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转帖]深播高原的爱，破土萌发

封面设计 曹谷溪

 

深播高原的爱，破土萌发

 

——写在知青作家许复强长篇小说《情感之恩》前面的话

 

曹 谷溪

 

             【一】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叶，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陕北黄土高原正颤栗在贫困、饥饿和寒冷之中。这块厚实宽容的土地，依然像当年慷慨接纳疲惫的中央红军一样，又一次接纳将近三万北京知识青年到延安插队落户。转眼四十多年，“北京插队知青”这个词汇，渐渐淡出人们的言谈。然而，我却不能，好友张莉的哥哥张大力，在为一位老乡送药的夜晚，被一条狗冲下崖畔而亡命；还有三位女知青在高粱笼避雨，被雷电所击……我缅怀把青春和生命留在这块土地的每一个灵魂；也常常为走出黄土地去干大事创大业，取得巨大成功的每一位知青朋友默默地祝福。总而言之，今生今世我是无法解脱深埋心灵深处的 “知青情结”。

作为知青专干，曾经接触过众多的插队知青；作为延川县知青工作赴京汇报团工作人员，又访问过许多知青家长。几十年来，我和那些“老插们”一直保持着频繁而亲密的往来。

1978年《延安文学》2—3合刊中，曾发表了我撰写的一篇题为《绥德汉》的文章。其中有一段文字，道出了我对这一批插队青年的理解与敬慕：

 

我不知道亲爱的读者是否曾关注‘老三届’们的命运和成长过程？这是一批特殊历史境遇中造就的一批特殊胆略、特殊气质、特殊品行的人们。他们，虔诚地参加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继而又成群结队地到农村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以后，他们之中的一些人被招工、招干或当兵；一些人被推荐上了大学，还有的到国外留学。总之，该走的都走了，真当了农民的寥寥无几。

    由于历史的原因，这茬人过早的失去了读书的机会。所以，只要他们一旦取得读书的机会，便拼着命往书中钻。有一位当了省委副书记的北京插队知青，在上大学前就三遍通读《资本论》，写了厚厚十八本读书笔记。这一代人，与其父辈们相比：少保守，少教条；与年轻他们一代人相比：更具有使命感；多思考，多实干。在社会转型、时代变迁中，这一代人是我们国家、民族的希望，是世纪交替的桥梁！”

 

今年八月突然接通了一个陌生的长途电话：

“我叫许复强。1969年2月从北京到延安县下坪公社牛家沟插队。一插就7年。2000年我在中石油管道局买断工龄，闲暇在家，插队时的那些人，那些事儿折腾的我坐卧不宁。回陕北走上一趟，触景生情，情感的野马更是收刹不住；每每与“老插”们相见或者聚会，谈论总离不开插队的话题。于是，我突然萌生了写一部长篇小说的想法。

别人是“十月怀胎”，我的小说是“怀胎十年”！

现在，这部书名为《情感之恩》的长篇小说，中国文联出版社已经与我签订了出版合同，要请先生写序”。

我说：“北京有那么多大家，名家，怎么舍近求远，找到我这儿来呢？”

“这是一部反映陕北农村题材的小说，我和我的许多朋友说，你最有发言权！”

这位在陕北生活了七年的“老插”真有了陕北汉子的脾性，他快人快语，连一句客套话也没有。仿佛这事就这么定了。

作为一个年逾古稀的文艺工作者，曾一次又一次地下决心不再写序文之类的文字了。可是，这是一位在陕北生活了七年的“老知青”，这是他呕心沥血劳作十年的成果！

我还有什么托辞的理由呢？我的“知青情结”驱使我不仅爽快地答应了他的请求，并告诉他9月3日我要去北京参加“歌剧《白毛女》上演60周年学术研讨会”，届时一定安排一见。

 

             【二】

 

我和许复强如约在北京市内的一个小宾馆会面。过去我俩只通过一次电话，今天却像多年的朋友，照样是没有客套的寒暄，他如数家珍地向我讲述了《情感之恩》的故事梗概和创作过程。

 

