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知青记忆4 - 纪实文学 - 中国知青网

难忘的知青记忆（4）

文/林小仲

5. 梦醒温都尔汗

1971年10月中旬的一天，夕阳西下，青年点炊烟缕缕，正值农村秋收大忙季节，劳累一天的知青们个个筋疲力尽，整整齐齐靠在炕上的被褥卷上，有人在望着顶棚发呆，有人在议论着一天里的趣事。混上大队采购，经常到外面出差的白静中突然从外面闯进来，大家都很奇怪，他早上才乘早车去扎兰屯，怎么晚上就赶回来了。

白静中是我们青年点中第一个当大队干部的人，后来离开阿荣旗投奔他在大庆油田的大哥，曾任华北油田计划处处长。他进屋后急忙关上了门，把大家召集到炕桌旁的油灯周围，十分惊愕的说，出大事了，他在扎兰屯听人讲，林副主席乘飞机投奔苏联，飞机爆炸身亡了。这一消息对我们这些从中国政治中心北京来的知青来说，太让人感到震惊和不可思议了。

林彪是中共九大通过的党章中规定的毛主席的接班人，林彪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在那个年月里，亿万中国人每天都在挥动着《毛主席语录》高呼“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在我们这一代人心里毛泽东无比英明伟大，即使是我们响应他的号召，在农村饱尝艰苦磨难时，也对他的政治伟大深信不疑，而这个消息使我们困惑之余惊呆了。

为了证实这一消息的可靠性，肖庆平赶紧打开了他的七管收音机。那时呼盟与苏联一江之隔，两国关系十分紧张，从意识形态的对立发展到争夺黑龙江、乌苏里江上一些岛屿的武装冲突，在黑龙江听“莫斯科广播电台”比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还清楚。我们这些关心政治变化的知青，常从“敌台”中获取一些消息，知道一些大山外面的事情。大家屏住呼吸听着收音机里“莫斯科广播电台”那熟悉的却又怪腔怪调的汉语广播，播音员果然在反复播送关于林彪事件的报道。因为距离9·13事件发生的时间有一段时间了，莫斯科广播电台讲得很具体，而且还有评论。

随着时间的推移，“林彪9·13事件”开始向社会公布，后来中共中央也就此下发了传达文件。1971年9月13日，林彪一家仓皇出逃，在蒙古境内的温都尔汗，三叉戟256号专机爆炸，机毁人亡。

一声震惊亿万狂热投身“文化大革命”人们的思维的巨响，宣布中国现代迷信神话的破产。特别是正在上山下乡的知青中发生了巨大的动摇，人们百思不得其解，政治上敏感的人开始对“文革”反思。

我从小在大型革命回忆录丛书《星火燎原》和《红旗飘飘》中知道一些党史、军史，对林彪更是了解一些，彭德怀、林彪、粟裕、刘伯承、徐向前等人都是指挥过大兵团作战著名的军事家。林彪17岁考入黄埔军校，在校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担任排长参加了北伐战争，20岁参加南昌起义。

林彪24岁时任中国工农红军中央红军的红一军团军团长。

林彪30岁时任八路军115师师长，领导了抗日战争中著名的平型关大捷。

林彪40岁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四野)司令员，在1945年至1948年的短短三年中，东北野战军由初到东北时的10万干部战士，发展成百万大军，四野麾下20个军，林彪统帅着130多万人的大军，参加了辽沈大捷，解放平津的两大战役。四野在林彪指挥下，从中国最北方的黑龙江畔一直打到最南方的海南岛。

林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时42岁。

林彪48岁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是十大元帅中最年轻的一位。

林彪1958年51岁时任党中央副主席，并于1959年9月取代彭德怀任国防部长，主持军委工作。

林彪64岁时，1971年9月13日出走，在蒙古温都尔汗机毁身亡。

一位战功赫赫的著名军事家，一位党章上规定了的毛主席的接班人，一位与毛泽东一起在“文革”中受到亿万人民崇拜的伟人，为什么会突然兵戎相见、分道扬镳呢?在传达林彪罪行和他的“571工程纪要”时，我们注意到这个纪要攻击当时的社会是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封建王朝。纪要里提到干部去“五七”干校和上千万知青“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前一条提法我们感到茫然，而这后一条与我们这些人命运相干的问题，却引起了不少人的共鸣。

