题，妇女要是有病，我怎么给看呢？

    从蔡家塬到罗家山去，和大队长家的狗激战了足足有十分钟，真紧张。大队长对我学习卫生员表示了极大的希望和支持，一再嘱咐我好好学。解放军医疗队的老赵也有意识地给我预约下不少病人，说让我回来后给他们扎针。我一定好好学习，不辜负贫下中农和解放军的希望。

4月18日星期五农历三月初二阴

    冯占彪的四娃病了，很重。看着冯占彪（他婆姨害病没了）消瘦的面颊，我心里真是很着急，生活的担子一下子把他压得老了许多，够难的了，真想分担他一点，使他减轻些负担，哪怕是精神上的。

4月23日星期三农历三月初七阴有雨

    大队长说，要我继续学习。心情很复杂，想继续学又想回家参加队里的生产劳动，矛盾的心理。

4月24日星期四农历三月初八阴

    上午看完门诊，原想天黑前回家，可是归心似箭，无论如何也等不得了。午睡后，拔脚便往家跑。不论是继续学或是不学了，都必须回去一趟，征求一下队里的意见。如果再学，就拿上粮票，入公社灶，省得自己做饭，太麻烦了。

    村子里一派热闹的景象。家里的基本建设也搞起来了不少，厕所已经落成，粪窖也挖好了，猪圈里的小窑也掏成了，小日子过得挺红火的。

    队里同意我继续学习十五天。

4月25日星期五农历三月初九多云有时睛

    高一的哥儿们聚会在安沟河滩。这是几个月来的第一次大聚会。同学们畅谈着插队生活的各种体会、感想和收获，真是“书生意气，挥斥方遒”，但这里比过去增加了老练、经验、稳重和脚踏实地。看着这一批朝气蓬勃，能够吃苦，有远大理想而又富于实干的同学们，谁不相信，陕北二十年后将要出一批英雄呢？

5月11日星期日农历三月二十五阴有雨

    很兴奋地听到了要在安沟公社实行合作医疗制度的消息。县医院、公社、卫生所和解放军医疗队的同志开了一天会。听说决定了三个试点：朱家河、踅梁、瓦石头。

三、筹办合作医疗

5月12日星期一农历三月二十六日

    晚饭后，老骆跟我讲，要到我们沟里去办合作医疗。听了以后，又高兴又担心。办合作医疗是我们久已盼望的一件大喜事，这次有解放军帮助，更值得高兴。担心的是条件是否成熟。大队的干部不太团结，有的这一段比较消极。如果没有大队革委会的支持，是根本办不好的。再者，我们队很穷，收合作医疗费有困难。还有，必须有技术力量，而我现在连半瓶子醋还够不上。心里就像有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的。

5月14日星期三农历三月二十八多云有时睛

    下午，去踅梁开会，南掌、踅梁、王良沟三个大队的联席会议，很勉强地通过了三个大队合办一个医疗站的决议。踅梁的态度比较坚决。我们大队的支书没有来，因为他不同意在踅梁办。

5月15日星期四农历三月二十九多云、睛

    收工时，一块乌云带来了几个雨点。本人塞了两口团子，向蔡家塬出发。暮色笼罩着大地，天阴沉沉的，我以极快的步伐向前走着，脑子里却直打转：塬上的狗实在厉害，我单枪匹马，夜上蔡家塬，让狗给“断”了怎么办？俗话说“大村的娃娃，小村的狗”，真有点肝颤塬上的狗。

    迅速、紧张而又小心地上了塬，还不错，人跑在狗前面迎了出来。塬上的会与其他两个队不同，对医疗站办在踅梁，提出了许多意见，主要是两条：1、太远，来回要上下四个坡，不方便；2、对某人当赤脚医生有意见。支书在这里面起主要作用，而其他人的意见与支书是一样的。

5月16日星期五农历四月初一晴、多云

    上踅梁去开前天约好的碰头会。总的看来，办合作医疗是没意见，问题是办在哪儿。

    我们大队的支书直言不讳，说出了他的意见，很坚决。于是决定了三个大队分着办，决定了回去收钱，定具体规章制度。

5月17日星期六农历四月初二多云、睛

    晚上，本人作为代表参加了社员会。首先研究合作医疗的收费问题。一提起这个，就是个冷场会。社员现在手头确实很困难。决定：队里、社员各出两角五分。会议开到十二点半。

5月22日星期四农历四月初七多云有时睛

    零点刚过，我尚未睡着。朦胧之时，双全和海全来叫出诊，他母亲肚子痛得厉害。爬起来当即出发。夜里三点左右，病人说好些了。五点半，病人肚痛加剧，呻吟不止。当即凤翔去董家畔，双全去安沟，本人去踅梁请医生。一路了除了上坡，都是小跑。

