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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的知青记忆（2）

文/林小仲

1. 插队九年的知青岁月

1968年的夏天，“文化大革命”已经整整两年了，他的发动者似乎也没有想到，这场运动的收场比开场还要难。

我与上千万城市学生的命运一样，被卷到上山下乡的巨流中。9月7日，我们1000多名北京知青乘火车到内蒙古(1969年后划归黑龙江)的呼伦贝尔盟阿荣旗插队，告别了北京、告别了父母、告别了弟弟妹妹，谁知道这一去竟是9年。

呼伦贝尔盟在内蒙古的最东部，以额尔古纳河和黑龙江为界，与苏联有漫长的边境线。呼伦贝尔盟有中国最好的草原——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有中国最大的原始森林——大兴安岭林区。呼伦贝尔盟是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发祥地之一。公元12、13世纪，蒙古族逐渐兴起强大，成吉思汗依靠富饶的呼伦贝尔作为根据地，统一蒙古继而建立了跨跃欧亚大陆的帝国。我们插队的阿荣旗是呼盟的农区，背靠连绵的大兴安岭，嫩江在它的面前蜿蜒流过。这里与黑龙江三江平原相连接，老乡们管这片黑土地都叫作北大荒。

师院附中的学生被分配在图布新公社的两个生产大队里，共5个青年点。我们青年点有20多个人，男生多，女生少，住在一起分在一个屯的两个生产队劳动。我们那个屯叫兴旺屯。阿荣旗恰逢深秋，各种树叶变化出不同的颜色，斑斓多彩，山坡上成片的柞树林，如同北京香山枫叶，争奇斗妍层林尽染，再加上与之呼应的蓝天白云美不胜收。更让人心动的是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分布在田野的乡村农舍，这就是秋季迷人的北大荒。

生产队临时把三间紧挨着马圈、歪歪斜斜的队部腾出来，清扫后给我们当青年点宿舍，中间的一间是灶房，垒着四个烧柴的大灶，灶上安放着几口大铁锅，灶间还放着水缸、碗橱。一东一西两间分别为男女生宿舍，每间宿舍都是对面炕，我们十几个男生在两铺炕上实在挤不下，同来的傅中高风亮节，拼起两个破炕桌，睡在了地下。这样的日子一直到几年后，生产队为我们盖了新房后方才结束。

村里的农民大都是从山东、辽宁闯关东老乡投奔老乡，落脚在这块北大荒的土地上。东北农村的农民大都豪爽、热情、大方，我们很快就彼此熟悉了。兴旺屯是图布新公社兴旺大队一、四队所在地，有百十户人家，村子建在小山坡上，村后有一片美丽的树林，村前面是长满野花和青草的大甸子，往西翻过一道山梁，有通往旗政府所在地的公路。庄稼地大都在附近的山坡上。我们插队的图布新是死亡率很高的克山病(地方性心脏病)和大骨节病的高发地区，当地的知青下乡都远离这里，而我们却责无旁贷的在这里开始了“接受再教育”的漫长的劳动生活。

这里的劳动量很大，地多人少，地里的垅五六里地长。秋收是很艰苦的活，我们刚到的时候年纪小力气单薄，又不懂得干活儿的要领，所以要比常人付出更多的力气，收割时被落得老远，干着急也追不上。青年点的伙食开始也很差，插队前几年，天天吃的都是玉米、小米，年节时能有少量的白面。先是生产队派人给我们做饭，后来很快换成知青轮流做饭，手艺好点的还凑合，手艺差点的大家就惨了。另外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青年点吃的就是一天三顿的玉米碴子和小米饭，菜是土豆、白菜，又缺少油水，做来做去也做不出什么花样。刚下乡的两年很少能见肉腥，过年时杀口猪很快就吃完了。记得有一次青年点用肉末炒了点咸菜，那天早上我起得早怕惊动别人，放轻脚步走到厨房，冯洁正趴在放咸菜盆旁挑肉吃，她眼神不好，高度近视，要想从咸菜里挑肉末，难度之大可想而知。我见状在她背后大喊一声，着实吓了她一跳，很快这件事成为我们的笑料。她现在在美国定居，不知道她是否还爱吃肉末炒咸菜。

艰辛、枯燥的生活使有的同学精神越来越压抑，我的同班同学陈韶山原来在学校是位好学生。他在市委工作的父母在“文革”中受到冲击，下乡后又常郁郁寡欢。第二年的冬天便出了事，当天夜晚老乡井边打水，摇辘轳时发现冻成窄窄窟窿的十几米的井下，有人抓着铁索链悬在那里，慌忙高喊救人。那天室外温度有零下二十来摄氏度，井台上到处都结满了厚厚的冰，陈韶山的手已和井链冻在一起，那种情况真有些惨不忍赌。将他抢救上来后，我们千方百计费了很大劲，说服旗知青办把他送回了北京，他是我们中间第一个回北京的知青。过后得知，他是自己跳的井，他患的是精神分裂症中最严重的一种。

