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林小仲杂感集（第一章）

原创文学作品

 

                  林小仲杂感集

            2006年12月 中国 北京

 

       目  录

 

       序

 第一章

回忆与思考

多少事昨夜梦魂中

 

1.四川我童年的摇篮

2.母校八里庄小学

3.北京师院附中

4.难忘的1966

5.大山中的清水涧

6.徒步长征去延安

7.首都中学红卫兵

8.湘江边上的日日夜夜

9.炮火硝烟中的清华园

10.“逍遥派”的日子

11.插队九年的知青岁月

12.生产队长

13.女俘

 

 

 

14.准备打仗

15.温都尔汗的震撼

16.美丽的呼伦贝尔，神奇的大兴安岭

17.当知青时的三次打架经历

18.消失在白桦林中的爱情

19.北京语言学院的临时工

20.雪莲牌羊绒衫

21.1981走进团中央机关大门

22.801的故事

23.访妈妈的母校南京金陵女大

24.中国青企协的“黄埔一期”

25.世界青年发明家展览

26.重返黑土地

27．多情的巴山蜀水

28.接待日本三千青年访华

29.巍巍井冈山

 

30.海南岛我祖祖辈辈生长的地方

31.鼓浪屿涛声依旧

32.筹备21世纪饭店

33.赴日本研修的1988

34.团十二大的会场组长

35.1989送别耀邦同志

36.1990中国招商国际旅游总公司

37.主持海上世界工作

38.香港之夜

39.忆冯军

40.组建华鹏大厦

41.神圣的耶路撒冷

42.我的弟弟、妹妹

43.我的姨和舅舅们

44.美国到处飘扬着星条旗的地方

 

45.呼伦贝尔情

46.送女儿去新西兰读书

47.如诗如画的加拿大之行

48.欧洲八国十五日游

49.2000年易经大师给我的梦

50.新疆纪行(285)

51.我眼中的黄土高坡

52.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游记

53.关于义和团的争论  

54.兵困蓝星

55.回师东三环

56.站在海参崴俄国太平洋舰队旁

57.情系鸭绿江  

58.轰然倒下的写字楼

59.汾河的水哗啦啦的流

60.2006再访枫叶之国

 

序

 

这本书六十篇回忆，既是难忘的往事也是杂感。书中收集的一百多首诗词是我人生历程中的一段感受，这些有违古诗词格律的小诗，多是我二十多岁知青岁月的记录。

我们这些被人们称之为“中国老三届”的一代人，有现代生活中大起大落、独一无二的经历。

我们出生在红色人民共和国初创的年代；

中国大跃进的浪潮席卷着我们不懂事的童年；

三年自然灾害忍饥挨饿的滋味对后人来讲似乎是天方夜谭；

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把一代幼稚的孩子拉上了与政治不解之缘；

震憾世界的中国文化大革命，将我们这些中学生卷入了历史的狂澜；

16岁时曾昼夜兼程徒步三千余里，寒风中从北京远征到圣地延安；

首都红卫兵风起云涌的历史留下了可悲的忠诚和被愚弄的光环；

1968年9月，我18岁时，与万千同龄人一起上山下乡，在草莽关东的北大荒，在美丽的呼伦贝尔草原，在绵延起伏的大兴安岭，在风雪严寒的黑龙江，我把自己九年的青春留给了那块难忘的黑土地。

随着温都尔汗历史性的爆炸，现代迷信在我们这一代人心目中骤然熄灭。在北大荒黑土地的艰苦岁月中，我们这些远离家乡，被政治遗弃的知青群体，除辛勤劳作外，靠的是民风纯朴的东北乡亲的帮助和中国文化做为精神支柱，顽强地生存过来。

回首往事，北大荒爬满虱子的炕席我们滚过，中南海，人民大会堂的红地毯我们走过。从社会最底层到中央机关，从中央机关到中央国有企业，从国有企业到民营企业，人生的酸甜苦辣，功名利禄，是非荣辱，悟来悟去还是觉得宋词里说得好：“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2000年10月我也曾编写一书，印出来送给朋友。本书删去了原书中的工作文稿和亲友文摘，增加了21篇回忆与思考。

这本书仅做为送给亲朋好友的小礼物，一件自己亲手编织的、没有工艺价值的小礼物。

 

林小仲

 

2006年12月于北京

 

第一章

 

回忆与思考

多少事昨夜梦魂中

 

人的一生在历史长河中不过是一瞬间，而对于一个人来说，却是无数个365天组成的日日夜夜。

童年的欢乐，少年的烦恼，青年的冲动，壮年的压力，宛如一望无际的大海上的波浪，潮起潮落，波峰波谷。海浪的奔腾、海风的呼啸、海鸟的啼鸣，在大海波浪推动下，人生的风帆奋斗着驶向理想的港湾。

