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 苦涩却又快乐的童年
第一章 我和大杂院里的小伙伴
儿时觅友皆为爱
摩颈擦肩几无猜
牵手共度人之初
抵足相伴情似海
我出生的地方座落在老龙头火车站东的一条小马路上。马路西接车辆段,东连津塘公路,北靠京山铁路,全长约有五百米。马路东边的二百米左右是工厂,人们集中居住在马路的西段儿。我便出生在这里一个小胡同的大杂院儿里。这条街有十条胡同,十个临街大杂院,还有一个面包房、一个煤铺、一个铁匠铺、一个粮店、一个当铺、一个牲口棚和一所公厕。水铺、肉铺、杂货铺、菜市儿和药铺都在另一条横街上,那里还有一个小诊所和一个小人儿书铺。
这个小胡同原先建造的时候有五个院落:四个小院儿,一个大院儿。青砖瓦房,石阶砖地,分别属于五个家境比较殷实的人家。日本鬼子侵略中国,一个个家境败落,房子或变卖,或出租,变成了混居的杂院儿。小院儿有四五户人家,大院儿有十余户人家。逃难的人越来越多,人们用旧砖、烂瓦、破油毡在铁道边儿的空地上盖起了十余间小房子。于是,小胡同儿便有了六个院子。二哥便出生在这个新建大杂院儿一间六平方米的小破屋里。爸爸到外边借宿,姥姥、妈妈和两个哥哥便挤住在这间小屋里。后来,搬到了一个小院儿的两间房子里,那是我出生的地方。到记事儿时,我又有了一个妹妹和两个弟弟。姥姥给大弟弟起名儿叫“小多子”,意思是孩子够多的了,打住吧。偏偏又怀上了小六子,妈妈又是蹦,又是跳,也没打下孩子,小六子还是出生了,姥姥唤他叫“小臭子”。
那时,几乎所有的孩子都是在家里出生的。小臭子出生那天,我们几个孩子被大人们赶到院子里。接生婆指挥着院子里的女人们有条不紊地做着各项准备工作。我们好奇地挤在门缝处往里瞧,被女人们轰到了大门口。一会儿,听到接生婆在屋里大声说:“要是疼的厉害就喊出来,别咬嘴唇!”没有听到妈妈吭声。我们的心象被紧紧地攥住,感到有些窒息。“快生出来了,使点儿劲!对,就这样。”接生婆的声音在鸦雀无声的院子里显得格外响亮。“哇”的一声啼哭,小弟弟来到了这个世界。
他是那么漂亮、那么可爱,姥姥爱不释手,全家也都把他当宝贝儿一样爱护。他左手的无名指和小指粘连在一起,出生后便经常腹泻,姥姥精心地照料他。二哥放学后不再乱跑,千方百计哄小弟弟开心,并说要挣钱给小弟弟做手术,把粘连的手指分开。可能是在妈妈的肚子里过得太艰难、太痛苦,在一岁零十个月的一个下午,小弟弟坐在小便盆上打蔫。姥姥赶紧叫对门的任娘去招呼正在上班的妈妈。妈妈闻讯回到家里抱起小弟弟就往医院跑,半路跑不动了,就坐在马路牙子上歇片刻。一见孩子气息微弱,赶紧抱起孩子,咬紧牙关继续跑。三里多地的路程,妈妈跑到医院时快要晕了过去。医生们接过小弟弟就开始抢救,打强心针、做人工呼吸,没能把小弟弟从死神手里夺回来。妈妈也不知是怎么把小弟弟抱回家的。姥姥悲痛欲绝,放学回家的我们见到躺在小褥子上已经死去的小弟弟,放声大哭,二哥痛哭得昏死过去。小弟弟平静的躺在那里,看不到一丝的怨恨,露在外面小手粘连的无名指和小指微微地弯曲着。
第二天,我们没有去上学。二哥带我买了一个小匣子,把小弟弟安葬在郊外青青的草地下面。这是草民唯一能够享受的待遇,我们期盼着小弟弟的灵魂和躯体在小草那羸弱而倔强的身体里得到永生。
每当我想起小弟弟抱着我的脖子,用嫩白的小脸默默地蹭着我的脸,泪水便不由自主的滚落下来。小弟弟出生在一九五七年,本应是幸福的。他顽强地来到了这个世界,顽强得叫人感动;全家人也把所有的爱都给了他,爱得是那么深切。但我们穷啊!穷得不能给他及时治疗那原本不会夺去生命的疾病。他走了,却把痛苦永久的留给了我们。
那年头不搞计划生育,老百姓不懂得节育知识,也没有避孕措施。每天除了为生计奔波劳碌,几乎没有任何的娱乐活动。天一擦黑儿,家里的老人们就喊起来了,“赶快收拾了睡觉,一会儿又要点灯熬蜡。”年轻的、中年的媳妇们赶忙答应着,麻利地收拾好家什,一家人很快钻进了被窝。孩子们玩儿了一天早就累了,不一会儿便呼呼睡去。
长夜漫漫,年轻一些的夫妇小声地谈论着一家人的生计。烦恼叙尽,见一家人都睡着了,免不了一番亲热,孩子们从此便多了起来。大杂院儿里一家五六个孩子是很普遍的,大人们干脆就按排行唤起孩子。一到吃饭的时候,老娘儿们站在胡同口大声叫喊着:“小五子,死到哪里去了!还不赶紧回家吃饭。”“你个死六子!饭都凉了,还玩儿呢。”“三儿,别跟他们野了,妈给你做了好吃的,咱回家去。”孩子们分辨着母亲的声音,一哄而散。
