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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该发生的故事

一九六七年初春，“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势如破竹般地在每一个角落燃烧着。

一天上午，“造反司令部”在招待所的大院子里召开了千余人参加的“春耕生产誓师大会”。我来到会场的时候，院子里已经席地坐满了身穿兰灰黄三种颜色制服的各单位职工，坐在最前面几排的是身穿黄军装、腰扎武装带、臂戴“红卫兵”袖章的学生，大小“司令”们手持小红本坐在主席台的正中间。主席台前面站了两排被揪出来的所谓“黑帮”，他们全都头戴白纸糊的高帽子、脖子上用铁丝挂着大木牌子，每个人都有两个“红卫兵”押着，呈九十度 “喷气式”弯着腰。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和“打倒”的口号声交织在一起，此起彼伏。我从院子的边上挤着往前走，试图看清那些被斗的人到底是谁。

我挤到近前一看，天哪，这些都是我最熟悉的人啊。他们是农场的书记、场长、主任、科长……，这些平时喜欢称呼我“娃娃”的领导大部分是受我尊重的长辈，难道他们是“黑帮”吗？把熟悉生产、指挥生产的人都揪出来了，又有谁来指挥生产呢？这还是“春耕生产誓师大会”吗？我在心里问着自己，却找不着一个答案。我的视线变得模糊了，连心都模糊了。在一阵“抓革命、促生产”和“打倒”的口号声过后，这些“走资派”被逼着一个一个地交代他们的“罪行”。

忽然，我在这些被斗对象最后一排的边上发现了一个熟悉的影子，我又往前挤了挤，终于看清了，这不是我们的老科长嘛，他不是被调到其他农场搞“社教”去了嘛？他是抗战时期就参加革命的老干部，怎么会是“黑帮”呢？这时我发现他脖子上挂着的大木牌子上豁然写着“假党员”三个大字，怎么连共产党员还有假的吗？这一连串的疑问接连在我的脑海里撞击着，不明白这是为什么。

“把假党员拉出来示众！”在一片“打倒”的喊叫声中，老科长被两个“红卫兵”架着来到主席台的正中，他们一边吆喝着“跪下！”一边揣了几脚，老科长被“红卫兵”强按着猛地跪在了铺着带尖的碎石子的地上。就在这时，一个人跑上前去扬起手在老人的脸上接连煽了起来，献血顿时从他的鼻孔里流了出来。我气愤地喊了一声“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口号，接着到会的群众都跟着我喊起来，几乎是在同时，老陶跑上去边喊着“不许打人！”边阻止了那个打手。我看清了，这个打手就是经常游手好闲、偷偷摸摸的人，多次被保卫科传唤、教育。

打手气不过，指着老陶大喊：“包辟坏人的人比坏人还坏！”

台下的群众熙熙攘攘的议论了起来。

“大家静一静，小心有人转移革命斗争大方向。”“司令部”的小头目S看了我一眼，拿起话筒对大家说，“让这个假党员交待问题！”紧接着又是一阵“打倒假党员”和“转移革命斗争大方向绝没有好下场”之类的口号声。这时老陶从人群中挤到我的身边，悄悄地对着我的耳朵说：“不要再喊口号了。”他用手指了指小头目S，“看见没有，他已经把咱俩盯上了，要小心。”老陶嘱咐了我几句，又挤到别的地方去了。

新疆的春天并不暖和，阵阵的春风仍然夹杂着冬天的寒冷扑打着人们的脸颊。可这时我却发现老科长的脸上已经是大汗淋漓了，他双腿跪着的那些带尖的石头像尖刀一样刺痛着他的心，鲜血透过裤子从膝盖的下端渗了出来。沉重的大木牌子把他的头压的低过了前胸，两个“红卫兵”用手紧紧的抠着他的前额，迫使他又机械地抬着头。他咬着牙，忍受着这谁也不能理解的痛苦，忍受着在战争年代都没有吃过的苦头。

小头目S不断地拍打着桌子，提问着莫名其妙的问题强迫老科长做出回答。老人家不知道该回答什么，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一个问题也说不清楚，换了谁也说不清楚，人为的痛苦折磨得他越来越说不清楚了。“打倒”的口号声一次次地压住了他那不清楚的语言，从那微睁的眼神中可以看得出他已经快昏过去了，是啊，饱尝旧社会苦难和战争创伤的老人又怎么能吃的消这般折磨呢？

