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我这四十年 前言 (长篇纪实小说连载)

 

　第四十七章　“申诉书”

 

                              作者：陈　泰

　　家长会在热烈进行中，因为是半期考试的总结，所有家长都来了。揭强的父亲，是厂组织科科长，叫揭子章，南京人，我们很说得来，但他平时工作较忙，找他都难，可今天他也来参加了；罗刚的母亲早早来到教室，见其他家长不像以前躲着、避着，现在是大大方方坐在前边，说起话来也是头头有道，他尽量在夸他家罗刚现在懂事了，在家里也不再“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唐得久来了，一见面他就感谢我上次帮把唐斌找回来，并教育唐斌认错，现在已不再偷家里的钱，在家就是还有些懒、散；还有张燕华的老父亲，是工厂的一个退休老工人，对女儿在学校学习上的长进是赞不绝口；

　　发言很热烈，大家畅所欲言，都很开心。

　　这时，托儿所那边打来电话，是劳资科科长史秀琴打来的，说让赶快过去开会。

　　我只好给各位家长说明情况，提前散了会。

　　原来是劳资科召集学校老师和托儿所阿姨调资的会议。根据文件，托儿所属教师系列。

　　传达文件后，史科长就具体情况作了说明，说像我这样１９６２年的中专毕业生安规定是加两格，还有托儿所所长余福荣也是这情况，加两格。现在有个问题。就是像邢蕴玉这样的情况，虽然１９６９年就进入教师行列，但没文凭。学校还有个彭华云老师虽有幼师文凭但教龄又太短。现在还有一个加两格的名额。

　　史科长说：

　　“所以把大家都叫来。现在这题目就交给大家。二选一，请大家投票表决。蕴玉老师和彭老师的命运就交给大家了。”

　　下边就一个一个来，叫一个名字大家举一次手，叫一个名字大家又举一次手。

　　结果是４８票对４２票，邢蕴玉胜出。

　　史科长宣布结果后，散会。

　　第二天星期天，我稍许睡了会懒觉，到１０点过起床，洗漱、吃好早餐后，我就去学校办公室，看有没有新疆来信和取报纸。

　　路上，我碰到几个老师往回走，还问了我一声：

　　“你没开会？”

　　我也没注意他讲的什么意思，只嘴里“嗯”一声，过去了，我随意走进了校长办公室，只见徐世权校长低着头在写东西，我眼角一扫，见是写的上报增资报告，上边清清楚楚写着的是“彭华云”老师的名字。

　　我愣住了，昨天不是大家选的是“邢蕴玉”，怎么报告又改为“彭华云”了？

　　我当时没发作，下楼碰到学校高松鹤指导员，问他，他说是刚才大家投票定的。

　　原来，昨天在托儿所大家投票后，这彭老师越想是越想不通。当晚，正好是厂党委在开党委会议，彭老师不管三七二十一，冲进会场，又哭又诉，最后，厂党委书记舒通远叫来学校徐世权校长，也不问三七二十一，让她组织老师明天再表决一次。

　　这就是我刚才碰到一个老师问我“你没开会”的会议。

　　是徐世权校长有意避开了我和蕴玉，不通知我俩开会。

　　再有，据中学部几个老师告诉我，他们也感到奇怪，可又不好办，最后他们几个决定用抛硬币来决定，最终落在彭的名下。

    这怎么行，你开会让我们参加，即使选不上我也不好怨你，那你为什么不让我们参加，就因为彭老师是你厂子校的老教师？是你们四川老乡？表决就是这样抛币定终生，这是谁的王法？

　　我越想越气不过，立即找了徐校长，她不给我解释；我又去找史科长，她说后来发生的事她不知道。

　　我就劳资科、人事科、厂长、书记一个挨一个的找，一个挨一个的申辩。

　　对于工厂党委书记的不负责任和一些老师采取抛币投票的做法，后来我写了一篇《人选》予以讽刺：

　　厂工会主席第三梯队接班候选人经过三上三下遴选，只剩下张三和李四。全厂１７４６名职工对他俩的信任投票，每人各得８７３张，力均相当。筹委会将名单报厂党委定夺，谁知党委８名委员的举手表决也来个对半开----４比４。意见相持不下，只等胡书记拍板。

胡书记想：要论思想素质、坚持原则、办事认真，张三比李四强；但说脑瓜灵活、办事可靠、人缘关系，李四比张三好。这......

胡书记摸头搔脑，半晌，突然立起身，从衣服口袋摸出一枚硬币：“就这么定，国徽张三，字面李四。说着将硬币往空中一抛，硬币在空中翻了几个个，“啪！”的一声落在水泥板上，１６只眼睛立即瞪得溜圆：

只见那枚硬币不倚不靠直立在墙角边上。

　　找了好多领导、好多部门，都没有答案，我就回去刻钢板，写出文化大革命以后的又一张小字报－－－《申诉书》。

 

　第四十八章　丁校长之死　

 

                          作者：陈　泰

　　

　　《申诉书》用无可辩驳的事实揭露了个别人采取偷梁换柱的手法将“蕴玉”的升资名额变成“彭华云”，描写了一些老师万般无奈采用抛币压宝的方式定夺胜负的可笑场面。可以说是一篇极具讽刺意味的文章。当时有老师看了，说是“文笔犀利，刺中要害”。

　　这时正好学校放假，我就将所刻印的《申诉书》按组织程序，先送学校党支部，然后报送工厂劳资科、人事科、组织科、厂纪委、厂部办公室和主管学校的厂级领导。那时候，舒通远书记家住在凯里市永华厂，他爱人住在那边，他一人在厂，就在招待所的一间房子住下。因为事情从他让“再表决”而起，我就每天晚上去他宿舍，找他要求解决问题。他都是支支吾吾。