我们有过“让我们荡起双浆，小船儿推开波浪，水面倒映着美丽的白塔，四周环绕着绿树红墙”的红领巾时代的梦。

我们有过“迎着太阳起，伴着月儿归，金色的学生时代一去也不复返，沉重的修理地球，是我神圣的职责”的插队时代的梦。

我们这一代人曾以前所未有的激情为我们的人民共和国奋斗献身，提起笔来想记录的仅是人生中的一些难忘的片段，有鲜花、绿树、白云，也有风浪、险滩、逆流。对那些曾经帮助过我的人们试图在这里表达感激之情，对那些亲密共事过的人们也在这里表达思念之意。

有人说怀旧是衰老的表现，我则认为能够不忘记历史的民族才是有希望的民族。当然在这里我追忆的仅仅是自己人生中一些难忘的往事，一段与自己民族历史相关联的人生经历。

我愿意追忆：“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我喜欢现实：“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

人的一生中有许多美好的回忆，那些难以忘怀、魂牵梦绕的往事，如今远我而去，眼前尽是车水马龙的都市喧闹，多少事昨夜梦魂中，还似旧时游北京：

在金秋十月烟花似火的北京街头；

在落日余辉下的故宫角楼；

在半池荷花绿波荡漾的北海公园；

在颐和园知春亭畔花红柳绿的昆明湖；

在层林尽染枫叶丹丹的香山；

在万竿翠竹幽静的紫竹院；

在松柏长青记录着历史年轮的潭柘寺；

在曾充满沸腾欢呼的工人体育场；

在民族伤痕累累的圆明园；

在记录着现代中国重要历史事件的长安街；

在飘扬着五星红旗的天安门广场；

回忆与思考，人文与历史，自然与社会，经济与政治，繁荣与贫穷，专制与民主，生存与发展，同时陷入了沉思。

一代人曾有一代人的辉煌，一代人也曾有一代人的故事，我相信我们的后辈会在一个更加重视发挥人的创造力的社会环境中，再铸国家和民族的辉煌，圆中华民族几代人梦寐以求的富强、民主之梦。

 

 

1. 四川我童年的摇篮

 

我出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北京的第一个金色的秋天。正当人民共

和国立足未稳、百废待兴之时，1950年始料未及的朝鲜战争爆发。我的爸爸、妈妈当时正在北京外语学院读书，如同万千热血青年一样，爸爸、妈妈相继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奔赴朝鲜参加了那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争。

年仅23岁的妈妈在赴朝参战之前，千里迢迢从北京把襁褓中的我送回四川老家。当时北京到四川还没有火车，蜀道难，几经周折，她先乘火车到汉口，而后逆江而上，乘船过三峡，然后再从重庆乘汽车回到富顺，颇为艰辛。妈妈为了他们那代人的理想，还是把嗷嗷待哺的我送到我的外公、外婆身边。

外公、外婆家在四川省自贡地区的富顺县。自贡是恐龙的故乡，自贡有上千年开井采盐的历史，有盐都之称。那里是丘陵地貌，漫山的竹林，星罗棋布的稻田，黄灿灿的油菜花，勤劳朴实的庄稼人，人杰地灵，美丽的巴山蜀水成了我童年的故乡。

我的外公胡学驹从小家境贫寒，年幼时丧母，但却是一个很有志向的人。做为家里唯一的男孩子，他很小就帮助父亲挑起了生活的重担，10岁进药店当学徒，17岁当兵走进了军阀混战各踞一方的川军队伍。凭着为人豪爽讲义气的性格和那份独有的灵气，在不很长的时间里，在川军里从大头兵一个台阶一个台阶提升，做到了独立团团长的位置，其间还在成都附近的中江县当过县长，在成都当过参议。

外公的军旅生涯流动性大，直到35岁才结婚。我妈妈在家中排行老二，上边有一位大她五、六岁的姐姐，下边有一个妹妹，两个弟弟。我妈妈和大舅舅在外公面前嘴甜，最受宠爱。外公、外婆带着他们先后出生的五个儿女，有很长一段时间住在成都，我妈妈的小学生活基本上都是在花重锦官城的成都度过的。

妈妈在外公那里受宠，而这次妈妈带着未满周岁的我回到老家四川富顺，外公、外婆及家里众多的亲戚都喜出望外。一则妈妈从重庆南开中学毕业，考入南京金陵女子大学，又投身革命，参加华北革大，后又在北京外语学院读书。阔别多年的外公、外婆见到思念以久的“二娃子”回到他们身边，怎能不百感交集，由衷欢喜。其二，带回四川的我是外公、外婆子女们中的第一个孩子，也就是他们第三代中的长孙，欣喜之情溢于言表，居然我这个外孙在老家的五年中被改姓为胡。

