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插队生活片断……中秋节

     黑土地庄稼好，人也累。看了几个故事知道了，哪里的知青比黄土地的知青生活上好多了。累，起码还能见到人民币，而黄土地绝大部分是见不到钱的。

“塔松”版主是陕西或是山西插队的吧！

 

政治队长

        “政治队长”是文革的产物，取“突出政治”之意，实际上就是正队长，是这个生产队的一把手，一切大权都在他一人之手。当时就任的叫邵才，邵才是个地道的老农，下地干活，套马赶车，扶犁扬场，无论干什么都是像模像样。邵队长治队有方，队里一年四季的农活，什么节气干什么活，哪块地种什么庄稼，样样事事安排得井井有条。

       邵才文化不高，识不了几个字，到上级（公社、大队）开会、听文件，不记笔记全凭脑子，能把精神基本掌握。回来传达，虽然是满口的庄稼话，倒也能传达得八九不离十。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政策水平挺高。在对待知青的问题上，既体现了党性原则，又表现出中国农民朴实的真挚感情。

       和平二队有六十几户人家，三百多口人，一百多男女全劳动力。我们十个无亲无故的知青插到队里，在经济上不能说不是一个相当沉重的负担。这十个人要吃，要住，要生活，并且还要生活得比社员的平均水平略高，对本队社员的生活水平肯定会有影响。要处理好这个矛盾，邵才是个关键性人物。

       我们是68年秋初进的村。当时已经开始秋收，北方农村有句俗话说：“三春不如一秋忙”，说的是秋收时节的繁忙和劳累。我们会干什么，不帮倒忙就不错了。我们每天和社员们一起干活，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差得很多，但队里基本上都是给我们记满分——十分。按照当时的工分分配水平，十分工到年底可以分到一元二角左右。说实话，如果不是邵队长关照，实事求是地评，给三、四分就算有面子了。到年终决算，要分红了。按常规，要把口粮款、菜柴款、预支款等款项全部扣除，才是本人一年的实际分配款。照这样一算，许多社员只能分到几十元，十几元，几元钱现金。还有为数不少的人不但分文不得，反而欠着队里一笔钱。怎么给知青分配，全队人包括知青都眼看着邵队长。

       邵队长说：“这些孩子们从北京到咱这地场，不容易，没亲没故的手里没钱怎么过。他们不比咱们土生土长，亲戚朋友多，东抓点儿，西挠点儿，日子就打发了。”他决定，对知青，所有款项都暂时不扣（记在帐上），按所得工分算，全部分现金。这样一来我们十个人（四男六女）就分得现金六百多元。我和妹妹两人分了一百八、九十元。

       想想看这六百多元在这个生产队里是什么份量。全队全年收入仅八万多元，扣除维持再生产的必需费用，参加分配的大约四万元。再扣除上面提到的粮柴菜预支等款项，实际用于分配的现金只有几千元。我们十个学生，仅仅干了一秋，却拿去了全队大约十分之一的现金，如果不是邵队长作主，作梦去吧。离开北京前，听开鲁县知青办的介绍，开鲁县人平均年收入约六十四元，这是个平均数，城镇人口也包括在内。如果只算农村，恐怕只有四五十元甚至更少。

       分钱那天，当我从会计手中接过一百多元钱时，不用说，心情是十分激动的，这毕竟是我人生第一次劳动所得，我的手不由得抖起来。但当我收好钱，抬起头来看到周围社员的眼睛时，感到那些眼睛里有一股火。一股什么火，我也说不清，但绝不是嫉妒的火、贪婪的火、愤怒的火，似乎是一种对幸福富裕生活渴望的火。他们家里有老人、孩子，一家人要穿衣，儿子要娶媳妇，女儿要出嫁，小孩一年也吃不上一粒水果糖、看不上一本小人书。他们一家人辛辛苦苦地干一年，还没有我们几个初出茅庐的学生娃娃拿得多，他们能没有想法吗！但是他们平静地认可了。