1971年9月13日发生的党的副主席林彪外逃事件，对我们这些曾狂热参加“文化大革命”，狂热拥戴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知青来说，是一次巨大的政治震撼。政治狂热、政治盲从开始从这一代人身上消退，人们逐渐从事件本身，回顾党的历史，分析现实生活中的社会矛盾，开始对“文化大革命”的正确表示怀疑，开始从对毛泽东神一般的崇拜中，恢复到理性思考和判断中来。

那是一个难忘的夜晚，寒风拍打着窗纸哗哗作响，村里不时传来犬吠，劳累一天的我们谁也不觉得困，可怜的小油灯的灯油加了一次，又加一次。大家在北大荒的山村里七嘴八舌发表自己的议论，也有的人从党内斗争的残酷性、复杂性谈了他们的想法。更有人把这种打完天下后，便开始相互争斗残杀，归于中国封建制度影响根深蒂固。他们从太平天国的洪秀全和杨秀清的内讧，谈到“文化大革命”内斗自毁长城，但更多深层次的问题，是我们这群二十几岁的知青解不开的谜。第二天青年点的知青们大都没去上工，村里老乡们搞不清楚青年点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的同学中有一位叫肖庆平，他的父母一对学有所成的年轻专家夫妇，1955年应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邀请，毅然抛弃了美国优厚的生活待遇和良好的工作环境，带着幼小的他返回祖国，到水科院工作，投身到新中国的建设中。“文革”中他父母都受到冲击和迫害。他和我一起到阿荣旗插队，他才思敏捷，温都尔汗的事对他震动很大，他很渴望从深层次上了解这些不可思议的历史事件。肖庆平在粉碎“四人帮”后，考上中国人民大学科社系国际共运专业，一直在那里读完博士。但让人感叹的是，当年他的父母带着年幼的他，从美国返回祖国投身建设。而学有所成的他和他的夫人，一对中共党员，在1987年，带着自己年幼的孩子返回了他的出生地美国。我若干年后去美国洛彬矶时，曾去他家拜访。他现在还在工作之余，不遗余力搜集中国“文革”中的各种史料，包括那个时期的首长讲话、大事记、造反派刊物等，他利用假日把它们装订成册，作为他的业余研究项目。他对自己祖国一段深重的苦难历史，认真负责的研究精神很让我感动。我衷心祝愿他在这方面的学术研究取得成就，把一段他和他的知青同伴们亲身经历的真实“文革”史的评价和分析告诉后人，警示后人。

东北嫩江畔，阿荣旗北京知青茅草屋中的煤油灯，在那个让人震撼的历史关头彻夜未熄。远离北京，远离政治中心的知青们，从“林彪事件”中思考着自己和祖国的未来。

6. 大兴安岭筑路传奇

在北大荒插队的9年中，我曾5次到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到神奇的大兴安岭的原始森林中，当民工修国防公路，在加格达奇、在牙克石、在博克图、在黑山头、在莫尔道嗄都留下了我们辛勤的劳动足迹。

最使我难忘的是在莫尔道嗄那一次，莫尔道嗄在呼伦贝尔盟额尔古纳左旗，位于大兴安岭的深山密林中。大兴安岭山势浑圆，森林密布，山上长满了落叶松、樟子松、白桦树和各种乔木。大兴安岭的崇山峻岭中出没着黑熊、狍子、野猪和各处马鹿、麋鹿、犴等动物。树枝上跳跃着松鼠、草丛里奔跑着野兔、天空中盘旋着苍鹰。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神奇的大兴安岭迷人而又安静。

那年5月，我去莫尔道嗄修国防公路，因生产队的事耽搁了十几天，没有赶上和大队伍同行，在阿荣旗我独自一人带着行李，搭上了一辆去莫尔道嗄修路的卡车。次日夕阳西下时才沿着颠簸的森林防火公路，赶到莫尔道嗄的国防公路指挥部。指挥部的人告诉我从这儿到图布新公社的修路连队，还有将近20里的林间小路，他们劝我在指挥部住一晚上，第二天再到连队去。我赶路心切，再加上连队里有20多位北京知青都是我平日熟悉的朋友，便匆匆忙忙告别了指挥部，按着他们指给我的方向，背着行李向连队方向赶去。

