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茶坊随笔

 

 

往 事 如 烟

作者：张树人

 

二一.陕北见闻

 

 

 

     小子在延安地区插队的时候，脑海里总会记起领袖当年在延安根据地时，写下的名篇《为人民服务》。记得文中曾提及：“今后我们的队伍里，不管死了谁，……只要他是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的，我们都要给他送葬，开追悼会。这要成为一个制度。这个方法也要介绍到老百姓那里去。村上的人死了，开个追悼会。用这样的方法，寄托我们的哀思，使整个人民团结起来。”小子每读至此处，就会想着毕竟解放已经有20年了，而且延安还是老解放区，以为乡村情况必如文章所述，移风易俗，掘弃陋习，倡导文明，深入人心呢。谁知小子自打来到农村插队，历经耳濡目染和亲身体验之后，方才知晓原来这乡间村落传统的风俗习惯，和小子在城里时的所见所闻完全不同，竟与前文所述和人们的想象间有着天壤之别呢！

     村里的成年人死了，小子从未见过哪个村开过什么追悼会，甚或是组织过借以寄托我们的哀思之类的场景。非但如此，小子在农村若干年，甚至都怀疑在城里早已司空见惯的火葬形式，在当地兴许都没有听说过呢。我所看到的依然是千百年来沿袭的棺木土葬的旧俗。小子对这种旧俗并未详考过，只是见到过乡亲们的家里，若是遇有亲友不幸亡故者，总需搭建灵棚且必得停灵若干天后，方能发送下葬。依当地习俗，苦主儿一般是根据自家的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决定在家停放的日期。据小子打听停放的日子都是单数。最少的为三天，此系家境情况极差的。一般的是五天、七天、九天，超过半个月时则以七天为周期计算，但最长不会超过七七四十九天。通常停放灵柩是停在自家宅前院内，当然是要停放在临时搭建的灵棚内，绝无露天停放之理。灵棚搭建多是采用立桩支顶结构，用苇席覆顶自然必不可少，周围四壁是否用苇席围挡则视家境状况而定，若是家境情况经济拮据，免除四壁围挡亦无不可。亡故者则裹被覆席停在棚下条凳支起的木板床上，待棺木到后则置于棺木之中。小子初时曾思量，此种停灵方式大约是限于地方条件所致，哪里就能就近找到医院的停尸房呢？后来，小子方知并非如此，实乃当地习俗使然。闻有故者，村里乡亲们自然络绎不绝少不得来探访慰问苦主儿，并送上一块布以示哀悼之意，布块儿大小则视亲疏关系和家庭经济条件而定，且既然是丧事，所送布匹总以素色为好。出殡下葬那天，村里人都会主动来帮忙。小子亦曾参加过。那天，我先是帮忙倒班抬棺，送葬队伍中有亡者的亲友，有队里帮忙的乡亲们一拉溜相跟着，逶迤前行，之后又沿着山坡踅向南山凹处。内中亲属自然着素衣戴孝帽，前面还有若干执幡者，幡上的纸条随风飘舞。最是惹人瞩目的是队伍中有些婆姨女子，与亡者有着疏密亲近有差的亲属关系，一路上就听着时断时续，如泣如诉的哭腔，俨然如戏文般竟至嚎了一路。据小子细细体会和品味，确有若干直系或嫡亲发自内心悲痛至极，但其余多数竟全然是应景儿，嗓子眼儿里干嚎或拿腔拿调抑扬顿挫的咏唱而已，并无半点悲悯之情。小子在旁冷眼观瞧，方知哭丧吊孝之法，其实内情就里无奇不有。譬如英台悼山伯泣血化蝶，乃为真情;卧龙过江凭吊公瑾，痛诉肺腑乃为英雄惜英雄；庄周悼亡妻，竟鼓盆放歌乃为笑面人生，真真是超凡脱俗惊世骇俗矣。小子似乎扯远了，还回到现实中来。待送葬队伍来到南山凹的下葬地点，但见在那陡峭的坡壁上已然掏出一穴，约有不到三米深，高一米二左右，穴前的地面也都铲平了。为了将棺木抬入穴内，小子在里侧抬小头儿，其他人在外侧抬大头儿帮衬着，等到把棺木抬到墓穴紧里边后，我才在棺盖上顺着墓道爬出来。之后黄土封穴，在穴前平地上，有人找了三块石板，两竖一横搭了个供桌样式，取出带来的若干供品置于桌上，无非馍馍，摊黄，豆包之类。所携来的招魂幡插于墓前两侧，供桌前还插有两三排哭丧棒，哭丧棒约有尺余高，均素纸缠绕整齐排列。此时亲友焚香以超度，叩头以虔敬，或涕泣以追思，或嚎啕以悲怆，则各依习俗草成葬礼。唯下葬间若亡故者为男丁则撒酒祭之，若为女性则击碎瓦盆奠之。因何如此，想必依旧是习俗使然，小子虽印象深刻却未曾认真查考过。葬礼已毕，主人会操办十数桌乃至更多席面以答谢众人，席面不同于其它场合，通常会很简单，就是压的饸絡在盛好的汤汁碗里捞着吃即可，并无其他讲究。

看官看到此处必会生疑，为何只是成年人如此，难不成其他人与此有何不同么？小子在此方面并非专家，其他人如何小子并非亲眼所见，唯有年幼儿童不幸早夭时，其丧葬旧俗之境况则令人震惊。乡民们家里的娃儿若遇不幸夭折，并非采取妥善埋葬的方式，而是给亡故的娃儿穿带整齐后，仅用苇席或秫秸秆之类草草裹之，然后抛至山里人烟偏僻处，任由鹞鹰，乌鸦及狼犬等啮食。我在队里那几年竟不止一次亲眼目睹此境况。有时候到山凹里出工时，小子就曾偶有遇到，孩童尸体被啮食之惨状，小子实在不忍详述。据乡民们解说，此种情况待过一段时间后，其孩童家里人会来，将被啮食后所遗的骨殖等物敛齐后再予下葬。苍天呐！在我的记忆里天葬这种愚昧的葬仪，应该是早已消逝在历史的长河之中了。这种原始的，且只是在未开化的荒蛮之地才有可能见到甚或只是一种传说的葬式，竟活生生的展现在我们的眼前，当地旧习俗的影响可见一斑呢。

     在当地生活的若干年里，小子曾亲眼目睹和亲身体验到乡民们的生活之艰辛，度日之艰难的境况。很多50岁左右的人，就已经弓腰塌背，步履瞒珊，未老先衰，看起来就像是7、80岁的人了。我在农村那会儿，几乎很少见着活到7、80岁的老年人。

     据小子观察，当地人口平均寿命偏低，死亡率偏高与当地的生活条件和地方病也有相当的关系。譬如：当地乡民们吃水就相当困难，人们几乎从未见过自来水。乡亲们平常用水靠的是山泉水，井水，河水甚或是雨水。我很怀疑山泉水，井水是否经过水质化验。即便是井水，若是想到井台上想去打点水，有时候也并不是件容易事儿呢。川地村落还算罢了，塬峁村落有些井深达百米以上，没把子力气只能望水兴叹。山泉水也并非随处就有，通常在沟洼处方偶有现身，且距村落人家常常是路途较远，乡民们取水或挑担步行往往需数里之遥，或牵着驴驮着桶，沿着山道辗转下到沟底方到达泉眼处。即便是如此，待水桶装满水，一路颠簸摇晃好歹到了家，桶内之水已然只剩下半桶了。若是村落靠近溪水还算方便许多，洗衣淘菜牲口饮，乃至夏天洗澡冲凉全紧着溪水来，自然避免不了上游洗裤衩袜子，下游洗菜洗脸的，人们也就顾不了那么许多了。若再说起塬上用水则更是奇缺，有些村落几乎是全凭着一种称为“涝子”的水池，来解决人们生活用水的。这种“涝子”根据村里情况大小不等，一般直径约有十余米左右，深度约有二，三米，完全是靠老天的恩赐来积蓄些雨水。全村人吃马嚼的，乡民洗衣做饭，牲畜饮水等就都指望它了。在村里的时候，毕竟取水不方便，因此家家都备有水缸用来存水。存水时通常还需要撒上点明矾，将水里含的泥沙之类沉淀澄清，而且每隔一段时间就需要把水缸的水淘净，以清除缸底儿的沉积物。

接下来再说说地方病的情况。要知道，当地的乡民们几乎是以原生态的形式生活在深山里的，不仅生存环境贫瘠，生产方式落后，生活条件艰难，而且医疗卫生条件极度匮乏，因此地方病的蔓延较为严重，一直得不到有效的预防和根治。小子在插队期间，所见所闻较多的就是“克山病”和俗称“大骨节病”的地方病。据小子查询资料方知：“大骨节病”是一种慢性的骨关节对称畸形的地方病。“大骨节病”在当地又被称之为“柳拐子病”或“水土病”。在疾病流行的地方，轻度患者骨关节增粗变形，肌肉萎缩，严重影响生产劳动；重者，发育障碍、臂弯腿短、关节粗大、步态蹒跚，不仅丧失劳动能力，甚至连生活也不能自理。“大骨节病”经研究在我国多分布于山区与半山区，海拔高度在500 ～1800m 之间，平原上少见。西北黄土高原地区包括富县在内都是病区，特别是沟壑地带发病较重。我们队里就有得这种病的，年龄不大也就50岁的样子，看起来就像7、80岁的样子，两只手的手掌关节明显的粗大，走路步履艰难，干起活来还喘得不行，虽说还不至于生活不能自理，却也几乎丧失劳动能力。

