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神鼻

艾青和艾巧姐妹俩是“归国华侨”——她们的爸爸在印度尼西亚看报纸吹嘘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如何如何辉煌，中国人过的是“天堂一样的生活”，于是就带领全家奔着“天堂”来了。没想到一来就碰上大饥荒，想回又回不去。她们的大姐嫁给一个地主的儿子，天天挣扎在“红色恐怖”下和死亡线上。姐妹俩一样性直，不晓得人世间的险恶，熟悉的人们都叫她们“番仔”。

艾青什么话都敢对我说，包括有人写情书给她或她妹妹这一类的“私事”——连情书都拿给我看。有一次我正在辅导她编织一个新图样，墙上掉下一只壁虎在我手背，我一甩，那壁虎竟从她的脖子掉进背部里去，她吓得昏死过去。我连忙把她送到卫生院急救，医生说是“惊吓过度”，要住院观察好几天。我担心她会以为我是故意吓她、害她，好几天一直陪伴着她。

没想到这又引起一场误会——艾青竟然直截了当地问我“爱不爱”她，我说自己确实喜欢她，也喜欢她的妹妹，把她们都当成自己的妹妹一样爱护。她笑了，笑得非常灿烂：“我也喜欢你，但不敢嫁给你，只要一想到姐姐过的那种十八层地狱般的生活我就怕极了。”

两个月时间一到，我按照与陈“狗头”的约定，得到两千多块工资，这在当时算是惊天动地的“奇迹”！——要知道那时镇革委会主任一个月的工资也才只有三十多块！我领到工资时心惊胆战、手一直在发抖，“工资表”上填了几十个“女弟子”的姓名——当然，我也按照原先的承诺拿出一千多块钱给她们。

有一天，厂里开会说是要传达中央文件，“有重大的事件要宣布”，其实大家心里都有数，只是不敢讲出来而已。果然，陈“狗头”传达的是“林彪事件”，坐在我身边的一位工友听完后问：“林彪那么大的官，要自杀也不必喝乐果吧？”原来闽南话“林立果”听起来好像“饮乐果”一样，他把“林彪林立果叛党叛国，叶群吴法宪”听成“林彪饮乐果半筒半锅，叶群无发现”了。

接连带了几批学徒，再由学得较好的学徒带学徒，镇竹器厂很快就发展成一千多号人马的大厂，而且成为省里有名的“创汇企业”。陈厂长趾高气昂，比武斗时当“狗头军师”还风光！我又同黄老师傅设计、创作了一系列新产品，订单源源不断，象潮水般涌来，连广交会也不必去参加了。

这一段时间我住在厂里的简易宿舍里，小月看我长期不回家，就同她姐姐找到竹器厂来了。一踏进车间大门，看到我，也许是太激动了，突然大声叫出我的名字。几十张生疏的脸一下子全对着她，害得她的脸红到脖子根。

我赶紧迎出来，带姐妹俩去逛街。手头“宽绰”了，买了几十块钱的日用品，有的送她们，有的托她们带给我的父母兄弟。小月看我花钱大方，就问“钱从哪里来？”我讲了带学徒的事：“你刚才看到的几十个女青年都是我的徒弟，你根本就不用怕她们。”

小月说：“我怕她们什么？！”

话是这样说，小月从此不敢再踏进竹器厂大门一步。

有一天陈厂长在办公室里同我交谈：“我们这么大的生产量，一天的垃圾就有几十吨，你有办法把它们利用起来吗？”此事我早已成“竹”在胸，就提出用竹屑生产建筑用“纸筋”的方案，陈表示大力支持。

经过几次成功的实验后，买来一批设备，“利用竹屑生产纸筋”的车间投产了，产品质量非常好，供不应求。我又开始研究用生产纸筋产生的废液制造染料。

    “综合利用”一年给工厂带来额外的几十万利润。陈用这些利润盖了两栋大楼，非常壮观，其余的一大部分作为“年底奖金”给了镇里大大小小的干部。我看到出纳员包了半天红包，不满地说：“他们又没有参加我们的任何工作，也没有任何实质的‘帮忙’，甚至还在背后搞小动作，为何要给他们？”

第二年的广交会传来消息，国内已有数家竹器厂生产了几款同我们一模一样的产品，而给外商的报价低了百分之十。陈厂长派人去“现场”落实了此事以后，立即给外商主动降价百分之十五，保住了半年的订单。降价部分全部从工人的工资扣取：原来工人每做一个“双喜”图案可得两块五毛钱，工人们拼命干，一天干十六个小时，最快的可以编两个，五块钱工资；降价以后，每个图案工资一块五，一天最快得到三块钱工资。

再竞争，再降价，一个“双喜”图案的工资最后降到五毛钱，一个最熟练的工人一天拼命干十六个小时，也只能挣一块钱，有几个工人累得吐了血！

这一天在厂办公室里，陈厂长又提出要把一个“双喜”图案的工资降到三毛五分钱，我极力反对，当场就跟陈顶撞起来。我的理由是“我们做竹编即使微利甚至无利，也比其它竹器厂的日子要过得好，因为我们搞‘综合利用’一年还有几十万利润，没有必要再从工人工资中扣取”，又提出“实在不行的话，镇里大大小小干部们年底的‘奖金’少给或干脆不给，也可以度过难关”。（几年以后我从别人的嘴里知道，这句话让我在镇政府里成了“千夫所指”、人人痛恨的家伙！）

