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人生原有爬不完的山

　（七）

 

 

　　十一月初大雪封山，我们不得不结束扛木头生活，回到了连队。山上地冻三尺，山下还绿荫葱葱，一股丰收的景象出现在眼前。下了山后我被调往五连伙房任炊事员，这才好不容易的脱离了繁重的体力劳动。我和大学生住进一个地窝子里，时间对我来说显得太多太多。闲的太无聊、太无聊。在空余之际、在闲淡无聊的时候，人们总是打牌下棋来打发时间。可我总在那里发呆，思考着如何把我进疆时带来的单管收音机修好，让我在这枯燥的年月能够听到我久违的古典音乐。我曾用烤火炉上烧电烙铁、火烙铁，都没有成功，大学生在一旁讥笑说：“你这样能焊出收音机来，那收音机厂好关门了。”我不服气地说：“你看着，我总会弄出来的。”他说：“我等着火腿的世界发明。”接连几天大学生伙同知青大胡子，大鼻子等几个知青再带上几个娇滴滴的女知青，天天晚上杀鸡，拔完的鸡毛都埋了起来，然后烧鸡汤大家同吃同喝。前几次还劝我一起吃，我问他从哪儿来的鸡，他说维族老乡那儿买来的。接着没有几天，不是这家老客帮家鸡少了，就是那家少了。我一看苗头不对，赶紧搬到伙房老客帮宿舍去住了。

 

　　好在没有几天大部队又开拔到阿克苏去筹建化肥厂去了，总算一场风波销声匿迹。大部队的男知青都走了，剩下就是一群“调皮捣蛋”或娇滴滴的女知青。她们每天到八连北边的老水闸边开垦荒田，我就每天中午给她们送一顿中饭，带着打水和晚饭，工作非常轻松。特别是到了晚上就闲的发慌，我就会去胡思乱想。俗话说有些东西你一旦失去就感到它的珍贵，经过这一年多的苦炼，确实感到开拖拉机的好处，感受到机耕连队这个土皇帝的优越性。经过我的好友，营长窦振英的努力，我终于又回到了机耕二队。可是此时已非彼时，时至文化大革命的开始，胡汉三返乡没有好果子吃。

 

　　正好机耕二队搬到营部以后，所有拖拉机和农具都放在露天，机器很容易生锈。所以机耕二队经团部同意，上山去扛木头盖机棚。当然少不了我首当其冲，其中包括王东海的一批上海知青，还有一些老客帮，由刘聚财带队，向皮牙孜勒克山进发。冬天的吾力杰力克大峡谷，又是另外一番景色。穆孜力克沟已经被冰川所铺满，吾力杰力克大峡谷披上了银装素裹，一眼望去极为壮观。冰川铺的厚厚的一层，有些地方连原来的酸枣树丛也不见了踪影。冰川非常滑，走在上面一不留神就会滑跤，所以伐木队给我们每人发了一双毡袜、一双套鞋和一双钉爪，这一套钉鞋穿上就不会滑跤了。

　　由于有了这一大片冰川，木头就不用扛了，敲上一个钉钩拖着木头就好走，八人扛的木头一人拖上轻轻松松的还能跑。

　 　　一直拖到穆孜力克沟悬崖边，然后扛上木头爬上山坳，扔下悬崖一天的工作就完事了。因此实际上我们还是两人搭档扛一根木头，有时还可以坐在上面像滑雪橇一样滑着跑。我和王东海个子一样高，所以我俩搭档，到扛木头时我总是捡最苦的大头，这让王东海非常感激我，从此我俩成了终生好友。由于我在五连锻炼了这一年，显得比他们这些老弱病残者尤为突出，我和王东海的成绩是一路领先，连刘聚财这个倔老头也对我刮目相看，日后还和我成了知心，把什么秘密都告诉我。

 