　　舒通远书记是抗美援朝时参加革命的干部，“跨过江、扛过枪”，但就差几天没能赶上“离休干部”队列，后来退休后工资很低，他也多处写信反映，有一肚子“苦水”。

　　看来在南华厂是根本没办法解决问题了，我就开始了新的目标。

　　这时“第四机械工业局（Ｏ八三基地）”已更名为“电子部贵州管理局（Ｏ八三基地）”，是这些工厂的上级单位。

　　我就步行下山，去了“管理局（基地）”，照样将《申诉书》送劳资处、干部处、纪检组、基地办公室、和有关领导。

　　虽然，没有一个人给我满意的答复，但我的心似乎得到了满足、得到了平衡。

　　两级工资在当时也就是１０元钱左右，在现代人的眼里是不屑一顾，打麻将只是放一“炮”。可当时我们的工资，也就是每人不到５０元／月。

　　心平定下来后，我们也想，没有这１０元钱也一样的过。但如果当初大家举手表决，第一次就不是蕴玉，我们其实也就认了。何必找那么多的麻烦。

　　下学期开学我又照样投身到工作之中，慢慢也把这事给淡忘了。

　　不想，这时学校又出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丁校长突然地给摔死了，大家都很诧异。

　　原来一个星期天，厂里的人都要到山下城里赶集，买些日常生活用品和基本上是一个星期的蔬菜、肉、鸡、蛋等。工厂里平常虽也有个小巿场，那些附近的农民也将自家种植的白菜、萝卜、芹菜等拿来卖，但数量少，厂里人多，下班晚一会就买不上了。大家只好在星期休息时到都匀巿集巿上多买些，放在家中冰箱。工厂每周日派多辆卡车来回地跑，将人送到城里某一地点，大家下车自行去巿里，买好物品再回到这一地点坐车返厂。

　　这天丁校长和他老伴一起去城里，但因有急事，丁校长半途先回来，一到家门口，发现自己的钥匙忘在家中，妻又没回来，他这时不知是那根神经搭错了线。他看见自家的后窗户是开着的，窗外用一块木板搭着上边放了几盆花。就找到隔壁房间的主人要借道从这家的窗户爬到自家窗户，然后进屋。邻居看了看直摇头，劝他还是请工人来帮忙开锁，可他不听，说自己可以。就这样从这家窗户出去，爬到自家的窗户，不想这脚刚踏在那放置花盆的木板上，只见那木板就断了，他整个人和那些花盆一起从四楼摔了下去，“咚”一声闷响，掉在下边的水泥地面上，一下子失去知觉。

　　厂里立即派车将他送到３２０医院，可是没救了。因为他因为人瘦，从四楼摔下去，真正是应了“粉身碎骨”这句话。

　　也就是开追悼会的那天下午，“基地”干部处王志昌副处长和程玉莲干事来到南华厂。他俩是为《申诉书》而来。他们先找了我，详细了解我写《申诉书》的情况，然后分别找了有关当事人，找了一些老师了解情况。最后，又到了办公楼，据说是找了分管学校的副厂长和舒通远书记。然后，就带着一些笔录回去了。

　　不久，也就是１９８２年１０月份，“基地”干部处给南华厂组干科下了一份“借调”的《通知》，要借我到基地。

　　就这样，１０月２７日我办理手续，离开了南华厂子弟学校，离开了我自幼梦想、为之奋斗了十多年的教师生涯，投身到西南三线建设中，走上“三线政工”之路。

 

  第四十九章　三线建设

 

                                 作者：陈　泰

　　从１９６５年开始，为适应国际国内形势，在我国曾经有过一次重大的经济布局战略转移，这就是“三线建设”。

　　何为“三线”？

　　一线，主要是指沿海和沿边地区。三线，就是长城以南、韶关以北，京广铁路以西、甘肃乌鞘岭以东的广阔内地。介乎两者之间地带就是二线。西南地区（贵州）是三线的战略腹地。有Ｏ一一基地、Ｏ六一基地、Ｏ八三基地，在贵州形成三足鼎立态势，多年来，为贵州的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做出巨大贡献。

　　正是这大批企业、千军万马从北京、上海、江苏南京、安徽合肥、东北哈尔滨、辽宁铁岭、四川成都等大城巿奔赴三线、搬迁贵州，在荒芜沉寂的千百条山沟里安营扎寨，遇山开路，逢水搭桥，艰苦奋战，建成一座座工厂。当时有一重要的战略思想：“山、散、洞”，就是一是工厂建在深山沟里，二是工厂布局分散，像“羊拉屎”一样，三是要建防空洞，做到“平战结合”，平时搞生产，战时能打仗。

　　三线工厂在山沟定点，给当地农村、农民带来巨大经济利益，尤其是路通、水通、电通，使这些与世隔绝的深山农舍，一下子与外部世界连通，他们丢掉了祖祖辈辈祖传的油灯拉上电灯，不再去那深山沟里担水而用上清澈的自来水。他们种下的一些瓜果或鸡蛋副产品也有了销路，从没见过“人民币”的老伯妈也知道了“钱”的重要性。

　　当时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毛主席非常关心西南三线建设，三线建设一天没搞好，毛主席就一天睡不着觉。”

　　当年，在都匀巿成立了“Ｏ八三基地三线建设指挥部”，踩点布局、调兵遣将、坐阵指挥。

　　蕴玉二哥当年曾被下放在“Ｏ八三基地指挥部”工作两年，进山沟，出现场，下工地，对这边情况也很熟悉。

　　后来“Ｏ八三指挥部”就慢慢演变为“贵州省第四机械工业局”－－“电子部贵州管理局”。“Ｏ八三基地”一直保留。

　　贵州管理局下属有２２个企业、４个事业单位，加局机关本身共有工程技术人员、职工约３万人。这些单位分布在都匀巿、凯里市和遵义巿。　　

　　这２２个企业又分属电子部雷达局、机械局、仪器仪表局等四个部门，基地管理主要是党的关系属地化管理，工作性质机关化。

　　我到机关后，被安排在管理局纪检组办公室，干事。

　　基地（管理局）主任崔振江，基地（管理局）党组副书记兼纪检组组长刘清泉。分别是１９３８年、１９４１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此时都已到离休年龄，正在办理手续中。

　　纪检组尚未配副组长，仅一名叫祝雪元的、１９４９年４月参加革命的老同志负责，原是凯里红云厂组干科长，去年抽调上来的。祝雪元是浙江省萧山人，相当高中文化，说话干脆利落，不喜欢工作拖泥带水。对我到纪检组工作，他表示满意。

