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插队十年》（连载）

南京市知青上山下乡誓师大会入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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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知青上山下乡纪念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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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奔赴农村

      1968年10月22日，是我离开南京的日子。当天傍晚，学校举行了隆重的欢送大会，欢送我们首批下乡务农的22名同学。当时的情况，在我脑海里已经没有完整的记忆了。总之，很多熟悉的和不太熟悉的老师和同学都来和我道别，记得还有一位高年级的同学在开会前一直挽着我的手在校园里转悠，逢人就介绍：这是我们xx兵团的xx，今天第一批下乡！自豪之情溢于言表，似乎下乡的就是他自己。欢送大会结束后，工宣队开来几辆披红挂彩的大卡车，敲锣打鼓把我们送往下关码头，乘轮渡过江到浦口汽车站集中（当时南京长江大桥还没有通车）。由于送行的同学太多，半路上一辆卡车差一点发生侧翻，激起了一片惊叫和笑声。

      到了浦口汽车站，兴奋激动的情绪逐渐平静下来，才发现要面对一个清冷的长夜。开往苏北的汽车要到第二天早上才出发。此时，我们班的几位同学突然出现在我身边。——原来他们在我们的卡车离校后几经周折辗转找到这里。同学之间的真情驱散了秋夜的寒冷，我们一起来到江边，眺望对岸的万家灯火，随后又穿行于浦口镇的大街小巷，漫无边际地闲聊着一切可以想起的话题……就这样，在同学们的陪伴下，我度过了下乡前在南京的最后一夜。

      10月23日早晨，大约7点我们的车队就出发了。当时道路远没有现在顺畅。我们的目的地是泗洪，当时的行车路线是经高邮、宝应、淮安，到淮阴分流到各县，以后再经泗阳到泗洪。我们大概在下午三点才到了淮阴。之后的道路更加难走，汽车象在大海中行驶的小舟，一路颠簸前行。过了泗阳天就已经黑透了，以后汽车一直在黑暗中行驶，大约在晚上七八点钟，终于来到了泗洪县城青阳镇。在县城狭窄的街道上，我们受到了县里组织的数千当地群众的夹道欢迎。吃过晚饭以后，通知我们去开欢迎大会。当时县里还没有一个象样的会场，汽车把我们拉到驻军部队的礼堂。抵达时，与会人员早已等待多时了。我们从正襟危坐的部队官兵和群众中穿过，安排在专门预留的主宾席上就座，确实有一点风光一时的感觉。可能县革委会希望能够给我们安排一个豪华的精神盛宴，在例行的欢迎仪式和讲话之后精心组织了大量的文艺节目。可惜我们这些学生经过整整一天的颠簸，都已经疲劳不堪，再加上几乎所有的节目都是黄梅戏、泗州戏等地方方言剧目，一点也听不懂。所以文艺节目开演后没有多久，就有一些同学悄悄溜出会场，试图溜回住处睡觉。我们的这一举动大出主办者意料之外，也使他们颇感尴尬。不过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他们早已经把外面的大铁门锁死（我想原意大概并不是提防我们溜走，不过是为了安全，没想到起了意想不到的作用），一个工作人员更是在大门边上对我们这些不守规矩的新农民大大训斥了一番。于是大家只好灰溜溜地返回会场，边看着节目边打瞌睡。等到晚会节目过半了才得以陆续溜出来。

      我们的临时住处是在县委党校。当时大多是陈旧的木结构两层楼房。由于属于临时中转站，行李铺盖仍在行李车上堆着，县里给我们备下了一批棉被（事后知道是临时向当地居民租的），在楼板上铺一层芦席作为地铺。不知是哪位经验丰富的同学铺开被子仔细地翻看了一下，发现了好几个肥肥的虱子，于是大家都惊慌不知所措，一个个席地而坐，再也不敢碰被子一下了。也有个不在乎的，看我们都不拿被子，干脆铺三盖四舒舒服服地睡起来。时间一分一分的过去，终于有人熬不住了，和衣裹着被子躺下，于是陆续有人效法。到第二天早上，从朦胧中醒来,发现一个个七倒八歪，什么睡相都有，更没有一点斯文可言，叫人忍俊不已。

