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介绍老同学的作品《风雪韩城》

    1969年初赴陕北延安插队，到如今已过去45年了，当年黄土高坡上艰难困苦的生活，回京探亲和返回延安的艰辛之路，大家可能都走过，也深深的留在记忆中。

    发一篇我老同学，老朋友，老同事，远文写的《风雪韩城》，文章记录了一段真实的故事，以纪念那遥远的岁岁月月。

[原创]                    风雪韩城（一）——（三）风 雪 韩 城

看来北京是呆不下去了。谁让你一年前花了五分钱，将自己的户口迁往革命圣地延安了哪？用户籍制的本质来界定，文思远已经不属于北京了，只能算是一个“外地人”，一个“外地人”有什么权力赖在北京不走呢？

                                                                      （一）

     六个人分为三组，最老实的徐志和张忠一组，买全程车票，负责全体人员的行李，因为离开北京，每个人都大包小包的，除了路上的必需品，每个家长都恨不得自己的孩子有三头六臂，把一年之中所需要的生活物资全带走，他们把一年中精打细算积攒下来的各种票证（粮票、布票、肥皂票、洗衣粉票、糖票等），肆意“挥霍”，无论家境好坏，尽其所能：肥皂洗衣粉、牙膏牙刷、衣服鞋帽、针头线脑、干黄酱、酱油膏、酱豆腐、香肠干鱼、水果罐头、外用的、内服的各种药品┉等等，装进去、拿出来、再装进去、再拿出来┉优选类比、左右权衡，装满了一个个手提包、书包、布包乃至衣服口袋，毫不夸张地说：母亲们在填满各种包装物时所体现出来的智慧和能力，几乎是无限的！以至于在路上，儿女们在取出一部份消耗品后，无论如何再也无法将已经减少了的东西再重新装回去。因此看管和搬运行李虽然不必承担逃票被抓的风险，但责任重大，这些行李里装满了亲人的关爱和思念，最主要的是提供了正处于长身体时期的年轻人在出现特殊情况时的应急营养，这是必须保证的。另外四人根据灵活程度搭配，陈宁和董长武、文思远和王磊，但不是一成不变的，根据情况可分、可合或重新搭配。出发前约定：无论出现什么情况，在此次行程的第一站太原火车站会合，无论先到的等多长时间，都必须等全体人员到齐后，方可安排下一步的行程。这个计划不得让家长们知道，以免他们担心或阻止。

      从北京回延安有两条路线，一条是走陇海线：经河北、河南、陕西到西安；从西安坐火车到铜川；再从铜川坐汽车（当时延安不通火车）到延安。另一条路线：也是走陇海线，火车到河北省的省会石家庄后转向山西到太原；从太原坐火车到曲沃（也叫侯马）；再从曲沃坐汽车到河津；然后从河津到禹门口、走铁索桥过黄河，进入陕西省韩城县。最后从韩城坐汽车到延安。我们选择了第二条路线，因为董长武的姐姐，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还没有在全国全面兴起之前的1965年，就到山西曲沃下乡插队的知识青年（一般叫老插），他们的际遇在北京知道的人很少，我们几个同学只知道他们很苦，大部分人都已经成家，他们的现在可能就是我们的将来，大家都想亲眼看看自己以后会是个什么样子？      

     出师不利，火车刚到丰台，逃票的陈宁和董长武就被查获轰下了车（补票是不可能的，因为知青的救命钱都藏在牙膏里、肥皂中等查不到的地方，跟当年的地下党一样）。当年列车员主要查票的对象就是下乡知青，年龄和其他特征太明显，只要不傻一眼就可以认出来，有时没查到，大部分情况是列车员网开一面。文思远和王磊也被冲散了，分散在不同的车厢，丰台火车站一次就被轰下去十多个逃票者，一色的北京知青。列车还没到保定，又有十几个知青被抓获，有男有女，文思远也没能幸免。

