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乡 - 延河水 - 中国知青网

归乡/陈幼民

陕北人恋家乡是出了名的，在外人眼里的荒凉贫瘠之地，却被他们看作是天堂。我的一个朋友老家在榆林的一个偏僻小镇，偶尔回去，乡亲们问他，外边是否也有像咱们镇一样好的地方，弄得他不知怎样回答才是。我想，好与坏，本是相对的，重要的是个人的感受。陕北有许多红军时期就参加革命的人，胜利后，放下枪就回村种地，让到城里当局长都不去。还有的老干部，把儿女撇在北京，离休后就回到故土，箍一两间窑洞，安安静静地过日子。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可有故乡的人与没有故乡的人是不一样的，虽然羁旅天涯，想到总有一块土地是属于你的，心里就会踏实许多。虽然那个地方远隔千山万水，可能连公路都不通，但在被黄土包裹着的小村庄里，有你同宗同祖的族人，有你割不断的血脉。不论是穷是富，是发迹还是落没，故乡都会认同你，包容你，接纳你。中国人讲究落叶归根，哪怕是一缕游魂，只要能回到故乡，便会得到安宁。

“人从哪儿来，最终还要回到哪儿去。”

这不是我说的话，而是老康对我说的。那时我们刚插队不久，正在为是否“扎根儿”苦恼不休。老康不是哲学家，也搞不懂这说法还具有哲学上的意义，但他讲的是老百姓都认同的老理儿，而且从他嘴里讲出来，好像更具有一点权威性：

“什么扎根，我把话撂这儿，你们这些北京娃，迟迟早早都要回北京去的。”老康的预言，最后都应了验，没几年功夫，队里的知青走得一个都不剩。

老康在我们村算是一个奇人，颇有番经历。他很早就出去上学，然后在一家国营企业干技术工作，捧上了铁饭碗。那时，老康是一个叫全村父老都羡慕的人，每年的回乡探亲，是老康最风光的时候。他不穿卡机布的中山服，专门换上一身崭新的工装，以显示在工厂工作的身份，因为在那时，工人的社会地位是最高的。

也许是太过得意，仗着根红苗正，老康的脾气渐长，竟对领导也不尊不敬起来。有一次因工作问题发生了争执，话赶话的，竟把领导臭骂了一顿，还掀翻了桌子。领导哪咽得下这口气，便以攻击党的领导为名，将他打成“现行反革命”，开除了公职，送进了监狱。

蹲在号子里，老康还是想不通，骂了领导的老娘，怎就成了现行反革命，他老娘难道等同于党吗？那时以阶级斗争为纲，也没有律师辩护，老康一肚子委屈，无处可讲。越是想不通，老康的脾气就越坏，他拒绝认错，到处申诉，不服管教，那他在狱中的处境便可想而知。祸不单行，老康的身体每况愈下，竟然染上了肺结核，这病来得凶猛，没过几日，老康就已奄奄一息。

说来也巧，不久之后，整他的那个领导被查出了经济问题，罢了官。接任者恰是老康的同乡，本来就对老康挨整心存不满，此时掌了权，便出手帮助他。他先给老康办了保外就医，然后以单位名义给公安部门写申诉材料，说是前任领导为掩盖自己的经济问题而诬陷的老康，简段截说，一是老乡的手段有效，二是有关部门也不愿担负着一个病秧子，给自己带来麻烦，老康最终被判无罪，抬回了家。

虽然平了反，老康却不是一个胜利者，他的身体已经彻底垮了，医生预言他不会活过五年。同乡仁义，给他办了病休，每月工资照发。

等我在村里见到老康的时候，他已经活过了五年。倒不是医生危言耸听，我想是故乡的水土延缓了他的生命。他每日的营生，就是吃饭睡觉聊天。甭看他整日有手好闲，可在乡亲们中间，他依然受到尊敬。每月几十元的工资，对于庄户人来说，是一笔巨大的收入。要知道，我们一年拼死拼活地干，收成好的时候，也就能拿个十几元钱。所以，老康每日能吃一个鸡蛋，到赶集时，也能坐在公家开的饭馆里，大模大样地要上一碗羊肉臊子面。

老康很瘦，面色黑黑的，一根细脖子，支撑着脑袋。脸上没肉，颧骨底下塌成两道壕，倒显出两个大眼睛，白的多，黑的少。他时常穿一身上下皆白肥大的土布衣裤，咣里咣荡的，叫风一吹，好像能把他带得飞起来。我奇怪的是，身患肺病的他，却在脖子上挂了一个十分讲究的紫铜烟袋锅子，烟荷包鼓鼓的，时不时地还抽两口，好像并不在乎吸烟对他的肺会加重损伤。农村人都忙，只有他，日上三竿才晃晃悠悠地从自家窑洞里出来，像个巡视员似的在村中踱步，然后就纠集几个老汉在地头树荫下聊天，讲外边那些别人不知道的事，对着干活的人品头论足。

这是老康备感得意的时候，村里人有的连汽车都没见过，而老康竟然坐过火车，村里人搞不懂电是个什么东西，而老康的工作就是电器维修，他去过几个省的省城，见过比县长还大的官，吃过真的鱼，还喝过能冒泡的汽水，在知青到来之前，老康是村里惟一见过外面花花世界的人。所以不管他怎么胡侃，别人也只有点头称诺的份儿。

老康的性情变了许多，一是牢狱之灾磨了他的火爆脾气，二是乡里乡亲之间也没那么多斗争可言。他说话慢条斯理，还不乏幽默感。老乡们因他是个被医生判了死刑的人，言语间也都尽量顺着他，有不合适的地方，也无人计较。

