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我的知青岁月

版主何必客气，老茶讲自己的真实故事，也是自己的一种心情释放。

谢谢“千帆过”版主赏识，老茶有礼了！

读过龙版主的配诗，使我有了信心，争取写更多的回忆文章，与大家共享。谢谢龙版主！

我的知青岁月

三、草甸百里行

 

  1969年夏天，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刚刚组建，要接纳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急需建设一批住房。当时，我们生产队有几个干过建筑工程的泥瓦匠，平时在生产队就是砌墙盖房的好手，因此，生产队马上应下了工程，并组织劳力奔赴工程现场。

  我们生产队包揽的工程在五原县北，牧羊海子附近，是给兵团二师十六团四连（是不是四连已记不清）盖四栋宿舍。第一批盖房人员已经先期出发，大可、凡阳已随第一批人员到达现场。为了在入冬前顺利完工，“十一”前后，队里派我和乃昌再去增援。由于同去的马车还要拉一些生产、生活物资，叫我和乃昌坐火车自行到五原工地。

  第一次独立出门，我俩别提多高兴了，队里把我们一送到临河县城，就独自行动了。首先到火车站买了从临河到五原的火车票，开车的时间是半夜，我们就在候车室等侯。临河到五原只有50-60公里，坐火车大概一个小时。我们顺利的坐上了火车，凌晨三点左右就到了五原车站。小小的五原车站仅有几栋破房，一眼望去外面一片漆黑，站房简直就像一个孤零零的小岛，给人一种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感觉。这是哪呀？心里登时有些发毛。还好车站里驻留着不少的人，听口音大都不是本地老乡。凑近聊聊，知道他们中有人去十六团，并准备天一亮就出发，步行回团部，大约有四五十里地。问有没有汽车到达，他们说九点钟以后才能开车，另外也不能直接到团部，还得走。权衡了半天，我们没有行李、物品的拖累，决定跟他们一起走。

  至今不知道这个决定是不是正确，反正天亮了，我们就和那五、六个刚刚结识的兵团战士出发了。我想当时那几个兵团战士和我们大概有一致的想法，为了节约几个钱。都是没有钱的穷学生出身，仗着年轻，就做出了冒险的决定。事实是我们没有做好准备，而且对困难考虑的并不充足，接下来的行程给我们带来极大的考验。

  穿过五原车站边上的庄稼地，就进入了满是坑洼的草甸子，远远望去无边无垠。有的地方茅草很高，人走进去只露个头；有的地方泛着盐碱，没有一株茅草；有的地方还有水，必须绕道行走……。我们俩完全不知东南西北，凭着对前面几个人的绝对信任，一步不离的紧跟在其后面。一路上基本上没有见到别人，我们不敢说笑，不敢逗留，生怕被遗留在这荒芜的原野上。此时刚出发时的轻松愉快，已全部抛到九霄云外了。更让人麻烦的是临近中午，天上还下起了雨，两手空空的我们只好走在雨水之中。草甸上竟是胶泥，雨水一泡，顿时就像一个溜冰场，不小心就会被摔倒。前面的人明显放慢了脚步，大概他们也迷路了。好在雨下的时间不长，路上尽管一样湿滑，但没有雨水的伺候，还是很美的事。

  此时，肚子也开始闹革命了。从昨天晚上吃过晚饭，到现在水米没沾牙，前面的路究竟有多远还是未知数。前面的几个兄弟也准备不足，身上也没有干粮，此时也饿得呱呱叫。原来以为中午就可以到团部，谁知半路上赶上雨，又有些迷路，他们的日子也不好过了。天阴的很沉，草地依然茫茫无边，只有忍着饥饿，跟着他们默默前行。不知走了多久，他们终于找到了一条不宽的小路，于是加快了步伐。

  日落时分终于走出了草甸，看到了一排排的房屋，房屋上面还升起一缕缕炊烟。前面的人高兴的叫了起来，“团部到了”。到了团部，那几个哥们儿立刻作鸟兽散，我们又陷入两眼一抹黑的处境。顾不上肚子的饥饿，去四连怎么走，赶紧打听吧。到有炊烟的房子跟前打问，一个战士说“四连呀，在牧羊海子，还有二十里。”看看已经日头西下的天边，没有向导，一路荒无人烟，再走二十里，这绝对是办不到了。此时肚子又开始咕咕叫了，我们想一切从现实出发吧，先解决肚子问题吧。

