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如果是老邓是一个“老知青”的话，小邓就是一个“小知青”，1970年他插队时才刚刚满16岁。小邓的大名叫邓卫东，邓卫东这个名字显然是文化大革命时改的，带着那个火红的革命年代的火红特征。至于他原来叫什么名字我们都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了。倒是他后来被取的外号——“邓鸡婆”越叫越响亮，以至于他那个很有些红卫兵英勇造反气概的正式名字——邓卫东却没有多少人知道了。我们下面都用小邓的外号——“邓鸡婆”来继续我们的故事吧。
邓鸡婆出身于一个传统的产业工人家庭，是那个年代人人羡慕的红五类家庭，他们家从邓鸡婆父亲的父亲起就在铁路上当工人找饭吃了。
邓鸡婆的父亲是铁路分局机务段的一名技术工人，他对各种型号蒸汽机车的结构都了如指掌，人们传说他只要听见蒸汽机车从他面前经过，哪怕是蒙住他的双眼也可以准确说出是什么型号的机车，更加令人叫绝的是他还可以准确听出这部蒸汽机车有没有毛病，什么地方有毛病。但是，邓鸡婆父亲唯一遗憾的是没有多少文化，连字都认不了多少个，是一个凭老经验在单位上非常吃香也颇受人们尊敬的手艺非常高超的技术工人。
邓鸡婆的爷爷和父亲都是北方人，解放前在平汉线和陇海线上都干过，解放后随着宝成铁路的修通，邓鸡婆的父亲才调到四川来工作的。邓鸡婆的父亲从小就跟随他的父亲在铁路上找饭吃，该上学读书的时候由于他父亲挣的钱不够养活他们一大家子人，所以，邓鸡婆的父亲每天天不亮就得到蒸汽机车卸煤灰处等着与其他同样大小的孩童一起抢拾未燃尽的煤核，再大一点就开始进工厂跟着他的父亲学起了手艺，当了一名只管饭的学徒工。就这样，邓鸡婆的父亲没有上过一天学，尽管有非常精湛的手艺，却没有文化。解放后，邓鸡婆父亲纯正的产业工人血统和精湛手艺得到了领导和工友们的赞赏，年年都被单位评为先进工作者，再加上那时工人阶级，特别是产业工人是非常受人尊敬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都很高。邓鸡婆的父亲经历过解放前常遭人白眼的低下的社会地位和贫穷的生活，解放后他是真正感到新旧社会两重天，感到自己成了国家的主人。因此，邓鸡婆的父亲对领导的话，特别是那些以党的名义的领导们说的话和报纸上的号召是奉如神明，他是那种党叫干啥就干啥，一心一意听党话的老实工人。1970年，邓鸡婆刚满16岁，也就是刚到知识青年下农村的最低年龄，邓鸡婆的父亲就积极响应号召给邓鸡婆报了名。
其实，那时邓鸡婆还只是一个小学都没有真正毕业的没有什么知识的“知识青年”。由于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邓鸡婆才刚上小学六年级，还没有来得及上一天六年级的课就开始了停课闹革命，后来的几年学校实际上都处于瘫痪状态，1968年才又开始了所谓的“复课闹革命”和“军训”，紧接着就开始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学基本上都没有招生，所以说，邓鸡婆不但没有进过一天中学的校门，不能算中学生，而且由于他们那个年级实际上并没有真正上过六年级的课就开始了文化大革命，因此，他连一个真正的小学毕业生都算不上。
邓鸡婆插队的第一天我就见到了他。那时，邓鸡婆是一个还没有发育成熟的大男孩，实际上他还刚刚才开始发育，还处在变声期，他说话的声音还是人们常说的“公鸭嗓”。1·6米多一点的身高，只有80多斤的体重，没有多少血色的窄条脸上的两个还算大的眼睛总是有些惊恐地看着周围，穿着一件可能是他父亲的显得有些松松垮垮的大棉工作服，过长过大的裤子的裤脚挽了一大节起来，头戴一顶洗得有些发白的铁路职工的工作帽，脚上穿一双翻毛的旧铁路职工的工作鞋，背着一个打的不怎么规范的鼓鼓囊囊的铺盖卷，手上还提着装满了洗脸盆、水杯和一些乱七八糟东西的大网兜。我见到邓鸡婆时他正由大队书记领着往3队走。
“龙书记，你是不是又领了一个知青来？往哪个生产队领？”我一边挑水一边问大队书记。
“哦，小廖嗦。到你那儿讨口水喝，歇会儿脚。今天一早我就到公社去领的这个知青，忙到现在水都还没有喝一口，”大队龙书记边往我的住处走边指着邓鸡婆又说：“这个娃儿是才下来的知青，安排在3队。”