      第二天吃过早饭，我们继续出发。县城的大街两侧挤满了欢送的人群——当然这都是县革委会组织的。经过盛产名酒的双沟镇，在下草湾附近渡过淮河，一路南下到达泗洪县最南端的兴隆公社。当晚住在公社大院内。自然又举行了一场热热闹闹的欢迎晚会。调集了几个大队的文艺宣传队前来演出。大会就在公社大院里进行。这次我们只有20余名知青，成为欢迎晚会的热点人物，因此事先大家相互提醒，为了保持形象，都老老实实地坐在那里看完了所有的演出。晚上睡觉似乎也没有头一天在县城那么谨慎讲究了，虽然还是打的地铺，但是大家基本上都是倒地就睡，一觉到天亮。

      第三天开始分户，这时才发现原来多数知青都是在学校就串联好的，只有我们少数几个人形单影只。送我们下乡的带队老师找到我谈话，介绍了其他几位知青的情况，建议我们组成一个知青小组。事已至此，也没有其它的选择，大家也就自然的组合在一起了。

      我们的知青小家由五人组成，分别来自三个学校的五个不同的班级。其中本校三个男生：我、三班的G和六班的J；另有两个女生，分别是八中的W和三牌楼中学的L。一开始大家推选我当“户主”，最后在我的坚辞下，G自告奋勇担任了我们的“户主”。以后大家推选了W担任“内务总管”。

      由于我们是来公社的第一批知青，所以倍受当地的重视，专门挑选了5个条件相对较好的大队安置我们。由于我们是一个特殊组合的知青小组，更是受到特别的照顾，被安排到公社所在地的红旗大队赵庄生产队落户。当天我们就下到生产队，被分别安排到两户家庭条件较好的农户家里居住。晚上大队又组织了一场欢迎晚会。至此，我们总算是安顿下来了。

（后来从南京传来的消息，我们的带队老师回到学校后，私下里对前来询问情况的同学描述了我们插队的农村的穷困情况，劝告他们慎重报名下乡。结果被一同学检举揭发。该老师因此以“破坏上山下乡运动”罪被多次批斗。）

 

 

三、 从狂热到现实

      当时，我们率先下乡的知青在心态上可能与其后下乡的知青有所不同。大都是抱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美好愿望，大有“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的豪情壮志。因此，一开始，积极性是非常高的。

      有一件发生在我们刚到生产队后不久的事让我至今记忆犹新。当时，生产队每天要进行“早请示，晚汇报”。即在早晨上工前要集中学习毛主席语录，晚饭后要组织全体社员集中政治学习，“斗私批修”。谁不参加就扣工分，称为“政治工分”。我们来后，生产队就把组织学习的任务交给了我们知青。第一天晚上组织学习，社员们一起聚集在我们男知青借住的老乡家的前屋。可能是嫌土煤油灯的灯光过于昏暗，小G突然心血来潮，把我们几个知青的手电筒要了过去，拧去上面的聚光碗，一个个倒挂在空中充当起照明灯具来。这一举动不仅让在场的社员们一个个目瞪口呆，也是我们其他知青所始料不及的。碍于当时那种场合，我们也不便于去阻止。倒是我们生产队的副队长张国旗站了起来，一面半开玩笑地说：“太亮了，眼睛还真不习惯”，一面伸手关掉了挂着的手电筒，这场闹剧才告结束。

      还有一次，我们在生产队猪圈前的一个大粪池旁出粪，饲养员家的小孩在附近玩，一不小心滑到了粪坑里。说时迟，那时快，只见我们的知青小G从对面猛地跳下粪坑，趟着齐小腿肚深的猪粪来到小孩身边，一把把他抱起，举到坑边，交给坑边接应的社员。至今我还记得当时他举着小孩时脸上漾起的笑容，这是一种完成了一件英雄壮举后的兴奋和自豪之情。不过，似乎在场的社员们并没有表现出太多的感动，只是催促着小G赶快回去清洗、换衣服。事后，有社员在与我们闲聊时把此事当成笑话来讲，说我们知青看起来满聪明，就是脑子转不过弯来，明明在坑边一伸手就可以把孩子拽上来，非要跳下去抱……。不过，孩子的家人还是满感激的。