外公、外婆一家住在四川富顺铁牛寨。妈妈和我的到来，对他们来说如同过年一般，家里又是杀猪，又是请客。外公对她二女儿唯一不满意的是，我妈妈穿了一身列宁装，执拗的外公一定要让她换一身家乡的女儿装，还是外婆出来打圆场，她告诉外公，现在在外面工作的干部都穿这样的衣服。那时虽然是人民共和国刚刚建立，外公、外婆的五个儿女却都先后参加了革命，姐弟五个都先后走进了人民解放军的行列。妈妈在家里住了一个星期，便匆匆忙忙告别了外公、外婆，告别了还不懂事的我，风尘仆仆赶回北京，不久便穿上了志愿军的军装，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开始了她“最可爱的人”的军旅生涯。

我在四川生活了五年，我这个属“牛”的孩子，恰恰同老家“铁牛寨”的名字不期而合。铁牛寨城墙环抱，在我幼小心灵中，十分有气势。平常带我玩和照顾我的是妈妈的表姐李时庄，我在四川时与她朝夕相处。她对我非常好，常带我到城墙上去玩。记得高大的城墙上灌木丛生，残垣断壁之间柳暗花明。外公、外婆的宅院很大，房后有一个大花园，院子里树木参天，四季鸟语花香，有妈妈自幼就喜欢的白玉兰树、桂元树、桂花树、桔子树等。

我最喜欢的是四川的竹子，四川人常说，有人住的地方就有竹子，我想，用“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来形容竹子顽强的生命力再贴切不过了。四川老家的竹子，在我的眼里，有的地方是竹林，有的却是真真实实的竹海。竹子无处不在，青青绿绿，节节攀升。竹笋破土而生，风声乍起，竹涛涌动，竹林竹叶遮天蔽日，美丽的竹子是四川的代表，顽强不息的竹子似乎也是四川人性格的象征。我在我亲爱的外公、外婆膝下长大也伴着我儿时的伙伴——四川的竹子长大。

富顺位于四川盆地西南部，在四川是一个偏远的地方。而我的外公却是宁愿自己辛苦，卖田卖地，也坚持把他们的五个儿女送出上学。即便是在他辞官返乡，又遇上抗日战争国难当头，家境也日渐衰落的困难时候，也没有丝毫动摇让自己的三个女儿、两个儿子学有所成的信念。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将中央政府从南京转移到了山城重庆。周恩来、邓颖超就读过的“南开中学”也从天津迁到了重庆沙平坝。妈妈和她的弟妹们在自己的大姐和外公的支持下先后考入了这家蜚声海内外的名校，并为他们有所作为的一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一次外公从富顺到重庆来看他的儿女们，住在廉价的客栈里，吃着红薯充饥，却把在乡下卖田得到的大洋，交到上学的孩子们手里。在我的记忆中，外公是一个既慈祥，又严厉，少言寡语的人。

外公在家乡的人缘很好，他在军队里做官时，也很照顾乡里，尤其是接济家里那些贫穷的亲戚们，以至在成都时邻里们都奇怪，胡家为什么养了那么多人。解放后，尽管外公、外婆家在乡间还算富足，但由于外公很好的人品，加之他的五个子女全都当了兵，参加了革命，做为“革命军人家属”的外公、外婆几乎没有受到当时铺天盖地的政治运动的冲击。1954年，外公还被县里请去当了政协委员，这在那个暴风骤雨的年代实属不易。我从小就沾了外公的光，许多人把对外公的尊重转到对我的疼爱上。我妈妈说，我降生之前，妈妈曾梦到一匹长着翅膀的天马朝她飞来，而我一生中少有的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天马行空，独来独往的生活是，在四川渡过的。

外公没有在专门的学校读过多少年书，但他酷爱读书，并在这方面天赋颇高。在他刚满40岁时，曾有五年弃官回家闭门读书，浏览了大量书籍。他对曾国藩的思想很是推崇，经常讲给子女们听。他对旧中国的腐败，官场的黑暗有切肤之痛，对子女们为新中国的奋斗之路寄以很大的希望，而对一到五岁时顽皮的我，他却实在是无奈，加上又有外婆和众亲戚的庇护，他也奈何不了我。

在长辈中，这个世界上最疼爱过我的，当属外公、外婆了。外婆是她家里最小的女儿，她有四个哥哥，外婆的父亲早丧，母亲经商，家境还过得去，可惜她的几个兄长不争气，早已破产。外婆比外公小10岁，外婆人很聪慧，家务、绣花、做衣服无所不能。但如同许多能干的四川人一样，外公、外婆的脾气都不小，吵起架来互不相让，一般情况以外公的让步作罢，但也有一次例外。听大姨讲那一次是在成都家里，两人为家里琐事争吵起来，外公气得居然拿起了枪，亏得大姨苦苦哀告，夺下了外公的枪，才使这场战斗烟消云散。而我在四川时，外公、外婆闲居乡里，相安无事，外公常独自看书，我听外婆讲些似懂非懂的故事。外公