　　冰川上走路要特别当心，要捡干的地方走，不能走湿的地方，否则掉进冰窟窿里被水浸泡，整个腿都要被冻报销了。由于这一大片的冰川推波助澜，工作效力要比秋季扛木头高出许多，因此早早的就能返回住宿营地。冬天再住帐篷显然非常不适宜，我们就住在维族老乡放羊的小木屋里。皮牙孜勒克山是维族老乡夏秋放牧的大草原，冬天都把羊群赶下山，回到村庄去过冬了，所以这些小木屋个个都成为我们的宿营地。闲聊时他们就是烤着火，开着脏话连篇的玩笑，现在的我对这种话已经是麻木不仁了。我只有睡在那儿，暸望窗外的皮牙孜勒克山素装银裹的美景，思索着今后我该怎么生活，今后的路怎么走。刘聚财也兴致勃勃的向我叙述他们老客帮们的盘根错节的关系，其中王改新的连襟是团部的一个大官，怪不得王改新这么有持无恐，能够呼风唤雨。

（八）

　　1967年一月，文化大革命风暴姗姗来迟，到我们四团。老客帮中的“贫下中农”纷纷组织了一个个的造反队。其中６５年转业来的许世友部队的江苏知青，杖着自己“三块金牌”而有恃无恐。为了纯洁队伍的组织，我们这些狗仔们没有资格参加，只能在外围观望。一月风暴刚开场，就引发了派别斗争，宗派之争，主要是老客帮和上海知青之间矛盾激化及老客帮和这批复员军人之间的权力之争。而在这些权利矛盾的漩涡中，吃亏的总是上海知青，同时也使我失去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

　　67年春节那天，天空是灰蒙蒙的，大雪过后的四团披上了一层阴霾，洁白的雪地让这层灰装裹的晦气沉沉。整天都不见太阳露出。春节这天伙房为我们准备了一顿丰盛的晚餐羊肉抓饭，休息日一天开两顿饭，早饭不知塞到肚子的那个角落，空空如也。抓饭的香味迎面扑来让我们垂涎欲滴，更激起我们的饥饿感。机耕二队的一位上海知青闻到这香味不由自主的偷偷跑到伙房，挖了一碗抓饭就偷偷地跑了回来。这下可激怒了九连的复员军人，全体“工农兵”造反队的人都跑到我们机耕二队，要求揪出这位上海知青进行批斗。我的小师兄姜传福也不甘示弱（他父亲是淮海战役牺牲的烈士），拿起钢钎对着他们挥舞说：“老子革命时你们还在穿开裆裤，敢到这里来撒野！”眼看一场武斗将不可避免，营长窦振英跑来夹在当中，以自己的身躯阻止了这场武斗。他说：“有什么事情等过了年再说，我们现在要过一个平平安安的年，好吗？”

　　过完年后，即使这位上海知青做出了深刻的检查，也无法消除这批复员军人的怒气。他们提出要求让我们滚回六连去，滚回老家去，营长也没有办法，只好退而求之。在搬家的过程中，姜传福无法消除心中的怨恨，砸烂了所有房间的火墙（烤火用具），又敲碎了所有的玻璃窗。我也从中推波助澜，这一推波助澜改变了我的人生，把我推向这场械斗的浪尖。复员军人怒气冲冲的追到六连，要揪出我这暗中搞破坏的地主分子孝子贤孙，他们认为我在幕后操纵一切。机耕二队的老客帮们也是落井下石，逼着我和姜传福滚出机耕队。刘聚财和马玉龙为我们说了点好话也遭横祸，刘聚财被罢了官，马玉龙我的组长在老客帮中没有盘根错节的关系，只好跟着我们俩一起到了六连，一个好端端的拖拉机驾驶员，从此就成了一位默默无闻的马车夫。我也从此结束了开拖拉机生涯，甚至还殃及到我的专业无线电电子技术，1970年四团有了电以后，所有的领导都不会想到我这们特长，连队的电工职业与我无缘，即使让贫下中农去做电工，都不会让我去。

蹉跎岁月,坎坷人生.知青老大哥的故事感人至深.