       我们的住房也是个大问题。当地住的是干打垒的房子。这种房子的墙壁不用砖，不用石，就用土。土，就地取材，只要花些力气，五间房子的墙就立起来了。屋顶材料用的是高粱杆。成捆的高粱杆密密实实地在屋顶上厚厚地铺一层，上面再抹上一两寸厚的一层泥，就成了防雨保温的屋顶了。要知道，高粱杆不仅是作屋顶的好材料，还是烧火的好柴火。但是铺屋顶用高粱杆极费。给我们造的房子比一般社员的房子要高而且深（指南北方向），邵队长还特别关照，为了保暖，屋顶要加厚。于是高粱杆用得格外地多，全队大约百分之二、三十的高粱杆上了我们的屋顶。由于为我们造房子，当年社员们少分了不少烧柴。

       第二年开春，作为春耕生产准备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刨茬（zhá）子”。所谓“茬子”就是高粱、玉米收割后留在地面下的根连同地面上一二寸残留的茎。茬子在地里经过一冬的日晒风吹，水分几乎全没了。到春耕前用镐头把茬子一个一个地刨出来就叫“刨茬子”。刨出来的茬子去掉土就是十分好用的烧火柴。一般社员经过漫长又寒冷的冬天，烧柴已经所剩无几，都盼着开春后能分到一些茬子。这次邵队长的天平又倾向了我们知青，全队收回的茬子，除了分给几户特困户（军属、五保户）外，全运到了我们的家里。

       我们下乡的第一年（12个月）的口粮仍由国家负担，定量和当地城里人的工人一样——每月四十斤。这个定量对于生活在北京的学生来说是富富有余了，可是我们每天要干重体力活，伙食又几乎没有油水，所以吃得特别多。一年吃下来，还差一个多月粮食就没了。和邵队长一说，邵队长批给我们几百斤玉米。虽说不那么好吃，可是能吃饱。与社员相比好得多了，社员家里断粮，队里只借给每人每天九两，还是原粮，碾成米只剩七、八两了。我们的玉米吃了一半，碰上连下了几天秋雨。我们的房子漏雨，人睡觉的地方都成了问题，只好借宿到社员家。尽顾着搬铺盖运箱子，把玉米给忘了。等到发现时，受潮的玉米粒上已经长出了绿毛。碾成面烙成贴饼子，也是黄绿色的。吃到嘴里，没有了玉米的香甜，反而觉得带点辣味。咽到喉咙口，像是粗砂纸在磨。

       由于邵队长的照顾，使我们到农村的第一年，生活上没有遇到什么大困难。与其他队相比，我们的生活是有保障的，日子好过多了。有一个队，知青们干一天活回到家里，不要说现成的热水热饭，连烧火的柴也没有，只好全体出动到野外拾柴，拾够了柴再点火做饭。有的地方，知青粮食吃亏了，没米下锅，只好到处借粮度日。有的地方，知青男生一天只能挣七、八分工，甚至五、六分（十分满分），女生就更低了。

       邵队长从不在我们面前吹嘘、夸耀自己为我们所作的一切。而我们这些刚出校门的学生娃娃，受当时社会上极左思潮的影响，反倒给邵队长添了不少麻烦。68年秋收，受知青的影响，队里爆发了一场“反包工”事件。关于这件事，请看《一次流产的“造反”》。这以后，邵队长对我们的态度并没有因为我们曾与他为难而有丝毫改变。

      朋友您们10人真是太幸运了！队长如同父母关照着您们真好！

政治队长慈祥邵，

对咱知青可真好，

做好社员思想作，

处处照顾特周到。

 