  我们找到厨师班的人，向他们说明情况，要求卖给我们一些饭菜，以解一天的饥饿。炊事员说不行，菜都吃完了，饭都是有数的，不能卖。我说，“我们是给你们盖房的民工，一天没吃饭，晚上赶到这里，就卖给我们二斤馒头吧，我们有全国粮票。”他们又找来司务长，又向他讲了一遍。司务长说，“全国粮票也不行，粮食是按比例供应的。你们要吃馒头我都没地找白面去。”不过司务长还算通情达理，多收了我们一些粮票，卖给我们二斤馒头。捧着二斤馒头，我俩找了个僻静的地方，就狼吞虎咽的吃了起来。一天水米没沾牙，尽管没有菜，有了十个白馒头，那滋味真是赛过活神仙。

  我俩边吃馒头，边合计着今晚的行踪。天已大黑，就是熟路走二十里也不容易，更何况不知道路呢！于是决定就在这住下来，明天一早再走。可是住在哪呢？十六团已经盖好的房屋有两三栋，我们要求借助恐怕是不会答应。未完工的房子倒有不少，有的刚起墙，有的快封顶，怎么住呀？我们看了一下，选了一间里面堆满枳机靶子的房子，虽无屋顶，但枳机靶子铺在地上不会很潮，就将就一晚吧。

  近十月的内蒙古，夜晚已经很凉，在一个没有房顶的围墙里，没铺没盖，我们不顾一切的躺下了。实在太累了，从早上六点钟到现在已经走了十几个小时，怎么也走了一百里，这不赶上红军过草地了吗？我们俩说着说着就进入了梦乡。

  早上的凉风把我们吹醒，看看天已亮了，马上来了精神。走，出发！我和乃昌没有再向司务长讨要早饭，问了一下行进方向就上路了。迎着朝阳一路东去，一路急行，我们终于找到了我们队的社员和已经盖了半截的四栋房子。亲人见面分外亲热，大家听我们讲述了一路的劫难，最后的评价是“两个笨蛋”。

  正是：草甸茫茫百里行，忍饥挨饿走泥泞。

            如今要谢当年苦，强健身心闯一生。

                                                                           2012-6-9

 

   为省俩钱走了上百里路而且是雨中，放在今天怕是谁都不会干的。正是当年的苦锻炼了我们，使我们的耐受力超强，能直面以后的人生风雨。

      在草甸上行走，容易迷失方向，大概走了不少弯路，才艰苦跋涉了一天。和我同一大队的知青，他的弟弟在另一个公社插队，如果到公路上坐车，需先坐车到县城，再换乘去那个公社的班车。为了既节省车费又能与兄弟见面，他决定走山间小路。向村民了解沿途的路线后，就一人上路了。结果在半路迷了路，夜幕降临后，只好忍饥挨饿在山上的大松树下蜷缩了一宿，第二天才到达。后来，他还邀请我一齐同行，去那个公社。从早晨出发，直走到天色漆黑才到，如果路况不熟，难免要在山上过夜。山路大概比草甸好走一些，至少没有泥泞的路面。

盲目出发上路行，

跟着他人雨中拼，

饿得半死得馒头，

次日终于见亲人。

正是少年不省事，才让我们吃了不少苦头。但正因为有了这些经历，才锻炼出不畏艰苦、勇于拼搏的精神。谢谢“千帆过”版主驻读，老茶谢过！

当年内蒙的农村地面宽广，多是土路，交通闭塞，出门坐大车、毛驴车已经算高档了。没有熟人带路，难免走冤枉路，我们这些人都有过迷失的经历。现在就好多了，公路四通八达，拖拉机、汽车来往穿梭，要迷路都难，时代不一样了！谢过“麻沙老农”！

