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转帖]留守黄河岸边的北京娃 来源：陕西农村报

1969年，百万知青奔赴全国各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3000多名北京知青落户宜川县黄河壶口各地。随着“文革”结束“返城”的开始，大批知青陆续返回北京，而留守宜川的北京知青他们生活现在是什么样？

　　——题记

　　县委书记印象中的北京知青

　　现任宜川县委书记姚靖江小时候就接触过许多的知青，他学会了刷牙，知道了什么是罐头和电影，接受了许多新的观念和思想。姚靖江曾担任过共青团延安市委书记，任职期间，组织策划过北京知青回延安，北京知青子女和延安儿童手拉手，召开北京知青支持延安希望工程座谈会等多项活动。姚靖江称，当代史上对延安影响最大的两件事，一件是毛主席到延安，另一件就是北京知青插队延安，这些外来文明和先进的生产力，对延安都产生了巨大而又深远的影响。

　　但是姚靖江不得不承认，那代人的历史已经渐行渐远。一个让姚靖江记忆深刻的事情是，在几年前组织的一次北京知青回延安活动中，一位北京知青带来了紫金城的孩子，她想让孩子感受一下当年那个艰苦的岁月。在下车去看当年的知青窑洞时，孩子怎么也不愿意去，一边玩着电子游戏机一边说：“那个破窑洞有什么好看的？”这让老知青很是失望。如今，绝大多数知青后代目前已临近或者过了而立之年，面对新的就业和生活压力，他们已经很难理解和承受父辈们的苦衷。即使在电影电视上曾看到过知青们劳动生活的镜头，他们会认为是在演戏，做秀。

　　于小娅：留守宜川的幸运者

　　曾在宜川县城建局工作过的于小娅，住的是两层小楼，现在她的腰弯了，脸上布满了皱纹，可谁知道，她把全部的青春献给了宜川大地。她的丈夫离岗在家，二人偶尔在街上散步，许多认识的人都会给他们打招呼。于小娅从遥远的“紫金城”来到宜川县阁楼镇插队，当年她只有17岁，是当时年龄最小的女孩，曾把麦苗当韭菜。在十几年的插队生涯中，她知道农民最苦，最憨厚。后来参加工作，当过交里乡副书记，城建局纪检组长。她为官清廉，处处为农民着想，不怕惹人，知道她的人都说她是党的好干部。

　　于小娅出生在北京，爷爷和父亲都是铁路工人，文革时，她的爷爷被“造反派”打得皮开肉绽，两腿骨折，伤口都生了蛆，当时的于小娅正上初二，学习比较好，为了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与家庭划清界限，她悄悄的报了名，准备出发时，她的班主任追到她家让她别去，并动情地说：“农村太苦了，去了你会吃不消的”。一向脾气古怪的她不听老师的劝告，悄悄搭上了西去的列车，真正地感受到了诗人贺敬之的《在西去列车的窗口》的味道，几天的颠簸，她最后插队到靠近黄河岸边的阁楼镇井家村，种地、锄草、割麦子，什么农活他都干过。但由于她年龄小，生产队每天只给她记8分工，每分工值2分钱，这样每天只能挣到1毛多钱。过了不久，她就感到厌烦了，很后悔当时没有听老师和父母的话。于小娅兄弟姐妹5人，先后到内蒙、黑龙江等地插队，随着大批知青返城的热潮，兄弟姐妹先后都回到父母身边，而只有她留在了遥远的陕北。在宜川她是正科待遇，有住房，有工资，两个儿子都安排了工作，不算富有，可生活得比较滋润，要是回到北京就不一样了，兄弟姐妹个个有钱，把她当外地的乡下人看，她只好呆在母亲身边不出门。

　　张观湘：最苦不过单身汉

　　家住丹州镇郭俭村的张观湘最苦不过单身汉。虽然有妻子，几年前妻子回到河南娘家，两个女儿也先后出嫁，一个在北京，一个在林业局工作，张观湘每天只好与鹦鹉说话，以电视机为伴，孤独时饮上几口小酒，他常常说：“宜川人总觉得我是个拿工资的外地人，过着酒肉穿肠过的生活，村里人看不惯，可回到北京的家，他们又说我是一个乡下人。宜川人嫌我，北京人又看不起我，没办法这辈子只能做宜川的鬼了。”