阿荣旗虽然是边远的山乡，政治运动也没有放过它。当呼盟划归内蒙古时，这里开展了翻天覆地的整“内人党”运动。运动的组织者说内蒙古自治区主席乌兰夫(粉碎“四人帮”后任国家副主席)是“内人党”，按照这个逻辑推理，一夜之间内蒙古的共产党全成了“内人党”，共产党的家属全成了“内人党”的家属。从内蒙古广大的牧区到农区，从城市到乡村冤狱四起，逼供的手段令人发指，许多干部、党员被批斗，被关押，被整死。经历过北京运动的知青们，再没有红卫兵时的狂热，大都冷冷而无奈的注视着这场人间悲剧。

当呼盟划归黑龙江省后，这里又开始了整党建党运动，黑龙江省革委会主任潘复生从哈尔滨的各机关，抽调干部派出了工作组，在那个特别严寒的冬天，白天劳作一天的农民晚上还要开会。有趣的是一次忆苦会，我们村里有一位好出风头，用东北人讲话又有点虎的赵老二，自告奋勇从炕上跳到地上发言。看他要发言了，原来睡觉的人也伸长脖听他讲些什么。赵老二清了清嗓子，带着哭腔开始了控诉。他说：“那真不是人过的日子，白天干一天活，晚上还让我们到大草甸里夜战挖大沟。白天黑天连轴转，还不给工钱，家里没粮食，大人小孩饿得像大眼灯一样。我在满洲国给老财扛活，那时候还有大白馒头可劲造。赵老二滔滔不绝的发言，让人越听越奇怪，这是控诉旧社会吗?工作组组长也开始听明白了，他气急败坏地打断了赵老二的发言，恨恨的说：“住口，你控诉谁呢?”赵老二摸着脑袋不解的看着工作组组长，委屈地说，“我没说错，不信你问他们。”赵老二几代贫农，工作组拿这位大老粗又怎么办呢?原来赵老二在说解放后三年自然灾害的事，顷刻间满屋哄堂大笑，一个严肃的忆苦思甜会草草收场。

青年点分配上一开始实行“小共产主义”，大家挣的钱都由青年点统一管理。粮食、衣服青年点统一买，出工多少，工分挣多少都一样，实行三年多便实行不下去了，小乌托邦的共产主义流产了。青年点大部分成员都出身知识分子家庭，同命相怜，在漫长的插队岁月里，大家彼此关心，互相照顾，共同度过最艰苦的青春岁月。

北京知青自始至终得到村里乡亲们的照顾，青年点中午做饭没有菜了，随便哪个知青拿着两个脸盆到村里转一圈，没多久一盆大豆制成的黄酱，一盆白生生的鸡蛋就端回来了。有两个冬天我没有回北京，留在东北过年，乡亲们怕我孤单，一个月当中，居然没有让我在青年点做过饭。这家请完那家请，在好心的东北乡亲们的炕头上，他们轮流用北大荒最好的东西招待我，猪肉炖粉条，酸菜白肉，小鸡炖磨菇，鸡蛋炒木耳，还有东北特有的炖菜，烫好的烧酒，他们把知青当成了他们的亲人。

我从1968年9月去插队，1977年7月返回北京。整整在北大荒度过了9个年头。插队的后几年，青年点有路子的人都走了，招生、招老师、招工又走了不少人。但我因为下乡时，档案中被军代表塞进去许多关于父母莫须有的黑材料，只能在那里沉重的修理地球。我后来到羊绒衫厂工作时，一位正直的转业军人负责单位人事档案，按照中央规定清理档案中有关不实之词，他曾愤慨的说，文化部和师院附中都有人将你父母的不实之言，特别所谓海外关系装入你的档案，难怪你下乡那么多年。

我24岁时开始，在兴旺一队当生产队长，指挥着百十来口人，村里的人喜出望外，发现北京知青不仅能吃苦，还有当好干部的本事，他们哪知道北京的红卫兵运动，也锻炼出我们的组织才干。我们青年点梁大虎在四队当生产队长，肖庆平在大党任副书记，青年点在同一时期出了三个“村干部”。现在梁大虎在北京一家运输公司当党委书记，肖庆平在国内读完博士以后，定居在美国洛杉矶。他的夫人王明明也是我一起插队的同学，她在农村很能干，曾被选去开柴油机磨面打米，后来招工农兵大学生时上了大学。