、外婆除照顾我外，更多的是惦念他们在外工作的五个儿女。当时大姨为了外公和外婆，也为了我，常往家里寄钱，以贴补家用。

1955年我五岁时，家里来了一位身着军装的年轻的女兵，外公、外婆告诉我这是我妈妈的妹妹，我的三姨，她是专程来四川老家接我回北京，回爸爸、妈妈那里去的。那时我这个满口四川话的川娃子还太小，许多事情记不住了，只记得外公、外婆一直把我送到富顺县城，并带我到照相馆去照了一张相，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照相。我站在一个高高的长板凳上，小平头，穿着一个半长的棉布褂子，傻傻的样子，一左一右站着我慈爱的外公、外婆。

一岁到五岁，我在外公、外婆身边成长的童年生活像涛涛的嘉陵江水一样，时而蜿蜒奔腾、时而静静流淌有着秀美自然风光，悠久人文历史的天府之国四川，是我童年的摇篮，是我亲爱的故乡。

 

2. 母校八里庄小学

 

我1955年返回北京时，北京明清两代留下的雄伟的古城墙，巍峨的城楼，环绕的护城河都保存尚好。在北京阜城门朝西距城八里的地方，有一个西郊八里庄。我的家师院附中、我的母校八里庄小学都在这里。

八里庄小学所在地是皇家的一处家庙，据传是清朝一位皇帝为他的母亲修建的。庙的西边有一座在北京颇有名气的玲珑塔，古塔雄踞一方，在那个没有什么高楼的年代，显得十分有气势。塔南不远处还有两棵枝叶繁茂的银杏古树，有人说八里庄小学所在的庙是龙身，塔是龙尾，而这两棵树是龙头龙角。

我在后来的人生中走过许多名山古刹，但想起来海淀区八里庄小学那座庙，无论从工整的格局，还是苍松翠柏，古佛石刻，角楼高墙，大殿配殿都是一流的。特别是金刚经殿里的石刻颇有名气。庙最后一层院中树木环绕，有一座灌木丛生的小山，对我们这些孩子来说颇有情趣，给人一种深不可测的神秘而神圣的感觉。

这里变成学校后将庙的原貌改变了许多，供奉着如来佛的大殿变成老师备课的办公室；像炮楼一样的高高角楼成了老师的家属宿舍。我们这些小学生如同从花果山水帘洞放出的猴群，上窜下跳打破了寺院的宁静。我还记得庙里剩下的最后一位主持和尚，除了雷打不动的照常敲他的木鱼和念经以外，经常和学校的孟校长发生争执，大都为庙产的事情。现在想起被挤到庙里一处配房的他真够可怜的，而那时候淘气的我们还常跑到那里窥探，被他发现大吼一声，我们惊作鸟兽散。

刚到北京的生活很不适应，总突发奇想做一些让大人咬牙切齿的事。记得上小学前，我在师范学院幼儿园，一个烈日当空的夏日，幼儿园里的老师，小朋友都在午睡，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乘人不注意便偷偷穿鞋子下床溜到了院子里，看到幼儿园院子中间一个不小的花坛里长满高高的花卉，我猫腰爬进了花坛，将比我还高的向日葵、美人蕉，一株株的连根拔起。我着实的忙了一阵，满身泥水，头上冒着热气，看着满花坛被我拔倒的成片花木，一种英雄的感觉油然而生。而后我又悄悄潜回屋里躺到了床上，等幼儿园阿姨发现时，夏日的骄阳早就把那些被连根拔出的花木晒得枯萎了，阿姨没费多大力气就查出了我，接下来是找家长，等待着我的是什么，就不言而喻了。

进入八里庄小学后，生活发生了许多变化，我很喜欢这座古庙的美好环境，石头台阶成为我们奔跑和捉迷藏的场地，绿树环绕，灌木丛生的后山成为我们攀跃的游乐天地。大殿里的如来佛像庄严慈爱，上小学时我没少在他身上翻来爬去，他的那个手掌居然能托得起我们。翻墙爬树，偷摘香椿、海棠，摘黑枣，摘柿子，也是我们常干的事情。

学校早晨朗朗的读书声，课间的热闹嘻笑，代替了古刹钟声，代替了“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的原貌。校园松柏常绿，三季花香，既便冬季的雪景也别有韵味。我的几任班主任中女老师居多，杨老师、游老师、李老师，她们一位比一位认真且除了为人师表的敬业外又都是那么慈爱。