生产队长

        生产队长王江是队里的第二把手。队里的大事，例如什么时候，那块地种什么庄稼，都是邵队长说了算。但是具体多少人干什么活，具体哪个人干什么活就由王队长安排。

        王队长小时候家里很苦，和我们相处得熟了以后，陆陆续续给我们讲了一些他家过去受的苦。六八年冬，大队还特意安排了几天时间让他忆苦，由知青们整理出来宣传。

        王队长有个堂兄叫王河，家里也像王江家一样穷。有一年冬天，王河到几十里外的一个地方办事，事情办完已经是日落西山。那天天气奇冷，王河衣着单薄，肚里没食，越走越冷，越走越饿，迷迷糊糊昏昏沉沉地没了知觉。不久一位老农赶着一辆小驴车也从这条路上走，忽然看见路边土堆旁蹲着一个人，面前摆着几块土坷砬（土块），两只手伸在土坷砬上，好像在烤火。老农经验丰富，知道此人是冻迷糊了，赶紧上前试探，见人还有救，就把他拉起来，拉着他走，再拉着他跑，最后终于把他从阎王殿门口拉回阳世间。事后人们问起王河当时的感觉，他说：他觉得很冷，非常想烤烤火，就拾了些柴草烤起来……听到这段叙说，我马上联想起丹麦作家安徒生的著名童话《卖火柴的女孩》，多么相似的情节啊！我坚信，王队长讲的绝对是真实的，他为人老实，大字不识，绝对不会知道那个外国人写的故事。过去，我一直以为《卖火柴的女孩》只不过是作家笔下的童话人物，听了王队长的讲述，震动很大，人世间真有这么悲惨的童年。

        王江为人很老实，不怎么会说。大概是从小给地主抗活的缘故，闲不住，他的脾气是，宁愿干活，也不愿一动不动地呆着。给集体干活，一般人的思想是能少干就少干，能歇就歇。所以，每次休息的时间相当长，如果干活的地点离村近些，不少人干脆回家，给自家干些活。可是对于王江，休息反倒成了他最难受的时候。他身子虽坐在地上，两只手却闲不住，不停地拔地上的草，似乎在发泄着什么。

        68年冬，农村掀起“清理阶级队伍”的高潮。不知什么原由，王江的岳母成了清理对象。这位老太太六十多岁了，小脚，是个普普通通的农村妇女，思想不通，就跑到通辽亲戚家打算避避风。谁知这一举动犯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大忌，队里马上派两个人专程到通辽“揪”老太太。大概是要锻炼、考验知青，知青H是其中之一。老太太一回到家，马上开会轮番审问，知青们也参加。我因为会画两笔漫画而在大队里小有名气，就让我到审问现场收集素材。大概是碍于乡里乡亲的面子，审问会比较文明，没人动武，只是让老太太站着。我从正面、侧面，画了几幅写生速写。其实水平很差，只是抓住老太太鹰钩鼻的相貌特征。审了两天，没有审出什么结果，于是组织全队社员开展大批判。让我画了几幅漫画批判老太太。所谓漫画，其实没有任何技法可言，无非是“文革”中流行的那一套，搞点变形，夸张，丑化。漫画张贴出来后，引起了社员们极大的兴趣和一片赞扬声，我也有点儿晕乎乎的，至于王江是什么感觉，我没有考虑，只是发现他总是躲着那些大字报和漫画。过了几天，大概是没闹出什么名堂，并且又有了新的审查批判对象，老太太被撂在一边，渐渐被遗忘，继续过她平民百姓的日子。王江也还是一如既往地带领大家出工干活。

        耪第一遍苞米，主要目的是间苗。这时候的苞米苗，棵与棵之间的距离不到一厘米，有不少干脆就紧紧地挨在一起。要想一锄头下去正好把需要的留下，多余的铲掉，得要点真工夫。干的漂亮的，先认准目标，然后前一下后一下，左一下右一下，再找补一两下，就间完了一棵苗。需要留下的，毫发无损，亭亭玉立，不需要留下的，东倒西歪。如果碰到两棵苗紧紧挨在一起，把锄板子立起来，用锄板尖插到两棵苗之间，再一切一推，两棵苗一留一除，赏罚分明。苗与苗的间距，有比较严的要求，大约一尺二，太多太少都要扣工分。

        我刚学耪地时，老是掌握不好这个尺度。间第一棵苗时，用手比划好尺寸，把多余的苗铲去。第二棵苗就参考第一棵苗，第三棵苗再参考第二棵苗，……理论上讲这种作法没什么问题。实际干起来，就出问题了。我看着几棵长在一起小苗，总是偏向于把较远的苗铲去。这样下来，苗的间距越来越小，用工程技术术语就是“误差累积”。干了一个多小时，王队长不放心我们几个知青，特意回过头来检查我们的质量，一下就把我查出来，并且当场宣布扣我一分工。宣布完，又教我怎么控制苗距：利用手中的锄头作尺度，从锄的最前端往后量一尺二，确定个标志点。锄下一棵苗时，锄头伸出去，当前一棵苗和锄头上的标志对齐时，锄的最前端就是下一棵苗的位置。嘿，这么简单的办法，我怎么就没有想到呢？！我照王队长的办法干，果然有效。以后，干得熟练了，眼睛也有了准头，不再靠锄杆定距离。但这种办法在初学阶段，确实给了我很大帮助。