      老法师：总算明白了为何冠以火腿的缘由。我很了解你们那段历史，我隔壁邻居两兄弟就曾在农一师，说实在的，以前对你们的苦难只是了解但并不深知。记得看过凤凰卫视一档专门反映新疆知青当年生活的片子后，才发觉你们吃的苦、遭的罪远比我们更甚。您的文章使我对你们的那段生活有了进一步的了解，非常感谢！

  　　知青大哥：您吃苦了！远在北京的老知青问您好，愿您多保重！

祝火腿老法师兄晚年幸福！

　第二部分

　　文化大革命

　　（一）

 

 

　　进入六连，就进入一种焕然一新的环境。那里是我进疆开始独立生活的第一站，那里撒下了我的青春，那里有我纯真的爱情，那里也播下我爱情的种子，是生我子女育我子女的地方。农业连队里的人最醇厚，因为他们都是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那里的人最亲切，因为他们的思想最纯真没有争斗。那是我最值得回味无穷温馨之处，让我至今也魂牵梦绕。

 

　　连队里上海知青很多，绝大多数都是和我一起进疆的战友，还有６４年９月份进疆的一批知青，其中有老梅、小梅兄弟俩，郭润、郭仁兄弟俩，以及著名音乐家、歌唱家的女儿蔡英。还有两位特殊知青老绍和林松，他们的地位比我们还低，是真正阶级斗争的受害者。老客帮也非常纯真，其中包括我们的连长人称夏宝的，一个国民党陶持岳起义部队的战士。还有大胡子和他的爱人姜玉花，一位真正的三五九旅革命战士，因脾气暴躁而失宠，从一个营长一直跌落到战士。还有纯洁而洁白如玉的维族姑娘李琴和他的父亲李一民。

 

　　连队里同样也有各种造反团体，由于大家命运相同，不分高低贵贱，只分老客帮和上海知青，形成了两大对立派系。在这里没有了狗仔，所以我能参加一个造反队，让我过了把参加造反队的瘾。我参加的是“只争朝夕”造反队，这一造反队就是梅氏兄弟和另一个上海知青组织的。组织成员大部分是上海知青，而唯一的老客帮就是大胡子。和大胡子朝夕相处慢慢地了解到老客帮并不都是那么愚昧无知，也并不都是个个欢喜耍赖，满口脏话。尤其是和大胡子的爱人姜玉花接触时间一长，就知道这些人是非常纯朴，又是及其的仗义。姜玉花，１９５３年参军进疆的山东知青，暂且称呼山东知青吧，因为在毛泽东的上山下乡提议之前。１９５３年这批参军的山东女青年，怀着好儿女志在四方的雄伟大志，来到了边疆屯垦戍边。她说：“我们进了疆以后才知道是为了解决三五九旅这些老战士的个人生活问题。”我开玩笑的和她说：“那你们是慰安妇了。”她说：“你别瞎说，多么不好听。”这时大胡子插嘴了：“其实就有这么个意思，不管是慰安妇，还是随军家属都是一个道理，解决个人问题。每个人打仗十几年，从十几岁小伙子，一下到二三十岁，还没有一个安家落户，你叫谁谁不揪心？”姜玉花叙述了她们这批山东女青年的辛酸泪史。她们这批女青年参了军后，被告知需要到边疆区保卫边疆，大家兴高采烈地坐上火车到了兰州，又辗转坐上汽车千里迢迢地来到了乌鲁木齐，最后被分配到各个团场。这时她们刚刚知道自己将要嫁给这些老战士们。她们有些女青年又哭又闹，寻死上吊，但都不济事。山东女青年先由师级干部挑，然后才轮到团级、连级分配，战士基本无门。有哪个干部看中某某，接踵而来的就是媒婆、劝驾的不亦乐乎。只要你稍微松动点一下头，明天就是你的结婚喜日。姜玉花说：“我就是不喜欢攀附权贵才嫁给他的，至少我现在活得很实在。”

 

