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思歌腾的故事

 

“牛业毛”

“思歌腾（知青）哈拉（看见了）”，女主人悄声地说；“思歌腾牛业毛（眼睛不好）哈拉图怪（看不见）”，男主人回答说。刚刚躺下还没睡着，这对新婚的小夫妻就开始唧唧喳喳地小声说起私房话来，不时还传出低低地笑声；“恩德亚莫了？（这是什么？）”“……”接着渐渐地进入主题：近在咫尺的小床上传出嘎吱嘎吱和呼哧呼哧的喘息声……，对于蒙语，那时我确实学得不怎么样，很多话我都听不懂或似懂非懂，但我知道他们在行夫妻之事了。

这就是很多年以前，发生在蒙古包里的事情，虽然已经过去了这样久的时间，但我却一直没有忘记。那时我还是个十七八岁的毛头小子，在那个封闭的年代更不懂男女之间是怎么回事，只是天真的以为这男女只要相爱，拉拉手或拥抱一下或接个吻就可以怀孕生孩子了。天气已经很冷了，天色早早地就黑了下来，草原上的初冬太阳落山很早，吃过晚饭，也没别的事情，所以大家也就早早地睡下，为的是节省些燃料——牛粪或羊粪什么的，相对而言，此时对于这对年轻的夫妻应该是最惬意的幸福时光了。那时，牧区的生活条件就是如此，在一个面积不过10平米的狭小的空间里生活着不是一家却胜似一家的人们；通常是蒙古包的主人；一对夫妻，或者还有他们的孩子或老人，还有一个打工者——羊倌或牛倌；那时我们知青（牧民称我们为思歌腾），不论是男知青还是女知青只要你下包放牧，就不可避免地生活在这样的空间里，人们几乎都是很近距离地躺在铺了毛毡和牛皮的地上睡觉，就像一家人一样，彼此没有太多的秘密而言，唯有包主人（通常是一对夫妻）共享一张3尺来宽1尺来高的小木板床。如果还有空地儿，那包内西边的一侧可能还要栓个牛犊子，为的是留下一条奶牛以便于挤牛奶，做奶茶等等。这就是当年我们在草原放牧时的居住环境，咋一开始大家很不习惯，特别是女知青她们面临的困难与尴尬可想而知。有时甚至很恼火；我们千里迢迢就是来接受这样的“再教育”吗？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也就习以为常了。

思歌腾“牛业毛”——眼睛不好，在草地是出了名的。牧民们都知道我眼睛不好，这是因为在蒙古包每天早晨都要早早地起来去抓马——也就是需要将头一天放开吃草走远的坐骑找回来，以便放牧时好骑用，包括包主人及家人的，一般至少有2-3匹马。那时还不兴戴眼镜，戴眼镜是一件让人感到难为情的事情，这点与今天人们以眼镜为时髦有着天大的不同。我的眼睛是上中学后，文革初期，有一段时间无所事事，逍遥在家，记不清从哪里弄来了几本“三狭五义、隋唐演义、三国志、水浒传等等”封资修的东西，整日地埋头苦读，如饥似渴地在昏暗的路灯下没完没了地看，不知不觉中就变成了近视眼。来到草地后，才感到眼睛近视的不便。比如，外出找马，明明看见远处有几匹马，即便只有几百米或几十米也分不出哪匹是我们的，更何况数里地之外了。常常是自己一步步地走到跟前一看，原来是别人的，又返回去别处，有时以为是马，结果走到跟前一看是牛，闹出了很多的笑话，常常让蒙族兄弟笑得前仰后合。后来“老板子”——包里的男主人，每天都早早地起来，看好了马所在的位置，再告诉我方向或干脆同我一起去抓马。所以思歌滕，“牛业毛”，不胫而走，路人皆知。近视眼，确实给自己的草地生活带来了很多的不便。比如，有人骑马远远地跑来，并和你打招呼：“塞百哝？（你好）”，虽然距离已经很近，但我仍看不出是谁，这多少显得自己有些不礼貌，当然知道我“牛业毛”的草地牧民，也不会太介意。眼睛不好，特别是晚上外出，什么都看不清，远出的山包等标志物更是分不清楚，这样在夜间就特别容易迷路，难忘的第一个中秋之夜，就是因为眼睛不好，看不清，偏离了车道而迷路，由此不得不在那个绵绵细雨之夜在小马车下面蹲了一宿。