到我那儿坐定后，龙书记喝着我递给他的水向邓鸡婆介绍着我。“邓卫东，他是2队的知青，比你早下来一年。他现在已经是生产队的全劳力了，你以后要向他好好学习哦。”
邓鸡婆有些腼腆的看着我笑笑，点一点头，算是招呼过了。然后拿出一包香烟请龙书记和我抽，他自己也不熟练地点燃了一支香烟，猛的吸了一口，香烟呛得他使劲的咳了起来。邓鸡婆边咳边语无伦次地说：“谢谢老大哥，谢谢老大哥。以后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一定请多指教，多指教。”
我看着邓鸡婆那单薄的身体，有些担心地问龙书记：“3队只有他一个知青啊？他到那儿去适不适应得了哦？你们这些领导可能以后要多操些心啰。”
我向龙书记表示关心邓鸡婆的话还能有说完，邓鸡婆却表决心似的抢先说了起来：“龙书记，您放心，我是遵照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号召到广阔天地来扎根，来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我的爸爸也说了，就是要我到最艰苦的地方去锻炼，和贫下中农打成一遍。龙书记，我是一定不会让你们失望的。”邓鸡婆说到这儿，激动得脸都涨得通红，眼睛里也透出一种战士就要冲锋陷阵前的那种期盼和某种不安。
我听了邓鸡婆的这一番表白以后看着龙书记笑了笑，龙书记也面无表情地说：“好，好。有这种决心就好。主要是看行动，看行动。”说着就提起了邓鸡婆的那个大网兜，说：“走吧，时间不早了，早安定好早好，走。”
邓鸡婆被安排在3队的保管室内住，3队的社员在保管室的一个角落里给邓鸡婆隔出了10多平方米的一小间当他的住房，两根板凳上搭了几张木板就成邓鸡婆的床，由于3队没有多少水田，谷草很少，邓鸡婆只好用干胡豆杆子垫在床上当床垫。生产队在保管室的屋外给邓鸡婆砌了一个灶，给他找了一个锅沿缺了一个口子的铁锅。邓鸡婆就这样开始了他的人生第一次的单独生活。
在邓鸡婆临下农村前，邓鸡婆的父亲跟他长谈了一次。邓鸡婆的父亲首先从自己的家史谈起，实际上所谈的内容他是早就说过多次的了，邓鸡婆对此也是早就听得有些厌烦的了，不过这次的谈话还是让邓鸡婆听得非常感动，热血沸腾。
由于邓鸡婆的父亲积极带头响应号召，带头报名送自己的独生子上山下乡，他又获得了铁路分局颁发的奖状，使他满屋子的大大小小的各式奖状、奖杯中又增加了新的一张。紧接着铁路局的领导又叫他在全分局动员知识青年下农村的大会上发了言，后来在送邓鸡婆走的时候还给他的胸前戴了大红花，让他感到十分的自豪，他当众向领导们表决心说：“我一定要让我的儿子听党的话，让大家看看我们工人阶级的觉悟，我一定让我的儿子在农村这个广阔天地里干出个样子来，如果不干出个样子，我就不准他回来！”
邓鸡婆的父亲抚摸着满墙的奖状对邓鸡婆说：“我们家在解放前的情况我已经给你讲过多次了，你应该是非常清楚的了，我就不再多说什么了。你看看现在，党和政府是多么地重视我们，关心我们，我们家只有在新社会才能这样扬眉吐气，这样风光！我获得了这样多的荣誉，领导是这样的看重我们，我们一定不能辜负了领导们的期望。你到了生产队以后，一定不要怕苦。你想想，现在再苦还会苦过我们家在解放前过的日子吗？爸爸在解放后才算是出头了，你看看现在领导们是多么地看重你爸爸，这份荣誉你一定要继承下去。我们家是世代的产业工人，是领导阶级，你一定不要丢脸哦。我希望你以后的奖状比我的还要多。”
邓鸡婆也有些激动地说：“爸爸，请你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去做。我一定会在农村干出样子来的。我是不会丢工人阶级的脸的，请相信我，我也一定不会丢您的脸。”
“你下去以后，农民们干什么，你就干什么，农民们吃什么，你就吃什么，一定不要搞特殊化。尽量少回家来，最好在头一年不要回家来，你看行不行？如果你能够在农村给我拿一个奖状回来就比什么都好。”邓鸡婆的父亲爱抚地看着邓鸡婆说。
“没问题。过不了多久就是春节了，我已经想好了，春节前我就向全体知青倡议，留在农村过春节，和贫下中农一起战天斗地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你看行不行？”邓鸡婆有些激动地说到。
