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阳山知青的“山书”面世啦！

村 前 那 条 小 圳   余颖华 

新墟连陂梁屋村，是我到阳山安家的第一站。说“第一”，是因为还有江英新屋为“第二”。

当地人称水利引水渠为圳。水从七拱河那边流来，到了梁屋分成两条，一条婀娜多姿在村后绕着山边流去，灌溉着大寨山那一片山地，另一条在村前平缓流淌，滋润着翠绿的稻田。

我们对村前那条圳特别有感情：每天，我们从它那挑水煮饭，在它那青石板上洗衣，夏天的晚上更大胆地到水里泡个痛快。一来省了挑水洗澡的功夫；二来连人带衣服一次洗净搞定；三来更尽情地享受那山涧泉水的美妙。尤其在有月光的夜晚，山村，田野，近处邻村莫屋弯弯的小石桥倒影在水中，远处三众村、下连陂村，还有对岸岩口村起伏的山峦若明若暗的，那夜色妙不可言。尽管村里的老人说会得风湿，同辈的女孩说“会被人说不害羞”，我和钟如芸才不管那么多。

当地人有个不好的习惯，会把夭折的小孩放在水中任其漂走。我们也听说，可从未见过。

一天夜里，我俩早早吃过晚饭，又踏着月色往小圳走去。那时没电视，没报纸，没广播，吃饱了全部心思就泡在溪水里。清凉的溪水按摩着肌肤，清爽的山风吹拂着头发，柔色月光泻在山村田野山峦，也泻在我们身体心灵，洗去了全身的疲劳，洗去了心中的彷徨，也洗去了对未来的思虑……

忽然，上游清晰地漂来了一团白色的东西，离我们越来越近！我俩同一时间把它判断为同一东西。如何连滚带爬上岸，如何在夜色掩护下狼狈不堪，就不能奉告了。

等我们定下神时，才看清那一团白色的东西是一扎禾杆！原来是男孩子干的好事。一来是对竟有女孩胆敢侵犯他们的领地表示抗议，二来也试试广州女知青的胆量。

在往后的岁月里，我遊览了中国许多出名的温泉和海滩，重庆南北温泉、西安华清池、海南兴隆，大连、北戴河、青岛、三亚……但是，令我永远无法忘怀的，是夏夜里月色下村前那条小圳。是它帮助我们适应了初期下乡插队的生活，是它记录了我们青春的热情和打破当地习惯的创举，是它给我们留下对大自然真实美好的回忆。

不知远在太平洋彼岸的钟如芸是否还记得？

起 “ 风 疹 ”   余颖华 

我从小不娇气但皮肤不听话，易过敏，八年的阳山生活，使我尝够了“皮肤过敏”的滋味，竟也锻炼得皮肤能抗过敏。

1968年刚到阳山新墟不久，我全身就发红发痒起满疙瘩，越抓越厉害，完全像得了“风疹”。乡亲们都说我是水土不服，三同户抓了各种各样的草药给我煲水，又喝又洗，无济于事。可过了几个月回家过年，到家的当晚就不痒了，还真像“水土不服”。每次从家回到阳山，又是“水土不服”。

记得一个晚上，我在新墟梁屋给社员上学习“毛著”辅导课。那天我正服了何莲彬给的抗过敏药，整个晚上全进入了半睡眠状态，边游神边讲课，不知讲了什么也不知做了什么。幸好，在那个学大寨的年代，劳累了一天的社员们在昏暗的煤油灯下也和我一样在半睡眠，不知听了什么。

直到去了江英，我才发现根本不是什么“皮肤过敏”和“风疹”，而是狗虱害的。

知道了罪魁祸首当然要报仇。我学会了抓虱子：先用皮肤感受它在哪里，然后用沾了唾液的手指迅速把它粘住，当然是用指甲狠狠把它捏死。后来我参加了农村社教工作队，经常一个人下乡，一个人在生产队安排的空房过夜，还学会在房间的中央烧一团火，把被子衣服全拿到火边烤，被子衣服甚至地上的笨虱子都会自动跳进火中，听着虱子被烧的声音，真是最痛快不过了。