　　就这样，因为我自己的一纸《申诉书》，彻底砸碎了我苦苦经营了将近十年的“教师”营生，砸碎了我梦寐以求“当教师”的美好愿望，但是“好马不吃回头草”，我没有后悔。我虽然仍然热爱着教师的职业，因为我认为，那是一个神圣而伟大的职业，“教书育人，责任重大”，而且也是自己天天进步的一级、一级神圣的阶梯，你要教好学生，你就得不断地学习、补充“营养”，不断去更新自我，干到老、学到老。人生本来就是“学无止境”。而其他一些职业，往往是将原来学到的那些知识用光了，耗尽了，你的人生也该到终点站了。

　　在我到机关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南华厂厂组干科长揭子章，曾想通过私人感情找我，劝我回到工厂，说回去让我当宣传科长。我没有答应他。

　　现在我又到了一种新的环境，面对的是一种全新的工作，我的态度是继续努力的工作，向老领导、老同志学习，从新的起点开始，争取尽快熟悉工作。我在机关单身宿舍安下床铺，每天提前到办公楼上班，打扫楼道卫生。从一点一滴做起。

 

 第五十章　　蕴玉

 

                               作者：陈　泰

  　我被借调机关工作，家中就蕴玉一个人和儿子小杰，她也是一个“积极上进”的人，从不愿落在别人的后边。

　　儿子小杰已虚１１岁了，上四年级。我基本上从在新疆六团一中带上班后，就没有管过小杰的学习，一切都是蕴玉在管。

　　这一次我一个人到机关，一般是每星期六下午回去，然后星期日下午又回机关，回去也是没有多管小杰，所以，他的学习一直跟不上，不理想。

　　有一次算术没有考好，又上课不遵守纪律，蕴玉知道后，跑到四年级教室，拿起一捅煤炉的铁杵，追着小杰要打他。要不是其他老师拉住，还不知会是什么结果。

　　但是她对自己所教的班级却很用心，对那些学习不好的同学又很耐心。

　　再说她的那病，在１９８０年内又先后犯过４、５次，就没有再犯。一直到过了几年后才又继续，不清楚是什么原因。

　　前面讲过，蕴玉初中毕业后，在家待业两年，先是她姐所在一家工厂招工，她都参加检查了身体，就等通知，可是她偏偏喜欢上那支疆知青的一身绿军装，加之几个中学同班的闺中奚玥蕴等好友一起嘀咕，以及她在京工作的二哥来信表示支持，几经周折她才从老父亲手中骗得《户口簿》，匆匆到街道居委会报名，随大部队踏上去新疆的火车，分配到六团一连任副班长。经过多年的锻炼，上海人那种小家碧玉的性格，完全磨去，成了一个不怕苦不怕累，能吃苦耐劳的人。由于在新疆挖大渠时的劳累，一到中间休息，就地倒地上，落下一身风湿病。一到天阴就浑身骨头架子像散了一样，从里往外感到凉丝丝的。一到冬天手脚冰凉。而这种由惊叫开始继而抽风的病又不是先天性，无家族史，就真的说不清是什么了。

　　不过，经多次犯病，她整个人的性格似乎也发生了变化：急躁、任性，或者说有时有点叫“无理取闹”。

　　但是，十多年来，在当上小学教师后，蕴玉也是将一颗心完全溶合在自己的工作中，对待班里的同学如同对待自己的亲生，甚至要超出。她经常带一些小朋友到家里吃饭，将家中一些小孩穿不下的衣服送给这些孩子。

　　她班里的同学都很喜欢她。

　　１９８４年７月，经小学部老师推选、工厂党委批准蕴玉为“优秀教师”，参加了“全国三线优秀教师暑期杭州点”、于杭州基地教师培训中心组织的夏令营活动，暑期带儿子小杰一起去了杭州参观游览，结束后顺便又去了一趟上海家中。

　　所以，回到贵州后不久的１９８４年１０月１１日蕴玉的老父亲去世，真是让人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兄姐们等丧事办完后，才来信告诉她。

　　说起她老父亲的去世，也是让人很伤心的。

    蕴玉的父亲原是上海Ｘ畜产进出口公司会计。一生辛劳，共养育了九个孩子，三男六女。几十年来，一直与金姓人家同住在武进路一幢楼的四楼、不足３０平米的公房内，公用厨房、阳台，没有厕所、洗澡间。蕴玉母亲１９６２年因病去世，因家庭儿女多，生活困难，蕴玉的父亲将老家南通的两间祖房廉价卖出。儿女长大以后，他也老了。后来与在江苏大丰插队后回城的小女儿住一起。女儿女婿每天是早上６点出门，晚上６点进家，７０岁的老人每天早晨５点不到就起床到菜场买菜，回来还要烧，晚上等女儿回来吃。１０月１１日这天，老人似乎有点感冒，没有早起。女儿、女婿上班还给他打招呼：“当心点。”

　　不想，到１０点多钟，邻居金老伯见没有动静，在阳台的窗户往里一看，只见蕴玉的父亲趴倒在地上，那便桶也倒翻在地。

　　金家老伯立即冲进房间，拉起蕴玉父亲，只见人已有点僵硬。他马上给小女儿厂里打了电话。

　　等在上海的几兄妹回到家，老人已真的走了。他一生生养了９个儿女，可是他临终却身边没有一个人......                         

 

  第五十一章            一块心病

 

                          作者：陈　泰

    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干部处下了调令,我于１９８３年１正式被调入机关工作。

　　我到纪检组不久，原先在纪检组工作的两人，一个是刘副书记的老伴曹玉梅，一个叫周友贵。两人先后走了：曹玉梅办理离休手续休息了，周友贵调到生产处去了。

　　办公室办事员就我一人。从到机关，我的主要工作是熟悉情况，学习有关政策、学习纪检业务。

　　开始，老祝（当时，干部处程干事带我到纪检组报到，她给我介绍时就让我叫他“老祝”）带着我一个厂一个厂地跑。基本上上半个月一次都匀，下半月一次凯里，反正机关派车。回来就要出《简报》。

　　都匀这边有９家工厂、一院（３２０医院）一校（都匀技校）一站（通讯站），及三代管单位“两所一库”：３７研究所、３８研究所、云贵物资供应库；凯里那边有１０家工厂，也是一院（４１８医院）一校（凯里电校）；再就是遵义那边南北镇有两工厂，从开始筹建至今未验收的单位。