     1968年，由于全国的大动荡，一些从北京遣送到新疆劳改农场的刑事犯逃了出来，他们中的大部分也是二十岁上下的年轻人，北京他们不敢回，由于他们与北京知青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有一少部分混迹于北京知青中间，大部分流浪在陇海铁路沿线，以偷盗为生，掏钱包的叫“钳工”，偷旅客行李的叫“搬运工”，他们自称“疆里的”，由于他们人数众多，危害严重，陇海铁路沿线的公安机关都奉有追捕他们的任务，他们的行为举止与北京知青极为相似，只是眉宇间带有一丝贼气，北京知青一看便可以识别他们，其他人基本上看不出他们与北京知青有什么不同，他们与北京知青之间似乎也有某种默契：互不干扰、互不妨碍。列车在保定车站“卸”下了第二批逃票的北京知青。

     离开了北京管界，对北京知青的待遇就没有那么客气了。保定车站对于擒获的逃票知青，可不像丰台车站，轰下车了事，而是非常认真地逐一甄别，分别审问，尤其对于单身的男青年更是严加盘查，最后查出了一个“疆里的”，两个小偷，被分别带走，此三人确实买了车票，不知道怎么被发现的？对其他北京知青车站派出所命令必须补票，否则拘押。几个胆小的马上补了票，其余的八、九个知青被押出了火车站……

     文思远从火车上下来，太原是头一次来，何况经过三天胆战心惊的日夜，他真不知道太原等待他的将会是什么？弟兄们是不是还在等着自己？王磊现在也不知道怎么样了？文思远正在踌躇，“文思远”！隔着栅栏王磊急切地叫着自己的名字，一块石头落了地，“真够仗义的！他们几个还在等着自己”。

      这三天文思远真正体会到了失去自由是什么滋味，“人”的尊严，以至于这一称谓在另一个环境下是多么地不堪一击。那天他们几个从车站被押到了一处戒备森严的高墙内，天色已晚，值班的军人将他们分别关押，文思远被单独押进了一间牢房，房间也就有一间教室大小，靠墙的地铺上满满当当地挤满了人，足有四、五十个，或高或矮、或胖或瘦，有的带有书生气、有的满脸横肉、有的像农民、有的像干部，年龄参差不齐，此时一个相貌端正、身材魁梧的中年人操着浓重的保定口音问：“犯什么事了？” 文思远脑海中立刻呈现出电影《平原游击队》里的汉奸形象，不以为然地回答：“没犯什么事。”，不料此人口气突变：“小王八蛋！没犯事你到这儿来”？文思远想此人不可理喻，没理他，转身想走。谁知突然从地铺上窜起四、五个彪型大汉，口中骂骂咧咧，其中一个照定文思远的面门就是一拳，文思远毫无防备，来不及躲闪，眼前一黑，双手捂脸蹲在地下。几个大汉还要打，那中年人挥手制止说：“算了，是北京知青，别惹麻烦。”随后又对蹲在地下的文思远说：“怎么回事？偷东西了？” 文思远捂着脸抬起头回答：“没偷东西，坐车没买票”。中年人轻蔑的地指着墙上的毛主席像说：“那也有罪，向毛主席他老人家“请罪”。那个年代无论谁犯了“错误”，最轻的处罚就是面对毛主席像“请罪”，从七、八岁的儿童到耄耋老人盖莫能外。在学校时下乡劳动，因为钓青蛙玩，文思远就曾经向毛主席他老人家“请过罪”。谁想到在监牢里也兴这一套，真不知道是应该“庆幸”，还是应该“嘲笑”？不用别人教，文思远也认清了此时此地的处境，只有老老实实地面对毛主席像低头“请罪”。大约过了有一个小时，中年人才发话：“挤挤腾个地方让他睡觉”。文思远虽然奔波了一天，但此时睡意全无，看到地铺上挤得跟沙丁鱼似的人体，也真不想与他们共享卧榻，何况在地铺的一角还躺着一个垂死的老头，请罪时文思远就注意到轮流有人到老头跟前用手摸老头的脉搏，试老头的呼吸。文思远做梦都想不到自己能到今天这步田地。文思远低声说：“没事，挤不下，我坐着就行了”。中年人用不容置疑的口气命令：“不行，必须躺下，这是规定”。看来他是本监号的头。文思远躺在地铺上睡又睡不着，又不能随便翻身（翻身必须全体一起翻，要不翻不过来），真盼望天早点亮，这样躺着简直比站一夜还难受。也不知道是应该庆幸还是应该悲哀，天快亮的时候，那个老头死了，大家起来折腾了半天，才使长夜变得短了些。生活中的辩证法真是无处不在：一个素不相识的“老犯人”死在监牢里这样一件与文思远风马牛不相及的“坏事”，居然也变成了使文思远的这个夜晚变得不那么难熬了的“好事”。