然而，因为眼睛不好使，闹出的许多笑话和造成的一次最危险的情况是那年到了国营农场以后。

1973年初，按照中央的一个文件，草地知青被重新进行了分配，绝大部分被调离了牧区。我和部分同学被安排到了呼盟的一个国营农场并当上了一名拖拉机手。北大荒的春天也是相当的冷，农场正在进行春耕。每天我们都开着链轨拖拉机开荒翻地，耙地。别看开这拖拉机简单，用我们师傅的话说，就是一条狗，将它的爪子栓在操向杆上，也能把拖拉机开走。但是这些活需要“打线”——双目盯住远处的一个目标开起来跑直线，要做到不偏离基线就不那么简单了，特别是在夜间，没有一双锐利的眼睛根本不行。那时由于自己的眼睛不好，所以总是开着开着就跑了偏，弄得师傅都没了脾气。中耕的时候，也因为眼睛不好，在中耕机上总是将豆秧当做杂草而除掉。记得比较深刻的一次是麦收后翻地，误将地头上的一片土豆秧子当作杂草给翻了个个，这是屯里某个农户私自在我们队的田头开的自留地。晚上主家找上门来，不依不饶非让赔偿不可。还是我们指导员出来保驾，说，谁让你那土豆种在我们的地头上的，那是我们的地，当然有权利把它翻了。这事最后也就不了了之。

我说的最危险的一件事，那是1973年夏末。麦收之后，要将收割后的土地都翻一遍，把麦秸都埋在地下，据说这是将它们做为肥料，有点保墒的意思。那天我开着拖拉机翻地就要走到地头了，突然队里的一位老职工冲着我急急地摆手，示意我停下来。我仍然慢慢腾腾地往前开，他不顾一切地跑了过来，我才停住车。下来一看，真有点傻眼了，拖拉机的链轨紧紧地挨在了一个深坑的边缘，这是一个被废弃的地窖，一仗多深，足有一间房子那么大，再往前开半米，拖拉机就会像摔跟头一样掉下去，那车毁人亡的后果不堪设想。

眼睛不好，近视眼，给自己带来了很多的不便，但那个年代，人们都不习惯戴眼镜，况且偏远的边疆牧区能到哪里去找眼睛店啊。而且那时人们还有一种以戴眼镜为“耻”的心理，近视眼也被认为是人的一个缺陷，甚至在挑选对象时也是人的一个缺点。所以在我们队的知青中，30多人，只有一个女同学戴了副眼镜，她从小学起就因为近视佩戴了眼镜，也就有了一个不成文的外号——“四眼”。

1973年10月，我作为工农兵学员被选调回津上了大学。为了适应新的学习生活，那一年我配了一副近视镜，这一戴就是30多年。“牛业毛”使我印象深刻，闲暇之际我还常想，草地牧民、蒙族兄弟，他们的眼睛怎么就会如此锐利呢？几里地甚至更远，他们就可以分清来人是男是女甚至是谁？我想这应该和草原的辽阔有关吧。呼伦贝尔草原多是丘陵地带，各山包之间，近则数里、十几里，远则数十里，放眼望去茫茫一片，这不是很利于养眼的吗？

而今，生活在大都市，这个寸土寸金，满布高楼大厦，很少开阔地带的狭小空间里的孩子们，“牛业毛”的确是越来越多了，在课堂、大街、公共场所，戴眼镜的人随处可见，特别是学生，几乎占了一半，甚至更多。这也是时代的变化所使然。而40年前，“牛业毛”的人们可是不多见啊！“牛业”，蒙语眼睛的意思，“毛”，不好，坏的意思等等，本文结束时对此再次补充说明。

眼睛不好麻烦大， 经常出事闹笑话， 弄得不好还危险， 幸亏有人阻止他。

 

红太阳

下午，4点多钟，下班路上，行至立交桥附近，天空有些阴沉，伴着轻雾，忽然发现，西边的太阳圆圆的，红红的，那种杏子一样的红，橘子一样的红，它可能是淡淡的雾气使太阳的光线发生了折射而产生的一种物理现象吧？红太阳！我脑海中，不自禁地冒出了这个名词，也立刻产生了一个念头，把它拍摄下来，多亏我随身带着了数码相机。

我停下车来，俯在桥边，认真地欣赏着红太阳，同时选择适当的角度。数码相机不是很高级，因此无法将太阳拉至最近，远处的楼房也不很清晰，但是还是拍下了几张，算作一个纪念。