　　后来，纪检组又从都匀红旗机械厂借调来一个同志，叫陈立新的，我们就两人一起跑厂，了解单位党风党纪情况。

　　此时也正是全国范围内开展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对走私、套汇、投机倒把牟取暴利、盗窃公共财物、盗卖珍贵文物和索贿受贿等经济犯罪活动严厉查处的时候，当时基地有两个案子在电子部里挂了号，已基本处理完毕。老祝还是让我多多了解案情，可当时我对此一窍不通，把案件卷宗拿出来，翻半天就是看不出问题。我很着急，找老祝：

　　“老祝，我怎么真的看不出问题。”

　　“让你看，是叫你学点东西，往后遇到这类案子，就要我们自己出面处理了。”他还告诫我：“打击经济犯罪是一个长期的，我们要多学习，才能把握战机；现在机关各部门人员都不多，但工作是多方面的，就要多看、多听、多学。对每个工厂的党风情况都要了解。”

　　不久，机关要在各部门抽人组织对下属企业单位进行“企业整顿验收”工作，老祝也让我参加了验收组。

　　这样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地的跑，坐下来听汇报、翻资料、查报表、召开座谈会，将近一个月时间下来，我就熟悉、掌握了不少关于单位的情况，对各单位的领导也熟识了不少。

　　蕴玉从杭州“夏令营”回来，说起老父亲和家人还很高兴，不想一个多月后，接到上海哥姐“父亲去世”的来信，一下子就是接受不了，哭的天昏地暗，主要因为当年去新疆是蕴玉欺骗了自己的父亲，骗得户口，而父亲当时是死活不让她去的。至今内心对父亲感到有愧。

　　我一边抹泪，一边只有劝她。

　　当然，这里边还有一层缘由，这也是积聚心头多年的一大块心病：

　　其一，就是当年去新疆的一批上海知青，现在大多返回了上海。因为我不是上海知青，蕴玉就回不了上海，但按政策，自己的独生子是可以将户口报在上海，可是却没有能实现这一愿望。

　　其二，就是一些上海知青虽然当时没能回上海，但退休后，大多数人也都回去了。而因为家中没有房子，同样是没有办法回去。现在父亲走了，这以后回上海，只能是到别人家，这里住一天，那里住两天，完全是没有了家的概念。

　　她越想是越伤心，我劝也是劝不了的。只能说：

　　“只要我们俩好，我们自己各方面过的好，身体好，就行了，贵阳也不定就比上海差。”

　　只不过当时也还只是处于一种矇懂的感觉，只觉得父亲不在了，“家”也没了，这上海也再不属于自己了。

   怨谁呢？只能怨自己，自己的命不好，是天意......慢慢蕴玉也似乎想通了。　　　　　　　　　　　　　　　　

　　

 

 第五十二章 　“振华公司”

 

                          作者：陈　泰

    １９８４年国家机构改革在逐步展开，国务院所属部委直属机构和办公机构，由原１００个裁并为６０个，其中，原５２个部委裁并为４１个。电子工业部新的领导班子决定“电子部贵州管理局”整体下放贵州。

　　６月，原任电子工业部部长江XX同志在调任上海巿委书记前来到贵州考察工作，他的足迹遍布“管理局”每一个工厂，每一条山沟，每到一处他都要和该单位的领导促膝谈心，谈经济发展，谈改革开放、谈光明前程。他和原管理局领导深切交谈了“管理局”改制为“公司”的发展方向，提出了很多宝贵的建设性意见和指示。“中国振华电子工业公司”的雏形就此孕育而生。一切申报工作和成立公司的手续在紧张有序地进行，公司在国家工商总局登记注册，公司在国家经贸委“计划单列”等一切享受优惠的文件已经批复。

　　１９８４年８月８日，中国振华电子工业公司在贵州省都匀巿正式挂牌。国家有关部委、贵州省领导、省有关部门及地方各部门前来贺喜。公司总经理徐英莲、党委书记温新望及所有公司领导一个个笑逐颜开，忙碌着接待客人，应酬着记者的拍照、采访。

　　在公司成立的同时，公司领导决定在深圳成立振华（深圳）公司,负责对原在深独资、合资公司的管理。

　　振华公司的成立，打破了原来的管理局单一的管理方式，而实行“人、财、物、债、权、利”的统一管理模式。可以放开手脚，大干一番。

　　这时，原纪检组也正式更名为“中国共产党中国振华电子工业公司纪律检查委员会”，就等贵州省纪委批准。

    其间，因为人少手，公司干部处商定借我跑一趟北京，到“国务院港澳办”为公司副总经理陶炎生办理去香港的“出国”手续。

　　那天正是星期六，徐总经理要回新云厂。她原是新云厂厂长，原基地主任崔振江离休后，徐英莲被调任公司总经理，但她在凯里新云厂的家还没全部搬到都匀公司。

　　那时从都匀去北京，必须经凯里走湘黔化线－－京广线到北京。那天我坐上徐总经理去凯里的专车，然后又在她家吃了饭，在凯里公司招待所（办事处）取了票，晚上１１点上了去北京的车。

　　徐总经理，个子不高，人很精干，办事很细。是个工作雷厉风行的实干家。在她家吃饭的时候，他很关切地问起我的情况，当得知我爱人还在南华厂上班，她说：

　　“要想办法调在一起。四十岁左右的男同志，身边是一定要有个人照顾的。回去我给你解决。”她又说：

　　“机关工作是一个萝卜一个坑，人多了就会人浮于事、互相扯皮。所以，现在从上到下不是都在精简机构。这事待你北京回来后，你要给我提个醒，不然我事多，要忘记的。”

　　我连连点头、表示感谢徐总经理。

　　两天后的下午６点过火车到了北京。这是我有生第一次到北京，一出站就分不清了东南西北，一路问着坐公交车才找到了三里河招待所。第二天，连换了几辆车，到了国务院港澳办。只见那是戒备森严、一片树阴里一堵红墙弯曲向前，进了办公室，一个三十多岁的男子，头也不抬，说：

　　“那来的？这点小事还要跑到北京？不在省里办？”

　　一连几个问号，打的我稀里糊涂，我赶紧说明了我们是刚组建的中国振华电子公司，是省里让来北京的，等等。

　　他顿了顿，说：

　　“这样，你把材料放下，三天后来取。”