“把他押下去写交代材料！”听得出是老陶的声音，我明白，他这是在想法儿救老科长。我顺着声音望去，我们俩的目光很快交织在一起，相互会意地笑了笑。我佩服他的机智，赶紧配合他举起拳头大声呼喊：“押下去！写交代材料！”在我们的带动下“押下去”的口号声响起来了。小头目S无奈地挥了挥手，两个“红卫兵”把已经站不起来的老科长连拖带拉地架走了。

又有几个“黑帮”经受了同样的折磨，被强迫着交待了各自的“罪行”。

大会进行了大约三个多小时，到会的所有人都感觉累了，最后连喊口号也懒得举手张嘴了。除了搞“革命斗争”外，会上对将要开始的春耕生产几乎没有做什么安排，那些“造反派”的头头们像是抓住了过官瘾的机会，不顾人们的饥饿和疲劳，挨个发表了令人生厌的长篇“演说”，就草草收场了。

散会后，精力旺盛的“红卫兵小将”们，仍然不放过那些已经被斗的痛苦难挨的“黑帮”们。“红卫兵”解下身上的军用腰带，抽打、驱赶着他们在公路上奔跑，为了免遭无辜的毒打，他们无奈而拼命地狂跑着。素爱锻炼身体的党委书记已经练了好几年的跑步和气功，这下他的功夫可派上用场了，他放开了大步往前飞跑起来，跑的是那样的轻松、自如，不一会儿“红卫兵”就被他甩在了后面，这些蜜罐里长大的学生娃娃们，哪里是这个行军打仗几十年的老兵的对手呢，这些肚子饿得咕咕叫的小将们见追不上他，只好作罢由他去了。

被当作“叛徒”批判的基建科长患有严重的肝腹水，经过大会的批判已经被折磨支持不住了，他跑了几步就跑不动了，摔倒在路边的林带里，双手紧紧地抱住一棵白杨树，任“红卫兵”怎样的用皮带抽打、脚踢，他就是不撒手，他的脸色蜡黄，没有一点血色，鲜血顺着额头流了下来，一个“红卫兵”说：“算了，别打了，要出人命的。”另一个也胆却了，两人扬长而去。路过的人谁也不敢靠近，因为他是“叛徒”啊。

老科长被“红卫兵”强推着、抽打着，他已经没力气跑了，拖着带血的双腿、强忍着说不出的痛苦，拼命向前走着，他被推倒了，就往前爬，一步一步地爬，……。

“红卫兵”们都走了，路上所有的人都散去了。我和老陶叫了几个好心人把老科长抬到用来隔离审察“走资派”的机关会议室里，慢慢地把他放在地铺上，他脸色苍白的没有一点血色，除了胸脯急促地起伏外，一动不动地瘫躺在那里，老陶给他喂了几口白水，微微挣开了双眼，看了一眼大家，吃力地说：“谢谢，我，我不明白……。”是啊，面对这来势迅猛异常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谁又能明白呢？像老科长这样出生入死打江山的老革命都不明白，我们这些红旗下长大的娃娃们还能明白吗？老陶摆了摆手示意说：“别说啦，什么也别说啦，好好休息。”大家匆匆说了几句安慰的话，谁也不敢久留，就先后离去了。

晚饭的时候，我陪着老科长的三儿子端着一碗面条来到会议室。

老科长一动不动地昏睡在地铺上，我们叫醒了他，他慢慢挣开了双眼，看了看端着那碗热面条的儿子，老科长平常最喜欢这个儿子了，因为老三在他的这些孩子里面最聪明、最懂事、也最听话。老三见他最崇拜的爸爸被折磨成这个样子，眼泪一下子流了出来，天真地哭着说：“爸，是谁把你打成这样，我要去找他们，为你报仇！”

“好孩子，别说傻话啦，现在不是在搞运动嘛。” 老科长忍受着内心的痛苦，勉强微笑着为自己的儿子解释着连他自己也闹不明白的问题。

“搞运动为什么还要打人？打人犯法。” 老三韧性地说，倔强地小脸上的两行泪水滴在了面碗里。

“听话，千万不要去找，你还小，会吃亏的，等你长大了就明白啦，答应爸爸，不要去找。”老科长有点着急了，不放心地嘱咐着。

老三像是明白了爸爸的心思，懂事地点了点头，双手递过那碗面条说：“爸，你把这碗面条吃了吧，妈妈说你最爱吃面条了，这是她亲自给你擀的。”

老科长推了一下面碗说，“好孩子，你吃了吧，爸爸不饿。”

“我妈说你都一天没吃饭啦，你就吃了吧。”

