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深一盏灯 - 延河水 - 中国知青网

夜深一盏灯　

在我插队的时候，陕北农村基本上还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社会，吃穿用品，大部分靠自己生产。但有两样东西，是必须向公家购买的，一是火柴，二是煤油。我印象中，几乎所有的乡村供销社里都弥漫着一种奇怪的气味儿，似乎成了它的无形标志。我琢磨，这是煤油、火柴和醋混成的味道。凭着它，人们毫不费力便可寻到供销社的所在。

城里人生活中不大用得着煤油，照明有电灯。而农村则要靠点煤油灯。油灯的种类很多，老乡们用的，多半是用墨水瓶自制的简易型，瓶盖上钻个洞，插上个棉线捻子，就算齐活。下边托个木架子，移动方便。这灯省油但不亮。我们用的油灯是买来的，玻璃制作，油仓和底座铸成一体，沉甸甸的。灯头是金属的，安上灯捻，有一个旋扭，可调亮度。上插一个鼓肚的灯罩，点起来，虽远不及电灯，但在小窑洞里，也足以看清人的面目。这灯光黄黄的，悠悠地闪着，尤其在冬夜，看到它，就感觉到一丝温暖。

知青们煤油的消耗量是很大的，远远超过老乡。一是点灯的时间长，二是亮度高。知青们不习惯夜晚的黑暗，总是把灯拨得亮亮的。知青们也睡得晚，不像老乡那样，放下饭碗就钻被窝。我们吃罢了晚饭，盘腿坐在炕上，围着油灯，侃大山，看书，非要折腾到夜深人静之时，才肯休息。所以，每隔三五天，我们就要下山去买一回灯油，白天洒尽汗水，夜晚怎可无光。

插队之初，我们的身体还不能适应繁重的体力劳动，农忙时，每天十几个小时的活儿干下来，骨头架子都快散了。回到窑里，往炕上一躺，便昏昏睡去，有时连饭都懒得吃。待春去秋来，手上磨出了老茧，肩上扛了两疙瘩硬肉，每日收工，觉得还有劲儿没使完，总想寻些事来干。秋冬两季，天短夜长，在窑里呆得时间多了，肚子里的书虫就蠢蠢欲动，旧情复发，忍不住要找些书来看。自小养成的习惯，再怎么“教育”，也难移本性。

想读书，可书从何而来，经文革之劫，已“焚”得差不多了。“破四旧”时，废品站里书籍堆成了山，家家户户送瘟神似地往里边扔。到我们下乡时，身边除了“红宝书”和几本马列著作，所剩无己。说到此，我还真得感谢可称作我的老师的两位师哥，一位叫左林和，一位叫王秉坤。他们高我两级，在校时便以才子著称。我的读书，与二位有很大关系。

左林和精文学，当年我的母校北京十三中，有个十分著名的壁报，叫《语文园地》，每次出刊，都会引得众多同学驻足观看。左林和便是其中主笔之一。他的肚子里，有数不清的文学故事。每次聊天，从他嘴里说出的，不是柳永因词获罪，便是周邦彦哀情被赦。说时神采飞扬，唾沫星乱溅，许多故事，我至今还记得。若在课堂茶舍讲这些，倒不稀奇，在陕北土炕上，刚放下小米粥碗，就开讲文学，可见此人瘾有多大。

王秉坤体格强壮，作风儒雅，有思想，文笔好。数理化皆强。看书喜诵，每到忘情之处，炕沿儿拍遍，声震窑顶，摇头晃脑，旁若无人。我时常找寻他读过的片段，看精采之处何在，为何获得激赏，无形中，也长了不少见识。

两位不仅肚里有货，也藏了不少书，都是当时被称作封资修的东西，真不知他们是怎么逃过的书劫。尤其是王秉坤，行李中有一只四四方方的铁皮箱，里面别无它物，满满的全是书，其中还有许多难得一见的旧版。虽然时隔三十多年，我还能记得读过两人的书有《史记选》、《国语》、《国策》、《左传》、《春秋》、《论语》、诸子百家中的一些，如《管子》《墨子》等、《历代散文选》、《古文观止》、全套的《中华活页文选》、北大师生著的《中国文学史》、余英时选注的《诗经》、唐诗选本若干种、胡云翼编的《宋词选》、《聊斋志异》等，还有一些解放前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的《万有文库》。

书量不算大，可全都是精品。能在陕北的土窑洞里读到，实属难得，足够饕餮一阵的了。可我初中不到二年的水平，要想读懂那些艰深的古文，还很困难，只能先从好读的入手，如《聊斋志异》。我每日读一篇，看明白了，转成白话给大家讲故事，称作“每日一聊”，成为闲侃的重要内容。初时经常胡猜乱解，闹出笑话。好在有两位师哥时时指点，慢慢入了点境。那时年轻，未谙男女之事，对文中经常出现的“缱绻”一词，解释不清。众人七嘴八舌，竭尽想象之能力，只有左林和，在一旁掩口偷笑。

诗词是我们当时最喜读的，也许和离乡背井的心情有关，那些带有悲凉意味的离别诗、怀古诗、边塞诗，最能引起我们感情的共鸣。尤其是许多名篇的产生地就在西北，塞上塞外是常见的词儿。范仲淹的《渔家傲》自不必说了，有一次读到唐代张敬忠的诗，诗曰：“五原春色旧来迟，二月垂杨未挂丝。即今河畔冰开日，正是长安花落时。”五原在陕北之北，古属朔方，地理环境有相似之处。读此诗，惹起思乡之情。觉北京之远，尤如长安。读贾岛诗：“客居并州已十霜，归心日夜忆咸阳，无端更渡桑乾水，却望并州是故乡。”同伴相语，有朝一日离开此地，恐怕要“却望陕北是故乡”了。此话果然不假，多年后，知青们返陕北，寻故地，络绎不绝。