　　我一生轻松，放下材料，就直奔招待所，订了回程票。

　　那天晚上吃饭的时候，碰到了基地崔主任和他老伴老王（名王正），他们是去北戴河疗养，听说我已订了回程票，他说难得来一趟北京，为什么不玩玩，急着回去干什么。我说已订好票了。看我回心已定，崔主任就让人帮我找到一张“中南海参观游览票”。第二天我就一个人去了天安门广场，浏览了中南海、故宫，瞻仰了毛主席纪念堂。

 

　第五十三章　　一篇典型材料

 

                             作者：陈　泰

　　北京回来后，我们的主要工作仍然是跑厂，抓党风、抓典型。一方面自己组织写成《纪检简报》，上报电子部纪检组和贵州省国防工业办公室纪委。再，公司宣传部办了一份《振华报》。这“振华报”三字还是江XX部长在黔时，由公司领导出面请他亲笔写下的。我们跑厂的材料也有的经整理后在《振华报》发表。当时写的多的有华联厂、南丰厂、建新厂、永光厂等单位。多是写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和一些中层干部拒收红包的事。

　　１９８４年８、９月间，电子工业部纪检组武部长和干事纪敏玉的来公司检查、了解党风建设情况，当了解到八五一厂（华联无线电器材厂）领导班子从自我做起，抓党风、厂风，工厂经济效益大幅度提高的情况后，很感兴趣，即指示公司纪委组织材料，并上报电子部党组。具体任务就落到我的头上。不敢怠慢,我一头扎进工厂，翻阅资料、召开干部、群众座谈会，经过努力，终于写成材料《加强党的建设　端正党的作风》，经公司党委批准上报部党组、贵州省纪委以及下发所属单位。材料报部不久，来电要求修改。因原文是以八五一厂党委名义上报的，现要求改成第三人称报道稿。我就又化了两整天时间进行修改为《八五一厂抓党风 促经济 取得明显效果》经验材料，报部。

　　全文如下：

　　题目是：八五一厂抓党风 促经济 取得明显效果

    八五一厂位于贵州山区，是一家电子工业公司下属的接插元件厂，也是国家录音机定点生产厂。一九六六年五月筹建，一九七O年底正式验收投产。全厂现有职工一千六百多人，其中党员二百八十二人，设党支部二十三个。

    十年内乱中，这个厂派性严重，干部、职工思想混乱，生产基本处于停顿状态，年年完不成国家计划，从一九七O年至一九七车年亏损总额高达五百多万元。党风不正,严重亏损，工厂生产和职工生活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一九七五年，上级组织对八五一厂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工厂形势开始好转，这一年第一次完成了国家下达的生产计划。

    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下，八五一厂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领导班子齐心协力，团结一致，扎扎实实抓党的建设，端正党风，严肃党纪，使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得到恢复和发扬，广大党员思想政治素质不断提高，职工的精神面貌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党风、厂风明显好转，经济效益大幅度提高。一九七六年至一九八三年工业总产值以每年平均百分之二十点七的速度增长。税利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三十二点一，一九八四年人均税利二千八百一十五元，达到同行业先进水平，多次受到上级的表扬和奖励。一九八五年四月，这个厂的代表出席了贵州省党风建设先进集体、先进个人经验交流会。同年五月，在贵州省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上，这个厂被评为一九八四年度思想政治工作优秀企业。

    几年来，八五一厂党委从领导班子做起，扎扎实实地开展对党员的党性、党风、纪教育，以好的党风促进经济发展，提高了经济效益。

    端正党风 　从领导班子做起　在端正党风中,八五一厂领导干部首先严于律已，以身作则，狠抓班子的党风建设，他们先后制定了《领导干部必须遵守的八条纪律》和《加强班子思想作风建设的措施》，坚持“凡是要求群众做到的，领导首先带头做到；凡是要求群众不做的，领导首先带头不做”。现已离休的原党委书记张金旺，一九七四年从桂林调到这个厂后保持艰苦朴素的本色，常年和单身职工一起在职工食堂排队就餐，有时由于工作忙，去晚了，食堂饭菜卖完，他就买个凉馒头吃，从不搞特殊、占便宜。原厂长乔乃光多次去深圳、厦门、香港接洽生意，外商所赠物品回到厂后都如数归厂，丝毫不沾。近两年，工厂经济效益好了，职工住房条件逐步有了改善，但乔乃光一直住在条件较差的通廊式简易楼内。一九八三年，工厂三幢单元新房竣工，按分房条件给他安排了一套。乔乃光知道后，立即找到有关部门说:“我不去住，先安排别的同志吧！”他还叮嘱妻子:“我是领导干部，我们不去住，你也不要去看。”一九八四年三月，工厂又盖了一幢新宿舍，乔乃光分到二楼的一套住房，他坚持不搬，把房子让给了一位工程技术人员。他的小孩看到别人家搬新房，问:“我们家什么时候搬房子?”乔乃光笑笑说:“等全厂职工都住上了，我们再住。”四十九岁的乔乃光为工厂的发展积劳成疾，因患骨癌不幸于一九八五年一月病逝。

     端正党风    加强对党员进行党性教育 　　在端正党风过程中,八五一厂针对不同时期,党内存在的不同问题,采取多种形式,经常、及时、生动地开展对党员的党性教育。长期以来,他们以《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新党章、中共中央整党决定等为基本教材,对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分期进行了脱产轮训。一九八三年,这个针对党内存在的不正之风,开展了“怎样做一个合格党员”的教育。一九八四年为深入贯彻“边学边议、未整先学、未整先改”的方针,再次组织党员学习整党文件,进行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教育。从一九八O年以来,他们还大力开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经常开展读书演讲、歌咏比赛、文艺汇演、厂史展览和各种形式的为民服务活动和义务性劳动。

    通过一系列工作，广大党员进一步提高了共产主义思想觉悟，增强了党的观念，提高了端正党风，遵守党的纪律的自学性，党员在四化建设中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一九八三年全厂共评选出五十名优秀党员，三十四名党员被评为厂级五好职工。一九八四年全厂评选出五十四名优秀党员，五好职工中党员的比例也有提高。一九八五年上半年初评为五好职工的党员四十九名，占党员总数的百分之七。共产党员贺文长是已故厂长乔乃光的妻子，多年来，她积极支持丈夫工作，从不要求特殊照顾。乔厂长去世后，领导考虑她身体不好，又有两个未成年的孩子，决定将她调回四川成都她母亲身边工作，贺文长谢绝了组织上的照顾，她说:“老乔的工作还没有做完，我是他妻子，应该在他为之奋斗的八五一厂继续干下去。”