　　张观湘初中毕业，1969年到交里乡插队，由于他脾气古怪，村里人称他为“二杆子”，但不管怎么样，张观湘无论干什么工作总是很认真。70年代中期就被录用为林业工人，在交里林场检查站工作，他的妻子当时是民办教师，由于她嫁给了北京娃，1981年破格转为正式教师，当时小两口生活得比较幸福，后来随着林场工资的拖欠，张观湘几个月都拿不到工资，所以两口子经常闹矛盾，2004年他的妻子离岗后只身回到河南娘家，从此过着天各一方的生活。

　　在交里乡，提到张观湘，没有一个人不认识他，他的工作一贯正直，从不巴结领导，由于他坚持原则，因此惹了少数有权势的领导，并一直没有混上一官半职。2000年北京摄影家黑明，曾多次采访过他，也曾为他呼吁奔走过，但不管怎样努力他回北京只成了一场梦。他常常哀叹地说：“没想到这辈子会做宜川的鬼。”

　　张 革：英魂坚守黄河边

　　插队宜川的北京知青张革在多次往返北京和宜川之后，终于把自己永远地留在了宜川，留在了这个位于黄河西部的小县城。1975年，在宜川县插队的张革招工到西安的一个企业工作，但仅仅1年后，张革就写信给当年插队所在的生产队队长，说他在西安工作不适应，想继续回到村里。在张革和村干部的共同努力下，经过几级政府部门批准后，张革又回到了他插队的宜川县寿峰公社后义沟村，当了村支部副书记。回到村里的张革，不要一分钱的报酬，一心带领当地的群众脱贫致富。已经61岁的后义沟党支部书记郭炳元清楚地记得，是张革带着大家建起一座150千瓦的水电站，让后义沟村用上了电灯；张革亲自栽培的2000多亩核桃树和400多亩苹果树让后义沟村逐渐富了起来；张革带领大家修的数十公里路现在成了通往县城的主要道路。如今的电站已成为历史的见证者。

　　1987年，张革回到了北京，他告诉乡亲们，他回北京是为了挣大钱，为了给村里办更多的事。村民们知道，张革不会骗他们的，他们把窑洞依然给张革留着，并有专人负责打扫，以便张革回来时能马上住进去。1994年夏天，在北京开办公司的张革又一次回到了后义沟村，他带来了当年好多一同插队的知青。他告诉村民，他们准备筹资近百万元，给村里修建一所现代化的小学。

　　而后不久，村民们得到消息，张革因为脑溢血在北京突然离开人世，年仅48岁。张革在弥留之际，告诉他的妻子，他前前后后在后义沟村生活了13年，如果生产队同意，希望把他安葬在后义沟村。后义沟村没有理由不同意这个请求。那是一个让无数人心碎的场景，当张革的妻子抱着骨灰盒来到后义沟村的时候，全村老少跑到十几公里之外的沟口迎接，有村民卖了家里的口粮给张革送去了花圈，送葬的队伍从山顶一直排到了山沟。村民们把张革安葬到了后义沟最高的一块苹果地，在那里，他可以看见整个后义沟村。这一次回来，他再也不走了，将永远坚守在这里。

　　赵纯慧：不知自己是哪里人

　　赵纯慧生于1949年，她是北京99中学1968届的初中毕业生。“文革”开始不久后，她的父亲因“反革命”罪行被抓进监狱，母亲因此发疯。1968年底，在街道干部和学校领导的再三动员下，赵纯慧以“反革命分子”子女的身份来到延安市宜川县寿峰公社插队落户。

　　插队后第一个春节，大部分知青都回北京探亲了，但赵纯慧因没有路费而回不去。家人给她寄来30块钱，让她在当地过年。赵纯慧舍不得花，把钱藏在席子底下，有一天，这仅有的30块钱突然不见了，她非常着急，在实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赵纯慧步行近百里到县上给管理知青的干部反映了情况，但钱还是没有找到。村里年味正浓，可赵纯慧已身无分文，孤身一人，在当地又无亲无故，只能与土窑洞度过除夕之夜。这件事发生后不久，赵纯慧就神经失常生活不能自理。