老康喜欢和知青聊天，因为外面的许多事和名词，跟老乡说起来煞费口舌，在知青这里能够找到知音。比如说，老康是全村惟一知道编辑是干什么的人。当他听说我父亲是编辑时，马上瞪大了眼睛，叹道，了不起，那不是一般人能够干的。他甚至向别的老乡吹嘘说，编辑的作用和中央委员差不多。闹得村里人以为我爸是多大的官儿，我反复解释也不行，人家说，你紧张什么，又不是要找你借钱。

我说老康是奇人，是因为他横跨三大差别，脚踩生死两界，何人能与他相比。他生活在乡村，却拿着工资，保留着城市户口。他虽然活着，却早已知道了自己的死期。这种人，除了阎王老子，已经无人能管得了他。所以老康说话，毫无顾忌，当时还属文革时期，虽然陕北不似北京那么紧张，也是不能乱说的。可老康已经不怕这些，专捡那些上边不爱听的话说。

由于被整过的缘故，老康最反感的就是运动，他记性好，常常数落每一次运动之后农村的变化，他说我们这儿合作化之前，一家打的粮食就比现在一个队的都多，可越搞运动粮越少，光讲那些好听的没粮吃顶个毬用。

老康也不在乎他的贫农身份，他说土改时正好他的叔叔在乡上当文书，便问上边的干部什么成份好，人家说当然是贫农好了，他便给自己家填了个贫农。“其实，”他狡黠地笑着跟我说：“我们家的地比那些中农还要多。”我们村没有地主富农，阶级斗争便开展不起来，乡间处理事情有自己的方式，如果邻里之间产生纠纷，夫妻吵架，婆媳不和，就会请村里的长者评理说和。老康的辈份和年纪都不能算最大，可每次的“评审团”成员里都有他，乡亲们尊他是见过世面的，乐于听他的意见。老康一脸庄重的表情，大模大样地坐在人家炕中间，指指点点好不神气。

老康对知青是另眼看待，因为知青和他一样，都有过做城里人的经历，所以，他有时在言语中，用“他们”来称呼村里的人。他说，你们生下来就是念书的，他们生下来就是受苦的。他同样对什么扎根一类的说法不屑一顾：“学生们下乡，了解农村人咋个受苦也就够了，你们留在这儿，也多打不下几颗粮食，帮不了受苦人。将来回去，保不准当了官，还能做些大事，到那时别忘了受苦人就不错了。”

有一天队里往上坪地里送粪，一趟就有三四里路远。我身小力薄，担子压上肩，连腰都直不起来，眼瞅着别人嗖嗖地走没了影，只得拼命往前赶，正着急间，却在村口遇见了老康。他坐在树下，见我过来，便硬拉住不让走，他说，呱娃些，你是个读书人，跟他们较什么劲，人家是自小干惯了的，歇一会儿，地里也不缺你那一担两担的。

我已经比别人少挑了两趟，哪敢停下来休息，应酬了几句，就赶紧跑了。虽然拒绝了他的好意，却听说他在背后还夸我，说这孩子要强，能成事。

他早就为自己买好了寿材，选好了墓地。他的寿材是柏木的，想必不便宜，买自距离我们村五十里的郝家塔。运材的那天，村里的青壮年几乎都上了阵，我们几个知青也参加了。那柏木着实沉重，八个人抬一块还压得够呛，行不到一里路就得换人。这庞大的队伍和贵重的寿材惊扰了沿途的村庄，见到的人们纷纷发问是谁的，于是老康的名字就响遍了五十里的山路。外村人不知道老康的事，只是啧啧地赞着，说人家这一辈子没有白活，能有这样好的棺材睡。回到村里，天都大黑了。老康家准备了羊肉臊子压饸饹，请大家吃了一顿。

虽然老康活过了医生的预期，还是挡不住阎王爷找上门来。在我插队第二年的秋季，老康终于病入膏肓，起不来了。家人开始为他准备后事。依当地风俗，人走之前，要剃一次头，弥留之际，老康还想起了我，嘱咐家人，一定要请我给他理发。等我赶到他家的窑里，老康躺在炕上，已经不能说话了，家人亲戚围着，就等送他上路。他看见我，嘴唇动了动，却发不出一点声音。他的眼睛瞪得大大的，眼神里没有恐慌，平静如水，我感觉，他很像一只即将作为牺牲的羊，顺从地等待大限的降临。

家人把他的头扶出炕沿儿，用手托住他的脖子，我几乎是跪在地上，小心地给他理发。我这人胆小，碰到丧事通常都躲着走，何曾想到要给即将逝去的人理发，但老康的嘱托我又不能不答应。

窑洞里黑乎乎的，只在炕头上点了一盏油灯，半明半暗，只映出了家人凝重的脸，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我的手上，我抑制住颤抖的心，一下一下捏着推子，生怕夹了他。好容易理完了，家人端来热水给他洗净擦干。我收拾好工具，谢绝了人家留我吃饭的好意，匆匆离去。不知是因为费力还是紧张，汗把身上的衣服全湿透了，出得门来，被风一刮，冷得直打哆嗦。

老康死了，出殡的那天我没有去，只是远远地看着人们把棺木抬到了对面山上。那山呈半圆型，环抱着我们村。他的坟，对着村头的崄畔，背崖挡住了风，阳光也能照上，这是老康早就选好了的地方。在故乡的怀抱里，他终于可以放心地长眠了。老康不是个完人，性格决定了他的命运，不管遭遇了怎样的灾难，在最后的日子里，是故乡给了他亲人的温暖，恢复了他做人的尊严。这是一个近乎原始的村庄，人们还在依据传统的伦理道德和农耕方式行事，很少享受到现代社会的好处，却也避免了外面世界的许多伤害，否则，像老康这样的人，又怎么能平安地度过他的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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