   端正党风 　敢于抵制　　纠正不正之风　　八五一厂党委对于党内存在的不正之风，不管来自外部的，内部的都敢于抵制和纠正。去年这个厂的服务公司在河北为职工联系了一个车皮水果，对方提出要额外支付手续费五百元。厂领导明确表示:“这种歪风，我们不能助长，苹果可以不吃，但党作风不能丢!”一九八三年，厂服务科主要负责人将上级机关分配给工厂的五台“飞人牌”缝纫机，私自分配给职工，他自己也得了一台，群众议论纷纷，厂纪委立即进行调查核实，责成这个负责人作了检查，收回缝纫机交工会按规定重新分配。一九八四年底，工厂部分职工听到外地有些单位给职工发了许多实物和补贴，思想波动很大，认为厂里经济效益好了，就应该多发多分，有的埋怨厂领导“稳重有余、灵活不足”,“执行上级政策太死，没有开拓精神”等等，这些思想对工厂的生产，工作带来一定影响。为此，厂党委首先统一思想认识，认真制定了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制止新的不正之风的各项规定，在全厂党员、职工中进行反对不正之风，防止资产阶级思想侵蚀，多为国家做贡献的教育。一九八四年，工厂在建房分房等方面，没有违反规定，没有随波逐流发实物、补贴，没有用公款请客送礼。工厂在抵制、纠正不正之风的同时，还认真注重发展生产，提高经济效益，关心职工生活。近几年来，他们不断改善职工住房条件，对职工子女入学、入托、房租、电费实行优惠。逢年过节，厂领导坚持去医院和家中看望病员和离、退休职工，使全厂职工安心生产、安心工厂,自觉地遵守国家政策法令，自觉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

   端正党风 　 促进经济 　 发展生产　　一九七五年，八五一厂采取一系列措施，进行初步整顿，使政治、生产形势有了转机。但到一九七九年，由于国民经济调整，这个厂生产任务大幅度下降，企业的生产能力不能充分发挥，职工有劲无处使，工厂又一次面临亏损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厂党委没有消极等待，安于现状。他们根据上级的有关指示，认真组织全厂党员和中层以上干部进行讨论，发动全厂职工提合理化建议，积极调整产品结构，狠抓民用产品生产，在很短的时间内，先后生产了电风扇、四位插座、电子计算器等十多个品种投放市场。同时，又在社会调查的基础上，承接了录音机芯的试制生产任务。厂党委对全厂职工进行了思想动员，厂领导、工程技术人员和全厂职工共同努力，从一九七九年九月起，仅用了一百天时间，就完成了一百七十余张产品图纸的测绘，一百二十七副模具的设计制作任务，装出ＬＸ--８０型样机二十台。一九八二年实现生产定型，开始大批量生产。一九八三年这个厂生产的录音机芯被评为电子工业部和贵州省优质产品。国家经委决定八五一厂为录音机芯定点生产厂。

    八五一厂在端正党风中，坚持党风建设与经济建设一起抓，把抓党风与经济效益挂钩，进一步促进了党风、厂风的好转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他们在一九八四年实现利润三百六十九万元的基础上，提出一九八五年实现利润五百万指标，至六月二十五日止，已实现利润二百五十万元，比一九八四年同期提高百分之四十三。

 

 

　第五十四章　      　中纪委按语

 

                          作者：陈　泰

 

　　１９８４年年底开始，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公司机关党委决定，在公司机关范围展开整党教育，要求“统一思想、整顿作风、加强纪律、纯洁组织”，要求每一个党员必须履行党章规定的八项义务，每一个党员领导干部还要具备党章规定的六项基本条件，对每个参加整党的党员必须确定“合格”、“基本合格”和“不合格”，最后重新进行党员登记和党员组织处理。

　　我们属于机关第一党支部，有组织部、宣传部、纪委、团委、工会及机关党委。在这次整党教育中大家都很积极，在认真学习文件、提高思想觉悟的基础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分清是非，纠正错误，纯洁组织。我１９８０年１０月转正至今，还是第一次参加这种活动。所以也事先认真写出《整党对照检查提纲》，然后在支部大会上宣读，接收同志们的批评。因为我是从新疆过来，所以对文化大革命的情况说得比较多，认识到文化大革命首先是一场内乱，给我们国家带来了灾难性的破坏，必须加以彻底否定，承认自己在文化革命中参与一派，参与了派性斗争，是完全错误的。对三中全会的表态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使我们党结束了较长时期以来的“左”的路线，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及时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四化建设上来，妥善地处理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许多重大问题，加强了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制定了一系列经济政策，把我国的经济搞活了，这一切都充分说明我们党的伟大，充分说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方针、政策的无比正确。

　　通过对对照检查，最后机关党委张高畅书记和老祝对我提出一些希望，主要是：对机关工作要注意总结、积累经验；要加强纪检的业务的学习，包括党建党史、纪检工作；要安心纪检工作，提高对经济案件的分析能力。

　　最后评定为“合格”党员。

　　到１９８５年５月，经贵州省纪委省纪干任（１９８５）３２号文批准：中共中国振华电子工业公司第一届纪律检查委员会成立，祝雪元任纪委副书记（正处级），委员有张高畅（机关党委书记）、王汉民（干部处长；此时，郭处长已离休，王从永华厂调来任干部处长）、于立燕（公司办公室主任）、唐元明（组织部干事）和我（为纪委专职委员）。书记晢缺。公司同时下文任命我为纪委办公室主任（正科级）。

　　此时，公司决定调蕴玉到机关财务工作。具体是在公司小财务，也就是对机关这一块，每月的工资及各种补贴发放，每月的各部门差旅费报销。因原来的会计已到退休年龄，原来的出纳就接手会计工作，蕴玉接手出纳。