晴空下，太阳是不能直视的，那会灼伤了眼睛，也是不能拍摄的，那会“崩了”镜头，但此时此景却提供了绝佳的机会。

“红太阳”还让我想起了很多年前它曾是一个多么响亮的代名词，40多岁以上的人都知道，那时一提起红太阳，就会使人联想到已故的领袖毛主席。文革期间，有多少歌颂“红太阳”的歌曲，时至今日仍然可以清晰地响彻在耳边：“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红太阳照边疆，青山绿水闪霞光……”“金灿灿地太阳，红彤彤地旗……”“北京有个金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太阳出来照四方，毛主席的思想闪金光…….”“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毛主席的光辉，嘎啦亚希若若，照到了雪山上伊拉强吧若若……”等等等等，诸如此类，数不胜数，红太阳是30-40年前那个时代的特征。

而今，红太阳在人们的脑海里已经淡薄，年轻一代甚至不清楚过去那一段轰轰烈烈的历史，一切都成了过眼云烟。只有我们这些与新中国的同龄人或50年代或60年代生人，或者那些从旧社会过来的人，才会有见到了红太阳而产生的特殊的冲动和感觉。

 

“雪盲”

2010年的第一场大雪在元旦这几天不期而至，雪花飘飘，白雾茫茫，如此大雪近年少见。雪后接踵而来的是大风，雪后严寒，也使我们真正体验了一把什么叫做“一九、二九不出手”。白天，呜呜的北风嚎叫着，刮来了一个艳阳高照的大晴天。外面格外的冷，使我暂时放弃了要外出拍摄雪景的念头。站在窗前，眼前一片银装素裹，在强烈阳光的照耀下，雪光闪闪，分外的刺眼，使你在欣赏雪景时，不得不眯起双眼，并且不敢久视。忽然间，有两个字闪现在我的脑海里，那就是——“雪盲”。

30多年前，我还是一个知青，作为一个羊倌，整天赶着羊群奋斗和生活在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上。草原的冬天总是被一层薄薄的白雪覆盖着，在天暖之前它是不会融化的。正是这不融化的雪，为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和牲畜提供了生命的水源。如果没有雪，人和牲畜将很难生存。因此，我早已习惯了草原上的皑皑白雪。但有一年初春，下了一场大雪，跟今天家乡的这场雪差不多，足有半尺多厚吧，这样的大雪在草地也是很少见的。雪后天晴，阳光明媚。放羊野外，无遮无拦，那时很少有人知道戴墨镜，更没有今天的太阳镜、蛤蟆镜、变色镜等等这些时髦的东西。所以放羊时强烈的雪光刺得我眼睛很不舒服。第二天起床时，两眼红肿、视物不清、泪流不止、疼痛异常。老板子说；你得了“雪盲”。那时也没有什么药，也无处去找眼药水、滴眼液之类的东西，只是在化开的雪水里放点盐，清洗一下红肿的眼睛，就又外出放羊了。没有办法，没有人顶替你，每天如此。在阳光下，在耀眼的白雪面前，我只能像个盲人那样，微微地半睁着眼睛。即使这样，雪光也刺得我双眼模糊、泪流不止了。我只能凭着感觉跟着羊群走，根据眼前的影子来判别地点和方向。唯一的办法，就是尽量闭着眼睛，减少强光的刺激。后来，好心的老板子给我找来了一副墨镜，让我戴上，大约有十多天才慢慢地好了起来。

“雪盲”，其实就是由于长时间的注视雪光或由于雪光的强烈的持久刺激引起的一种急性球结膜炎，就像城里人被电气焊的弧光灼伤了眼睛一样。这种损伤，使你的眼结膜充血、水肿，产生大量的分泌物，使你视力模糊、羞明畏光，眼泪增多。当然它可以被治愈或自愈，不会留下什么严重后果。但痛苦还是蛮大的，以致让我多年不忘。所以，提醒大家，在你欣赏今天难得的雪景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保护自己的眼睛。

走在桥头遇夕阳，

想起当年红太阳，

看到天上降瑞雪，

忆起那时得雪盲。

 

春运——民工流与知青流

马上就要过年了，中国人的春节。每个人都在忙碌着，准备着。当然眼下最忙碌的要属铁路客运了，春节前后的交通运输，简称春运。有人说，这是最大密集的季节性人口流动。与春运密切相关的人们，主要是农民工，那些来城市打工，辛苦了一年要回乡过年的农民工们，从各中心城市，乘坐各种交通工具（主要是火车）呈放射状地流向各地，流向农村或边远地区，对此有人称之为民工流。由于今年春节来得晚，大学生们寒假放得早，回家也早，故学生流已经过去。否则，一票难求得情况会更加严重。尽管现代化的交通已经相当的发达，铁路一再地提速，飞机，汽车等交通工具多多，但仍然满足不了这种季节性的需求。

