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林小仲杂感集（第一章）

5. 大山中的清水涧

1966年八、九月的北京，文化大革命的风暴愈演愈烈，几十万串联的学生涌进了北京。中学红卫兵中的掌权者们，把一幅：“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对联做为精神支柱和组织纲领，他们对同学中的绝大多数人加以排斥，以红色龙子龙孙自居的他们，开始登上他们叱咤风云的政治舞台。在中央文革的授意下，他们冲击党政机关，冲击学校，到处揪斗所谓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广大知识分子，对学校的教职工，对非无产阶级出身的人们，横加迫害，一时间“红色恐怖”笼罩着北京的中学，笼罩着整个北京。

为了远离政治迫害，1966年秋天以帮助秋收为名，我随学校几十名初高中同学乘火车开进了北京的西山。北京百花山下，有一个叫门头沟清水涧的地方，村子建在山坡上，四周群山环抱村前是通往北京城的铁路，再往前是一座高高的大山，村东鹅卵石河滩中间有一条缓缓流淌的小河，村西边山坡梯田上种着柿子、黑枣等果树，还种着玉米、谷子等庄稼，我们到那里时正赶上秋收季节。

同学们三三两两的住在老乡家，山村由于闭塞，虽然也开始在闹革命，村里人把一位年长的村支书当作走资派赶下了台，换上了两位年轻人。但一切远没有城市里那么激烈，那些乡亲们对那位下台的走资派平日也是有说有笑的，也许这些老实的庄稼人压根就不懂得什么叫“走资派”。

在那疾风暴雨的年代，清水涧一个大山里不富裕的山村，热情接待了我们这些城里来帮助劳动的学生。十四、五岁的我们早上试着用扁担挑着两个不听话、而又沉甸甸的水桶在山道上为老乡家挑水，当时我个子不高，水桶常碰到地上，那副狼狈样出了不少笑话，村里孩子像看马戏一样跟在后面看热闹。早上扫院子、挑水我们是从演八路军的电影上学到的，但这些真诚使得我们同村里男女老幼都处得非常融洽。我们吃的是派饭，每天吃饭时村里的干部就把我们轮流安排到指定的人家去吃饭。清水涧是山村，土地贫脊，物产单一，加上那时候农村普遍都很穷，而我们每当吃饭派到哪家时，哪家做饭的大娘、大婶总千方百计地为我们做点好吃的。开始在人家吃饭时，主人总是炒个鸡蛋，做两个菜摆在桌子上让我们先吃，而他们的家人却先不吃。我们很奇怪，不明白其中的原故，时间久了才知道，给我们端上桌的饭菜都是他们顷其所能的最好吃的东西，而他们自己吃的仅仅对付填饱肚子的粗粮咸菜。

在清水涧劳动活不轻，我从小没有干过什么力气活。如那里翻地，一个人扶着铁犁，几个人拉着犁，扶犁的活是技术活，我们能干的就是拉犁。原本拉犁是牛、马干的，而他们买不起牛、马，山里只有驮东西的驴，那时候读懂了什么叫一步一个脚印，什么叫汗珠子掉在地上摔成八瓣。上山时我们一般都用背篓(一种背在背上的筐)往山上梯田里背粪，而下山时一般都把收获的玉米等果实背回村里。劳动很艰苦，但同学中无论男女、无论大小，大家表现都很出色。每天夕阳西下，大家排着队，背着筐下山时，看着远处村庄炊烟缕缕，近处牛群和羊群撒着欢儿往村里奔去，确有农家乐的感觉，但田园风光和这四周高高的大山却无法放下我们对北京的惦念。

学校那么混乱，许多老师被横加迫害送进劳改队，早晚有人押解着劳改队的老师们在毛主席像前请罪。而我妈妈受到的冲击相比之下要小得多，一则她教的多是高中学生，她和这些学生们处得不错，有些干部子弟、工农子弟学生还在暗中保护她；二则她历史清白，又是当兵转业回来的，但在那个没有法制的年月，谁也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

记得有一次在学校看大字报时也把我吓了一跳，大字报上赫然写着“揪出国民党战犯陈诚的家庭教师胡文鸾”。陈诚何许人也，国民党上将，曾担任台湾省主席，国民党政府在台湾时的行政院长。论年龄他比我妈大许多，论学问我那个当时只有大学二年级的妈妈怎么和他相比，我妈居然成了陈诚的家庭教师，在那个年月里这还了得。事情原来是这样，南京将要解放时，妈妈的大姐、大姐夫离开了南京，在金陵女大念书的她断掉了生活来源，为了生计她登报求职，后来给陈诚远方亲戚的一个小女孩补了两个星期的教学课，在文革中竟变成她给陈诚当家庭教师。这件事是妈妈刚转业到师院附中时，被她在部队的弟弟揭发的。当时马上影响了她的政治前途，不过当时组织上早就把这件事情了解清楚了，我在大山里担心妈妈别有什么其它事情。此外小我五岁的弟弟和小我七岁的妹妹都在上小学，他们都怎么样?同来的同学都有难念的经，有的人已被红卫兵抄家，有的人父母早已被打倒，大家惦念着在充满血腥味运动中的亲人们，谁都不轻松。