陈暴跳如雷，说我“吃里扒外”，“现在工作这么难找，一个月十八块的学徒工还得开后门才能进来，二十一块就没有人干了？！” 

黄老师傅听到一些传言，好心地劝我说：“在人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我说：“此地不留人，自有留人处”。

过了一会儿，黄老师傅又对我说：“你知道我们这个镇子几百年来公认最聪明的人是谁吗？”

我说：“不知道。”

“在我小时候，镇上有个年轻人是大家公认最最聪明的人——有人从上海运来一箱一箱的自行车零部件，他竟然可以把它们组装成一辆一辆的自行车！”

“这叫‘最最聪明’！那发明自行车的人怎么解释呢？”

“在这个镇上，最聪明的就是能够按别人确定的方案重复做好的人，超过的要么是神仙，要么就是鬼怪。”

我想起小时候念的一篇课文《鲁班学艺》，难怪几千年来鲁班被国人看作是“最聪明”、“最伟大”的工匠，世世代代被传颂着——国人虽然嘴巴上也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其实是不允许任何人超越祖宗、超越师傅，更不允许超越“领导”的。

有一天在街上看到一个穿得很破烂的人正在问路，觉得面善，走过去一看，竟是陈贵豪！他挑着一小担笋干、香菇等“山货”，扁担上写着我原来和现在的住址，一路问到小镇，不知吃了多少苦头！

我把贵豪迎接到竹器厂我的宿舍里，聊了一会儿，陈厂长突然派人把我叫到办公室，“严肃”地对我说：“你的什么亲戚从美国寄来一封信在这里，这是‘里通外国’的事，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你要主动到派出所报案。”

我接过信件，一看是堂哥寄来的，就说：“既然邮电局可以把信发给我，就说明没有问题。”

陈说：“你当着众人把信打开，看看里面有什么内容？”

我拆开信封，递给陈看，陈看了半天，狠狠地说：“里面都是‘密码’，你老实交代跟你堂哥搞什么特务活动？”

我把信扔给陈：“我堂哥在美国是个数学博士，我也喜欢数学，他来信跟我探讨数学问题，什么‘密码’？！你拿去公安局报案请功好了！”

回到宿舍，贵豪看我脸色不好，突然说道：“见到你我太高兴了！这些山里不值钱的东西是送给你的，请你收下。我知道你很忙，不打搅，我走了。”

无论我怎么解释，贵豪坚持马上走，我拿不出什么礼物回赠他，送钱他坚决不要，固执地走了——他奶奶给他讲的“城里人无情无义”又有新篇章了！

几天以后，陈狗头突然叫我出差，到几个竹子产地“考察”。在竹山上，满眼翠绿一片，令人心旷神怡，我一时“诗兴”大发，模仿明代于谦的《咏石灰》诗填了一首“卜算子”：

咏竹

笑在高山峦，

一生何人管，

懦灌刚乔脚下踩，

英姿入云端。

志坚永不软，

性直岂可弯，

刀山剑海挺身过，

青白万古传。

初战获利真不少，

竞争苦了工人了，

客兄来信成密码，

亲历竹山吟诗谣。

 

“考察”归来的时候，听到工人们在议论着：“xy吹牛说竹屑可以生产葡萄糖、木糖，却变出醋来了！”原来我曾经对陈狗头说过：“竹屑做纸筋还是太浪费了，把它水解可以做成葡萄糖和木糖，价值更高。”为此，陈让我做个实验给他看看。我做到一半就出差了。陈叫食堂的炊事员偷看我做实验的坛坛罐罐，闻到一股酸味，就说是“都变成醋，失败了。”

我到财务室报销差旅费，陈狗头找出两张同一天从县城到竹山的车票，说：“你一天报两张一样的车票，分明是贪污公款！”

坐在旁边的老会计员替我回答：“我们每天给采购人员两毛钱的‘住勤补贴’，这一点钱在竹山上不够一顿的饭钱——现在到农民家里‘开饭’一次的‘行情’是五毛钱，所以他只能回县城吃招待所的午饭。”

我对竹器厂彻底失望，冲着陈狗头说：“你不欢迎我，可以直说出来，我走，没有必要搞这些见不得人的勾当！”当天就辞职回乐西大队的家了。

刚到家里不久，侯“司令”突然来访，手上还拿着一块肥皂，一见面就问我“这肥皂是不是你做的？”

我接过来仔细看了一会儿，又闻一下气味，便肯定地回答说：“是我做的。”

侯显得非常高兴，对我谈起一件事：有一种石油产品叫做“皂化溶解油”，也叫“冷却润滑油”，是所有机械加工如车床、铣床、刨床、冲床等都必须使用的东西，全国只有上海、武汉两家工厂能够生产。由于武斗、罢工、交通等问题，造成紧缺，有的机器厂只好用肥皂水代用，这样做的结果是造成加工后的部件容易生锈、机械寿命变短。省里有六家化工厂都想生产，但试验了几年，技术还是过不了关。侯的意思是想请我去一个地方做实验，如能成功，便组织大量生产供应本省的急需。