      为了帮助知识青年扎根农村，国家为我们知青下拨了建房木料，农闲下来，生产队准备帮我们建房了。为此我们知青集体户专门开会经进行了讨论，拿出一张设计图来。设计的宿舍是一排6间（后来又来了一位二中的女知青小Z，所以我们“家”有6位知青了），房门前面是把6间房间连在一起的走廊。生产队很快就把我们的方案否决了。理由很充分：采用当地的干打垒建房办法，两堵墙相距太近无法施工。最后采取了一种折衷的办法，先由生产队按照当地的形式为我们建两座各三间宽度的住房，然后由我们自己用砖坯来分割里面的空间。房子很快就建成了，随后，我们从已停办的大队窑场拖回来砖坯，自力更生开始这项伟大的内部装修工程。说得容易做起来难，隔墙还没有砌出1／4高，就开始偏斜，经过反复拆改，屡败屡战，最终大家都没有兴趣再干下去了。直到我们几年后搬出这六间房，还是只留下砌了半拉子的内墙。

      我们“家”爆发的第一次冲突起因于做“早请示晚汇报”。我们下乡后不久，“向伟大领袖早请示晚汇报”的仪式就在全国迅速蔓延开来，很快传播的我们所在的公社、大队和生产队。生产队每一天早上上工时先要集中起来“向毛主席请示”，晚上吃过饭必须集中起来开会“向毛主席汇报”。为了表现知青的“先进性”，小G提出要在我们知青集体户实行“早请示晚汇报”。这可是关系到是否“无限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重大政治问题，大家虽然打心底里不愿意，但是又不敢明确表示反对，争论到最后，其他几位知青都把目光投向了我。我虽然对这种纯粹形式主义的东西很不以为然，但也不敢直接反对，于是就提出了一个冠冕堂皇的方案：考虑到做“早请示晚汇报”时间难以统一，建议大家本着对伟大领袖的无限忠诚，自己安排时间，各自分别进行“早请示晚汇报”。这个建议得到了绝大多数知青的赞同，小G也只好悻悻然接受了这个提议。于是，第二天早晨起床后各自都在自己的房间里手捧“红宝书”（毛主席语录本），面对毛主席像， “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随后就念几段毛主席语录。我们男生这边小G最积极，不仅“请示”最早，而且精神饱满，声音洪亮，态度认真。小J跟随其后，不过中气明显不足，声音也小了许多。女生那边，通过墙壁可以隐约听到小L和小W也在这边声音的带动下，开始“请示”。最可气的大概就是我了，虽然也站在毛主席像前，但只是默读，听不到究竟说了什么，明显是态度不够端正。不过，这一场面确实让人感到滑稽好笑。几天以后，从女生开始，我们陆续停止了“早请示晚汇报”。连小G自己也放弃了这一做法。然而，我的这一建议触犯了“户主”的权威，无意中在我们之间留下了裂痕——这是几个月后我才体会到的。

      面对农村繁重的劳动和贫困的生活，知青中理想主义的情结很快淡化以至完全消失，对现实生活的不同态度导致了知青群体的大分化。在一部分知青群体中，消极颓废取代了往昔的狂热（也有一些本来是被迫下乡的，本身一开始就没有热情），某天，小G到别的生产队知青处串门，回来后就兴奋地向我推荐“知青中传唱的歌”，其中有用《我爱祖国的蓝天》曲调填词的“我爱南京的大三元”，什么“金色的蛋糕在我眼前飞舞，喷香的萨其玛向我跑来，啊......口水三尺三，口袋没有钱，要问我知青爱什么，我爱南京的大三元！”等等。自然还有之后曾大出风头的《知青之歌》。可是这些歌曲并不能引起我的共鸣。说句老实话，以我家那时的经济状况，我还从未进过南京的“大三元”酒家，更没有品尝过蛋糕和萨其玛的滋味，自然也就缺乏共同语言。另外更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这一部分知青已经在劳动中感受到了自己的价值，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来促进农村贫困面貌的改变，所以根本对那些颓废伤感的情调不感兴趣。在我当时的笔记本上，抄录了马克思的这段话：“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我们就不会为它的重负所压倒，因为这是为全人类所作的牺牲；那时我们感到的将不是一点点自私而可怜的欢乐，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万人，我们的事业并不显赫一时，但将永远存在”。 可能有着我这样想法的知青在整个知青群体中并不占多数，但是正是有这一部分知青的存在，为当时的农村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为上山下乡运动增添了一抹亮色。