    克山病在当地传闻更加邪乎。我们队里倒是没有发现得这种病的。据乡亲们说克山病是一种心脏病，就像是心脏过早衰竭致人以死命的，人一旦得了这种病就相当于被判了死刑，几乎是没有救的。当地得克山病的人数量不少。这种还病具有地域性的特点，传闻有的村因这种病的蔓延死的人还挺多，据说后来村里几乎都没剩什么人了。据小子查询相关资料，得知克山病是一种地区性流行的原发性心肌病，因为是1935年在黑龙江省克山县首先发现的，所以因此而得名。克山病的临床表现主要有心脏增大、急性或慢性心功能不全和各种类型的心律失常等。如果是急重病人甚至可能发生猝死。 目前有关病因的研究说法，主要分为生物地球化学病因和生物病因两大类。生物地球化学病因说认为，病区水土中的微量元素硒、钼、镁以及有关营养物质地缺乏，或失去平衡引起的代谢紊乱心肌损伤。生物病因学说则认为是由病毒感染引起，或是由于上述两种病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富县曾在1946年，历史上首次记载发现“吐黄水病”的病例，其实指的就是克山病。解放以后，富县从1959年开始，就被确定为克山病病区。1965年，西安医学院克山病研究室又将富县确定为重发病区，当时富县境内15个乡镇均有发病病例。富县克山病急发病例最多的那一年是1969年，急发病率为50.50/万，年发病率为60.34/万，刚好是我们在当地插队的第一年。“大骨节病”和克山病给当地乡民们带来了很大的痛苦，也困扰了当地很多年。知青在当地插队的若干年里，亦同样受到地方病的威胁，但是其中是否有人不幸染上地方病，小子实在就无从查考了。

 

 

 

往 事 如 烟

作者：张树人

 

二十二.生活磨难

 

 

     到了农村以后，方知当地情况完全不是在学校开动员会时介绍的那些情况。哪里是什么到处都是电灯电话，除了公社以外，生产队里非但没有电话，就是在城里司空见惯的电灯也没有一盏啊！我们和乡亲们一样点的都是油灯。由于生活艰难，即便是油灯乡亲们也尽量节约使用，绝舍不得秉烛长谈抑或是彻夜长明呢。平日里，庄户人家吃完晚饭，通常就在当院里坐着，就着月光扯闲篇儿，或者干脆就吹了灯早早上炕歇息了。知青点的情况相比起来要好得多，点起油灯来尚不至于节省到如此程度。饶是如此，大伙儿每日里起早贪黑的在地里辛苦忙活，身心俱疲，哪里还有什么闲工夫陪着那油灯耗着，更难得有精神头儿串门儿闲扯，好歹扒拉完那点晚饭就一头栽倒在炕头上，做那南柯一梦了。偶尔有的时候凑着油灯看会儿书，鼻孔里就会擤出黑色的油泥来。

     再说说学校动员会上介绍的所谓人均350斤粮食的事儿，说什么老百姓不缺吃不缺穿，那更是无稽之谈。当地乡亲们糠菜半年粮，忍饥挨饿度春荒者，绝不在少数，甚或借贷无门以致于漂泊行乞亦属平常，且时有耳闻。据小子后来查阅资料方得知，当年，延安地区下辖14个县，拢共有120到130万人口。农民年人均粮食不足250斤，年人均收入不够50元。如此境况，老百姓怎么可能不缺吃不缺穿呢！

     那会儿，我们这帮子知青都知道，敬爱的周总理于1973年6月9日陪外宾到延安时，曾亲眼目睹了延安地区的落后面貌和延安人民的贫困生活，心里非常难过。周总理对延安地区的领导同志说：“延安人民哺育了我们，使我们取得了全国革命的胜利，但是延安的农业还很落后，我们对不起延安人民。”说完这话，总理又向延安的领导同志提出了一个问题：“延安能不能三年变面貌，五年粮食翻一番？”事实很清楚，总理难过的是全国革命胜利已经20多年了，没有想到老区人民的生活竟然如此困难，就连基本的温饱问题都还没有解决呢！

     其次是穿衣，看官须知晓，乡亲们平日里混饱肚子尚且艰难，那里还能买得起新衣新鞋呢？虽说那些年轻娃们亦憧憬着买件的确良，穿件条绒裤，奈何囊中羞涩，家境拮据，只能是望洋兴叹了。有些人家甚至“冬无三尺绵御寒，夏无三尺纱”遮身，亦属平常之事呢！乡亲们中，有不少人家是靠自己织布缝衣的，这种织出来的布自然是粗布，其幅宽很窄，仅有1尺2寸左右，裁减时需要接幅才行。穿鞋也是自己做，先打上一盆浆糊，将碎布条儿糊成有一定厚度的布袼褙，待糊好的布袼褙晾干后，鉸成鞋底的样子先用白布包边，再按层粘好备用。然后，将包好边的鞋底儿，用小线儿穿上针，再配合锥子密密实实地纳鞋底，纳完鞋底儿再绱好鞋帮。鞋帮用布自然采用冲锋呢，也要事先掺着旧布糊成一定的厚度，并需照着鞋样子裁减好方可。鞋加工完以后，再往鞋口里用布塞紧使新鞋定型，至此新鞋就算是做完了。这种鞋如果不钉上轮胎掌其实并不结实，房东大娘曾经给我做了一双这种布鞋，穿着挺合脚的，就是因为没有钉上前后掌，穿了不到三个月就坏了，小子觉得非常可惜。乡亲们若是有件新衣服穿都会非常在惜，看得出来总是洗得非常整洁，且穿在身上爱护有加，穿破了之后，补丁摞补丁的绝不舍得轻易更换。冬天，棉衣棉裤穿过以后，得将里面的棉絮掏出来，天气热的时候再作为单衣裤穿，等到天气冷的时候再把棉花絮回去。看官可能有所不知，有的乡亲们甚至连袜子都是用粗布手工缝制的呢。不少乡民的家里，炕上只是铺着一领席，条件好些的靠着床边儿，有床薄褥子或者羊毛毡，只够一个人使得。被子通常是大家共用的，老人孩子都是伙着盖一床被子。插队那几年，小子曾探访过一些当地乡民的生活状况，简直就可以说是家徒四壁，屋里边除去炕以外几乎啥都没有。冬季的陕北如此寒冷，室内比起室外来暖和不了多少，却见那碎娃儿们拖着鼻涕，竟然穿着单薄且光着脚在地面上跑来跑去，此情此景令人心酸呐。我们知青插队那会儿，亲眼目睹乡亲们的艰难生活，心中着实不忍，不少知青将自己的一些衣物鞋帽等送给他们，也算是尽点绵薄之力吧。

     和乡亲们比较起来，知识青年在农村插队的前期，政府在生活方面还是给了一定的补贴和照顾的。考虑到城镇知识青年初到农村尚没有生活基础，为了解决下乡后在住房，口粮等方面遇到的具体问题，国家在统一组织知识青年下乡时，都会拨付一定的安置费用，包括一些必要的补助措施，目的都是为了使知青能够比较顺利的度过生活上的困难，尽快在农村稳定下来。安置费用中属于动员地区使用的部分叫动员费，主要用作知青下乡时的交通费，途中食宿补助，困难补助等。安置地区使用的部分主要用于建房，以及购置小型农具和家具，以及粮、油、医药等生活补助。生活补助原则上为一年，主要用于下乡后第一年的生活补助。另外，根据陕西省政府当年的规定：下乡知识青年到达生产队后，未参加分配前，由当地粮食部门在经销粮中安排供应。下乡知识青年参加分配后，所分口粮达不到规定标准的，粮食部门对不足部分，仍继续供应。因此，尽管当地粮食相当紧张，物资供应极度匮乏，至少在插队初期，政府还是对知青的口粮供应问题给予了适当考虑。事实上，数万知青一下子压到生活条件极度困难的农民头上，生产队也是承担不起的。

     乡亲们为了解决温饱，除了在地里下苦种点粮食以外，总要设法养几只鸡，到集市上买个猪娃子养头猪，有条件的弄些羊赶着。我们知青点为了改善生活，也在乡亲们的指导下养了头猪。记得我等在茶坊集市买猪娃子时，都是把手伸到衣服底下，买卖双方捏着手指头划的价，最后好像是两块钱一只买的。在山区养羊自然是游牧方式，放羊人赶着羊循着那坡上或沟里水草肥美处尽管放养。养鸡特别是养猪，当地乡民亦习惯于放养。看官如若走到茶坊街里或坊间，兴许就会碰到若干猪猡旁若无人般到处闲逛觅食。

    其实乡民门放养亦属无奈之举，家里婆姨娃娃们尚且嗷嗷待哺，哪里还有那多余粮食供养天蓬元帅。既是如此，将猪撒出去任其在外打野食，亦是聊补粮草之不足而已。只是如此一来，阁下如若在乡下偶感内逼，急需便溺，即使是在茅厕内亦须酌情手持棍棒一根，借以护持方便。阁下可能要问：何故如此？君不见附近已有若干匹瘦猪环绕窥测，伺机而动欲朵颐君所遗矣。家里既无粮食喂猪，当地生活又极其贫瘠，天蓬元帅又能何处觅食，万般无奈只得学那狗行千里改不了之法也，真真是慢待那下凡的天蓬元帅了。

     在农村时，小子感受最深的就是两个字，一个是“困”字，另一个就是“饿”字。先说说“困”字，每日里起早贪黑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劳作，无论怎么睡都觉得解不了乏，无论睡多长时间也总是觉得睡不够。都说陕北的窑洞冬暖夏凉，小子和乡亲们所说的倒是有同感，唯独就是在窑洞里睡觉，更是觉得早上该起床时，愣是困得睁不开眼，你说怪不怪呢？其次再说说“饿”字，可以这样说，我在农村插队这几年，就好像从来没有吃饱过。我辈知青的肠胃不知怎的，俨然就似那无底洞一般，棒茬子粥一气喝上数海碗，馍馍一顿跌上七八个乃至十来个，简直就是稀松平常。也日怪了，那时候我们就算是吃了个大肚子蝈蝈红，也还是觉得没有吃够似的。我等就似那饿死鬼托生的一般，若不是脑子里多少还有些口粮定量这个弦儿，真就能吃个盆干罐净江河日落呢。