从知青插队到文工团下乡，从参加农村社教工作队到投入氮肥厂大会战，前后八年，就这么和虱子斗争过来。

直到1976年打倒“四人帮”后到广州建校读书，当时建校的四周还是菜田，每晚在蚊子的团团包围中苦苦攻读，连从海南回来的同学都被蚊子咬得无法忍受，失惊无神大打出手，而我竟可坐如钟。同学们都说我有特殊功能不被蚊咬。其实我的双脚面全是密麻麻花斑斑的红点，只是我已没反应、不觉得痒了，八年里阳山的虱子已给了我多种抗体。

1980年到西北建筑工程学院进修则更神奇。只要课室里有另一个人，蚊子就不会咬我！

1981年暑假到峨眉山旅游，第一天步行到洗象池，那时没有旅游设施，我只好在寺庙阁楼过夜，游客来自五湖四海，不分男女，全打大铺，整晚与虱子“共眠”，身边的同伴辗转难睡，自己竟可以混上一觉。

还真该感谢阳山的虱子，它冒犯了我，也给了我别人无法得到的抗体。以后足迹踏遍泰山、华山、黄山、衡山、五台山……再不怕“起风疹”。

早知道有这好处，当年哪怕咬着牙忍着也不会杀生。

为 知 青 写 真   余颖华 

阳山的28个知青，各有各的精彩表现，在此仅给予素描两下，排名不分先后，各位请别太认真，更别要求太真实。

好客的村里人过年过节爱做糍送给亲戚，特别送给远离家人的知青。黄小励拿出城里人包饺子的拿手戏，用自家床板做桌台，包了几斤面粉的饺子也学了样给三同户队长等送去。谁知山里人像发现新大陆似的知道她用自家床板揉面，认为女孩子的床不干净，竟谁也不敢品尝。黄小励15岁的年龄就下乡，由于她平时挺自信，嘴巴不饶人，我们这些当大的也只有嘲笑她的份，没有关心她的事，实在不应该。

吴幼坚出身书香加高干家庭，拿了她父亲精装书封面的包布去补自己裤子的膝盖部位。还有，叫村里的小孩在夏天夜间到路边抓那些满路跳的小青蛙，回来居然不剥皮也不斩头不斩爪，整个的丢到大锅里煲大锅青蛙粥，据说掀开锅盖只见满锅游着小青蛙，这样都行？

古汉岗和卢学光两人均戴着眼镜，一副书生样，肯定从小就没沾过家务活。阳山的大灶可放一尺八的大锅，听说他们自己在新墟雷屋开伙的第一天，竟连火都生不着。但是他们后来竟都成了一级劳动力，犁田扶耙样样都行。

无独有偶，后来也有人公开承认自己刚开伙时划不着火柴，在此免了他们的真实写照也罢。

何莲彬可不像我们光有革命热情，她下乡不久就学了中医和针灸，动不动就拿起最长的三寸针扎别人的“足三里”穴，我胆大不怕痛，经常要做她的“实习病人”。

李穗立是知青个头最高的，用力学的语言表达是“长细比过大，稳定性很差”。每挑着担子走在窄窄的田埂上，就像根来回晃动的竹竿。

徐声煜个子没有李穗立高，但背略弯，挑起担来远距离形象与李穗立差不多。徐声煜为人随和，眼镜下总是一副认同别人的神态，不像我们那样争强好辩。

许光远是知青中的才子，凡事讲究科学计算，连煲粥煮番薯也要算算需要多少根柴，能产生多少卡热量，是否浪费。生产队长让他耙田——须知要把田耙平是高技术工，要考虑行走路线，他让队长给他画张图。这让社员们今天提起仍笑个不停。 

谭树荣在广雅和我同班，但我并不了解他。他平时不轻易谈论，更没有表露“革命豪情”，后来才知道他和我们想法有很大差异，只是不知他为何与我们一起也到了阳山？

沈苏民一脸的老实憨厚，却是阳山知青中“扎根阳山”的唯一。更厉害的是他在阳山干部中属风流人物，既拥有阳山第一架私人钢琴，又是“舞林高手”，据说没有他不会跳的国际标准舞。相比之下，我真白吃了几年文艺宣传队的饭，至今连交谊舞基本步也没走会，不是别人踩我就是我踩别人。