天上的星辰即将消失，疲惫的社员们打着香甜的鼾声，仍在窑里沉睡着。

队长披着那件露出灰絮的旧棉袄，轻轻推开窑门闪出身子，又轻轻“吱——”的一声，关上了门。

队长从窗外的墙壁上摸着摘下锄，急匆匆地走到硷畔上，将双手扩在嘴前，仰着脖子，冲着村前村后大喊：“受苦喀了，受苦喀了！”这粗犷悲壮的呐喊声，传遍了黎明前的山村。接着便传来或高或低的狗叫声。

“吱吱”“嘭嘭”的开门声和关门声，标志着村里的人们开始了一天的劳动。（引自《情感之恩》第三章）

 

许复强的讲述，近乎是对他的小说的原文背诵。

我常常惊叹“知青作家”们对陕北农村生活民情习俗的娴熟。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陶正的《老汉们》、《婆姨们》、《后生们》和《女子们》和许复强的《情感之恩——诱人的长辫子》，我以为不仅是美妙的田园交响曲，而且是镶嵌在中国当代文学长廓的“清明上河图”！

曾在延安县河庄坪公社余家沟插队的北京知青王克明，依他的《听见古代》，一跃成为对陕北方言、陕北民俗研究誉满中华的学者。

 

                       

 【三】

 

2000年9月，许复强从中国石油管局买断工龄，突然萌发出写作的念头。数日后，写出了自己有生之年的第一篇小说。拿给女儿看时，一千多字的文章中竟挑出了十几个错别字。

插队时，犁地、锄草、割麦子，剜黑豆，所有的农活他都是行家里手；在王瑶水库出民工时，也不是也学会了开山破石的石匠手艺？有过七年的插队经历，有什么困难能难住人？许复强说：“铁了心要踏踏实实地写一部长篇小说，把陕北老百姓诚心实意待人的品质，坚忍不拔苦斗的精神，把敢于为民族解放流血献身的老红军、老八路们，以天下为公的情操，以及北京知青与这块土地生死之交写出来，昭示后世！”

为了完成这部长篇小说的创作任务，许复强不仅采访过数十名“老插”，还多次重回延安进行实地考察和采访。

可是，写在纸上的文章总是大大地不尽人意。开始几百字几百字地撕掉，以后又几千字几千字撕掉。许复强说，“不足三十万字的小说，先后废掉的稿子大概有百万字之多！”

经十多年的打磨，锤炼，今年三月，中国文联出版社才通过编审，决定出版发行。

【四】

 

《情感之恩》的故事情节，生动有趣；人物形象活灵活现，栩栩如生。

一个春天，石匠刘宝柱走村串户来到王家沟，队长见刘宝柱谈吐实在又有着一把力气，就劝说他留在村里好好受苦，将来娶上个婆姨，养娃娃，美美气气地过光景。刘宝柱高兴地答应下来，队长不但把村口的小窑洞给了刘宝柱，还招呼大伙给刘宝柱送来了锅碗瓢盆等东西，这让刘宝柱很是感动。会计看到队长如此善待刘宝柱，心里总是灰塌塌的，认为队长如此善待刘宝柱，刘宝柱将来要接队长的班，自己的多年操劳便前功尽弃。于是，他时时处处地排挤刘宝柱这个外来户。

刘宝柱在村里不但受着会计的气，还看到地里的麦子旱得几乎没收成，认为不打坝不修梯田，光靠大田吃白馍很难。喂牛老汉批评刘宝柱说，再难，还能难过我们当年打鬼子吗！

刘宝柱一怒之下跑出村继续干石活。一天，刘宝柱在路上遇到一个名叫蒋柳红的小寡妇，俩人一见钟情，在相处中逐渐产生了好感和爱情。

许复强在“屡战屡败，屡败屡战”中，终于找到了小说创作得精妙之“穴”。小寡妇蒋柳红一出场，他便在她的“辫子”上大做文章。

这天晌午，刘宝柱顶着烈日，走在两山之间的烂石滩上，突然看见前面的路边上有一个年轻女人坐在那里，高高凸起的胸前，有一条又粗又长的辫子……

刘宝柱好生奇怪。烈日炎炎，人们都躲进窑里歇息，她独自一个人坐在路边做甚哩？他一边快步向前疾行，目光死死地盯着那个年轻的女人。

那个年轻的女人，身材苗条，端庄。蓝底白花的小褂儿，可身得体。甩在身后的辫子，辫稍儿搭在圆圆的臀部；细细看去，乌黑的辫子，在日光下铮光发亮，令人心颤。

 