到清水涧劳动前我还背着妈妈，去看望已和妈妈分手多年的爸爸。他在文化部中影公司工作，文革前常为国家领导人当英文翻译，我见过他为周总理、陈毅副总理翻译时的照片，现在他仍是一个人住在建国门外永安里的一栋居民楼里。他倒是很乐观告诉我没事情。他在志愿军中工作五年，还立过功，从解放军总政敌工部转业到文化部，他家在土改划成份时仅仅是个中农，所以也没有人理他。他在单位基本是一个逍遥派，他看不惯眼前的一切，但也无可奈何，他尽量离运动远远的。我去看他时，他特意把在邢台四清时部队战友送给他的那件卡矶布斜纹、肩膀上带着挂肩章绊的军上衣送给我，要知道在那时这是珍贵的礼物。但在那个年月里，好人、正直、清白都没有什么用，到处是飞来的横祸，被惨遭揪斗，受迫害的有几个真是坏人呢?爸爸怎么样，我也在担心。

我们这个群体，在文化革命北京中学血统论猖獗最恐怖的日子里，躲进了北京的西山，在那里劳动了近两个月，受到了那些善良的乡亲们的照顾和保护。我们一起去劳动的同学原来虽然在一个学校，但由于班级不同，大多不认识，共同的命运把我们拴在一起，大家感到群体力量的伟大。一派田园风光的清水涧，它的秋天更加迷人，沟里山上长满了树木庄稼，红叶绿树，美不胜收，山村秋色，宁静祥和，微风轻拂河水，泛起轻轻涟漪。人在危难时才知道，乞求一份平静也是件很不容易的事。

百花山顶峰是北京境内燕山山脉中的最高峰，夜晚看着高矗的大山，看着天上的满天星斗，对于我们这些还只是十几岁的孩子们来说，暂时的轻松愉快，多少忘却了那些被划作政治异已带来的压抑和烦恼。然而在那山雨欲来风满楼，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年月，对于我们这些中学生来说连个平静的校园都没有了，谁又知道等待着自己和自己家庭的命运是什么呢?

6. 徒步长征去延安

1966年11月，我和十几名同学结伴而行，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走了几千里路，从北京穿越太行山，途经山西，翻过吕梁山，从军渡过黄河，一直途步长征走到延安。

毛泽东八次在北京接见红卫兵后，大串联开始席卷全国，不但学生开始了串联，机关干部、企业职工、部队院校学员都卷入了这场全国性免费旅游。原来就非常困难的国民经济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在革命是压倒一切的年代人们似乎也顾不得这些了，也许最大的苦衷只有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最清楚了。

我们从大山里的清水涧劳动回来，校园里除被北风吹残的大字报、标语，被破坏的门窗教室外，已是人去楼空，多数学生已到外地串联去了。经过商量我们选定了座落在黄土高原的革命圣地延安为目标，响应徒步串联的号召，十几名男女同学组织在一起开始了我们的长征。

    在文革前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演唱节目，一是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再有就是《长征组歌》了，我能把《长征组歌》的歌词从头背到尾。《长征组歌》的作者是当时的总政治部主任肖华上将，红军在江西苏区时他和后来担任党的总书记的胡耀邦都是十几岁的红小鬼。《长征组歌》把红军不畏艰难险阻，革命理想高于天的英雄气概艺术地表现给了我们，激励着我们开始了自己的一段长征生活。

我记得那时的我穿着件不合体的军上衣，裤子上扎着绑腿，背着有被子和毯子的背包，还负责打着一面“长征赤卫队”的旗子。现在在廊坊市当宣传部长的安育中高三时是我的辅导员。那时他瘦高个子，白净的脸上带着副眼镜，一副书生气。他除背包外还背着一个药箱，背包上还扛着一杆不知从那里弄来的汽枪，外加上还背了一口做饭用的铁锅。事过几十年后他回忆起那段经历，说我们当年拿他当傻骆驼欺负。后来在人大念完博士去美国定居的肖庆平背着一个松松垮垮却又鼓鼓的大背包，不知道装了些什么好吃的。现在在最高人民法院老干部局任副局长的杨安娜，小时候就是一个能说能笑的漂亮姑娘，一路上常听她像麻雀一样喳喳叫个不停。女生里还有后来也和我去插队，现在在安贞医院麻醉科当副主任的刘晓明。男生里当时最强壮的是返城后当了一家企业的副厂长的金羽高。我们这群人里最有点子的要算是后来在国内贸易部一家“中”字头公司里当副总经理的傅中，他最大特点是能把一个简单的问题讲得非常复杂，把一句大家都听得懂的话讲得大家都不明白。然而在当时我们不过是一群发自内心追求革命，“无限忠于毛主席”的中学生。

我们的长征仅仅靠着一本中国地图，一开始大家像舞台、电影上看到的红军那样排着纵队，举着旗子唱着歌行军。后来人困马乏，疲于奔命的远征再也顾不上什么队形了，三个一群，两个一伙，咬紧牙关地朝前奔，遇到老乡不断问：“还有多远?还有几里路?”