我小学学习成绩不算太好，主要原因是我的精力全钻进了课外书中。我和几个要好的同学探访到师院附中的西墙外，玲珑巷的一个排房中有一位老大爷开的小人书店，二分钱可租一本，这里便成为我经常光顾的地方。《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说岳全传》的故事我都是从那里知道的。小人书的内容深深地迷住了我，那造型逼真、生龙活虎的人物绘画形象也迷住了我，于是上课不专心，偷偷的用作业本画小人书成了一段时间我的主业。我从小学习偏爱文史，对其它的课程不认真去学，这些事情惹得老师、家长颇伤脑筋。因为作业不按时完成，上课不听讲，画画，被处罚之事时有发生。一次上课时我还在全神贯注画着打仗的画，忽然觉得全班鸦雀无声，抬头一看不知什么时候老师已经满脸怒气站在了我的面前，引得全班哄堂大笑，我却被老师揪着领子轰出了教室。但至今我仍无限眷恋那些爱我、教育我的小学老师们。

有一件事情使我管住了自己一年，那就是为了争取加入少先队，按当时的规定小学二年级可以入队，但入队的人是要守纪律听老师话的。但我三年级还没有入队，每当看着别人带着鲜艳的红领巾，每当听着队鼓、队号，听着“为了共产主义而奋斗，时刻准备着”的少先队誓词，每当听着：“我们新中国的儿童，我们新少年的先锋，为了新中国的建设而奋斗，不怕艰难不怕担子重”那激越嘹亮的队歌时，为了争取入队，我克制着自己，咬着牙上课不画画，遵守课堂纪律了。早晚抢着打扫卫生，我的进步感动了老师，直到小学四年级我才入队。在少先队里最大的干部我只当过佩带着一道杠的小队长，我知道那是老师怕我带着其他同学在课堂上捣乱，用来安抚我的“官”。

我小学虽然淘气也还算老实规距，但也有出格的事。比如那时学校规定不许下河游泳，学校告示里明令，下河游泳者给予记大过处分。我和同学还是冒着被处分的危险，中午经常到玉渊潭、八一湖游泳，一次被水草拌住，险些丧命，被同去的同学救起，惊魂未定的我第二天照样和同学们一起下河。还有一件恶劣的事是我挑头干的，一次上珠算课约好一帮男生故意不带算盘，上课后老师问谁没带算盘?十几名男生齐刷刷的举起手，老师勃然大怒，“没带算盘来干什么?都出去”，被老师轰出课堂后，我们相约到马路上踢足球，事后被那位年龄很大，有很浓的唐山口音的老师发现，大骂我们“混帐儿”。

小学四、五年级后最使我入迷的地方是北京师院附中的图书馆，妈妈在那备课也常带我去，小人书变成了大人书。在那几年里我看完了中国四大名著，还有《封神演义》、《说岳全传》、《镜花缘》和新书《赵一曼》、《董存瑞》、《星火燎原》、《红旗飘飘》、《革命烈士诗抄》，书成了我最好的朋友，书中的英雄们影响了我的一生。小学最开心的事是春游，荡舟北海，奔跑万寿山，近处的紫竹院、钓鱼台，远处的香山、八大处，都曾与蓝天白云一起留下我们的欢歌笑语。

八里庄小学开始了我的启蒙教育，同班同学中以玉渊潭公社农民子女居多，其他是空军总院、公安医院、师范学院、二机部的孩子们，他们朴实、坦诚、乐于助人。我小学经历了大跃进、大炼钢铁，亲眼见过，平坦的操场一夜之间变成了炉灶遍布的八阵图。我见识过除四害灭麻雀，所有人敲着锣、脸盆，爬上房，爬上树，摇着系着布条的竹竿狂呼大叫，一时间天上的麻雀没有了，其它的鸟也没有了。我见过商品紧缺的日子，许多人听说商店来了脸盆，排起几里长的队，最后商店开门时，大家一拥而上，把柜台都挤倒了。我们和大人一起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饱尝吃不饱饭饿肚子的滋味，经常有人带一个馒头或一个窝头，大家你一块我一块分着吃，上午第四节课时就饿得发昏。农村同学从马棚里偷来喂马的豆面，大家争相一把一把往嘴里塞，弄得个个都成了花脸，相互对视，忍不住笑起来，豆面也随之喷出。

人生的酸、甜、苦、辣也开始随幼小的我们成长，我探索知识的航船是从八里庄小学这个令人难以忘怀的港湾中驶出，驶向未来。

 

3. 师院附中

 

北京师院附中是我的中学母校，也是我度过少年时代的家。我在中学时代的老师，大都是在院里看着我长大的叔叔、阿姨。师院附中是北京市的重点中学，这是一座被鲜花绿树团簇的飞机式建筑格局的校园，在五六十年代的北京当属一流的校舍。

