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红色记忆 - 延河水 - 中国知青网

二十五、“红色”记忆

张树人

随着站台撕心裂肺的铃声呜咽地鸣响，蒸汽机车毅然决然地挣脱了亲人的手臂，喘着粗气渐渐地消失在站台上送行的人们泪眼模糊的视线中。由北京出发的专列，满载着2000多知识青年前往他们的插队地点延安地区富县。车厢里，有些知青仍然沉浸在与亲友离别时难以割舍的悲痛情绪中；有些则像是在凭窗眺望，却沉默无语表情呆滞。他们或者虑及此去前程命运多舛难以预料；或者惦念父母年高体弱，弟妹尚在冲龄无人照料；或者纠结于亲友间亦有上山下乡，干校劳动，甚或尚被关在“牛棚”里，一家人颠沛流离四分五裂，凡此种种难以言表；亦有不少知青在一起或窃窃私语，或热烈交谈，甚或激情满怀，高谈阔论，气势磅礴，颇有问苍茫大地，舍我其谁之气概；或虽未口若悬河慷慨陈词，尽显意气风发挥斥方遒之态，却也在心底里暗下决心，立下那豪情壮志，决意在农村“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且言之凿凿铮铮誓言曰：“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若述及当年那特殊的“红色”年代，没有经历过的人也许根本就没有办法理解，或许会觉得很可笑甚或被质疑为是否脑子进了水呢。

我们这些北京娃们，多数都佩戴过红卫兵袖章，经历了所谓“破四旧，立四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文化大革命”的洗礼。说起来我们这些“老三届”的中学生，其实原本就是些稚气未脱狗屁不通的学生娃娃而已。领袖挥手号召知识青年去插队的时候，我们也不过是些年方十六，七岁的孩子，有的年龄虽略大些却也有限，有的年龄甚至更小。那会儿除了人手必备的称之为“红宝书”的领袖语录（下同）和领袖的像章以外，最流行的时装就是军装了。当时军装那可是稀罕之物，并非人人都能拥有。谁要是有幸拥有一套军装，那绝对是桩光彩的事儿，走到哪都能引来羡慕的目光。阁下当年如有缘和我等同坐知青列车，君可细观：有那知青竟身着一身称之为将校呢的军服，脚蹬已然擦得锃亮的将校靴，头顶号称水獭毛的皮帽子，手上自然也少不得戴双皮手套，宛如将军一般神气活现气势夺人。这种架势在当时大约称得上是一等一的角色了。另有那知青虽然没有将校呢的军装，但四个兜的干部服却是必不可少呢。此外家里经济条件尚可的，则必去购置一顶水獭毛帽子和一双将校靴。帽子最起码也得是一顶国防绿的栽绒帽子，甭管多热的天儿都得顶在脑袋上，如此穿戴齐整方觉得人前显圣，鳌里夺尊。如此状况对于大多数知青来讲，其实只有羡慕的份儿，委实是达不到上述所述人等的标准，最多也只能是淘换件国防绿的衣服或裤子，甚或是有顶帽子戴也就觉得神气不少了。说到我等不入流之辈，实在是惭愧，遍观家里亲友并无显赫根底儿，且经济条件又捉襟见肘，活命度日尚且艰难又何来余钱购置装备呢。记得小子当时去延安插队时，只有两套旧的中山装，几件衬衫和两道杠的背心儿，以及秋冬季御寒的秋衣秋裤，棉衣裤，棉帽，棉鞋，棉手套等。另有两双白塑料底儿，条绒面的懒鞋（亦称片儿鞋）。棉帽和棉手套是去插队之前新买的，到了农村以后还没怎么用呢，见到乡亲们家里的半大小子和娃娃们由于生活极其艰难，寒天彻骨的冬季中，竟无甚御寒衣物着实看不下去，就送给他们了。