不同的时代，人们对女性“美”的标准，或者是要求不同。唐代女人们以“丰腴”为美；清朝，女人们以“脚小”为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陕北姑娘以又粗又长的“辫子”为美。记得有这样一个“酒曲”儿，当时非常流行。

 

      喜鹊儿喳喳喳，

新女婿来到丈母娘家

先上酒，后上茶，

我后窑洞我觑见个她，

两根辫子往后刷，

哎呀，我典田呀，卖地呀

定上一班吹手迎你来呀么，

      啊呜哎！

 

小寡妇蒋柳红的辫子，或搭胸前，或甩身后，都令刘宝柱心灵震颤。她，占据了他的整个世界。每次见面，无处不提她那诱人的长辫子。

因了那位梳着长辫子的小寡妇蒋柳红，给刘宝柱带来巨大荣耀和力量的同时，也带来了灾难。

大年临近时，刘宝柱回到王家沟，请会计写春联。会计知道他不识字，就用台庙村蒋柳红与他恋爱的故事，编了一副对联来取笑。

 

身在本村心在台

蒋花一朵心中开

 

横额是：

 

三天两头来

 

不巧，这副春联被新调来的公社革委会主任发现。

“呵呀，好狗日的，这不是明目张胆地怀念台湾，歌颂蒋介石么？一副彻头彻尾的，地地道道的反革命春联！”

。

“刷”主任身后的小挎包拽到前面，忙从包里掏出笔和笔记本，匆匆抄下春联的内容，又警觉地上前“噗”的一声，捅破窗纸，双手圈成个圆弧，瞪着眼睛朝窑里瞧。

“别看了，人家早背着小木箱走了。”主任急转过身子，看见悬崖下一个背口袋的人给他说话。

主任追问：“他到哪儿去了？”

“榆林、绥德，延安没个准儿，人家的情咱怎能晓得哩？”背口袋的人甩着话头，嘎吱嘎吱地踏着积雪走远了。

 

捕风捉影的“情况” ，更加坚定了这位公社主任臆造的“台湾派遣的特务，背着 “电台” ，在榆林、绥德、延安一带，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大案要案”即将破获。一大早，便带着公社的几个干部在王家沟召开社员大会。

 

队长的大窑里，一下子变成了会场。公社主任不习惯坐炕，队长婆姨立马给他屁股下面塞了个自家的枕头。主任面前摆放着小炕桌，炕桌的两边坐着公社其他干部。队长看见所有的干部都满脸严肃。心想“咋价？中央又出大事啦！”（引自《情感之恩》第十五章）

 

作者故意板着脸，不慌不忙地，一层又一层剥出这一出“时代闹剧”的来龙去脉。

树根穿着牛皮坎肩，咧着嘴正跟旁边的社员一起大笑，见公社干部指着他，要他回答问题，便慌忙抱着肚子站起来，刚要开口回答，禁不住又低头大笑，笑得他上气不接下气，眼泪都挤出来了。

树根尽量稳住了笑声，说道：“哎呀，真、真是脱笑死人啦！我要笑，主任不让笑，吓得我一满不敢笑。就想悄悄放几个屁，从下面出出气，又放不出来。要是不笑出来，就得把人活活憋死。”

主任指着树根愤怒地说：“你胡扯！”

树根一听主任说他胡扯，看了看炕上的干部，大声对主任说：“我当是天塌下来了，原来是这么点屁事。你真是官不大，僚不小！怎不问问情况就瞎说呢？刘宝柱一满不识字，春联是会计写的。‘身在本村心在台’，这个‘台’，不是‘台湾’，是我婆姨娘家那个，‘台庙村’；‘将花一朵心中开’，这个‘蒋花’更不是你胡扯的‘蒋介石’，是台庙村的小寡妇‘蒋柳红’，刘宝柱和相好，三天两头往那儿跑！”