下乡那年阳山知青中最大是21岁，最小的还不到16岁，我夹在中间。知青中既有老成持重的大哥大姐如大罗、吴幼坚和林碧影等，

也有稚气未脱的“初中鸡”；既有天生当干部的料，也有我这样的“愣头青”。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经历了特殊的人生，展示了各自的青春色彩。

治 疗 脚 跟 肿 痛   余颖华 

刚到阳山，每干一样活都与肩挑相关，最辛苦的还不是腰酸腿痛，而是脚跟肿痛，当地人称“生石埂”或“无名肿痛”，实在是脚跟软组织在赤脚挑重担的情况下发炎,那痛法叫人脚无法点地。

何莲彬最会给人打“封闭”治疗。而村民祖辈留下的治疗方法更有效：先把穿上草鞋的痛脚泡在尿缸中，然后一脚踩在早就放入大灶烧红的卵石上，只见得尿蒸发成白烟直冒，只听得烧焦的草鞋吱吱声直响。无须考究其科学性，反正肿痛就会消，脚就会好，按理应归属“物理治疗”一类，几天就可下地干活。

我在家从小光脚丫，直到读广雅也是早上起床下地就赤脚跑步，本不是穿鞋穿袜那类，可到阳山就倒霉，左脚痛了换右脚，右脚好了又换左脚，创“尿缸泡痛脚”最高纪录的非我莫属了。

按 需 分 配   余颖华 

1971年初，阳山知青在新墟落户两年后，大部分人又转到了江英。知青户发生了变化，家庭财产诸如锅盆碟碗还有“生产资料”箩筐桶铲锄等须重新分配。

记得那天，大卡车把我们连人带物卸在了江英公社大院的地坪上，满地的锅盆碟碗，箩筐桶铲，这是我们在阳山安家后的全部财产。不过，谁也没记认着哪些是自己的东西，哪些是别人的物品。这些家庭财产、生产资料，有的是下乡时新墟公社给配置的：如床板、长凳、书桌、水桶、扁担、大锅。有的是各知青户下乡后自己购买：如盆、碟、碗、筷、水壶、茶杯。

重新分配组合的各个知青户按各自的需要，嘻嘻哈哈地选择生产和家庭用具，多人的大户如寨狗磅一户拿了个大锅，不记得谁家心甘情愿拿了个小锅。大家互相谦让着，赠送着，你的也是我的，我的也是你的，完全没有多要多占、挑肥拣瘦、嫌少厌差的概念，但也没有什么特别的高尚意识。总之，那一幕再普通不过，平静不过……

感谢不知名的“谁”，用相机拍下了那难忘的一景：满地的财产，满脸的笑容，我们已到更艰苦的山区安家……别谈如何高尚，什么情操，但那几张照片却真实地反映了阳山知青们的单纯和友情，真实地反映了那时阳山知青间的共产主义、按需分配状况。这状况支持着我们走过那人生最艰苦、最彷徨的一程。

我们的知青户结构，随着知青被招工、招生，一个一个离开而解体，除黄启枝和钟茹芸自立门户外，没有人为解散的。在阳山以后的工作中，我有机会接触到阳山本地的知青，才知道他们基本上在下乡一年内都因为家庭贫富或思想分歧等等原因分家，各自开伙。

以后，每当遇到人们为调工资、升职称而不顾交情，撕破脸皮，我脑海里就一次次地重播江英公社地坪上那一幕。这世界上，有的东西失也易得，有的东西失而难复。

90年代末的那次3%调工资，我理所当然有份，然而，因从阳山调回广州的地区差，我只能调半级。在人们的明争暗斗中，我宣布自动放弃。面对好心人的劝说，我只好含糊回答：我的经历教我这样选择

发 漆   余颖华 

记得在新墟，尽管下乡半年后知青自己开伙，由于大队照顾，可买得到粮食加工厂的谷壳，三餐柴火倒不成问题。到了江英可不能那么自在，光上山砍柴割草以保证一日三餐乃至冬天烤火的功夫就够受的，稍不勤快，一家四口就断炊。

记得那年已入冬，正是赶紧备柴火的时候，我一人到后迳山上砍柴。后迳上全是石灰岩山，杂树灌木林就生长在陡峭的石头缝间，村民祖辈砍伐，已令树木稀少，唯有陡峭和更高的地方才有较多稍大的树木可砍。上得山来，自然想满载而归。我连攀带爬，专找树大而密的地方转，管不得砍了什么。结果，把别人不敢砍才留下的一棵漆树给砍了……