记得当年知青专列行到西安车站的时候，忽听得锣鼓声震天价响，小子忙透过车窗往外看，见那站台上挤满了热烈欢迎的人群。初时尚觉得诧异，不知如此亢奋场面究为何事。待我等抬起车窗探头细观，见那标语所示和听闻站台上人群呼喊的口号，方知乃为欢迎北京知青赴延安插队所举。我等为气氛所感染亦觉心情激动起来，竟至难以平抑。但见那欢迎的人群随着《大海航行靠舵手》、《敬爱的毛主席》等音乐旋律，在热情洋溢的跳着“文革”期间曾风行一时的“忠字舞”。所谓“忠字舞”掌握起来倒是不难，当年最盛行的时候无论大人小孩甚至小脚老太太都能比划两下。君可见跳舞者面部表情虔诚庄严，形体僵硬，动作机械，只是简单模仿直抒词义而已，绝无抽象美感可言。譬如：舞者双手高举表示对红太阳的崇敬和信仰；斜出弓步表示永远追随领袖；手指怒指地面表示彻底砸烂资产阶级；紧握双拳表示要将革命进行到底...... ；唱到“敬爱的领袖……我们有多少知心的话儿要对您讲”时，舞者双手按着自己胸部；唱道“我们有多少热情的歌儿要对您唱”时，舞者两手放到腮帮，仰头望，手指呈放射状地一闪一闪；唱“千万颗红心在剧烈的跳动，千万颗红心迎着红太阳”时，需两手的拇指和食指合并，围拢成一个心的形状比在胸前；唱道“要献给您”时，舞者则单腿的脚尖跳跃着，另一条腿同时不断地后踢，双手把那一个心形向右上方一下，一下地送上去。跳舞时手里通常以“红宝书”或红绸巾作为道具。

起初，来到农村插队的时候，小子曾有记日记的嗜好。原本也是为了留个记载，日后查阅起来也有个依据，再者觉着有这么个习惯也不错，只当练练文笔和写写字吧。因受“文革”时期“极左”思潮的影响，每记日记时，必录写领袖语录一则或恭录敬祝领袖万寿无疆之类敬语，相当篇幅的日记内容则是受“极左”思潮影响的学习笔记和学习体会等。虽是如此却也日积月累地竟也草记了十余册之多。有全凭记忆了撰写的一些记载是真实再现当，而且全部都是在插队时期写就的。待小子即将离开农村走上工作岗位时，却发现十余册日记竟成为负担，想着托运吧连个包装箱都没有，曾想过丢弃却又觉得有些舍不得，踌躇再三还是勉强带走了。之后小子从汉中搬迁到西安以后，回过头来再看当年所记的日记，竟不知都写了些什么，实在看不出有多少保存的价值和继续留存的理由，反倒是当年那种“红色”时代的特征表露无遗,翻阅之后除了脸红之外竟没有其他感觉。我那会儿甚至觉得此等日记完全是堆垃圾，根本就没有任何保留的意义，于是找了个时间将所有日记全部处理掉了。人真是很奇怪，数十年过去了，我又时常回忆起当年那些日记了，觉得日记里所反映的时代的痕迹，其实就是当年那种特殊的历史背景的真实写照，且其中关于插队生活的一些记载作为一种原始记录竟永远失去了。如今小子闲暇时撰写《往事如烟》就只有全凭记忆了。

在队里的时候，我等知识青年毕竟由城里来，领袖像章和“红宝书”等物品比之当地毕竟还方便些，因此所携带的一些像章和“红宝书”基本上都送给乡亲们了。当年乡亲们得到这些物品的时候，实在是如获至宝再三感谢不已。说起来当地毕竟是偏僻山区，得到这些物品也实在是不容易。

说到“文革”时期社会动荡的年代，即便是深山老林，哪怕是人迹罕至，“文化革命”的狂飙亦不能幸免呢。记得初到队里时，但凡队里开会，几乎与城里一样要搞什么所谓“早请示，晚汇报”那一套“极左”的形式。每次，与会者必得手持“红宝书”，先起立敬祝领袖万寿无疆后，方能进入会议正题。此外，类似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组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清理阶级队伍等政治活动样样少不了。我等知青自然也免不了参加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等活动，附近队里的一位知青，还曾代表延安地区随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京作了汇报演出，消息传来着实令人羡慕。其余诸如所谓清理阶级队伍等活动，小子等亦有参加，主要是对生产队里有些所谓历史不清的乡民，进行内查外调和政治审查活动。印象中这类活动曾参加过若干次，当时队里也主要是为了拉开个架势，象征性的弄一弄以应付上级的检查，之后没多久就烟消云散不了了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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