　　我们参加造反团体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过把瘾。至于该打倒谁该保谁与我无关，谁执政我们都得吃饭干活。而那些个造反团体各自都有自己的小算盘，上海知青的造反团体目的无非就是为了尊严，为了上海知青能有一个生存空间。老客帮的造反团体目的是保住自己的盘根错节的现状。两者之间必然产生矛盾，矛盾的激化就是武斗。在这对立形势当头，大胡子提出我们该退出组织了。小梅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再加上他们和那位上海知青头头的意见分歧，同意这种做法。从此，我们就一心一意地抓革命促生产。因为两派的对峙所有人都不去生产了，只有我们这些逍遥派老老实实地跟着连长在地里干活。地里空空荡荡的，只有十来个人干活。我问连长这能干到哪年哪月？他说总会有办法的。我们的连长夏宝，从陶峙岳起义开始当连长，当了一辈子的连长。由于他计算劳力特别有一套，做什么事都是不慌不忙的，条条有理，所以大家都叫他夏宝。　

（二）

 

 

　　67年的秋天，两派对立已到了剑拔弩张的形势，农田里也开始割黄豆了，由于黄豆是和玉米混种的，只能全靠人工收割。大田里清清凉凉，一望无际的玉米田里，只有我们这几个逍遥派在劳动。9月20日是大礼拜的休息天，新疆建设兵团在农忙时实行大休息日，即每个月只有三天休息，10号、20号和30号。这天早上我想到团部商店去买些日用品，老梅也想托我带些东西。那天正是武斗最激烈的一天，小梅思考了很久，他劝我不要去，再艰苦一段时间。正好林徐也想去，劝也劝不住，他以为自己是逍遥派，老客帮不会打他。结果不到三、四个小时被打得鼻青脸肿地回来了。后来，他的眼睛就瞎掉了。这个瞎子的模样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抹之不掉。

 

　　小梅以及他的哥哥老梅是影响我一生的战友。小梅沉着干练，比我小一岁，却表现出少有的老练。你说一句话他就知道你将说的第二、三句话，前前后后考虑的头头是道，活像一个诸葛孔明再世。在他的潜移默化影响之下，我懂得了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上如何把握好自己的前途。第二天上班，地里人突然多了起来，而且都是上海知青。上海知青在这场械斗中失败了。在家闲聊的人也成清一色的老客帮，而且还美名其余的堂而皇之的说：这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这不，武斗打到家里来了，所谓的打狗队（上海知青称之为狗大队），天天一个一个连队转，房间里只要有上海知青不上班，就被拖出来拳打脚踢。就连我们这些逍遥派也难幸免，所有的上海知青的造反团体都被强令解散，只留下老客帮的团体，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造反队。

 

　　不久，一天早上上海女知青何秀兰起床后感到右眼皮直跳，吃过早饭一位老客帮说厕所里发现了反动标语，说是把《打到王恩茂》改成了《打到×××》，把王字改成了毛，后面字迹模糊不清。团保卫部门立即前来侦察，拍照取证，下午就把何秀兰揪了出来，游街示众，然后五花大绑的送到了团部。接踵而来的就是皮鞭、吊砖，人身的侮辱和玷污。过了没有多久，又把“只争朝夕”的头头五花八门的绑了去。在团部我的好友周顺也被打成“牛鬼蛇神”送进牛棚，我的好友高寿松也不见了踪影。更为寒心的是我的老哥，一个与世无争的逍遥派，陶峙岳起义部队的战士李一民也被揪上台交代特务罪行。老李绝望了，一夜没睡，喝着酒向我倾述自己的痛苦，我陪着他，安慰着他。第二天一早，老李不见了踪影。我们赶紧找他，结果在二斗五农的渠道里上吊离我们而去。她女儿李琴哭得死去活来，对着她这养育她的养父绝望的喊道：“爹！你为什么就这样离我们而去？……”我们几位好友为他默默地准备了葬礼。木工房的陈君特地为他赶制出一副上好的棺材。

 