    此次出诊的几点体会：

1、必须多走山路，能走远、走快。

2、看病时要镇静，先详细问清病情，再动手治疗。

3、考虑问题时应该全面，警惕严重局面的出现。

4、在病人家吃饭的事情应想法避免或合理处理。病人送的东西坚决不收。

5月30日星期五农历四月十五晴

    晚饭后，塬上环环她大来叫出诊。虽然我身体刚刚有些好转，还很软，还是拖着病体上去了。环环她们已经睡了，但还是爬起来极热情地接待我，当即就要点火做饭。本人一再劝阻，表示“刚吃饱”、“有病不能多吃”，但被骂作“装假”、“不老实”。给小孩看过病，拿好药，饭已经熟了，鸡蛋面条。真叫人过意不去，可做下了，只得吃，只得放钱粮票。以后这种事尤应注意，严加避免。

（接下来三天的日记记述了大力去延长买药的经过。）

6月2日星期一农历四月十八晴

    药买的够赔的。应记取教训：贫下中农的每分钱都来得不易，应该把钱用在刀刃上。而这次买药就不够精打细算。尤其当许多药品没有，钱有富余，时间又紧时，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大手大脚地买了一些药。以后买药，事先一定要有详细的计划，如有变动，必须慎重，对贫下中农负责，对合作医疗负责。

    关于合作医疗收手续费的问题，必须严格执行，否则有些人收了，有些人没收，群众肯定有意见。一切制度都必须执行，财务必须清楚。

6月12日星期四农历四月二十八睛间多云

    我们的口粮已经发生危机了，六月份的粮只够吃三四天的。现在真是事无巨细都要操心，大到国家的大事、世界的大事，小到每一担水、每一捆柴、每一顿饭。我们决定去买糠、麸子、豆腐渣来代替一部分粮食。

6月20日星期五农历五月初六晴

    买回来的豆腐渣已经吃得差不多了。豆腐渣有股酸味，而且难咽，但比起红军长征吃草根、树皮来说，这就很不错了。现在吃不得苦，将来也就难成材。

6月29日星期日农历五月十五晴，夜间有小雨

    群众对于合作医疗还是不够信任。有些人还是持怀疑态度，只相信医务人员（我），不相信我们的物质力量。这种怀疑是不足为怪的。越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越要努力认真工作，争取迅速使群众信任和支持合作医疗。没有贫下中农的支持，合作医疗一天也搞不下去。

四、到县医院学习

（7月初到8月初，大力在县医院学习了近三十天。）

7月15日星期二农历六月初二晴转阴，有小雨

    除了上课、门诊、吃饭和睡觉以外，本人把一切时间都用于学习，极少上街或打扑克。有人说本人太呆，整天看书，快成书呆子了。我自己不这么想。我总觉得必须把全部时间用于学习，必须抓紧。我常常想起家里的战友们和贫下中农，他们正在紧张地劳动。一想起他们，我就不能允许自己有任何的逍遥。我要拿出全部的精力学习、学习、再学习。

7月17日星期四农历六月初四睛

    学习各地合作医疗的经验，颇有收获：

1、节省经费是巩固和发展合作医疗的一个重要环节。

2、种植草药，采集草药，是节省经费的一个重要方法。

3、资金的筹集，可以收鸡蛋、收药材。

4、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把环境卫生来个改变。

7月19日星期六农历六月初六阴有小雨转多云

    最近，常听到一些人对我说：“好好学吧，学好了够吃一辈子的！”什么“这是铁饭碗！”之类的话。也有的北京同学听说我学习了两个月，没有参加劳动，还有工分，表示很羡慕。这些值得我思想上警惕。我学习赤脚医生，决不是为了从人民那里得到什么利益、什么报酬、什么名誉地位，而是要为人民贡献出更多的力量。