    有一次，小子到别的队知青点去探访熟人，因为彼此都是朋友，所以中午定要邀我共进午餐。绕是盛情难却，加之也委实有些饿了，小子思量顺便打个尖儿，再往回返亦是人之常情。待进了厨房揭开锅盖，小子一看锅内之物，不禁瞠目。锅内并非别物，乃是一锅玉米粒熬成的粥，请注意所谓玉米粒竟完全是整粒儿的，洗净后直接抛入锅内，撒把碱面就擎等着熬熟出锅了，出锅前再撒上少许食盐即大功既成。小子曾问及：既然是怕耽误工夫，至少也应该将玉米磨成碴子，哪怕是熬玉米碴子不也好么？答曰：日日劳作早已疲惫不堪，饥肠辘辘弄得饥不择食，磨成碴子说起来容易，关键是得有人去磨啊！难不成谁还有精力去做此事么？况且拉成碴子和直接煮玉米粒儿吃有何区别么，再好的东西过了嗓子眼儿难道还有味儿么，莫不如省点时间睡会儿觉吧！再者说了，我们有时候，就连脱了壳儿的麦粒儿亦是如此煮食呢。我闻听后，先是愕然继而默然无语。其实阁下可能有所不知，我等知青饥肠辘辘之下，即就是端起海碗吃那盐煮玉米粒儿，亦觉食之味甘如饴。更有甚者，小子平时有时因腹内无油水和饥饿所困，在馍片儿上抹上一层大油或涂上层油泼辣椒面，细细品尝那感觉绝对是美味佳肴呢我们队曾来过省里的下放干部，是一家子。先生姓纪，夫人姓赖，两口子为人热情谦和，与我等知青和队里的乡亲们，相处得十分和睦就像是一家人。记得有一次，老赖两口子，邀请我们队的知青到家里吃菠菜面。我原以为所谓菠菜面，就是将面条煮好捞出再过下凉水，然后浇上菠菜面码儿而已。待小子品尝之后方知，乃是将杂面用波菜汁儿活好后切成面条，再依程序料理成卤面，其中面条由于是用菠菜汁儿活的，煮后竟呈晶莹碧绿的色泽，食之则别有风味。小子着实是孤陋寡闻且从未见过如此做法，大伙吃完以后也都纷纷赞不绝口。算起来，我等众人在农村插队已有时日，早已习惯于粗茶淡饭，混饱肚子就得，哪里还顾得上有什么讲究，今日竟有幸品此美味，实在是令人难以忘怀呢。多年以后，小子每次有机会吃到菠菜面时，都会念及当年在茶坊，大伙儿聚在一起吃菠菜面时，其乐融融的情景，仍令人唏嘘不已。小子不禁叹曰：时光荏苒，聚首无期，往事已矣。

 

 

往 事 如 烟

作者：张树人

 

二十三.苦难历程

 

 

记得那还是1968年12月下旬的时候，在学校礼堂开大会动员赴延安插队，校革委会和驻校军代表曾邀请延安来的同志介绍当地的情况。由于当时正处于“文革”期间，所以到处都是乱哄哄的，完全没有个章法。等到动员会开完了我才知道有这么个会议。之后小子还是从别人口中只言片语的知道些延安地区的情况。据说在会上介绍情况时说了，延安地区现在到处是电灯电话，人年均口粮350斤等如何如何，反正是把当地情况吹得比较好。后来知青到了延安以后，方知实际情况乃与之前在学校时所听到的竟有天壤之别呢。动员会开过没有几天，学校的广告栏上就贴出了红榜，公布了去延安地区插队的各班同学的名单。红榜上也列了我们班去延安插队的30多个同学{当年我们班在册学生数是54人）的名字，其中就有我的名字。当然到了延安以后，小子才逐渐知晓真正到富县去插队的只有20个同学。其余没去的同学中多数人坚持留京不走，少部分人则或是随父母到干校，或是自行联系插队地点，或是走门路参军当兵了。谁也没想到的是，等到响应号召去插队的同学前脚刚离开北京，时隔不久，后脚这些坚持留京不走的同学就都给分配了工作。消息传到延安后，在艰苦环境中苦熬的知青们，如同迎头被无情地泼了一盆冰水，剜心剔骨地感到一种被愚弄和欺骗的感觉。一时间，在知青中间议论纷纷，或饮泣垂泪，或义愤填膺，无奈在当时那个特殊的年代里，我等除了忍气吞声又能如之奈何。

红榜发布通知之前，在校同学们虽一直以来人心惶惶，但对插队这件事情应该说早有思想准备，发榜之后多数同学并不觉得突然。事实上，学校一直在遵从上边的指示精神，一批一批的把所谓的知识青年派遣到农村去，派到边疆去，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学校从选派人到东北兵团那会儿就开始了，最初是有那个别热血青年积极报名去，经上级组织批准后，学校视之为知识青年的优秀代表组织隆重欢送。初期毕竟人数寥寥，为数不多，绝大多数尚在观望。之后，学校又先后陆续组织报名去山西浑源县和内蒙古阿巴嘎旗牧区插队，其实后来知青插队已然成为政治任务，所谓的报名已没有任何意义，报不报名的都得服从分配。回想当时那个特殊年代，自“文化大革命”发动以后，由于大学不招生，工厂不招工，商业和其他服务行业也处于停滞状态，整个社会缺乏容纳岗位，致使当时1000多万初，高中毕业生无法升学或进入工作岗位。这些毕业生离不开学校，已经严重影响到招收新生的工作了。小子是67届老初二的学生，在学校竟一直呆到1969年元月插队时才离开学校，其间自1966年6月起除了荒废学业停课闹“革命”以外，就是逍遥（“文革”期间被戏称之为“逍遥派”）在家无所事事。当年学校里初中部除了我们这届以外，还有称之为老初三，老初一，新初二，新初一等若干届初中生拥在学校里，而且每个年级的学生差不都是8到12个班，人数之多令人瞠目。显然，这种情况已然无法继续下去了。依据当时的政治背景，面对如此需要急迫解决的问题，领袖发出了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随后，各地都掀起了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高潮。据小子后来查阅相关资料，方知“文化大革命”期间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的人数竟有1600多万。（参阅文献：“文化大革命”简史。席宣，金春明著）。当年我们在学校等待分配的时候，眼看着先是东北，接着是内蒙，山西，继而又是陕西延安，瞧这架势插队地点越来越往西，离家越来越远，条件越来越艰苦，再往后指不定是哪了。而且又听说如果不响应号召去插队的话，就不会被分配工作等如何如何，听起来还怪吓人呢。学校里有的同学见此状况，估计再等下去也不会有什么指望，于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纷纷投亲靠友走门路，有的是回原籍或结伴另行找地儿插队，有的是随父母所在单位去“五七”干校，有的是投亲友托关系到部队参军，还有的就索性留下耗着了。见此情景，小子虽心中忐忑却也无计可施，思量再三心想，如此耗下去未必能有什么好结果，且出身寒门哪里有什么门路可走，徒然叹羡他人而已。其次，既然是国家统一安置去插队，也未必将来情况就糟糕到哪里去，不如随大流走一步看一步吧，即便是天塌下来也有大伙儿顶着呢。再着说了，小子那会儿毕竟年轻幼稚想的简单，虽然觉着前程莫测且世事难料，却也充满了青少年时代的激情和梦想。小子心想边疆固然遥远偏僻，插队生活固然艰苦，即是国家建设事业的需要，我辈当作前驱又有何不可（一笑）！且在艰苦的环境中去磨练，在广阔的天地中经风雨见世面，在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未必不能干出一番事业来呢（蒙您见笑）。念及此，小子亦缪学那世间英雄伟人吟咏诗词言志，诸如“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自信人生200年，会当水击3000里”，“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等。想必看官看到此处必会觉得我等不过一介草民，何至于作此热血沸腾，豪气冲天状若此。其实，小子此等心态并非虚构，在当年所谓的“文化大革命”的年代里，确是当时不少知识青年的真实心境呢。

说来也巧，学校发榜公布插队名单那当口儿，我父亲并不知情，原因就在于他当时刚好去外地出差了，走到哪了也没有个准地儿，加之那年头也没有什么联系手段，弄得那些日子，由于家里主事儿的不在，自然也就没得商量，母亲万般无奈也只好由着我去了。因此，等到父亲出差回到北京，方才知晓我已然出发到延安插队去了。父亲回来以后，见事已无可挽回就没有再说什么，等收到我平安到达插队地点的信函后，给我写了封回信，信中并无半句责备的话语，反倒是给了我不少的鼓励和支持。多年以后我辗转回京工作了，父亲告诉我，当年插队那会儿如果他在家，就不会让我走了。这是后话。

插队那段儿乱哄哄的时间里，城里很多家庭都面临着有子女去插队的情况，甚或有些家庭里竟有若干子女下乡插队的。包括后来，我的二妹又被分到北京郊区顺义插队。只是大妹幸运些，之前由于我去插队了，所以属于照顾对象，没去插队留在北京分配工作了。我父亲则因所在单位贯彻落实领袖关于“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1965年6月26日发表的最高指示）的指示精神，随单位分拆迁到甘肃渭源县会川医院工作，之后历经10年磨难方辗转调回北京。

我去延安插队，确定的出发时间是1969年元月中旬，院儿里隔壁邻居的一个孩子，比我年长2岁，是和我从小一块儿长大的发小，他是去山西介休县插队，出发时间比我早个把月。因为出发时间日益迫近，他又有很多事情需要打理，眼瞅着时间来不及了，自己又苦于分身无术就约我来帮忙。我见到此景自然义不容辞，就出手相助帮他把用于装运行李所需的木箱，全部加工制作完成，协助他做好出发的准备工作。临到我自己的时候，也紧着忙活了几天。先是凭着插队的证明买了个帆布箱，家里又找出个旧柳条箱，这样装随身行李就够用了。之后，取出户口本办理了户口迁移手续。到了出发那天，家人送我到学校，母亲拉着我的手千叮咛万嘱咐，二妹看着我眼圈都红了，我只觉得嗓子发热竟说不出话来，望着年幼的弟妹心情极为复杂，颇有一种“此去前程多坎坷，壮士西征何日还”的悲壮心境。车终于开了，离开了亲人的泪眼和无尽的思念，离开了儿时的玩伴儿和树荫覆盖下的院落，离开了喧闹的市井生活和尚在“文革”动乱期间的北京。我听到了电报大楼的钟声，听到了北京站钟楼奏响的东方红乐曲，也听到了成群的鸽子掠过时发出的那熟悉的鸽子哨声。再见了亲人们！再见了北京！此时我朦朦胧胧的感悟到，我未来的人生旅途就此开始了，只有披荆斩棘呼啸向前，践行自己的信念和梦想，断无回头之路了。

