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纸上连续报导了一系列“一根针、一把草”治病的文章以后，公社也号召社员上山采草药治病。我同队里一个懂得不少草药的中年人一起到附近山上采集到一些能治疗感冒、头痛、皮肤病等小伤小病的植物，在生产队的仓库门口搞了个“植物标本展览”，详细列出这些草药有哪些性能、能治哪些病痛，受到好评。不久公社通知要培训“赤脚医生”，生产队、大队推荐我去，我巴不得有机会学习，马上就去公社报到。
“赤脚医生”学的就是“一根针、一把草”，我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就掌握了“一根针”，主要是因为在所有的学员里我第一个敢在自己的身上扎针，人身上100多个重要穴位的名称和它们主治什么，我很快就倒背如流、熟记在胸，不久已经可以用一包银针给社员们治病了。队里有个老农因为跳“忠字舞”兴奋过度中风，那种症状极容易造成半身不遂，我及时给她针灸，治好以后很快又能下田劳动了，一时传为佳话。直到现在我身上还带着一包银针，碰上有人偶有小恙，不管认识不认识，“略施小技”就可以治好。几十年来确实也救过不少人。
但我最感兴趣的还是“一把草”，植物里蕴藏着太多的化学知识。我的师傅——陈老医师带着我们十几个学徒爬遍全县海拔1000米以上的所有山峰，采集平原上难以一见的珍贵中草药，并在山区向村民们传授用草药治病的知识，到处受到热烈欢迎。
有一天在一个大瀑布后面采“石斛”、“虎杖”、“金线莲”等，我迷恋那如诗如画的自然风光，竟与众人拉开了距离，看不到一个人影，使劲叫唤也没有回音。早已听说这个地方毒蛇、猛兽经常出没，我惊恐万状，身上又没有“七叶一枝花”（一种宝贵的蛇药），只好先采了几种可以解蛇毒的草药拿在左手上，右手抓了一根木棍，以备万一，一面寻找、分析同伴们可能走的方向。
山区天气说变就变，一阵冷风吹过，乌云飘过来，马上就要下起暴风雨。我心里想：不好，这样的气压蛇要出洞了！刚动了这念头，前面已经一条毒蛇飕飕地窜过来了。我屏住呼吸，盯着毒蛇，却见它到我前面不远处竟转弯溜走了。我惊魂未定，走了几步，又碰到一条蛇！十几分钟时间就与5条蛇相遇！我念着观世音的“六字真经”，只求菩萨保佑了！说来也怪，蛇们就象没有看到我一样，一条条在我的身边消失。大雨倾盆而下的时候，我才说了一句“阿弥陀佛”！
蛇没有了。趁着下雨，我离开了这个危险地带，找到一条小道，回到村里，见到同伴们的时候才知道他们在山上也到处找我，直到下大雨的时候才下山。
那天晚上住在大队办的小学校里，校长同我聊天，后来竟问我愿意不愿意留在这里教书（代课）？我说“我出身不好”，留在这里甚至有可能连累他。校长笑着说：“我才不怕呢，这地方天高皇帝远，谁管这么多！”又给我讲这里的村民对老师非常尊敬，而且关怀备至，经常给老师送粮送菜，同山下有天壤之别。说得我真有点动心了，就老实对校长说：“这事情还得我父母同意才行。”
第二天大家收拾行装动身到“对面”的另一个村子，“对面”是真的，但要走到那个村子得走整整一天！两个村子中间隔着一条深不见底的大“坑沟”，而且分属于两个县管理，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我们天不亮就出发，每个人背着几十公斤的药材和简单的行李，互相搀扶着下到沟底已经是晌午时分，本欲找一块平地休息做饭，却赫然看到几堆白骨！陈老医师告诉大家：那些（人的）白骨有的是不小心从悬崖上掉下来摔死的，有的则是自杀死的，本地、外地人都有，这里有一个风俗，死在这沟底不能“收尸”，否则死人还会“找替代”，大家听得毛骨悚然，顾不得肚子咕咕叫，急忙离开，往上方爬去。
一只小小的飞虫在我嘴唇上叮了一下，我一个巴掌把它打死，一看象蜂又象蝇，刚在琢磨它是什么种类，嘴唇已经肿了起来，脸部很快就肿得象猪八戒！幸亏陈老医师马上捣碎一撮草药涂在我脸上，过了一个多小时才消肿。
爬到一半开始做饭、休息，看到旁边长着许多贵重的中草药，一行人又忙着采摘起来，忘了沟底那一幕。采了一会儿，陈老医师说不要再采了，否则爬不到山上天就黑了。大家把药材捆绑好，连同行李分给各人背着继续往上爬。看到村庄的时候太阳果然已经下山，有人尖叫起来：“陈老，你看那是不是‘钩吻’？”陈老医师走近一看，果然是。这“钩吻”又叫“断肠草”，极毒，陈下命令要大家把今天采到的药材通通倒掉——这是采药人的规矩（怕药材里混进毒物）。人们都有点舍不得，但也得照做，不敢怠慢。
第三天吃过早饭，因为不能在此地采药材了，我们准备出发到另一个地方，只听有人吹着哨子叫“出工咯”，一会儿看到农民们排着长长的队伍向田里走去，男女老少每个人都从路旁摘一叶“断肠草”放在嘴里，用牙齿嚼着，然后吐掉。我不解，请问陈老医师，答曰：“他们的老祖宗看上了这块‘风水宝地’，想在这地方发展又怕子孙后代中毒，就传下这么一个风俗，提高消化道的耐毒性能，村子里的人即使不小心误食一点钩吻草，问题也不会那么严重。”原来如此。