 

【网友点评】

佩服博主对过去的岁月记述得这么详细，展现了与“伤痕”不一样知青生活。【仰望星空】

 

四、村后的草庵

      我们到生产队的时候，已经是深秋了。农忙季节已经过去大半，我们也就是参加刨刨花生、白薯（山芋），在社场上打稻和晒场。农忙过后，县里开始组织修双沟到管镇的公路，每个生产队都按照人头下达了上交石子的任务。为此，我们队组织了一批青壮年劳力“上路工”——到鲍集公社去拾沙礓（我们那里有很大范围的土地属于砂礓黑土，土壤中分布着大大小小的石灰质砂礓块，交通部门就利用它们作为铺公路的石子）。我找到带队的民兵连长朱其华，软磨硬泡，终于作为唯一的一名知青“挤”进了民工小分队。——当然，还有一个原因是农民家大都被子很缺乏，我带的被子也有利于缓解出路工棉被不足的矛盾。我们一行20多人带着粮食铺盖和工具来到鲍集，借住在当地一户老乡家中，大家就在堂屋地上用带来的稻草打了一个大通铺，排成一排，两人合盖一床被子，用砖块垫在头底下当枕头。第二天一早，大家就分头出动到周边湖地里去拾沙礓。我则和带队的民兵连长留在住处为大家烧饭，并对每人挑回来的砂礓验收过秤登记。先后干了五六天，圆满完成了石方任务。这次上路工，虽然并没有干多重多累的活，但是给生产队的干部社员留下了工作踏实、肯吃苦的印象，拉近了我和贫下中农的感情距离。

      回到生产队后，我们和社员们的关系逐渐融洽起来，社员们闲着没事常来我们知青户串门聊天。一天，一个社员在我们家发牢骚，说是干了几年山芋育秧，长年睡在荒郊野外，落下了关节炎，今年不想再干了。言者无心，听者有意。1969年的春节过后，队里筹备山芋育秧，我就找到了负责此事的副队长卢士云，要求承担这一项工作。队委会经过研究，最后决定由我配合副队长卢士云管理山芋温床。

      我们生产队的山芋温床(当地叫山芋炕）位于村后（当地农村的住房都是一溜排门朝南，村后就是村子的北面了）100来米处，正对着公社大院的后墙。从地面挖下去约0.5米深，翻上来的泥土在炕北面培起厚厚的防风墙，每个炕长约3米，宽1米左右，共有8个炕，分成前后两排。在山芋炕的西北角清出一块平地，用几根树干支成一个一人高的人字形的马架，铺上江柴（淮河滩上长的一种类似芦苇的植物，当地用来扎成把子盖房或作室内隔墙），苫上稻草，里面放上一张小凉床，就成了我们值更的草庵。本来山芋温床是应该由我和卢士云两个人轮流值班守护的，由于卢士云已有家室，拖着3个孩子，加上队里还常有一些事，所以很快我就把山芋炕的日常管理全部包下来了。生产队里从社员家给我借了一只黄泥和着稻草盘成的小灶，一只小铁锅，我也把铺盖和粮草全都搬进了草庵里。

农村的山芋育秧有3种形式，一种是火炕。在炕底盘上迴龙烟道，上面铺上砖或土坯，再铺上营养土，排上山芋种薯，上面覆盖上表土，炕顶再用塑料薄膜保温保湿，用烧火来提高山芋炕里的地温和气温。这种方式由于温度控制不稳，容易烧苗，育出的山芋秧质量不稳定，所以当时已经很少采用。第二种是温床育秧。主要是在炕底铺上一层厚厚的马粪取代迴龙烟道作为发热源，上面铺上营养土，排上种薯。其余做法和火炕相仿。依靠马粪发酵产生的热量提升和保持温度，同时提供山芋种薯生长后期的营养。第三种是苗床育秧。俗称“地排子”，就是直接把山芋种薯排放在整好的苗床上，利用自然条件培育山芋秧。这种做法比较简单，成本也低，但是出苗迟，效率低。我们采用的主要是第二种育秧方法，同时也在山芋炕前整了几畦“地排子”，统一管理。