邓鸡婆的父亲高兴地拍着邓鸡婆的肩膀说：“好，好，好，太好了。这才是我们邓家的好后代，工人阶级的好后代！就这样办，我支持你！就这样说定了。”
邓鸡婆在3队安顿下来以后，开始了他的独立生活。一开始，邓鸡婆每天都跟着大家一块出工，由于邓鸡婆长得瘦小，而且又正处在发育期，生产队的重活他都干不了，只能跟那些半大小子们一起干活。其实，邓鸡婆连那些半大小子也是比不了的。有一天，我在矿上上挖矿，看见3队的人到矿山来背矿，邓鸡婆也跟着来了。3队的那些半大小子起码也能背将近180-190斤矿，但是邓鸡婆却只能背不到100斤矿。当邓鸡婆又上山来背第二背矿时我关心地问：“你刚才背了多少？累不累？刚开始做这种重体力劳动的时候要悠着点，不要背得太多了，山路也比较滑，要小心一点。”
“嗯，嗯。第一背只有90多斤。累是有点累，不过还可以坚持。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我一定会克服困难的。”邓鸡婆满头大汗地边往背篼里装矿石边说。
后来我听3队的人说邓鸡婆在背第二背矿时装多了一点，可能装了120多斤，他又没有“背搭子”，还没有把矿背下山背篼就把他的背给磨破了，还流了不少血，结果还没有背到目的地就给累趴下了，最后还是别人把他给扶了回去。
春节快到了，邓鸡婆果然没有食言，当所有知青都在忙着收拾行李准备回家过年时，邓鸡婆的“倡议书”由区党委下发了。“倡议书”倡议知青不要回家过年，留在农村和贫下中农们一起战天斗地学大寨，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
实际上猫儿坝的乡亲们每年春节前到大年过完时基本上都是在家休息，或者去走亲戚，生产队根本就没有安排活路。就是在春节前好长一段时间生产队也没有多少活要干，大家就是出工也是边耍边干。那里需要知青留在农村和贫下中农一块“战天斗地”？区上的干部们在当时的那种政治大环境下正需要有邓鸡婆这样的“倡议书”来挣自己的政治“工分”，所以邓鸡婆的“倡议书”一交上去，区上的领导们如获至宝，不但大加赞赏还马上将邓鸡婆树为了知识青年的先进典型。
当然，响应邓鸡婆号召的知青是寥寥无几，我也在收到邓鸡婆的“倡议书”的第二天就离开了猫儿坝回家过年去了。
几个月后的一天，我听龙志坤说邓鸡婆出事了，说他差点跟生产队的人打起来了，说还差点动了刀子。我忙问是怎么回事。原来，邓鸡婆果然是一个人留在3队过了一个孤独的春节，那儿都没有去，实现了他的留在农村跟贫下中农一起“战天斗地”的诺言，大年过完后他就跟着大家一起出工了。由于繁重的体力劳动和他正在发育的身体，再加上缺少油荤，知识青年刚插队的头半年国家供应的那点粮食根本就不够吃，邓鸡婆每天都感觉到饥肠辘辘。有一天在生产队开会时他在会上提出是不是能够给他补助一点粮食，生产队在研究以后决定补助邓鸡婆10斤豌豆，还特别强调这些豌豆是生产队的种子。其实，这在3队已经算是不错的了，一是3队还没有这种先例，二是3队在春风大队的4个生产队里是最穷的一个队，能在春荒时节拿出10斤豌豆来已经算是破天荒的了。
邓鸡婆在拿到这10斤豌豆后没几天就吃完了。而他的父亲在他插队前又跟他约定一年之内不准回家，不干出个样子来不准回家。他的父亲在这期间也从未给离他只有几十公里的邓鸡婆带过任何东西。在又一次的生产队会上邓鸡婆又向生产队提出要求再给补助一点粮食，结果生产队这一次没有再同意邓鸡婆的申请。在随后进行的评议工分时，邓鸡婆自己报8分，但是最后大家只同意评6分，有人还不客气地说什么就是6分都是照顾他的了，还说邓鸡婆连放牛娃都比不了，放牛娃都还只评了5分，他评6分高了。邓鸡婆听了人们这样当面评论他，很是放不下脸面，想一想春节前自己还是何等的风光，区领导的亲自接见，有线喇叭的表扬，让邓鸡婆似乎看到了就要成为先进典型的希望。然而，短短几个月后生产队的农民们却是这样评价一个刚刚才获得了区领导表扬的知青，这之间的反差太大了，让邓鸡婆一时接受不了。邓鸡婆有些脸红筋涨地站起来说：“你们不愿意补助粮食就算了，还说那么多废话干什么？我插队以来难道表现的不好吗？我就是饿着肚子发着烧也没有缺过一天工！说什么我连放牛娃都比不上，我不同意！简直是太踏谑人了”邓鸡婆边说手上还不经意地拿着一把水果刀舞了起来。
