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讨论]关于明年清明陕北插队北京知青园陵搬迁的问题

      据【延长在线】报导，延长县委常委会研究决定：原坐落于延长县安沟乡的北京知青陵园，将于2010年清明节迁入新建的知青烈士陵园内，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基本就绪，搬迁计划正在进一步落实。并希望北京方面相关人士，转告张大力，李秋雨，银淑珍，王艳丽和韩小顺生前的亲朋好友，与延长县委联系。其间一位名叫“老初一四”的北京知青，在【延长在线】发帖，讲述了有关银淑珍同学目前家庭的一些情况，特摘录如下，供知青朋友参阅，并望给予建议和帮助：

 

笔者—老初一四

版主您好：

      我已找到了王艳丽和银淑珍的家人。坦率地说我不愿意见到她们的家人，因为，一来我的出现会给她们的家人又带来伤感，二来交谈中不可避免地谈到“给个说法”的话题和待遇问题。我又不知如何解释。人家说什么我就听什么，夹在中间真难受。仅举银淑珍家为例，我登门拜访时一通报来历，人家就不高兴，丝毫没有让我进屋的客套，我自己说出能否让我进屋，才打破僵局。

      进到屋里发现，和12年前没有变化，依旧很乱，唯一的变化就是黑白电视换了台小彩电及家里有了电话机。银淑珍的父亲银志义已经89岁，瘫痪在床已有23年。母亲郭银枝88岁还可以走动，照顾瘫痪在床的丈夫，仅凭丈夫微薄的退休金维持生活。没有条件雇保姆。

      银淑珍的哥哥已经于1997年突发心脏病故去了，嫂子身体不好，退休金不足1600元。也是六十多岁的人了。女儿26岁了，由于家境不好至今未出嫁。两个“进行性肌肉营养不良”的弟弟先后死于社会福利院。

      我们97年去陕北建知青陵园的消息，根本就不敢让老人家知道。上次蔡锐、常兵与我一起到她们家，没能见到老父老母是大哥拦住我们，这次是大嫂拦下我又没能见到老人家，我也就不再坚持去见老人家了。

      当说到这次知青陵园又要迁入新的延长知青烈士陵园时，大嫂施云问我：“我们家银淑珍到底算什么？是烈士没有证明，没有待遇，快40年了，又没有人来家里慰问一次。不是烈士怎么能进烈士陵园？我们毕竟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上山下乡，又是死在“农业学大寨”的劳动场所。死在田间地头，我们不是病死的。为什么其他地方的知青死了有算烈士的，起码也算工伤，而我们什么都不是。你也看到我们家的困难情况，我们的日子实在太艰难了。”说句实话，她们家确实是我所见到的城市居民中最困难的，屋里的凌乱一般人想象不出来。我是身临其境才有此番感受。

      当时我听到施云大嫂的上述质问，真是无法回答。我能回答什么哪？请您给我支一招。

银淑珍情况介绍：

      银淑珍，北京女36中初中毕业生。1969年2月5日到延长县安沟公社东桌大队小路塬生产队插队。当年来小路塬插队的共有7名知青，他们是北京四中的沈受元、蔡锐、朱明太，36中的何金铃、常兵（常晓燕）、崔勇和银淑珍。

      银淑珍的家庭情况是这样，父亲银志义，北京市财政局普通职员，今年已经89岁了，瘫痪在床已有23年。母亲郭银枝早年参加工作，后来由于家有2个残疾孩子而回到家中，没有退休金。目前已经88岁了，还可以走动，仅凭丈夫微薄的退休金维持生活。

      银淑珍的哥哥1971年前在上海工作，银淑珍逝世后为了照顾年迈体弱的父母调回北京工作，在一家企业工作好像是原北京拖拉机厂，提前退休。身体不好于1997年突发心脏病故去了。也就是在那年清明节，银淑珍等知青安葬入知青陵园后，不久故去的。大嫂施云退休金不足1600元。也是六十多岁的人了，身体不好、家境困难。还要照顾年迈的公婆。

      说到银淑珍的两个弟弟，更是一言难尽。两个弟弟如果健在都应该是55岁左右的人了，从幼年起就患有“进行性肌肉营养不良”的毛病，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骨骼长、肌肉不长。不能走路，常年躺在床上，疼痛难忍。笔者还记得1969至1972年每次回京探亲时，到银淑珍家看到两个弟弟的惨状，都不由的潸然泪下。有一次小弟弟当着我的面对妈妈说：“妈妈。我疼的要命，您能让我死了吗？我真的不想活了。”-------