我们离开师院附中后，沿着一个大概的方向先朝西走，走来走去走到北京西郊门头沟区的山里，天就渐渐黑下来了，四下望去前不着村后不着店。那时年纪小不知天高地厚，我们找了一个当地农民在山上用石头圈起来圈牛羊的地方露宿。羊圈石墙有半人高，大家从周围地里抱了些麦杆铺起来做床。安育中背的锅派上了用场，大家把背着的面熬了一锅香喷喷的咯嗒汤，那顿夜炊吃得真香。晚上大家也不管什么男生、女生打开各自的背包，一个挨一个躺成一排，和衣而睡，在星星和月亮的陪伴下在羊圈里渡过了我们离开北京城的第一个夜晚。

    十一月中旬的北方已开始进入寒风萧萧的季节，我们走过了河北的任丘，跨过了拒马河，途经林彪在抗日战争中指挥115师聚歼日本侵略军板垣师团一部的平型关。平型关两面山势陡峭险要，我们登上城楼环顾四周，黄土地的枯草上有一层薄薄的早霜，给人一种荒芜凄凉的感觉。由于林彪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显赫，加上平型关大捷也的确是一次振奋民族抗日精神的伟大胜利，来参观的红卫队伍络绎不绝。

太行山里的行军，经常是些羊肠小路，使我们这群人吃了不少苦头。记得离开北京后没有几天，我因扁桃腺发炎，发烧到39度多，在一所由学校教室开辟的红卫兵接待站里住了一夜，第二天我又硬撑着和我的伙伴们一起，强行军一天，走了100多华里，在月色朦胧时分走到了山西的紫荆关。紫荆关这座当年的要塞边关，城墙、碟楼完好，夜色下关前的流水哗哗淌过，一轮明月挂在城上的夜空中，很有边塞雄关的气势，一天长途跋涉下来，我的高烧居然奇迹般的退了。

我们的队伍翻过太行山进入山西后日子好多了，去太原、去延安串联的队伍逐渐增多，行军的路也大都是较为平坦的公路，那时公路上汽车很少，沿途不远就有当地政府设立的红卫兵接待站，吃住也方便多了。我们背着的锅、汽枪、药箱，甚至举旗子用的旗杆都扔了，大家开始了轻装，扔掉了一切能扔的东西。虽然十分疲劳，但无论男生女生大家还是咬牙坚持着，晚上还要在灯下用针挑去脚上的血泡，躺下时觉得两条腿酸麻得好像已经不属于自己，这对十几岁的中学生来说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每天徒步100多里的路程走得我们精疲力竭。经过半个月的长征，队伍走到山西省会太原，我们住在山西政法干校的宿舍里，大家决定在太原休整几天。去延安的路大概还有一半路程，这时队伍中出现了两种意见，一部分人主张没有必要跟自己过不去，不如改乘汽车走完后一半路；另一部分人主张要将革命进行到底，一定要走到延安。两种意见谁也说服不了谁，只好分道扬镳。大个子安育中和几个女生改乘汽车走了，死心眼的我跟着其他人继续我们的长征。很多年后当我们还嘲笑他们是我们长征中的逃兵张国涛，他们却反唇相讥嘲笑我们愚昧。但我至今不为当时的决定后悔，一个人做事的毅力也许是从这种常人难以忍受的磨难中开始。

我们离开太原的那天是这次长征中走得最远的一天。当天晚上12点钟，坚持走的一行人离开太原政法干校，沿着宽阔明亮的迎泽大道朝西挺进。中间路过著名的晋祠，晚上六点多钟走到女英雄刘胡兰的家乡，山西文水县云周西村，那天我们走了130多里。真像 《长征组歌》里说的“野菜充饥志愈坚，革命理想高于天”。当时的云周西村也在闹革命，造反派们竟然连毛泽东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刘胡兰的妈妈也不放过，村里居然有标语要揪出这位英雄的母亲，文化大革命乱到什么程度可见一斑。

