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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知青生涯(之八)

十一、宣传队

一九六八年的冬天，我们在火车头插队的知青谁也没有回家，虽然大家都很想家，想念年过半百的父母，但大家似乎都抱定这样一个信念：考验自己扎根边疆的决心！谁也不愿做第一个回家的人。

我们插队的村子十分偏僻，离最近的农牧学校、小围子也有七、八里地。那时村子里还没有通电，家家户户甭说电视机了，就连半导体收音机都没有。公社给各家各户统一安装的小喇叭也只是用来传达毛主席的最高指示指示和和公社的指示的，冬闲时节村里没有什么娱乐活动，昏暗的煤油灯下什么也干不了。我们经常是一到晚上就早早脱衣钻进被窝睡觉，睡不着就想心事，或者是在煤油灯下找虱子。在内蒙插队的那几年由于缺水，卫生条件极差，一年到头也洗不上一次澡，不分男女同学，我们人人都长了一身虱子。虱子、虮子密密麻麻藏在内衣、内裤的衣缝里，只要衣服一穿上身，它们就爬出来贪婪地吸吮我们的血，咬得我们奇痒难耐。躺在被窝里，对着昏暗的煤油灯，用两手大拇指的指甲一个一个地把它们挤死，听着挤死虱子、虮子啪啪的声响仿佛也成了一种乐趣。

冬夜，难熬的冬夜……

一天晚上闲暇无事，吹灭了煤油灯我早早就躺下了，不一会儿就进入了梦乡。也不知睡了多久，忽然传来一阵阵欢快的歌声和笑声把我从睡梦中惊醒，声音是从最里间的女生屋里传出来。出于好奇，我们几个男生从炕上爬起来，从门框上的缝隙往屋里看去。只见王桂兰、路志乔她们几个女生正用毛巾围在头上，把自己扮成老太太和老头子的模样，在学唱“老两口毛选”。听着她们的歌声，我们几个男生也涌起了放开喉咙唱一唱的冲动。第二天我们大家便有了组成“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的想法。后来把这个想法和大队的负责人续开选一说，一拍即合。在那文化生活匮乏的年代，大队巴不得有人活跃活跃冬闲时节农民的业余文化生活。

我们这批人当中不乏原来班里和学校的文艺宣传骨干，能歌善舞。文革时期我们每天听到的文艺节目就是样板戏，几个样板戏的选段大家都是耳熟能详的，差不多每个人都能哼唱。经过大家的商定，演出的节目单很快就制定出来了。有男女生表演唱《老两口学毛选》；有自编自演的女生小合唱《咱村的好人好事多又多》；有男生表演唱《赶车老汉送粮忙》；有天津快板《三个美国佬》、《看戏》；有京剧沙家浜《智斗》、《斥敌》选段；有京剧智取威虎山《深山问苦》、《发动群众选段》；有京剧红灯记李玉和《刑场斗争》的唱段等等。压轴的节目是我们自己编的忆苦剧。忆苦剧的名称我记不清了，但剧情我仍然依稀记得。那是一个三代人的家庭。爷爷、父母、哥哥、姐姐和一个年幼的小孙女，他们租种了地主的几亩薄地，由于交不起地主的租子，地主先后逼死了爸爸和妈妈，只剩下祖孙四人相依为命，老爷爷也因此哭瞎了眼睛。为了逃避抓壮丁，哥哥在一个夜黑风高的夜晚逃走了，从此杳无音信。大年三十，有钱人家放鞭炮，喝酒、大鱼大肉的过年，而老爷爷祖孙三人却衣不蔽体，食不裹腹。正在这时地主、管家却带着打手到他家来逼租子，因为无钱还债，地主就指使打手枪走了大孙女，用来抵债。并把老爷爷和小孙女从他们栖身屋子赶出去。有钱人家过年，而老爷爷和小孙女却乞讨度日。终于有一天老爷爷也病倒了，为了不让小孙女再跟自己受委屈，只得含泪把小孙女卖掉。正在这时哥哥带着八路军打回来了。原来哥哥逃走以后就投奔了八路军。他们解放了老爷爷和全村的老百姓，枪毙了地主和账房先生，从此翻身做了主人……。

为了提高我们的演技，使演出的效果更好、更真实，大队特意派了四个人到扎兰屯的乌兰牧骑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去学习。到扎兰屯学习是吴晓英、路志乔、朱奎和我四个人一起去的。乌兰牧骑的演员们热情的接待了我们。认真的教我们演技，手把手的教我们化妆，借给我们地主和账房先生的服装、道具，我扮演的角色是账房先生，那次去学习使我获益匪浅。