　　这样，我们在机关一号楼一楼３室分得一套改造的小三间住房，并很快从南华厂搬了过来。这时，我们的小杰也转学到都匀二中上学。

　　这年春节，南华厂原来我带班的揭强（他已随他爸调去南京，这次他是来厂里玩；罗刚也已随父母回到东北）和彭涛、成海英、闫丽英等几人来给我拜年，送了一个瓷五子登科的弥陀佛。　我在家请了他们一顿。回忆往事，大家非常开心。

　　１９８５年１０月２８日清晨，人们还没起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各地新闻联播》节目里，传来播音员播读《中纪委推荐八五一厂端正党风经验》这篇推荐文章的浑厚的声音。整个国家，从边疆到南海、从工厂到草原、城乡、街道都响起这同一声音。八五一厂更是沸腾起来：“八五一上中央台了！”人们奔走相告，齐聚集到大操场上，聆听这来自中央的声音，聆听这篇报道自己工厂的事情，聆听这就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事情！同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工人日报》及全国各大报纸，各省报均在头版头条登载了《中纪委推荐八五一厂端正党风经验》材料。

　　原来，经我撰写的《八五一厂抓党风 促经济 取得明显效果》经验材料上报给电子部后，由电子部又上报给中央纪委，最后就推荐到全国。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加的按语说：

　　这里向大家推荐八五一厂从领导班子做起，端正党风，促进经济发展的经验。这一经验值得同志们特别是在企业里工作的同志借鉴。

　　这个厂在短短的几年内，面貌发生如此显著变化的事实，又一次证明：搞好一个单位，关键是要有一个好的领导班子。

十年动乱期间，这个厂派性严重，职工思想混乱，生产停顿，连年亏损，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改变这种状况，这个厂调整加强了领导班子。新的领导班子励精图治，齐心协力，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端正党风中从领导班子做起，狠抓对党员的党性教育，敢于抵制，纠正不正之风，以好的党风促进经济，发展生产，坚持在抓好物质生产的同时，不断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这样做的结果，提高了学员的政治素质和职工群众的思想觉悟，调动了他们建设四化的积极性，使全厂呈现出一派生气勃勃的景象。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54.jpg：

 

  第五十五章　　公交车上的艳遇

 

 

作者：陈　泰

　　１９８６年６月，领导派我去深圳，这是我第一次出差深圳，当时进出口黄武杰副处长也去出差，正好同路。但由于当时没有直达广州的火车，我们选择了坐火车到广西玉林后，改坐长途公共汽车夜车去广州，再火车往深圳。

　　由于我的不小心，在公交车上被小偷划了包。这事在我退休后，赋闲在家，就上ＱＱ、上博客，写下一篇短文《公交车上的艳遇》，不想文章在《小说阅读网》上发表后，遇到一点麻烦：一个“pm - xt９８”的人指责这篇文章是“庸俗的作品”，说：

　　“这样的文字其实要称为作品很难，通篇用平淡而又无味的笔调述说了自己上公交车被偷的过程，而且冠以“艳遇”的题目，使本来就缺乏底蕴的一点材料更显无足轻重,真是不知所云，或许整篇还不如站到马路上叫一声“上车当心小偷”来得有份量......真是俗不可耐。”

    我真不清楚，这一个亲身经历的小故事，本来写出来就是为了逗个乐，却为什么惹怒了这位素不相识的“先生”？

　　但是也很奇怪，这篇小文发表后，至今仍被《文学博客网》评为“推荐博客文章”，点击数达9557多人；《小说阅读网》点击数也已高达26804多人。

　　下边，将原文转录于下：

　　１９８６年６月,我在贵州省都匀巿某单位工作。

　　一次，我和一个同事出差去深圳，由于级别低不能坐飞机，当时又没有直达广州的火车。我们选择了坐火车到广西玉林后，改坐长途公共汽车夜车去广州，再火车往深圳。

　　这是我第一次去深圳出差。这时的广州、深圳，都已经是开放城市，走前，老伴一边给我开玩笑，说：“到那边要当心，不要花了眼，被苍蝇蚊子叮了。”一边为我做准备：一些重要文件资料和专门到深圳穿的衣服还有出差用的钱，别人请代购物品的钱合计有几千元，全部放在了大提箱里，外边的锁链上还加了锁。手提公文包里放些不太重要的东西，以及喝水杯和洗脸刷牙工具。还有准备下火车购买汽车票和路上用于零花的钱就塞在了裤腰上的表袋里，也有三百来元。

一切准备就绪，我们俩就上了火车，在车上睡了一觉，相安无事。第二天下午到达玉林车站。

我俩下火车出站后，经人指点，不远处就是公交车站，正有一辆准备开往长途公共汽车站的车。只见车厢后边已挤满人，前边还有空间，我俩就上了车，这时有几个原先蹲在车下门边的三、四个衣着整洁的人也随我们后边跳上了车，车厢里一下子人挤人，成了沙丁鱼罐头。

我被挤到靠车头前面，我的同事被挤到中间。后上的有两个小伙挤靠在我身边，一高一矮将我夹在中间，两只眼睛在四下里张望。我没有在意，一手护着大提箱，一手提着公文包，努力地使自己平稳站在那，心中在想：上了长途汽车就快了，明天早上到广州中午就到深圳。心中似乎踏实不少。

“轰.....”公交车一阵轰鸣开动了。

“旅客同志们,大家好。现在开始售票。”售票员热情招呼大家,又说：“刚上车的两位同志，请将你的大箱放到我这,我给你们看护。”只见那售票员站在那，笑容可掬，身边的座位上已放了两个大行李包。我也就放心地将大提箱交给了她。内心感到一阵温暖、一阵感激。

这时，大提箱交出后，感到轻松很多，我右手向裤腰边摸着，想掏钱买票。站到中间的我的同事说：“我买吧。”

车在飞快向前走着，路两旁的梧桐树“唰唰”的向后倒去。

一会，车速明显低下来，前边在修路，路的右侧堆积着一堆堆的沙石，路基也不平整，公交车东倒西歪，车厢里的人也前后左右晃荡。

虽然，公交车坐了多次，但那多是在巿区大街上，平滑又整洁的道路，心中也是很平稳的感，而这颠来晃去让人有点神魂颠倒，我用手紧紧握住扶杆，两眼紧盯着车前的大玻璃窗外，看那些挖沙填路的工人。