说起吃馒头，真是叫人感慨万千。当时有粮票，还要按比例，细粮只有40%，其他都是玉米面、糜子米，因此花钱买了人家馒头，还要感恩戴德。不过真要是没有那二斤馒头，我俩就更惨了！谢谢龙版主的赋诗。

我的知青岁月

 

四、排演《红灯记》

     1968年是我们上山下乡的第一年，正是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的年代。全国只上演那几出样板戏，文化生活异常匮乏，而在农村文化生活就更无从谈起了。我们下乡的内蒙古临河县丹达木头公社，当时还没有电。老乡们只靠煤油灯照明，每到夜晚村里一片冷清，大部分人家都早早睡觉了。当然也有一部分社员无所事事，就摆起了宝盒，进行赌博。

     面对这些情况，我们知青小组怀着对毛主席一片忠诚，和农村文化阵地“无产阶级不占领资产阶级就会占领”的紧迫感，开始了紧张的策划，并决定在春节期间排演一出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文化革命开始，每天都在听样板戏、学样板戏、唱样板戏。因此《红灯记》的唱词、道白，人人都可以背下来、唱出来，只是各个角色由谁来演，道具、服装怎么筹备，演出如何组织，对于我们来说还真是不小的问题。

     我们的倡议得到了生产队的大力支持，通过亲戚朋友找来了铁路用的手持信号灯和大沿帽，为《红灯记》的排演拿到了关键的标志性的道具。我们知青小组也发动大伙翻箱倒柜，把自己的衣服拿出来，选择合适的衣服准备好装备。

     现在想起来，演员安排真是太妙了。康大可有武术功底，扮演李玉和是当仁不让的。他戴上大沿帽，一手举红灯，一手插在腰间，就是一个钱浩梁。何碧碧自身老成谦和，扮演李奶奶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尤其她的唱委婉清新，给大家留下很深的印象。李铁梅由郑玲扮演，也是不二的选择。她梳了一条大辫子，穿上一件碎花的中式小袄，完全变成了一个乡村小妞，透着活泼与灵气。何正治扮演鸠山的形象更是演绝了。没有和服，何正治将一块绿色军用毛毯围在腰间，上身穿一件白衬衣，眼睛上架了一副眼镜，鼻子下面还贴了一撮八字胡。真是活脱一个鸠山形象，得到大家的一致赞可。王阿媛、王正琪、何凤纯、赵乃昌、孔凡阳和我都是群众演员，演的角色也不固定，随叫随上。刚演完磨刀人，接着就又演鬼子甲，又没有服装变化，简直成了活报剧，惹得大家一片欢笑。

      正式演出的那天，生产队借来了汽灯，把个会议室照的一片光明，彰显出生产队对我们这项演出的重视。会议室里坐满了人，把小小会议室挤的水泄不通，社员们热切的观望着这群侉子（是老乡对我们知青的昵称）上演的样板戏。全体知青不分主角、配角，一起上阵，参演了这样一出令人回味的样板戏。尽管条件简陋，水平有限，但在当时的确引起了较大轰动。社员们很长一段时间都在谈论这群侉子的一招一式，令人捧腹不已。记得当年我将我们排演《红灯记》的细节讲给母亲听时，母亲都笑得合不拢嘴。

     上演《红灯记》使我们提高了自己的生活勇气，也扩大了我们知青在社员中的影响。记得政治队长韩宝权说过：知识青年是从北京来的，是从毛主席身边来的，他们还知道毛主席的生日，他们的觉悟很高……。可见大家对知青的评价十分优秀，在社员心中的地位相当高。借着《红灯记》的余威和队里的支持，后来我们还自编自演了二人台《喜送战备粮》等节目，编写了一些打夯时唱的号子，虽然其中内容已记不大清楚，但热闹欢快的场面时时还进入我们的脑海中。

      尽管这些都是那个时代的产物，现在人看来，实在幼稚可笑。但我要说，这些就是知青的历史，这些有我们的青春在里面，因此值得我们回忆和记忆。

      正是：背井离乡在北疆，能文能武亦疯狂。

               同台上演红灯记，笑煞京城我的娘。

                                        2012-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