“春运”一词的出现，我不知道源于何时？但我想应该是在上山下乡时代吧。那时，在农村和祖国边疆各地；劳作了一年的知青们，归心似箭，从四面八方，涌向自己的家乡——从农村返回城市。有趣的是，这种季节性大流动，用今日天话来说也可叫做知青流吧？

40年前，交通还不发达，车速也慢，千万知青返城，带来的“春运”压力空前的大，那时倒谈不上一票难求，即使买不上票，随便买张站台票就可以上车，到车上再补票或者干脆就逃票。当列车员查票时，想方设法地躲避，有的躲进厕所，或者周围的同学们加以掩护，即使被查到无票，一句话；我是知青，回家没钱，多数情况下，也能获得列车员的同情，而放他一马。那时有几家没有知青子女啊？当时的状况，主要是满员，超载和晚点。知青们回家也要带上一些东西，一些当地的土特产，通常车上挤得满满的 ，甚至窗旁的茶几上，行李架上面都坐满了人。记得有一年我们从满洲里到齐齐哈尔的600里路程，列车就整整走了14个小时，一路的晚点，车上的下不去，车下的上不来。当时的情况是，列车装得满满的，人挨着人，挤在那里一动都不能动。14个小时，一口水没喝，一口饭没吃，一泡尿也没尿。想象一下吧，那是个什么情景？如果换了今天，我们这些老知青们，还承受的了吗？

春运，这种季节性人口迁移，实际上也是一个社会问题，而今，农村的人们为了生活，或者为了脱贫致富，纷纷涌向了城市，解决了城市体力劳动者不足问题同时为城市的现代化建设做出了贡献。这些人，多为青壮年，也有携家带口的就长居在了都市，他们多从事体力劳动或个体经营。近20多年来他们的子女也长大成人加入了民工流行列，于是有人又称他们为民工的新生代。

民工流节前流向农村，节后流向城市，这与那时知青流的流动方向截然相反。他们都代表了各自时代的特征。

我想，靠提高交通运输能力来缓解春运可能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因为社会趋势是城市越建越大，来城里淘金，打工的人们越来越多，运输能力是无论如何也赶不上民工流的增加速度的。假如有一天，这些人能够定居在城市，不再拿出大量的精力和财力来投身于“春运”，这可能倒是一种社会进步，节约资源和利国利民的好事了。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有如下内容：

   



23．推进城镇化发展的制度创新。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提高城镇规划水平和发展质量，当前要把加强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作为重点。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加快落实放宽中小城市、小城镇特别是县城和中心镇落户条件的政策，促进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并享有与当地城镇居民同等的权益。多渠道多形式改善农民工居住条件，鼓励有条件的城市将有稳定职业并在城市居住一定年限的农民工逐步纳入城镇住房保障体系。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统筹研究农业转移人口进城落户后城乡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大力发展县域经济，抓住产业转移有利时机，促进特色产业、优势项目向县城和重点镇集聚，提高城镇综合承载能力，吸纳农村人口加快向小城镇集中。完善加快小城镇发展的财税、投融资等配套政策，安排年度土地利用计划要支持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农村宅基地和村庄整理所节约的土地首先要补充耕地，调剂为建设用地的，在县域内按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使用，纳入年度土地利用计划，主要用于产业集聚发展，方便农民就近转移就业。继续推进扩权强县改革试点，推动经济发展快、人口吸纳能力强的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下放管理权限，合理设置机构和配备人员编制。

　　        对乡亲们来说。是个大好事！

 

纪念张勇

今年6月3日是张勇牺牲40周年纪念日，相信过去曾经和张勇在草原共同奋斗过的知青战友们大多都会想起这个日子，这是令人难忘的一天。

40年前的今天，张勇为了她所追求的理想牺牲在新巴尔虎右旗的草原上——克尔伦河无情地吞噬了她年仅19岁的生命，如今，她的尸骨仍然埋在原来黄花公社西面的山梁上，在她牺牲的那年，草原当地政府和牧民为她修建了烈士墓。

一晃40年过去了，但是每逢这一天——6月3日，我都会想起张勇，我也会为她祈祷，希望她的在天之灵能够安息。

我曾写过几篇纪念张勇的文章，发表在中国知青网和克尔伦通讯以及西旗知青联谊会出版的“草原思歌腾”一书上，文中讲述了在牧区时偶遇张勇——一次因事在公社无处食宿的窘境下获得她的热心帮助的故事，并表达了我一直没有实现的愿望——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一个愿望。因此当几天前一位知青朋友约请我写一篇纪念张勇的文章、参加纪念张勇的追思会活动的时候，我毫不犹豫的表示要积极参加。