不一会，我感觉脚底下有人在用劲踩我的脚，我侧过头一看，见挤站在我边上的是个衣着时髦的女子，穿一件粉红色的衬衫，大约有２４、５岁，她也是一手拉着扶杆，正盯看着我，两眼珠转动着好像要跟我讲话，而且很急迫的样子。这时，我不敢多想，也不敢多看，赶紧侧转过头，将腿向自己身边收拢一些。可又紧接着，这个女子又用手狠狠地按在我手上。

我近乎有点气愤了：“这开放也太大胆了，这不明明在挑斗？”我脑子飞速在转，但又不敢发作：“大概是碰上鸡了，不要理她！在这人生地不熟的场所，你若举止不端，那将后患无穷！”我警告着自己，立即将手抽了回来，往下拉扶杆，有点恼羞成怒的样子，两眼继续瞪看车前的窗户。

车行了大约有３０分钟，在半道上停了下来，挤站在我两侧的两小伙和挤到中间的有四个人下了车，车松散了许多。这时，那时髦女子又像要开口给我说话，我立即向侧面挪动了身子，背对着她。

车又一路颠簸，终于停了下来：到长途公共汽车站了。

我俩提着大提箱，来到售票口准备买票。我伸手一摸，惊呆了，我的裤腰上表袋被划了个大口子，里面的钱.....没了。

我这才想起那刚下车的三个小伙，想起那用脚踩和用手按我手的时髦女子，这时才明白：原来她那想跟我讲话转动的眼珠是在告诉我有人在偷我的钱包。内心一阵气愤、一阵感激、一阵内疚......

虽然二十多年过去，但那公交车上遇见的时髦女子的面庞还时不时在我脑海中显现。

 

五十六章          母亲来匀

 

                        作者：陈　泰

其实这次去深圳，我是带着特殊任务。

原来，１９８６年年初，公司徐英莲总经理带了７、８个人去香港考察，在从香港返回深圳时，在文锦渡海关，其中经贸处副处长孙文才因携带违禁书籍《龙虎斗》被香港警方“扣留”，徐总经理是带队的，也被“滞留”，为此徐总经理大为光火，回来后立即让纪委查处。

经公司纪委查实，报党委批准，决定给予孙文才党内严重警告、行政降级处分。

《处分决定》下来后，徐总经理又指示，由纪委派人去深圳窗口单位宣读对孙文才的《处分决定》，进行党性党纪教育。

经研究，由我去深圳。后来就发生了在公交车上被盗的事。但我还是安原计划到达深圳。在振华（深圳）公司，找到王松经理，作了初步安排。由于单位多、党员少，不集中，工作任务重等原因，只好抽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在振华（深圳）公司办公室，由我传达了《处分决定》，同时就“严格党的纪律”给大家讲了一堂“党课”。

在深圳住是在“公司”招待所，吃在“公司”食堂。炊事班班长罗强是我原来单身一人到机关时同住一寝室的朋友，８４年调到深圳，他一见我，很高兴。以后每天我去吃饭，他都让我坐到里边，亲自给我打好饭、菜。等到最后我要离开深圳，找他结账时，他对我一笑：

“干什么哟，看不起人了吧，你老哥子来，我小罗招待一下也不行。”

我硬要将钱塞给他。他有点生气，说：

“搞纪检的也是人，也要吃喝的，我还没请你下馆子，就这粗茶淡饭，值几个钱？还讲廉政，你臭摆！”

后来，办公室还安排我去了一趟沙头角。

那时候，香港还没有回归，去沙头角中英街，也就好像出国，要办出入签证。

在中英街，就是那么很普通的一条街，但是一边中国，另一边却属香港－－英租界。而路的中间并没有明显标示，但如果你走偏了，也有大胆的，一下窜到对面的商铺，就会有警察出面干预，要是还不听，那你就一定会有大麻烦。

我只是走走看看，在一些小铺上买了些香皂、味精，那些商店里金货琳琅满目，我因为没有任务，也只是看看。

从深圳出来，又到公司设在广州的“华丰”公司待了几天，同样由我给全体党员传达了《处分决定》和给他们上了党课。

当时公司办公室方永家主任的老伴也在广州“窗口”，她就陪我去吃早茶，逛商场，在一家商厦，她帮我挑选了一件色彩鲜艳适合蕴玉穿的衬衫，带回后，蕴玉虽嘴上讲“好”，但压在箱底，几十年也没穿一次。

然后就从广州坐上往湖南怀化的火车，再由凯里返回都匀。

不久，我接到从上海打来的一个长途，是我弟打来的。他说，他和厂里一个同事去昆明出差，从上海走要经过都匀，母亲表示要跟他一起到都匀来。现在人已在上海，已买好了票。我给他说：一定要照顾好母亲，要给她买卧铺。弟说：就只给妈买到一张卧铺。我说那好。

我很高兴，母亲一生辛劳，苦了大半辈子，一生中没出过远门，这次她是下了很大的决心到我这来，而且，我２０岁就去了新疆，从来没有赡养过老人，这一次她能来，我一定要好好对待她。但蕴玉似乎有些感到突然，因自１９６２年她母亲去世，这二十多年没有和老人一起生活过，怕不习惯。

实际上，说起来我母亲对蕴玉的印象很好。我曾在一篇题为《三张旧照片》中记述过，１９７０年当时我在新疆农一师大河沿参加“工宣队”工作脱不开身，蕴玉一个人回上海探亲的事，我这样写道：她回到上海后,不顾别人的闲言碎语（由于历史的误会和旧的习俗,上海人忌恨苏北人,妇女不愿与苏北人通婚）,第一次一个人带上礼品作为未过门儿媳妇登门去苏北姜堰见了我父母双亲，她到了苏北也不顾言语的障碍,每天坚持跟母亲去菜场买菜,下河边洗衣。二老见了都很高兴，笑得嘴巴合不拢。

说好车次，算好到都匀的时间，大约是正午时间，我和蕴玉在公司车队要了个车，都到车站外出口处等待。

火车正点到达，只见母亲和弟及那同事三人出来了，坐上车回到家中。

我弟第二天正午坐同样车次火车去了昆明。

母亲这儿看看那儿望望，高兴得嘴巴合不拢。此时我们的小杰已考取都匀技校，在上学，住校，平时不回来。母亲就睡在外间小杰的床上。星期六小杰回家也就跟奶奶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