列车眷恋的发出长长的汽笛鸣响，沉重的喘着粗气，缓缓的启动了。这是一趟知青专列，随着月台向后移动，知青们涌向车窗，或将身体探出窗外，极力想抓住站台上送行亲友的双手，或擎着泪水向着亲人们挥手告别。他们义无反顾地奔向广阔的天地，踏上艰苦的历程，决心以自己不懈的追求和百折不回的奋斗精神，在共和国的历史长卷中留下浓重墨彩的辉煌业绩！

据小子后来查阅《陕西省志。劳动志》，内中详细记载了当年延安地区曾先后接收了2.62万余名北京知识青年，后来被分别安置在12个县，124个公社，3454个生产队。具体安置情况如下：延安县5433人，延长县2357人，延川县1380人，安塞县1926人，志丹县539人，黄陵县2438人，宜君县2296人，洛川县2223人，黄龙县977人，宜川县3192人，甘泉县631人，富县2809人。

斗转星移，世事沧桑。很多年过去了，当人们回首这段苦难历程的时候，成千上万当年的老知青们从心底里发出自豪的呼唤，我们无愧于这个伟大的时代！

 

 

 

 

 

 

往 事 如 烟

作者：张树人

 

二十四、“红色”记忆

 

随着站台撕心裂肺的铃声呜咽地鸣响，蒸汽机车毅然决然地挣脱了亲人的手臂，喘着粗气渐渐地消失在站台上送行的人们泪眼模糊的视线中。由北京出发的专列，满载着2000多知识青年前往他们的插队地点延安地区富县。车厢里，有些知青仍然沉浸在与亲友离别时难以割舍的悲痛情绪中；有些则像是在凭窗眺望，却沉默无语表情呆滞。他们或者虑及此去前程命运多舛难以预料；或者惦念父母年高体弱，弟妹尚在冲龄无人照料；或者纠结于亲友间亦有上山下乡，干校劳动，甚或尚被关在“牛棚”里，一家人颠沛流离四分五裂，凡此种种难以言表；亦有不少知青在一起或窃窃私语，或热烈交谈，甚或激情满怀，高谈阔论，气势磅礴，颇有问苍茫大地，舍我其谁之气概；或虽未口若悬河慷慨陈词，尽显意气风发挥斥方遒之态，却也在心底里暗下决心，立下那豪情壮志，决意在农村“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且言之凿凿铮铮誓言曰：“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若述及当年那特殊的“红色”年代，没有经历过的人也许根本就没有办法理解，或许会觉得很可笑甚或被质疑为是否脑子进了水呢。

我们这些北京娃们，多数都佩戴过红卫兵袖章，经历了所谓“破四旧，立四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文化大革命”的洗礼。说起来我们这些“老三届”的中学生，其实原本就是些稚气未脱狗屁不通的学生娃娃而已。领袖挥手号召知识青年去插队的时候，我们也不过是些年方十六，七岁的孩子，有的年龄虽略大些却也有限，有的年龄甚至更小。那会儿除了人手必备的称之为“红宝书”的领袖语录（下同）和领袖的像章以外，最流行的时装就是军装了。当时军装那可是稀罕之物，并非人人都能拥有。谁要是有幸拥有一套军装，那绝对是桩光彩的事儿，走到哪都能引来羡慕的目光。阁下当年如有缘和我等同坐知青列车，君可细观：有那知青竟身着一身称之为将校呢的军服，脚蹬已然擦得锃亮的将校靴，头顶号称水獭毛的皮帽子，手上自然也少不得戴双皮手套，宛如将军一般神气活现气势夺人。这种架势在当时大约称得上是一等一的角色了。另有那知青虽然没有将校呢的军装，但四个兜的干部服却是必不可少呢。此外家里经济条件尚可的，则必去购置一顶水獭毛帽子和一双将校靴。帽子最起码也得是一顶国防绿的栽绒帽子，甭管多热的天儿都得顶在脑袋上，如此穿戴齐整方觉得人前显圣，鳌里夺尊。如此状况对于大多数知青来讲，其实只有羡慕的份儿，委实是达不到上述所述人等的标准，最多也只能是淘换件国防绿的衣服或裤子，甚或是有顶帽子戴也就觉得神气不少了。说到我等不入流之辈，实在是惭愧，遍观家里亲友并无显赫根底儿，且经济条件又捉襟见肘，活命度日尚且艰难又何来余钱购置装备呢。记得小子当时去延安插队时，只有两套旧的中山装，几件衬衫和两道杠的背心儿，以及秋冬季御寒的秋衣秋裤，棉衣裤，棉帽，棉鞋，棉手套等。另有两双白塑料底儿，条绒面的懒鞋（亦称片儿鞋）。棉帽和棉手套是去插队之前新买的，到了农村以后还没怎么用呢，见到乡亲们家里的半大小子和娃娃们由于生活极其艰难，寒天彻骨的冬季中，竟无甚御寒衣物着实看不下去，就送给他们了。

记得当年知青专列行到西安车站的时候，忽听得锣鼓声震天价响，小子忙透过车窗往外看，见那站台上挤满了热烈欢迎的人群。初时尚觉得诧异，不知如此亢奋场面究为何事。待我等抬起车窗探头细观，见那标语所示和听闻站台上人群呼喊的口号，方知乃为欢迎北京知青赴延安插队所举。我等为气氛所感染亦觉心情激动起来，竟至难以平抑。但见那欢迎的人群随着《大海航行靠舵手》、《敬爱的毛主席》等音乐旋律，在热情洋溢的跳着“文革”期间曾风行一时的“忠字舞”。所谓“忠字舞”掌握起来倒是不难，当年最盛行的时候无论大人小孩甚至小脚老太太都能比划两下。君可见跳舞者面部表情虔诚庄严，形体僵硬，动作机械，只是简单模仿直抒词义而已，绝无抽象美感可言。譬如：舞者双手高举表示对红太阳的崇敬和信仰；斜出弓步表示永远追随领袖；手指怒指地面表示彻底砸烂资产阶级；紧握双拳表示要将革命进行到底...... ；唱到“敬爱的领袖……我们有多少知心的话儿要对您讲”时， 舞者双手按着自己胸部；唱道“我们有多少热情的歌儿要对您唱”时，舞者两手放到腮帮，仰头望，手指呈放射状地一闪一闪；唱“千万颗红心在剧烈的跳动，千万颗红心迎着红太阳”时，需两手的拇指和食指合并，围拢成一个心的形状比在胸前；唱道“要献给您”时，舞者则单腿的脚尖跳跃着，另一条腿同时不断地后踢，双手把那一个心形向右上方一下，一下地送上去。跳舞时手里通常以“红宝书”或红绸巾作为道具。

起初，来到农村插队的时候，小子曾有记日记的嗜好。原本也是为了留个记载，日后查阅起来也有个依据，再者觉着有这么个习惯也不错，只当练练文笔和写写字吧。因受“文革”时期“极左”思潮的影响，每记日记时，必录写领袖语录一则或恭录敬祝领袖万寿无疆之类敬语，相当篇幅的日记内容则是受“极左”思潮影响的学习笔记和学习体会等。虽是如此却也日积月累地竟也草记了十余册之多。有全凭记忆了撰写的一些记载是真实再现当，而且全部都是在插队时期写就的。待小子即将离开农村走上工作岗位时，却发现十余册日记竟成为负担，想着托运吧连个包装箱都没有，曾想过丢弃却又觉得有些舍不得，踌躇再三还是勉强带走了。之后小子从汉中搬迁到西安以后，回过头来再看当年所记的日记，竟不知都写了些什么，实在看不出有多少保存的价值和继续留存的理由，反倒是当年那种“红色”时代的特征表露无遗,翻阅之后除了脸红之外竟没有其他感觉。我那会儿甚至觉得此等日记完全是堆垃圾，根本就没有任何保留的意义，于是找了个时间将所有日记全部处理掉了。人真是很奇怪，数十年过去了，我又时常回忆起当年那些日记了，觉得日记里所反映的时代的痕迹，其实就是当年那种特殊的历史背景的真实写照，且其中关于插队生活的一些记载作为一种原始记录竟永远失去了。如今小子闲暇时撰写《往事如烟》就只有全凭记忆了。

在队里的时候，我等知识青年毕竟由城里来，领袖像章和“红宝书”等物品比之当地毕竟还方便些，因此所携带的一些像章和“红宝书”基本上都送给乡亲们了。当年乡亲们得到这些物品的时候，实在是如获至宝再三感谢不已。说起来当地毕竟是偏僻山区，得到这些物品也实在是不容易。

说到“文革”时期社会动荡的年代，即便是深山老林，哪怕是人迹罕至，“文化革命”的狂飙亦不能幸免呢。记得初到队里时，但凡队里开会，几乎与城里一样要搞什么所谓“早请示，晚汇报”那一套“极左”的形式。每次，与会者必得手持“红宝书”，先起立敬祝领袖万寿无疆后，方能进入会议正题。此外，类似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组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清理阶级队伍等政治活动样样少不了。我等知青自然也免不了参加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等活动，附近队里的一位知青，还曾代表延安地区随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京作了汇报演出，消息传来着实令人羡慕。其余诸如所谓清理阶级队伍等活动，小子等亦有参加，主要是对生产队里有些所谓历史不清的乡民，进行内查外调和政治审查活动。印象中这类活动曾参加过若干次，当时队里也主要是为了拉开个架势，象征性的弄一弄以应付上级的检查，之后没多久就烟消云散不了了之了。

 

  

 

 

 

往 事 如 烟

作者：张树人

 

二十五．回京探亲记事

 