      说实在的，山芋育秧的技术含量并不是很高，主要的还是责任心要强。要随时注意山芋炕内的温度变化，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山芋种薯发芽后，就要注意保持适当水分和通风。晴天白天注意防高温烧苗，夜里则要防低温晚霜。遇到阴雨天则要防止大风掀翻塑料薄膜或者积水渗进炕里。此外，也要防备别人来偷割山芋秧或者盗窃塑料薄膜等物资。所以24小时不能离开人。除了有时生产队组织一些社员来剪山芋秧以外，更多时间这里就成了我一个人的领地。在掌握了山芋炕的全套管理技术以后，我开始感到平时过于清闲。于是向生产队讨了一个搓牛鞭鞭梢的差使，每次巡视回来，就坐在草庵门口搓鞭梢，一个育秧季节里，生产队牛把式用的牛鞭鞭梢全部由我包了下来。

      在我所管理的山芋炕东侧，矗立着三个近一人高的大坟包。迄今我都不知道那是哪一家的坟头，反正一直没有看见过有谁去上过坟。这些坟包离我的小草庵也就十余米远。早春季节，经常阴雨绵绵，夜里旷野里漆黑一片，四下空无一人，在淅沥沥的雨声中，与坟包作伴，心里多少有一点发怵。为了壮胆，也为了解闷，我常在晚上吹奏随身携带的口琴，或者为自己举办“独唱音乐会”。记得当时唱得最多的一首歌是《长征组歌》中的《过雪山草地》——“风雨侵衣骨更硬，野菜充饥志愈坚......” 往往唱到这里，触景生情，一股悲壮之情油然而生。

      在我巡查山芋温床时，偶然发现坟堆周围分布着不少荠菜，于是我就利用空余时间挑了一大堆的荠菜，在煮米粥的时候掺进去烧，本意也就是尝个新鲜。不料被一个偶然来的社员发现了，于是很快村里就传开来，说我在山芋炕上没有菜吃，只好挖荠菜来吃。于是此后经常有一些大爷大妈和生产队的干部们把自己家种的青菜、腌的萝卜条、蒜苗、野葱等送来给我，生产队还专门称了一些黄豆给我当菜或换豆腐吃......后来我才知道，当地人一般不吃荠菜，都是挑来喂猪。难怪他们看到我吃荠菜后会有那么强烈的反应了。

      我们生产队紧挨着公社，各大队的知青来公社开会、办事，有时也顺便到我的小草庵来坐坐，聊聊天。有一天上午，韩巷大队一个知青拎着一只死猫找到我，称来公社途中，看到一位农民拎着这只猫想扔到塘里去淹死，他就要了下来，准备带回去烧了吃。暂时存放在我这里，等开完会回去时再来带走。说完就顺手把猫塞到了我的凉床底下。可是这位老弟开完会以后就忘了这茬子事，自顾回去了。傍晚，副队长卢士云来山芋炕检查，不知怎么发现了这只死猫，于是不顾我的一再解释，把死猫拖出去扔到山芋炕东侧的坟包后面去了。到了夜里，我巡视完山芋温床回到草庵门口，刚拉开挡门的江柴篱笆，猛然窜出一个白色的东西，把我吓得一个趔趄，差一点没有摔倒。等我定下心来，打开手中的电筒顺着那东西窜去的方向照过去，发现在坟头上竟蹲着一只雪白的猫，正瞪着一双闪着绿光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我。我突然联想起那只死猫，身上只觉一阵阵发冷，不过仗着手中的电筒和情急间随手抄起的一把铁锹，还是一步一步地朝那猫逼过去。刚走了三四步，只见那只猫一个闪身就不见了踪影。我也不敢再向前去，回到草庵里，关上篱笆门，点起了小煤油灯，把随身携带的一把锋利的电工刀插在头顶上当房梁用的树干上，以便随时应付可能发生的情况，就这样躺在床上睁着眼捱到天亮。一大早，我先跑到山芋炕东头的坟堆旁，可是找了半天，根本找不到头一天傍晚扔掉的那只死猫。后来，当我把这件事讲给别人听时，听的人几乎是不约而同都说夜里坟头上的白猫就是白天那只死猫化身的冤魂，幸亏猫不是我杀的，所以这只猫也算没有找我什么麻烦。我虽然不相信有鬼魂，不过这事确实蹊跷，因为在此之前和之后我这里都没有看到过有猫来，况且我们村上也没有白猫。所以这件事一直压在我的心头，过了好久才得以释怀。

