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神鼻

莫名其妙受污陷，

亲人为己也牵连，

分析事物总睿智，

事业继续在发展。

“人民公社”从“横空出世”的那一刻就注定是短命的，虽然官方要人们跪倒在它和总路线、大跃进连在一起的“三面红旗”下面天天喊“万岁万万岁”，古镇人却用各种形式咒骂这个“新生事物”，比如1958年出的一种火柴商标是“人民公社”，盒子很大，一盒可以装五百支火柴，古镇的地方话“盒”叫“落”（衰了、糟了的意思），这里人就把这种火柴叫做“人民公社大落”。就像历史上的所有短命皇帝一样，“人民公社”等“三面红旗”都没有“万寿无疆”，只苟延残喘了二十几年就在人们的咒骂声中呜呼哀哉。

古镇去掉“人民公社”的帽子，恢复镇制，新来的镇长看到我的化工厂生意好，就宣布要把古镇建设成“日用化工镇”，如同附近的“鞋帽镇”、“服装镇”一样，号召“全镇人民”都来办化工，派张继带着几十个干部到江苏、浙江“参观、学习”。回来后，张继对全厂的管理人员说：“我以为化工技术有多难呢，这一趟出去看看觉得并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在杭州一个化工研究所找到一个老乡，他让我抄了几百个配方。我现在办几百个化工厂都行。”

果然，古镇在几天之内办起了几十家“化工厂”，投资一个比一个大，规模都远远超过我的“小厂”，全都来我的工厂“挖”“技术员”，连烧锅炉的、扫地板的也要。

可惜，轰轰烈烈地干了几个月后，这些工厂一瓶产品都没有卖出去，最后全部倒闭。张继厚着脸皮对我说：“我是应命而去办厂的，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我不计前嫌，仍旧请他当“厂长”。

“省企业家文艺家联合会”在省会“隆重”召开了，“选”我当副会长，会长让我发言“给大家鼓鼓劲”，我说了一件事：“三十几年前，美国企业家联谊会在纽约召开，一个记者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长篇报道，后来，这个记者跟踪采访这些企业家，十年后发现只剩下两三个还在“惨淡经营”，其余的或病死，或跳楼，或中风，或失踪，或进监狱，这个记者大发感慨，说“企业家”这个”职业“根本就不是人干的”。

会长抢过麦克风，说“不要谈这种晦气话了，我们是处在改革开放的前沿，代表的是正确的方向，不会有问题的。”，

我不依不饶：“正因为处在改革开放时期，我们的风险更大，压力也更大。我只是希望‘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谁笑到最后，谁才是真正的好汉！”

省驻京办主任告诉我一个“最新内部消息”——北京的人民大会堂准备腾出一些地方对外营业。我赶到北京，联系了王府井百货大楼、西单百货大楼等大型百货商店的经理，邀请他们和一些媒体的记者到人民大会堂北角一个餐厅“座谈”，推广我的芦荟产品，经理们大多还不曾进入过人民大会堂，将信将疑地来了，听了我的介绍以后，都表示愿意尽力把芦荟产品推广进入首都的每一个家庭中去，第一次“产品推广会”借着“人民大会堂的首次对外开放”取得异乎寻常的成功。

《人民日报》记者颜芳曾经采访过几十个全国知名的“企业家”，写了几百篇“深度报道”，这一次也赶来“采访”我，准备写一篇“报告文学”。没想到在听我讲话的时候竟然被我的经历“感动得几乎忘了自己的职责”，回报社后用全部感情倾入到她写的报告文学里面，文章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后，引起轰动效应，在全国各地又掀起一波更大的“芦荟热”。

颜芳与我同龄，看过的国内“大事件”（各次运动）都是一样的，但我们俩的经历却大不相同——她生于北京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里，从小到大顺顺当当，不知人间疾苦，虽然也上山下乡到江西插队落户当过农民，但很快就被“提拔”到县里当广播员，仍旧天真率性，无忧无虑地生活着，直到结婚以后，丈夫一次无缘无故的“吃醋”发展至吵架、离婚，她仍然我行我素，大大咧咧地跟各种人交往，做着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有时候简直就像一个“扎辫子的小女孩子”。我的经历对她触动非常大，她开始从各方面了解我，甚至到我的公司里“打工”几个月试图求证“一个人在长期的逆境中究竟还有多少能量可以释放出来”。但我却告诉她“这样的经历‘其实很平凡’，全国多的是”，同那些“干大事业”的人比起来简直“微不足道。”

颜同我议论过“婚姻和爱情”的话题，她认为“婚姻要建立在爱情的基础上，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宁可不要”（她用实践证明了这句话）。我却认为：“婚姻与爱情是两码事，婚姻是一个合同，一种义务，代表一种诚信，所以婚姻是自私的；而爱可以有父母对子女的爱，子女对父母的爱，兄弟姐妹之间的爱，亲戚朋友之间的爱，甚至可以有‘博爱’，全人类的爱。”

我觉得男女之间可以有“红颜知己”，一个人可以同时有几个“红颜知己”，但不必有多个“情侣”。颜芳不喜欢我说的“博爱”，她说：“爱情是自私的，一个人不能同时爱几个人。”

争论归争论，我们两个人还是互相把对方看做“知音”。双方不管碰上什么不愉快的事，或者遇事不顺，都愿意向对方“发泄”一番，即使没有任何解决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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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难,守业更难!