学校由教学主楼、大礼堂(兼做学生食堂)，两座对称的二层的男女生宿舍楼组成，后面还有宽大的足球场和篮球场。我从四川回到北京后一直住在这里，先住在宿舍楼里，后搬到操场边的一处家属院。妈妈从朝鲜战场归来后，一直在这里任教，先教中文，后教英文，并先后在两个教研组任组长。她从一个风华正茂的女兵，靠勤奋和责任心成为师院附中的教学骨干，一个很有学识和人缘的老师。

我中学的同学已不像小学时那样以农民子弟居多，师院附中是海淀区南部的一个名校，因此吸纳了周围许多大机关的子弟，特别是翠微路，万寿路沿线部队总部大院的子女们。文革前的师院附中成为干部子弟、知识分子子弟居多的学校，那时大家相处和睦。初一时我们大家还都戴着红领巾，十几岁那是人生最快乐、最无忧无虑的年代。

我的两个班主任使我一生难忘。林淑珍老师是一位生物老师，是我在初一六班时的班主任，那时候的她也就20几岁。她待我和同学们既像大姐姐，也像妈妈。我是在别的班学了半个学期的俄语，被爸爸逼着转到这个班学英语的。我学外语的能力很差，加上不努力，那些可恨的单词我就是记不住，因此科任老师经常到我的班主任林老师处告状。记得有一次她把我叫到生物实验室谈话，她批评了我几句，我还没怎么样，她倒掉起眼泪。她一边擦着眼泪，一边埋怨我不争气，从学习说到了我的衣服，她说，你的衣服弄得这么脏，那一点像老师的孩子，我姓林，你也姓林，你就不能为我争争气?接着她让我把打球时扯破的上衣脱下来，找来针，一针针帮我补上。她像慈母一样地关心爱护着她的学生，她留给我的不仅仅是好好念书，更多的是要做一个善良的、有同情心的人。林老师后来随她爱人调到河南平顶山矿务局工作。在文革中她很不幸，她出身资本家，学校里那些愚味的学生对她进行了疯狂的折磨，使她至今身心都有很大创伤。后来我们班同学聚会时大家都说，如果林老师还在师院附中，我们不会让她文革中受苦，但在那个疯狂的年代里我们能做到吗?

我的另一位班主任是我在初二四班的数学老师李纯熙。他是一位颇有才华的数学老师。现在我们同学聚会时，还能回忆起当年涉世不久的老师给我们上第一节课时的腼腆，但他的质朴和严密的逻辑思维让同学们倾倒。后来为了照顾在农村的妻子及其它原因，他调到北京东郊一所中学任教。我见他最难受的一次是在文化大革命当中，一个当时不懂事的同学当着全班同学面让李老师从教室门的一个破洞中钻进去，他眼泪忍不住夺眶而去，课没有上就转身走了。在师院附中80年校庆时我们遇到了他，而本该正当壮年的他，却显出过多的疲惫和过早的苍老。

我还有一位十分敬重的老师就是我的语文老师赵芝立，他是一位从部队转业回来的才子。我小时候曾在学校春节联欢会上，听他和另一位老师即兴说相声。他胖，他的搭档瘦高，俨然一付专业演员的派头，惟妙惟肖、妙语连珠，赢得满场掌声喝彩。他的中文功底很深，他满腹经论，出口成章，他胖爱出汗，但谈笑举止无不透着文人的潇洒。一些常见的词句，一段在我们看来平淡的文章，被他上下五千年，从文学殿堂到市井习俗，信手拈来。我后来上大学也听过不少大学教授讲课，像我师院附中语文老师那种水平的真不多见。当年淘气的我许多课都不好好上，而他为我们讲的许多课，从杨朔的《荔枝蜜》到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至今还记忆犹新。他引导我从中国语文中悟出如何做人，他的课使我一生都钟爱中国文学，而我的赵老师却在他壮年时，积劳成疾，英年早逝。

还有我尊敬的校长艾友兰，他十五岁就为北平地下党做交通员，出生入死颇具传奇。从我的童年到步入中学，在校园里时常能看到他忙碌的身影，对事业的投入，对学生们的关爱，他为师院附中的建设、发展辛苦了一辈子。在别人看来他是一个让人望而生畏的师长，而在我看来他始终是我的一位老师，一位亲爱的叔叔。艾校长的孩子们中除老大艾宇，老二艾群外，其他都是我和弟妹的同学。我们能玩到一块，也能淘气到一处，无论是学校的篮球场还是学校墙外的京密引水河里都曾有我们伙伴的身影。我清楚的记得中年时代的艾校长，洒脱博学的儒将气质，他对我有许多潜移默化的影响。而文化大革命降临给他和他的同事们的灾难和屈辱，却是那样的残酷和深重。在那暗无天日的岁月里他们受到非人的待遇，艾校长在学校被长期关押，除因为他是校长外还有一个原因，他是被打倒的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领导的中共北京地下党的交通员。艾校长的姐夫张大中是文革前彭真领导的北京市委的宣传部长。那常人很难想象的非人待遇，好在他们都咬牙挺过来了，现在我们的老校长，还是那样热情豁达，离了休的他还时常关心学校的事情，关心学校教工宿舍楼居委会的事情，他永远是那样的一个开朗、热情、正直和闲不住的人。