        一次干活，因为天热，我赤膊上阵。休息时，王江发现了我胸脯上横贯左右二尺多长的刀疤，关切地问我是怎么回事，我就把作过心脏手术的事如实相告。听了我的话，王江当时没说什么，只是低头想了一阵儿。我那时年轻气盛，自我感觉良好，自认为手术后的心脏已经恢复得与常人一样，可以承受与正常人相同的任何繁重体力劳动。我能产生这种感觉，有些根据，下乡前，曾经参加过身体检查，没有哪个医生提出过任何疑问（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次高考体检，这一条反而成了淘汰我的最充分理由），也没有哪一级领导说过半个不字。受党的教育十几年，我对“组织”的决定深信不疑。谁想到王队长会把这事深深地记在心里，在他的能力范围内，尽可能地给我以帮助和照顾。夏天麦收，我才拔了半天麦子，就接到通知，让我夜里护麦。秋后打场，我被安排看守场院。

        队里在县北牧区（俗称“北沼”）有一块草场，每年秋季，都要派人去那里打草，然后把草运回来，作为大牲畜过冬草料。打草就是割草，不过用镰刀特别大，刀柄有一人多长，镰刀头有二尺多长，所以很费体力。北沼的生活条件很差，到处是盐碱地，有时连一口淡水也喝不上。我们一到队，就常听社员说起北沼打草，心里很憧憬，总想着能到那里一试身手。我们几个男生多次向队里领导要求，知青H有了一次体验的机会，我却始终未能如愿。下乡三年，我对北沼的印象还是停留在“口头文学”的水平。

        出民工修水利工程，也是个重体力活。就是把淤积在河道沟渠里的泥沙挖出来。工作报酬是包工制，干得快的人，一天可以挣两三个工甚至更多，早干完早回家，还可以到队里再挣工分，多一个工到年底就是一块多钱。所以社员们只要体力好的，都争着抢着想干这活。我们男知青受工分的诱惑，也一再向队里请战。知青H和W如了愿，可也把人累得够戗。H的两个肩膀被扁担压起了两个大包。W完工后回到家在炕上睡了几天，差点把多挣的那几个工全赔进去。我几次当面找王队长要求，王队长摇摇头：“不行，那活计你干不了！”态度很坚决，没半点商量的余地。七一年，下来一个修路的工程，虽说不是包工制，但活计轻松，工分多少也可以比在队里多些，听说还有营养补助，大家都说是一次难得的美差好机会。没想到，这一次命运之星反倒降到了我的头上。并且一干就是多半年，直到我接到调令回城。

        三十多年后，我们回第二故乡探望。邵队长已经作古。王队长依然健在，八十多了，还是闲不住，我们去他家看望，他去村外放驴去了。没能见到邵队长，只能到他的坟上祭奠。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王江.jpg：

王江（1970年和2002年）

 

离开北京

        67年底和68年五、六月，我们学校有两批同学去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68年六月一批去了内蒙牧区。报纸广播上陆陆续续地刊登播放一些介绍知青在农村“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文章。那时的年轻人对报纸广播非常相信，持续的宣传给我的印象就是只有下乡一条路了。既然是此路一条，晚下不如早下。

        当内蒙牧区的报名时，我去试了一试，没有遂愿。原由虽然没告诉我，但我心里很清楚，牧区靠近中蒙边境，政治上要求可靠，属于基干民兵（有持枪的资格，政审条件很高）的标准。我父亲这时候正关在“牛棚”里受审查批判，我充其量只够普通民兵（只有排队喊口号的份，不能摸枪）的格。当听到内蒙农区报名的消息时，我就去报了名。回到家向妈妈说起，才从妈妈那儿知道，妹妹也报了名。