经过半个多月的精心排练，节目终于排练成功。彩排时请大队的负责人、贫协代表审查以后顺利通过。演出的地点也定下来了，就在村西小学校的教室里。几十张桌子一拼就是舞台，拉根铁丝两个床单往上面一挂就是幕布。伴奏的乐器就那么几样，锣、鼓、鑔、口琴、两把二胡、一套笛子。没有电灯，三、四盏马灯往房梁上一吊就是我们的照明灯。演出那天全村的男女老幼都来了，教室里的人挤的是水泄不通。

王桂兰是节目的报幕员。当她宣布火车头知青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演出现在开始的时候，教室里立刻平静下来。随着清脆悦耳的笛声，自编自演的女生小合唱：咱村的“好人好事多又多”便唱了起来。歌中先夸奖了大队的负责人续开选，表扬了二队队长刘干才，还称赞了一队的老饲养员老房头……。伴随着歌声，歌中唱到的人都乐得合不拢嘴。

天津快板“三个美国佬”演的是三个美国兵在侵略越南时失败后的糟遇。三个美国兵分别由王学江、王根生和我扮演。王学江是空军，名叫“往下掉”；王根生是陆军，名叫“跑不了”；我是海军，名叫“捞不着”。我们三个人维妙维俏、诙谐的表演，引来全村社员的捧腹大笑。那时，一种信念在支撑着我们，是什么信念我也说不清楚，反正大家都有那么一股劲，感情都那么专注、投入，都把自己最大的潜能发挥出来，把最好的演技展现给大家。

在演出压轴戏忆苦剧时，教室里马上静了下来。随着剧情的起伏，社员的表情时而愤怒，时而激动。当剧情演到瞎眼的老爷爷迫于生计不得不卖掉小孙女时，小孙女凄惨的喊着“爷爷你不要卖掉我，不要卖掉我呀！”的时候，剧情达到了高潮。台上、台下只有哭声和啜泣声。“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忽然不知是谁喊了一声，打破了沉寂。顿时“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响成了一片！

记得在和平演出的时后，当忆苦剧演到大年三十晚上，地主、管家带着打手到老爷爷家逼债时，账房先生夹着算盘一进场时有一段开场白：“北风那个吹吹，雪花那个飘飘，大年那个三十，我要账去！”话刚落音，台下不知哪个苦大仇深的社员喊出了“你再要账，再要账我把你脑袋揪下来！”我扮演的正是账房先生，好在当时我演出太投入了，没有听见他的喊声，事后窦欣告诉我，我真有些后怕。他真的冲到台上怎么……？!

当剧情进入到八路军打进村子，解放了众乡亲，斗争地主和账房先生的时候，整个演出现场沸腾了。有的社员以为是真的斗争地主恶霸，冲到台前把我们围了起来，有的人甚至对扮演地主、账房先生的人挥起了拳头。我的背上也结结实实地挨了几老拳。

我们的演出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几天后，火车头大队知青点有个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的消息不胫而走，周围十里八乡的村子都邀请我们去演出。所到的村子一听说我们要来演出，都提前磨面，蒸好了馒头、花卷，杀鸡宰羊迎接我们的到来。那年春节，我们大队知青的宣传队先后跑遍了周边的前进、金星、和平、八五七农场和隔着边壕黑龙江地界甘南县的十多个生产队，我们所到之处，都给那里的社员带去了笑声，带去了欢乐。我们在精神上也得到了极大的满足。那年我们大家排练节目，表演节目都是无偿的，大家谁都没有要求队里给我们记工分。六九年的春节，也就是我们下乡后的第一个春节，大家都没有回天津，我们集体过了一个革命化的春节。

春节到了。天津的亲人们思念着我们，给我们邮来了糖果和糕点。淳朴、憨厚、爽直、好客的乡亲们看我们这些十七、八岁的孩子春节都不回家，纷纷给我们送来了鸡蛋、粘豆包。生产队里给我们送来了豆油和白面，还特意给我们杀了一只羊。那只羊好大，剥皮去了骨头和下水，光肉就有四、五十斤。羊肉吃过后剩下的羊油装了满满的一脸盆。女同学们嫌羊油太羶，谁都不愿意用它来炒菜，后来我们四个男生用它来炸了土豆片。我们四个人围着锅台边炸边吃，吃的别提多香了，可以说是有生以来最香甜的东西。年夜饭是羊肉馅儿饺子。初一的饺子，初二的面。天天围着羊肉转。那一年春节虽然是我有生以来在外面过的第一个春节，虽然年夜饭不像在天津家里的那么丰盛。门框上没有贴福字和对联，窗户上没有挂吊钱，没有震耳欲聋的鞭炮声，没有通宵达旦的熬夜，但那是我所过过的最温馨、最快乐、最有意义的一个春节，我至今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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