师院附中使我难以忘怀的是那些中学的同学们，我们是共和国历史上极具传奇的老三届人，“老三届”是指文化大革命爆发时，在校的1966级、1967级、1968级三届初高中学生。“老三届”经历了共和国的创立之初到反右、大跃进、庐山会议、三年自然灾害、中苏论战、和文化大革命，这是共和国历史上发展和挫折并存、激烈的暴风骤雨的年代。而“老三届”是这个时代的经历者和见证者。“老三届”在历史的风浪中磨炼成熟，特别是经历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巨变和苦难漫长的“上山下乡”，在命运的抗争中，在生活风风雨雨中，许多人成为了社会的中坚，绝大多数人在平凡岗位上以他们特有的责任感支撑起共和国的蓝天。

师院附中，我亲爱的母校，无论是我和我的同学们插队在北大荒黑土地九年悲壮的蹉跎岁月，还是我返回北京，在中央机关，在合资企业独挡一面恪尽职守时，我都衷心的祝福你，我亲爱的母校和我当了一辈子老师的妈妈和叔叔、阿姨们。

 

4. 难忘的 1966

 

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在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1966年是极其黑暗的一年，是空前绝后政治灾难的一年。

从反右派运动、大跃进、庐山会议，到三年自然灾害方兴未艾的人民共和国天灾人祸接连不断。1966年，年近73岁的毛泽东主席凭借他在党和国家至高无上的权利，依据他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思想，组织发动了震惊世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从评吴晗同志的《海瑞罢官》，到批判“三家村”，批判燕山夜话；从中共中央的《516通知》，到北大聂元梓等人矛头指向校党委的大字报，从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被推翻，到批判修正主义，批斗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运动如暴风骤雨般展开，这一切对于我们这些十几岁的中学生来说都产生着极大的震动。长期极左思想的政治教育，地处首都的政治氛围，干部子弟中的信息来源，对毛泽东狂热的崇拜，使北京的中学生，特别是海淀区干部子弟较为集中的大学附中很快卷入了这场政治旋涡。

1966年5月29日，清华附中的少数学生在圆明园遗址成立了他们参加文革的组织“红卫兵”，宣告文革中第一支红卫兵的诞生，这一组织最先影响波及到北京海淀区的北大附中、人大附中、师院附中、101中学等干部子弟集中的学校。

6月7日上课铃响后，如往常一样喧闹的校园马上安静下来，我们又开始了一天的学习生活，突然连接全校各个班的有线广播里传来争斗的声音，有人抢过麦克风高喊，“同学们，有人在抢占校广播室，大家快来保卫广播室，保卫学校党支部”。顷刻之间学校像炸了窝一样，大家涌向楼道，涌向一楼二楼连接处的广播室。等我跑到那里时，一楼至二楼楼梯上、一楼大厅里全站满了同学、老师，口号声、叫喊声连成一片。后来有人喊，到大操场辩论去，人们又涌向了大操场。在围成人墙的大操场中，显然是有人事先筹划组织好这次的事件，几位面熟的高中同学在声泪俱下的控诉：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对他们的迫害，他们指责学校领导不突出政治，搞分数挂帅，尤其是迫害了他们这些“根正苗红”的无产阶级接班人。但是，他们的观点马上遭到其他一部分师生的反对，平静的校园第一次发生了激烈的辩论和对峙。那天师院附中发生的事件惊动了时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记得我们是在教学楼一楼大厅里见到他，他戴个眼镜，一身简朴，被师生们团团围住，讲了一些要大家遵守纪律，好好学习之类的话。我的同学们，那些平时文静的男孩、女孩们含着眼泪，跳着喊着，“毛主席万岁!”“文化大革命万岁”，口号响成一片。