7月26日星期六农历六月十三阴有雨

    开始“延长地区野生中药材资料汇集”一书的钢板刻写工和。这本资料是解放军医疗队和县医院的同志上山采药后整理的，很有实用价值。非常感兴趣，准备下一番功夫掌握它。

在病理上，我相信西医。西医能从解剖学上找出病因。

在治疗上，针灸和草药非常经济，效果亦好。这对合作医疗的巩固和发展具有很大的意义。

8月6日星期三农历六月二十四晴

    结业。上午座谈了参加学习的收获。临别前，去看望解放军医疗队。他们全体集中在县城里开会。老吴、老赵等极热情地接待我们，亲如一家人，心里非常感动。

五、培训卫生员

8月10日星期日农历六月二十八阴有雨

    醒来一场好雨仍在淅淅沥沥地下着。

    前晌，支书从安沟开合作医疗现场会回来，要我总结合作医疗费的使用情况。

后晌，召开大队委员会，本人参加。讨论了巩固合作医疗的问题。决定每个社员收三角钱，各队抽一名卫生员集训，明确提出怕我们走的怀疑。关于培训卫生员问题，我是很高兴的，一定尽力教。

8月12日星期二农历六月三十多云

    妇科、产科的问题值得注意。四儿婆姨、下院三婆姨、白妮、茂胜婆姨、教胜婆姨等人今天都来看妇科病，简直有点突然袭击，使本人非常困难。看来，这方面的疾病给妇女们带来的痛苦不小。试想，我是一个新手，又是一个年轻学生，如果她们不是很痛苦的话，绝不会来找我。但实际困难很多，不好检查、不好治疗。有一个办法，就是培养一个妇女，专门看妇产科的疾病，小莉是比较具备这个条件的。

8月13日星期三农历七月初一晴

    晌午时，卫生员培训班初步活动。本想正式活动，但人未到齐。海全、新全干劲还是不小，看来大有希望。

8月14日星期四农历七月初二多云间睛

    去延长买药，很顺利。

    山道年酚酞实在太贵了，21块钱一瓶。据说刘古塬一汉子昨天刚买一瓶，想与人平分。本人便不辞劳苦，上了刘古塬，问了十几次路，走了一个半小时，到了刘古塬，药已被别人分走了，十分遗憾。受累倒是小事，回去拿什么治病呢？心中实在熬煎。

8月16日星期六农历七月初四雨

    清晨，便踏上了归途，云压着脑顶在和我争时间。终于在离家还有十分钟的路程时，掉点了。一进家门劈头所闻便是：双全婆姨生产不下，小青上塬了，向东走安沟请医生去了。雨正猛，我穿上雨衣、胶鞋，怀着一种异乎寻常的镇静心情出发了。下坡的时候，连滑了几跤，浑身是泥，非常狼狈。我仍然丝毫不动摇地向前，心里确实很坦然。快到塬上时，上面的人对我喊：“已经生下了，慢点走吧！”我这进才真的镇静下来。我知道。我先前的心情是准备去迎接一个重大的新的考验，而在这个考验面前必须镇静。现在，它已经不存在了。

8月19日星期二农历七月初七晴

    早上，上塬看双全的“月娃”。本人以为病得不轻，“四六风，没救星”虽然是一句老话，但也可以说明病的严重。这里的小孩常有风，流传在民间的土方、验方，起了不小的作用，值得收集、学习和运用。

    今天，卫生员培训班正式开学了。学员：羔儿、海娃、铁栓。第一课就是学习目的问题。卫生员们都有信心学好，使我很受鼓舞。每个人心里都像点了一把火一样。

 

    逐日写的日记，到这里停止了。原因可能是因为生病。大力在8月19日写道：今天身体不大好受，两肋下胀痛，体温38.9。C。

    一个月后，他在补记的“一个月的总结”中写道：“由于工作紧张，时间安排不好，记日记的习惯丢掉了。生活是如此地丰富多彩，我不能因手懒而使这段历史从我的记忆中失去，因此，又提笔了。”他又写道：“秋，不知不觉来到人间。这是在王良沟迎来的第一个秋。一个丰硕的、喜悦的秋。”

    “生活上相当丰富，白面以及南瓜、红豆等，与春天不充足的玉米、野菜是一个鲜明的对比。吃得很饱、很好，再加果园的小瓜、西瓜、红枣，真没治了。”

