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长征组歌》
1965年8月，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三十周年，一台由当时总政治部主任肖华将军作词，耕晨、生茂、唐轲、遇秋等作曲家谱曲，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演唱的大型组曲《长征组歌》在北京上演了。《长征组歌》以其优美的音乐磅礴的气势再现了红军不怕远征难的英雄气概，深深地感染了当时还是中学生的我和我的同学们。那时在我们的小城还没有电视，我们只是从广播中听到了《长征组歌》就已经被深深地震撼了。为了尽快学会，几个要好的同学有的记歌词，有的记歌谱，竟也像模像样地弄了全套的《长征组歌》，并开始在同学中传唱。这是我最初知道并接触了《长征组歌》。从那时起，我和《长征组歌》就结下了不解之缘。
1966年，随着文革的全面展开，很多以前认为是经典的文艺作品包括戏剧、电影、歌曲都成了“大毒草”。一时间我们已经不知道哪些歌能唱，哪些歌能唱出问题来，真的有点迷茫了。很快，学校的学生分成了两派，大字报铺天盖地，大辩论随处可见，大有你死我活的架势。我所在的一派为扩大影响，组织了宣传队，我也参加了。当时一个保留节目就是歌舞《红军不怕远征难》。
1967年的夏天，我和同学们像当年的革命青年奔赴延安一样来到北京。说来好笑，当时的初衷居然是到北京学习探讨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当时我们流窜于北京的各大高校，抄大字报、收集传单小报，和观点不同的人辩论，也参加高校的大型活动。有一次在北京航空学院（现在的北京航天航空大学）参加大会，整个礼堂挤满了躁动的学生，过道窗台舞台全都挤满了人，当北航的学生领袖王大宾被众人拥上主席台的时候，口号声此起彼伏，外面各个战斗队的彩旗不停地挥舞，那场面让我想起了《列宁在十月》的画面。那时的青年学生的热情如果用在今天该是什么景象呢？其实这段时间听到见到的虽然很多，但是最令我难忘的还是在北京大学看的那场演出，那是我第一次看到《长征组歌》的现场演出。北大当时分成新北大公社和414井冈山兵团，新北大公社的领军人物就是全国第一张大字报的发起人聂元梓。虽然当时提出学校各派要搞革命大联合，但实际上，两派的斗争已经是冰火不相容了。那天听说北大礼堂有演出，我们就赶紧奔过去看。演出是北大414井冈山兵团组织的，虽然都是由北大的学生出演，老实说，那水平绝不亚于专业文艺团体，令我们这些小城市来的中学生大开眼界。特别是他们的《长征组歌》，看得人简直是热血沸腾。大幕拉开，让人眼前一亮。前面坐着整齐的乐队，有各种长号圆号小号，有大提琴小提琴，有黑管长笛，有各种打击乐器。乐队后面是身穿红军服装带着北大井冈山兵团的红袖标的意气风发的合唱队员。演出效果出奇的好，获得全场经久不息的掌声。我当时就想，这哪里是一个大学的演出，简直是比专业还专业，这才是我心目中的大学啊。也许是我从未看过专业团体的《长征组歌》，北大井冈山兵团的《长征组歌》给我的感觉是那样的新鲜、吸引人、感动人，令人回味无穷。我甚至有了一个梦想，如果有机会上大学，一定也组织一场《长征组歌》过过瘾，虽然我那时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上大学。但是看到各大中学校纷纷由“文斗”升级为“武斗”，更令人心寒的是“血统论”浊浪排空，愈演愈烈，我知道，即使是“大学还是要办的”也不会有我的份了。后来社会上开始流传：毛主席说“肖华是扶不起的天子”，肖华将军也莫名其妙的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了，他的《长征组歌》也从那时起被禁止演出了。
1968年九月，经历了两年多的“文革”，学生们依然无学可上，我们学校初高中（其中初一是晚我们两个月）六届学生一风吹，全部下乡插队了。我插队的地方地处内蒙边缘，不通电，沙土地，风吹过，漫天黄沙，环境很艰苦。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日子既单调又平淡。那时的我们毕竟年轻，闲来侃侃大山，唱唱歌，各队串串就成了业余生活的全部。当时除了《让我们荡起双桨》一类的校园歌曲，也唱《小路》《山楂树》这样的抒情歌曲，还唱《江姐》和样板戏唱段。当时唱得最多的是《长征组歌》中的《过雪山草地》。歌中的“雪皑皑，野茫茫，高原寒，炊断粮”正是我们插队生活的真实写照。尽管艰苦，“红军都是钢铁汉，千锤百炼不怕难”依然鼓舞着我们。只是我们当时已经没有“革命理想高于天”的豪情了，因为一觉醒来，不是去铲地就是去收割，还得惦记有没有米下锅。后来我们公社成立了全部由知青组成的宣传队，我和我的同学们便把在文革中的歌舞《红军不怕远征难》又搬了出来，那激越的歌声、刚劲的动作、逼真的造型、生动的表情很是让我们激动了一阵子。也为社员们的夸奖而自豪了一阵子。
1975年，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四十周年，当时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邓小平不顾“四人帮”的阻挠，下令复排《长征组歌》，为万马齐喑的神州大地带来一丝清风。次年，八一电影制片厂的舞台艺术片《长征组歌》问世，吹响了向“四人帮”反攻的号角。那时我已经是工人队伍的一员了。电影《长征组歌》在我们市上映的时候，我是看了一遍又一遍。事后和几个朋友谈起来，组歌中担纲领唱的耿莲凤、马国光、贾世骏、马玉涛、王克正一个个如数家珍。即使这样，我也没敢想，去圆我当年在北大看演出时的梦——组织一台《长征组歌》。