师院附中很快成立了红卫兵，而且一开始全校学生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参加了红卫兵，并有人跑出来主张把“师院附中”改成“首都红卫兵战校”。我也学着其他同学从柜子里翻出爸爸、妈妈穿过的旧军装穿在身上，虽然大得不合身，可在那个岁月，这身旧军装是革命的标志，比起现在名牌西服来可价值连城。从此铺天盖地的标语、大字报贴满了校园，大字报里经常爆出许多危言耸听的“消息”。1966年夏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人民日报社论鼓动下，成千上万十几岁的中学生以对毛主席的无限忠诚在校园里掀起了“造反有理”的浪潮。师院附中与当时的司局长相同级别的女书记被打倒了，15岁参加革命的艾校长也被打倒了，从团市委调来的副校长王浒也被打倒了，他因在清华上学时参加过“三青团”的外围组织，他的夫人是当时的团市委书记，文革后曾任北京市委副书记、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的汪家璆。学校里一些老师被无端扣上各种的罪名关进了劳改队，受尽凌辱和折磨。数学组田钦老师的弟弟不知什么原因同校红卫兵保卫组发生争执，被他的同龄人们殴打致死。我们生物实验室的喻瑞芬老师，一个被莫须有罪名戴过右派帽子的女老师，在光天化日之下，被一群初中学生用皮带、棍棒活活打死在校园的操场上。她被打死后，我目睹了那副衣不遮体、死不瞑目的惨状。学校的教导主任和外语组的一位俄语教师均是女老师，她们被剃成阴阳头，被军用皮带打得遍体鳞伤。一个有着高素质教工队伍、有着优美教学环境、有着良好的学习风气的校园顷刻变成了人人疯狂、人人自危的集中营。一群善良、诚实好学的中学生突然变得失去了人性。

由于红卫兵的举动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顿时身价百倍，发展到难以控制的地步，造反有理从学校又冲向了社会。北京郊区一夜之间多少戴着地富帽子的人被打死不得而知，多少干部和知识分子被无端批斗更无法统计。连才华横溢的历史学教授、北京市副市长吴晗，第一任人民日报总编、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邓拓，一代文学巨星老舍先生都没能够幸免于难，更不要说万千热爱这个国家，曾为这个国家辛勤工作的普通人。多少人被游街、批斗、拷打，甚至被驱逐出北京无法统计。顷刻间法律和秩序都被踩在了脚下，共和国的首都到处充满着血腥。

为了稳定局势，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向北京的大中学校派出了工作组。当时师院附中的工作组来自全国工业先进典型大庆和团中央，而力图恢复秩序的工作组很快同中央文革支持的红卫兵们发生了冲突。远在外地的毛泽东成功利用着北京的学生运动，他亲自写大字报指责刘邓派出的工作组镇压了学生，长了资产阶级的威风，灭了无产阶级的志气，为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重要目标，打倒自己的战友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家主席刘少奇等人找到了借口。

1966年，整个中国陷入空前浩劫之中。众多的开国元勋受到迫害，几代知识分子横遭凌辱，数以千万计的人受到摧残。当时也卷入革命洪流中的我，每天都能见到、听到许多触目惊心的事情。在有一次师院附中的学生们在残酷地批斗教导主任赵幼侠时，原本瘦弱的她被连踢带打，我站得离她很近，她在挣扎中无意的抬头和我目光相撞，当时我感到心灵深深受到刺痛。这个我叫阿姨的老师披头散发的惨状使我无法再看下去，我扭头拨开狂怒的人群，一直跑到学校一个安静的地方才停下脚步。我想难道这就是毛主席说的不是请客，不是做文章的革命?我找不到答案。诚然，在那个年月中我也跟着狂热过，破四旧中我也跟着做过一些傻事，连我妈妈一瓶漂亮造型的绿色玻璃瓶的雪花膏也被我当作资产阶级的东西扔掉了，多少年后我妈妈提起这件事还耿耿于怀。

1966年8月17日晚，那是我在师院附中终生难忘的一个夜晚，黑压压的同学站满了操场。第二天8月18日毛主席要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大家都期待着能参加那个盛大节日，我们在等待着公布明天去天安门的名单。晚七时左右校红卫兵头头们在学校有线广播里宣布了去天安门的名单，还宣布全校“非红五类人员被开除出红卫兵”。按照他们的标准，我和许多同学在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的前一个晚上被清除出红卫兵队伍。当时这对在政治上狂热追求上进的我们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而经受这种歧视打击的不过是一群十几岁的孩子，这也为首都中学红卫兵分道扬镳，各立山头、誓不两立留下了伏笔。

1966年8月18日是红卫兵运动走向全国、为文化大革命推波助澜的起点，这一天毛泽东亲自带领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红卫兵，并戴上了红卫兵袖章。在登上天安门的红卫兵代表中，师院附中就有十几个人登上天安门城楼，幸福地受到毛泽东的接见。那张著名的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照片中，有多位开国部长、开国将军的子女依偎在毛主席身边，他们中许多人都是师院附中我的同学。做为当时党的副主席，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发表了煽动性很强的讲话，从此红卫兵运动席卷全中国。文化大革命浩劫的悲剧给我们这个文明古国，给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给善良的中国人民带来整整十年巨大的灾难。

那些作为天之骄子登上天安门城楼的红卫兵们何曾想到，他们幸福的欢笑也未能在那一双双充满稚气的脸上停留许久。没有用多长的时间，他们中大多数人的父母也大都在这场史无前例的革命中遭到残酷迫害，无端被打倒，他们又从天上回到地上，历史让他们和我们又做为师院附中的校友平等地站在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