树根的话音刚落，炕上的公社干部，也跟着社员笑开了。这时，炕上炕下的笑连成一片，笑声冲出窑洞，在大山间久久地回荡……（引自《情感之恩》第十六章）

 

会计的一个玩笑，害的刘宝柱东躲西藏好几个月，当他再去找蒋柳红时，蒋柳红已经被卖到远处。刘宝柱不顾一切的去赎找蒋柳红，一去就是好几年，在这几年里刘宝柱在街上讨饭受尽欺辱，他还由于不识字进错了厕所，被穿西服的人摁在雪地上痛揍过。

破衣烂裤的刘宝柱，终于背着患有重病的蒋柳红回到了王家沟，身边还有个女娃。队长和乡亲们对他的好，感动得流下热泪。蒋柳红没过几个月病逝了，又是队长和乡亲们帮着安葬和做了八碗。刘宝柱为了报答乡亲们，他支持队里打坝，并把当年藏在裤裆里去赎蒋柳红的钱给队里买了架子车，让大伙用架子车运土打坝。除此之外，刘宝柱不再出去跑石活，在村里一心供着蒋柳红的女娃上学。

女儿在他的抚养下，一天天长大，出变得和蒋柳红一样的苗条漂亮；梳着和蒋柳红一样的辫子……这娃争气，她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一所北京的大学。

七灾八难的王家沟，在新世纪，新时代，正演着新的故事。

 

 

【五】

 

不久前，知青作家庞沄来延安见我。他向我讲了2010年12月26日他和陈冲、马迅、张铁良四个清华“发小”提前9天给史铁生过60岁生日。

庞沄说，我们到了铁生的家，一进门陈希米就告诉我们，铁生为了能和你们聊得尽兴些，正在床上养精蓄锐呢！我们走进了铁生的房子，见他气色不错，还和以前一样笑着和我们调侃：“你们又向我的活体告别来啦？”

想不到这次果然被他言中。就在这次聚会之后的第五天，铁生便与世决别！

应该说，这是铁生生命的最后时刻。可是整整三个小时的长谈，全部聊的是陕北的老乡和插队的故事。我们聊得非常轻松，非常愉快。不用推敲语言，更不用思辨，他对陕北高原深深的眷恋，插队生活的酸甜苦辣信手拈来，甚至“老乡脸上的皱纹不笑时是白的”都铭刻在自己的记忆里。

这一批插队知青，真正融入到了社会的最底层。在这种交融中听到了遥远古代的韵律；感悟到了古朴民风中的大善，大雅和大美。铁生说“我们就这样走上了自己的人生和文学旅程”。

史铁生的谈话，不正是一语道破许复强，深播高原的爱，为什么会突然破土而萌发的原因么？

关于上一世纪六七十年代发生在中国大地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肯定和否定的意见都有，尚无定论。但是，对“知青文化” 和“知青作家” 的研究，早已被学术界关注。我以为，许复强和他的长篇小说《情感之恩》，将会列入这个系列的研究内容。

 

 

     2011年10月24日于延安凤凰山麓斗室

 

     2011年9月4日谷溪与《情感之恩 》作者许复强在北京崇文门西花市金丰宾馆亲切交谈  静书 摄

《陕北诗人-曹谷溪》

 

[全屏欣赏]

“这一代人，与其父辈们相比：少保守，少教条；与年轻他们一代人相比：更具有使命感；多思考，多实干。在社会转型、时代变迁中，这一代人是我们国家、民族的希望，是世纪交替的桥梁！”

 

“不用推敲语言，更不用思辨，他对陕北高原深深的眷恋，插队生活的酸甜苦辣信手拈来，甚至“老乡脸上的皱纹不笑时是白的”都铭刻在自己的记忆里。”

“这一批插队知青，真正融入到了社会的最底层。在这种交融中听到了遥远古代的韵律；感悟到了古朴民风中的大善，大雅和大美。”

“不同的时代，人们对女性“美”的标准，或者是要求不同。唐代女人们以“丰腴”为美；清朝，女人们以“脚小”为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陕北姑娘以又粗又长的“辫子”为美。”

感谢清平湾同学对作品《情感之恩》的介绍，这段历史，这份情感，我们应该纪念，应该回味，应该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