      在坚持了两天后，文思远实在想不出有什么别的比补票更好的办法能使自己摆脱目前的困境，只好不情愿地从牙膏中挤出仅有的十块钱，补了一张到太原的车票，车票上豁然印着四个大字“禁退禁卖”。

      文思远被放了出来，走进车站附近的一个小饭馆，买了一碗面条、两个烧饼犒劳一下自己两天来极度缺乏食物的胃。他无意间看到三天前同时被抓的一个梳了两个小刷子（指头发在脑后左右散扎了两个类似刷子的发型，一般只有不良女青年才留此发型）的女“知青”和几个警察也在此吃饭，女“知青”斜了一眼文思远，嫌弃地指着桌上的饭菜说：“怎么又是这破饭？”，一个警察无奈地笑到：“我们都吃这个。”随后又高声喊到：“服务员，给她加两个菜。”此时文思远才知道：原来这个女“知青”是警方的“点子”（指有前科的卧底），怪不得当时警察一抓一个准。

在此之前，其他五个人，虽然各有艰辛，但都已先后抵达太原。他们没有一个人有丝毫其他的想法，执着地信守离京时的约定：无论等多长时间，也要把文思远等到。虽然分别只有短短的三天，他们却像久别重逢般地兴高采烈，对于文思远的遭遇，他们没有表露出过多的同情，反而像欢迎凯旋归来的英雄般地表达了他们的敬重。对于左眼眶下的一块青紫，文思远轻描淡写地解释说不小心碰的，其他人也没追问。大家一扫此前心中的阴霾，纷纷拿出各种‘美食’，饱餐一顿，计划着下一步的行程：从太原到曲沃。

       太原是山西省的省会，附近有晋祠、纯阳宫、天龙山石窟等文物古迹；孕育了武则天、霍去病、司马光、罗贯中、白居易、谭嗣同等历史名人；杏花村的汾酒响誉中外；山西是厚重的黄河文化的主要代表地之一，其历史文化、人文景观、自然风貌颇有其独特的魅力。1968年“革命的大串连”，免费乘车、免费吃住，他们跑便了大半个中国游山玩水，去过不少名胜古迹。但现在他们哪里还有此如此的闲情逸致。上山下乡的境遇，使这一代人，过早地品尝到了世态炎凉、人情冷暖；插队生活的艰辛，感受到了人世的不平；前途的无望，产生了玩世不恭的人生态度；政治舞台上上演的一幕幕悲喜剧，造成了思想上的迷茫；偶像崇拜的失落，造就了怀疑一切的思想。