      我在看守山芋炕的日子里，由于吃住在这里，所以就把我的一份口粮分了出来带到山芋炕上。留在“家”的5位知青大概因为男生的胃口大，吃饭只图眼前，不注意计划安排，结果半个多月就把一个月的粮食都吃得差不多了，只好饿肚子（当时下乡的第一年内我们是每月由粮站定量供应口粮），弄得相互之间闹起了矛盾。我听说了这个情况，就在草庵里烧了一大锅饭，带信叫“家”里的人过来吃饭，同时匀出了一点粮食接济他们。这事又成为生产队里的新闻事件，好事的人还把前面我吃荠菜稀饭的事和这件事搅和在一起，弄得沸沸扬扬。最后是生产队给我们知青户补贴了一点粮食，解决了燃眉之急。

      我在村后草庵里的生活渐渐引起了同队知青的关心和好奇，由此还酿出了一场“桃色风波”。

      一天晚上，天还没有黑透，我刚做过山芋炕的巡查，正坐在草庵旁吹着我的口琴打发时光，远远地听到我们“家”女知青小Z的声音，随后看到小Z打着手电来到我的草庵门前，看到小Z的突然造访我确实感到很意外，因为自我上了山芋炕后，我们“家”的知青还没有谁来看过我。小Z告诉我，生产队一些社员正在我们“家”和在家的知青们闲聊，她提议其他几个知青一起来我这里看看，结果没有得到响应，于是她就一个人跑来了。这使我非常感动。确实，一个人每天孤零零的生活和劳作在这荒郊野外，从内心里是渴望能有一个人说说话，聊聊天。于是我很热情地把她让进我那低矮的草庵里，点亮了煤油灯，一起热聊起来。我们谈起了我们的知青生活，也谈起了各自对生活的理解和看法……正谈着，煤油灯断了油，可是两个人都还意犹未尽，仍然坐在草庵里没有动，继续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在我们聊天的过程中，小Z敏感地察觉到草庵外不远处的公路上传来我们“家”知青小G的说话声，于是我俩一起跑出草庵，呼唤小G，结果看到公路上确实有两个黑影向北而去，但是并不回应。在小Z的一再呼唤下，其中一个黑影终于应了声，果然是知青小G。据他说，他们是去后面一个村子办点事，经过。我是马大哈，并没过多在意，可是小Z可能已经有了一些感觉。再回到草庵里后，她就不大说话了，而且一直不时按亮一下手中的电筒。我们之间似乎突然变得不大自然起来，两个人都有一点感到尴尬。过了一会，副队长卢士云来到山芋炕上，小Z也就此告辞回去了。

      小Z走后，卢士云就与我开起了玩笑，在我面前大大夸奖了一番小Z。事后我才知道，自小Z向村后走来开始，我们村社员和知青中的好事者就开始播风弄雨了，卢是被告知后故意迟来这里，给我们“创造机会”。可惜当时的我们虽然谈得比较投机，互有好感，但是都还没有进一步的表白，白白枉费了他们的一番苦心。

      然而，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第二天，村里就把“草庵相会”传得沸沸扬扬，说我们吹熄了灯在草庵里幽会，甚至有鼻子有眼的说小Z向我提出要手表、缝纫机、自行车，而我一概说没有等等。于是村民们给小Z起了一个外号叫“三要”，而给我也起了一个外号“三没有”。之后才听说，这一切源自小G之口。原来那天晚上小G等人以去后面一个村子办事为由，经过我们的草庵之后就折返回来，躲在草庵后面偷听我们的谈话，然后回去凭着自己的想象添油加醋地大肆渲染,一手炮制了这场桃色新闻。

      为了处理好这场风波，我们知青集体户专门召开了一次家务会议。会上，我很激动地与小G进行争辩，力图洗清自己，而其他知青多以暧昧的口吻敲着边鼓。而小Z则一直保持着沉默，什么话都没有说，当别人追问她的态度时，她只是作了一个表态，说从此以后再也不和我多说一句话了。家务会议并没有解决任何问题，不了了之。

      现在回想起来，其实当时我和小Z之间互相都有好感，而且小Z来到我的草庵其实是向我传递了一个信号。可惜我当时并没有领悟，毕竟那时我们都才十八九岁。而家务会议上我拼命推脱的表现也在无意之中伤了她的心，至此也就了却了一段原来可能会发展的缘分。