漆树过敏，在劫难逃，只知道浑身上下没有哪怕针眼大的地方不痒不痛不红，岂只是过敏，简直是发炎。

发漆正发得红火不能见人，偏偏赶上要到公社开几天会。本来去公社也好，可到卫生院看病。那时农村实行合作医疗，只须付5分钱挂号费即可。令我一辈子难忘的是那时口袋里竟没有5分钱，向别人借钱不是我的风格，只好想别的办法。

在公社开会的老乡们看我肿得像猪头，纷纷给我介绍祖传秘方，内服外用全有。记得好像是大罗生产队的大婶，热心地带我到她家的自留地割韭菜，据说“九”大过“七”，只要用韭菜汁搽脸就会消肿。

我像找到了救命良方，马上照做不误。可当我用韭菜汁把自己搽得青面獠牙时，非但不消肿，人也因炎症低烧而昏昏沉沉。我支撑不住，一头倒在公社妇女主任的床上。

公社妇女主任的丈夫是军人,她用的是部队的白色床单。我历来睡觉姿势正仰笔直，铺盖整齐。昏沉中，听见妇女主任上楼进房来，我支撑不起来与她打招呼，只知道她慌慌张张最后是连滚带爬的滚下楼去。一张白色的床单，裹着一条笔直的身躯，衬着一张又肿又青的脸，哎，不即时把人吓破胆就算积德。几天后回到生产队里，推开房门，屋内一团人正围着在烤火，竟没一人认出我，我知道自己真成了猪八戒。

队里的大婶们为我而忙碌起来，祖辈生活在山里，她们真有祖传的秘方。用从山里砍来的“七大伯”树枝熬水洗脸，越洗越舒服，边洗边去痒，灵得很。用当地人的话说，“七大伯”能治“漆”。

几十年过去了，有经历才有今天不单调的回忆。留在记忆中的，还有偏僻大山里那淳朴的民风，山民们祖辈繁衍生存的能力。

农 药 中 毒   余颖华 

江英人保存种子的方法很简单，用“666”粉和种子混在一起，虫子就不会来蛀。来年春天下种时，自然是带“毒”操作，把种子带农药一起撒向山地田间。

那年我已是生产队干部，开春时得亲自从阁楼把种子拿下来，过了秤，再挑到地里分给社员。几经折腾，“666”粉已吸了不少，又刚碰上每月生命周期低谷，抵抗力最差，只觉得昏沉沉的站不住，支撑着从地里刚跑进村，已把胃里的东西全吐光，对着镜子一看，脸色青白没点血色像死人一般。当时连喝水的力气都没了，一头倒在床上就睡死过去。

那期间老皮刚好回了广州，我不吃不喝睡了一整天，昏迷中似感觉有人进过房来，但不知是谁，不知别人在说什么干什么。

事后才知道，我把小杨和老李吓坏了，他们竟急急忙忙跑到公社卫生院去找医生。说来也好笑，医生看不到病人自然无法诊断也不敢开药，他俩来回跑了一个多小时就抓回来一包金银花。

我睡了两天就没事了，尽管不是靠他俩抓回来的金银花，但我打心里感谢他们，感谢他们的紧张和无知。

请原谅我的不近人情，平时只会“牙尖嘴利”却不会开金口感谢别人。

大 塘 坪    余颖华 

什么原因要去大塘坪已记不清了，好像是为了调查村里某某人曾当过土匪的历史。怎么去大塘坪也记不清了，只记得走了整整一天的路，经过了一处叫长迳的长长峡谷，翻过了一座又一座几乎没有人烟的大山，天黑了，我和小杨才到达一个完全与外部世界隔绝的山村（今天查阳山地图，才知道那是与岭背交界的地方）。

村民事先得到通知，为招待我们特意煮了米饭，谁知那顿饭令我们嚼了一个小时。原来深山高寒水冷，种的是粳米，又粗又硬，混着磨碎了的玉米粒一起煮，倒能顶肚，只是腮帮都嚼痛了还没能咽下一口“饭”。