事业继续在发展，

头脑清醒不蛮干，

遇到媒体好知音，

讨论人生见解鲜。

剩下的肯定不会多！

随着生意的发展，我打算建厂房。镇“企业办”批准原砖瓦厂拆掉建“日化厂”，我向有关部门交了一百多万各种“税”、“费”、“捐款”（总算弄明白什么叫做“苛捐杂税”了）后，觉得已经万事俱备，就让大哥负责基建、筹划建厂房。消息传出后，镇上的人们议论纷纷，褒贬不一。

有一天我出差回来，远远看到工厂四周全部种上了各种树苗，连工厂大门都进不去了，工人们站在门口观望，许多当地的农民在附近“溜达”。我询问发生了什么事，答曰：这片土地是1958年“大跃进”时候公社“强征”的，没有给大队（现在是“村里”）一分钱，现在“村里”要把它“收回去”。明摆着是要敲一大笔竹杠。

我找镇里、县里、市里各“有关部门”，都说“这是‘历史遗留问题’，谁都解决不了”，我想退回已经“上缴”的款项，回答是“已经用掉了”，没办法退回。

白白地损失了一百多万元，我没有办法，只好自认倒霉，让大哥在其它地方找地。

地很快就找到了，这一次我学乖了，同“承包”土地的农民、当地的干部们、各级“有关部门”都订下合同，盖章、签字，古时的“字契”、“中人”加上现今的“合同”、“公证”、“律师函”等等都用上了，付出了几百万元人民币。我算了一下，给干部们的各种“好处费”、红包、回扣远远超过付给“承包”土地的农民，到底是谁在“卖地”，这土地究竟是谁的？恐怕只有天知道！

我自己设计建设草图，按制药厂的卫生要求（GMP）设计化妆品生产车间，把厂区所有的空地全部用各种香料植物绿化，中间有一个假山，还有一个喷水池，既美观大方又有防火功能，这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实在是太超前了！

厂房建好了，省“文明办”组织全省各地的企业都来参观学习，这个日用化工厂成为当时全省最“现代化”、最壮观也最“文明”的企业。

我有个远房亲戚林山在台湾发了财，回到老家“荣宗耀祖”一番，想在厦门买几十套房子给乐西村里所有姓林的亲属，年轻人都想到厦门定居，而老人们却不喜欢，要林山把这笔钱用来“洗祖屋的屋脊”，这是以前有钱有势的人“光宗耀祖”最大也最体面的事，花钱比建个祖屋还要多几倍。林山听了老人们的话，在乐西大办宴席、祭祖、修族谱等活动，从台湾带回来的钱用得精光还倒过来向我借了五十万元才回去。

几个月后林山带着儿子林行又来大陆，除了还清向我借的钱以外，还多带了三百万元投资到我的企业里，说是让林行在这企业里“学点本领”也好。

县里有了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林山的钱是以香港一家公司的名义进入的），省、市、县、镇政府大大小小的官员们都非常高兴，这是他们“招商引资”的“重大成绩”，要“好好庆祝一番”。我不想铺张浪费，但又怕得罪官员们，只好随他们摆布，花了几十万元，各级官员都应邀来了，全县所有机关单位、学校、企业也都派出大批“代表”赶来祝贺。我看到古镇中心小学的学生们扛着大旗汗流浃背地走在庆祝游行的队伍前面，于心不忍，把小学校长拉到一边，叫公司的出纳员拿出一个大红包让校长回去后分发给学生们。

其实林行在台湾已经学过并有了MBA学位（工商管理硕士），我让他当总经理，张继做他的副手当副总经理。林行不敢领命，我说：“生产技术有我全面负责，你只要一心一意管好销售就行”。林行勉强应允了。

闲聊时我问林行：“你爸爸做什么生意发了这么多财？”

“我爸爸哪会做生意？十几年前有人劝他到台北市郊买了一块地，没想到十年后这块地升值数百倍，一下子卖了几个亿！”

“现在中国大陆这种机会多得很，让你爸爸再来买几块地，准定几年以后也大发。”

“那你为什么不做房地产生意呢？这买卖不是更好赚吗？”

