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转贴；高大伯

 

                             高大伯

     插队的时候，村里有个白胡子老汉，身板硬朗，走路嘡嘡的飞快。见到我们知青，总是笑眯眯的，问寒问暖，和蔼可亲。不太像当地的老乡习俗。但他确实是道地的陕北人，老家是横山高家沟的，年轻时就到了延安城。

     村里老乡们都说这老汉脾气暴，可我们知青从来没有见过他生气的时候，也可能是一遇见我们，他就开心的缘故吧。

     刚到农村，我被分配到果树组，和这老汉分在一起，他问我；“在理不？”我纳闷，老北京人才讲究在理或不在理。说白了，就是在理的不抽烟喝酒，不奸淫偷盗。其实在理是老北京一个旧社会的民间组织，和青红帮一样，但它叫做“在理会”。会员要遵守帮会的规矩和章程。出门在外，遇到困难，可以求助同帮会人员的帮助，相互亲如兄弟。

     这个白胡子老汉姓高，实名叫高仲怀。我们知青则叫他高大伯。

     时间久了，高大伯就在劳动之余歇息的时候断断续续给我讲了一些他老人过去的事情……。

     陕北闹红，有了三大穷人领袖，一个是刘志丹，一个是谢子长，还有一个是高岗。刘，谢全早早死了，甚至还有死的不明不白的。但到是留下了志丹县和子长县俩县名。高岗一直走南闯北干革命，出了陕北到东北，又参与抗美援朝后勤保障。最后到北京当了国家副主席。他虽然和毛主席拜了把子，成了拜释（陕北话兄弟意思）。但还是没有得好，五四年据说被毒死了，对外则说是吃安眠药自杀了。而高大伯就是高岗的最小的叔叔，是仲字辈的。高岗则是他崇字辈的侄子，高岗学名叫高崇德，高岗亲哥哥叫高崇义。他的叔伯弟弟也在我们村里劳动，叫高崇厚。还有一大家子高家人。

     高大伯虽然是高岗的叔叔，但年纪比高岗小一些。从高岗在陕北闹红开始，他就跟着高岗闹革命。而且是一直跟着高岗的亲随，是高岗战争年代的八大贴身卫士之一。

     一次部队转战，扎营在一个陕北山村里。高大伯一早牵着高岗的坐骥，一匹大白马出村去溜。路过村头一户人家门口。这家的恶狗追出来，扑咬白马，把白马的后腿都咬出了血。高大伯一把把马拉往身后，一手抽出盒子炮，那恶狗正纵身跳跃起来，大伯把枪一伸；啪，就是一枪。子弹从狗嘴里打进去，从屁股钻出来。那狗就像一条毛口袋一样摔在了地上。每当高大伯讲到这里，洋洋得意，看来老乡们说高大伯的脾气暴，是有缘由的。

      解放战争结束，林彪带着部队从东北打到海南。高岗则继续留在东北当王。可林彪的儿子林立果却在苏联抚养，（我没问清为什么林立果在苏联。）高岗派高大伯去苏联接回林彪的儿子林立果。这可能是高大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所谓的出国吧。高大伯坐着一节专列，乖哄着才几岁的林立果，从苏联返回到东北国内。一路上他给小立果讲故事，削苹果给他吃。虽然几天的路程，一个沙场老将，只陪伴着一个小娃娃，倒也平安无事，顺利地完成了任务。

      1952年前后，高岗进入了中央，到了北京。可高大伯却在北京生活不习惯起来。既无战事，开会也没有他的份儿，终日无所事事。于是高大伯就想回延安枣园侯家沟的家族里来生活。（当年中央在延安枣园时，高岗就在枣园村对面的侯家沟村办公居住。五大书记之一的任弼时就在侯家沟后面半沟那里居住养病，中央医院和警卫团都在侯家沟驻扎。于是高岗就把他在横山高家沟的一些族亲们叔伯们，都迁移到延安枣园侯家沟村来过生活了。）

       在一九五三年，高岗出事前一年，高大伯从北京，从副主席高岗身边回到了延安枣园侯家沟村。幸亏他早走一年，否则他也逃不脱牢狱之苦。离开高岗的时候，高岗问他要什么，高大伯什么也没要，就把自己使用了半生的“盒子炮（驳壳枪）”给带回来了。

      后来高岗倒灶，不到五十岁就送了命。延安地方上要高大伯缴枪。高大伯严厉拒绝。后来又到了合作化人民公社，政府又要高大伯交枪。高大伯无法，只好坚持说要交枪，也要交给西北局的书记刘澜涛。刘是高岗的当年下属，高大伯和刘当然又很熟悉。于是高大伯从延安走到了兰州，找到了西北局，见到了刘澜涛。他把心爱的“盒子炮”交给了刘澜涛，刘澜涛说别走回去了，于是送给他一匹大青骡子。高大伯骑着大青骡子耀武扬威地回到了延安城。