我接受了侯的邀请，答应第二天同他一起走。吃过晚饭后，我约小月到“井口”谈话，小月听了我的叙述以后，先是认为我“不应该丢掉现成的‘金饭碗’”，继而反对我再次“出走”，其中有一个理由是侯“司令”还在“服刑、监督劳动改造期间”，而我也“不要忘了‘家庭出身’的包袱是永远卸不掉的”。

我耐心地对她说：“社会不会永远不变，中国在进步，我相信总有一天有真本事的人会成为整个社会的中坚力量的”。

小月却认为这个“世道”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只要χχχ在，阶级斗争就永远不会停止”，而“出身不好”的人一辈子只能做牛做马，到死都不可能翻身。

我觉得这个话题再争论下去也不会有结果，就转换另一个话题：“我的兴趣是化学化工，即使奋斗一辈子仍然成不了‘大事’，但我总是做自己兴趣的事了，这样活得也算有意义些。”

谁知小月竟说出一句话来：“我妈说了：豆豉是永远不会发芽的！”

    这话实在太伤我的自尊心了！我抱着最后一丝希望，希望这话不是她的“真实想法”，又问了一句：“你真的这样想？”小月斩钉截铁地说：“不错！豆豉永远发不了芽！”

我伤心到极点，站起来颠了一下，踉跄地走了。后面传来小月抽泣的声音。

    第二天，我同侯“司令”还有他的两个朋友——陈坚国和林霍金一起到观侨公社东兴大队，大队的队委们热情地欢迎我们的到来，原来侯已经向队委们夸下海口，说我的“化工本领”如何如何了得，“想要做的项目，就一定能做到”，当见到我还是一个“小青年”时，有点失望，但最后还是愿意拿出几千元钱给我做实验。

    实验是在村里的一个破庙里进行的，这个庙虽然破旧，却很有名气，据说以前方圆几十公里十三个大队所有姓王的人都要来“朝拜”，香火很盛。“破四旧、立四新”时被红卫兵“砸烂”，菩萨全都不知去向，只留一个空庙。我们吃住都在庙里，同原来住在庙里的尼姑（早已被红卫兵“解放”遣散了）差不多。庙的四周是大片的果园，主要是桃子和龙眼，名副其实的“世外桃源”，与世无争。我对这个地方是“一见钟情”了！

    我到市里买了一些试剂和玻璃仪器，建立了一个小型的实验室。又叫人去陶瓷厂买来一些坛坛罐罐、十几个大水缸，到市场上买来几种油脂，向石油公司借来几桶柴油和机械油，开始做实验了。很快就做出几公斤样品，膏状的，象润滑脂一样，放进水里用力搅拌就能溶解成牛奶一样的溶液。侯、陈与林拿着样品走访了几个机械厂，用户反映不错，缺点是膏状产品溶解慢，使用不便，希望能改进成为液体状的产品。我又夜以继日地实验起来。

    那一天我在实验的时候，几十个人围观，当加热后的半成品冷却时，眼看又要凝固成膏状体了，我到厨房里用手掌沾了一点水洒在上面，说也怪，已经快变成膏状体的半成品突然象爆炸一样化开，冷却后也不再凝固了——一桶液状的成品终于象变魔术一样在我的手下制造成功！这事很快就在村子里传开，村民们越传越神，把我当作神仙一样看待。

    我抓住这个成功的实验进行理论探讨，提出超时代的“冷法生产工艺”，实际上已经用到二十一世纪初非常时髦的“纳米”材料制作技术，获得成功。样品送到省石油产品检测中心测试，中心主任姓陈，是全省石油加工和检测技术的权威人士，看到我送去的样品透明清亮，以为是“进口”产品，当所有检测的数据出来时，这位同石油产品打了一辈子交道的老工程师叫起来：“神了！”立即同省石油公司的老总、工程技术人员驾车直奔我们的“工厂”（还没有正式申办“户口”——事实上这个“工厂”直到在全国已经有了一定的名气时还是“地下黑工厂”），要亲眼看看是谁创造了这个产品。到了破庙门口，有人告诉他们“工厂”就在庙里时，陈主任等人“死都不相信”眼前的事实——他们怎么样也不相信世界上竟有“没有烟囱的石油加工厂”，按常规“热法”生产这种产品单单加热和防火、安全设备的投资就要几百万元！其时我已经指挥着几个临时工少量“投产”并销售出去，设备就是几个大水缸（要生产到满足全国的需求量也只要一百个大水缸就够了！），而“技术工人”（青年农民）我只花了一天给他们上课就“毕业”上岗了！

陈主任看了简陋的设备和工人们的操作后啧啧称奇，听到我是“厂”里唯一的技术员、“冷法工艺”就是我发明的后更觉得不可思议，连称这是前所未有的“奇迹”！从此，陈主任同我成了忘年好友。不久以后的上海“华东七省一市石油工作会议”上，陈主任带着我们生产的这个产品在会上作了介绍，与会代表们认为“冷法工艺”是“石油生产的一次革命”，肯定了我们生产的产品。原全国《石油产品手册》“皂化溶解油”的贮存期限是三个月，由于我创造的新工艺、新标准而改为三年！