当晚，村里安排我与一个女孩同铺。还没入睡，已感觉到虱子猖狂进攻我这陌生人，身上一串连一串起着疙瘩。下乡几年，虱子可把我害苦了也惹恼了，爬了一整天的山无法入睡，我岂能放过它！我噔的一下翻了被子爬起来亮着手电筒……虱子还没找到，身旁被吓呆了的女孩反把我吓呆了：她竟一丝不挂！

早听说过山里人夫妇同穿一条裤，也听说过山里人早穿晚洗只有一套衣服……听时都当笑话，今天眼见为实：那女孩的衣服正在灶头上烘着。

我心里顿时翻起说不出的多重滋味，那滋味远盖过了对虱子的愤怒。不知是为了尊重一个淳朴女孩的自尊，还是为了我并非在书本而是在现实中真实体验到的贫穷，还是为了什么，总之我没再抓虱子，任凭它肆无忌惮地咬了整个晚上。

大塘坪只去过一次，梦里却常回大塘坪：我还在那山里走着，走着。那长迳长长的峡谷，那峡谷两旁密密的芒草——那芒草中人们说可能藏着的老虎。还有那大山里与世界隔绝的山村，那村里缺衣少穿的女孩……人世间多少功名利禄，大都市里多少奢侈繁华，都离我很遥远；那山，那事，那人，却与我很近。

大塘坪，一个无法忘怀的地方。

战 沙 坝 水 库   余颖华 

沙坝水库与乳源县古母水瑶族乡一山之隔，修建沙坝水库是知青生涯中最艰苦的一幕。那年入冬，田里、地里、家里的活刚干完，公社就组织劳动力上沙坝水库工地。知青单身一人无牵无挂，自然是主要劳力。

记得第一天到达工地，我们砍下芒草搭起“屋”，铺成“床”。初冬的夜幕降临，寒气阵阵，在用芒草围起的通天的“洗澡间”顶着寒风完成任务后已累得倒在被窝里不能动弹。幸好我带了塑料布垫“床”，第二天醒来，翻开塑料布一看，底下全是水珠，因刚割下的芒草是湿的，不铺塑料布没风湿病才怪，只是不知其他人如何。

那是学大寨的年代，水库工地的劳动全是手推肩挑。热火朝天的工地令人们无法停歇，令脚步无法放慢，我们就像上了永动发条似的，不停地挑着，跑着。如果我没记错，每天挑担来回有一百多趟。那年冬天又碰上下雨，阴冷阴冷的，干着活时满身湿，停下来时浑身冷。雨水沾着泥巴，泥巴沾着鞋，越沾越重，走也走不动，只好赤脚挑担，任凭脚跟裂开了口，任凭裂口渗着血。

艰难的前几天干下来竟也习惯了，每天周而复始，令人忘记了时间空间，忘记了辛苦疲劳……水库的大坝靠人海战术就这样一点点地合拢，一点点地增高。

还记得修引水渠时，有一未爆破区段无路可走，陡峭的石头上只有半只鞋的位置，我们是趴着石头把身子挪过去的。也就在这区段的爆破中，一个农民因排除哑炮出事身亡，据说人已炸得面目全非。为了不让家人看到惨状，人们连夜给他入殓钉棺木。深夜里听着那钉棺木的声音，第一次感到那样的沉重，那样的凄凉。

水库工地的生活也挺有趣：白天，静静的山谷给爆石的声音震撼了，给大干苦干的口号闹翻了；晚上，神秘的大山被薄雾笼罩着，被团团篝火点缀着。我们会将番薯芋头木薯甚至辣椒塞进炭火里，品尝那野趣风味，我们也会在四面来风的“洗澡间”里高唱“红岩上红梅开”。每到晚上，望着那远处黑压压的山峦，心头就会唱起中学的一首歌《天山战士》：……山当书案月当灯，盖着蓝天铺着地，只要想起你啊毛主席，火红的太阳暖在心窝里……

知青的年代既特殊又艰苦，特殊得前无先例后无来者，艰苦得后代人无法想象更没本事承受。感谢那个年代赋予我们的使命！战天斗地的革命激情沸腾在血液中，冲洗了离家的凄凉，冲洗了生活的艰苦，冲洗了思想的彷徨，我们有缘结伴而行顺利地走过人生那段艰苦历程。