从指挥部到连队的路是在原始森林中，是由拖拉机和推土机从茂密的松树和白桦林中间推出的一条路。路上有拖拉机新翻起的土，有推土机连根推起的成排成排的松树和白桦树，这里是日后这条国防公路的路基线路。

路两旁长满了挺拔笔直、森严壁垒的小松树，茂密却多姿多彩的白桦树，在成排的幼树后面是参天蔽日的高大的樟子松，挺拔苍劲的红松。坡下是一条时隐时现的小河，流水湍急，河道弯曲。我原以为走走就到了，没想到天色越来越黑，连个人影都撞不到。幸好天边不知什么时候升起了一轮明月，使眼前的一切依稀可见。这时刮来阵阵夜风，松涛声、水声响成一片。我深一脚浅一脚扛着行李，独自走在深山老林之中，心里越来越发毛，万一我们连队的宿营地不在道边，我岂不是要糊里糊涂走一晚上，各种胡思乱想袭上心头。

大兴安岭里的动物霸王当属黑熊了，它有几百斤重，皮毛上蹭着松树渗出的松油。据说步枪子弹都很难击倒它，连东北虎都得让这傻大个黑熊几分。听旗里人讲，阿荣旗曾经有一位森林警察中队长，他是一位身材魁悟的蒙古族汉子，骑马、打枪、格斗堪称高手。他多次打伤过黑熊，因此，可能与黑熊结下了宿怨。一次他和几个战友去巡山，把战友丢在公路上，单人单骑下到河边查看。当他翻身下马，把马拴在河边树上，端枪巡视时，忽听身后一阵响动，待他回身时，一头气势汹汹的大黑熊正在怒视着他，两条后腿直立站在了他面前。他想端枪射击时，黑熊一巴掌打掉了他手中的半自动步枪，另一巴掌将他重重击倒。远在公路上的森警们见状，纵马奔来救援时，森警队长的头已血肉模糊，惨死在他的战马旁，而那头黑熊却早已无影无踪。

我走在这条原始森林的弯曲小道上，天越来越黑，风越来越大，月亮像和我捉迷藏似的，忽而皓月当空，忽而躲到了云层中，眼前是黑压压的森林，沉沉的夜色和奔腾的水声、松涛声。我真的有生以来第一次知道什么叫害怕了，在这个没有人的原始森林里喂了熊，或者碰上了那更让人恐怖的狼群，那不是太冤了吗?

我也顾不上什么行李，把背包朝路边一扔，抄起路边一处工地沙坑里民工存放的铁锨，凭借这把铁锨壮着胆，深一脚浅一脚朝前摸去。在一个山坡转弯处，我忽然在风声中闻到一股烧柴飘出的炊烟味道，峰回路转我看到远处有灯光。经过了我独自一个人在深山老林里两个多小时的跋涉，我终于走到了连队营盘。知青伙伴和一个大队的民工们，兴高采烈的接待着我，有的人提着油灯、打着手电筒，到路基上帮我找回行李，更有热心肠的人帮我去煮汤面，安排住宿，那一晚，我感到有人群的地方真好。

筑路的生活十分艰辛，百十来号人住在用松木杆和苇席搭成的大工棚里，工棚里用木桩和木杆搭成两个通铺，铺上铺的是厚厚的干草，再放上苇席，席上铺着各自的行李。那时山里太凉，下雨时铺下面就花花地淌着水。为了怕腰受寒，我们还特意铺了狍子皮，狍子皮无论天多么寒冷，睡在它厚厚绒毛上都是热乎乎的。大工棚里用废油桶当炉子生着火，松木柈子在火中燃烧，散发着松脂的香味。我们每天的劳动是挖土方，用竹筐挑土，用独轮车推沙石。我那时干活十分玩命，又是大队委派的负责人，让别人干就得自己多干点。打眼放炮是修路时常干的活，用烟去点燃那些装满炸药的炮捻是危险的事，点炮时我经常是一个人去点十几个炮捻，那震天动地的炮声，那腾空而起的山石，落地时的场景似乎还在耳边、在眼前。我们这些知青修国防公路吃苦耐劳，能打硬仗在盟里和省里都出了名。那年我在莫尔道嗄修国防公路，被评为旗(县)里的先进，又被评为呼盟(专区)先进，当黑龙江省筑路指挥部，让盟里总结我们的先进事迹时，一次突发性的知青同当地农民的打架，为我的先进成长，匆匆忙忙划上了句号。