破庙里开始大量生产皂化溶解油供应江南各省直至全国各地的石油公司——按当时的做法，各地机械厂买这种产品还得“按计划供应”，拿着“批条”到石油公司排队等货！

<!--EndFragment-->

离开信心陈狗头，

伤别小月又蒙羞，

重新试验出珍品，

闯出极大新名头。

东兴大队的支部书记叫王佳典，长得又矮又瘦，象个猴子，为人却非常豪爽，很得民心。这个大队两千多人，只分成五个生产队，奇怪的是1队和4队是“自己人”，2队和5队也是“自己人”，他们经常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事吵架甚至动武，3队不偏不倚，只有劝架的份，所以长期以来大队长都由3队的人担当。王佳典是5队的，却做了几十年的支部书记，全在于他的性格。

有一次我到书记的家里闲坐，几个村民来诉说“邻村人不讲理争占我们的水利设施”， 王佳典立即进内屋拿出一支猎枪，跟我说了一句“对不起，我去教训他们一下”，就带领村民们去“打仗”（封建械斗）了。

“仗”打完以后，上头来捉拿封建械斗的“挑起者”，王佳典把责任全部扛在自己头上——最后当然是不了了之。

观侨公社的党委书记陈一分是个满脑子只有“阶级斗争”的干部，据说出生的时候他爸爸因好赌赌得身上只剩下一分钱，因此得名“陈一分”，有人当面叫他“一条筋”，意思是他的头脑里面只有一条筋，调来观侨公社之前在附近一个农场里当党委书记，天天抓“阶级斗争”，搞得鸡犬不宁、人心惶惶，后来几百个知青联合起来，把他狠狠地揍了一顿，县里来人查了几天查不出“坏头头”，组织部就把他调来观侨公社。由于农场离这个公社较近，知青们经常利用星期天来找他“算帐”，后来一到星期天他就躲起来了。我们在他的“眼皮底下”办化工厂，起初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视而不见，没想到工厂搞得轰轰烈烈起来，他终于坐不住了。

有一天陈一分召开全公社支部书记会议，在会上先讲了一通“地下黑工厂”的“严重危害”，是“资本主义复辟”云云，然后直接指着王佳典的鼻子说：“你们办的就是地下黑工厂，姓侯的是劳改犯，姓陈和姓林的都是流窜犯，还有一个小青年听说是四类分子子女，我命令你立即停止生产！” 

王佳典根本不买他的帐，同他顶撞、争吵起来。陈一分恶狠狠地说：“我撤你的职！”王佳典站起来就走，当场竟然有十二个支部书记也跟着他要离开会场——全公社总共二十四个大队，有十三个大队全姓王！陈一分一下子瘫了！

    工作组来到东兴大队，查了十几天也查不出什么“经济问题”，年纪大的农民告诉工作组长：“我们这地方满清管不到，民国不爱管。国民党时代有一次税务局长来查屠宰税，我们给他说‘这个集市一天才杀一头猪’，他拿起两条猪尾巴说‘这怎么解释？’我们拿着刀对准他的脸说：‘这里的猪都是两条尾巴的！’他吓得连滚带爬地回去了，从此再没来过。”工作组不久也撤了。

化工厂的管理人员都是兼职的——厂长由大队民兵营长兼任，会计、出纳也都由大队的会计、出纳兼着，保管员是大队的文书。工人是从各生产队抽调来的，不发工资，由大队划工分给生产队，因此要搞“平均主义”，每个生产队来两个女青年，外加一个力气和食量都大得象薛仁贵的高个子男人，专门负责搬运等重活。十个女青年给破庙带来了勃勃生气，天天欢歌笑语，象幼儿园一样。我每天给他们上一小时的“课”，然后干活。其中一个被人形容长得象观音一样漂亮的女青年引起我的注意——她叫文秀，名如其人，又文静又秀气，第一次见到我时脸红到脖子根。与她同一个生产队的小丽性格刚好跟她相反，又活泼又调皮、泼辣，不拘言笑，象个男孩子。

    “工厂”白天热热闹闹的，晚上有时则静得象深山古刹，我喜欢这种安宁，这个时候可以不受任何干扰地看书、做实验——现在回忆起来，这一段时光是我一生“收获”最大、也最难得的“大学”阶段。我终于有足够的时间系统地自学《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物理化学》、《生物化学》、《药物化学》等等大学教材，做的实验记录有的直到现在还很有“参考价值”。

侯、陈、林都是供销人员，每个月回破庙聚会一两次，三个人走南闯北，聚会成了“讲故事大会”——侯喜欢讲有关时世、政治的小道新闻；陈最爱讲小偷、乞丐的故事；而林的阅历较广，从民间口头的“言情小说”到“大人物”的现代“官场现行记”应有尽有。我每次都“洗耳恭听”，默记在心。有时候想象着，这些故事以后要是有时间整理一下就可以把冯梦龙与凌蒙初的《三言二拍》加长到《五言六拍》，或者帮蒲松龄续写《聊斋志异》也够格了。