（未完待续）

出 嫁——哭 嫁    余颖华 

看惯了城里婚礼的场面：出嫁姑娘幸福满面，亲朋戚友喜气洋洋。到阳山新墟那年，正好碰上三同户的女儿出嫁，我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出嫁的姑娘哭着赖着不肯出门，同村的姐妹拉着扯着不肯放人，直弄得满村哭声。城里人办喜事视哭为不吉利，山里人办喜事却说姑娘不哭不吉利。哎，如此相反的观念真教刚下乡的我想不通，感觉有点做作。

到了江英，出嫁的场面更新鲜：姑娘由男家的几个兄弟翻山越岭轮流背着到男家，据说一路上女的双脚不能下地，至于脚下地会如何怎样我们谁也没听明白，有人告诉我说，日后两口吵架，女方就会说“是你背我回来的”。幸好当地姑娘才十五六岁还满脸孩子气就嫁人，否则怎背得动？

江英的姑娘哭嫁比新墟更甚。出嫁前一星期，同村的姐妹和出嫁的姑娘就得住上楼阁，楼阁只有禾草没有床铺。她们每天唱着哭嫁的歌，一天换一段词，直唱到出嫁那天。歌词代代相传，精练押韵却极凄凉：她们骂媒婆，哭爹娘，叹身世，数尽了人间的酸甜苦辣。我目睹了生产队长章仁的妹妹出嫁那一幕，几个女孩在阁楼哭得动了情，直哭到时近傍晚还硬是不肯下楼梳头，急得媒婆上楼拉人，竟使一女孩不慎摔下来。

如果说哭嫁的风俗仅使我困惑，寨狗磅一寡妇“番嫁”（改嫁）则令人心酸。“番嫁”的女人在当地被歧视和虐待，她不能堂堂正正地走出屋门，只能从墙脚特意挖的洞里钻出。年纪轻轻就死了丈夫的女人已够可怜，“番嫁”的风俗叫人听了直想哭。

阳山的姑娘出嫁时都要求男家给衣服多少套，鞋子多少双。当时我们都把这视为买卖婚姻的陋俗，男女平等怎能像物质交换？真是饱汉不知饿汉饥，享受着平等和自信的我们又怎能理解山里那些可怜的女孩的苦衷？她们正因为没有平等，才利用仅有的机会争取平等。她们是应该哭，在娘家，她们往往没有上学机会，童稚未脱就嫁人生孩子，只要有生育能力，就会一直生下去，而劳累一生。她们永远没“话事”权更没权掌管经济。她们不趁出嫁时多要几件衣服还有什么机会？

我终于理解她们为什么哭嫁，我为山里那人那事感到心头沉重。

“我的心充满惆怅，不为那弯弯的月亮，只为那今天的村庄，还唱着过去的歌谣。”

阳 山 神 医    余颖华 

在阳山，听到甚至目睹了几件不可思议却十二分真实的民间医生救死扶伤的事情，它使我从来未怀疑过的认识观第一次改变。

第一件事是章淑平的三同户，一个60多岁的老太太，背后长了个肿瘤。按当时人们通常的做法是马上送到广州大医院开刀。但一来老太太年岁已高，二来到广州大医院开刀费用承受不起，三来开刀也未必清除病根。山里人没有城里人对现代医疗的迷信，他们仍相信祖辈世代留下的医术和草药秘方，于是到山里找到民间医生。那医生承诺三服药即可消除病根，但草药经秘制所用药方无人知晓。果然用到第三服药时，肿瘤被药膏“吸出”，家人看见了如葡萄状的肉粒，老太太背上留下了一个深深的“肉坑”。几剂外贴药居然可以把肿瘤“吸出”，这令一贯只信西医才是科学的我们直觉得无法解释。

第二件事发生在阳山宣传队女主角李卫平身上。她到水库工地演出不幸遇上塌方，一条腿高位粉碎性骨折。李卫平父亲当时是阳山武装部政委，一部吉普车把她拉到广州，谁知大医院的医生说非截肢不可，否则不能保住生命，。政委二话不说，连夜把女儿从广州又拉回阳山，毫不犹豫把女儿交给了一个乡村医生。那医生当然既没X光镜也没B超，据李卫平说，只见他用手慢慢地捏捏、揉揉，腿就不觉痛了，然后随便用几块木板把腿夹住，如此而已。以后的日子里，我经常和李卫平一起练功，每看到她那比别人压得更直举得更高的腿，我就不得不思考那既没X光镜也没B超的乡村医生和他那不可思议的骨伤科医术。