40年的时间过去了，相对而言，我们也比张勇多活了40年，我们应该比较幸运。这40年来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这些有着知青经历的人，也大多由年轻的理想主义者，变成了步入老年期的“现实主义者”。40年来发生的变化是年轻的张勇不能感知和预想不到的，很难想象那时我们所追求的东西，已经成为历史或者成为了“过眼云烟”。

四人帮下台后，文革被否定，随着知青的大批返城，知青成为了历史，上山下乡也逐渐淡出历史舞台。过去追随的东西，后来被证实很多是错误的。的确，想想吧，在那个狂热的年代，我们作为红卫兵在学校里批斗老师、批斗校长、造“走资派”的反，在街道里弄破四旧、立四新，去抄家，砸四旧，让“黑五类”游街示众……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毁坏了多少？无法统计！

我们从小接受党的教育，对毛主席无限崇拜，毛主席提出上山下乡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我们自觉自愿、义无反顾地响应号召，到边疆牧区，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满怀着理想、满怀着热望。很多同学都是背着父母自己去派出所销的户口。记得去年下乡40年纪念日我们黄花公社部分知青聚会时，有两位女同学提到了她们私自带着行李物品混上一列开往东北生产建设兵团的列车，到了唐山被领队的解放军发现，被好说歹说地送回天津的有趣故事，大家在嘻嘻哈哈地大笑的同时，再次感悟了那时的我们是多么的天真烂漫。

曾经有过一段时间对过去所追求的东西被否定感到不可理解，也曾有过一种被欺骗、被愚弄、被利用的感觉，其实现在想起来，那就是历史，那个年代人们提倡和热衷的就是那些东西。人们在那个历史环境中活得也很充实，有追求，有理想。如果说，错了，那是因为我们都太年轻。

改革开放30年来，社会发生了巨变，人们也都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这个变化。有时我想，如果张勇活着，她会怎样看待这个变化呢？

追思张勇，怀念张勇，难忘张勇，是每个草地知青对她的一个肯定，一切发自肺腑，一切出自真情。在40年前，张勇的事迹曾经传遍大江南北、她出自我们天津，所以50岁以上的人大多都知道她。记得最初的那些年，当人们知道你曾经和她一个学校，一起下乡到过牧区，都有一种景仰之情溢于言表，都希望你能讲述有关张勇的事迹和故事，都把你视为张勇的战友。

其实，我始终不敢冒认自己是张勇的战友，只是认为曾经是她的一个校友。我觉得她的战友应该是那几个曾经和她志同道合一同在草原奋斗过的她的同班同学，比如；周萍、贾爱玲等人。在我们一同下乡到黄花公社的63名同学中，应该说，她们班来的人最多，除了周萍、贾爱玲以外，还有宁金祥、程福生、杨永年等等。这些人，自从离开牧区后就一直没有见到过，也不知他/她们现在何方，如果她们能够参加张勇的40年纪念活动，应该是一件很值得高兴的事。

张勇牺牲40年了，但有关张勇的故事甚至当年张勇的音容笑貌仍然能够浮现在我的眼前。我永远忘不了那次在公社，那是到草原下队后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见到张勇时的情形；她穿着一身草绿色的军装，头戴绿军帽、梳着两只小辫，腰系军带，脚蹬马靴的飒爽英姿的身影，她曾像对待小弟弟一样的招呼我，问寒问暖。1971年6月3日，在张勇牺牲1周年纪念大会上，全旗、全公社的很多知青，足有数百人聚集在张勇墓前，倾听着张妈妈教诲的那个激动人心的场面，至今也仍然能够闪现在眼前。

张勇离开我们已经40年，这在我们人生的旅程上已是如此的漫长，在这漫长却是眨眼瞬间的40年里，我们每个草地知青都各自经历了风雨、见了世面，也书写了各自不同的人生画卷。今后的时间已经不多，希望我们每个知青朋友都好好活着，健康快乐的活着，珍惜今后的岁月，珍惜知青的友谊，我想这也是张勇愿意看到的。

   张勇，永远活在草地知青的心中。

        1968年12月11日。天津出发的知青专列。载着我们向承德地区进发。专列通过北京后。大家发现车厢里多了两个小女孩。两个孩子，穿着一身黄布做的棉服。一人挎了一个军挎。军挎的扣盖上，绣着“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看她们岁数也就14、5岁。随车的工作人员，问她们：“你们干干什么去？”两个女孩用充满稚气的语言坚定地回答：“我们响应主席号召。也要上山下乡。”问：“家长知道吗？”回答：“不知道。到地方再给家里写信......”工作人员，把二人带到“列车员休息室”。看管起来。到了承德。马上派人，将她俩护送回天津。这是真事。不知两个女孩。现在的情况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