在一个多月的长途跋涉中，使我十分难忘的是在太行山、吕梁山和陕北黄土高原看到那些贫困的乡亲们，那些地方大都土地贫脊，可耕地很少，交通闭塞，许多人一生都没有走出过大山。在太行山的一个山村夜宿时，我看到那里的人们平日只喝一些菜糊糊，人人面带菜色，孩子们大多无缘上学，割资本主义尾巴和人民公社的体制给农民更是雪上加霜。我们从山西军渡，渡过了漂浮着冰块的黄河后到达陕北，多次住在老乡家的窑洞里，窑洞中除了一铺土炕，其它一无所有。有的地方饮水十分困难，要用驴到很远的地方驮水。但黄土高坡的人都有一种特有的热情和豁达，老人们不知道京城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在对着我们这些北京来的红卫兵讲革命传统时，深情的讲着当年彭总(彭德怀)带领西北人民解放军转战陕北，以少胜多，抗击胡宗南，保卫延安的故事。许多著名的战斗就发生在他们那里，他们就像对我们讲昨天事情一样。但这时他们哪知道功勋卓著、为民请愿的彭德怀已被打倒，而且更悲惨的命运在等待着这位开国元帅。村里的年轻人十分活跃，他们男男女女聚在一起唱着陕北的信天游。当年的共产党人以陕北为革命根据地，打跨了强大的国民党八百万军队，统一了中国，那是因为中国有这样亿万朴实、热情，知恩图报拥护共产党的农民。共产党使他们翻了身，有了土地，但没有能为他们根治贫困，从北京到延安的一路上我感觉到农村太穷了，农民太穷了，当然那时我们这些城里人也很穷，但是农民更穷、更苦。

经过一个多月的长途跋涉，我们历经艰辛终于走到了我们的目的地——革命圣地延安。我从小熟记贺敬之的诗《回延安》，当时的心情如同诗中写的那样：“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住宝塔山，千声万声呼唤你，母亲延安就在这里。”滚滚延河水，巍巍宝塔山，对于我们这些追求革命的孩子们来说是那样的亲切。延安也向我们张开了热情接待的臂膀，从毛泽东住过的枣园到八路军司令部所在地杨家岭，从中央大礼堂到凤凰山，延安对我们是那样神奇亲切。一张我们一行在宝塔山下，延水河畔的合影常使我想起那一段不平常的经历。

战友经历真典型，

记叙详尽细节清，

感同身受看大作，

好像随君在同行。

好文章，容我沏杯茶坐下来细细品读！

7. 首都中学红卫兵

1967年初，北京中学的红卫兵组织分成了誓不两立的两大派。毛泽东和他的中央文革小组在不同时期利用着不同学生组织派别达到他们的政治目标；而对毛泽东无限崇拜和对革命理想狂热追求的北京中学红卫兵，无论哪个派别都无法逃避在不同时期成为工具的命运。

首都中学红卫兵中一派称之为“老红卫兵”，这一派以干部子弟为核心，组织上带有浓厚的血统论思想，文革初期他们积极追随中央文革造反，把斗争矛头指向北京市委，指向各个学校的当权派。他们带头冲向社会，在文化界和社会上揪斗“走资派”和“牛鬼蛇神”，他们以极其野蛮的方式“破四旧”，对知识分子和所谓非无产阶级出身的同学搞“红色恐怖”。但是，随着运动的深入，文革打击对象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领导干部受到冲击，许多“老红卫兵”的父母也成为了革命对象，他们惊呼“三十余年廉颇将，如今拜倒茶花女”，这时候他们才发现久经沙场的老革命们，要一个个拜倒在当过女演员的江青阿姨脚下，他们中的一些骨干成立了“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开始了他们悲壮的反戈一击之路。在它成立之日，1966年12月5日，京工附中邹建平等人在几十米高的西直门城楼上，用几十张大字报纸刷下一条巨幅标语，上面赫然写道：“中央文革把我们逼上梁山，我们不得不反!”

首都中学红卫兵中另一派称之为“造反派红卫兵”，他们中大多数文革初期受过老红卫兵的伤害，他们以知识分子、普通劳动者家庭出身的人居多，还有许多所谓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人，也有不少是不同意“老红卫兵”观点与他们分道扬镳的干部子弟。他们强烈反对“老红卫兵”的血统论、特权思想，他们要求平等的社会，政治地位和权利，反对封建特权。因而本能的站在与“联动”斗争的对面，在后期也客观成为中央文革推进文化大革命，炮打莫须有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新的一轮力量。当时造反派红卫兵排练了一场大型红卫兵组歌，叫做：“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万岁”，其中一段歌词是这样：“黄埔滩头我们曾昼夜苦战，造反的吼声响彻了嘉陵江畔，武汉三镇战歌嘹亮，三司的战旗飞舞在内蒙的草原。”足以表现他们金戈铁马，气吞万里的气势。

北京中学这两派红卫兵共同特点是在多年的政治教育下，对毛泽东的权威和绝对正确深信不疑，首都中学红卫兵的形成、变化、发展都离不开当时的政治环境。狂飚为我从天落，然而历史会告诉未来，责任和罪过并不在那些当时还只能称之为孩子的中学生们。