第三件事发生在太平公社卫生院，那时我正在太平公社开展“社教运动”。只知道一个偏僻的公社卫生院居然每天要接待来自全省各地的肝腹水、肝硬化甚至肝癌的病人。许多人都是被大医院判了死刑，更有人被抬着来却能自行走着离开。医生当然是非学院派的，药方自然都保密。

在阳山的后期，随着林彪、“四人帮”的倒台，随着对“革命思想和行为”的极其痛苦的反思，我的认识观也发生变化。当今人们所说的“彻底辩证唯物主义”，我认为充其量是“有限辩证唯物主义”，人们通过身体五官也利用有限的仪器了解认识世界，但我们所了解的世界与真实完全的世界乃至宇宙相比，依然属极微量。

我们还没有看到、听到、感觉到、认识到的东西，千万别乱下结论说它不可能、不存在、不科学—这是我的“辩证唯物主义”。

在 东 山 公 社 的 日 子 里  余颖华

辗转又去了东山公社搞社教运动，那是搞社教最艰苦的地方，也在那里把胆子炼得极大，把身体搞得极垮。

东山是典型的石灰岩地貌，最残酷的是没有水！一次，我下乡到村里，晚饭后，主人给我提来了一桶洗澡水，我洗完后习惯地把剩下的水痛快地往身上一倒，马上后悔了——已没有水洗衣服。那桶水还不知道主人从多远的地方给我提来。

也在缺水的东山，我目睹了一家人用一盆水洗澡的景象。一天晚上吃过饭，我习惯地亮起手电筒出门照路，谁知电筒往外一照，两排屋之间的巷子响起了有男有女有老有少的惊叫声。对山区里没有洗澡间我并不陌生，但一家人围着一盆水洗澡却令人难以想象。

在东山，我还有睡“特殊床板”的经历。一天，去到一个离公社很远、与英德岩背交界的小村寨，晚上给社员开完会就无法回到公社大本营，只好在村里过夜。我已习惯了下乡的生活，随便在那里过一天两夜不是个事，可这次却是个事。那村子没有多一铺床可接待我，准确地说，那村子没有“集体财产”。但说没有也不全对，它仅有一副门板属公家。队长就把门板一摆，成了我的床。

在这辈子的记忆中，那是一个被虱子咬得最最惨痛的晚上：我完全不能躺下，一躺下，整个背部的每平方毫米都像给无数的虱子拼命地嚼啄着、争抢地吸吮着，它们像很久没吸过人血，正好有机会开大餐，直咬得你发痒发痛，令你眼睛没法合一秒钟。我只好坐起来，以最小的身体面积接触门板，一直熬到天亮。后来我才知道，村里那唯一的“集体财产”——门板，是去世的人被抬出“厅”时用的。

我再也不敢在村子里过夜，以后哪怕三更半夜，我也会赶几个小时的山路，回到公社自己的窝中。为了赶蛇，我会拿着棍子一路“打草惊蛇”；为了挡住山里一种据说可割破眼膜的蜘蛛丝，我会戴着一顶大竹帽。每经过村子，狗群就向我围追堵截，我会“旁若无狗，我行我素”。

在东山的日子，我的胆子越炼越大，连自己都感到不可思议。我的身体却越搞越差，内分泌全乱了，以致在辫子尾轻轻一拔，就可以拔下一撮头发……

在身体快垮掉的时候，许多相识不相识的朋友给予了我无私的帮助。东山的老伯扒下阳山特有的棕榈树皮，烧研成炭给我煮水喝；宣传队的同事抓来了不知名的山草药；钟如芸的妈妈亲自为我诊断；杨宇萍的叔叔学的是生物，研究的是药用植物，他从南京给我邮寄了特效药。