      我在插队期间，一次遇到住在西安的高岗妻子和儿子来侯家沟看望这些高家老亲属。高岗的儿子是个大高个子，他妻子什么样没看清晰，我出工时他们正往村中心走，别人告诉我那是高岗留下的妻儿老小。

       在一九七一年夏天，解放军报社来人找高大伯调查当年高岗的情况。高大伯，兴奋了好几天，以为可能事情有了转机。终于有一天，解放军报发表了整版的一篇文章，是关于高岗的。于是高大伯专门找到我，让我把那篇文章给他念一遍。当时念报的地点就在枣园川地上，我们育的山丁子（苹果树的嫁接粘木）苗地旁边的土埂上。我记得非常的清楚，至今历历在目。

       那篇解放军报的文章，还是四人帮借高岗之事，批判那些军队老家伙们的。我慢慢地念完报纸上的文章，高大伯一句话也没有说，一直凝视着枣园方向。我也没有言语，一切都已在不言之中。老人的心思我很清楚，老人一生的期望，再一次被无情地粉碎了。

        从此，老人再没有和我讲述过从前的事情，一直到我离开侯家沟村。

        九十年代，我第一次回到村里去，老人就已经不在了。这次回到村里，老人唯一的儿子高崇润，虽然比我小几岁，但是他被车撞伤过，已经坐了轮椅，我送给他一只拐杖。老人的儿媳妇要请我吃饭，我回绝了。我只是问了问，高大伯埋在那里？他家人说送回了横山老家。如果是埋葬在延安，凭我的关系，我是想把他老人迁葬在延安仙鹤岭上老红军陵园中。

        高大伯肯定还有好多好多没有给我讲完的故事，他不会给别人讲，只有我，只有知青，他认为是从北京来的，才是能够配聆听他讲过去故事的人，村里人都不配。其实村中老乡也没功夫去听他扯那闲篇。

        高大伯，你带着一肚子的故事，一辈子的情感，一肚子的委屈，一辈子的期望，走了。

        每次我望着延安的绿水青山，黄土沟壑，我总想高声呼喊；“高大伯，你在哪里？我还想听你讲那过去的事———情……。”

                                                                   过街鼠2012.09.02

读过了，读了两遍，却说不出读后心里的感受。看懂了高大伯，却看不懂高大伯所经历过的故事。“陕北闹红，有了三大穷人领袖，一个是刘志丹，一个是谢子长，还有一个是高岗。刘，谢全早早死了，甚至还有死的不明不白的。但倒是留下了志丹县和子长县俩县名。”不知道山杏儿，是怎样结出来的这颗不知啥滋味儿的果子。 江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却是说不出的滋味儿。千秋功过，留与后人评说。芸芸后人，又怎能理解当事者的人生百味，精神与肉体，心里的酸甜苦辣。历史就是一座坟墓，历史又是一面镜子。我们从出土的残片里，拼接着心灵的善良。

高岗是一个将要被历史埋没的人，很多人都不知道他的故事，他的一生功大于过，他说了一句让有些人很不舒服的话：陕北救了中央红军。政治就是这样一句话的事，因此从49年向后，别说回陕北，连提都想不提。文化作品里可以有林彪不可以有高岗，可以有老蒋的笔杆子，不可以有王家英。谢谢了。

       看了此文，使我也想起我们前队的一个老乡，他的娃叫宝林，曾经跟俺在苏家沟小学校一起混日子。据说这个老乡曾是高岗的警卫员，在队里是被监控的人物。出于好奇心俺特想跟宝林父母聊聊，但前队的书记多次嘱咐俺，一定要跟他们队的“这些”划清界限。插队五年，俺只是有一次机会远远地见过宝林娘的一回。

 

   陕北人大都心软，村里时不时从北边下来些讨吃要饭的（榆林地区的），一到村里，几乎家家户户都挤出点吃喝来，自己不够吃，还争相施舍。一钵豆、一碗面、一口汤，就连宝林家那号被治得很惨得的穷户，婆姨居然拿出的是两个象模象样的馍来。大家围着要饭的，嘘寒问暖，尤其是婆姨，听到伤心处，还抽泣地陪着掉眼泪。天下穷人都是一家嘛！这时宝林娘总是一声不吭地站在一边，当发现有人注意她时，便马上回窑关起门来了。

   去年回村，当年的小宝林已是“甘谷驿镇中小学”的校长了，当现在跟他“混”的孩子们涌向我们时，俺和同去的伙伴们激动得眼泪都快下来了，那曾静静的小山沟该有多少不为人知的故事啊！

真善美的故事永远流传在人民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