师院附中成立了“造反派红卫兵”的组织“井冈山兵团”，并与清华附中、北大附中、人大附中的井冈山兵团、京工附中红旗、101中的毛泽东主义公社等造反派红卫兵联合起来，成为一股颇有实力的力量。我也成为了其中的一员。这之后中学造反派红卫兵已同清华、北航等大学造反派红卫兵联成一片，我们在北京绒线胡同的四川饭店还成立了“三司的中学部”。我曾在那个古香古色的大院子里住了一个多月，每天刻蜡纸，印传单忙得不亦乐乎。随后红卫兵运动的主导位置开始从中学转向大学。

从1966年12月26日到1967年1月，首都的中学红卫兵们连续多次在北京展览馆召开了声势浩大的大辩论会。大剧场里密密麻麻坐满了人，过道里也站满了人，全场齐声高喊：“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我们!我们!”年轻人的狂热和激情地动山摇，双方的辩论唇枪舌剑各不相让。一些老红卫兵中的“联动成员”为了证明自己血统高贵，身着呢子军大衣，臂带红缎子或红呢子袖章高叫狂呼，很是无奈和扎眼。台上台下到处都是辩论的人群，十几岁的男女中学生一下在这座俄式殿堂中成为互不相让的政治家，他们就文革中的各种问题发表着自己的看法，批驳对方的意见。但那时双方各抒已见，尽管情绪激昂，言辞激烈，却极少发生暴力。

很快斗争从北京展览馆演变到了长安街，中央文革和公安部抓了一些联动骨干，老红卫兵纠合起来冲击公安部要求放人。华灯初放的长安街，天安门城楼凝重庄严，夜色中成百上千穿着各式军装的男女红卫兵骑着自行车沿着空旷的长安街呼啸飞驰而来，他们时而整齐的喊着口号，时而还放响了鞭炮，但在专政机关和众多反对他们的造反派围攻下，他们还是落荒而去。

  “联动”做为红卫兵时代一种特殊产物很快垮了，做为亲身经历了那场红卫兵运动的人，回顾首都中学红卫兵运动的历史，我认为不管是哪一派红卫兵皆是那场错误的政治运动的牺牲品。老红卫兵中的一部分人运动中的愚昧和残忍更增添了耐人寻味的悲剧。想到他们我不由回忆起与中南海一墙之隔的北京男六中，当时老红卫兵的好汉们把《红岩》中国民党对付共产党人的白公馆、渣子洞监狱搬进了校园，四周的墙上架着铁丝网、探照灯，教室里摆放着令人恐怖的各种刑具，他们用这些来对付自己的老师、同学们。经历和目睹过这些的人就不难知道“联动”一产生，为什么就处于在京城人人喊打的孤立境地。

师院附中的红卫兵也分成“老红卫兵”和“造反派红卫兵”两派，北京中学的红卫兵后来又分为“四三派”、“四四派”。学校里除一些大字报相互攻击，无限上纲外，基本上势均力敌，相安无事。我也经历过一次突发事件，一天在操场几十个老红卫兵用皮带追打一个我们不相识的年轻人，我们这一派中一位叫布正安的女生跑过去阻拦并大喝一声“不许打人”，不想他们却向我们扑来，我们互相照应着撤回了宿舍。他们招呼来了百十人，手持棍棒、弹簧锁、刮刀将我们在一楼的宿舍团团围住，并有人在叫骂声中砸门，幸好在那个非常年月里我们在宿舍的门上安了五六道插销，门没有被撞开，但随时有被撞破的可能，我们用宿舍里的上下床顶住了门窗，从床下抽出准备好的木枪、长矛、铁棍把住门窗，围攻者看到我们有准备才悻悻离去，这样大家才躲过了一场被血洗的灾难。

随着文革的深入，文革的组织发动者们，已经陆续完成了打倒党内有不同意见领导人的目标，中学红卫兵对他们来说也越来越不重要了。而对于中学红卫兵中各派中有识之士来说，文革越来越让人感觉到困惑和不解。“二月逆流”后，连大家平日尊敬的老帅和副总理们都受到了批判，我小时读过吴越春秋时范蠡劝功臣文种及早隐退，免受越王勾践迫害的话，“敌国破，谋臣亡，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猎狗烹”。看到许多为创立人民共和国奋斗一生的老干部被打倒、被批斗，看到广大知识分子乃至普通人都被做为革命的对象，我们对这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文革开始有了种种疑惑。越来越多的人不来学校，不参加政治运动开始当“逍遥派”了。我家就在学校，别处也没有地方去，与几十个一派同学住在学校，每天吃饭、打篮球、游泳打发日子。在夏日我们常深更半夜到师院附中西边京密引水河中游泳，从铁路桥上往河里跳，晚上聚在一起，听高中同学讲福尔摩斯的故事，大家越来越远离政治运动。