        没多久，我和妹妹被批准了。在办理户口迁出手续后，发给我们每人十六块钱，和够买一床棉被的棉花票。拿到钱和棉花票，我心头一酸，不知怎么的，有一种被……的感觉。到农村后，又发给我们每人一身深蓝色制服式棉衣和棉裤。听说，因为我们下乡比较早，发的东西还稍稍多些，后来大批知青下乡，东西发的就更少了。

        行前，学校还为我们被批准下乡的同学办了学习班。许多一同下乡的同学，还是在这次学习班上才刚刚认识，虽说都是一个学校的，但平时主要是和本班同学相处，其他班和年级的很少来往，不要说初中的同学，就连高二其他班的几个，我也是脸熟但叫不出名。我们这批人分了三个组，每组十个人左右。学习班上，还请来了开鲁县（直到这个时候，我才知道将要下乡的地方）知青办的两位同志介绍情况。他们（有一位女同志）说了一连串的数据，什么土地面积、人口、工业、农业、牧业等等，我只记得全县人均年收入是六十几元。

        学习班上让大家座谈感想，记得WH即兴做了一首诗，其中有两句：“滚滚西辽河水，巍巍开鲁城……”，一听就知道来自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朗诵词，但那年月盛行抄袭，还没有“著作权”之说，所以谁也没吱声。回到家，我查了查地图，找到了开鲁县和西辽河。直到这时，我才知道自己将要生活的地方在什么位置。

        出发的前一天，我全家到天安门。父亲还关在“牛棚”里，不让出来。在清华教书的叔叔听到消息赶来，因为他有一架照相机，总算在下乡前留下一些照片，但是只有母亲和我们兄妹五人，没有父亲。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六日，这是我一生难忘的日子。

那天一早，我到了学校。我在这所学校呆了七年，就要离开，多少还是有些留恋。我在学校里到处转转。音乐教室里，看到几位所谓的“牛鬼蛇神”老师和校领导在几个学生的监督下，弯腰曲背地向领袖像“请罪”，其中有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的女儿黄小同老师。这就是学校给我留下的最后印象。

        八点钟，我们三四十个人集合，在毛主席像前宣誓后，排队出发步行前往北京站。这段路大约有十公里，我们在校时常参加下乡劳动和集会游行，这点路对我们来说算不了什么。因为我们学校和北京站都在天安门东侧，就没有绕路去天安门告别。一路上，已经确定留校当教师的高三同学X陪着我们。地处朝阳区日坛地区的使馆区是我们的必经之地，就在前几天，前苏联出兵波兰，当我们从波兰大使馆门前经过时，有同学开玩笑说：“波兰已经被人灭了，咱们也进大使馆瞧瞧。”

        火车站打开了东侧的一个铁栅栏门，我们的专列就停在一站台，站台上挤满了送行的人群。几个月前，我曾在这里送走去兵团和牧区的同学，今天我也成了被送的对象。再往后想远一点，今天送人的人，不知哪一天也会被其他人送上远行的列车。

        快开车了，我走进车厢坐到自己的坐位上。紧跟着上来几个女生，她们显得很激动，一上车就急切地占据了靠站台的窗口，探出身子和站台上的人握手告别，四五个人把窗口塞得严严实实。我只好退后一步，从上半个窗口看站台上的情景。

        “哐当”一声，车身动了，就像平地里刮起一股风暴，只听见站台上“哇!……”地响起一片哭声。一个五大三粗的黑不溜秋的壮小伙子（看模样平日里是个打架斗殴，头破血流不眨眼的角色），不知送的是弟弟还是妹妹，咧着大嘴，哭得俩眼通红，鼻涕眼泪流得满脸也顾不得擦，像个三四岁的孩子。有个妇女大概是不忍目睹离别的一幕，捂着脸背转过身子……