“是啊，哪能不饿呢，快趁热吃了吧。”我也在一旁劝说着。在那靠定量吃饭的年代，不论是谁家吃饭都要掰开指头算了又算，况且老科长家孩子多、白面定量又少，挨了一天批斗的他不是不饿，是舍不得吃啊，他望着瘦巴巴的老三，推了一下面碗，用微弱的声音说：“爸爸真的不饿，好孩子，爸爸最爱看你吃饭啦，你吃，爸爸高兴，快……。”

聪明的老三说：“那我先吃，您再吃，好吗？”老科长点了点头。

老三假装大口大口地吃着面条，忽然负责看守“黑帮”的警卫老丁头进来说：“快点儿，头头们快来检查了。”老三把那碗没吃一口的面条急忙放在地上说：“爸爸你就快吃了吧，我该走啦。”说完扭身朝外就走，刚走到门口，老科长吃力的喊了一声：“孩子……，记住，听妈妈的话……。”好像他还要说什么，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孩子不明白爸爸是什么意思，只回头又看了一眼，点了点头，流着眼泪走了。

我把老三送回家后，回到办公室，躺在床上思考着白天发生的一切。

大约晚上十一点多钟，警卫老丁头来办公室叫我，说老科长有话要跟我说，我急忙披上大衣和老丁头来到会议室。此时已经停电，只有窗台上那盏马灯还在闪烁着微弱的火苗，老科长见我进来，就坐起来指了指躺在旁边的基建科长，我打开手电筒一照，发现他脸色苍白、睁着双眼一动也不动，我用手在他鼻子上一试，心里一惊，老丁头过来摸了摸他的心口说：“完啦，他死啦。”老科长说：“可怜啊，他家人都在口里，连一个亲人也没有见着，就这么走了，到底是为啥呢？”是啊，关于基建科长的历史问题，组织上早就作了处理，并且有结论，这在档案里都有记载，现在降级使用就是为了发挥他的一技之长为国家作贡献，为什么又把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翻出来呢？

我让老丁头又叫来两个人帮着把尸体抬了出去。

记得当时造反派的头头只让用一张草席就把这位基建科长草草埋在了沙包里，坟头前还插了一块木板，上面写着“大叛徒ХХХ”。

等我们把基建科长的尸体抬出去之后，我又返回到会议室，发现其他的几位场长、书记、主任们已经被转移到其他地方去了，只有老科长一人还留在那里，他把我叫过来说，“你都看见了，这样下去还不知有多少人要走这条路，看来我是不能再留下去了。”我不解其意地劝他也搬出去，他摆了摆手说：“他们没有让我搬，肯定是有原因的。”我说：“管他啥原因呢，先搬到办公室去，和我一起睡。”说着我就要整理他的行李，他急忙阻止我说：“不行、不行，千万不行，你还年轻，我不能再搭上一个垫背的。你听着，我有话对你说。”

我让老丁头在门外看守好，嘱咐他如果有人来就叫我一声，等他走出去之后，老科长对我道出了他这个“假党员”的来历。

社教审干时，组织科的人说老科长的档案里关于他入党的材料不充足，要他提供线索和依据供组织上调查。老科长是在抗战时期入党的，当时在某县做地下交通员工作，入党时由组织上派人在县城外旧砖窑旁边的一个大土坑里秘密组织了简单的宣誓仪式，和他一起入党宣誓的还有一个人，当时并不认识，后来才知道他就是晋察冀军区派到本地县委工作的。由于叛徒告密，老科长的两个入党介绍人先后被日本鬼子杀害，为了保存革命实力，组织上决定让老科长和其他几名党员同志迅速转移到延安，后来得知那位和他一起入党的同志在一次阻击战中光荣牺牲。

老科长说，这些情况他早就向组织上做了详细的文字说明，在档案里都有记载。可“造反派”说他的入党介绍人和证人都已经死了，没有可信的文字材料来证明他的入党是真的。老科长说他入党时不识字，组织上指定介绍人为他代笔写了入党申请书，他还在上面按了手印，党支部还有个党员名单，但在在转移时出于安全考虑把这些材料都烧毁了。“造反派”说，这么重要的材料怎么可能会烧毁呢，他们不相信。老科长又提供了几个间接证明人，“造反派”说间接的不行。老科长又说他在三五九旅参加过垦荒，现在的军区领导同志都可以证明，“造反派”又说他故意拿军队领导来压他们。老科长对我说：“叫你说说，在战争年代组织转移时不烧毁材料怎么行呢，落在敌人手里怎么办，那样我们党的损失岂不更大了吗，他们为什么就不相信呢？这些道理他们为什么就不懂呢？他们究竟要干什么？我没办法呀。”