在江青“文功武卫”讲话的号召下，全国各派群众组织之间的斗争日渐加剧。他们都认为自己最革命，他们都认为自己最忠于毛主席，他们都要求独掌权力。文化大革命演变成一场全国性的武斗，从柳条帽、长矛、大刀等冷兵器到坦克、大炮、机枪、步枪无所不及，多少无辜者惨死其间。在这段时间我们十来个人下江南，先去郑州，后去武汉，最后到了长沙，原本想去井冈山，因武斗炮火连天无法成行。所到之处枪声阵阵，刀光剑影，水火不相容。各派组织的高音喇叭里都播放着：“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的歌曲，播放着毛主席语录歌曲，高喊着“誓死保卫毛主席”，“为毛主席革命路线血战到底”的口号，中国的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成了一个不宣而战的内战战场。湖南长沙是毛泽东的家乡，当时那里分成“湘江风雷”和“长高司”两大派组织，以湘江为界武斗不断。“湘江风雷”中有不少复转军人，有一次他们用炮瞄准了对岸“长高司”的一辆行驶中的卡车，一炮击中目标，爆炸声中卡车上满满的一车“长高司”的战斗队员被炸得无一生还。我们去过长沙近郊湖南省军区的院里，可怜的战士们由于有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命令，手里的武器被造反派抢走。更多的是一些市民无辜被流弹打中，命丧黄泉。我在长沙看到的场景不过是全国情况的一个缩影，而我们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还在播放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的歌曲，真不知道再这样好下去会好成什么样子。

此后，北京的中学开始军训，复课闹革命，成立革命委员会，成立官方指定的红代会，再以后，我们这一代中学生中的绝大多数人被发配到远离城市的地方，开始了1700多万人离乡背景的上山下乡生涯。文革初期真正意义上的“首都中学红卫兵”永远退出了历史舞台。

8. 湘江边上的日日夜夜

1967年的夏天，我们一行十几个中学生南下取道长沙，准备去江西井冈山。队伍中的男女同学分别来自师院附中、北大附中和当时的男四中。

那是文化大革命激烈冲突升级到全面武斗的年月。在武汉的汉口车站，我们偷偷扒上一列南下的货车，沿着京广线向长沙进发。上车后，发现这是一列运煤的货车，抵达长沙站后，我们一个个面目皆非，除了白牙，男女全成了黑人。

长沙市的中学红卫兵组织把我们这些首都中学红卫兵安置在长沙六号门附近的一所小学里。那时的长沙两派割据，市内以“湘江风雷”为主，湘江对岸，岳麓山下以“长高司”为主。双方都有数万之众，且都与湖南各地市造反派组织遥相呼应，芙蓉国里尽朝晖的毛泽东家乡也成了武斗的战场。

湖南人素以强悍著称。清朝末年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运动，席卷江南，定都南京。而使太平军走向失败的主要对手是曾国藩领导的湘军。在人民共和国开国的元帅、大将、上将中有多位都来自湖南。

我们到长沙后发现自己被困在战场，南下去江西井冈山的株洲一带武斗比长沙还要险恶。北上回武汉的武斗也在不断的升级，京广线多次断路。我们这群十七、八岁的大男孩、大女孩商量许久，只好在长沙住下等待局势变化，谁知道我们在美丽的湘江边一住竟是一个多月。在长沙一个多月中所见所闻，有许多事情随着年华已经忘却，而有一件事我终生难忘。

有一次两派组织在长沙北站附近一所学校挑起大规模武斗。攻方属于 “湘江风雷”，守方属于 “长高司”。 “湘江风雷”依仗在市内人多势众，调集许多单位武斗队助阵。只见卡车上的驾驶楼顶架着机关枪，卡车上站满带着柳条帽拿着钢管制成扎枪的战斗队员，驾驶楼两侧踏板上站着一手扶着车门，一手挥舞手枪的头头们。这真是让我们这些见多识广的首都中学红卫兵都惊诧不已，但也似乎在铁道游击队、地道战等电影中依稀见过，但这军不军、民不民的武斗场面还是让人震惊。长长的卡车队伍，在高音喇叭和刺耳的鸣笛当中，在城市的街道上呼啸而过，市民纷纷避让。

“湘江风雷”中工人居多，而“长高司”以学生为主。驻守那所学校的学生红卫兵们在敌众我寡的形势下，居然有一种“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的英雄气概。他们困守孤楼，那座四层的楼，一、二层门窗被用砖头和桌椅堵死，他们一百多人守在四、五层和楼顶，用棍棒和石块还击。估计他们也有枪，偶尔也有子弹从楼内射出。最让人称奇的是学校楼内广播站，尽管被断水断电，但他们居然用柴油机自己发电，直到大楼被攻克前仍然不断广播。