        不一会儿，列车开出了车站，H从窗口转过身来，我看见他脸涨得通红，脸上挂着两行泪珠。半个多小时后，同学们的情绪逐渐平稳下来。尽管过去大家都不熟悉甚至陌生，但是共同的道路共同的命运迅速地缩短了感情上的距离，大家不声不响地拿出家里亲人准备的零食水果，不用请，也不用让，大家不约而同地不分你我。吃了东西，大家渐渐熟悉，开始说笑，车厢里气氛逐渐活跃起来。话多了大家发现小LW挺有意思，问她：“你今年几岁了？”“十六。”“虚岁呢？”“十四。”“哈哈……实岁十六，虚岁十四，你怎么算的？”“不是虚岁小两岁吗，十六减二，正好是十四。”回答得很肯定，引来一阵更大的笑声。

        火车上过了一夜，天亮后看看窗外，景色已经和关内大不一样。树少了，连绵不断的庄稼地不见了，地面高低起伏，光秃秃的，虽然有点草，但又稀疏又矮小，沙土的黄色反而成了大地的主调。远处不时地出现小群的牛羊马群，但是距离古诗中描述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意境似乎相去甚远。大家感觉有些失望，大概是为了弥补我们的失望，车窗外土路上出现一位乡村邮递员，他稳稳地骑坐在一头高大骆驼的驼峰间，骆驼慢悠悠地走着。我们见了异常兴奋，纷纷拿出《毛主席语录》向他挥动，他见了也向我们招手，并且驱赶骆驼追赶火车。骆驼奔跑起来和马不一样，昂首阔步一步一步显得从容不迫很是优雅，由于步幅很大，跑的速度并不慢，跟着火车跑了十几分钟竟然没落后多少。

        第二天早上到通辽，马上换汽车。我们这一列车共约一千人，五百多人是朝阳区的，分到开鲁县。另外五百多人是西城区的，分到扎鲁特旗（在通辽西北一两百公里，牧业为主）。车子是解放卡车，谁也没有计较，反倒有些自豪感，解放军不就是经常坐敞篷车吗。

        汽车向西开出通辽不久，要过西辽河，河上有座木桥，此时正在大修，来往车辆都得从河床里走。河床里全是沙子，只有河床中间有一个房子大小的坑里还有一点水。车走到一半陷在松软的沙窝里，大家只好跳下车来推。我不由得想起了WH的诗，难道这就是那“滚滚西辽河水”吗。

生产队长特实在，

关心知青做出来，

赏罚分明身子正，

热爱劳动仍健在。

难忘下乡那一天，

前后经历记心间，

骆驼与火车赛跑，

西辽河里水不全。

 

抽 烟

        俗话说：东北三大怪。这三怪之一就是“大姑娘叼烟袋”。青年妇女尚且如此，抽烟的普及程度可想而知。

        六九年底七〇年初，我作为清队（清理阶级队伍）工作队成员被派驻和平一队。那些日子成天开会，不光白天开，晚上一开就是小半夜，开得人脑袋混混沉沉的。有一天，又是晚上开会。农村冬季每天只吃两顿饭，晚饭后开始开会也就是五、六点钟。这天大约是八、九点的时候，会开了有三、四个小时。会场屋子不大，炕上地下坐满了人，几乎个个抽烟，弄得烟雾弥漫。我本来就有点头疼，被这污浊的空气熏得更疼了。常听老烟鬼们说吸烟的好处，说吸烟可以提神，又说抽了烟才不觉得别人的烟呛。我想不妨试试，于是向临座的老乡要了一支烟。眼看着一支烟抽下去了，几乎没什么作用，就又要了一支烟。第二支才烟抽了一半，就觉得心里恶心，想呕吐又吐不出来，头疼得更利害了，像是套上了孙猴子的紧箍咒。心想大概是空气太差所致，到外面换换气就会好些，于是跑到屋外。这时室外气温零下二十几度，风也不小，我在屋前空地上遛了几圈，大口大口地吸了几口冷气，脑子觉得清醒了一点儿，可是头疼和恶心的感觉却没有减轻多少，实在没辙，只有最后一条路，回去睡觉。也别说，只有这招还灵，第二天醒来，神清气爽，昨晚那些难受的感觉一扫而光。

        后来我对老乡谈起这件事，他们解释说，当时我是抽烟抽醉了。只见过喝酒醉人，还真没听说过抽烟也会醉人。信不信的没什么，接受教训倒是真的，我是再也不信什么吸烟可以提神醒脑之类的怪论了。