当前最重要的是如何安排下面的行程？

      于心不甘，虽然太原至曲沃的火车票才几快钱，但对于当时的知青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财富，文思远在农村辛辛苦苦干了一年，只分到了二十六块钱和六百斤原粮（没去过皮的粮食），连从北京到延安的单程车票都不够，何况从北京到太原是自费购票的！“人民铁路为人民”凭什么人民坐车还要买票？革命样板戏《沙家浜》中的郭指导员告诉我们：“以往的胜利，就在于再坚持一下地努力之中”，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还按离京时的部署，继续坚持蹭车。到底是天高皇帝远，太原火车站的戒备松多了，列车员从发车开始基本没有露过面。一次票没查就快到曲沃了。人的心理就是那么怪，轻轻松松的旅行还有些不适应 了，车上的知青们开始自己吓唬自己了，几个山西知青以老到的口吻教育其他知青：别看车上不查票，要想出曲沃火车站比登天还难，全方位封闭一个也跑不了，全程补票。那启不是前功尽弃？怎么办？知青中引起一阵躁动，“好办”山西知青得意地说：“曲沃前一站曲沃县站到曲沃只有十几里路，也不查票，先一站下车，走到曲沃也就一个多小时”。看着车窗外将黑的天色，山西知青轻车熟路不算什么，我们们人生地不熟，再走错路，那不是得不偿失？说话间列车进曲沃县站了，站台上果然没有几个工作人员，看来山西知青所言不虚。天已经完全黑了，放着舒舒服服的车不坐，走三月份北方农村寒风刺骨的夜路，多数人还是选择了乘车继续那不知前途的旅程，管他呢“车到山前必有路”（那时还没有“有路必有丰田车”的下句”）。火车跑十几里的路，还不是一会就到？曲沃火车站果然是如临大敌、戒备森严，各个出站口重兵把守，列车两端严密防范，要想无票出站，简直是痴心妄想。此站是终点站，旅客很多，众知青谁也顾不上谁了，各自为战，使出浑身解数：或挤在人流中蒙混过关；或钻火车底下另辟奚径；或身手矫健、翻越栏杆、强行闯关；或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团团乱转…漏网者有之、被捕获者有之、有的女知青被捕获后痛哭留涕、有的男知青大概已经到了目的地，摆出一付“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冷眼旁观；眼看没出站的众知青无计可施，只有束手就擒。谁知峰回路转，“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车站的工作人员突然对已进入他们天罗地网的逃票者失去了兴趣、视而不见、一哄而散。不知道是车站的领导发了善心还是深得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遵循“穷寇勿追”的古训；或者是怕“狗急跳墙”；总之是网开一面“大赦天下”！众知青喜出望外、夺路而逃，重新汇合各奔东西。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几位上一站下车的知青此时也抵达了曲沃。怎么那么快？同等的距离，速度和时间成反比的物理学定义好像在什么地方出了错

      此行的第一个落脚点“顺利抵达”，我们期待着亲眼目睹老插们的生活状况，借以预知我们的未来。

      曲沃地处山西省的南部，汾河千里而下至临汾盆地的南端，折而向西注入黄河，曲沃就在这回环转弯之侧。这里气候温和、日照充足、四季分明、土地肥沃，是山西省的棉花和小麦的主产区。

      董长武的姐姐1965年起就在这里插队，至今已经六个年头了，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留在当地的“老插”们已所剩无几。六年的岁月，在他们身上刻下了深深的痕迹，从他们的身上已很难看到知青的特点。当年知青们居住的院落仅剩下四、五户“老插”家庭，大部分房屋空闲着，有的成了堆放农具或存放粮食的仓库，留下的“老插”们大部分已经结婚，有知青之间结合的，也有与当地人成亲的，有的当了学校教师；有的进了当地企业；有的和农民们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们已完全融入了当地社会。在三姐的安排下，我们拜访了大部分“老插”家庭，其中年纪最大他们称之为老大的“老插”，在水泥厂上班，我们看到他时，他还在上班，在轰隆作响的粉碎机后，探出一颗除去牙齿和眼睛外完全被水泥灰覆盖的人头，他穿着同样沾满水泥灰已经看不出颜色的工作服，对我们的造访没有任何表情地点点头，嘴里不知嘟囔了句什么，又钻进了水泥的烟雾中┉。

      三姐带我们到附近的水库钓鱼，看水库的也是“老插”，我们荡舟在宽阔的水面上，感受到了在北海和颐和园的昆明湖划船所无法体验的舒畅，由于是产麦区，白面是他们的主要口粮，三姐用最好的饭菜款待我们，比起我们在延安过的插队生活，在曲沃的两天，简直就像过年。物质上的满足毕竟代替不了精神上的空虚，“老插”们的精神状态，普遍比较低沉，日复一日地复制生活，就像一把无形的利剑，每时每刻地切割着“老插”们的精神肌体，有的“老插”因为一点琐事，与村民大打出手，被判了刑；有一个“老插”精神失常，被送回了北京，北京无人接收，又送回了曲沃；临行前我们看望了一个溺水而亡和一个自杀而死的“老插”的坟墓。“老插”们的过去和现在给了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呢？恐怕谁也给不出一个正确的答案！

        离开曲沃乘车抵达河津，河津位于山西省的西南部，处于汾河与黄河汇流的三角地带，西隔黄河与陕西省的韩城市相望。到韩城要从禹门口过黄河，由于修路，从河津到禹门口不通汽车，只好雇了辆驴车拉上行李，步行到禹门口，好在不远，沿着黄河岸边的山路，一个多小时就走到了。