1977年高考恢复了。我幸运的搭上了高考末班车，于1978年考进了大学。1981年，学院为纪念“五四”运动六十二周年，决定举办歌咏大赛。当时的学生都具有很强烈的上进心和荣誉感，各系都紧锣密鼓的行动起来，校园的气氛既热烈又紧张。我们系的文艺部长哈尔滨姑娘小丹和副部长阿灿、文艺骨干建农一起找我商量我们系参赛的事，在选歌上一直迟迟定不下来。开始大家提出了《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在希望的田野上》、《长江之歌》等几首歌，小丹觉得这些歌虽好，却不足以一鸣惊人。这时我忽然来灵感了，我想起了文革中在北大看的那场演出和我当时的梦想。我说：“咱们唱《长征组歌》！”一语既出，石破天惊。人所共知，《长征组歌》既有高度又有难度，以我们一系之力能行吗？大家觉得好是好，就是没有把握。我和大家讲：我们这几届大学生，特别是77、78这两届可是在积压了十年的知青和学生中脱颖而出的佼佼者啊，这里卧虎藏龙，不乏有文艺才能的人，这些人做事又认真，只要我们组织好肯定能行。大伙让我忽悠得群情激昂，这事就这么定下了。因为是比赛，学院里不可能给我们时间把组歌全唱完，我们根据自身的情况和组曲的需要，精挑细选了《告别》、《突破封锁线》、《四渡赤水出奇兵》、《到吴起镇》和《大会师》。接着做了分工：小丹和阿灿负责挑选合唱、独唱队员和印歌篇及组织排练，建农担任合唱指挥和导演，我则担起舞台监督和剧务的角色，负责合练的组织、协调排练场地和时间以及后勤保障。要说小丹、阿灿、建农都不是等闲之辈，他们都有文艺天分和组织才能，工作又认真。小丹的热情和执着让她找的参加合唱的同学都不忍心拒绝她，阿灿和建农都曾报考过音乐学院，阿灿的强项是手风琴，建农的专长则是长笛，他（她）们在一起，绝对的黄金搭档。
决心好下，做起来却容不得一点马虎。就说挑选队员吧，当时我们全系不过三百多人，却要挑出一百二十人参加演出，实在是很困难的事，总不能把五音不全的同学拉进来吧？特别是女同学又少，几乎是全系一半的女同学都参加了。我们还组织起乐队，由阿灿组织练习。为提高效率，把男女生高低四个声部分开学习，由四个声部长带领训练。练得差不多再合在一起练。小丹还弄来《长征组歌》的唱片，用小盒式录音机（那时还不多见）把我们选的几段录下来，合练时放给大家听，对大家的提高起到很大作用。队员们积极性都很高，休息日也集中起来练习。听说我们系要唱《长征组歌》，机电系的文艺部长（一个上海的老三届）坐不住了，他们系也是人才济济，和我们系绝对有一拼。为了不输在起点上，机电系选了《黄河大合唱》。他们的优势是乐队像样，我们的则以声部和声占优，两个系都暗自使劲，互不相让。
很快，“五四”到了，大赛就要开始了。为了增强演出效果，我特地回到工厂为建农做了一只漂亮的电镀指挥棒，又向一位老教授借来一套西装作为建农的演出服（那时我们学院的大学生还没人有西装），合唱队员们已经练得不说炉火纯青，其整齐度也绝不差半拍，万事俱备，我们信心满满。但是看到机电系的队伍提着长号小号带着大鼓小鼓入场，我们对能否问鼎还是没有十分的把握。为了体现公平竞赛，学院特地从市里文艺团体请来评委。演出是在学院礼堂举行，全院的学生几乎都来了，前面坐着学院的各级领导、资深教授和老师，场面不亚于当年那次北大的演出，只是显得更有秩序而已。那场大赛实际上变成了我们机械系和机电系的PK。因为其他系首先在气势上就输了。老实说，机电系的《黄河大合唱》相当不错，他们的河边对唱、黄河号子都有很高的水准。但是，我们系的《长征组歌》更胜一筹。我们的领颂，我们的领唱，我们的多声部混声几乎是可以以假乱真。特别是建农的指挥，真有点电影《长征组歌》里的指挥唐江的架势。他的表情时而凝重时而欢快，他的动作时而深沉舒缓，时而奔放潇洒，有条不紊的指挥着各个声部，把合唱队员们的情绪充分调动起来了。当《大会师》以高昂的“歌唱领袖毛主席，歌唱伟大的共产党”歌声结束时，全场经过短暂的寂静后爆发了雷鸣般的掌声。这掌声是对我们多日努力的最好回报。那次大赛我们以高出第二名机电系1.2分的成绩夺得了第一名。
此时的我除了和同学们一起分享成功的喜悦之外，还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该上大学的年龄我却在农村春种秋收，等我上大学的时候比班里最小的同学要大出十多岁，我最好的青春时光留在了广阔天地。但是不管怎样，生活还是回馈了我，在赋予我坚强意志、吃苦耐劳品质的同时还让我圆了我的大学梦。上大学期间又给了我圆另一个梦的机会，从在北大看《长征组歌》到现在的这次演出，十多年过去了，我终于圆了我的《长征组歌》之梦。
那是我的青春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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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By：2010/9/24 17:28:00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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