        有一次，队里开会，我和迟学良等几个小伙子坐在一起。坐了一会儿，迟学良习惯性地掏出烟荷包来卷烟，还把烟荷包向我递过来，意思是让我也卷一颗烟抽。我抽烟本来是可抽可不抽的，没接烟荷包还摇了摇头。“怎么啦？”迟问。“不抽了。”“为什么？”迟学良进一步追问。这个问题倒不好解释，不如跟他开个玩笑，“我‘改邪归正’，戒烟了！”“改邪归正？！”迟学良是个二十刚出头的回乡知青，肚子里有点文化水，自然懂这个词的含义和矛头所向。“你‘改邪归正’，那我们成什么人了？兄弟们，给我收拾这个‘改邪归正’的家伙！”一声号令，七、八个小伙子围上来，嘻嘻哈哈地把我按在地下狠狠地“收拾”了一顿。

 

        有一年夏天，公社召开知青工作会议，这种会，无非是介绍经验，树立先进典型。我们对这些形式主义的会没什么兴趣，但是开会可以照记工分，还有一顿好饭吃，我们还是如期参加。会上，遇到好久不见的老同学（兼北京同乡），自然话少不了，成了“上面开大会，下面开小会”的局面，会议组织者见多不怪，并不干预。

        不知什么时候，永兴大队的知青YGD坐到了发言席上，这小子一向“左”得出奇，常爱闹点新花样出风头，大家不约而同地支起一只耳朵来（另一只留着开小会）听他说。果不其然，他讲起了吸烟的“危害性”。其实，从健康卫生角度看，吸烟确实有害，可是他却把小小的吸烟问题提到“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纲上线上大批特批，什么“灵魂腐蚀剂”、“糖衣炮弹”，什么“斗私批修”、“防修反修”，骇人听闻的棍子胡抡帽子乱扣。下面的听众听到这里不高兴了，有心大闹一场。公社主管知青的任副书记就坐在台上，这人平时对知青还不错，大家还不想伤他的面子。可是就这么不吭不哈的似乎太便宜了YGD这小子。大家不开小会了，会场静得出奇。不知是谁“嚓”地划着了一根火柴，接着点上一支烟，其他人受到启发，纷纷点起了烟（香烟抽不起，绝大多数是喇叭筒式的自卷烟），就连平素烟瘾不大或是根本没有烟瘾的同学也向带了烟的同学要来烟点上。平日里女同学们是立场坚定的“禁烟派”，见到男生吸烟，不是半真半假地骂上几句就是捂起鼻子躲得远远的，今天她们一声不响，看着吞云吐雾的男生们偷偷地笑，实在呛得受不了就拿块手绢捂上自家的鼻子，但绝不干涉吸烟的男生，有个女生还主动为她的男朋友点烟。一时间，会场里烟雾腾腾，“反修战士”Y某也变得“不识庐山真面目”。

 

        下乡几个月后，我发现当地人对止痛片“情有独钟”，一般的头疼脑热或是哪里不舒服，都爱吃止痛片，就连劳累过度引起的腰酸腿疼也喜欢吃两片止痛片。每当听说公社卫生院进了止痛片，总要想方设法弄一些回来，即使一次吃不了许多，也要尽可能地存一些。有一次我到大队办事，看到某大队会计正坐在火炉旁边似乎在烤火。我也习惯性地凑上去烤火，这才发现，他不是在烤火，而是在吸烟。不过他的吸法有点特别，我从没见过：他把一种小白药片碾成粉末，把这粉末放在一把火铲上，再用张纸卷成个喇叭筒叼在嘴上。一切准备就序，就用一根烧红的铁通条去烫那些药粉，药粉冒出一缕蓝烟，他立即通过喇叭筒把烟一丝不漏地吸进肚子里。出于对他的身份的尊重，我没好意思问。他大概是看出了我满脸的问号，主动给我解释，药是止痛片，主要成分是麻黄素，用这种办法吸食比普通的口服“有劲”。

        原来，他们那么偏爱止痛片，是冲着里面的麻黄素去的。