小子在农村插队待了两年半，前后跨了有三个年头儿，其间，与不少知青一样只回过一次家。还是在我插队的第二年的十月份回京探的亲，那次在家里磨磨蹭蹭的呆了有50天时间，差不多耗到11月下旬才回到富县的。看官可能会问，何不赶春节期间回家探亲，那时候既是亲友团圆的正日子，又恰逢农闲时间，岂不是更好么？再者说，在乡下劳动又不比在城里上班非得赶点儿，啥时候回家不行，何故拖得如此之久，插队都快三年了才回一次家，难道是参军么？其实说来话长，内中牵涉的因素也很复杂，而且当时人们的想法很多，加之社会背景情况，亦令人感觉扑簌迷离难以决断呢。首先，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各种舆论宣传和上级指示精神均要求知识青年坚持留在农村，号称是变农闲为农忙，和贫下中农一起过个革命化，战斗化的春节，一时间内弄得标语口号，报纸广播，铺天盖地，甚嚣尘上。譬如此时，知识青年若是坚持回家，给人的感觉竟不啻为“逃兵”一般了。而且，由北京传来的消息称，不少回京过节的知识青年，却也着实不得安生，街道里三天两头有人上门，动员有知青子女回京的家庭，做好子女的工作，让孩子们尽快回乡下去，不禁使人十分郁闷。那时候社会上“极左”思潮蔓延操控，使人无所适从，稍有不同意见甚而只是开个玩笑，碰巧那句说的不对付了，就有可能被人上纲上线地抓住不放，恨不得打翻在地永世不得翻身。除去春节那几天，平时地里农活忙得没完没了，别人都能坚持无怨无悔，自己又如何好意思张口呢？再者说，当时已经有些招工的事儿和消息传闻了，小子若是回京以后，遇着这边招工等情况怎么办呢，总不能让机会白白错过吧。即便是回家心切，却又念及家中弟妹若干尚且年幼，全家仅靠父亲的微薄薪金艰难度日，他自己又因所谓的“六.二六”指示，随单位拆分被下放至甘肃定西工作。母亲是家庭妇女，没有工作，唯有她在京拉扯和照顾几个弟妹的生活起居，有时候尚需抽空给人家做保姆（如今称之为钟点工了），好歹儿挣点钱补贴家用。我为家中长子且业已成年，本应替父母分担家庭经济负担，现如今却身无长物，甚或自身难保，如此窘迫境况若是回家探亲，进家门以后却两手空空，如何交代?真真是羞于面对父母和年幼弟妹呢。苍天呐，如之奈何！

可怜知青思家心切自不待言，家中父母亦日日盼接鸿音，夜夜辗转反侧，几近泣血思念远方游子。不少知青或难耐生活之磨难，或难解思乡之苦，真可谓是反复掂量，踌躇再三，方决然踏上回京探亲的路。临了欲踏上旅途，眼瞅着路途遥遥千里迢迢，寻思一路上少不得舟车劳顿，晓行夜宿的，却又奈何两手空空，手无寸银，窘况若此又如何返京？人们都说“穷家富路”，唯我辈知青却是囊中如洗，羞于启齿呢。看官看至此处必会生疑，难不成在生产队里披星戴月，日日辛苦，年终好歹也应该有些分红么，何至于潦倒如此？看官有所不知，在乡下时，我辈知青与当地乡民待遇都差不多，并未受到特殊待遇或区别对待。小子和队里其他壮劳力一样，每个工按整劳力记工分为10分，女知青则定为8分。当然，小子也听说有些生产队给知青定的工分偏低的，譬如男知青給定为8分等。如此，既然工分基数定的就低，年底决算分红时自然就会受影响。但是，工分的数量是一回事，其中的含金量则是另一码事了。据小子了解，当地绝大多数生产队除了种点地靠天吃饭以外，几乎再无其他副业收入，即便是有点收入，也是极其有限。而靠种地忙活一年下来，待夏秋两季交完公粮后，其余用于社员的口粮分配尚且不足，哪里还有什么年底分红之说？因此，辛辛苦苦劳作一年，年末分红决算时，一个工分核算下来仅有几分钱乃至毛八分的比比皆是，年终时能分个几块或几十块的已然相当不错了。甚而不少知青核算下来，分红时非但没有尺寸收入，反倒欠队里若干银两的亦属平常，司空见惯呢。小子曾经说过，我们队由于地处茶坊街里，属于交通要道且有不少的河川地，这样队里充分利用街面的有利条件和川地的优势搞了些副业，收入情况总算还不错。例如农业方面利用平川地开辟了瓜地和蔬菜地等；副业方面有对外营业的水磨坊，钢磨坊，大车店，拖拉机运输，豆腐坊等，好歹有些现金收入。年终分红相比其他队来自然要好些，每年也能有个几十元乃至百余元收入呢。书说简短。说起回京探亲来，不少知青迫于无奈，在公路上搭便车，在铁路上扒火车，颠沛流离，风餐露宿，其情其景至今回想起来仍令人动容。

 

二十五．回京探亲记事（续）

我回家的时候形单影只，没有约人路上同行。回想当年随身携带的物品里，我记得曾专门带过一瓶蜂蜜。说起那瓶蜂蜜来，多少还有点来历。那还是在队里的时候，有一次，大队党支部派我和另一位社员一起去搞外调，印象中去的地方是城关公社的一个生产队。按说这个队离我们茶坊并不远，就在洛河对面的西山上，站在洛河边上都能望到。但是临到我们去的时候，沿着山道盘来绕去的犹如进了荒山野岭，四下里唯见蝉鸣蜂舞，却渺无人烟，感觉还真是挺偏僻的。待我们顶着烈日辗转爬到山上，方才好歹见到了稀疏的村落。此时，小子已然是气喘吁吁，腿如灌铅挪不动步且鼻洼鬓角汗如雨下了。待我等喝了口水稍事休息后，就抓紧时间先找人将正事做完。之后，同来的社员又带着我到村里去看了他的一位熟人。这位熟人是个养蜂的，家里养了些蜂，小子已经不记得有多少箱了，反正是院里院外的放了足有几十箱。显见着养蜂人见了故交极其热情和实诚，非但执意要留我们吃饭，临走还坚持让我们带上点蜂蜜回去尝尝。养蜂人见我们没带什么容器，就去寻了两个瓶子，直接拿着铲刀到蜂箱里去装了两瓶。我将装满蜂蜜的瓶子拿到手里一看，好家伙，搁在手里沉甸甸的，里面除了满瓶的蜂蜜块儿以外，还有少许的蜂巢，蜂蜡和若干只死蜜蜂。那个年代物资极其匮乏，原本平常的蜂蜜也都成了稀罕的东西。小子思量蜂蜜既是珍贵之物，又是当地土产，有机会时带回家孝敬父母，也算是一点心意吧！如今，我们在市场里到处都可以看到蜂蜜产品，甚至小区门口，路边游商，撂地摊贩等都在卖力推销蜂蜜，据小子看来，所销蜂蜜无不清汤寡水难辨真伪，有谁敢买呢？回想起来，当年带回北京的那瓶蜂蜜，完全是未作任何加工的原生态蜂蜜，其品质自然无与伦比。普普通通的一瓶蜂蜜，却浸透着老区人民憨厚质朴，坦诚率真的内在素养。离开农村后几十年过去了，我再也没有见到过当年养蜂人给我的那种蜂蜜了。检视小子的行囊，除了那瓶蜂蜜，小子还带了一块案板。案板是用杜梨木作的，材料是小子在山里砍柴时带回来的。案板加工好后，面积很小不到一尺见方，但是木质极其坚硬，特别是纹路颜色都非常好，回家时就顺便也带上了。

此外，当时回家的时候，小子考虑家里人口多且生活拮据，唯恐回家后被褥不够给家里造成负担。因此竟将插队时所用的薄被，也打将起来背回了北京。回京之后，方知被子带回纯属多余，徒然增加路途负担，且回乡时还需背回，实是多此一举，令人懊悔不已。

终于回家了，近两年的农村生活磨练和劳动锻炼，自觉成熟了不少，人也变得瘦了黑了。从深山里走出来乍一回到北京，觉得一切都是那么熟悉，却又好像是那么陌生。熟悉的是那宽敞的马路；长安街上的华灯以及北京饭店，民族宫和电报大楼；川流不息的人流和自行车；公交车上那乘务员儿的票兜子和听起来那么亲切熟悉的老北京话儿。陌生的是那北京城有了些许的变化，西直门因环城地铁的建设被拆除了，正在旷日持久的建设西直门立交桥，满地的沙石块料却见不到一点繁忙的景象。甘家口商场前边马路对过的大沟和果园，不知啥时候被填平了，听说是打算建几十栋简易楼等等。不过，小子感觉变化最大的并非如此，而是人们对这些外地回京探亲的知青们，那种漠视，戒备甚而是鄙视的目光。那年月儿，我们这些风尘仆仆窜回北京的知青，就像蟑螂一样挎着破包儿，背着行李卷儿，涌出北京站挤向公交车。在北京人的眼里，我等就如同那“土老帽”，个个灰头土脸且又黑又瘦的，有的还穿得破衣拉撒的，宛如那闯荡社会的流窜犯和流浪街头的盲流一般，人们一望便知何许人也。甚而我辈知青上了公交车，乘务员会及时提醒或暗示乘客看好随身携带物品，防范鼠窃狗偷者云云。车上乘客自然心领神会，继而侧目而视，唯恐避让不及。小子见此情景，腹中犹如打翻了作料瓶五味杂陈，心绪复杂感受良多，却又遁形无术如之奈何。唯有仰望上苍向隅而泣默祷叹曰：想不到我等已然落得如此地步，如同家乡之弃儿般，竟被视为鼠窃狗偷之流，拾荒乞讨之辈，呜呼哀哉，如之奈何！方言至此，小子又转念思之，愤而言曰：我辈知青响应号召，背井离乡千里迢迢去插队落户，说不尽的艰难困苦，道不完的颠沛流离，何罪之有竟至如此“礼遇”？况且，我等并非石头缝儿里蹦出来的无父无母之辈，且探望父母乃天经地义，何故竟遭如此冷遇，相煎何急又欲何为？述及至此，小子心中坦然，人情冷暖世事沧桑不过浮云尔，唯昂首挺胸泰然处之而已。

二十五．回京探亲记事（续）

 

