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庙
克尔伦通讯上连载了一位老知青写的“茫茫大草原——我的第二故乡”，文章主要是回顾40年前知青在草地艰苦奋斗的故事，写得很详细很真实。看过后,也让我感到很亲切。因为 他文中所提到的东庙和六村都曾是我熟识的地方。1969年春天到秋末，我曾在东庙生活过半年，所以这段经历也是难忘的。
1969年5月初，我们一行20余名知青（主要是天津知青和部分满洲里知青），来到了东庙。那时，草原正在大张旗鼓地开展牧业学大寨，要搞半农半牧，要让草原生产粮食和蔬菜，要争取粮食自给，要搞定居放牧，这也是当时的“国策”。所以，我们知青一到草原，下到生产队之后，除了少数同学下蒙古包锻炼以外，大部分同学先到了农业定居点。除此之外，当地的领导也是为了让我们暂时熟悉一下牧区的环境和适应一下生活。
东庙，坐落在达赉湖畔，克尔伦河边，说是湖畔与河边，其实还是相距有几公里之遥，而这在草原就是近在咫尺之间了。
东庙在我们队的草场上，但它却是达赉公社的所在地。这里有一座比较大的喇嘛庙，之所以称之为东庙，或许是因为它坐落在达赉湖或克尔伦河东面的缘故吧？因为它是公社的所在地,也位于通往满洲里和旗里的交通要道上,所以各种设施相对齐全和方便一些，每周有一次通往满洲里和西旗的长途汽车在此经过。公社的办公地和远处的供销社基本上是砖瓦结构,其他的居民住的一般都是土坯房和蒙古包,它们稀稀拉拉散落成一大片。虽在那生活了那么长的时间,我却从来也没完整地走遍过它的各个角落。东庙的大殿约有十几米高，相当于现在的三层楼吧，在一马平川的达赉湖畔显得格外突出。因此作者用高耸入云来形容它的高大和雄伟虽有些夸张，却也没有什么。
我们到东庙时，受当时文革思潮的影响，这座庙宇已经废弃，喇嘛也都回家放牧去了。大庙有些破烂不堪，基本上没有了院墙,冷冷清清，一片凄凉。大殿内的泥塑之类的佛像也残破不全，殿内两侧还矗立着几尊面目狰狞的塑像,也不知道是哪路神仙。但殿内房梁和四壁上的彩画和雕刻等仍显示出它的气势和豪华，仿佛在提醒我们它当年曾经有过的辉煌。
记忆中，东面由前面耳房，东西厢房和后面的正殿组成，如果加上四围，总占地面积可能接近2千平米。我们来后，一方面搞基建，想利用东庙的东西厢房做宿舍，耳房作厨房，大殿当仓库。另一方面，队里买了一台胶轮拖拉机，在大庙的北边开荒种地——搞半农半牧嘛。我们男生分住在两个蒙古包里，女生则住进毛坯土房，还有部分人住进了村庄边上的一座欧式小别墅，木式的结构，带有小阁楼和地下室，它曾是队里某个牧主的私人住宅，后来我们也曾在那里住过一段时间。
为了搞定居，队上安排我们这些人先改建东庙。在几名老社员的带领下，我们在科尔伦河边脱坯。河边，特别是河沟里的泥土粘性还比较大，顺便取点干草掺在泥里也很方便。正像那位知青朋友描述的那样，这可是个重体力活，挖泥，和泥，然后将泥放在木模子内，压好成型，一块十几斤重的土坯就制作好了，次日将脱好的土坯按顺序立起来荫干，再用大车拉回东庙。用这些土坯和从院墙拆下来的青砖改造庙宇,将耳房和东西厢房的一些窗户堵上,再用泥巴抹平.记得那时抹墙这道工序我已经做得很不错了。想当年，正值年少，体力充沛，5斤重的青砖，一手一块，两手交替着左右开弓，扔上一丈来高的脚手架上毫不费力，搬砖时，码好了，一次用两手搬十几块甚至二十来块，大伙都是标着膀子干，谁也不甘落后。我们能干也能吃，半斤大的馒头一顿都得吃两三个。初到草原，对这里的饮食结构，由于是集体生活，基本上还能习惯，主要是没有什么蔬菜，唯一记住的就是西葫芦，放点羊肉炒着吃。比较开心的就是能够随时地吃到科尔伦河里盛产的大鲤鱼。上午去几个知青，拿上一张渔网，来到河边，选好适合撒网的地方，一网下去几条甚至十几条活蹦乱跳的大鲤鱼，鲢鱼等就捞上来了。当地的社员也常到河边来钓鱼，他们可不是用鱼竿而是用一根细绳，前面拴上几个大大的鱼沟,用些肉干,蚂蚱,虫子之类的东西做鱼饵，绳子头上还栓着一个小铁锁或小秤砣之类的东西,然后两臂抡起来将前面栓有重物的钓钩远远地抛入河中心,在重力下,鱼沟深深地沉入河中,然后,绳子的另一头拴在一根插入岸边泥土中的小木棍上,上面还拴上一个小铃铛,鱼一旦咬钩,拉动绳索,铃铛就花楞花楞地响起来,告诉人们一条活蹦乱跳的大鲤鱼钓着了.因为鲤鱼一般生活在深水中,而鲢鱼常常生活在水面或浅水层.这种方法就是为了钓那些生活在深水层中的鱼,当然主要是鲤鱼。克尔伦河的鲤鱼同达赉湖的鲤鱼一样,味道鲜美,颇有河蟹的味道.虽然草原的鱼类资源丰富味道鲜美,但是因为没有什么调料,又是大锅饭,所以再好也熬不出家乡菜的味道来,不过在草原能够吃上如此多的鱼,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也不免让我们喜出望外。
带领我们干活的队长是一个下方蒙族青年,名字叫张玉,据说对象还在老家--吉林省通辽。因为他年轻,说话还有些结巴,也不善言辞,是个老实孩子。所以,大家总是拿他寻开心,我们总是用"吉林、通辽、凤凰山"这几个词来逗他,而他却很认真,总是气哼哼地,不让我们说.