大队书记邱真是一个率直坦诚的关东汉子，文化不高，但却善于思考。他十几岁参加革命，为人耿直，对知青像自己亲人一样爱护。他对我们有知遇之恩，如不是他放手启用我们，又怎么会有我们展示指挥才干的机会。1976年3月公社党委书记胡福元一班人顶住“左”的压力，相继把我们几个知青干部接纳为中共党员。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将上千万城市的中学生发送到偏远的山村，造成许多人间悲剧。我在一个连电灯都没有的农村生活了9年。我能在插队9年后乘末班车返城，应当感谢两个人。一是粉碎“四人帮”后复出的邓小平，他们拨乱反正，为知青返城政策亮了绿灯。再就是我的爸爸，他从文化部湖北咸宁五七干校返城恢复工作后，千方百计运用在北京的各种资源，为我开出了一张返回北京的特困调动证明。

十年一觉插队梦，我记得离开兴旺返回北京的那天，队里用马车送我去阿荣旗，村里的老老少少依依不舍地把我送到村口。我在北大荒度过了9年插队生涯，我的青春全部献给了呼伦贝尔盟，献给了北大荒，献给了黑土地。

2.踌躇满志的生产队长

我在阿荣旗插队时，曾担任过三年的生产队长，在我二十几岁时管理过几十户，指挥过上百人。

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农村，实行着人民公社的体制，土地的高度集中，分配的大锅饭形式，劳动的赶羊方式，都越来越多的暴露出这一经济组织形式的弊病。加上农村基层组织领导者的特权，复杂的宗族关系，生产队的好坏往往同生产队长的素质紧密相关。

我插队的图布新公社兴旺一队，有着姓刘、姓王的两大姓，刘姓人多势众，王姓有多人在大队当干部有靠山。彼此互不服气，明争暗斗，生产队长如走马灯一样，一年一换，尽管一队土地资源很好，但谁上来当队长，都难摆平两大姓的大爷们。眼见生产队一年比一年混乱，收入一年不如一年，不知什么时候他们把目标瞄准了我。那几年我经常出民工，到外面修公路，一是修公路补贴高一点，再有修公路有食堂，不用我为一日三餐操心。在众人劝说下，1975年我走上了生产队长的岗位，这是一个从中央到地方等级序列里最小的官，而在那山高皇帝远的山村里，又是说一不二的角色。

我担任三年的生产队长，口碑还可以，回想起来主要是让老百姓收入有所提高。我当生产队长的第一年，凭着不沾亲带故，管理强硬，加上老天爷风调雨顺捧场，年底卖完粮分红时，每天每10个工分分值3.15元。一般壮劳动力一年能挣3000多工分，也就是说能分1000多块钱。这在1975年的中国农村，可算是高收入，比起村里往年的收入涨了一大截，这样我这个生产队长便在村里站住了脚。

在那种体制下用什么治理生产队呢?为了严明纪律，解决以往许多壮劳力都不下地劳动，即便去干活也出工不出力的毛病，我首先规定了每人全年必须出多少天工，挣够多少工分，才能在我的生产队里分口粮。在那个粮食不能自由流通，城里人都要靠粮票买粮食过日子的年月，把口粮和出勤捆在一起，不想饿死的人，谁敢不来上工，这一招治住了许多平日觉得有靠山，不到生产队来劳动的人。有人干活了，生产也就上去了。

再一个办法就是管住工分。那时老百姓有句口头禅：“分分社员的命根。”我想既然工分是社员的命根，就要在管好工分上下功夫。生产队为了记工分是否公平，常常发生争吵，厉害时还要一家人出来打架。农村上工用敲钟的办法，以往生产队长敲破了钟，人们不紧不慢，懒懒散散的聚拢来，来早的要等来晚的，队长干瞪眼没办法。我当队长后，先让木匠做了一个带锁的玻璃大橱窗，将社员工分栏挂在队部里。一个月里边挂一张，所有的名字和出工记分情况，公诸于众使大家一目了然。再也没有了过去记错工分出现纠纷的事了，而且发挥了相互监督的作用。再一个招法，我选用了大队书记的亲侄子当记工员，那年月村里的人，有几个不怕大队书记的，这样我就树立了工分和记工员的权威。在我当生产队长最初的日子里，我又宣布了一个规矩，每天我敲三遍上工钟不到者，当天不但不记工分，还要扣10分。又规定迟到者上一天工，只记一半工分，而且就在当天工分栏里兑现。这一政策果然厉害，我不管他姓刘、姓王，让我扣了五六个人后，大家发现他们本来不以为然的新队长动真格的了。自那以后我一遍钟敲响后，5分钟之内上工的人就到齐了，甚至有人算计到我的敲钟时间，啃着干粮提前蹲在队部山墙下面等着。管理章程确立了，管理方法跟上，干活的人多了，再加上风调雨顺，你想哪有不丰收的道理。小小生产队长的当官经历告诉我，管理首先要立好规矩。然而，在执行过程中，也有村里个别的“大爷”不服管的，那时候你想我一个“天涯沦落人”的北京知青怕谁。加上有青年点的兄弟们和大队书记撑腰，一些村里平日不好摆弄的人，都变得服服帖帖。