 

小子回到家里，回到那过去由工棚改成的宿舍院儿里，方知走的这两年已然物是人非了。原来的儿时伙伴儿大都作鸟兽散了，内中或插队或参军或随父母去了外地“五七”干校，多数都失去了联系。今后小伙伴们，再欲聚首恐遥遥无期，想来着实令人有种怅然若失的悲凉感觉。其余的还有一些当时未去插队坚持留京的，之后不久也分配了工作。我小时侯嬉戏玩耍的院落和百万庄附近周围的环境涛声依旧，依然还是老样子。院里的那棵老槐树虽历经百年沧桑，仍迸发出倔强的生命力；院外坡下，沿马路边的两排榆树绿篱，仍旧郁郁葱葱枝繁叶茂。原来院里的老街坊搬走了六，七户，之后又来了些新住户，搬走的老街坊们后来就再没有见到过了。小子目睹世事之沧桑恍若隔世，不禁叹曰：竹马总角今安在，唯有桑榆伴我眠。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瞬间，小子回家已经有1个多月，时间够长的了，再怎样依依不舍也得收拾行装，准备回乡下了。记得临回京前，队里的乡亲们曾托我带些东西，特别是知青点的知青们也托我，抽空儿到各自的家里去看看，有什么东西需要带的带回来。这件事小子回京不久就已然到各家去了，说了说情况并顺便打了招呼，约好时间来取东西。现在既然要回去了，小子就得去把各家要带的东西敛回来，再按图索骥，把大伙儿托我在北京该买的物品尽量都买齐。尽管事先打过招呼，可等我收拾行李时，才发觉要带的物品着实不少，再加上我自己的行囊估计有数十斤之多。原本打算回陕西时，路过山西介休时下车，去看一位在那里插队的发小儿，面对如此行装也只得放弃了。临走那天家里到北京站把我送上车，我与父母洒泪而别，母亲还好些尚能勉强控制住情绪，受父亲感染我与父亲则几次泣不成声。毕竟儿行千里母担忧，当年那种牵肠挂肚如同生离死别的感受，迄今历历在目宛如昨日难以忘怀。

给大伙儿带的东西林林总总的数量不少，其中有大米，酱油膏，酱菜，炸酱，白糖，红烧带鱼，虾米皮，挂面，绸缎布等，还有些是缝好的布包，内中所装不知何物。算起来，北京到西安距离是耳熟能详的1206公里，凡是知青没有不知晓的。从北京出发或走山西或经郑州走陇海线，都差不多需要20个小时左右。我辈因家庭经济拮据且又习惯于省吃俭用自然舍不得买卧铺，只有在硬座上忍着。小子独自行路无人倾诉，想那旅途漫漫且此去前程莫测，心情自然十分郁闷。加之，千里迢迢少不得颠沛流离困顿疲惫，孤苦伶仃的苦涩感觉油然生起。小子蜷缩在座椅上，呆滞的眼神透射出犹豫，困惑和无助的表情。当年，火车可是用煤作动力的，坐在火车上不要说开窗透气，就是一直关着窗也是挡不住的油烟气，烟囱里冒出的煤灰几乎无孔不入，小子由于长途颠簸，早已疲惫不堪，哪里还顾得及什么油烟气，亦将那萦绕脑海挥之不去的诸多烦心事抛诸脑后，索性昏睡过去了。

列车总算喘着粗气停在终点站西安站台，待车上拥挤的人群提着行李、抱着娃、呼爹喊娘的涌出车厢后，我望了望空荡荡的车厢，咬着牙背起沉重的行李，两只手又各提起个包，迈着已然发肿的双脚，用膝盖顶着行李往站台上挪步。站台上已经没有多少人了，我逆着列车水箱放出的水汽挪到地道口，下了楼梯穿过地下通道，出站后来到车站售票处买了张去铜川的火车票，核对了一下发车时间，就拖着行李直奔候车室去了。到候车室以后，小子就感觉实在是撑不住了，随即把身上的行李撂在地上，就瘫倒在座椅上了。此时，小子已然胳臂腿儿酸痛难忍，浑身有种像虚脱了的感觉，大口喘气过了好一会儿，方才觉得呼吸稍稍平缓，头脑也略微清醒些了。小子曾痛彻思量，得亏我辈年龄尚轻，而且靠着心内有股韧劲儿强顶着，否则早就崩溃了。如今看来，其实当初小子也是“瘦驴拉硬屎”不自量力，徒然带如此众多行囊如何不遭罪，岂不知谚语所云“千里不捎针”么？苍天呐！事已至此，小子别无他法只能忍耐和坚持了。

坐在开往铜川的火车上，恍如回到了19世纪初期，或者至少是《铁道游击队》电影里所看到的那种火车。大约是铁路支线的缘故，运营的列车车窗显得十分窄小，而且座椅全部是板条钉就并无任何软包处理。尽管西安到铜川不过百余公里，但是架不住逢站便停，火车就像风烛残年的老翁摇来摆去走走停停。车内人丁汹涌，挑担的，挎篮子的，扛着包袱卷的各色人等目不暇接。车上或有妇女敞怀给孩子喂奶，或脱鞋翘脚放松，或赤膊扇扇贪凉，或磕瓜子儿削果皮你推我让，或卷大炮递烟卷吞云吐雾，车内云雾缭绕气味难闻，尽显大千世界众生相。每到一站，但见人群拥来挤去肩扛手提下车一批，转瞬间你争我抢唯恐落后挤上一群，续写车内万般景象，真乃你方唱罢我登场，唱念做打有不同；莫道绅士与淑女，车厢斗法露峥嵘。

列车晃荡到铜川车站，等我下车以后方知长途汽车站距离火车站还挺远的。眼瞅着身边络绎不绝的人群，潮水般奔向汽车站，而我业已经历20多个小时的旅行颠簸，无论体力还是精力似乎已经筋疲力尽了。我先是咬着牙提着行李走一段儿，然后撂在地上喘口气歇会儿，再揉揉被提包带勒疼的手缓缓劲儿。如此，小子走一段歇一会，后来觉着还是不行，就又改变了方式，先提两个包走一段儿搁下，再回过头把剩在原地的背包提过来，就像蚂蚁搬山那样一点一点往前倒。小子委实不瞒看官说，当年返回富县旅途期间，曾几次遭遇如此窘境，我都几乎绝望了，只觉得臂膀手腕累得抽筋儿似地的抖动，真的是抑制不住的掉泪了。待洒泪之后，小子倒觉得心情略微平复了些，心里明白此时再怎么怨天尤人也没有用，只有靠自己慢慢往前挪吧。直等到买了票把行李交给押运员扔到长途汽车顶上，自己带着随身的书包坐到长途车里，心知到了茶坊以后就会有人接站了，小子方瘫软在椅背儿上长长地舒了口气，叹曰：噩梦终于结束了。

 

 

 

 

 

 

 

 

汉中札记

 

张树人

 

1971年6月，小子终于结束了插队生活，整理好行装并与朝夕相处的乡亲们洒泪而别，遂随队辗转乘车前往新的工作单位。说起来惭愧得很，小子当时只知道新的工作单位地处陕南汉中市，并听来此招工的人说单位名称叫做“汉中100号信箱”，仅此而已。我们一行30名知青和单位来的带队人员，在茶坊汽车站乘坐长途车，先是蜿蜒曲折离开了陕北高原，等到了铜川，西安以后又换乘火车穿越关中平原，继而钻隧道过高架攀越秦岭，沿着崎岖的蜀道逶迤前行。毕竟旅途千里之遥，自然免不了晓行夜宿饥餐渴饮。

路上无话，这一日眼瞅着就要到达目的地汉中了。小子想那陕北高原虽称之为高原，平均海拔大约只有1000米左右。而我等即将前往的汉中盆地则属于秦岭和大巴山山脉。秦岭和大巴山是一片广袤而地形崎岖的山岳地带，海拔却要超过陕北高原呢，一般要在1500到2000米之间。在陕北时小子所在的茶坊公社与渭河的支流洛河相伴，由于河流的浸蚀（包括雨水的冲刷），黄土高原形成了许多沟壑，其次在洛河等河流的沿岸亦形成了较为狭窄的冲积平原。小子和当地的乡民则称这冲积平原为川地，川地最是有利于耕种和促进农耕业的发展。如今以我观之，这汉中盆地的形成似乎亦与此类似。缘由就在于发源于秦巴山地西段的长江最大的支流汉水，向东流淌于秦岭和大巴山地之间，其流域地带遂逐渐形成了富饶的汉中盆地。而且汉中盆地因有秦岭屏障寒潮，气候常年温暖湿润，与那陕北高原受夏日季风影响较小的半干旱地区情况截然不同。所以独特的地理条件使得汉中盆地成为我国亚热带分布最北的地带和农业生产远比陕北要发达的区域。书说简短，火车是行至汉中阳平关的时候我们下的车。我们单位在阳平关有常驻的工作人员，专门负责与阳平关车站联系，转运人员和搬迁物资往来。我们此次前来，常驻的工作人员已经为我们安排好了转运车辆。

小子打小就好些古迹儿，既然来到了阳平关，在下就不得不卖弄几句。人们常说：“蜀道难，难于上青天”，阳平关就堪称是蜀道上的一座难以逾越的雄关重镇，其地形之复杂，气势之雄伟，历来均以险关要隘著称于世，乃是古今秦蜀交通的重要枢纽和军事要塞。据小子后来查询得知，古阳平关始建于西汉，位于今陕西省勉县武侯镇莲水村。阳平关在三国时代称做阳安关或关城，此关隘西通阴平，东控汉沔，北依秦岭，南临汉江和巴山，雄踞于西通巴蜀的金牛道口和北抵秦陇的陈仓道口，为当时蜀汉北方的重要门户，其地理位置十分险要。晋人张荟《南汉记》载：“蜀有三关：阳平、江关、白水”其中阳平则为险关之首。因而，古阳平关自古就被视为“蜀之咽喉”、“汉中门户”，才有了人们“汉中最险无如阳平”的感叹。

