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收藏
老婆是北京知青，我是西安知青。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按政策，我以北京知青家属的身份，随老婆将户口迁到了北京。
老婆说我是首都人了，我不稀罕。西安是十三个朝代的都城，西安人才是最有资格的老首都人。
北京的家离琉璃厂近，闲暇时间，这里成了我排解郁闷的好地方。多年下来，和那里的店主交谈，长了一些见识。
说到传统收藏方面的事，我国原是没有考古学的，到了宋代才有金石学，欧阳修是这方面的专家。但至今也没有收藏学，尽管收藏已日益深入民间，成为了许多人的自觉行动。
说起北京收藏的历史，首当其冲的是皇家收藏。因为只有宫里，才可能汇聚天下奇珍。北京紫禁城是名副其实的大博物馆，奇珍异宝，无所不有。我们逛紫禁城看到的虽只是冰山一角，就已叹为观止。
过去，这些东西秘不示人，就是封疆大吏也看不到。直到民国，故宫开放，文华殿、武英殿陈列出不少宫中藏的瓷器、铜器、字画，老百姓才开了眼界。
大臣们的收藏是学皇家收藏的，晚于皇家收藏。但大臣们学问大，他们的收藏是为了做学问，显得格外有意义。比如乾隆、嘉庆年间有个乾嘉学派，提倡朴学，继承古文经学的训诂方法，治经多从文字学入手，研究金石学，使金石学兴起。
如乾隆进士、体仁阁大学士阮元，就是个大收藏家。当时我国出土了一件铜盘，是西周晚期青铜器，有铭文350字，轰动一时。阮元经过研究考证，发现这是矢人将大片田地移付于散氏时所订的契约，便把这件东西定名为散氏盘。
道光、同治年间还有个陈介祺，研究秦汉书法、篆刻，他以收藏西周青铜器毛公鼎著称于世（毛公鼎是现存铭文最长的青铜器），家里盖了一座万印楼，收集秦汉印章甚多，潜心研究，著书立说。当过军机大臣的潘祖荫也是这样，收藏大禹鼎、大克鼎，研究金石，著述颇丰。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人无论收藏青铜器也好，收集古印章也好，都不是为了囤积居奇，而是为了文字学研究，为了著书立说，是和传承中国文化这个大目标连在一起的。这种收藏无疑大大提高了收藏的含金量。
收藏还有一个功能——鉴赏。比如家庭的摆设：条案、掸瓶、字画等，有的有实用价值，有的纯粹是为了鉴赏。可以说，相当多的人搞收藏，是出于赏鉴的目的。有了这个目的，收藏才普及，成为一般达官贵人附庸风雅的追求。因此，琉璃厂文化街应运而生。
北京原来商业不发达，人们逢年过节才到白云观、白塔寺等赶个庙会。再者就是象骡马市、粮食店街、猪市大街这样的早市，清早摆摊设肆开市，到了中午就收摊。
到清初顺治时期，汉人迁到城外，旗人住进城里（城里指前三门一带），形成了东富（买卖人）西贵（当官的）的格局。受此影响，乾隆时“东单、西四、鼓楼、前门”成了商业兴盛之地，而以卖书籍、古玩、字画、碑帖、文具为特色的琉璃厂也出现了。
这时的琉璃厂，固然有行商作贾的市场功能，同时也有展示博物的功能。那些喜收藏字画、古玩的达官贵人时时光顾，文人墨客也常常到此。当时北京没有图书馆，要看书，只有到琉璃厂买书，琉璃厂就是图书馆；当时也无博物馆，琉璃厂古玩铺就是博物馆；要看字画碑帖，也要到琉璃厂，南纸店就是美术馆。这些独具的功能，形成了独特的文化活动，琉璃厂因此才被人叫作文化街。
琉璃厂北面就是厂甸。每年正月十五之前的厂甸庙会，既是平民百姓的乐园，也是太太小姐、达官贵人以及文化人最开心的去处，人们各取所需，小则买一串糖葫芦一个风车，中则买几本旧书几枚古钱，大则买一两样珠宝翠钻。北京的文化人可以说都常逛琉璃厂，逛厂甸。李鸿章就曾在庙会上，给他妈买过一个翡翠镯子，这镯子在全国排第二，排第一的是西太后戴的那只。那年月做珠宝生意的，一个春节做的买卖，够全家一年的开销了，有的甚至发了大财。
十多年前，搞收藏的人很少，到琉璃厂逛的多是些老外，那时的生意比较清淡，你进了店，就是不买古董，只要行为文雅且谦恭，店主就喜欢和你侃大山。我从那些老店主讲出的事故里，还真能了解到过去的一些收藏家，是真有松柏气节的人。看看现在的收藏，成了全民运动，成了逐利市场。在利益的驱动下，造假成风，诚信丧尽。文化被金钱强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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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By：2013/12/17 17:55:00 [只看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