       禹门口即人们常说的鲤鱼跳“龙门”的“龙门”，据水经论载：龙门为禹所凿，广八十步，岩际镌迹尚存┉，称禹门。当时只有通过铁索桥才可以到达黄河对岸，铁索桥有三米多宽，除铁索、铁网之外，仅铺了两条一尺宽的木板，除了行人，任何车辆无法通行，铁索桥约四、五十米长到达河中央的一块巨石上（大概就是人们所说的“中流砥柱”），然后又一座约二十米长的铁索桥与河对岸相接。随着强烈的西北风，铁索桥不停地摇摆。我们把所有的行李尽量背在身上，腾出一只手抓住铁索，才勉强一步三摇地缓缓前行，越往前走风越大、桥摇摆的也越厉害，走到桥中间，桥剧烈地摇摆着，我们紧紧地抓住铁索，停住脚步，此时才敢抬起头：刹那间我们忘记了恐惧，黄河的壮丽丰姿带给我们强烈的视觉冲击和心灵震撼，往上游和脚下看：河道狭窄，奔涌的黄河水像千万匹脱缰之马，咆哮如雷，奔腾而下，河水裹协着泥沙猛烈地拍打着岩石，一浪高过一浪，掀起更大的浪花！黄河所蕴涵的启迪，带给人们无限的遐想空间┉，“龙门”可不是那么好跳的，我们这些“鲤鱼”们何时能跳过这样的龙门呢？往下游看去：黄河水一通过龙门立刻被一望无际的河床所吞没，迅速扩散，仿佛千军万马突然消失的无影无踪那样另人不可思忆，望不到边的河床水雾氤氲，水流和缓，偶尔飞起一朵浪花，卷出小小的旋涡，似乎告诉人们：我也曾辉煌过！似乎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的奔涌的黄河，在这里被驯服了，就像一个顽劣的凶汉，回到了幸福的童年，躺在母亲的怀抱，那样的恬静和安详。黄河母亲无限广袤的胸怀，孕育了中华民族坚韧不屈、有容乃大的民族精神和无比灿烂的黄河文化。

        突然河床边闪出一艘木船，梢公站在船头，手握长蒿，不时地轻点着岸边的岩石调整船头的方向，定睛细看，才发现一根长绳从船上连接到河滩上五个纤夫的身上，五个纤夫一样的打扮：头扎白羊肚手巾；上身穿深色棉袄；下身赤裸；打赤脚，排成一排，弓身将纤绳背在肩上，以完全一致的动作，一步一步吃力地拖曳着木船，由于纤绳过长，似乎不堪重负，纤绳在纤夫与木船之间垂着一个很大的弧线。此场景与俄罗斯画家列宾的世界名画《伏尔加河的纤夫》几乎一样，人们在与大自然的抗争中，显得那渺小又多么地伟大！展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这就是黄河！这就是养育了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在此之前我们无数次被感动的李白和贺敬之等诗人吟诵黄河的诗句，与此情此景相比显得多么苍白无力，洗星海创作的黄河大合唱如在耳边：怒吼吧！黄河！怒吼吧！黄河！┉黄水奔流向东方，河流万里长┉，仅此一景，此行足矣！

       跨过黄河，进入陕西省境内，天黑前抵达韩城县（现在的韩城市）。

     谢谢二位版主的跟帖，远文写的是他的亲身经历，而类似的经历，很多知青都有过。

     下面接着发。

        韩城位于关中平原东北隅，西依黄龙、北邻宜川，其地形地貌为“七山一水二分田”。韩城历史悠久，史学名著《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就诞生在这里，附近建有司马祠，韩城素有小北京之称，是抵达陕北的第一站。

        韩城比中国北方一般的县城略显繁华，街道建筑古香古色，街边的茶馆用炭火熬煮着茶叶，几个茶客用类似酒杯大小被炭火熏得黝黑的金属茶盅一小口、一小口地喝着酱黑色的茶水，手中草纸捻成的火种，神奇地一吹变成小火苗，点燃水烟，嘴里吸着呼噜作响的水烟袋，吸一口，拔出烟嘴，“噗”地吹出烟灰，从烟盒捻出一小撮烟丝，重新装进烟斗。古老的茶馆、新奇的水烟、悠闲的茶客，北京的大碗茶与此相比简直就是“牛饮”，小县城比北京含有更多的文化品位。还没来得及回味在那个年代少有的古风古韵，我们就被面临的窘境所困扰。

