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与学校
-------从收藏的一块古匾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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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年，从古旧家具市场收到一块乾隆12年的古匾。是进士出身的金溪县令宋若临为当地官办学校老师彭廷彦提的，所题内容为“德敷梓里”。意思是称赞这位老师道德高尚，是家乡老百姓的楷模。
自买回这块古匾后，就开始翻阅资料，一是想了解这两个人，二是想知道中国古代的学校与科举之间的关系。
一般说来，学校是培植人才之所，科举是选拔人才之法。但在我查阅资料后方知，这种状况在两汉魏晋南北朝时代，荐举与学校相辅而行，各有其独立的作用。到了唐代，虽然科举与学校并举，两者并不处于并列、同等地位。因为由学校出身的生徒仍须经过考试，学校不能直接给生徒以出路；而乡贡出身的人（不由学馆而先经州县考试，及第后再送尚书省应试者叫乡贡），不必经由学校培植，一经考试及第，便被承认为人才。这样，科举成为凌驾于学校之上的一种制度。唐初，社会上重视科举及第的生徒，因为他们出身官学，受过正式教育，要较乡贡高出一筹。于是人们视学校为登科的通路，多争取入学。因此，在一段时间内，学校对科举的发展曾起过一定的促进作用。以后，封建王朝利用科举考试吸引各种社会力量办学，调动了社会办学及民间读书的积极性。但后来，不经国家学校培植而科举及第的比例逐渐增长，官学的地位逐渐低落。唐开国 100年后，科举考试日益发达，学校教育渐渐不在重要。
这种状况发展到宋初，朝廷大力利用科举选拔人才，更加忽视培养人才的学校。宋仁宗时的范仲淹，宋神宗时的王安石，先后严厉批评这种只取才不养人的错误作法，如同农夫只坐等收获而不事耕耘一样愚蠢，终于导致人才的枯竭。范仲淹认为，择贤固然重要，但择而不教，久则乏人，贤将不继，所以教是第一，择在其次。主张必严科举方能得才，必敦教育方有才可得。王安石认为，科举仅以强记博诵取人，学校费了许多光阴，专门去做科举考试的预备工夫，而不教以天下国家实用之事，及第之后，所学完全无用。为了扭转社会重科举轻学校的风气，他强调要发挥学校在培养人才中的积极作用。他建议逐步使取才与养才统一于学校，即凡在中央官学学习的学生，通过学校考试，不必再经由科举而直接授官。把取士纳入养士之中，即把选拔人才的职能部分地赋予学校与学校教育工作紧密结合，既充分发挥了学校培养人才的积极作用，又提高了学校的社会地位。可遗憾的是，范仲淹和王安石的改革，都被因循守旧势力所挫败。
及至明清，学校更形同虚设，虽然凡应科举者必须先在学校取得生员资格，但生员并不在学校读书，学校教官也无力发挥其教育作用，使学校空有师生之名，而无训诲之实。
清代规定，知县可改任府学教授。这种改教并不是因人而宜的调整，而是因知县年龄过大，或者懒惰愚钝工作不称职，以及老弱病残不能工作的才改任教职。据记载，有众多的府学教授精神衰迈，两耳重听，步履维艰。因此，学校被认为是惜老怜贫之地，教授成为投闲置散之官。
清代推行的 “举人大挑”，是清代统治者为解决落第举人的就业问题而采取的一种政策。就是在会试（中央在京举行的考试）之后，从落第举人中选拔一批年龄适中，能力和才华相当者，授予教职等衔。开始规定必须连考 3次不中才能参加挑选，以后规定必须连考6次，后来又改为4次。这样，落第举人至少要经过10余年才有被挑选的资格，但具备资格并不等于被选中，往往要候选若干次。选中后也不能立即赴任，还要在吏部挂号排队，等待分配，届时抽签决定去向。这种分配方法叫做“诠选”。从清代中期开始，官员壅滞积压现象日益严重，诠选需待时日甚长，举人候选常常多达二、三十年，累计起来，一个考不上进士的举人，要经过三、四十年才能当上州学或者县学的教官。
由此可见，教官一职，一个共同的问题是年龄太大。这些人在年富力强时无事可干，把时间浪费在论资排辈的升转和无日无月的候选上，及至得官已年老体衰。当时有人对这个问题加以概括说，教职一官由举、贡候选居多，大抵30余年，少亦20余年，精力多半就衰。乾隆前中期时，教职多系衰老庸劣之辈，不能以道德礼义化导百姓。嘉庆以后，更是每况愈下，教官大都不能振作。教官中能受业解惑，以师道自任者，已不多见。
明白了这样的背景，再看我收藏的这块古匾，就不难发现当时的地方政府官员，为什么要树立这样的样板人物的良苦用心了。
再看今天的学校教育与公务员选拔，看来与古代有进步。就是考公务员必须有学历，没有学校颁发的学士、硕士、博士证书，连考公务员的资格都没有。这是当今学校教育与人才选拔的不可分割性，或者说是进步性吧。但按照范仲淹、王安石教与择的思想来衡量,今天的学校教育与人才选拔，我们到底做的怎么样呢？但可以肯定的说，育才和选才，和一个时代的兴衰不无关系吧。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3-12-4 21:04:46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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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By：2013/12/2 18:59:00 [只看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