　　为了照顾赵纯慧的生活，在市委、县委、政府的批准下，赵纯慧被组织安排嫁给了当地的残疾农民李根管。李根管大赵纯慧很多岁，是一名以放羊为生的光棍。1986年，按照有关政策，李根管被安排到乡政府种菜，由一位放羊娃转为正式职工。能吃上皇粮，使李根管一辈子都不敢想的事，而且还娶了一位北京知青做老婆，这让他几乎不敢相信。在当地，很流行寻女知青当婆姨，有个顺口溜就是“纸烟不好是大前门！老婆不好是北京人”，正是这段历史的真实写照。

　　赵纯慧结婚后，生有三男一女四个孩子，生活进入了极其艰难的状态。后来，长期关注知青生活的著名摄影师黑明对留守知青赵纯慧的生活进行了相关报道后，引起社会关注，使其得到一些资助。据一些至今还留守在宜川的北京知青介绍，赵纯慧的父亲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批高级工程师，赵纯慧小时候曾受过良好的教育，能歌善舞，是个出众的才女。她的婚姻与境况让所有的知青唏嘘不已，到现在，她还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哪里人。（姚树林 报道）

（责任编辑：徐岩）

关于在黄土坡上的知青，补充几句：

在陕北采访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些仍留在这块土地上的北京知青。无论是命运的捉弄，还是身体残疾，如今他们仍生活在最底层。他们真正成了黄土高坡的汉子、婆姨……

在延安见到一位北京七十七中名叫王胜利的知青，其中一段令人心酸的对话，使人震撼。问：你最大的心愿是什么？答：回北京到动物园看大门。问：为什么？答：老虎有肉吃，我也有肉吃。

在陕北宜川见到原北京九十九中初68级的赵纯蕙时更让我经历了一次强烈的感情冲击。她因为没钱在春节时不能和同伴们回家，一个人独守在知青窑洞里，思乡情切，而精神分裂了……只好嫁给了一个跛腿的当地残疾人，永远留在了黄土坡上！看到她在男人的呵斥声中不知所措战战兢兢的神态，我们都哀叹命运的不幸。怎么也不能把照片中见到的那位英姿飒飒的女知青和眼前的这位衣衫不整蓬头垢面满脸皱纹的人联系起来。问：你想回家吗？答：队上还没结算呢。在大家的劝说下，她大声地唱起了《在北京的金山上》……她的歌声让全场突然静的发瘮！在她的记忆深处竟是这几句歌词，多么强烈的反差！不知是谁在感叹：疯了好，疯了不再做噩梦了！我未敢苟同：她也许一辈子都生活在这样的噩梦中！这时我的泪忍不住流了出来，感到内心有一股要大声呐喊的冲动…

 

作者为“中国老三届”三盲先生 

无言！！！

不知道我们能为他们做点什么？

想想他们，再看看我们；
因为历史原因，他们依然“坚守”农村，
因为某种幸运，我们与他们渐行渐远……
他们是“乡下人”，而我们是“城里人”？
差距如此之大，令人于心不安！
政策在那里“显灵”呢？
又有多少老知青身陷困境不能自拔？
希望中青网代为呼吁一下，
也希望曾为知青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在“两会”上提案，
更希望这样的悲情故事不要再出现！

我想现在的“两会”不会再有知青们的声音了吧？
也许对，社会发展总是需要以牺牲一批人为代价。
知青还会在社会进程的边缘挣巴多久？不会很久啦。
这些人间悲剧只好靠知青自己自救，或就听天由命吧。

楼上说的对，最起码这悲情不要再出现在我们孩子身上。
哀莫大于心死，知青那一页历史就掀过去得了。
抓紧时间和孩子们在一起，厚积薄发潜移默化给孩子留下些

蕙子应该可以病退回京，中知网、各界朋友，谁了解现今的相关政策？宜川的同学，咱们也做点什莫。今天在家里和老伴商量，捐钱物把，怕到不了她的手里.....惟有让她回京，和她三个在京打工的孩子有个家，可能才有利于病情的稳定、与今后的生活。除此还有啥好办法呢？

正在编校的社区文化专刊里有这篇文章，还有一期是知青专刊，如果这里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把你们的通讯地址短信发给我，刊物印刷出来后我给你们邮寄一本。

赵纯慧的相关内容我在另一篇冬眠的青春里也了解了。

心内戚戚，泪光点点，无言感慨。

回云岩，我怕是做不了多少事，这个我清楚。几天了蕙子的身影挥之不去，觉得很无能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