学校孤楼的楼顶几个角都架着大分贝的高音喇叭，喇叭里传出一个女播音员的声音，声音圆润高昂，是带着湖南口音的普通话，很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女播音的气势。至于说播音内容，两个敌对方都大致相同，都在说自己的组织是在誓死捍卫毛主席、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都在指责对方是资产阶级走狗，是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保皇卒。

这场围困战进行了三天，“长高司”的增援部队多次救援未成功。被困楼内的学校女广播员用广播向围困他们的人宣战，不断鼓舞着坚守孤楼战友们的士气，向全市人民证明他们的存在。学校楼顶的高音喇叭被围攻者用枪打了许多洞，但却无法阻止她激昂的播音。播音的同时，还不断播放《国际歌》、《东方红》、《抬头望见北斗星》等革命歌曲，许多人都被感动。

由于断水断电、缺粮缺水，且寡不敌众，三日后的一天上午，孤楼被攻破，双方多人战死，百余人负伤。

有知情者告诉我，围攻者一层层攻占学校，而守卫者多是十几岁的男女学生，许多人宁死不屈，死于非命。围攻者最后攻占的是四楼广播室，在广播室前进行了激烈的生死博斗，围攻者是踏着年轻守卫者的尸体冲进广播室。当他们端着步枪、长矛冲进去时，那个穿着一身国防绿军装，带着红袖章的女孩还在昂首挺胸面对话筒，用尽最大力气高呼“誓死保卫毛主席”，“我们想念毛主席。”

这座被上千人围攻的教学楼被攻陷时已千疮百孔，形同一片废墟。胜利者冲上楼顶将对方的战旗拔掉，插上自己的旗帜，并在那里雀跃欢呼。这场景如同我们看过的苏联电影《攻克伯林》，苏联红军在朱可夫元帅领导下攻克德国法西斯老巢伯林，苏军在攻占伯林议会大厦后，拔掉了德军的旗子，在大厦上升起了胜利的红军旗帜。而这两者形式上相同，内容上却完全不同，后者是在领导者错误发动的浩劫中一派群众屠杀另一派群众。

守楼的学生们被持刀枪的围攻者押出楼的情景更是惨不忍睹。由于断水断电和不间断的战斗，被押解出来的俘虏大都弱不禁风，许多人靠同伴的搀扶才能免强行走，有的浑身血迹只能靠背和担架抬出。而那个女广播员却衣服被撕破，五花大绑被几个彪形大汉押着，那散发着青春气息稚嫩的脸上却是一付傲然的英雄气派。围攻者也付出了多人死亡，数十人负伤的代价。

接下来就是胜利者对失败者的疯狂报复。守楼一派的几个头头大都在私刑中丧命，被俘者多人被打成终生残废。最骇人听闻的是他们对那位只有十六岁的女广播员疯狂折磨，使她在私设的黑牢里受尽凌辱，最后竟被强暴致死。

这种残暴镜头在文革时期不胜枚举，一代文豪老舍先生被老红卫兵的皮带打得鲜血直流，最后抱着士可杀不可辱的冤屈投湖而死。毛泽东的湖南湘潭老乡，共和国的开国元帅彭德怀，1967年7月被北航和地质学院造反派多次污辱批斗，最后在被打断两根肋骨后含恨而死。共和国煤炭部长张霖之被中央文革支使的矿院造反派活活打死。被称为解放战争华东野战军虎将，海军副司令员兼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中将，被军内造反派害死在一口枯井中。这就是我们经历过的文化大革命，一场血腥的大灾难。

湘江奔流不息依旧北流去，岳麓山枫叶点点，桔子洲头美丽宁静，愿那场历史的大悲剧永远在中国大地不再重演。

9. 炮火硝烟中的清华园

清华大学位于北京西北郊的清华园，始建于1911年。清华园内苍松翠柏，水清木华，环境优雅。清澈的万泉河水从校内蜿蜒而过，连通着校内一处处湖泊。朱自清先生著名的散文《荷塘月色》就是对这一美景的赞誉。

清华大学秉承“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为国家造就了大批科学家、学术大师、文坛泰斗、兴业之士和治国之才。

而文化大革命中的清华大学也一度成为了文革灾难和风暴的中心。蜚声海内外、风景优美、中西合壁的清华园在武斗中变成炮火硝烟的战场。

1968年6月，我们一群中学生在清华大学学生宿舍住了十天，目睹了清华大学武斗的场景。文革开始后，清华园大礼堂前被开辟成大字报区，用木板钉成的大字报专栏，贴满了各种危言耸听的大字报，传递着文革中的各种信息，展示着各派意见的观点，散布着各种谣言和诽谤。清华园在1966年年底至1968年7月27日工宣队进清华，成为了文化大革命的中心地带，每天都有成千上万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涌进清华园，看大字报、抄大字报，在这里搜集文革动态。