不过，我最不喜欢他们讲灵异故事，虽然我早已“拜门捷列夫和侯德榜为师”，对物质的认识直到分子原子质子电子甚至“夸克”，但当他们一个个又出门只剩下自己“独守空庙”时，免不了还是有些恐怖，尤其是听了村民们讲以前庙里发生过的鬼怪事情以后。

一天晚上侯在睡觉前“似乎”看到一只巨大的蜈蚣，几个人找遍宿舍各个角落也没个踪影，刚睡下侯说他又有“感觉”了，起来再忙半天还是没有，再睡下它又“来了”……整个晚上被蜈蚣搅得天昏地暗。天亮时侯说：“我揣摩是吴真人不喜欢我们住在这里，派蜈蚣来骚扰”。吴真人就是这庙里供奉的“菩萨”，北宋名医吴夲，这里人们尊称他为“镇公”、“大道公”。我说：“镇公悬壶济世治病救人做好事，我们办化工厂也是做好事，即使我们触犯了他老人家，他应该也会原谅我们的”。

侯出差走了，我白天与工人们嘻嘻哈哈忘了此事，下班以后，一个人又当起“庙祝”，想到昨晚的事，有些害怕。草草吃了晚饭后，坐在庙前的石凳上看书，看累了站起来走动走动，赫然看到一条一米多长的蝮蛇慢悠悠地从果园里“溜”过来，竟钻进庙门下面的一个小洞里不出来了！很可能蝮蛇的窝就在我每天睡觉的床底下！“昨天侯看到的蜈蚣和我今天看到的蛇有没有必然的联系呢？”这个怪异的想法突然在我的脑海中出现。

    正在胡思乱想的时候，文秀和小丽及时到来。我对她们讲了蜈蚣和蝮蛇的事，文秀显得比我还着急，小丽说：“我回去叫我哥哥来陪你。”说完就走了。留下我和文秀两人，不敢进屋里，只好面对面隔着石桌坐在石凳上闲聊，刚好被过路的几个农民看到，认定我们俩是在“谈恋爱”，回去就传开了。

第二天大队文书也是工厂的保管员王民杰直截了当对我说：“文秀是我堂妹，我们这地方方圆几十里没有一个敢与她比美，你们两个刚好郎才女貌天生一对，非常般配，我来当媒人，等着吃你们的猪脚吧。”——这里的风俗当媒人要吃猪脚，以示对介绍人来回跑路辛苦的一点犒劳。

我说：“我喜欢文秀，她也喜欢我，但我得征求父母的意见，她的父母也不知道愿意不愿意呢？”

王民杰说：“我婶婶肯定同意，这事包在我身上。”

从此以后，文秀见到我时脸更红了。

    一个人生活说难也难，说不难也不难。我对吃的不讲究，一日三餐都是随便煮个稀饭配点咸萝卜就行了。最怕的是洗衣服，当时没有洗衣粉，我用自己熬制的肥皂洗，弄得到处是水，刚换下的衣服又湿透。文秀多长了个心眼，总是算好我什么时候换衣服，抢着拿去洗了，让我深为感动。

有一天傍晚，小丽和文秀又来了，带着一包东西。一见面小丽就说：“文秀给我哥哥做了一套衣服，我哥这两天出差，你的身材同他差不多，替他试穿一下吧”。

我知道文秀的妈妈是有名的裁缝，还不知道文秀也会做衣，就拿着衣服进屋试穿。走出来的时候小丽叫起来：“太合身了，文秀你怎么给他量的？”

我说：“没有给你哥哥量过身吗？”

小丽说：“哪里是给我哥做的，她就是给你做的！”

文秀白了小丽一眼，脸红得象熟透了的柿子。

我长期以来都是到百货商店随便买衣服穿，这一次才尝到“量身定做”的滋味。也不知文秀是怎样偷偷地“量”出来的。

<!--EndFragment-->

大队书记很护短，

读书时机在夜晚，

文秀姑娘真有意，

做身衣服表心田。

真是血泪的控诉！

报纸上“批林批孔”的文章铺天盖地，侯开始坐不住了，他的喽罗们也不时来这里，希望他再次“出山”扛大旗。我劝侯冷静，再观察一段时间：“林彪和孔子风马牛不相及，就是打八百大板也挨不到一起，谁知道北京又再玩什么花样？”

侯觉得这话有道理，暂时安心做他的销售业务。不久城里开始出现“打倒邓小平”的标语，侯看了以后回到厂里对我说：“你看起来好象‘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对时事的分析却比我们还要精辟！”

我说：“我对政治还是不感兴趣，偶尔看看报纸、关心一下也只是为了防身而已。”

表姐从新加坡来信，说是现在已有许多人被批准去香港，请我考虑一下是否申请赴港做生意或办企业。我拿着信到乐西大队找到大队“保卫组”组长，组长热情地接待了我，说：“现在形势变了，你们这些长期‘里通外国’的有机会去国外发大财了，我已经批准好几个同你一样的对象去香港与亲人团聚。只要你‘好好表现’，很快就可以批。”说完递给我一张表格让我填写。