“房地产是官商勾结的产业。我不喜欢，也不会做。”我说的都是实话。

我有个朋友黄明从小最怕的是读书，小学都没有念完，现在搞房地产。有一天我有事到他的办公室找他，那办公室够气派的，只是所有的人员一天到晚都无所事事，上班时间看小说、画画，就像《一江春水向东流》里面那个张忠良“上班”的样子。我问黄明：“你高薪养着他们又没事干，这不浪费钱财吗？”

黄明说：“这你就不懂了，他们都是各级官员们的亲戚，比如那个穿红色裙子的是区长的儿媳妇，那个穿牛仔裤的是市委副书记的侄儿……”

古镇的人们按财富论“英雄”，所以我曾经当过几年的“英雄”，但很快就被黄明取代——黄明的财富早已是我的几十倍甚至几百倍了，所以镇上的人们开始不让小孩子上中学，说是人家黄明小学都没有毕业发的财比谁都多，还是不读书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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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发展在夹缝，

官僚贪没到十足，

百姓看到现实后，

纷纷不让娃念书。

林行果然不负众望，带领着全公司几百个销售人员走南闯北，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南京等大城市设立了十九个“办事处”，进行各种各样的展销活动，召开一场又一场的订货会、产品推介会。古镇出名了，古镇人也以“黑牡丹”和芦荟产品的产地自豪。

有一天我乘坐大巴去省里参加一个会议，听到坐在前排的几个年轻人吹牛，其中一人说：“‘黑牡丹’的董事长要高薪聘我，我还不想去呢。”另一人接着说：“那天‘黑牡丹’的董事长托我去市政府办一个批文，要不是我去的话，谁都办不下来。”我走到这几个年轻人面前，没有人认识我，我也不认识所有的人。

到了省会，我上台发言完毕回到座位时，旁边一个人说：“我爱人提起你多次了，今天才有缘见到。”我问道：“你爱人是谁？”对方笑着说：“等一会我带你到我家里就知道了。我叫王穆。”

会后我跟着到了王穆家，王穆的爱人开门，我一看，竟是陈琳！几十年不见，两人都有点突然，竟找不出一句开头语。我见陈琳住在“法院公寓”里，家具也都是旧的，显得有点寒酸，心里想：这么一个官家的千金，怎么会嫁给一个普通的法官呢？但想想不对啊，刚才那个会参加的人都是“有头有脸”的，小小的法官不可能参加会议。

看到我脸上的疑惑，陈琳开口了：“我爸爸平反复职以后，就把我嫁给王穆，一直住在这里，他现在是省高级法院副院长。”我觉得奇怪，为什么一个副院长还住这么破烂的公寓？又不好意思问，只好同他们谈论其它事。

我瞥见茶几上有个文件，上面有句话看清楚了是“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去年全国一审判决的案件错判率为52%”，我对王穆说：“这个数据有误吧？应该是5.2%才对吧？”

王穆说：“错不了，每年抽样调查结果都差不多是这个数据。”

我说：“冤枉率不止一半，那老百姓还指望谁呢？”

王答：“其实老百姓真没必要来我们这里打官司，原告被告一起去菩萨面前发毒誓或者用“卜杯”（掷茭用语，一平一凸称之为‘圣杯’或‘圣茭’、‘信筊’表示神明认同，可以看出，卜到‘信筊’的几率是50%）定是非，产生的冤案肯定比我们少。”

第二天，陈琳突然到宾馆找我，我问：“你怎么知道我住的房间？”陈琳答：“我问宾馆总台就知道了，这办法谁不懂？我们以前不是也很会找人吗？”陈琳讲的是我们小时候为学校募捐的事。

陈琳带着我到楼下，看到一辆崭新的“宝马”车，陈让我坐在“副驾”座位上，自己驾车发动。我说：“你会驾车？”

陈答：“当然会啦，这车是我的。”

“你要带我去哪？”

“到了你就知道了。”

车子开到郊区一片高级别墅区，在一栋极其豪华的房子前面停下来。陈琳带着我进了房间，装修、家具、布置都显得异常气派。我已经看出这都是陈琳的，不想发问，只听陈琳的介绍：“我知道你这几年做化工发了，其实我比你还发。不过当官也有不好的一面：再富也不敢张扬，有钱偷偷地花，也是一件难受的事——我只让你一个人知道，家乡的人都不知。要是让王穆知道我带你来，非把我打死不可。”

我说：“我只懂得搞科研，钻研技术，公司的生意也不是我做的，当官的事我更不懂”。

回宾馆的路上，我一直在想：这个社会到底是做官好呢还是做生意好？如果只是为了发财，看来还是做官好——做生意可能一本十利、一本百利，也可能一本万利，但做官却可以做到无本万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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