在东庙有几件事情,至今没有完全忘记。
一个是嘎尔弟.这是一个下方蒙族社员,是队里的车老板。因为我们这里人多,需要的物资和生活用品也多,队里总是派几辆大车不定期地给我们送东西.嘎尔弟,30几岁年纪,长得五大三粗.他们来了以后,几位车老板总是要去克尔伦河里洗澡。7月的一天,他们午饭后仍去河边洗澡,功夫不大,有人跑回来说嘎尔弟在河里与别人嬉戏时突然沉下去不见了.我们大家立即放下手里的活,急急地跑向河边.克尔伦河距我们驻地约有2-3里地,所以从事情发生到接到消息再到达出事地点,最少半个小时过去了.河面上什么都没有,我们十来个会水的同学都纷纷跳入水中,水性好的就扎个猛子到河底去摸,像我这样游泳技术一般的也就是游到河中间踩水蹬一蹬,希望能蹬到点什么.为了挽救阶级兄弟的生命,我们大家拼尽了全力,但还是一无所获。过了一天,嘎尔弟的尸体从克尔伦河入达赉湖的闸口附近漂上来了.蒙族兄弟,基本上都不会水,所以悲剧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嘎尔弟,事情过了这么多年,我都没有忘记.
在东庙的北边不远,我们开垦了一片荒草地,用胶轮拖拉机挂上铁犁翻地,很大的一片,也不知多少亩.一位叫加林太的老社员带着我们大家开始播种,它并不像农区那样耕地后要用爬犁靶平,再用播种机播种.而是每人胸前挂个绿军包,里面装满了种子.大家踩着坑坑洼洼高低不平的用犁翻过了的黄土沙地，他在前面走,我们在后面跟着,学着他的样子,伸手从包里抓出种子,向脚下两旁和远处抛去——这就是播种啊！事后，也不将撒过种子的土地整平，也不浇灌——也无水浇灌，任其自生吧，这倒是招来了不少的鸟雀，整天的到这里来觅食。后来，我们再也没有管过它们，但还是长出了不少的稷子苗，秋后长到了一尺多高，再后来队里派了点人，用割草机（草地人叫它马申，只要是机器类的东西比如汽车，拖拉机甚至飞机等等也都叫马申，当然，在草原的蓝天上从没看到过飞机）收走了一些，作为了牲畜越冬用的饲料。
为了改建东庙，我们几十个人付出了巨大的劳动。队里派来了一位老木匠，还收了我们一位老高一的同学为徒弟，利用从庙里拆下的门板等改建门窗。我们还在西厢房靠着山墙用土坯垒起了一座高高的烟筒，好像是准备为以后屋内烧火炕取暖用的。领着我们干这活的是一个40岁左右的中年汉子，山西人，独身，家住在六村。他喜欢戴一副墨镜，头上顶着鸭舌帽，还镶着一口大金牙，嘴里总也不离开烟卷，拿烟的食指和中指被烟熏灼的焦黄，很像现在电视剧里饰演的黑社会老大。的确，他不是一个很规矩的人，还经常拿出一种很有香味据说加了大烟泡的烟卷让我们品尝。我们大家也不怎么拿他当回事，因为看他也不像是个能够干活的人。这天，近两丈高的烟囱马上就要砌好了，他说下来歇歇吧。我们大家刚刚从脚手架上下来，还没坐稳，就看这个靠墙立起的土烟囱还有脚手架，晃了一下，就轰然倒了下来，眼前泛起一片灰尘，它瞬间成了一片废墟。当时大家都目瞪口呆，心跳不止，也都很庆幸，要是晚下来几分钟，我们还都在一丈多高的脚手架上，那要是摔下来，后果不堪设想。
随着烟筒的坍塌，好像我们准备在东庙发展的计划也搁浅了。渐渐地人们被分批地调走去做别的劳动，有的被调往北边草场去打草，也有的同学被抽走去打旱獭。大约九月下旬，只留下了我和满洲里知青德江在东庙留守看家。我们在东庙的这一段时间，也给这里的人们带来了一些生气，毕竟这座不大的定居点热闹了许多。我们和这里的邮递员、供销社的大姐还有附近林场的一些职工，混的都挺熟，我们还去林场参加过挖水渠的义务劳动。我有几张在东庙，也是唯一在草原留下的纪念照片，还是林场的一位青年工人给照的呢!——那个年代，那个地方，能够留下一张照片是多么的不易，也是多么的珍贵。
我和德江守着空空的大庙，无事可做的那段时间显得格外漫长。深秋的夜晚，远处的山梁上常常传来阵阵的狼嚎，那声音拖着长腔，像小孩在哭，叫你的心情格外的烦躁和不安，狼嚎的声音也叫人听得瘆的慌，以致我们夜间常常睡得不安稳，生怕狼进到我们的房间来。
1969年10月下旬，队里派来了大车，将留在这里的物资，连着我和德江一同接回队部。建设新牧区，牧业学大寨，搞半农半牧，在东庙搞知青定居点，争取粮食自给的雄心壮志和宏伟蓝图就这样被放弃了。从此我离开了东庙，再也没回来过。一晃，40年过去了，也不知我曾经居住过的大庙还有没有？东庙如今变化成了什么样子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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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By：2009/8/5 21:17:00 [只看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