　　那天的天特别阴沉，阴森森的寒风凛冽，像是为一位慈祥的老者送葬，老天爷为其鸣不平。马车载着沉重的负荷向博士山脚走去，马车上老李的妻子和女儿哭得昏天昏地，马车下我们几位好友沉默地扶着棺柩，静静地为其哀悼。车到了目的地，老马为其长嘶了一声，我向着这位老友一声祈祷：“老哥，你走好！” 下葬的时候，又刮着些风，挖穴时，风把沙土扬起来老高。好友们抢着挖穴，李琴和她妈都悲悲凄凄地站在一旁看着。等把棺柩打开后每个人看了最后一眼，把它往穴里放时，李琴就控制不住地要往穴里面扑，一边喊着，“爹！你别走，你走了我们怎么过？……”大家伙把她拉住了。

（三）

 

　　67年的冬天是阴沉的，大家都躲在火墙边，一边嗑瓜子一边打牌，谁也不愿意出去，生怕下一个不知轮到是谁。小毛、老毛兄弟俩已经有了女朋友，躲到了她们的寝室里去了。宿舍里冷冷清清，只有我和李昌，曹狗熊以及曹阿杜几位打牌的上海知青。我望着油灯发呆，琢磨着久久困扰我的烙铁问题，突然一个念头在我脑海中闪烁过。我试着将烙铁头放在油灯上面烤，一个意想不到的现象出现了，烙铁头上的焊锡化了，也不氧化了，温度刚好适宜焊线路板。我赶紧在线路板上焊零件，可惜没有一会焊锡就冷却了。我把烙铁头尾端绑了一个手柄，再放在油灯上烤，反复试验了多次，终于摸索出一套油灯上焊线路板的方法。这年冬天，我终于把我的小单管收音机装好了，戴上耳机听到了我久违的音乐。

   

　　人生的最大痛苦，莫过于精神上的痛苦。在长达十多年的封闭中，对一个爱好音乐又无法听到喜爱音乐的有志青年，这种折磨恐怕不为一般人所能够理解。时逢动乱年代，除了“红色歌曲”再无任何古典音乐可听，其心境可想而知。当我听到那渴望而久违的音乐时，就如“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那种喜悦兴奋之情，实在无以言表。

   

　　我的人生我做主，尽管包含了很多的艰辛，但是想成功就得含辛茹苦。贝壳夹杂着沙砾在体内的折磨，终于造就了珍珠的璀璨光芒！生活的再苦再累也是自己的，别人又岂能担当得起。

 

　　 挂上耳塞，音乐响起。我的世界从此多了宁静，少的只是世俗的纷扰。我的音乐我做主，所有的音乐都包含着音乐家的心境，唯有用心体会方能于之产生心灵的共鸣！在音乐中，仿佛只有自己一个人的存在，其他的一切都与自己无关。可是总有取下耳塞的时候，取下时又面临一切，所以渐渐的学会了勇敢的面对，好的坏的一并接纳，然后化解排除，这便是人生！

   

　　这时我向我的父亲求救，希望他能够支援我，我想装一个六管的超外差式收音机。他答应了我的要求，并且他还装了一个价值80元的六管收音机，连同零件在68年的春天一起寄给了我。我们的寝室顿时生机盎然，收音机整天不停地唱着，唱着那八大样板戏。不久，小梅给了我一个信息：“火腿，有位姑娘想和你谈朋友，你喜不喜欢和她谈？愿不愿意和她谈？”我问：“是谁啊？怎么那么神秘？”他说：“这人名声不好听，盛英”噢！那个说只嫁给工资80元的小姑娘，是冲着我这80元的收音机来的。我说：“我思考思考。”

   

　　 我的家庭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父亲金陵大学高材生，曾经受毛主席、周总理接见的全国劳动模范。工资170元，是一个非常殷实的家庭。可惜我母亲不会料理家务，家里是出了名的里弄不卫生户。难道这小姑娘是冲着这170元来？我让小梅回话，先让她来谈谈看，是什么意图。

   

　　和她第一次交流中，她的一番话把我征服了。在她的叙述中我得知她的父亲批斗中因不堪忍受虐待而含冤自杀。这让我倏然升起了一波涟漪，一种对老哥李一民一样的敬仰。使我刮目相看这位姑娘，同情这位姑娘。我们恋爱了。

   