清华大学化学系学生蒯大富，文革爆发时他只有21岁，在中央文革支持下，他成为了文革的风云人物，在他领导下的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在1966年底控制了学校。原以高干子弟为核心的清华大学红卫兵退出了历史舞台。我还记得清华大学红卫兵的主要负责人中有贺鹏飞（贺龙元帅之子）、刘涛（刘少奇主席之女）等许多当时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子女。

在蒯大富领导下的清华井冈山兵团在文革中做出一系列惊天动地的事情。在中央文革支持下，他们将矛头直指工作组，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成立了以蒯大富为司令的“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三司”）。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在1966年12月率先在全北京贴出“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和标语。一时间清华园成为文化大革命的风向标。

1968年初，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内部，在如何评价建国十七年，在有关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在对待老干部和阶级斗争，甚至对待文化大革命等问题上出现重大分歧，以蒯大富为首的井冈山兵团派和井岗山兵团四一四总部派各成体系，双方在清华园内各踞一方，针锋相对，互不相让。

我们在清华园内看到的是工事林立，铁丝网、沙袋随处可见。昔日文质彬彬的理工科大学的大学生都变成战斗队队员，钢盔、柳条帽下，许多人还戴着眼镜。到底是一流理工科大学的大学生，武斗中也有许多发明创造，除了自制的钢管长矛、扎枪等冷兵器外，不知从哪里弄来一批真枪真弹。他们还自制了土枪、土炮、土手榴弹和土燃烧弹。最让我们一行开眼的是他们将学校的推土机和拖拉机改装成土坦克，土坦克驾驶楼用厚钢板焊死，只留一个观望口。土坦克用于向对方坚守的阵地进攻时在前面开道，掩护手持长矛的“步兵”前进。武斗中蒯大富的井冈山兵团略占上风，因为他们有清华大学工人组成的“工总司”的支持，那些校工、厨师自然力气比二十几岁的学生大。但四一四总部也不甘势弱，英勇抵抗。清华园内枪声四起，炮火硝烟弥漫，两派高音喇叭高分贝的对骂，时有武斗伤亡信息传出。

这十天中我们还多次见过蒯大富，这位蒯司令短打扮，国字脸，戴眼镜，一副书生气，居然还带着一支短枪，他哪知道他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文革中领导者的一枚过河卒。这枚过河卒和他的同学们将一个好端端的美丽校园，变成相互厮杀的战场。

我们住在清华大学的学生宿舍里，十几米的房间，两侧都是上下床，中间摆着一溜桌子，既是书桌又是饭桌。为了防止枪弹进入，窗子多被木板钉死。我在武斗前沿的楼，还见过用窗框做弹弓架，用自行车内胎绑在窗框两侧，一块大石头被弹向对方，对方被击中的窗户瞬间被打得稀烂。研究高深物理理论、机械制造、自动控制的大学生却成为祖先冷兵器复制的发明人，我内心不由得感叹，清华人，就是清华人。

    文革之后，我曾经想，即便是文化大革命，理工科大学涌现出的“杰出人物”都要比文科大学的多。清华大学出过那么多如杨振宁、华罗庚、竺可桢、梁思成那样的杰出科学家，也出过陈寅恪、朱自清、吴晗、钱钟书那样学贯中西的文化巨人。而在文革期间他们也不乏风头浪尖的领导者。

清华园的武斗不过是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全国内战的缩影。清华大学的武斗者多是二十几岁，充满理想和抱负的青年学生。这场悲剧的制造者是文化大革命的领导者们。

文化大革命中，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和清华大学四一四总部的生死斗争在全国普遍存在。如河南的“二七公社”和“河造总”，成都的“川大八二六”和“红成”，长沙的“湘江风雷”和“长高司”，武汉的“百万雄师”和“工造总”，哈尔滨“炮轰派”和“山上派”，北京中学的“四三派”和“四四派”。其实何谓造反派和保守派，不过都是一种极端意识形态下产生的分裂和悲剧。多少人惨死在派系争斗中，多少人因此致残，饮恨终身，多少家庭的悲剧由此而生。记得重庆有一处“红卫兵公墓”，埋葬在那里的青年男女都是那个动乱年月的殉难者。我记得清华井冈山有一个叫李磊落的男生，我在清华井冈山报上见过他的遗像，年轻英俊，20多岁的人生匆匆逝去。如果他活到现在说不定又是一位两院院士，一位有成就的科学家；而那时候他们却为了现代迷信制造的动乱，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1968年7月27日，工宣队奉命开进清华园制止武斗。第二天，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成员接见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等五位大学学生领袖，谈话长达五个小时。这次谈话宣告文革中的造反派红卫兵退出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舞台。

巴金先生生前曾建议建设一座文革纪念馆，将中国现代史上这黑暗的一页警示国人，否则多年之后生活在清华园里的天之骄子们怎么会知道学兄学姐们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还有那么悲惨的清华百日武斗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