后来才知道，那特效药的主要成分就是阳山的棕榈树种子。其中还有一段插曲：阳山的棕榈树满山遍野，石头缝里也能长得郁郁葱葱，人们只知道它的皮可以做棕绳，棕绳用于海军舰艇比尼龙绳还好，而知道它有药用价值的人不多。一年日本人到阳山考察，提出把全部的棕榈树种子购买下来，国人很奇怪，那东西硬邦邦砸都砸不烂有什么用？出于自我保护的原因，我国没答应日方要求，一班学者埋头研究了几年才知道棕榈树种子有止内出血的特殊功效。

“扎 根 阳 山”  余颖华

满怀扎根粤北山区、改变农村贫困面貌的雄心壮志，阳山知青28人，在那天下之穷处安下了家，但是最终“扎根”的，只有一个半人！我佩服沈苏民，他没有我们那样的“雄心壮志、豪言壮语”，却真的在阳山安了家，陈挺算半个，因为虽说老公是阳山人但家却安在香港。

沈苏民选择下到生产队的纪念日11月15日举行婚礼，以表示他安家阳山的决心。那天新四甲萧静斐刚好来阳山探望我，我们一起参加了唯一的一位扎根阳山的知青婚礼。

革命年代的婚礼自然有意思：先是新人双方介绍恋爱过程，接着表示在今后的工作中互相支持，互相帮助，革命到底……最后同声合唱毛主席语录歌“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尽管，唱着语录歌我也觉得好笑，但内心不得不佩服沈苏民扎根阳山的勇气。

“扎根阳山”，何等的豪言壮语！据说广州原打算安排一批文革中的“打砸抢”分子到阳山，最后，一个“打砸抢”分子也没去成，倒去了28个先进知青。28个知青大都是自愿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才去到阳山。我和钟如芸曾亲自跑到广州西片军训团，请求要到阳山插队当农民。记得当时在广雅同学中也有过辩论：一帮人说应该去海南农场，开发宝岛；一帮人说农村更落后，到农村更能锻炼人，农村也更需要我们…… 一切都发自内心，热血方刚朝气蓬勃的我们决没有半点的虚假。

但是发自内心的誓言终于没被我们实践，别人离开阳山怎么想我不清楚，而我发誓一定要离开阳山且再也不回头的原因，决不是阳山的生活艰苦而是阳山的令人窒息的政治气氛。在文化局宣传队，我不能表示渴望读书，那是“向往大城市和资产阶级生活”。尽管我参加阳山工农兵学员考试成绩出众也被阳山判了死刑：即使考上了也不能给你去，一来你已不是知青，二来机会要留给贫下中农的后代。有人和我一起考试得了零分却被送到华工自动化系，他决不是什么贫下中农的后代，只是朝中有人当官而已。在阳山拖到28岁不谈恋爱也会被指责为“不想在阳山扎根安家”。更甚的是，在追查周总理遗言的日子里，我的信件全被拆查，“天安门事件”的日子里，没有人能谈一下国家大事、个人前途，我跑到从北京回来的张萃、赵利平那里，才知道那件“反革命事件”的真相。那段日子比什么都难熬：我把床整个地转了180度，令自己面向墙壁，在宣传队集体宿舍不能读技术书，看范文澜的《中国通史》总可以吧，于是把《中国通史》、《世界简史》刨了一遍。

我终于找到机会，离开那个不是发自内心却整天要为文革甚至为种“科程米”唱赞歌的宣传队，自告奋勇报名参加下乡“社教工作队”。在那里，我可以捧起《高等数学》，尽管不知那条虫子“∫”是什么。后来，我终于彻底离开了人人以为是好单位的文化局宣传队，调到建设局，从事不但辛苦而且被认为属下九流的建筑工程工作，开始了我从事建筑业的生涯。

1978年，户口在阳山镀了整整10年金后，我把户口从阳山迁回广州。我至今不忘当年阳山那些“放我逃回广州”的通情达理的顶头上司方行、杨雄等人，他们理解我们应该读书，应该离开大山去了解外面的世界，应该为国家为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说了一堆，并没有想为自己不实践誓言辩护，特殊的年代，特殊的经历，谁也难以评价。而沈苏民的“扎根阳山”无须评价，他是我们中唯一实践誓言的人。

尽管根没扎下，但我们把相当多的情感留给了那里的山，那里的水，那里至今仍很贫困的人们，以至日常谈吐中经常冲口而出说“我们阳山”，弄得家人有意见，屡屡反问：“你是台山人还是阳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