      1971年银淑珍在陕北遭遇雷击不幸去世后，银志义和郭银枝在儿子的陪同下来到延长参加了女儿的葬礼。回到北京后两位老人大病一场，笔者1972年夏天从陕北回家探亲时，来到银淑珍家。见到老父亲身体复原坚持上班，而老母亲依旧体弱多病卧床休息。这时一个病情较重的小弟被送进社会福利院。几年后另一个小弟也被送进福利院。之后的若干年我们失去了联系。1997年修建知青陵园时，我们到家中征求意见，才得知两个的弟弟已经先后死于社会福利院。

      银淑珍当年是共青团员，是学校的学生干部。按说依家庭的困难条件完全可以留在北京。可热血青年响应号召上山下乡来到农村，是那个时代的产物，是不折不扣的受害者，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在农村的三年，银淑珍与我们男同胞一样战天斗地。在担任东桌大队民办小学教员的两年里教书育人，我们村先后出的几名大学生都是她当年教的孩子，足以证明她的启蒙教育对孩子们起的影响和作用之大。

      从1970年夏季起，我们的不少同学先后被抽调离开了农村，进了工厂、进了大学（1971年第一批工农兵学员）。当时我们所有的知青都呼吁，让家庭困难的银淑珍先走，但受到“驻队北京干部”的阻挠。以家庭出身不好，民办小学离不开等借口不予安排。其实受到不公正待遇的还不止银淑珍一人。后来去煤矿的两个知青，也是在错误路线和驻队干部的干扰下，毅然下了煤窑。

      我们还清晰地记得，那年（1971年）国庆节刚过。我们忙着收秋，银淑珍作为小学老师本可以不下地干活，可是热爱劳动的她，利用教课的空余时间，坚持与大家一样参加到秋收的行列。那天下午去收高粱，就是那无情的雷电，夺去了两个年轻姑娘的生命（笔者当时在山下种菜，当时的场面不知晓，悲剧发生2个小时后，回到山上才了解到当时的情况），随即下山到安沟请医生上山抢救，以及在悲痛中忙于后事的料理。

      我们还清楚地记得追悼会的场景，全公社的知青都来了，县里、乡里（当年叫公社）周边大队的乡亲们来了。大家为失去两位年轻的战友、伙伴、亲人而悲痛欲绝，乡亲们为失去两位年轻的北京娃而伤心落泪。

      上世纪80年代，东桌的知青都离开农村后，当地有结“鬼亲”的人打起了我们已经故去知青的主意。盗墓者夜半三更伸出他们罪恶的双手。拂晓前被村里的老乡发现，使得盗墓者没有得逞。于是我们东卓、小路塬的乡亲开始了保卫知青陵墓的任务。多么可亲可爱可敬的乡亲们，他们与我们知青没有血缘关系，却担负起亲人的职责。

      之后的几年里在延长县、安沟乡以及我们知青的大力促成下，由当年陕西省委书记李瑞山题写匾额的北京知青陵园在1997年清明节落成了。我们的知青从北京、从美国、从香港赶赴陕北延长安沟参加了纪念活动。从延长回到北京，我们将陕北人民的朴实、忠厚、对知青的情意带给了已故知青的家人，他们都对此表示深深的感谢。

恳请众插友，伸出援助手，

出谋划计策，还望说出口。

能不能过年时候，有点表示呢？

支持！

好象不是这，按以往迁完了就完事儿了，还解决啥哦。

    好象不是那么简单事吧？可能还是要靠现有的政策。现在在老园陵有五位同学，四位是在当年插队时候遭遇的不幸，理由充分可以追认为烈士。李秋雨同学是离开陕北病故回迁的，算烈士吗？但要是不算的话，他可为当地农村和老乡做了好多好多好事儿呀，并留下遗嘱要葬回陕北…。如果要算，那这样的情况一定还存在，该怎么算呢？

   还有就是追认烈士，该由哪个地方政府民政机构来实施，烈士证明书和抚恤金发放等这些事情，是延长县还是北京市执行呢？要说迁入园陵就算烈士标准，恐怕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

   再说，迁墓这事儿除了能够为故去的同学有个明确说法之外，还是应当使他们的家人得到真正的经济实惠，哪怕是一点点温暖呢。

   俄联系“老初一四”同学来这里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