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队长奶奶，我要到公社告你！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有一部反映农村阶级斗争的话剧《箭杆河边》，剧中生产队长的爱人，大家叫她“队长奶奶”。我们知青也由此戏称高队长的爱人“队长奶奶”，队长奶奶大约二十多岁，已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胖胖的高高的个，粗手大脚，平时总是穿着一件蓝色的中式大襟衣服，衣服上的第一和第二颗扣子总是忘了扣，裤子不管是蓝的还是黑的，一律是“一、二、三裤”。——那里的农民不管男的还是女的，腰上都系一根拴裤子的腰带，穿裤子时，两手配合将裤腰抄拢，再用手指由前往后一捋将腰带捋到裤腰上就成了，我们知青称这种一根带子，穿、抄、捋配合的裤子叫“一、二、三裤”。队长奶奶的这种打扮，再加上整天家里、地里、大人、孩子的操劳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至少大十岁。队长奶奶人很好，善良，厚道，见我们几个知青“遭孽”，时不时的请我们到她家里吃饭，煮豆花腊肉招待我们。可当年队长奶奶在善良和好心的驱使下为我作的一件事也“得罪”了我，我威胁着要到公社去告她，把队长奶奶着着实实吓了一跳，还险些被队长揍了一顿。那时的幼稚和单纯以及文化背景的差异使我无法理解队长奶奶的一片好心，使队长奶奶好心没得我的好报，现在想起来还心存歉疚。
记得是下乡的第二年，我已经满过了十六岁，我所受的家庭和学校的教育使我在生产队里做事和做人都容易被接受和认可，我喜欢默默做事，做事就想尽力做好，那年我加入了共青团，还被评为青年社会主义建设极积份子，出席县里的劳模大会。因为年纪小他们还多了一点怜惜，给了我许多照顾：安排我到耕读小学教书，管理生产队土纸的零售；担任计分员。下地干活时给我许多关照：挖土时在我左右的社员会往我这边伸过锄头来带着帮我挖；背东西时，山高坡陡，让我少背，走在前后的人还不时的搭手帮助；上山为纸厂砍运竹子，运得快走到前面的，会放下竹捆回过头帮我背一段……，这当中有一位青年农民尤其给我特别细致的关心，他从部队退伍回乡，是山沟里见过世面的人。就是他的这一经历队长奶奶很看重他，认为他和我们知青般配。一天队长奶奶很关切地对我说：你这人很好，勤快，吃得苦，可是你不能一个人过一辈子吧，还是要找一个婆家，有一个男人帮你，你就不用象现在这样遭孽了。我气得脸都憋红了，队长奶奶竟继续接着说：某某见过世面，参军回来的，他对你有好感，你要是同意就可以先把相做了……。没等队长奶奶往下继续，我一反温文的常态大声哭了起来，一边哭一边喊：“队长奶奶我要到公社去告你。”这一哭一喊把队长奶奶吓得赶忙不叠的解释：我是为你好，你不干就算了，你不要哭了，你到公社告我，我脱不了爪爪，高银伍还要捶我”。
当然我没去公社状告队长奶奶，也没向任何人说过这事。我心里烦了好几天，一有时间就看书——我要考学校尽快离开这里，我要的不是这样的生活。
队长奶奶没生我的气，几个月后我们公社的知青被安排去林场开荒种地，走的那天，队长一行挑着我们的行李送我们翻过鱼骨寺对面的大山去林场，队长奶奶提了一块腊肉执意要送给我，被我婉绝了，那位退伍兵农民给我做了一口木洗脚盆，挑着我的行理一并送到林场我们的新住地。这一走我没再见过队长奶奶，再没见过那位憨厚的退伍兵，再没见过我们生产队的好心的农民朋友们。
（十）再见了我的朋友，再见了鱼骨寺
我们在盐井沟鱼骨寺生活了一年零九个月。一九六六年，城里开始动员第二批知青上山下乡，为减少贫困农村的安置压力，政府决定组建林场，我们一九六四年下乡的知青作为先遣队被先期从各知青点发配到我们公社的梯子崖、福宝区的山叉河、骑拢、修竹的深山老林开劈四个林场，这些被当地农民称作“梁子上”的深山老林有大片大片的处女地和原始林，我们将要去那里开始生命中的又一段蹉跎岁月。