老科长不说话了，两只眼一动不动地盯着基建科长死去的地方，渐渐地流出了在一个饱经战争创伤的老战士的脸上很难看到的眼泪。他抓着我的手说：“我平常得罪的人太多啦，你说干咱们这一行能不得罪人吗？可得罪的都是坏人和有问题的人呀，你还年轻，今后工作千万要小心。”老科长除了工作平常很少说话，总是那么深沉、寡言少语，可那天晚上老科长却说了许多许多。

我又回到办公室，虽然已是深夜，却久久不能入睡。

第二天，天刚麻麻亮，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再次把我从朦胧的睡梦中惊醒。我把门开开，老丁头急促地说：“快去，老科长他，他……他走啦！”

“他去哪儿啦？”我不明白地问他道。

“不对，他，他上吊自杀啦！”

“ 啊? ”我当时一怔，惊慌的朝会议室跑去。

当我打开会议室大门的时候，一幅我想也没有想到、也不敢去想的可怕场面出现在我的面前。我惊呆了，老科长吊死在离地面不足两米的窗户把手上拴着的铁丝上，他的身体呈下坐状态，两臂下垂，两腿僵直，没有任何挣扎的迹象，微睁的双眼里似乎残留着一种对现实的不理解，张开的双唇又似乎还有什么话没有说完。那块他挨斗时写着“假党员”的木牌子被扔在了墙角，他的行李叠得像当年在部队的时候一样整齐，一本毛主席语录、几张没有写一个字的稿纸和那支他用了多年的黑色派克钢笔整整齐齐地放在行李上，他最疼爱的儿子给他送来的那碗面条仍然放在原来的地方，看得出，他连一口也没有吃。这时候科里的其他同志也来了。我剪断铁丝，把尸体放了下来，我们按照工作常规作了尸体检验和记录。

不一会儿，一阵凄惨的哭喊声由远而近地传了过来，老科长的老伴和他的孩子们来了，她们一下子扑倒在他们的亲人身上，使劲地摇晃着他那僵硬的身体，撕心裂肺的哭声、呼唤声顿时充满了整个空间、划破了寂静的黎明，那悲切的场面把在场的每个人的心都要撕碎了。老人家撒手而去了，一个健全而和睦的家庭支柱没有了。失去亲人的老伴哭着，她埋怨老头子的心太狠，又埋怨老头子太自私，为什么丢下这个家不管、为什么还没有过上好日子、又为什么不明不白地一个人就去了呢？还未成年的孩子们不停地哭喊着曾经疼爱过他们的爸爸，老科长最疼爱的老三哭得最厉害，他趴在父亲的身体上使劲地摇晃着，天真地哭喊着“爸爸没有死，爸爸没有死……”他们知道爸爸已经不可能醒过来、已经离他们而去，可他们不相信。他们不知道今后将要怎样生活，更不知道今后还要发生什么、面对什么。老三渐渐地端起那碗冰凉的面条，默默地望着他死去的爸爸，它停止了哭声，一声不吭，似乎明白了什么，行行泪水从稚嫩的眼睛里溢出来，滴在了碗里。

哭得泣不成声的孩子和他们的母亲打开了拿来得包袱，从里面取出一套黄绿色呢子军装，这是老科长生前最喜爱的一套军装，也是唯一一套没有补过补钉的军装，这是他转业前部队领导发给他的，平常放在箱子里不让别人动，只有在八一建军节和国庆节或有什么重大纪念活动时才拿出来穿。大家帮着把军装给老科长穿上，把他平放在一块门板上，用那床不知补了多少个补丁的旧军用棉被盖住了他的全身，缓缓地抬出了会议室，孩子们搀扶着他们的母亲紧随在后面不停地哭嚎着，只有老三还端着那碗冰冷的面条一声不响地流着眼泪跟在最后。

戈壁滩的天际已经发亮，天气却比往日多了几分阴沉，尽管寒风是那样的强劲刺骨，仍然吹不醒还在熟睡的人们。我站在凛沥的寒风里，望着远处那片沙沙作响的芦苇，久久地思索着，思索着这段不该发生的故事。

    文革中我发现那些跳得很高的造反派，不外乎以下三种人：1.文革前有劣迹的人，2.自己不合法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的人，3.想通过造反，改变现状的人。基层单位的文化大革命，是从这几种人打着“炮打、火烧”的旗号报复领导干部开始的。

谢谢大家的关注，君子所见略同。狂热的年代害了不少人，却耽误了一代人。

鲁人，第一次读你的文章。

感受是，除了痛心，还是痛心！

谢谢你告诉我们那里曾发生过的事情。也为你不忘这些冤死的人而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