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我一家住在“同一个屋檐”下的邻居女主人叫李秀真,虽然“家庭出身”是“下中农”,却因为丈夫是11队的会计员,加上娘家比较富有,经济比我家好多了,从我们一家刚搬来住的那一天就对我表示好感,偶尔煮点好东西也叫我去吃,我每一次都是狼吞虎咽,她总是说:“慢点吃,还有呢。”刚到田里劳动时我不习惯走田埂小道,经常摔交,回家后都是她给我涂药、安慰,还骂政府“怎么让这样嫩的孩子也来农村受苦?真是罪过!”她的身体很弱,据说几年前动过手术切去了一个肾,所以脾气不好,常常骂人,惟独对我从来都是体贴入微,问寒问暖,我对她的感觉就同亲妈妈一样。她的丈夫对我也很好,甚至想教我学会计知识,说是以后当个生产队会计员也不愁吃不愁穿。可是我不想学,让他觉得很遗憾。他们膝下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在我成为他们的邻居前刚刚嫁给一个复员军人,二女儿小月是他们的掌上明珠,但并不娇生惯养。
我和小月两家“分”到的菜园都位于“衙门地”,紧挨在一起,中间连分割的篱笆都没有,只有一条灌溉用的小水沟作为“界线”。
不知从哪一天开始,只要我傍晚时分去挑水浇菜,总看见小月随后也到。我把菜浇透了,她也刚好“停工”;我蹲在地里拔草,她在离我很近的地方拨弄菜苗。终于有一天她带来一本精装的袖珍本《毛主席语录》送给我,这在当时可是相当宝贵的礼物了!我接过来打开一看,扉页里夹着一张纸,上面用铅笔画了一个“井口”,旁边写着:“今晚8点”。我心领神会,心跳立即加速起来。回家换了一套干净的衣服,又到附近小街上的小百货商店里“挑选”了好久才找到一把小巧玲珑的指甲刀,价格同我口袋里装的全部家当相等。看看时间也差不多了,才向着“井口”走去。
这“井口”指的是我们的菜园地旁边一口半干涸的水井,据说当年县太爷就是用这口井的水泡“铁观音”茶的,算是“官井”,但现在废了,干旱时已经没有水,下雨天有水也是浑浑的,不能食用,只能洗衣浇菜。井口直径很小,比故宫里的“珍妃井”大不了多少,只容一个小水桶下去打水。
我们两人几乎同时到达“井口”,我拿出小指甲刀送给小月,小月接过去一看,显得异常兴奋,连说:“太漂亮了!还有牡丹花,这花我最喜欢了!你真会买!”其实我买东西是最笨的,根本不会挑选,刚才买这指甲刀看上的只是上面有一朵牡丹花而已。
那个晚上的月亮好象特别圆、特别大,对了,那天是中秋节!月光把“井口”周围的景色全部镀上一层银。两个人站在“井口”旁边,四周都是两米多高的“金光菊”(学名“肿柄菊”)围着——天生一个幽会的好地方,小月不知什么时候发现这地方的?
“金光菊”花朵很大,象葵花一样,香味浓,我喜欢它。但也许是气味太浓烈,这里的村民叫它“臭菊”,很“贱”——春天时随便摘一枝条插在地里,不久就长成一片小森林,可以做绿肥,也可以当菜园子的篱笆。
我以“金光菊”为题材,对着小月发表长篇大论。渐渐地,发现小月对这样的话题好象不太感兴趣,赶快打住。我转弯抹角地问她的“理想”是什么,方知她的“理想”是吃的好一些,穿的不比别人差,在村子里不被人瞧不起,如此而已。这就是一个“回乡知青”的“抱负”,我很想“开导”她往高一点看,试探了几次,枉然!
小月也问了我的理想,我说;“人生一世,草木一秋,我不能成为‘大人物’,也总要做点什么有意义的事吧,要不然到临终的时候,回忆一生碌碌无为,后悔不及。”这最后一句话可能是受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主人公“保尔·柯察金”的影响。
小月表示赞同我的“观点”,但又觉得这样做很难,看得出她的心里还有话吞吞吐吐地说不出来。
这种“沉重”的话题严重影响了约会的“质量”,弄得两人情绪都不好。我干脆把话题岔开,谈“风花雪月”、“吃喝玩乐”,天上的飞禽,地上的虫兽,花草鸟木,无话拣话讲,心情轻松多了。
渐渐的,我注意到小月最喜欢谈的话题是“人”——身边熟悉的人,她对每一个人都有一番评价,评来评去,她开始“评价”我的母亲了:“你妈妈年轻时一定很漂亮。”
我回答说:“当然,她‘待字闺中’时是在厦门,一天到晚没事就看报纸,看看思明电影院又放映什么新片子了。”
小月故意说;“这跟漂亮没有关系吧?”
“我看过她在厦门时拍的照片,确实太漂亮了!烫着头发,穿着旗袍,又透着几分洋气。”
“一个厦门的千金小姐,现在却那么能吃苦,实在不容易……她怎么会嫁给你爸爸呢?”