闲话少叙，我们在阳平关爬上单位派来接送的车辆就又继续出发了。和我们当年从铜川中转换乘去延安插队一样，坐的仍然是解放牌卡车。汽车颠来簸去的行进在崇山峻岭中，忽而紧贴峭壁爬行，仰望石壁似直插天穹：忽而咫尺陡坡崖畔，俯视则若临万丈深渊：忽而恍惚云端深处疑无路，转瞬间山道盘旋却又峰回路转。但见得卡车蜿蜒曲折辗转于谷底涧旁，未及多时却行驶于高架空中渡桥，继而又盘旋山峦叠嶂间，出没于云海之中。据小子看来，秦岭与之前的陕北高原相比截然不同。陕北高原黄土堆积，山势浑圆，山大沟深，千沟万壑，植被匮乏，宛如荒漠。秦岭则山体挺拔，巨石嶙峋，刀劈斧剁，林木葱笼，植被丰富，苍山滴翠，恰似江南呢。

卡车行进多时驶出山区进入汉中市，小子顿觉豁然开朗，放眼四下里观之，果然市井似显繁华景象，街面建筑鳞次栉比，往来人群熙熙嚷嚷，绝非富县县城所能比拟，更非小小的茶坊镇所能望其项背。小子心想好歹的也算是个城市吧，与那穷乡僻壤的乡村相比也就就算很不错了，但不知我等究竟会被拉到哪儿呢？正思量间，此时车已经拐入南大街，在临街的一栋四层楼房前停住了，心知总算是到了我们下车的地儿了。小子下车后一打听方才知道，这里就是单位称之为二连（“文革”期间，高校原有的院系管理体制早已被砸烂，竟被弄成不伦不类的部队建制）的驻扎点。我们这批富县来的知青据说是为了便于集中管理，暂时不往各个连队分配，被编为学员排，临时隶属于二连的建制管理。

汉中札记（续）

 

张树人

 

说到此处，小子不能不罗嗦两句。看官可能有所不知，直到小子被招工离开插队地点到新的工作单位之前，都不知道所谓的“汉中100号信箱”是怎么回事，只是影影绰绰地听说是所学校，甚至还有人说是保密单位的。小子纯属懵懵懂懂的就来了，那会儿还想呢，到那儿看看情况再说，不行的话就设法走人呢。等到了地方以后，在下才逐渐知道，原来这100号信箱就是由首都搬迁过来的北京机械学院。据小子后来查询，方才略微知晓些学校搬迁的始末缘由。说来话长，那还是在1969年10月17日，正是如火如荼的“文革”期间。根据领袖关于国际形势有可能突然恶化的估计，林彪在苏州作了“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命令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此即所谓林彪的“第一个号令”。很快，北京市革委会召开了紧急会议，动员部署北京的大专院校除几个最著名的学校外，其他院校在半个月到20天内必须搬出北京。一时间，北京高校掀起了所谓“战备搬迁”的高潮。当年北京共有59所高校，分别由驻北京的各军兵种分片包干。其中，空军负责北京市东面的几所院校，包括北京机械学院、北京广播学院、北京建筑工业学院、北京化纤学院、北京第二外语学院、北京经济学院、北京工业大学等。据学校的老师们说当年空军执行上边的指示最为得力，加之北京机械学院进驻的工宣队恰好又是铁路上来的，因此动员会之后未及两周，火车就已然发出，其搬迁动作之快着实令人瞠目。学院迁往汉中期间，曾留校一批69,70届的50名青工作为师资力量的补充。在北京招收了50名初中生，后随校搬迁至汉中。到汉中以后，先后又接收了100名复员军人，70名北京插队知青。北京插队知青是分为两批招收的，第一批是延安县的40人，后来大部分安置在校办工厂，第二批就是我们富县的30人，多数安排在半导体器件厂工作。

在汉中的这段时间里，我们就住在南大街。前文说过我们富县来的30人单独编成一个学员排，隶属于二连。男生住在一楼，女生住在二楼。这座楼现在想起来应该就是住宿楼，四楼是个会议室，里边还放了台电视机。听说这栋楼是我们来之前学校里的教职工们自己设计，自己组织施工建设的，是一种当地称之为“干打垒”方式建设的。所谓“干打垒”建房方式，在陕北的时候可以说简直就是司空见惯，我本人就有幸参与过，只不过建的都是平房而已。我们住的这栋楼，朝街的楼门外边是几级台阶，进了楼门是个过厅通到楼后边。楼的后面是食堂和茶炉房等若干辅助设施。我们到了南大街或者说是正式参加工作以后，吃的第一顿饭就是在南大街食堂。这第一顿饭不是别的，拿今天来说实际上就是普通的打卤面。尽管如此却是有讲儿，大伙都管这叫安家面，意思是我们到这儿就算是到家了。别看就是碗普通的安家面，我们这帮子插队知青就跟没见过似的，捧着碗用筷子挑着用凉水过的面，再拌上肉丝配上黄花木耳的卤汁，吃起来就甭提多香了。看官可能会问，不就是碗打卤面么，何至于如此？看官可能有所不知，这些陕北来的北京知青自打到农村插队以后，已然两年半竟从未再吃过北京正宗的打卤面了，而且在陕北长期的艰苦生活，肚子里几乎没有丁点油水，如今见那打卤面里竟有些许肉丝，简直就如同见到美味佳肴，个个如饿狼也似只顾饱腹已然顾不得其他了。小子当时恍惚间觉得大师傅们是北京的，周围老师们也是北京来的，吃的饭也是北京的口味，仿佛就像回到北京的亲人身边，着实令人感慨万分呢。

毕竟我们这帮子在农村呆了那么长时间了，乍然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就琢磨着啥时候得空儿到街上逛逛呢。而且这里虽然比不上大城市，但究竟也算是陕南最大的城市了。在我们看来这里的一切都那么新鲜，亦或是那样的熟悉和亲切。这里有了那久违的街道和市井胡同，有了商店和长串儿的经营门脸儿，有了公交和车辆，街面上来往的自行车和人群亦显得熙熙嚷嚷川流不息。在陕北的时候，不少乡亲们的装束是毛朝外穿的羊皮袄，头上扎的是条白毛巾，当地人特别是“上边人”（所谓上边人主要是指延安县以北地区的人，或者干脆就是特指榆林地区的人），可能是长期生活在高原的原因，通常腮部略微有些泛红，脸部还显得胖乎乎的。到了汉中所见所闻则完全不同，放眼望去宛如到了四川，人们头缠土布，裤脚挽起，或穿草鞋或打赤脚，推车挑担显得瘦小精干非常利落的样子。陕北民居多以“沟”，“村”为名，而汉中则呼之为“寨”。譬如机械学院迁到汉中后，不少教职工家属住户就分别安置在张寨，周寨等村寨居住。

初到南大街生活，每次吃完饭刷碗或者洗衣服时，我们都是在食堂前面的一排水池子里洗涤。在这里用水只需拧开水龙头就是了。可对我们来讲，毕竟插队几年没这么用水了，突然间用水竟会如此方便，那种犹如梦幻般的感觉都让人有些不适应了。回想我们在农村时，洗衣做饭哪里会奢望有什么自来水，想用点水全凭人挑驴驮的实在是不容易。当时为生活条件所迫，从来不敢敞开着用水，洗衣涮碗地也尽量节省着点儿用水。我们刚到学校时，由于插队生活的感受，用点水还都挺在惜的，还真舍不得哗啦哗啦的用水呢。有时候我们看到有些老师用水全然无所顾忌，水管拧开任由自来水哗哗冲洗流淌，就会觉得着实太浪费了。小子常常会想，如果让这些老师在农村也呆上两年尝尝缺水的滋味，大约就不会这么用水了。

在汉中的时候，学校的主要任务就是建校。我们这些人自然少不了参加建校劳动。那时候学校还给我们这些人做动员呢，讲述之前教职工们参加建校劳动期间艰苦奋斗的事迹，号召我们要向他们学习等等。小子在台下听了以后却有些不以为然呢，心中暗想毕竟我等农村插队若干年，什么苦没受过，什么罪没遭过，似此讲什么艰苦奋斗的光荣历史，倒不如我等上台给他们讲讲呢。再者说了，学校的建校劳动小子也参加过几次，老实说这点活儿对我们来讲，根本就什么都不是，充其量也就是稍微活动活动，只当是松松筋骨散散心而已。既便是如此，在教职工们的眼里，我等已然给他们留下了吃苦耐劳，工作勤奋，作风朴实且艰苦朴素的深刻印象，内中曾有不少老师见到我们点头赞许曰：到底是在农村插队锻炼过的，就是不一样啊！闻听此言，我们还真是感觉有些自豪呢。

自打来到南大街起，我们这就算是参加工作了。那会儿按照当地学徒工的工资标准，我们头一年定的是每月18元钱。甭管钱挣得多少，我们总算是有些收入了。虽说是学徒期间钱挣得不多，倘若老家儿没有负担，自己又是单身职工，平日里只要稍微计划着点按说也就凑活了。在下却难得如此，家里头人口多负担重，且仅靠父亲的微薄薪金维持，因此家境状况略显艰难。如今自己毕竟也老大不小了，琢磨着怎么着也得紧把手，好歹攒点钱帮衬帮衬家里。那会儿到食堂打菜盛饭，小子绝不敢挑肥拣瘦，能勉强地把肚子混个半饱就成，其它乱七八糟的东西啥也不买，每月里竟然也能省个3元，5元的。这点钱存起来，到时候就一块儿堆寄给家里补贴家用。人们常说穷人的孩子好当家，其实家里经济拮据也只能如此啊！