    “我们的工分是生产队里最多的，除了粮食，大部分东西都是按工分分配的，我们所得极多：一百三十余斤麻秆，几十斤西瓜、小瓜，近二百斤红枣，估计南瓜、红薯、土豆、白菜、萝卜也将不少。”

    “一年中最舒服、最愉快的日子。”

    合上大力日记，思绪万端。对于上山下乡、合作医疗，我们今天的认识也与当年不同了。过去的一页，尚可从容评说。但一个年轻人，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为了做对人民有益的事，执着追求，不惜献出自己的一切，这种精神的感染力我以为是永存的。

    1988年春，小莉在妹夫宝新的陪同下，约了原来在黄古大队插队的知青许平，一行三人，重返陕北。

    这是离开陕北十四年后，小莉第一次回陕北。1970年，北京派了一批干部去陕北后，对知青小组进行了调整和合并。我们知青小组从王良沟大队合并到了北阳大队。1972、1973年以后，我们之中有的上了大学，有的当了工人，有的当了干部，有的办了困退、病退、调回北京。小莉是我们之中第一个重返陕北的人。

    火车离开北京，小莉一阵轻松。憧憬着与乡亲们的重逢，盼望着就要到哥哥的陵前去扫墓。我们种下的柏树也该长高了吧。

    西安、延安，一路上都受到了当年的知青们的盛情款待和周到安排。3月22日一早，延安有朋友安排了一辆北京212吉普专程送小莉一行去延长。车离延长越近，小莉越兴奋。公路两边，不时可以望到延长油矿的“磕头机”在不停地抽油。车进延长县城，正逢上赶集，坐在小车前座的小莉只觉得眼睛湿润，喉咙发紧。看到迎面走来的老乡，感到那么亲切，似曾相见，又未曾见过。细想想，自己也好笑，算起来，当年走时的娃娃现在都是大姑娘、小伙子了，而那时年富力强的中壮年现在该是步履蹒跚的老汉了。回到陕北，时间好像又回到了十多年前，件件往事好像就在眼前。车轮下的路正是我们当年往返队里和县天曾一步一步走过许多次的路，小莉渐渐入戏了。

    吉普车直接开上了塬，把小莉、宝新送到北阳村口，许平先回黄古塬，兵分两路，约定第二天上午在临瓦口见面，再一起去王良沟

    小莉一到北阳，与乡亲们一阵寒暄，做饭、灶口烧火，仿佛又回到当年。先是面条、“苦累”（音，陕北一种面食，掺着菜一起蒸熟）、酸菜、米酒，晚上又是馅饼、炒鸡蛋，天下起了鹅毛大雪，无法出门，只好早早歇息了。

    第二天，小莉、宝新顺坡下到安沟，到店里给哥哥买了些纸，就往王连沟赶。一马平川，雪后初晴，艳阳高照，小莉的心情也格外开朗。在临瓦口如约与许平“会师”，一起走进了王良沟。

    沟口，登上我们当年筑的大坝时，许平突然对小莉说：“听说你哥的坟让他们给挪了。”一句话好似睛天霹雳，震得小莉心里咯噔一下悬了起来。忙问他怎么知道。许平说黄古塬与王良沟的人有亲戚，听老乡说的。宝新一听，当即大怒。顾不上多说，先安抚宝新，再往前赶。半路上，碰见了冯占仓，他非常吃惊，一把拉住小莉的手问：“怎么回来了？”小莉说：“回来看看。”说着眼泪就掉了下来，许平、宝新也忍不住哭了起来。冯占仓见状，好像他们已经知道了，于是说：“你们去找支书，看他怎么说。”小莉想，事到如今，也只了这么做了。

    离开王良沟快二十年了，村里的人家比以前多多了、罗家山、蔡家塬上的几十户人家也都搬下来了。小小的山沟里，挤满了一家家的窑洞。村里的面貌没有多大变化，只是家家门口的柴垛上，都贴着些红纸条，上面写着一些吉利话，似乎是避邪用的。

    村里的支部书记还是老支书，他婆姨在家，一见小莉，吓得够呛，赶紧打发人找支书。支书回来了，忙着安顿午饭，呆呆的，没有话，谁也没提那档子事。饭后，到对面坡上串门，只见村民们一个个又熟悉又陌生，感慨而无言，流露出愧疚的目光。

