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 逢
我和景煌、尚恩是好朋友。和景煌从小学到高中都在一个班，又都是班干部，俩人的关系好得穿一条裤子都嫌肥。尚恩则是在初一时和我们分手，跟随他支援大西南的爸爸，举家去了广西，从此天各一方。我们的友谊纯真稚嫩而又浪漫，贴着一枚8分钱邮票的书信一直往来不断，于是，北国到南疆变得不再遥远。直到1963年尚恩再回到阜新时，传书的鸿雁才正式休息。想起那段“天涯若比邻”的日子，我们更加珍惜相逢的时光。后来升入高中，虽然不在一个学校，但并不影响我们之间的继续频繁交往。
升入高中的我们已经开始探讨人生道路该怎样走的问题了，虽然还显得有些幼稚，但却是认真的。我们都把考上大学为国效力当成自己的目标，并且为此实实在在的努力着。但是谁也没有想到，我们的大学梦被“文化大革命”彻底粉碎了。不仅如此，我和景煌的友谊也戛然而止。轰轰烈烈的文革开始后，随着运动的深入，我和景煌分别参加了学校的井冈山兵团和新曙光战斗队，这是两个针锋相对的群众组织，两人的关系也由“派别”发生了彻底的改变。不仅不再有交往，甚至对面相逢也连话都不说。要说那时的学生真是单纯而幼稚，哪派都以为自己是真正的革命派，为了所谓的“观点”从辩论得唾沫横飞到棍棒相对，都跟吃错药似的。别说是同学朋友，就是一家人在饭桌上因为“观点”不同，吵得掀饭桌的也绝不是新闻。可见，我和景煌当时的相逢不相识也就一点也不奇怪了。从未面对面的辩论过，更没有相互遛过石头什么的。我们都在刻意回避那种相遇的尴尬。但透过相逢时那瞬间的眼神，我知道，我们彼此的心里都还留有一份儿时的纯真依恋。从文革开始一直到今天，咫尺天涯，我和景煌的相逢屈指可数。但仅有的几次相逢，却给我留下了太深的印象。
1967年夏秋之交，武斗不断的阜新市少有的平静了下来，因为“阜联筹”的武斗班子“驱虎豹”几乎以摧枯拉朽之势端掉了“主义兵”在矿务局总机厂、煤矿学院的大本营，“主义兵”们几天之内仿佛人间蒸发一样在全市都不见了踪迹。斗争从地上转入地下了。面对萧条的街道和萧杀的校园，我忽然觉得应该为我们的“井冈山”和我们的“主义”做点什么了。尽管知道这很危险，还是要做。在下这个决心的瞬间，我对“义无反顾”一词有了切身的感受。我决定偷偷地编印一份 “挺进报”，其中的含义不言而喻。我们学校初一的家喆写得一手好字，“井冈山”鼎盛时期的井冈山战报都是他刻的蜡纸。“挺进报”由他来刻蜡纸再合适不过了。我俩是父一辈子一辈，到啥时他都不会把这事说出去。很快由我东拼西凑的挺进报完稿，家喆精心地刻完蜡纸。到哪里去印却成了大问题。因为一旦事情暴露，后果不堪设想。此刻我想到最合适的一个人，那就是尚恩。因为他和我不是一个学校的，别人很难把挺进报和他联系起来。我找到尚恩说了我的打算：在他家印挺进报！尚恩并不感到吃惊，只是淡淡的说了一句；你胆子可真大，就毫不犹豫的答应了。我俩把小说《红岩》中印挺进报的那一套照搬过来，在堵得严严实实的小屋里忙了一夜，总算印完了。两人把挺进报叠好装满了一书包，我准备天一亮就去火车站散发，尚恩不放心我一个人走，坚持要送我。他家住在当时的红旗楼，穿过马路就是西苗圃，那里人迹稀少，应该是比较安全的。走在林间小路上，我们的心慭然可怖，在清晨的寒风中抖栗。正走着，眼前倏然出现的一幕把我们惊呆了——几十个全副武装的新曙光人，头戴柳条帽手持棍棒扎枪，像从天而降。而走在最前头的恰恰就是景煌。这场不期而遇的相逢使双方都愣住了。我的脑袋一片空白。瞬间，竟觉得十分漫长。但有一点我还是很清楚，那就是绝对不能跑，因为你不可能跑过几十个新曙光的人。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只有硬着头皮挺着吧。僵持了足有半分钟，忽见景煌果断地挥一下手，说：“走”！于是，这一队人马穿过我俩的身边径直走了。我和尚恩愣了很久才回过神来。尚恩长出了一口气：“好险啊，多亏了景煌那一声“走”，要不咱俩可就惨了”。都说“狭路相逢勇者胜”，可是那次相逢，我们之间没有胜者。
好多年过去了，我和景煌似乎都极力避免提起那次相逢。也许他不知道那次我的书包里装的是挺进报，但他一定知道那里装的是传单之类的东西，如若交手被翻出来，怕是没有我的现在了！也许他还念及我们从孩童开始的友情，没有让同伙对我和尚恩采取过激行为；也许那一刻他和我一样，什么也没想。正是他那一挥手，才让我脱了险，那一幕的画面在我的眼前久久挥之不去。以后的很长时间里，派性一直在同学中存在，我也是难以转过弯来，再见面，依然是相逢不相识，但是目光却柔和了许多。下乡时我和尚恩还频频通信，后来知道，景煌和尚恩也一直有通信联系。我们通过书信了解对方的喜怒哀乐。特别重要的是，我们也在书信里不断打听那位不愿谋面人的消息，在那里深情寄托对儿时纯真友谊的留恋！艰苦的插队生活让我们成熟起来，人虽离得远了，心却更近了。下乡两年后景煌升任公社团委书记，我则到了冯家中学当了一名民办教师。按说以前的好朋友，现在都在公社所在地，又都是身在异乡的异客，闲下来，应该经常走动才是。就因为文革的阴影始终笼罩着我们，在公社，我和景煌从未单独接触过。