在莫尔道嗄修路时，我还有一件难忘的事情，就是在额尔古纳河游泳。美丽的额尔古纳河是中苏边境的界河，河面宽阔，水流湍急。公路基本建好，大部队撤走，留下我们少数人维修保养等待验收时，留守的人大都是一帮北京知青，也许是领导觉得我们平常太辛苦，留下我们调养慰劳一下。

大家闲来无事，搭乘指挥部一辆卡车，沿着我们新修的公路，到额尔古纳右旗的黑山头镇去玩。汽车在新修好的平坦的沙石路上飞奔，路两边漫山遍野的原始森林，乔木、灌木和各种野花争奇斗妍，时而在车上还能看到远处山坡上，悠闲的鹿群和走起路来慢慢腾腾的黑熊。此时，大自然风光都是那么悠闲、恬静，望着亲手修的公路，一种劳动收获的快乐油然而升。黑山头镇在呼伦贝尔草原的西北部，汽车驶出大森林，在平坦的草原上奔驰。呼伦贝尔大草原水肥草美，8月初的草原鲜花盛开，绿草如茵，成百上千的羊群牛群在草原上慢慢地游动。呼伦贝尔特有的蓝天，像大海一样碧空万里，朵朵白云飘在草原上空千姿百态，层层叠叠，如诗如画。

在大山里修路的人，这里是清一色的男人，往往几个月见不到异性。这在筑路知青们中，是一件不言而明的烦恼。平素自恃清高的我们，听不惯东北老乡讲那些荤段子，而在修路的工棚里，听他们用东北二人转怪声怪气唱“王二姐思夫”等低俗曲目，却见怪不怪。我修路时，曾结识了一位叫霍二爷的老乡。六十开外的年龄，满脸络腮胡，紫红色的脸膛，有一双狡诈的眼睛，一米八五左右的大个子，走起路来甩着两条有些罗圈的长腿。抽着关东烟的大烟袋，吞云吐雾，烟不离手。霍二爷是一个很有见识的人，早年在长白山掘金，也曾发过财，娶过一房俊俏的媳妇，后来媳妇带走他们藏在地窖的金子和钱，与人私奔。霍二爷穷困潦倒，因祸得福，土改时被划为贫农。霍二爷为人豪爽，但也爱吹牛，身边经常带着一条叫黑虎的狗。这条狗的毛皮乌黑发亮，唯独鼻梁处有雪白绒毛，这条狗威猛，却很通人性。霍二爷在工地赶车，负责为连队拉粮油蔬菜，当你听到有人将赶车的马鞭甩得像鞭炮一样响时，你就知道霍二爷赶车回来了。霍二爷有一付好嗓子，精神头和健壮的体格完全不象60岁的人，他唱起二人转眉飞色舞，还能扭几下，但唱得大都是小媳妇、小寡妇思春那些事，却能招来工棚里老乡们热烈的掌声与喝彩。霍二爷还能将自己掘金治富，及在解放前吃、喝、嫖、赌的事，绘声绘色地讲给那些二三十岁的小伙子们听。知青们有时也会围着霍二爷，听他神侃伪满洲国时江湖和青楼里的故事。霍二爷枪法很准，他有支双筒猎枪，有时他能打个野鸡、野鸭、套个兔子，叫着知青们与他共享，酒过三巡，他也很高兴听我们讲北京的故事。霍二爷说，北京是皇帝待的地方，他最想看看皇帝的金銮殿是什么样子。封闭单调的与世隔绝的生活，有些民工开玩笑，大兴安岭深山老林里待几个月，出去后，×××赛貂蝉。想起来这些都是人情使然，而知青们更盼的是家里来信或女朋友来信。到黑山头去看看外面世界，去看久违的异性，自然也是一个大的兴奋点。