　　每天晚上我带着收音机和她一起穿梭在沙枣林里，在这静谧的环境，我陶醉在音乐和爱情中。莫斯科广播电台正在播放柴可夫斯基的《意大利随想曲》，我向她介绍了这首曲子的内涵和创作过程。

   

　　 这是柴可夫斯基1880年旅居在意大利时 收集了当地民间音乐素材完成的 乐曲一开始就奏出带有随想气质的主题 它采用了威尼斯船歌的形式......你听 这是双簧管吹出的意大利民谣《美丽的姑娘》 多么迷人的旋律呀......我一边欣赏着音乐一边跟她讲解 可是她听了后一片茫然 ：“我怎么听不出什么东西？”

   

　　 很多年以后 当我和我爱人谈起这件事时 我爱人笑着说：“你以为每个人都像你一样痴迷音乐啊！”

（四）

 

 

　　1968年的夏天，我母亲给我带来了不好的消息，我父亲被揪出去批斗了。组织批斗的人却就是我的好同学曹一霖，说父亲用封资修的毒草怎么怎么地毒害蛊惑，接着父亲被隔离审查，反动学术权威，工资被革，家里断绝了经济来源。我赶紧把存款寄回上海，以解家中燃眉之急。厄运接踵而来，一天盛英把我所有的衣服都送了回来，把我赠送她的收音机送了回来：“我不想和你谈恋爱了。”“为什么？”我问：“不为什么，就是不想谈了。”噢！我懂了，为了那170元。她什么也没多说，就走了。反正我对恋爱已麻木，80元来80元走，无所谓。就这样，三个月的恋爱史结束了，我成了当代的《吉塞尔》。从此，我对爱情失去了信心，不想在这上耗费我的一切，直到我的爱人出现，才扭转了心态，我爱人称盛英是“一个具有经济头脑的女人！”

 

　　很快经过我大弟的努力，170元的工资又争取回来了，我的担子轻松了许多。时值八月底，周顺、何秀兰这批“牛鬼蛇神”正在我连打土坯，一天五、六百块不但消耗着他们的体力，而且折磨着他们的精神。并且造就了周顺今后的成就，使他最终成为一位高级教师。突然，专政机构不知从哪儿把失踪的高寿松绑回来，并且被判了刑。公判这天我们早早地到团部，一批“牛鬼蛇神”们全都揪上高台陪斗。十点钟高寿松被押上了台，我看着那台上被剃了阴阳头的高寿松，那满面蜡黄的脸被揪得老高老高，我望着这位肺腑之交满是满腹心酸，泪水梗噎着喉咙。大会公判他“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罪行，判了十四年的牢狱之灾，1973年平反，从此他销声匿迹，远离了我们这和他朝夕相处的战友，远离这炎凉世态。

 

　　紧接着出现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为了改善连队住宿条件，迎接新一轮上海知青结婚的高潮，夏宝决定由我们班组建工程班组，盖建新营房。一天我们在施工休息间隙，回到我的宿舍等着听我的收音机。可当我摸到被褥后面傻了眼了，我的手半天抽不出来，大家还以为我被蛇咬了。我紧张地说：“我的收音机不见了。”大家都在说：“是谁开玩笑拿去听了，问问看。”结果一个连队问下来，谁都不知道。接下来夏宝脸变颜色了，他非常慌张地说：“我们连有窃贼。”首先怀疑的就是他们俩，老绍和林松。排摸下来老绍不具备作案条件，疑点集中到林松头上，他有口难辩，本来就结结巴巴的他就更说不出口，只会在那里生闷气。接着又排查了其他人，都无功而返。我的这个80元的收音机跟着那80元经济头脑的女人销声匿迹了，好在不久，我自己的六管收音机也装了出来，淡漠了这场风波。

 

　　秋天到了，为了紧跟形势，我连组织了一场忆苦思甜的演出《收租院》排练，迎接十月国庆。这次排练由演出队解散下来的杨喜德负责，杨喜德人称洋鳖是我团第一对结婚的上海知青，一生以幽默著称，他的夫人林小妹是个豪爽又开朗的人，经常赢得我们开怀大笑。杨喜德组织了由蔡英、王峰、王小生为首的主要演员，以我、小公鸡、周岳飞为首的器乐伴奏。我再给洋鳖介绍了李琴，此时的李琴还没有从丧父的阴影中解脱出来，演出的效果不尽人意，还没有发挥出维族姑娘的特有专长。倒是一位四川来的大学生知青脱颖而出，成了这场演出的总导演，主角。