参加工作与在农村插队毕竟不同，甭管干啥都得按规矩来，譬如吃饭就需要凭饭票购买。学校食堂的饭票是硬纸卡片做的，白色的是细粮，牛皮纸颜色的是粗粮。那会儿粗细粮食是按比例供应的，细粮还分为面票和米票，大米算细粮，在食堂买米饭是有限制的。那些年是国家经济困难时期，职工每月的口粮供应都是有严格的定量标准的。我们捏着这把粮票每天到食堂吃饭还真得计划好了，否则吃超了要么和别人借，要么就得自己扛饥荒了。有一次在食堂排队打饭，就听到排在前边的女生正核计呢，言曰：今天的棒子面粥熬得稀汤挂水儿的，好像有些划不来呢，如此哪里能吃饱，不如就买半个窝头吧。学员间如此精打细算可见一斑。有些肚大汉靠着那点定量吃不饱，拿着细粮票找女生私底下串换些粗粮票，这样可以多换些聊以充饥，亦属无奈之举呢。说起食堂来却是令人难以忘怀，凡是在南大街生活过的没有不知道我们那个食堂的。食堂有几个大师傅，譬如李师傅，钟师傅等直到今天都还能记得起来。特别是钟师傅不仅厨艺高超，且对我们这些延安插队的娃娃们格外的同情，碰到我们到食堂去打饭的时候，手头上总要适当的多照顾点，着实使我们倍受感动。虽然说是在困难时期，买点啥都得凭票凭本儿的，但是几位师傅津津业业，精打细算，荤素搭配，粗粮细作，想尽办法把伙食办的有声有色的，给大伙留下了深刻印象。先说主食吧花样就不少，什么馒头，花卷，窝头，包子等自不待言，其它的如黄金卷，揽龙（音），甜丝丝的发糕等亦不鲜见，截长补短的还弄点儿面条，饺子什么的。遇着包饺子的时候，食堂人手不够，大伙就会去些人帮厨，那场面可热闹了。再论及菜肴方面那就花样更多了，什么小酥肉，酱豆腐肉，扣肉，米粉肉，犹太肉，焦溜肉片，软炸肉片，烧两样，炒三鲜，肉片香干，红烧茄子等数不胜数。菜品炒出后堪称色香味具佳，如此困难局面，食堂的师傅们竟能勉为其难，着实令人叹为观止。我等再看今日所见之高校食堂，哪里还有如此之菜品，而且菜谱基本不变，味道基本一致，更谈不上什么色香味，与当年南大街食堂相比，实乃天壤之别。现如今小子想再吃到当年的小酥肉，酱豆腐肉，焦溜肉片，软炸肉片等美味，莫说是在高校食堂，就是在城里餐馆也点不到这些菜品了。

参加工作不久，单位就给我们发了工作服和劳保用品。说起所发的工作服和劳保用品来简直就能把人窝囊死。你道如何？原来这学校后勤部门不知道从那里买的这些东西，而且还听说一买就买了很多，虽说是每年都按照劳保规定例行发放，且严格控制新购劳保用品，饶是如此这些库房存货也发了若干年。记得小子随学校迁到西安若干年以后，好像才将原来在汉中买的那些劳保用品的库底子处理干净。看官看到此处必会问及，究竟是什么劳保用品竟将诸位窝囊至如此？且容小子先说说那工作服，天晓得是什么材料做成的，穿在身上稀里哗啦的类似于人造棉，根本就没有什么板型可言；其次则是完全没有尺码大小的说法和区别，甭管谁穿起来都显得邋里邋遢的，且衣袖若想挽起来基本上就挽不住，还没两下呢就秃噜下来了。看着如此不堪的工作服，学员排这些新职工实属无奈，而且单位里又要求交若干张照片，填写教职工履历表等，也就顾不得许多了，就都穿着工作服去照了相，觉着好歹的也算是参加工作的标志吧！等我们照完相取回照片一看，哪里有什么工人阶级的光辉形象，插队这几年原本就弄得又黑又瘦，再穿上这身儿松松垮垮，毫无款式可言的工作服，个个就宛如那逃犯一般令人沮丧。说完工作服我还想跟列位说说劳保肥皂的事儿。毫不夸张地说，凡是那几年在汉中待过的，没有不知道当时汉中产的那种劳保肥皂了。那种肥皂我竟忘了是什么牌子的了，别说洗衣服就是拿来洗手都不带起沫的。而且也怪了，这种肥皂吧，你要是放一段时间，就会变得越来越小，最后缩得就像六必居的酱豆腐块那么大小了，你说神不神呢，真是世界之大无其不有啊！之后我们听说，每逢学校发劳保服和劳保肥皂的时候，教职工们无不怨声载道，怪话连篇，甚至有那个别的竟索性人前背后的冷嘲热讽。我等闻听此言也忍不住牢骚满腹，义愤填膺。此种光景直到我们迁到西安以后还发了若干年，学校也没办法直到把库底子打扫干净这事儿才算消停下来。

汉中札记（续）

 

张树人

 

 

“文革”期间没别的，每天都是枯燥乏味的政治学习，名目繁多的学习班，偶尔还要去河东店听报告和传达文件精神。其间，学校也会安排我们时不时的坐车去汉大参加建校劳动。平时我们被管得死死的，几乎就没有什么业余活动亦或是自己能够独立支配的时间。偶有几次放松的时间，倒觉得印象深刻且十分难得了。记得有一次，学员排带队的老师忽然兴致所至，说是要带我们几个去附近的一个韩信拜将坛去看看。既然说到这里小子就不得不交代几句。当年我们这些新招收的学员在学校领导看来，觉得这些插队知青毕竟还是年轻，且思想单纯需要加强领导，所以专门派了三个老师负责管理我们。其中年龄较大的刘老师负责抓总，黄老师是位女老师则侧重于女生管理，郑老师是部队下来的退伍兵也年轻些，就负责队列训练和每天出操以及共青团的工作等。我们在汉中的八个月就一直是由这几位老师管理，直到我们被分配到校属各单位为止。书说简短，我们几个听说要去拜将坛转转，感觉好歹也是活动活动，出去透透气总比憋闷在屋里强得多，因此都十分高兴。南大街这个地方与周边阡陌相连，我们沿着街面行不多时就已然来到了庄稼地，又顺着沟渠走了一段儿，估摸着最多走了不到20分钟就到了。到了地儿以后果然见到有两座夯土平台，印象中大约有一米来高，平台的面积还挺宽敞，总有个百十来平方米。据传说是当年刘邦驻汉台时拜韩信为汉大将军，举行隆重的授印仪式时所筑。靠南边土台的西面屹立一尊高大的石碑，石碑的正面上刻有“汉大将韩信拜将坛”八个大字，背面刻诗一首为“辜负孤忠一片丹，未央宫月剑光寒。沛公帝业今何在，不及淮阴有将坛。”小子立于坛前，默诵诗句思绪万千，想那韩信被拜为大将军后，威风凛凛统帅三军，“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北出汉中，平定三秦，真可谓百战百胜，辅佐刘邦统一全国成就了帝业。为建立西汉王朝，曾受胯下之辱的韩信立下了卓越的功勋，其辉煌业绩为后人传诵且流传青史，实是英名难泯！此时金鸟西坠夕阳斜映，小子等数人漫步坛侧，见那周围无非旷野田园，落日余晖中亦不过是阡陌纵横，枯木昏鸦而已，与那荒野郊外景象几乎并无二致。若非此处尚遗存有石碑土台，且铭文勒石，又有谁能知晓此处乃为一代英雄成就西汉数百年基业之所在呢？当年小子所见之场景，处处凋零冷落尽显荒凉冷漠，着实令人慨叹！如今小子听说此处已然绿树成荫，青砖漫地，白玉栏杆围砌，台场平坦宽敞，碑亭古建斗拱飞檐，雕梁画栋，石砌台阶等相关建筑气势雄浑已然今非昔比了，这是后话不提。

此外，小子恰也喜好忙里偷闲访寻古迹，或者穿街走巷体验市井生活。有一次在南大街附近闲逛时，忽见前边街角处似有古建高墙环绕，遥望墙内探出些许参天古树，且露出彩绘殿宇的斗拱飞檐来，心知必定是处古迹，不禁有些按捺不住就想去探个究竟。待绕过高墙，找到院门方欲进园，却赫然见到院门右侧悬挂有木牌，刻有“汉中县气象局”等若干字体。我等看罢愕然，方知此处已为政府机关所占用，今日若想进内参观恐难遂愿，遗憾之余却又心有不甘，思量着既已来此何不闯一下看看呢？于是，我等数人遂鱼贯迈入园内。园内门卫见到我们问明情况后，却并未拦阻只是说，这里原来是刘邦的古汉台，现在则是县里的气象局在此办公并不对外开放。但是听我们口音是外地来的，后来又知道我们是北京来的，就答应我们在古汉台园子里转转看看。我等闻听此言后喜出望外忙点头应允，并如所约在距离园门附近不远的地方，就视线所及之处缓步细细浏览。好在印象中园子里边儿看起来应该没有很大，转了没有多会儿，其主要景点已然是饱览无余了。古汉台位于汉中市东南部，又叫做七星台，相传是汉高祖刘邦在汉中称汉王时所建的府邸。台上有望江楼，始建于南宋，高约17米，登楼可以眺望汉中市全貌。据说此楼历代多有损毁，现存的建筑是民国4年重建的。刘邦以汉台为宫廷，夯土建成秦模式的高台宫廷，即今天的古汉台。宋代的王象之在《舆地纪胜》中记府署东北隅有“天汉楼”，即望江楼的初称。物换景移，几经兴衰，如今的望江楼，更给人一种庄严隆重之感，它以其别致的造型，巍巍的风姿，早已成为汉中古城的标志性古建筑。登楼远眺，四面云山，如展画卷；俯视城区，楼台林立；环顾庭院，古树修篁，花木掩映。登此楼，使人心旷神怡，追往抚今，感慨万千。望江楼正南，昔建有桂荫堂，现有古汉桂数株，每逢中秋佳节，香飘四溢，成为汉中城内寻香访桂之处。再往南边有明代修建的镜吾池、洗心亭。望江楼楼东侧的石马，风格古朴，是人们评论三国蜀将魏延千秋的幸存之物。亭阁内造型精美的铜钟，是明代汉中瑞王府的遗物。凝视铜钟，耳边似乎回荡着护国禅林里悠扬的晨钟暮鼓，素有汉中八景之一的“月台苍玉”，是楚汉时期的古物，也是汉台现存的最早的石雕作品。台内古树繁茂、修竹参差、亭榭遥相，杂以碧池内繁盛的荷叶，竟有江南水乡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