我认真地填好了表格，交给组长，组长连看也没有看就扔进抽屉里，对我说：“你回去等着吧，‘好好表现’就有机会”。

我等了一年，一点消息都没有。询问刚刚批准要去香港的朋友，朋友笑我“不懂得‘好好表现’的意思”——至少也得塞给保卫组组长几千块，然后从公社到县里、市里、省里还得“用钱”，不然“谁给你办这么好的事？”我恍然大悟。后来听说大队保卫组的副组长有一次喝醉酒说酒话骂组长：“他*的那些侨眷给的钱你全部装进自己的腰包，那些漂亮的女人也都给你睡了，多少也得给我们留一点吧”；又听说大队里有一个女侨眷因为急着要去国外同丈夫、亲戚团圆，不惜同大队、公社、县里、市里、省里“一系列的有关人士”上床，此事后来被她丈夫知道了，告到国务院，抓了几个官员判刑。

    1976年，中国政坛剧烈震荡，我们“躲”在“世外桃源”里，看风云变幻，评说政治人物的功过，反正“天高皇帝远”，背后骂骂“皇帝”也无人“揭发”，倒也自得其乐。“工厂”的生意受交通不便的影响，有些下降，我倒是有更多的时间看书、做实验了。

母亲来到“化工厂”，很快就听说了我和文秀的事，她明确表示反对——小月的妈妈与她情同姐妹，这一趟来其实就是为了小月。我讲了小月已经不可能做她儿媳妇的一万个理由，她都听不进去，并要我同她回家“与小月完婚”。我赌气借着出差到上海去了几天。

    回来时，工人们正在干活，却不见文秀和小丽二人。直到晚饭后小丽才来，对我说：“你妈妈把你和文秀的‘生辰八字’拿去让洪德寺的大和尚‘合婚’，结果是‘不宜’，文秀的妈妈听说以后，劝文秀嫁给她娘家的一个远房亲戚。文秀这几天一直哭，饭也不吃一口，我们怎么劝都没有用。听说你回来了，她要我告诉你‘非你不嫁’，让你想个办法。”

文秀的想法是明摆着的，我考虑了很久，最后只让小丽给文秀带去三个字：“认命吧。”

母亲反对我同文秀结合还有一个原因——我大哥还没有结婚呢。她托媒人给大哥介绍了一个对象，双方谈定以后，结婚用的钱却还不知在哪里。我分几次向化工厂借了三千元，让妈妈可以“风风光光”的给大哥办喜事。这笔钱我用了好几年才还清。

嫂嫂对我又感激又羡慕，就把她姐姐的小姑陈丽介绍给我，见面几次以后，我们俩都觉得“还行”，一家人又张罗着要给我们结婚。我说大哥结婚时欠人家的钱到现在还没有还清，想“过一段时间”结婚，陈丽说：“我们旅行结婚吧，一分钱也不要花。”

于是我们就到公社登记结婚，又“偷偷地”到厦门我舅舅家，告诉舅舅的家人说我们已经结婚了，舅妈很高兴，带着我们去逛街。走到一家旧衣舖前，陈丽看到一件灯芯绒上衣很喜欢，想买，我说：“那件上衣已经有人穿过，以后买件新的吧。”陈丽不再吭声。就这样我们真的一分钱不花办完了婚事，只在舅舅家过了一天，算是度了一个“蜜日”——此事让我后悔至今。

母亲认小月作干女儿，从此小月改口叫我“二哥”了。

陈一分被调到乐东公社当党委书记，谁知乐东公社的知青们早已探听到他的劣迹，在他上任的第一天就借故在路上把他揍了一顿，又带到乐西大队批斗一番，说他是“陈伯达的残渣余孽”。

陈怀疑这事同我们在观侨公社办化工厂有关，也怀疑到我头上来，就在县里（他几乎不敢下去公社当他的党委书记了）到处散布我办“地下黑工厂”的事，没想到这倒“成全”了我——

康梅公社办了一个化工厂生产肥皂，技术不过关，请我去当技术顾问，我去了几趟，帮他们解决了设备、原料等难题，又培训了几个化验员，化工厂很快就轰轰烈烈地干起来了；

红来食品厂每年需要大量的饴糖、葡萄糖浆和果葡糖浆，经常买不到，请我去帮他们建了一个车间自己生产使用，后来生产量大到自己使用不完还作为“新产品”出售；

兴南大队派了一个“队委”陈星来请我去帮他们“办个化工厂”，这陈星本来就是我的好朋友，所以我一口答应，用一个刚刚完成的实验在这个大队新建的工厂里生产农药敌敌畏获得成功，陈星当了这个化工厂的厂长；

建中县也想办化工厂，我提出一个全新的“复分解法生产磷酸二氢钾”工艺，在这个县筹建的“第二化工厂”里成功投入生产，后来工厂越办越大，产品供应大半个中国，县里的领导们也沾光，与第二化工厂一起扬名。

有一次县委书记主持开表彰大会，所有与化工厂有关的人员都有奖励，升官的升官，得利的得利，表彰的名单上唯独不见我的名字。县企业局局长问县委书记：“按理说耕耘的贡献最大，没有他就没有这个化工厂。怎么奖励他呢？”书记说：“他的户口现在还在农村，像他这样的知识青年最大的愿望就是有个居民户口，我们只要把他的户口弄到县城里，他就一辈子感恩不尽了”。