 

　　东风劲吹的风暴席卷着新疆大地。这年冬天，林彪派了一批军队干部下到了我们兵团各个团场，我们上海知青的冤假错案得到了伸张。何秀兰终于回来了，周顺也出来了，周顺出来第一件事就是到我和洋鳖这里，看望他的老战友，诉说他的心中的苦难。我对他幽默地说：“这下你可减肥了，力气都比我大得多。”我和洋鳖还有小妹为他准备了一顿丰盛的午餐，为他接风洗尘。而小梅听到这个消息之后非常不满意，一直在埋怨我为什么接待他，现在是什么形势，你敢接待这些牛鬼蛇神？我说：“没有关系的，这是老战友，我总要尽地主之谊。”紧接着所有的知青都放了出来，而牛棚并没有因此取消，却关进了我的老友窦振英、周英一批老领导，包括赵国胜也成了牛鬼蛇神。牛棚里一批一批的牛鬼蛇神轮番登场，像是一场总也演不完的神鬼之战，硝烟弥漫，充斥着整个文化大革命。而在另一个政治舞台，一个又一个小丑也轮番登场，首先是那批许世友部队转业过来的复员军人，一个个牢牢的坐稳了各个连队的第一把交椅，以及团各机关的重要岗位。和我们上海知青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孙培元，坐上了和上海知青有着命运关切的劳资科第一把交椅。吴锁福当上了我连的指导员，与夏宝平起平坐。和我一起进疆的小知青杨紫浩，当了我们排的排长，而调皮捣蛋、大字不识的王海友，却当上我们班的班长。更为惨烈的是这批人在批斗周英时，强迫周英跪在沙枣刺上。周英强忍着疼痛，对着他们发出撕心裂肺的痛骂“什么玩意儿？？？”一时间苦大仇深的无产阶级，都匆匆地坐上了政治的浪口风尖，又匆匆地离开舞台。这场闹剧维持了不到两年，以林彪的失败而告终。

 

　　69年的春天，一直沉默了很久的上海知青工资评级悄然在连队里拉开了序幕。自从上海知青的三、五、八供给制待遇结束以后，一直没有把这事落实到位。现在以百分之二的名额评定上海知青农工二级的人员，在当时那么激进的场合下，大家都相互推让，谁都想拿到这多了四元的二级工资，但谁又都不想把自己推向浪口风尖。经过多次的追逐，这个名额却幸运的降临我的头上，而大家都一直异口同声地认为“只有火腿最合适。”连夏宝也认为非于建元莫属了。别人28.84元工资，我幸运地得到了32.96元的二级农工工资。

 

　　这年春末的一个休息日，天刮起了大风。早晨陆鹭寝室的朱颜跑到四班寝室门口，拼命敲打四班的门叫道：“王鑫、王鑫，陆鹭不行啦，肚子痛得直打滚。”我们整院的男知青全吵醒了，大家不约而同的奔向陆鹭寝室，惊动了整个连队。这时小梅沉着的指挥大家，“王峰你去叫指导员，老牛，赶快去套马车。”顿时，安静了下来，不一会马车来到了院子，上边铺上了褥子，王鑫把陆鹭背了出来，放到了马车上。这时指导员吴锁福也来了，吴锁福拉上马车，带着王鑫直奔卫生队。

 

　　不到半个小时马车又回来了，而且马车上又多了一个小生命，我们连队知青的第一位后代，就这样在这风声鹤唳的早晨诞生了。我们听着吴锁福讲述一路上的见闻，他说：“我们马车走到了二斗一农桥边，陆鹭突然想小便，马车停下来，王鑫扶着她去沙枣林里，不一会我听到沙枣林里一声孩子的哭啼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