别看一个小小的生产队，种地也是一个技术性很强的事情，尤其春耕时，节气、湿度、茬口、施肥、扶犁、点种也还很复杂。春耕不像夏锄，工种多，分工细，还要根据人的所能去派活，这些都是我不太熟悉的事。我就在自己队委会的班子里，赠补了村里种田的能手，并不顾旁人反对，选了两个富农出身的青年农民，进入队委会班子。我的农业队长刘积存，络腮胡子，旱烟不离嘴，从山东闯关东来的，对农活算得很精细。孙君武、霍占才两个富农子弟，都是干农活的好手，在我支持下，他们种地在行，农活又好又精于算计，给我当“打头”的，这样一个小小的生产队也就被我管得有条有理了。

在那个年月，当生产队长得身先士卒领头去干。北大荒的土地多，长的地垅有五里六里长，夏天铲地(锄草)，干一个来回就该收工了。记得那时夏天早上不到4点，我就带人下地了，中午11点多收工，匆匆吃个午饭，下午一点钟下地，晚上七八点钟收工，虽然年轻，休息时累得一头扎在地头就睡着了。村里的几个姑娘很心疼林队长，总偷偷你一把，她一把，帮我铲一截地。现在还能记得那几位女社员娇好的身影。

秋天收割时更累，割豆子往往手都磨出了血，十个手指头轻轻碰在哪，都觉得针扎一般。再加上青年点伙食不太好，我们和土生土长的农民在地里拼，真不是一件好玩的事，但因为可能是从小爱打篮球、游泳，我的腰长时间弯也不觉得怎么样，夏锄时，我一马当先往往甩得满地是人。春天种土豆更是我的强项，北大荒黄豆、土豆、玉米多，种土豆需要把生了芽的土豆切成一小块一小块，全凭人用筐装着它们往地垅沟里点，再由马拉的犁培上土。那时五六里的长垅，一上午下来我能把他们落下一根垅，除我点得快原因外，还有坏后边人的技巧，以至村里有人说，林队长和周扒皮一样，但天底下哪有像我这么累的周扒皮。

我当队长三年多，值得骄傲的不仅是连续三年带给社员的高收入，我还把原来摇摇欲坠的生产队的队部、库房、马圈、粉房都盖成砖瓦水泥结构的房子，宽阔的场院用大青石围起。那个时候东北农村大都是破草屋，红瓦青石的生产队大院，是集体经济实力的体现，当时算是一件轰动一方的事情。为了那些砖瓦、水泥、钉子等建筑材料，我不知道跑了多少次旗物资局，那时人老实又穷，不知道送礼，只会用嘴皮子去打动人，他们看我一个北京知青为村里事这样奔波，也架不住我磨，也就能帮的忙都帮了。生产队大院成了乡亲们聚集的地方，明亮的窗子，热乎乎的对面炕，村里大喇叭播出歌曲，凝聚起这些朴实勤劳的庄稼人。

与我同一个青年点的梁大虎在村东头四队当队长，我们俩为了各自生产队的利益，为了抢占荒地也没少红脸，但我们俩更多的还是相互帮助。大队书记邱真一个东北汉子，十几岁参加革命，他给了我很多支持，我记得很多次我拖着疲惫的身子扛着锄头回村时，他的小女儿，一个五六岁的女孩，早早站在村口截住我说，“叔，我爹让你到我家去吃饭”。队里的乡亲们也给了我许多关照，在“文革”那种动乱年月，是黑土地和北大荒人给了我很多珍贵的亲情。

在我们插队后期，呼盟首府海拉尔和著名风景城市扎兰屯，都到我们那里招知青进工厂，我们都没有去，当然，我最想回北京，其次生产队长也当出了“官瘾”，我的知青路，虽然插队9年够漫长的，但我还是搭上1977年返城的末班车。那些很早就在农村结婚生子的知青，那些在当地应聘招工的知青们，返城的道路就困难曲折得多。我当时想，如回不了北京，这辈子就在黑土地上当“草头王”了。

当然由于人民公社的组织形式，使得农民和土地分离，经营单一，左的思想也影响着农村的生产经营，我也不可能跳出当时的局限性，也没能带领那里的农民从根本上走向富裕，但我有幸的是在二十几岁时，在农村当过三年胜任的生产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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