       三月的北京，已经是初春时节，可是陕北的春天却姗姗来迟，由于前几天的一场大雪，任何车辆都不敢冒险翻越被冰雪覆盖的山路，从韩城到任何地方的公路交通全部中断。络绎不绝的返乡知青，全部被困在韩城，几家不大的旅馆挤得满满当当，远远超过了接待能力，仅仅为了众知青不至于露宿接头，无论有没有床位，后来的知青一律接待，旅馆内早已不分什么房间、床位、男女；楼道、房间、床上全是知青；一张床平均约5、6个人，大概只有1968年大串联时的火车车厢可与之相比。也许自下乡以来，从没有机会这么多知青聚在一起，或者是年轻精力充沛，大家全没有睡意（实际上已经没有白天和夜晚的概念），熟人邂逅一阵狂喜，相互捶胸搭背，互相询问下乡后的情况以及其他人的讯息；不认识的也好像老友重逢，交流下乡的境况和体会；文思远等六个人分散在知青中寻找熟悉的面孔、探问各种信息；此时他们才意识到如果天气不转暖或者再下雪，何时能离开韩城谁也说不清，他们确确实实被“困”在此地了！

       离开北京已经六天了，在太原等文思远耽误了两天，张忠在宜川插队，明天可以到达；在宜川住一天，三天后可以到达延安，陈宁在甘古驿插队、董长武和王磊在安塞插队、文思远和徐志在枣园插队，在延安分手，那么最多再有四天，就全部可以回到各自插队的生产队了。从北京到延安十天的行程比计划略有延迟，总还没有大的问题，可以承受，如果再无限期地延长，无论从经济和心理上都将面临更大的困难。

       十几岁的孩子考虑不到那么多问题，每天还是高高兴兴地穷欢乐。知青中有带着各种乐器的，文思远的小提琴从来都是随身携带，几个知青聚在一起，演奏中外歌曲，《小路》、《山楂树》、《共青团员之歌》、《三套车》、《命运》┉等《外国民歌二百首》中的歌曲是知青们主要的精神食粮，知青中广泛传播的自创歌曲，歌词缠绵、曲调悲凉，形象地反映了知青们困苦、无助的境遇和困惑、迷惘、思乡、逆反的心理状态：“离别家乡心中苦，唱个家乡调；弹起新爱的六弦琴，空对寒月笑；我的命运多悲惨，有谁知道；好像孤雁落他方，又似浮萍进激流”，唐诗《游子吟》“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惊恐儿不归”也谱了曲，知青们挤满了房间、楼道，一起哼唱，一曲刚停，有人又新点一曲，歌声成了宣泄他们一切烦恼、忧伤、困惑、迷惘的介质，表达了他们心中追求理想、爱情和幸福生活的渴望，歌声的共鸣回响在陕北高原简陋的小旅馆里，心灵的共鸣拨动着知青们的心弦…，此刻的小旅馆似乎成了保尔科察金和共青团员们修铁路时住过的工棚，在这里度过的日日夜夜将镌刻在每个知青的心头终生难忘！不知道当地人怎样看待这些来自北京的娃娃，对于这喧嚣的小旅馆，从来没有任何人（包括旅馆的服务员）来打扰。

         随着后续知青们不断涌入，困在韩城的知青们越聚越多，旅馆、饭馆、商店、车站、街上到处都是北京知青，连此前只有当地人才光顾的茶馆，也有知青学着当地人的样子，悠闲地品着茶，笨拙地吸起了水烟，一不小心吸一口烟水，呛得涕泪横流，韩城县成了真正的小北京。