就这样，邓鸡婆一下子就与生产队的人们搞僵了，生产队的人们对邓鸡婆的态度也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有些人就把邓鸡婆当时手中无意挥舞的水果刀说成是持刀威胁，并且还加油添醋地反映到了公社和区上。而邓鸡婆也不再像刚插队时那样满怀革命热情，每天跟着农民们起早贪黑的出工做活路，而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想做活路就做，不想做就玩了。
那时，每过几个月公社就要将本公社的知识青年集中起来学习一次，每次大约一个星期。学习的内容就是两报一刊上的文章、社论，当然还有一个主要的内容就是对本公社的知青的先进事迹进行表扬，对落后的人和事进行批评。每次这样的学习知青们都在公社集中吃住，每天还能打牙祭，还要记工分，所以，知青们一般都不会放弃这样的好机会，知青们称这种学习为“吃安胎”。在邓鸡婆与3队的人发生矛盾后不久在公社召开了一次学习会。不过，不知为什么那次的学习会鸡婆没有参加。在例行公事地读完了报纸上的社论后，公社的那位李副书记在会上通报批评了邓鸡婆，李副书记是这样说的：“我现在通报批评这样一件事情。啊，啊。我们公社有这样一个好吃懒做的知青，上个星期我们公社有人在县医院看到这个知青到医院去卖血，卖了血一出来就到馆子里去吃回锅肉，还一吃就吃两份！简直是太不像话了！好吃懒做到了这种地步！这个知青刚下来的时候表现还可以，还发了倡议书倡议知识青年在春节时不回家过年和广大贫下中农一起战天斗地，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但是，人是会变的，俗话说‘学好三年，学坏三天’。这个知青就是放松了学习，放松了思想改造，认为领导表扬了就开始骄傲，结果发展到持刀威胁贫下中农！这个人是谁我就不在这儿点名了。啊，啊。不加强学习，资产阶级的那种贪图享受的腐朽思想是很容易侵蚀你们的。”
听李副书记这样一说，坐在台下的知青们都开始交头接耳互相打听说的是谁。我一听就明白了这是批评的邓鸡婆，我有些不满的告诉其他知青们李副书记批评的是邓鸡婆，我说：“李副书记怎么能这样批评人呢？邓鸡婆吃两份回锅肉又不是用别人的钱吃的，他是用自己卖血的钱吃的，是在吃自己的血！这怎么能叫好吃懒做呢？”
知青们听我这样一说，一下子就炸开了锅。一个姓刘的长得非常粗壮的知青跳起来问李副书记：“哎，哎，哎。我问你哦，你如果输了血需不需要补充营养？他是吃的自己卖血的钱！不像有些人那样吃的是老百姓的血汗钱！你咋个能说他是好吃懒做呢？”
其他知青们也七嘴八舌地表示支持，有几个知青的话说的更难听。“龟儿子你们这些人天天喝酒吃肉，就不叫好吃懒做嗦？他*的人家吃了一点自己的血钱就叫好吃懒做？狗日的还是不是人哦！”
“他*的啥子叫走资派？狗日的这就是走资派！没得一点人性。前两年这个龟儿子肯定是漏了网的，现在这个杂种皮子又开始肇痒了，又该收拾得了。”
“还是毛主席他老人家说的对，文化大革命七、八年要来一次。大家记到，下一次文化大革命来了就先整他狗日的。”
“说得对，说得对。这个龟儿子太坏了，大家记到，下一次不要放过他。”众知青七嘴八舌地小声议论着。
李副书记见会开成这样很是尴尬，他假装没有听见大家在说什么，匆匆宣布:“今天的会先开到这儿，散会。中午打牙祭，公社给大家准备了回锅肉，管够。大家敞开吃。”
听李副书记这样一说，平时肚子里缺少油荤的知青们一阵欢呼，大家的兴趣马上就转移到了中午的牙祭上面来了。
这次知青的学习会后大约两个月，我有一次到区所在地去赶场。刚到场口就看见围了一大群人，有人在那儿激动地喊着：“打，打，打死他龟儿子！老子好不容易从鸡屁股里头攒了几个钱，刚刚才拿到手，捂都还没有捂热就遭这个挨千刀的贼娃子给偷了。你们说气不气人？”说着这个中年男人又挥拳使劲地向被人群围着的那个人打去。
这时又有人拿着一块写了字的大牌子喊道：“让一下，让一下。把牌子给这个狗日的贼娃子戴起，把他拉去游街示众！”
加好友 
发短信
Post By：2009/7/13 9:29:00 [只看该作者]
[本帖被加为精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