又爬了一座高山，在山上看到要去的地方是一个非常标准的盆地，几个村庄整整齐齐地分布在一条小溪（小溪尽头肯定又是一个大瀑布！这是我凭这几次“进山”总结出来的经验，问过陈老医师，没错！）旁边，山清水秀，好象一幅画。下山走进靠近瀑布（陈老医师好像“特别喜欢”在瀑布周围采草药！）的一个村子里，找到大队长，说明来意，同过去的几天一样，大队长还是把我们安排住在小学校里——此时老师和学生正放暑假。
在这个村子里住了几天，天天在悬崖峭壁上行走，脚下虽然是万丈深渊，我们也已经习以为常，可以坐在大石头上一面谈笑风生，一面欣赏大好河山的美丽景色了。
村子里的人们朴实而好客，对客人们礼貌有加，我听了许多在山下从来不曾听说过的奇闻逸事，但最有趣的莫过于这里的人们把所有的外地人都称作“山里人”或者“内山人”，只有他们自己才是“平原人”，因为所有的外地人都是从山上到他们这里来的。他们编了许多外地人又“村”又“俗”又“土”的故事，我觉得很有意思。有一个十几岁的年轻人问我：“全世界有没有五万人？”我反问他：“这盆地有多少人？”他说“足有两万人了”，我笑着给他讲了“夜郎自大”的故事，他百思不得其解，回去不知还要请教多少人。
几天下来“战果辉煌”，采了几十担珍稀草药，走的时候每人挑一担，其余的雇人挑到山下，再雇了一辆货车拉到公社卫生院。我又学了不少“炮制”药材的技术，有些是用“现代”方法制作的，如胶囊、浸膏等。其中有一种贵重的草药叫做“球兰”，叶子很厚，捣碎成浆涂在胸脯上可以治疗小孩肺炎高烧——这种病在那时每年要夺去不少儿童的生命。我在一个废旧的仓库地面上铺一层细砂，种上球兰，获得成功，引得其它公社甚至外县的“红医班”也派人来参观学习。
省卫校来我们这里招收了两个女学员，男学员们也都翘首以待，期望有一日能“飞黄腾达”圆当医生的梦。陈老医师告诉我，他已经向公社党委报了三个准备推荐去省医大学习的名额，其中一个就是我。
正当我踌躇满志的时候，谁知“后院”却“起火”了。“火”是“汉奸”在生产队里放的，他不知从那里打听到陈老医师的安排名单，就唆使队里几个回乡青年到大队和公社“告状”，说陈老医师“有意培养反革命分子家属”，让“臭头痞”的弟弟取代了我。（后来“臭头痞”的弟弟呆了不到半个月就因为懒惰、捣蛋被开除回生产队了。）
“汉奸”对公社分管“医卫”的干部说：“毛主席教导我们：‘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反革命分子当医生，只能实行反革命的人道主义”。这话倒是事实，我如果当医生，肯定“有医无类”，是不会歧视任何人的。
回到生产队继续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对我来说“打击”并不大，只是有点“遗憾”。我白天干着繁重的体力劳动，晚上在家里的“实验室”研究植物——我已经认识了两千多种植物的名称及它们的药性、功能等，自学的化学知识开始有了“用武之地”，便用各种“土办法”提取这些植物根、茎、叶、花、籽、果的有用成分，并进行初步的利用设计。
到山区当代课老师之事，没有得到父母的支持，只好作罢。
托老天爷的福——我插队的第二年春耕时碰上“倒春寒”，虽然秧苗冻死了不少，但有经验的老农说：“早烂秧，谷子涨破缸”，这一年夏季粮食果然大丰收，市场上“黑市”大米每公斤三毛二，比国家“牌价”高不了多少。公社党委书记在每一天晚上的“联播节目”（每个生产队都得按“政治任务”组织收听）里大讲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号召办大食堂，“准备大踏步走进共产主义”。队里几个年纪较大的农民却心有余悸，向队长建议利用房前屋后多种瓜果：“万一再出现10年前的饥荒”，“瓜菜代”有备无患——10年前这里流行着一个民谣，至今孩子们还在念着：
天公下红雨，
大水淹田土；
政府来救济，
救济救干部。
真正的农活我其实掌握得并不多，但插秧却是我的“拿手好戏”，可以一口气在田中央插上100多米长的秧苗成一条直线，不必站起来（实际上站一次，秧苗“线”就要弯一次）。锄头活我觉得最难学，如果让我“锄花生”（在花生地里除草的农活，队里把它叫做“锄花生”），我会真的把花生都除（锄）掉。
有一次干的农活是“劈田埂”，我一锄头劈下去，一窝蜥蜴窜出来，我吓一跳，队里的农民们围过来把它们全部活抓，将小蜥蜴放在手心拍打变成红色，生生的吃了，他们说生吃小蜥蜴“补身体”，我看得目瞪口呆。肥大的母蜥蜴被熬成汤，每个人中午时都喝了一小碗，味道确实鲜美。
<!--EndFragment-->
加好友 
发短信
Post By：2011/10/14 8:42:00 [只看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