    吃晚饭时，各家都来拉，要留小莉等人吃饭。支书硬叫过去，荞麦饸饹、西红柿鸡蛋卤。晚饭后，村里当家主事的老少爷们一个个地来了。看那阵势要摊牌了。可是，又开始做饭。小莉暗自纳闷，刚吃了晚饭，怎么又做饭。一阵忙，五六个盘子端上来，苹果端上来，酒也摆上来，众人抽烟、渴酒，一直耗到半夜。

    支书硬着头皮开始谈，这事本来与他家无关，但他是支书，迁坟是他拍的板。谈来谈去，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那是1982年的事情。那年村里连续发生了一连串的怪事。

    冯占彪的儿媳，忽然一天到晚犯迷症，口中还念念有词，说我不能在这里呆了，我要到北京去，要去看谁谁。

    “记力”的母亲，茂胜婆姨也莫名其妙地疯了，整天满山跑，也不会过日子了。茂胜这憨厚的庄稼人也没有办法，后来，一家人返回山东老家去了。听说回到老家以后，茂胜婆姨的病也就好了。

    还有，村里的牛羊都归了村民个人所有，有的牲口前晌还在吃草，后晌就咕咚一下卧倒，然后就死了。

    这些怪事还连不上。事情的起因是罗家山有一位老婆婆死了，村民们请来了一位风水先生。这位阴阳先生前前后后看了一遭，对村民们说：“这村里出了这么多事，是不是因为这个坟（指大力的墓）。这是一座孤坟。你们看，这罗家山好像一个马鞍子，不能让他骑在鞍子上，得让他从马鞍子上下来。”

    村民们所说的，当然有他们的联想、猜测和推理。在阴阳先生的蛊惑下，他们不去查明人病畜死的原因，反而使封建迷信思想占了上风，随即决定迁坟。

    说到这里，炕上坐着的宝新忍不住了，猛地大喝了一声“谁干的？”村地民们面百相觑，谁也不吭气。怎么说呢？当时，谁也没站出来阻拦，谁也没想到小莉还会回来。村民们感到这事怎么说也难以说清楚。只好不住地劝吃劝喝，直谈到半夜。

    第二天一大早，小莉一行上了罗家山。支书和其他一些村民扛上老镢，跟上去了，到罗家山上一看，大力坟已经没有了，柏树也早就死光了。拿出照片一对，面目全非，无法辨认。离开北京时的种种憧憬和愿望被眼前无情的现实所打破，小莉不禁悲从中来，五内俱焚。

    接着，小莉要到挪了的新坟去看看。村民们让先等等，他们头里先去。那是一个人都站不住的陡坡，杂草、灌木丛生。村民们先去是想用老镢把陡坡掏一掏，做出一个坟的模样，免得小莉去了见不到坟，更加伤心。

    小莉，许平、宝新随后到了，看不见坟。有人指着那陡坡，说就在这里。宝新穿了一件皮夹克，咕咚就跪下了，按照他昌平老家习俗，拿出准备好的麻纸、酒和苹果，祭奠了一番。一行人哭着下了山。

    下山后，该吃早饭了。小莉只觉得委屈极了，心里堵得慌，一点也不想吃。她对村民们说：“我离开王良沟时，是下决心要回来的。不管三年五年，十年八年，我一定要回来的。别的人不回来可以，我是要回来的，因为哥哥在这里。一方面。要回来看我哥，另一方面，更主要的是来看活着的人，来看看大家。我们在王良沟，没有做一件对不起大家的事，我哥哥更没有做。我们走了这么多年，总想着大家会关照我哥哥，我们也放心。没想到出了这样的事。你们要挪坟，也可以，按常理应该通知我。没有通知，也可以，总该挪一个好地方。可你们把他挪到哪儿了呀？居然挪到一个难以想象的荒山陡坡上，草草埋了，连个标记也没留下。别的我还可以理解，可以原谅，这一点我最不理解、也最使我伤心。”

    支书说：“你什么也别说了。看到你这个人，我就知道做错了。你只要坐在这儿，我就没话可说。往后，我们一定会好好待他。你看下什么地方，我们再迁。你今天有时间今天看，今后有时间今后看。人力、物力我们出。一定让你们满意。”小莉只觉得脑子木木的，这意外的变故，伤心和悲痛，使她无法马上做出理智的决定。于是，尽管乡亲们一再挽留，小莉一行还是匆匆告别，转道西安，返回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