这话传到我的耳朵里，我说：“办一个全国知名大厂之功全等于一个居民户口，那全县几万个居民可以办几万个大企业了！告诉他们，我不要什么居民户口，但化工厂的技术我还是会支持下去的。”

陈一分后来又被调离乐东公社，离开前对准备接任他的党委副书记戴华说：“耕耘到处办地下黑工厂，是资本主义复辟的急先锋，你们千万不能请他来办厂！”

谁知第二天戴书记马上派人到东兴大队请我，明确要我协助“自己的家乡”（我的户口还在那里）办一个“大一点的工厂”。我到了以后，戴书记把全公社的大队长、支部书记都叫到公社“开会”，要我给他们“讲讲办社队企业的好处”，并带着他们和我一起去看了几个山头，规划办厂的“蓝图”。

我受宠若惊，花了一年多时间，果真办起了一个不小的化工厂，生产几种当时各行各业急需的胶粘剂。工厂顺利投产后，产品几乎是以产定销，供不应求，生产规模一再扩大，公社财源滚滚，省报记者闻讯来采访，写了一个长篇报道，轰动一时。

<!--EndFragment-->

政治混乱不理睬，

一心建厂花盛开，

坏人攻击成宣传，

德惠百姓功勋在。

了不起！

全国恢复高考时，我也想参加高考，几个老师都说：“你的知识早已超过任何一个大学生了，不如等明年开始招考研究生时报考研究生。我想想也对，暂时“按兵不动”。

过了几个月，果然有几个大学开始招考研究生，我报考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在中国科技大学里）近代化学系张木生教授的研究生，看了一下考试科目，“基础课”、“专业课”自己觉得都没有难度，就是“政治”和“外语”没有把握。

按中学时的经验，我觉得考“政治课”自己还是“有办法”的——考前突击几天背一背政治术语，拿个“及格”应该没有问题。英语确实较难一些，毕竟我只在初中时念了三年英语。所以备考的主要精力都花在英语里，别人是复习，我可是“从头学习”啊。

我先用一本科技英语词典测一下自己已经掌握了多少单词——翻开词典的第十页、第三十页、第五十页、第七十页……每隔二十页翻出一页算一下多少单词，自己已经掌握多少，直到书末，用加法算一下翻开的书页里总共有多少单词，自己已经熟悉的单词有多少个，后者除以前者再乘以整本词典的词汇总数，得出自己掌握的单词大约数，临考前再用同样的方法测一次。

真是不测不知道，一测自己也吓了一跳：在短短三个月的业余时间（白天我负责的技术工作还是极其繁重的，只能在深夜里挑灯夜战）里，我硬是“啃”下了六万多个英语单词！

附近的农民告诉我：这里普遍使用的一种“钠镁肥”听说是盐场的苦卤提取氯化钾的副产品，施在农田里好像看不出有什么肥效，而且还有让土壤盐碱化的可能。我帮他们测定“钠镁肥”里钾、钠、镁、硫的含量，有一次测定后的溶液过夜后出现大量的结晶，我测出它的主要成分是硫酸钠，结晶体就是纯净的芒硝。

古镇公社的企业办主任陈嘉叡是陈高产的堂哥，与侯私交甚密，也认识我，来东兴找侯“司令”时看到我正在做“钠镁肥提取芒硝”的实验，询问实验的“价值”。我说：目前全国硫酸钠非常紧俏，如果这个实验成功了，可以办个化工厂大量生产，沿海地区这种原料几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陈嘉叡高高兴兴地回去汇报了。

六弟在乐东化工厂每个月领到的工资比当时的县委书记还高，当我叫他辞职回家复习、准备高考时，很不乐意，母亲也不赞同。我费了很大力气才动员成功。

妻子全力支持我做实验，也支持我考研，所有的家务都不让我“插手”，从无怨言。我问她：“你希望我考上研究生呢还是希望考不上？”

她的回答是：“考上我当然高兴，考不上我也一样高兴”。

“不怕我当陈世美?”

“你如果当陈世美，我就当秦香莲！”

终于等到考试的那一天，我一次次轻松愉快地答完所有考题、早早地交上考卷，心想这研究生的考试怎么这么容易？难道真有“贵人”相助？

制取芒硝的实验获得成功，我把“喜讯”告知陈嘉叡，并说了一句：“如果家乡要办化工厂的话，可以考虑这个项目。”

过了两个月，中科院研究生院通知我到合肥面试——那一年的所谓“面试”，说穿了是怕各地“作弊”，让导师与考生见见面。通知书发到我所在县的教育局，全县只有我一人通过研究生笔试，县广播站当天晚上在“全县联播节目”中以“重大新闻”“头版头条”报道了我“考上研究生”的“大事”，教育局奖给我四十元作为去合肥的路费——这在当时也是轰动一时的“大事”，因为在这个县里前所未有。

我乘火车“硬座”到了合肥，进入科技大临时的研究生宿舍，来自全国各地的研究生们共一百七十一个，大家交流着各地的新闻和故事，让我大开眼界。那一年考上的研究生绝大多数是六十年代初的大学本科、专科毕业生，平均年龄三十五岁，有许多已经四十岁了，我才二十六岁，显得特别年轻，引人注目，但看到“少年班”的学员们只有十一岁到十五岁，我又羡慕不已，想想十二年前要是有“少年班”的话，也许自己就是其中的一个。