记得是那年的二月中下旬的一天，我们公社的全体知青被召集到公社开会，公社干部向我们宣布了建林场的决定。我和我的同学好朋友刘清、陈太蓉、龙三姐高兴得不得了，我们终于可以在一起了。大家欣喜若狂，以为从此后我们也和那些我们前脚下乡，后脚就被召工，进了工厂的人一样，有了自己的单位，有了工作，有工资了。可是这些天真的梦想又一次被现实无情的手撕得粉碎了，第一，我没能和我的好朋友在一起，我们鱼骨寺小组被划到了比盐井沟更远的福宝区的修竹林场，另外的几个同学仍留在榕右，到梯子崖林场；第二，我们到了目的地后才知道这里并不是什么林场，开垦荒山野林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生活之艰苦，劳动强度之大，精神生活之枯燥，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流放”两个字。
与我的朋友分别那天我们在木广场照了象，那张每个人的脸上都写着惜别之情的照片题为“分别留念”。 因为在那里曾有过与好友刘清的无数次相约，无数次依依不舍的告别；因为在那里曾有过赶场天，几个好朋友同学无数次簇拥着，与那些挑着箩筐，背着背篼的农民从场头挤到场尾，又从场尾挤到场头，乐此不疲直到场上的人由熙熙攘攘变成稀稀落落时，我们才各自称了盐巴打了油，依依不舍分手回各自生产队的经历，木广场，这个地处穷乡僻壤的小场，在我即将和它分别时，才显得那么使人依恋。
我们鱼骨寺小组“革命的一家”除曾正文外也在木广场合影留念。 在鱼骨寺将近两年了，我们用嬉笑与幽默，梦想与希望调节着沉闷而凄楚的日子。一旦要离开了却忘不了生产队田里、土里无数见证我们苦与难的脚迹和汗水；忘不了盐井沟的山梁上，我们砍柴时留下的刀痕和排遣困惑与寂寞时相互呼喊的回声；忘不了煮饭时烧了自己从山上砍回的野漆树，引起皮肤过敏，第二天早上起床，脸肿得像水瓢、两眼眯成了一条线，双手十指也在一夜之间变得又粗又胖，痛痒难耐，感染化脓了也不敢让家里知道，天天照镜子，自己心疼自己，幸好没落下个麻脸的庆幸；忘不了鱼骨寺，我们边吃着见不到油星的菜，心里想着大快朵颐，嘴上说着筷子拈“闪闪”的哄笑与酸涩；忘不了寺庙背后那方我们要用水时它是水，要吃酱油时它就是“酱油”的和尚用过的水井；忘不了大碗吞着放了组长家里带来的白糖的南瓜汤，第二天集体拉肚子，抢得最多的曾正文一连拉了几天的故事；忘不了坐在庙前的石坝上拉着二胡、吹着口琴、唱着歌，想念着山那边故乡和亲人的夜晚；忘不了依依不舍送走到鱼骨寺看我的爸爸时，泪眼中老父亲模糊的远去的背影；忘不了不出工时和杨启高一起讨论数学题三年后去考学校的锲而不舍的梦想；更忘不了第一次拿到年终决算的十二元四角钱，一边数一边想着我也可以给妈妈钱了的兴奋……，当然还有老虎、耗子的恐惧。
要离开了不能忘的还有自己尚在温饱线上挣扎却不吝给我们知青关心的农民朋友：高大威猛却心细如发的高队长，为人厚道的队长奶奶，心直口快、泼辣干练的妇女队长，话语不多但很有主见的徐队长和徐会计叔侄，以及我的入团介绍人陈书记……。我在这里长高了个，（公社那位姓何的脸上有麻子的领导说，小王你的头是在我们公社长出来的，你要走得把你的头留下才准走。）练大了力，磨厚了手茧，一旦要离开，心情变得复杂起来，说留念吧，对即将要去的，一无所知的林场却有一种热切的希望；说不留念吧，初尝人生的启蒙在这里，我做不到调头一去风吹发的慷慨和无谓……。
再见了，刘清、陈太蓉、刘三姐，再见了我的朋友，希望命运之神眷顾我们，待到我们再相会时会好的。
再见了，木广场、鱼骨寺，我的生命中至纯、至无辜的岁月永远留给了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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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By：2012/12/3 21:53:00 [只看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