        除去穷欢乐，文思远等六人轮流休息、吃饭，永远保持有两个人在车站蹲守，争取一旦通车，能够最先买到车票，尽快离开这里，再在此处拖下去，将面临无钱的困境。六人中陈宁和张忠家境较好，带的钱较宽裕，其他人已所剩无几，从他们插队的第一天起，“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就已经成了他们的习惯，在物质极度匮乏的插队生活中，他们早已实行了“共产主义”。但谁知道在韩城还要呆多少天？旅馆费早已不交了，可一旦钱花完，吃饭怎么办？从家里带来的各种食品，也消耗得差不多了，总不能上街抢劫吧？

        每天天刚亮从车站就传回令人失望的消息：今天不发车！

                                                              （三）

      终于，在5天后的清晨，传来了令人振奋的消息：可以发车了！

      知青们欢呼雀跃，纷纷收拾行囊，似乎马上可以上路了，然而由于当时的运输能力，每天只能发2辆卡车，即便放开了装，顶多也就可以上七、八十人，按此速度，要把滞留在此地知青都平平安安的送到目的地不知要多长时间？不过总算有盼头了！

那个年月，基本的规则人们还是认真遵守的，知青们在车站按先来后到排起一字长蛇阵，等待着……

       然而事情并不如人们想像的那麽乐观，由于大雪造成的交通中断，不仅将大批知青滞留在分布于陕北的各个小城镇，而且使正常出行的人们也被阻塞在各个车站，由于他们人数较少，因此车站规定：军人、干部、贫下中农……也就是除去知青，其他人都享有优先购票权。虽然通车了，但前两天几乎没拉上几个知青，知青们虽然不满但也无可奈何，每个人心里的焦虑在不断地积蓄，终于在第4天，我们买到了车票，在众知青羡慕的目光下我们打点行囊早早来到了车站，等待进站上车。

       7点车站的大铁门由几个彪形大汉缓缓打开，焦急的人们一窝蜂似地一拥而上，秩序大乱。几个车站的工作人员竭尽全力拦腰截断人流，将大铁门重新关闭，并指挥已经进站的人们先上一辆车，待发车后再放行第二辆车的人员进站，文思远等几个人也被冲散了，车站的工作人员极为粗暴地催促站内的人尽快上车，有个知青稍一迟缓，过来俩个彪形大汉嘴里一边不干不净的吆喝着一边将放在地上的两个手提包扔上车，随着玻璃的破碎声汤汤水水透过手提包流了出来，肯定是几瓶罐头被打碎了，那是从北京一路小心带来的亲人的关爱！等待了那麽多天都舍不得吃，现在被打破了，能不心痛吗？

       世界上的事情有时就那麽奇怪，人们在困境下，只要心存希望，再大的困难和屈辱都可以忍受。但往往一件小事，一个小的刺激，就象一条不起眼的导火索，可以引起剧烈的爆炸，引起连当事人都预想不到的严重后果。至今文思远也没有弄清楚到底是谁打的第一拳，他只记得除去女知青，所有的男知青顿时和车站的工作人员打成一片，除去拳脚，知青们顺手抓取身边的棍棒、砖头等当作武器肆意的挥舞、砍砸，不断有车站外的知青翻墙进来投入混战，车站的工作人员成了知青们积蓄了多天的愤怒情绪的宣泄对象，似乎他们就是导致知青如此境地的罪魁祸首！打！打！打!知青们几乎失去了理智，他们心中的委屈和不满通过暴力肆意地宣泄着，痛快淋漓…… 寡不敌众，车站那十几个工作人员哪里是知青们的对手，有几个顿时血流满面，倒在地上，其余的抱头鼠窜……

     “快开车”人们重新爬上车，吆喝着，这时才发现车站里已经看不见一个工作人员了，连司机也不知道躲到哪里去了。知青们并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打架对于知青来说已经司空见惯，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洗礼，遇到说不清的事情，拳头就是道理，文革中两派对立从“文斗”发展到“武斗”，以社会不同阶层的子女们自然形成的小圈子，保护自己的能力也往往是以拳头的力量为标志的，下乡插队后各学校、各公社之间，乃至于在北京时的各派组织之间的恩怨，也自有其亲疏远近，遇到适当的机会，互相“插架”，也是了结恩怨化解矛盾的特殊法则，打过一架后成为朋友的也屡见不鲜，江湖义气、流氓习气也在侵蚀着这些刚走入社会的小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