黑山头是一个有着几百户人家的边境小镇，紧靠额尔古纳河。那时中苏两国关系十分紧张，“文化大革命”的阶级斗争也洗劫着这里，许多几代居住在中国的俄罗斯族人躲回了苏联。黑山头还剩下不少中俄联姻家庭的后裔，当地人管俄罗斯人叫“老毛子”，“老毛子”同中国人结婚的后代们大都吸取了白种人、黄种人两个种族外貌的优点，他们的后代中，姑娘往往长得尤其漂亮。我们顺道走访了几家农户，看到房屋布置、习俗，许多是在昔日苏联电影中能够见到的。周雪萍三十几岁，白皙的脸庞，栗色光泽的秀发，修长丰满的身材，她的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俄罗斯人。听说我们是北京知青，她热情招呼我们到她家喝茶坐客，还拿出烤得很香的面包招待我们。交谈中周雪萍告诉我们，文革开始后，边境地区阶级斗争风声鹤唳，她的许多俄罗斯亲戚都返回苏联了，她的母亲也走了。周雪萍说到这里，那双有些发蓝的大眼睛闪烁着泪花，她说父亲身体不好，自己的丈夫是中国人，她们已经有了三个孩子，她要留下来照顾他们。周雪萍说，她们都期盼局势能稳定下来，盼她的妈妈早些从苏联回来，全家能够团圆。

我们去黑山头是为了看看苏联究竟是个什么样子。额尔古纳河虽然宽阔，但对岸的苏联还是让人看得一清二楚，对岸不高的小山，地形地貌、绿色的植被与我们脚下的中国没有什么两样，连对岸哨卡飘扬的红旗和游动的哨兵，行走的汽车都看得清清楚楚。按历史记载，一二百年前额尔古纳河、黑龙江对面大片国土都曾是中国领土，望着这一江东去的大河实在让人感慨。

感慨之余，下河游泳是我们此行的又一个目标，同行的十来个知青到奔流的河水旁，三下五除二脱了衣服，穿着裤衩跳进了额尔古纳河。好久没游泳了，大兴安岭深山里的小河冰冷刺骨，洗澡都要十分咬牙，更不要说由泳了。那天额尔古纳河上又是一个喜庆的艳阳天，我在温暖的河水里忽而自游泳，忽而蛙泳，游着游着竟忘了时间和离岸的距离，等我从水里抬头一看时，坏了，我快游到对岸了，对岸的俄式木屋和四轮车都清晰可见。在那个年月，苏联是修正主义，是敌人，登上对岸就是投敌叛国，那还了得。我来不及想，赶紧往回游，但是往回游要比游向对岸时水的阻力大得多。原来额尔古纳河的主航道即水的主流在不同的地方，位置是不相同的，黑山头一带河的主航道恰恰在苏联一侧。因此，朝对岸随波而动比较轻松，而想脱离水深的主航道，游回水浅的中国，就是一件费力的事了。我拼命的游着，在岸上看河并不宽，人在水里，举头一望四周波涛滚滚，河面显得那么宽，岸的距离显得那么远。我有一种逆流而上的感觉，为了不被水冲得太远，只能顶着水游，游了半天，也没有觉得游出多远。额尔古纳河那次难忘的游泳经历，使我尝到人在绝望中也需要咬牙挣扎。自由泳太累了，我改成蛙泳，怕迷失方向，我不敢再把头扎在水里，终于在被河水冲出很远的地方，我又从河里爬上了祖国的土地。若干年后，我随团中央的一个青年代表团，漫步莫斯科红场、瞻仰列宁墓时，我还想起在额尔古纳河中，九死一生的那段经历。

不管我年轻时在那块黑土地上走过何等艰难坎坷的里程，我还是那么由衷的爱着美丽的呼伦贝尔草原，爱着神奇的大兴安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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