第二天校长与全体导师、研究生座谈，讲到我是全国第一个也是当时唯一从初中生直接考上科技大的研究生（另有两个只念过高中没有上过大学），特地请我讲自学的经历，令参加座谈的师生们赞叹不已。

来自广东的潘岩与我同时成了张木生导师的研究生，这一年已经三十四岁，1966年时刚刚大学毕业，分配到四川江油一个兵工厂当技术员，孩子都十岁了，考研的主要目的是“改变命运”离开那个偏远的山区，对报考的“研究方向”并不太感兴趣，但很有“活动和组织能力”，我说他最好去当官，不要搞“研究”。他也觉得我“不需要”念研究生，沿海地区“做生意更好”，但他又非常欣赏我，一再要求自己的孩子“以我为榜样”。我们两人成了挚友。

星期天张木生等教授带着我、潘岩等十几个研究生到逍遥津公园游玩，有一个年纪较大、皮肤黝黑的中年男子也跟着去，与大家玩得不亦乐乎。中午时研究生们热得脱了外衣，随手扔给那位中年人“保管”，那人默默地给大家提着衣物，还主动去买西瓜让研究生们解渴，又忙着给大家拍照“留念”。

回校的路上，张教授问我们：“你们知道那个中年人是干什么的吗？”

几个学生同时回答：“学校的工友呗。”

张教授笑着说：“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李然教授！刚从北京过来，本来不想带研究生的，现在看我带得这么起劲，可能改变了主意，今天来的目的是想‘挖’走我一个学生。”

研究生们吓坏了，你看着我，我看着你，都在想：谁被李教授看上了准倒霉！

李教授看上了我，真的向张教授“讨要”我这个研究生，张“忍痛割爱”、很不乐意地“给”了，于是我成了李然唯一的研究生，后来我们也成了忘年之交。

李然唯一的掌上明珠、宝贝女儿李佳琪在安徽一个偏僻的农村插过队，现在是个“工农兵学员”，在合肥工业大学念“大三”，星期天要我“陪她”逛街购物，我不敢不从命，小心地陪着她走了“四牌楼”附近的几条街道，进了几个服装店，还是“选”不到满意的衣服，又被李拉去逍遥津公园玩。

我们坐在公园里一个长凳子上，我问：“我一直想不通，你怎么会被‘贫下中农’‘推选’当‘工农兵学员’呢?”

李佳琪笑了：“我爸爸有个得意门生在合肥工大当教务主任，大前年去我插队那地方招生，就把我招进来了。爸爸也是为了我的前途才决定全家从首都迁到这么一个省会来的……都是他看不清形势，要不然我等到去年参加高考顺顺当当地上大学，也不会像现在这样被人瞧不起。”

我说：“谁瞧不起你了？”

“我们学校里那些恢复高考后考上来的学员呗。他们整天把我们当笑柄，说我们除了喊口号、‘搞政治’、搞‘阶级斗争’以外，什么都不会。其实我们‘工农兵学员’中也有学得很好的。”

“我知道是有一些工农兵学员也很有志气，克服种种困难，硬着头皮啃书本，想干一番大事业。但确实有人真的不行，让他们念大学是强其所难，听说也有跳楼自杀的——浪费了名额，也害了自己。”

“我爸爸最喜欢像你这样有理想、有抱负的人，他非常欣赏你的自学精神，说是你很快就会超越他的……我很早就下决心，以后嫁人就嫁一个能超越我爸爸的人。”

我听她的话里有些“暧昧”，就从怀里取出一张小孩的照片给她看。李问：“这是谁的孩子？”

我回答：“我的”。

李默然。过了许久才说了一句：“我们学校里那些刚考上来不久的学员，已经有好几个把家里的‘原配夫人’休了。”

我说：“不至于吧，毕竟‘贫贱之知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嘛。”

“你想一想，插队时看不到前途，生活又那样困苦，随便找一个相伴的。上了大学，以后肯定前途无限，‘原配’跟得上吗？”

“只要两个人相亲相爱，互相帮助，慢慢就能同步的。”

“你爱人是初中生吧？”

“当然。我也只是个初中生嘛。”

“初中生哪能跟你比啊，就是现在科技大学里所有的研究生也没有一个可以跟你相比的。你跟你爱人层次差太多，爱好、兴趣肯定也大相径庭，你写论文她不能帮你，也不能欣赏，甚至连看都看不懂；她喜欢的你肯定也不喜欢。这样活着多累啊。”

“据说冥王星的发现者汤姆勃名闻天下时还没有结婚，人们都以为他会娶一个‘门当户对’的千金闺秀，当时有一位著名的芭蕾舞演员写信向他求婚，说‘我们两个如果结合的话，生下的孩子有我一样的身材、你一样的头脑多好啊’，他的回答是‘如果生下的孩子有我一样的身材、你一样的头脑怎么办？’后来他娶了一个几近文盲的乡下女子帕特丽夏为妻，还把他发现的一颗小行星以他的妻子名字命名。实践证明，他们的结合才是最幸福的。”

“……”

从此以后，李佳琪见到我时只剩下礼节性的问候了。

<!--EndFrag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