对杜牧感兴趣，最初倒不是因为他的诗，而是左林和讲起他“浪荡江湖载酒行”，看上一个小姑娘，待迎娶时，已“绿树成阴子满枝”的故事。自己虽落魄，亦非才子，也期望有点浪漫佳遇。这诗八成读得有点偏，却是实话。

喜欢李商隐也是从这时开始的，虽说对他的诗似懂非懂，但诗中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哀怨，还是令我着迷。将《无题》诗一首一首地背过，至今不忘。

宋词中读得多的，有柳永的《雨霖铃》、辛弃疾的《水龙吟》、李清照的《声声慢》等，一次翻到刘克庄的《一剪梅》，词曰：“束蕴宵行十里强，挑得诗囊，抛了衣囊。天寒路滑马蹄僵，元是王郎，来送刘郎。酒酣耳热说文章，惊倒胡床，推倒邻墙。旁人拍手笑疏狂，疏又何妨，狂又何妨。”几人读此，甚觉痛快，亦拍手大叫“疏也何妨，狂也何妨”，狂归何处，也就是乱吼一气，明天一早还得老老实实上地里干活去。

读《史记》，最喜《淮阴侯列传》，也许是和韩信乞食漂母、受辱胯下的经历有同感，找一笔记本，全文抄下，反复吟诵。韩信“陷之死地而后生，置之死地而后存”的话，多少给了我一点精神鼓励。当时抄诵的还不止这一篇，像曹操的《让县自名本志令》、曹丕的《典论论文》《与吴质书》、柳宗元的《敌戒》等。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古人贱尺璧而重寸阴，惧乎时之过已。而人多不强力，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之大痛也！”这段话，对我的启示作用，超过了许多现代的名人。

读过几篇赋，如枚乘的《七发》、宋玉的《风赋》《登徒子好色赋》等。搞不懂为什么登徒子爱丑妻却被称作好色，但文中对美人的描述，“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倒是给了我许多对异性的遐想。

阅读的许多古文，都出自《中华活页文选》，这套书帮了我很大的忙，它在艺海集萃，尽选名篇，给初习者一个很高的起点。加之名家们的详解、注释，使我获益匪浅。《敕勒歌的歌者》让我认识了斛律金，《又呈吴郎》让我探到杜甫的人性。直到今日，我仍对这套书的出版者，怀有崇高的敬意。

也有读不懂的，如诸子百家的《管子》《墨子》《惠子》等，那些是解放前出的旧版书，既无标点，也无注释，读起来实在费劲，便撂在一边，很少翻它。现在想起，这些书，不提内容，仅就版本而言，恐怕也是弥足珍贵的了。　

当然还有小说，是各队之间传看的，一本《封神演义》，传到我们队，首尾皆无，卷边烂页，几乎散了架。不知是谁带了一本厚厚的《收获》，里边载着一部叫“大学春秋”的小说，被我读了许多遍，倒不是说小说有多么精彩，因为它讲的还是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的故事。但里面描绘的大学生活，让每天扛锄头挣工分的我，艳羡不已。课堂、校园对我们而言，已经成了遥不可及的梦。还传来了一两本《静静的顿河》，由于不全，我们对故事没有一个完整的印象，只是对格利高里和阿克西妮亚滚在草棵子里的情节，最感兴趣。说起来也好笑，由于书中没有细节的描写，众人还对男女主人公“干那事”没有，争论不休。有自称懂的，说得真事似的，只是我当时对“那事”，无知而好奇，听得面红耳热。

说也奇怪，大家不约而同，带的几乎都是文史哲方面的书，数理化的则一本没有。或许有，但大家没读，反正我是没一点印象。当时下乡，强调要“扎根”，当一辈子农民，数理化何用？离现实生活太远了。后来才有了进工厂上大学的机会，可当时谁能想得到。记得有一次外队同学拿来一册初中数学课本，学过的。我惊愕地发现，它对于我简直就像天书，那些方程式，竟然一点也看不懂了。当时我很是悲哀，因为我上学时并不是一个差生，怎会忘得如此干净。回头一想，也难怪，文革六六年开始，我们卷入其中，成天革命造反，学着大批判的话语，迷恋着辩论的技巧，背着“老三篇”，头脑中何曾给数理化留下一丝地方。由此，彻底绝了搞理工的念想。以后，果然搞了文，以编辑为职业混饭吃，追根溯源，此事起了一定作用。

时隔三十多年，我依然怀念那盏小小的油灯。山村的夜晚，寂静而漆黑，不时传来的几声狗叫，更显得四野空旷悠远。惟有窑洞窗户透出的光影，在天地之间，添上了一点暖色。几个年轻人，围着油灯，头对头的，读书侃书。身子扑在炕上，影子投在墙上，窑洞里其它地方都是黑黑的，那光只照亮了脸和书。现在想起来，这场景很是温馨。老镢头、黄土地、读《史记》、背唐诗，这些看似不搭界的东西，被一盏小油灯，柔和地融为一体。

没有人告诉你要读书，也没想过读书会有什么用，它就像吃饭喝水一样，成为生存的一种本能。我不能说插队的几年我们学了多少东西，尤其是我，浅尝辄止，不求甚解，全凭兴趣，翻到哪篇就读哪篇，没有系统，没有计划，说不上知识的积累，顶多是增添了一点谈资。比起后来在知青中涌现出的许多学者和作家，我们星星点点的阅读可能不值一提。但是，在那个读书无用论盛行的年代，在繁重的体力劳动的间隙，我们多少保留了一点学习的习惯，也算是难能可贵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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