      我们生产队的山芋炕南面，就是公社大院。青砖砌的围墙，里面坐落着几排青砖大瓦房。围墙西面有一扇侧门，出门往北，就是公社的公共厕所，与我们队的山芋炕隔着一条沟渠相望，离我的草庵也就约四五十米远。初到公社时，厕所是用红砖和着黄泥砌成的，很小，大概男女一共也就五六个蹲位。厕所后墙是十字形的花墙，屋顶苫的麦草已经七零八落，厕所里遇到阴雨天不穿胶鞋就没法下脚。

      我在山芋炕的后期，公社对厕所进行了翻扩建。新厕所全部用青砖水泥砌成，虽然是旱池，却也称得上是当时全公社规模最大、最“豪华”的厕所了。建成之后，维护新厕所的清洁自然就成了我们生产队的任务。由于是旱池，所以更得经常打扫冲洗。生产队考虑到单独派工不值得，斟酌再三，最终决定让管山芋炕的我和队里的一位老饲养员卢志顺一起来承担起打扫厕所的任务。

      说实话，当生产队长找我谈这件事时，我打心里并不是很愿意。不仅是因为这个活又脏又臭，更因为公社所在地是人流量很大的地方，让全公社的知青和农民都看到我一个知青在打扫厕所，面子上实在有一点下不来。不过，我自记事以来所受的教育就是一切服从组织安排，视挑三拣四、讨价还价为耻辱。再说确实也没有必要专门安排社员来打扫厕所。所以我还是爽快地答应下来。

      旱池厕所现在早已经被淘汰了，但在60年代的苏北乡镇以至县城都还曾风行一时。它不像过去一般的公共厕所蹲坑直接连着化粪池，解手后大小便就顺着斜坡直接滑落到化粪池里。而是在蹲位后面铺设了一个和地面等高的水泥旱池，粪便就直接堆在旱池里面。如果一个蹲位上有几个人解过手，堆起来的粪便就可能影响到下一个人方便了。我们的工作就是每隔一两天用锹把旱池里的粪便铲出来，集中到粪桶里，再把它抬出去倒进粪池，然后从厕所后面的沟抬水进去把旱池刷洗干净。

      一开始打扫厕所时，老卢很照顾我，只让我跟他一起抬抬粪桶，进了厕所，他就很自然的拿起粪铲去铲粪便，等他铲好了一段，我就和他一起把粪桶搭起来换个位置，再继续出粪。直到粪桶装满或者厕所粪便清理完毕，我们再一起把粪桶抬出去倒掉。即使这样，粪便的臭味也熏得我连续几次都想吐。但是，老是操着手站在旁边看不符合我的性格。看着老卢铲粪的背影，我想起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一段话：“......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当时，我觉得这一进一退体现出了我和贫下中农之间的思想差距，人家能干的事，我为什么不能干？！于是，我很快就抢过老卢手中的粪铲，和他轮流着出起粪来。几次打扫过后，我就俨然成了主角，每次出粪，都是以我为主。虽然近距离地接触粪便导致我很长一段时间一吃饭就倒胃口，但是我还是坚持了下来。

      一个知青打扫公社厕所，自然在一段时间里成了全公社流传的一大新闻。有的农民到公社来时还特意绕过来看看。不过此时我已经习以为常了，似乎也不觉得和干其他的农活比有多少不同了。完成了山芋炕的工作后，我在出任生产队棉花技术员的同时，仍然一直兼着打扫厕所的工作，一直干到1969年年底，才被生产队换下来。

 

不值得歌颂不等于不值得回忆，不等于不值得纪念。对那场牵动千万家，千万青年学生命运的上山下乡运动，我们有资格用反思来纪念那失去的青春。

当年的知青，现在都处在由中年步入老年了，许多人对于许多事情都渐渐归于恬淡……可是谈到插队的那一段，总是象触动生命底端的那一根神经，说不清的酸甜苦辣，说不完的激愤感慨，……  
深有感触！
拜读南京老知青的大作！您辛苦了！谢谢！

无论下乡如何苦，
红心壮志继宏图，
甘心情愿多奉献，
楼主精神传千古!

珍贵的历史回忆！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