这种尴尬局面还是由尚恩率身打破了。
尚恩对我和景煌之间的关系非常关心。当他知道我和景煌双方谁都未能迈出第一步的时候，毅然坐了一天的火车（从阜新到彰武冯家，需要转两次车），来到了冯家公社。他此行只有一个目的：为我和景煌冰释前嫌。那是1972年深秋的一个傍晚，时在阜新师范上学的尚恩出其不意地来到冯家中学。什么叫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看到站在我面前的尚恩，我算是真正感受到了那种久别重逢的喜悦。我俩在学校简单的吃过晚饭，还未及细聊，尚恩就拉着我到公社去看景煌。面对尚恩的一片热心，我真是不忍心拒绝，可我不知道我和景煌下乡后的第一次相逢会是什么样。对尚恩和我的到来，景煌似乎不感到意外，仿佛这是一次期待已久的相逢！景煌一句“沏点茶吧”算是这次相逢的开头语。此刻的我却鬼使神差的说了句：“不喝”，还是尚恩没忘他的使命，赶紧张罗让景煌烧水沏茶。于是一切渐渐变得自然起来，茶一杯接一杯的喝，话也越唠越多。我们聊童年的趣事，聊下乡的见闻，也聊“副统帅”折戟温都尔汗……。冯家公社是柴油机发电，主要是为社员加工粮食，到晚上十点就停机，一切又都陷入黑暗。停电后景煌拿出蜡烛点上，我们接着聊。浓浓的老红茶，3毛3一盒的“劲松牌”香烟，水不知喝了多少大壶，茶也不知续了几遍，蜡烛燃了一支又一支，三人依然谈兴勃勃，似乎想把这几年没说的话都给补回来。久违了，那种无话不谈的感觉，久违了，曾经亲密又变得陌生的朋友。
尚恩因为要赶回学校上课，我和景煌第二天一早送他去火车站。路上景煌对我说：“昨晚你说不喝茶还喝了好几壶，要是说喝那还不得把水缸喝干了？”我说：“这次没喝酒就算便宜你了，下次再聚，光用茶水对付我们可不行。”看到我和景煌的第二次握手，尚恩如释重负，又说了一句让我感动的话，“不虚此行啊”。这就是朋友。
下乡后的第五个冬天，我招工回到矿务局，景煌也被推选到吉林工大上学，我们依然很少见面，但是心里都为对方留有位置，只是不明说罢了。
1974年秋，我和景煌一起去看家居新邱南部的尚恩，那是我们回城后的又一次相逢。看到我和景煌到来，尚恩喜出望外，几乎是倾其所有招待我俩。尚恩的家虽然简陋，我们的话题却十分丰富，简直是海阔天空，更深夜阑，谈得最多的还是工作和生活。那时的我们正值年轻，对未来都有一种期盼：明天会更好。
斗转星移，世事沧桑，不知不觉我们都已过了耳顺之年。2009年，在同班的克正倡议下，同学们要为我们当中最小的属牛的弟弟妹妹们集体搞一次聚会。时间定在2009年的平安夜，聚会的主题叫：我们一起走过。此时的我在郑州，景煌在大连，尚恩在沈阳，但是我们都格外盼望三人能在这次活动中相逢。于是三人按照约定，在我们的家乡又一次相逢了。风风雨雨这么多年，我们早已是“曾经沧海难为水”了，一切都风轻云淡，唯有友情历久弥新。我们自然聊起了从前，聊起那次西苗圃的“狭路相逢”，聊起那喝了几大壶茶水的冯家夜话，聊起在新邱南部尚恩的陋室的直抒胸臆……。如同所有的秘密都有时效性一样，这次我告诉了景煌关于挺进报的故事。我告诉他，那次西苗圃的“相逢”如果没有他的那一声“走”，很可能没有我们今天的相逢了。我开玩笑地说，你的一声“走”改变了我的命运。他却一脸的茫然：有这事吗？呵呵，我知道，那次的“相逢”，他是断不会忘记的，他这样说无疑也是一种智慧。这次相逢，我们还相约，在某一天，我们要在沈阳，或者大连，或者北京，再相聚，人生何处不相逢啊，那时我们一定再美酒红茶，重温旧梦，今夜无眠！哪管它古稀甚至耄耋呢！
盼望相逢其实是一种怀念。相逢是生活对你的馈赠。相逢是无限美好的一瞬。
因为，我们曾经一起走过。
2012年2月20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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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By：2012/7/31 20:20:00 [只看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