曾经有一个时期,我对老百姓生那么多孩子不是很理解。后来看《动物世界》,多少明白了一些道理。在弱肉强食的世界里,弱势群体为了保持种群的数量,往往需要有旺盛的繁殖能力和顽强的生存能力。旧中国,天灾不断,人祸四起,贫民百姓生养的婴幼儿成活率极为低下。为了延续生命,改变命运,作为弱势群体的老百姓,只能把全部的希望寄托在子孙后代的身上。母亲的大姨生了兄弟姊妹九人,到解放时,仅剩下两个女儿。但她们毕竟活过来了,活着便有希望。
解放后,百姓的生育观念并没有转变。恰值有了休养生息的大好时机,育龄妇女便毫无节制地生起孩子。婴儿的出生率迅速上升,成活率也在大幅度提高。于是,我们这一代便成了爆发的人口。到我们也进入了婚嫁生育年龄时,中国已经经历了两个生育高峰,人口也从一九五零年的四亿九千五百万增加到一九七八年的九亿六千三百万,整整翻了一番。我不是人口理论家,讲不出其中多少深刻的历史原因;我也不是政治家,提不出什么严厉的调控措施。但是,在大杂院里生活了大半生,自然或多或少的知道一些普通百姓内心的苦衷与无奈。
我们是一群大杂院里的童年小伙伴儿,是这条破旧不堪的小街上的同龄人。我曾经粗略地做了一番统计,在这条不长的街道上,我的同龄人大约有二十几人。最要好的有建国、为民、兴邦、国庆、解放和胜利。
大杂院儿里居住的人们不大讲究家谱,给孩子起名儿也就比较随意。天津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五日正式解放,算起来是鼠年的腊月。那时民间依旧使用农历,我们都是过完年才陆续出生的,与共和国一样,都属牛。因为解放了,大人们就给我们男孩子们起了这些时髦的名字。
爸爸给我起得大号是振华,很有点儿振兴中华的味道。其实,我们兄妹在家谱之中为振字辈。尽管与改革开放后春笋般出现的“振华机械”、“振华纺织”、“振华建材”、“振华塑料”、“振华房地产”……有着异曲同工的感觉,却不是特意而为,人们绝不会认为那是我开的买卖。我家附近有一个“振华驴肉烧饼铺”,听起来好象没有吃了驴肉烧饼就能振兴中华的意思,倒像是我开的小铺。我的哥哥和妹妹、弟弟们分别被起名叫振海、振杰、振芳、振江和振河。
我们小伙伴儿之间不习惯称呼大号,仍旧喊着小名儿或绰号,几个最要好的依次为小歪脖、二嘎子、三梆子、麻杆儿、胖墩儿和狗剩儿。大人孩子都管我叫“三儿”或者“华子”。上小学时,因为和一个同学打逗,挠破了他的脸,便有了“老虎爪”这个绰号。
我的老家在山东荣成的一个小鱼村。爷爷赶海打零工,奶奶在家种地,姥爷捕鱼为生,姥姥带着妈妈在家里为出海的人们干一些缝补浆洗的零活,父亲到姑奶奶的家里读书。父亲是独生子,只有一个姐姐,早早嫁了出去。母亲没有兄弟姐妹,是个独生女。
奶奶在一次上山拾柴时,被地主认为是偷了他家的柴,连打带吓唬。奶奶得了血崩,不久便死去。爷爷为生活所迫,带着父亲到朝鲜谋生。临行时,爷爷与姥爷给八岁的父亲和五岁的母亲定了娃娃亲。
爷爷带父亲先到了朝鲜平安南道顺川郡,安排父亲在一个叫杅竹轩的饭馆学徒,自己到处打零工。一年后,爷爷在平壤的一个果园找到了工作,便把父亲送到平壤华侨小学读书。爸爸曾经在姑奶奶家读过三年书,便直接上了四年级。爸爸读书非常刻苦,学习成绩一直是班里的第一名。这个衣衫褴褛的穷孩子很受老师的喜爱。五年级还没读完,爷爷失去了工作,无法供父亲继续读书,父亲只得离开学校。临走时,老师拿了几本书,惋惜地对父亲说:“日山,以你的资质,不能读书实在太可惜了。这几本书你带着,还有你的课本,别撂下,有时间就学学,以后有机会还是要读书的。”爸爸是含着眼泪与老师告别的。
没有其它出路,爷爷便带着父亲在平壤大同江东区推车买菜。后来朝鲜排华,高丽人见了中国人就打。万般无奈,一九三七的冬天,爷爷带着父亲回国。
老家的日子更不好过,到处都是逃难的。爷爷带着父亲到了威海,这一年父亲十六岁。爷爷在威海的东门外摆了一个估衣摊,爷俩靠卖估衣维持生计。读过五年书,在当时也算得上“知识青年”了。父亲到烟台,找了一家货栈学徒。爷爷也跟了过去,在临近的一家客栈住下,摆了一个糖摊儿,开始了一段相对稳定的生活。
一九三八的夏天,爷爷托人给姥爷捎信,让老爷带一家人到烟台来生活。姥姥自幼扭伤了腿,由于没钱医治,落下了残疾。姥爷常年海上漂泊,双腿受了风寒,几乎瘫痪。一家三口度日艰难,便来到了烟台。姥爷租了一间小屋,安排一家人住下,与爷爷一同摆起糖摊。妈妈进了绣花厂当工人,姥姥在家里给一家成衣铺做外活儿。两家人相互帮衬着,还能勉强度日。这一年,日本帝国主义开始了侵华战争。
日本侵略者对沦陷区的中国人民进行了人类历史上最残暴、最黑暗的统治,中国的劳苦大众在水深火热中挣扎。市内警笛刺耳,郊外尸骨遍地。(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