“我伯父当大官,我外公是大地主兼大资本家,有钱跟有势结合。”
“外公我见过!”小月突然巧妙地把“外公”前面的“你”字去掉了:“前不久他来的时候,我在路上就看见他了——外公手上拿着一捆可能是半路上检到的柴火,看到路中间有一块大石头,他还花了不少力气把石头搬掉,说是怕晚上走路的人不小心摔交——真是好心的老人。”
小月开了头,我也就只能把双方亲人前面的“你”、“我”都去掉了:“外公一辈子做的好事说也说不完。听妈妈说有一回外公回老家刚好遇上家族开会,两个同姓的青年男女自由恋爱违反了族规,族人决议要把这一对年轻人‘沉塘’处理,外公说‘沉塘’不如‘沉海’,就说服族长把两人交给他‘解决’。到了厦门,外公买了船票托朋友把两人带到新加坡去了,后来两人做生意发了财,直到现在每个月都还来信问候,有时还寄点东西给外公。”
多次提到厦门,小月突然扑闪着眼睛说:“听说厦门风景很美,真想能有机会去看一看!”我说:“以后我一定带你去玩。”
生产队有几十亩梯田离村里较远,农忙时为了抢时间多干活,队里经常安排全体人员就地午餐,当然是吃“阿公”的,虽说只是“粗菜淡饭”,但对还在饥饿线下挣扎的人们来说,这已经是难得的“打牙祭”了!仓管员对我说,如果全是男社员,每人只要吃14两(约430克)大米,有女社员的话,每人就要吃1斤2两(约570克)大米,我不解其意,但实践证明这是千真万确的,问了妇女队长才解开这个谜:原来女社员们在家里吃的都比男社员们更差,又难得吃一顿“阿公的”,一有机会当然要吃到“撑破肚皮”才“放手”。
梯田有许多烂泥地,就象电影和电视剧里经常看到的一样:人不小心踩在上面会越陷越深,如果没有旁人及时拉起的话,是不可能自救的。但“老社员”们却最喜欢利用烂泥地来作弄“新社员”,而且乐此不疲——骗一个不知底细的人陷进去,面对死亡威胁时露出的恐怖,人们幸灾乐祸、狂笑不已、手舞足蹈,比中彩还高兴!我多次被骗,对这种充满低级趣味的“游戏”深恶痛绝。如果是别人被骗的话,我会提醒他(或她)注意,对已经陷入泥地的,我会马上冒险拉他(或她)上来,但这样做势必得罪大多数人,他们觉得“好好一个极其有趣的事”毁在我的手上,有时还会拳脚相向,转移“惩罚”目标。
烂泥地里更可怕的是蚂蝗,被叮上了即使上岸把它揪出来,还要流不少血,据说把蚂蝗“碎尸万段”埋在牛屎堆里,第二天便可在里面看到成千上万个小蚂蝗!
蚊子也是吸血虫,在这里不管白天黑夜蚊子都咬人,从来不“下岗”,上厕所成了我最惧怕的事:厕所里的蚊子大得吓人——相信“云南十八怪”里“三个蚊子可以炒一盘菜”在这里也是真的——每一次如厕时屁股都会被蚊子咬得肿起来,人几乎要窒息,走出厕所后还会痒痛半个小时;晚上睡觉时蚊子搅得全家不得安宁,又买不起蚊香,有时实在受不了只能出去爬树采些柠檬桉枝叶回到家里到处甩打或者混合谷糠熏燃,虽然可以驱出一些蚊子,但臭味还是让人难以入眠;有一次我在一片栗子林里除草,被一种小蚊子(蠓)叮得全身肿起来,过了几天才消肿,现在回想起来还会恐惧。我一直觉得奇怪,为什么本地农民就不怕蚊子呢?
那个时候很少有人带手表,歇工时间不好掌握,惟独在梯田这一片地里劳动时好办——有两个方法可以确定时间:一是不远处有一条公路,只要开往某某地方的班车经过,再过“一拨烟”(农民们用粗纸把自制的黄烟丝一小撮卷成喇叭状,再用打火石擦出火星点燃黄麻秆,吹出火来点烟,吸抽烟气,整个“流程”大约20分钟。我曾经问过老农:吸烟为什么要这么麻烦?答曰:他们“享受”的就是这个过程。)时间就可以停工吃午饭了;二是只要听到附近部队拉练回来大声吆喝“一、二、三、四”时,我们也就可以跟着歇工了。
有一次我跟路过的一位军人开玩笑说:“你们为什么每一次吃饭前都要吆喝一、二、三、四,是不是这样可以增加食欲、帮助消化?”
那军人(后来我才知道是个连长,那个时期部队没有军衔,官兵不分,很难辨认)笑着回答道:“我们要不这样叫喊的话,你们干到天黑都不知道歇工!”原来他早就知道农民们的秘密了!
就这样一来二去的玩笑,我竟然同他成了好朋友!后来他的连队跟我所在的生产队成了部队和公社“军拥民、民拥军”的第一个典范!
其实我同连长交朋友的“动机”很简单——部队经常放映好看的电影,我能够在“第一时间”知道,然后偷偷告诉要好的朋友一起去看。有几次先告诉小月“晚上有好看的电影”,各自再邀几个朋友,一大群青年结伙同去——那时侯两个人在公开场合还不敢走得太近,其实朋友们大都心里有数,只是不“揭穿”我们罢了。
当农民最难受的是没有零钱花,要赚钱就得想方设法去当民工,象我这种“家庭出身不好”的人即使找到当民工的机会都不允许去。记得队里有个叫做“阿臭”的青年“找后门”终于有机会去铁路当一年民工,他妈妈高兴得把家里腌了一年的一缸咸余柑全部拿到生产队队部给大家分享,感谢社员们给他儿子“发财”的机会!
有一天连长偷偷告诉我:“杉眉水库库底居民移民即将开始,我们连队奉命调去协助库底材料回收指挥部的保卫工作。据说指挥部还要吸收20个临时工,你们队里有人要去吗?”
那时已经是农闲时节,我到队里一说,几乎所有“劳动力”都想去,虽然队长宣布去水库“赚”到的钱一律充公,去的人记工分(我仍旧每天8个工分!),报名的人还是超过20个,只好用“抓阄”的办法产生20个要去的名额,我当然不用“抓阄”了。“抓阄”的结果7个队委走6个,只剩下一个妇女队长“留守”。(后来我才知道,他们连“抓阄”也做了手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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